当代政治哲学范例

一、作为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三民主义

皮尔士认为，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它在人生行为上所产生的效果，这就是有名的皮尔士原理，也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原理。信念无所谓真假，只存在有用无用，观念的意义在于使人的行为更好地适应环境，以达到人生的目的。真理与谬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将人带到目的地。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并对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作了如下概括：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的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此后，孙中山依据革命的实际需要，不断完善发展三民主义，在当时成为一个中华民族共同认同的实用政治纲领。

就民族主义而言，早期民族主义的核心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随着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认识到，民族主义不仅在于“驱除鞑虏”，更长远的意义是追求民族独立，并首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革命的目的不是排满，“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于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从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与其理论内核可以看到，三民主义的提出绝非来自于抽象的人类终极理想，而处处体现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

例如，孙中山在阐释民权思想时指出：“从前人类的智识未开，赖有圣君贤相去引导，君权是很有用的。君权没有发生以前，圣人以神道设教，去维持社会，在那个时候，神权也是很有用的。现在神权君权都是过去的陈迹，到了民权时代，这是因为近来文明进步，人类的智识发达，必要自己去自由独立。”孙中山说，“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生出了大风潮，才得到自由，才发生民权。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以上这段话指出了三民主义不同于先验政治哲学的核心，即不以先验的自由平等博爱为其理论基础，而是以“民族独立、人民富足、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实用主义目的为其理论出发点。

二、三民主义的诠释史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诠释，体现了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史称新三民主义。什么是新三民主义？指出“：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使中国大多数劳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后，仍然指出，“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

在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改革开放之后，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诠释了从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四、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实用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三民主义确立的“民族、民权、民生”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实用主义价值。以民生问题而言，十八大报告就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而孙中山先生对民生问题的解释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这一解释是适用于当代中国的。孙中山特别提出了民权与民主的关系，民权是一种实用主义政治哲学，而民主与自由是一种先验政治哲学。

一、国家合法性的否定

一般而言,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主张是个人自由的至上性和国家权威的不合法性.在它们看来,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强制始终是一种罪恶”,国家作为具有强制力量的权威,并不是如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所理解的那样是自由的保障,而是侵犯和损害自由的罪魁祸首.故此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一致认为:所有现存的国家都具有不合法性,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对于国家的不合法性,近代以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论证,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霍顿则根据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理解,把这些论证区分为了“积极的”论证和“消极的”论证,也即他所说的“积极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与“消极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区分:前者“对于为什么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义务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积极论证”;后者“仅仅从所有证成政治义务的积极尝试都失败了,就得出结论说根本没有这种义务”,进而论证了无政府主义的这一思想主张.从“积极的”论证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合法性的论证,或者说,对国家不合法性的论证大致有四种方式:第一,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观点的承认通常由对自愿主义的预先承认(即承认自律、自由选择或自决等具有决定性的道德意义)所激发起来,从而认为现存国家从根本上讲是非自愿的或强制性的;第二,由对平等主义的预先承认(即承认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或获得基本好处的权利平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所激发起来,从而认为现存国家从根本上讲是等级制的、男权至上的、阶级专政的或不平等的;第三,是由对共同体价值的预先承认(即承认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的感情或同情心等具有重大道德意义)所激发起来,从而认为现存国家使人彼此疏远、彼此分裂;第四,是由对这些立场的某种结合的预先承认所激发起来.总的来说,否定国家合法性的“积极”论证主要是从个人的自然权利以及政治理想的达成与否的角度展开的论证.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家都优先主张个人具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正如法国人权宣言中所立之自由、平等等权利,正是因为国家作为一种享有强力的组织对自由和平等可能或事实上的侵犯和损害使得国家在合法性上不能得到根本的证明.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葛德文在其著作政治正义论中强调自由或自治的重要性,认为个人自由权利和国家权威之间存在永恒的冲突,而且此种冲突无法调和,从而否认了权威对维护和保护公民自由的积极作用.巴枯宁则认为,个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普遍的,“一切权威都是虚伪的、专横的、独断的、致人死命的”.在巴枯宁看来,自由是最为重要的,国家权威与自由则完全冲突,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相互排斥,“国家,任何一种国家,哪怕用最自由最民主的形式装饰起来,都必然是建立在控制、统治、暴力即专制的基础上的”.巴枯宁认为,国家在根本上不合法,要想实现个人的绝对自由,就必须废除国家的政治权力.从“消极的”论证角度来看,国家不合法性的论证并不在于某种先验或经验性依据,而是在于国家合法性论证的失败,从否证的意义上证明了国家的不合法性.即为了论证国家的合法性,政治哲学家们提出的主要论证理论有同意理论(Consent)、自愿理论(Voluntarism)、自然责任理论(NatuGralduty)、公平游戏理论(FairPlay)等,但这些理论没有一个被认为是完美的论证理论,这些理论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比如,自霍布斯和洛克以来最为重要的同意理论,一直以来遭受批评.德沃金曾总结性地分析指出,不管是默然地同意还是确然地同意,均存在着两个需要考虑的环节:一个是同意是否是自由的表示?另一个是这种自由的表示是否同时伴随有可供选择的其他可能性?也就是说,公民对国家权威的同意服从不能是在国家权威的威逼或者引诱之下所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此外,即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说明公民是自由选择此一国家的统治及其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德沃金认为同意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疑问,“因为一个人离开一个统治者却只能加入另一个统治者所统治的国度,他根本无法幸免于不被统治”.在德沃金看来,不是“自由的”同意当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同意,据此同意理论显然失之牵强.

