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论文范例

1导言

学术史研究是对特定学术成果的历时性演进过程予以关照，并对其学术传统、现实状况及发展前景予以审视的动态过程。而学术成果除依附于学术著作之外，还表现为同人期刊、研究机构、学派与师承等活动的记录。这其中，作为“指示器”与“风向标”的期刊是引领学术演进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在学术史研究中，对同人期刊的状况予以爬梳，既是学术史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彰显出某一时代的学术主潮。这是因为，期刊往往是新材料与新思想的汇萃之地，很多尚未系统辑成专书的知识通常会先发表于期刊上，尤其是在学术思想的传播方面，它比图书更及时、比报纸更深入记载，在传播速度与信息深度方面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期刊在倡导一时之学术风气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着学者们的工作成绩与学术声望。中国档案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经过几代档案学人对其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我国现代档案学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较之前已取得长足进步，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门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要追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与发展历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对是不可绕过的一段重要时期。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爆发之前，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档案学发展水平，鲜少有公开出版的档案学术专著，仅有的系统性论述也多是为构建档案学科体系而编写的“教科书”，这类著作与那些“成一家之言”的“专家书”相比较而言，仍算不上理想的学问境界；但这一时期中国档案界创办了专门以“档案”命名的期刊，这些期刊在传播现代档案思想、发展现代档案学术、创建现代档案高等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新思想、新学术、新教育模式之创立，一般多先以期刊为发表阵地，而逐渐传播开来。藉由这些期刊，中国档案界开始有了学术研究的专业性空间，在这一专业空间内，新型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逐渐形成，他们在对以苏联为主的西方档案学关注的同时，开始了档案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由此可见，档案类期刊［1］在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与发展之初贡献甚重。