此外,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公平游戏理论,也被指责其本身“并不公平”,认为该理论自身存在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公平游戏理论认为人们仅仅是因为得到了他们并没有要求的利益而获得了义务,这并不合理;二是公平游戏理论在关键环节上含糊不清,很难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人们从政治组织中获无政府主义徒有虚名,其思想本身存在内在缺陷.根据前面对哲学无政府主义政治主张的阐述,我们比较容易地发现此一批判并没有完全理解哲学无政府主义,所谓的“矛盾”在哲学无政府主义看来并不存在.因为对国家不合法性的论证和采取何种方式予以对待是不同的问题,即便国家存在不合法性,但通过综合的反思和平衡,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不服从或否定国家的存在本身.第二种批评意见则与第一种基本相反,它认为哲学无政府主义过于激进.此一批评认为,接受哲学无政府主义将会“怂恿对重要法律的普遍性不服从”,并且将被证明是“自由主义政体的一场悲剧”;它将具有“极端”且“令人震惊的”后果.这种批评显然过于强烈,而且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国家和法律的不服从并不仅仅是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自由主义本身也有观点认为可以不服从不合法的法律,这一点可以在洛克及其后继者的著述里获得明确的支持;二是哲学无政府主义并没有“怂恿对重要法律的普遍性不服从”,相反它主张应该理性分析并谨慎对待,有些时候通过全面、综合的分析,甚至可以容忍不合法国家和法律的存在和实施.哲学无政府主义与政治义务的自由主义捍卫者在实际的建议上有时候是一致的,二者存在分歧的主要情形有三种———当法律禁止无害的行为时;当法律特别地强加政治责任时;当不服从对个人或对个人所合理依赖的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没有严重的负面后果时.而在更多的时候,哲学无政府主义根据独立的道德理由去决定如何选择最好的行为与政治义务的自由主义捍卫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约翰西蒙斯分析说,如果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的建议得到了普遍采纳,国民将认为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全凭个人的喜好或兴趣自由地服从或不服从.即使人们全都一致地选择不服从,这些行为也完全可能使得国家更为开放、更富合作精神、更具自愿色彩,而更少地以有争议的道德与宗教学说为名实施强制,且不再对金钱与国民的生活那么恣意妄为.所以,哲学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悲剧”,也不完全就是极端的否定和破坏,它也有其正面的、建构性的意义.第三种批评来自对哲学无政府主义起始问题的质疑.一般来说,政治哲学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一是“要不要国家”,二是“要什么样的国家”.

近代以降的政治哲学大多肯定地默认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而直接思考或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西蒙斯曾批评罗尔斯说:“罗尔斯派的证成主要是对强制的一种证成,针对那些已经接受了生活于国家之必要性的人们.”显然,罗尔斯已经肯定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预设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而尝试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但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西蒙斯则认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为什么需要国家”,因为这个问题才是整个政治哲学追问的前提.当然,无政府主义的回答显然是基于国家不合法性的分析而会否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者却认为,之所以“要不要国家”的问题是第一位且需要优先回答的问题,主要是基于近代以来“自然状态”的假设.因为任何建立国家的主张,由于试图改变“既存的自然状态”就担负起了“举证责任”,即需要证明为什么离开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是可欲的或正当的.正是因为如此,政治义务和国家权威的支持者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攻击,并使得无政府主义获得了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自然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状态,人本身就是政治的动物并试图达成社会共同体或形成国家,那么,“为什么要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一种非自然状态”这一问题就成为无政府主义需要举证的问题.该观点的持有者显然认为无政府主义对此一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我们也比较容易地发现,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此种批评者所犯的错误:一是对“自然状态”做非政治性的理解是现代政治哲学共同的基本前提,否定了“自然状态”的非政治性不仅意味着否定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前提,也同样否定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理论前提,而且对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之否定不可能通过古典的理解而否定①;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精神并不是一种建构性的精神,而是一种政治①古典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般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所以政治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之一.参见:Plato,TheReGpublic,EditedandtransbyFerrari,G．andGriffith,T．(2000),CambridgeUniversityPress;以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致可认为巴枯宁所主张的应该是一种强无政府主义,相对而言葛德文所主张的是一种弱无政府主义.约翰西蒙斯明确指出,哲学无政府主义应该作为一种弱无政府主义而存在,个人应该把反抗国家作为较弱意义上的政治义务,而不应该始终把反抗国家作为自己的政治义务予以确定.除非一个国家中的不合法性被看做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否则它就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一种反抗这个国家的义务,因为一个国家可以很明显地缺乏制定约束性法律与政策的普遍性权利,却并不是如此之邪恶以至于必须去反抗并取缔它.第三,国家的不合法性和反抗国家的权利并不直接相关.无政府主义一般认为,国家的不合法性直接为人们反抗国家提供了根据.但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则认为,此种根据不仅不充分,而且并不直接甚至不相干.西蒙斯曾把国家不合法性和反抗国家的权利比作“商家卖东西并向我收钱的权利和他的仁慈”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即商家的仁慈并不能理解为没有“向我收钱”的权利,也不能因为他不向其他人收钱而独独“向我收钱”就认为商家的行为不合法,从而以为“我”有了买东西但不付钱的权利.这个比喻可以理解为,个人基于国家的不合法对待而得出了国家不合法性的结论往往具有个别的特性,而并不具有普遍的特性.国家的合法性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不能因为个人的具体个别行为而遭到简单的否定.事实上,即使“我”有非常普遍的责任去支持体现了适当美德的国家,这些责任也是对所有这种值得效仿的对象都同等负有的责任,而不是专门对任何特殊对象所负有的责任.我们不能认为,所有不合法的国家仅仅因为它们都是不合法的就应该受到其国民或其他人同样的对待(比如单纯地反抗或取缔).有些不合法的国家也许已经邪恶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有的国家还算过得去,而且也还算仁慈.所以,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注意到国家不合法性和反抗国家不同层面上的理论区分,特别是作为个体或部分的不合法和作为整体或全部道德判断的不合法性应该作出区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实践中的表现也完全不一样.

总体而言,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并不主张盲目地反抗和取缔国家,而是认为应该对国家的不合法性作出具体分析来选择适度的对待方式,尤其是不能用个体行为替代全部共同体的行为,也不能基于国家部分的不合法性就否定国家整体和国家本身.因此,哲学无政府主义事实上主张一种弱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认为大多数时候并不是要反抗或取缔国家,而是要针对个别的不合法性国家行为进行“矫正式”的反抗,这种反抗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国家局部不合法性的修正.此一观点显然和公民不服从理论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二、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