2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出现

如果追溯至民国时期，近代档案学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除了学界熟知的“十三本旧著”之外，一些专门讨论档案学问题的专篇论文亦纷纷涌现。这些论文在近代许多期刊上都有所刊载，例如当时编辑出版的《行政效率》（后改为《行政研究》）、《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中法大学月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故宫博物院年刊》、《辅仁学志》、《岭南学报》，以及《文献特刊》、《文献论丛》和《文献专刊》等。［2］但从名称上来看，这些均不是专业档案类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也并非以“档案”为主。尽管北平研究院社会调查所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5月第二卷第二期专门开办了“明清档案专号”、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编辑的机关刊《行政效率》1935年5月第一卷九、十期合刊开办了“档案专号”，收录了关于明清档案整理与研究及机关档案工作研究的诸多文章，但民国时期尚无专门以“档案”命名的期刊乃是无争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力量推动档案事业快速发展，并促使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档案管理机构纷纷建立，出于交流工作经验和开展学术研究的需要，专业档案类期刊相继创刊，档案学论文不再依附于行政学、图书馆学、历史学、文献学或其他综合性期刊而刊载，档案类期刊真正以独立的姿态展现于世（表1）。但此时档案学作为新创建的一门新兴独立学科，期刊数量相对较少，且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政治运动的纷扰，很多期刊初创不久即被迫停刊，发行连续性较差。这些专业档案类期刊，可根据其出版发行目的分为三种类型：档案业务类期刊、档案学术类期刊、史学类期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类期刊主要以档案业务类为主，其刊登的很多文章还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论文，大部分仍为档案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对档案事业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还比较少。这也显示出当时档案学研究重点在于对档案实践的研究，究其原因，一则档案学理论发展尚未成熟，正处于档案实践总结、档案理论升华的阶段；二则档案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档案工作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也符合学科的发展规律；三则档案学研究主体除了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的专职档案研究人员，还有来自实际部门的档案干部，他们经过职业教育具备了良好的档案素养，因此在工作中也善于将档案实践开展情况总结为文本，加之高校的档案学教育者和研究者也具备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能够很好地将档案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由表1可知，20世纪50年代初以《材料工作通讯》等为代表的档案类期刊的出现，表明档案学研究已经逐渐从图书馆学、行政学、文献学等类概念中离析出来。虽然《材料工作通讯》创刊时以“材料”命名，该词的使用容易引起歧义和理解上的困难，但其创刊初衷却是为了全面指导档案实际工作，对档案工作开展情况及档案学初步的理论问题予以总结、交流。出版10期之后，“为了名实相符，刊物换上了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名称———《档案工作》”［3］，于是《材料工作通讯》在1953年起正式改名为《档案工作》。更名后的《档案工作》，其“档案”色彩较前身《材料工作通讯》有所加强，并伴随着我国档案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整体发展历程，档案学类论文得以大量刊载，对档案工作经验的传播、档案理论知识的交流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1959年，《档案学研究》作为档案高等院校主办学术期刊的发端，对档案学研究关注的方面出现了很大不同。该刊的定位不似《材料工作通讯》般为“档案和资料工作者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建立起一个联系的中心，得出一些比较完善的经验，来指导和提高工作”［4］，也不似《档案工作》般刊文囊括了苏联档案理论译介及感想类、档案实践经验总结类、档案规章制度与大政方针解读类以及档案教育研究类、档案史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类的综合性办刊定位，而是秉承“发展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观点，互相学习讨论，锻炼写作，积累材料，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之宗旨，意在办成一个“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园地，开展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场所”［5］。此种对“学理”的重视无不彰显出档案学研究的学术性转化。此外，诸如《技术资料工作通讯》《技术档案资料研究》《外国档案工作简讯》（改名后为《外国档案工作参考资料》）等专门类别档案类期刊的创办，不仅进一步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内容，起到了重要的业务经验与学术研究传播、交流和宣传的作用，更显示出档案学研究较之以往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3档案学研究专业空间的建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通信欠发达、信息闭塞的环境下，以上所列为数不多的档案类期刊的出版发行，为档案学术研究及经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平台。正是基于这样的平台，档案学者得以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在探讨和交流中，对档案学基本问题逐渐明晰，隐形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此外，档案类期刊在刊载各类学术成果、学术成绩与学术观点的过程中，自然成为学者们学术研究的主要阵地，亦可称之为档案学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在这一“公共空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档案学者，以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相对自由地表达他们对档案实践、档案理论、档案方法论的批判性见解。较为凸出的是，这些期刊日益成为档案学术讨论与争鸣的主要场域，促进了对档案学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与继续探索，推动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发展。具体言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创时期的中国现代档案学，由于很多学术问题甚至基本概念都尚未定论，档案学的探索性研究层出不穷。如在1951年11月《材料工作通讯》第3期发表了李光的《目前档案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12月同刊第4期立即刊发了吴宝康的文章［6］对李光所论述关于什么是档案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再如，1957年《档案工作》第1期发表了程桂芬的《关于档案学问题》，同年该刊第4期就发表了蒋有恺的《“关于档案学问题”的几个问题》，对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提出了不同见解。而这一时期，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档案学大讨论当属对陆晋蘧《档案管理法》的讨论与批判、对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大讨论、“以利用为纲”方针的提出与争辩等。这些讨论与争鸣正是依托档案类期刊而得以正常开展，并产生了持续性的学术效应与后期影响。以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大讨论为例，此次大讨论涉及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本质问题，触及档案学的核心理论，可谓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研究的开端，也是诸多档案理论家的学术启蒙。档案与资料的区分，虽在表面上看只是对二者定义的讨论，但对于理解档案学核心概念及其应用十分关键。这场讨论肇始于1951年中央直属机关第一次档案工作座谈会，随后便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探讨，很多档案学者也是从这次大讨论开始逐步深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而这其中，档案类期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1年，《材料工作通讯》甫一创刊，“档案”与“资料”就作为不同的术语出现，其《创刊的话》中表明该刊“是档案和资料工作者互通情况、交流经验的一种内部不定期刊物”［7］。此时，“档案和资料工作者”同属于从事“材料工作”的群体，但对“档案”与“资料”的界定尚未明确化，二者只是作为模糊的概念连在一起使用。随后，《材料工作通讯》连续登载了档案与资料区分研究的系列文章，该刊也成为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从1951年11月起到1953年，近两年的时间内，档案界开展了一场档案与资料关系问题的学术大讨论［8］。以《材料工作通讯》及后来的《档案工作》《技术档案资料研究》《档案学研究》为阵地，集合了曾三、裴桐、吴宝康、李光、冯乐耘、郑诰、郑玉豪等相当一批后来知名的档案学者，他们在这场讨论中积极思考、发表见解，并从这次大讨论开始逐步研究档案学的理论问题，并深入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属性、档案学与文书学的关系、技术档案与技术资料的区别与联系、文书立卷等相关或衍生问题的研究。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大讨论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学讨论与争鸣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全国档案事业百废待兴，中国现代档案学也在时代转型中创建、发展、革新，对民国档案学的批判继承、对苏联档案理论的吸收借鉴、对本土档案实践的总结提升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时代背景。这时的档案学讨论与争鸣开档案学术争辩式研究的先河，打破了档案学发展的“沉寂景象”，突破了此前档案学“多关乎实践，少关乎理论”的说法，活跃了档案学研究的氛围。而这其中，档案类期刊可以说是为档案学者们在讨论与争鸣及专业性研究方面搭建了“公共空间”，成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侧翼。倚仗档案类期刊这一学术平台的争鸣式探讨也给今天的学术研究以启迪，一则档案学研究需秉承包容性、反思性与批判性治学态度，方可实现其创新式发展，这不仅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也需要档案类期刊发挥学术争鸣的引导作用；二则档案学人摒除成见并敢于对不同观点的争鸣式探讨，是档案学发展进步的重要主体保证，这就需要档案类期刊作为“公共空间”能够提供“新”与“旧”、“老”与“青”不同年代学者群体各展辩才的舞台，方可呈现出热闹非凡的学术景象。