当代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对于某些不合法的国家,我们可能有充分的道德理由不去反抗或破坏它们,这些理由压倒了一切反抗的权利.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不合法的国家,即缺乏道德上证成理由的国家并不等于需要完全将其毁灭的国家.对这些国家应该采取一种“实际态度”并仔细考虑是否应该反对或在何种程度上反对,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此种国家是否具有一些不被反对或者免于反对的其他理由.人们在不合法的国家中应该(或可以)如何行动?在回答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众多道德考量因素中,国家的不合法性(以及这种不合法所蕴涵的约束性政治义务之不存在)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显然,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不同,哲学无政府主义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并不那么激进或者极端,而是对国家的不合法性以及如何对待国家的不合法性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对此给出了有力的分析.其分析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国家不合法性的程度有区分.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即使不合法的国家也可能有一些优点,这些优点并不受那些使得国家丧失合法性的缺陷所影响;而且在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国家时,这些优点也是相关的考虑因素;至少在大多数(即使是不合法的)国家中,根据某些独立的道德理由,拒绝做法律所要求的事通常也是不对的.比如专制通常是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恶”的集中表现,但古典政治哲学的观点认为,专制与否并不是区分国家邪恶与否的标准,如果一个专制国家由一个道德高尚、充满智慧的“哲人王”统治,并为国家中的所有人实现他们的幸福提供了有力的正面支持,那么这样的国家是否也应该不加区分地被否定或破坏?传统无政府主义显然会认为这样的国家因为具有“根本恶”的特性应该被否定,但当代无政府主义则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应该综合考察此类国家的优点和弊端,从而给出明智的对待方式.第二,根据国家不合法性的程度不同,反抗国家不合法性的方式也应该有所区别.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对待不合法国家的方式大致可区分为两种方式,即强的方式和弱的方式,也可以据此把二者称为“强无政府主义”和“弱无政府主义”.约翰西蒙斯说:“弱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认为没有普遍的政治义务,所有国家中的所有(或者说,至少几乎所有)国民都有道德自由———就是说,拥有一种特权或许可权(permissionright)———把法律看做是没有约束力的,把政府看做是没有权威的.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也接受国家不合法这一判断的最低限度道德内容,但是除此以外它还主张,国家的不合法性进一步蕴涵了一种道德义务或责任去反抗国家,并且只要不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就要取缔国家.”应该说,所谓弱无政府主义,其对待不合法国家的态度是采取不合作的主体行为而并不主张激进的反抗.而强无政府主义则不同,它主张以直接的反抗来消除国家的不合法甚至毁灭不合法的国家本身.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来看,大怀疑主义和政治批判主义的精神,它的特质是解构,不能单纯地用建构主义的精神评价和要求哲学无政府主义.

摘要:我国在进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学取得了很明显的进步和成就，但是也有一些不足。那么如何才能促进我国政治学的发展和繁荣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到当代政治学的基础中。在我国政治学的基础和发展中，必须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做指导者，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当代政治学的发展和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研究；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在我国建国之初，根本不存在政治学这一门独立的学科。当时我国的政治模式是根据苏联的政治模式设置的，没有结合我国的国情，只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了政治学，反而觉得政治学是资本主义的科学，不能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设置。而我国真正出现政治学，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学起步比较晚，在设立之初就存在两大任务：第一个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第二个是在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政治的基础上，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在开始研究我国政治学的时候，有很多西方政治学的经验和文献可以借鉴，这些作品为我国的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有关的战略，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但是无论在任何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我国政治学的根本。要想促进政治学的发展和繁荣，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贯彻到我国政治学的基础理论中。本文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国当代政治学发展的影响。

1本体论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

本体论要探究的内容是世界的本原，也可以说是探索世界是由哪些本质不同的实体构成。在本体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以人为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可以看出，人的主体地位的确定对于政治学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学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时候，就把特定领域内的人性作为研究的前提，在对人类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时，才构成了政治学的基础。而只有确立了政治学基础，才能把人的行为活动和社会运行活动联系起来，然后建设和社会现实相符合的政治学。其实从西方许多国家的政治学中也可以看出来，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有一致性。对于政治学研究有重要意义的是思想之一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论。我国在过去处理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时，由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很好地和政治学所融合，再加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和国家过于强调权利的强制性，导致我国人民长时间认为“人民自治”比“法律规定”要有效。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已经逐步完善法治社会的建设，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以说，我国政治学者在研究当代政治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2认识论对当代政治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来主张实践是认知的基础，认为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实自己的想法和客观事实是否一致，同时不断改进。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都是经过反复实践被证实了的事实，所以说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真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也要不断更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得到发展和完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都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而这一个认识论思想对我国当代政治学的启示在于不能坚持一成不变的思维，相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当代政治学。虽然说政治学在分析、研究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等方面有非常准确的预测成果，但是在分析和研究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时候都要思考它们发生的背景和条件，离开了这些条件，那么预测的准确程度将会大幅度下降。在研究当代政治学的时候，要坚持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的认识论。

本文作者：杨永庚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思政部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活动的特点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向人们灌输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只能依靠教育主体的物质承担者即宣传员及其代言人才能实现，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必然以发动者、组织者和承担者的身份去主导、支配与控制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过程、内容和取向。尽管受教育者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具有主动性特质的“客体性主体”，也不可能与教育主体一起构成“主体—主体”关系而共同面对作为客体的“教育资料”[2]18。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角色的既定性，意味着它绝不能发生变更，主体角色的位移就会使受教育者成为主体并支配和控制整个教育过程。第二，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内容来看，它是整个国家的“总理论”和“总根据”的教育。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不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传授过程，而是按照教育者的意志对被教育者进行思想塑造的一种活动；它虽然也传授知识，但这种传授不是为了说明知识本身的价值与科学性，而是要使受教育者认可教育者本身及其所主张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正当性；它也不是要使受教育者尊重和服从知识及其所揭示的法则，而是要使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表示服从与忠诚。正因如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始终都是一个单向的、一维的“灌输”活动，追求的是受教育者对教育主体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的合法性及其社会发展观表示认同。第三，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特性来看，它是通过灌输活动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人们不能自发地产生当代中国国家哲学，这就需要灌输等手段进行规劝，还有反复不断的政治广告宣传、楷模形象引导、政治仪式熏陶和社会政治舆论制造等说服式意识操纵。其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都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使人们实现从“现有”向应有的转变，特别是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迅速增长，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为此，要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在多元中求主导，在多样中成主体，在多选择中争主流。第四，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大众化来看，普通民众是社会大众的主体。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但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要由此切入，深入浅出地进行讲解，使他们通过亲身感受理解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集中反映思想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浅显语言阐述深奥道理，用生动事例解释抽象理论，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人。它来源于实践、扎根于人民，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又对人民群众的实践起着根本指导作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

思想教育学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我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工作及其基本规律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体系。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们就毫无疑问地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定位于中国共产党，这种教育主体的定位是基于我国的经验事实而不是逻辑推理。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既是党的理念，也为人民群众所认可，更是多少年来中国社会的实践。首先，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必须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会自觉地追随先锋队而必然地对共产党的领导表示服从。在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中心是革命和政治斗争，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此为中心，思想教育是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的思想道德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思想教育要着力培养民众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要做到这一点，党必须在实践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同时，还必须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不断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使群众认同党的立场、主张和目标，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其次，党的奋斗目标决定了党必须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

目标是关于未来的规定和体现人们价值追求的理想图景，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具有引领社会发展的基本功能。我国虽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过长期努力发展，在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主导目标主要体现在政治方向上，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向，具有统一性和长远性、阶段性和目标性的特点，并依据实际将其分解和具体化为相应的阶段性目标并付诸实施，以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领导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最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党的角色定位要求党必须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的主体。列宁在批判俄国经济派崇尚社会主义自发论时指出：“个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3]317为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使他们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战略和策略，必须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而只有党才能承担起这一灌输的任务。事实表明，正是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当然，共产党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并不意味着她是教育唯一的物质承担者。不但共产党组织，“共青团、工会、妇联等正式群体”和“基层党校、农民夜校、市民学校等非正式群体”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教育主体，而且，“父母、长辈、教师、教育工作者、统治阶级、宣传家、作家、杂志编辑等都是教育者”，更是教育的“准主体”[2]19。

一、有利于更完整准确地阐释马克思政治哲

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与精神实质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不同于以往及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们，他们在以静观的方式探讨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本体论、认识论等问题，试图建构宏大的解释体系。而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力图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相结合改变世界；其全部社会政治哲学的终极旨归，是为人类解放谋划现实的解决方案，而且要付诸于行动。1844年之后，马克思哲学的每一次进展都是以论证共产主义这一社会政治理想为中心的，其精神实质是实现人类解放。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历史发展的经验事实即历史科学的基础上的，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社会发展理想，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学说。

在此意义上，我们同意施特劳斯把马克思看作专门为某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主张服务的政治理论家，但非他所说，马克思之于共产主义就像柏拉图之于理想国式的乌托邦。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作为社会政治哲学大师，他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奴役关系的意义上，理解一部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发展历史的。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既不是近代西方启蒙理论家们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自由理想国这个所谓千年王国，也不是现当代西方学者如福山等所宣扬的历史发展到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人类历史就终结了。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人类历史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人类的史前史，即不是真正的人的历史；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的人的历史才开始，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终点。

二、有利于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

研究马克思早期社会政治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当今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至于如何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要全面完整地梳理研究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轨迹，而不是割裂其思想发展的联系，更不能制造人为对立。为此，研究、创新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要遵循的三个重要方法论原则。

其一，要把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整体，看清楚其思想的发展轨迹与阶段。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他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837年至1843年2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前，马克思是个理性的自由主义者；1843年3月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之后至1843年底，马克思成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1844年1月后，马克思转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早期的很多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蕴含了后来马克思整个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萌芽与雏形，是理解马克思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的发源地与秘密所在。马克思在后来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一直在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着自己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

还需注意，不要把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未成熟、不太科学的思想当作成熟的、科学的思想来加以阐述和运用；也不要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贬低马克思1845年以后文本中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认为那是马克思思想力衰退的表现，而把马克思早期文本看成是其思想力深刻的标志，进而误读或否定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整个科学理论。西方乃至中国有一些学者抓住马克思早期作品中谈论人权、民主问题的个别词句不放，抓住《手稿》中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论述的个别词句不放，提出全部马克思思想就是在宣扬人道主义，说马克思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一、进一步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感使命感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理论创造、学术繁荣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历史使命与当代价值，科学揭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未来走向与创新路径，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进一步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著书立说、建言献策，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努力做到不负历史担当、不负时代使命、不负人民重托。

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各方面和全过程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个根本问题上坚定不移。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凝结时代精华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学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学深学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切实贯穿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学术评价等各环节，把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真正融入哲学社会科学中去，努力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研究者、传播者和践行者,书写研究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经典，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新贡献。

三、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回应时代问题，服务国家发展，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哲学社会科学要始终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紧贴党和国家决策需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落实到研究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努力推出更多对政策制定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事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优秀成果。要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力、实践说服力，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用中国自己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阐释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以及背后的制度安排，坚决防止以“学术自由”“价值中立”为名，兜售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主张，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标签化、污名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聚焦高质量高速度发展要求，以服务于大众、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为目标，努力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加强智库建设，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综合性重大问题的研究，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发展，把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紧密结合，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于山西转型发展的伟大实践。

作者:王联辉 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省行政学院）

本文作者：卢俊松 单位：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十年经济建设时期是指1956年至1966年期间，这个时期的哲学出现了涉及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内外因、两点论等方面的争论，主要特点是普及与批判。譬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平凡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向大众普及了当代哲学思想观点，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当代哲学的发展。就批判而言，主要是对形而上学以及唯心主义的大批判，但这种一概否认的批判使得当代哲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譬如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西方哲学等不加分析进行否定和批判，逐渐造就了左倾思想的膨胀，后引发了。时期的哲学这个阶段的当代哲学主要是指1966年-1976期间的哲学发展，这个阶段的哲学是历史上惨不忍睹的哲学史，给哲学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与心理阴影，严重的阻碍了当代哲学前进的步伐。特别是中对哲学刊物、哲学学术活动等的禁止，对形而上学观点、唯心主义的推崇，造就了当时存在的精神万能、造神运动等观点的猖狂，使得当代哲学出现了倒退的情形。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改革开放观念的提出与发展促进了当代哲学的迅速发展，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是空前的，是哲学发展时期最鼎盛的时刻。在内容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方位发展；在形式上实现了当代哲学的个性化与多样化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体制；在本质上实现了质的突破，真正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回顾当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当代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必须总结并吸取其中的教训，以使当代哲学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以下理论的发展关系到当代哲学的生命、关系到当代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1978年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理论上的交锋。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形成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文论哲学的总结，而不是以一种本文论代替另一种本位论，是属于无本体论。从这三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可以看出哲学是出于不断发展中的，因而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变化的，并逐渐向实践过渡，实践唯物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最好体现。思想哲学理论当代哲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思想哲学的作用。在建国初期，通过大会讲话、文章等提出了许多见解、观点、概念，在哲学领域凸显其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哲学界的关注和探讨，逐步的确立了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譬如两个对子问题就是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初步见解，揭示了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概括了整个哲学的认识论，成为了当代哲学中的精髓。

构建面向世界的哲学理论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球化的趋势也不断的加快。在这种趋势下，当代哲学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就必须充分的关注全球化问题。特别是在世界关注非常密切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民主政治问题、精神文化建设、循环经济、知识经济等领域得以突破与发展，以谋求全世界文化的共同进步与繁荣，构建面向世界的当代哲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坚持，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实现哲学研究模式的转变，以开放性的状态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对此，当代哲学应该在坚持开放性状态的前提下，立足本国国情的实际，不断的学习和吸收西方进步的哲学思想，以将当代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发展相接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全球化”。坚持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当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各种矛盾凸显，对当代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对此当代哲学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形势、新挑战的需求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发展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因而坚持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实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摒弃那些与时展相悖的思想观点，摆脱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念的束缚，避免出现历史“”这样的历史悲剧，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和谐统一发展，在实践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个性化发展是当今时展步伐加快的重要因素，是事物发展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基础，当代哲学的发展也需要实现个性化。对此，什么才是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就字面理解而言是指哲学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化，其实不然，这种个性化还体现在哲学思想以其个性化的方式给出自身生活问题的一种思想见解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而言，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就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价值理念和思想出路。

对此实现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就是要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当代哲学，就必须突破传统哲学的研究模式和体制，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化与马克思主要哲学的中国化联系起来，并借鉴西方的哲学模式，展开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深度研究，展开三种理论资源的深度对话，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三大资源对话中的引导作用，将中国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建立在这样一个深度对话的机制中，摆脱西方模式对中国当代哲学的束缚，在发展中力图保持中国哲学中原有的思想和精神主旨创造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哲学，并实现三种哲学思想的和谐发展。

【摘要】在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大学生哲学素质的重视力度确实不够，哲学素质是人素质培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有紧密联系的。将哲学素质培养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主要突破点，将会极大程度的改变思想政治课程时效性不足等问题，并在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为大学生灌输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发展培养了创新型人才，有效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化功能。此次针对哲学素质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分析。希望能够提升人们对哲学素质的关注程度。

【关键词】哲学素质；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思维；哲学思维；重要性；分析

前言

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哲学素质的培养对提高大学生素质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大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哲学素质的支撑，但从目前来看，高校思政教育中哲学素质的培养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为了促使大学生能够更好的发展，应当对哲学素质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重要性进行详细的研究。通过概述哲学素质的内涵，分析哲学与功利，并具体阐述哲学素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以供人们参考。

1.哲学素质的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历史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到现代社会的先进国家，所有民族都具备较高的哲学素养，这也是国家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而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这与中国古代社会丰富的哲学思想是有直接关系的。现如今，我国国内转型速度加快，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科技的更新和发展也使人类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综合素质人才。当今社会是以知识、科技为主导的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复杂的文化冲突，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必须根据发展大趋势来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个人一定要具备较高的哲学素质，可以说，民族如果没有较高的哲学素质的话，那么想要得到发展，其难度是非常大的。从目前来看，哲学素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形成正确三观。大学生在学习阶段是形成三观的重要时期。只有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才能够促使他们更好的成长。而哲学素质教育，有利于使大学生形成正确三观，所以，哲学素质教育被众多教育工作者广泛的引入到高校思政教育中去，与传统的灌输式思政教育模式相比较而言，这种模式下的教学更有实际意义；第二，完善个人素质。在传统的个人素质教育中，仅依靠思政理论课程来教授学生是非善恶，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若教师依然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即一味的给大学生传授各种思政知识，而大学生也只能被动的接受学习，那么是很难让大学生充分掌握哲学思想的价值观念的。只有不断提升哲学素质教育在高校思政教育课堂中的地位，才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的个人素质；第三，培养创新型人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大学生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对大学生而言，即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大学生不断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才能更好的满足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而通过开展哲学素质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大学生可以根据正确的三观选择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有利于为社会提供更多具有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进一步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多元化发展。

2.哲学素质的内涵及功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