4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的培养

美国学者布洛达斯（R.N.Broadus）称“20世纪是期刊的世纪”[1]，如今学术期刊已经成为科学交流系统的主要平台。档案期刊既是档案界人士进行思想交流、提高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的工具，也承担着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进行专业展示的社会使命。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档案专业期刊在期刊评价的大潮下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这一问题亟待档案界关注。

1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目前，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即南大核心）中档案专业期刊仅存2种；另一重要索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即北大核心）自1992年起，最多时有14种档案期刊入选，在最新版中仅存8种；在社科院系统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版）》中，档案期刊也仅存2种；在国际档案界，档案期刊入选SSCI索引的仅有3种。目前，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已经成为科研管理者不可或缺的工具，广泛应用于诸如机构评估、人才评价、科研项目资助、科研绩效评价、职称评审、学科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管理活动中。而档案期刊在期刊评价体系中的表现，不仅导致了自身发展举步维艰，也不利于档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不少档案学研究人员指出，档案期刊的学术性和学术影响力令人担忧。在学术性上，殷仕俊发现13种档案学核心期刊每年刊登的非学术论文数量几乎是17种图书情报学类核心期刊的6倍，郭红解发现档案期刊中工作指导类期刊占80%以上；在学术影响力上，苏君华发现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在2000年—2009年十年间最高被引次数仅有45次，远远落后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最高被引次数542次。然而，无论是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评价体系，还是当前档案学研究人员期刊评价研究的成果，都是基于文献计量指标判定档案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很多学者都指出，使用文献计量指标评价学术影响力时不宜进行跨学科比较，不同学科的规模不同、学者的引用行为和引用习惯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计量指标在不同学科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为了弥补档案期刊评价视角单一的问题，笔者使用专家调查法，研究档案学研究者对档案期刊的认知和评价。

2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以Nederhof、Catling、Coe的研究问题卷为样本，从“有用性”“期刊声誉”“成就感”“整体水平”四个角度来考察档案期刊的被认知情况；同时参考了Kohl、Nisonger、Manzari对开放问题的设计，让参与调查者列出12种期刊中最重要的3种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区分度，使用9级标度作为测量尺度；为了检验问卷填写人是否是随意对期刊进行评价，本研究还设计了其他一些辅助问题帮助研究人员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如测量研究人员对刊物的了解程度，通过询问研究人员是否阅读该刊和阅读方式两个问题来实现。本研究依据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版）“G27档案学”中的10种期刊为基础，加上《民国档案》和《历史档案》两种期刊。选择北大核心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期刊评价工具，在我国学术界知名度较高，收录期刊的种数也最多；选择2008版是因为该版收录的档案期刊均多次入选核心期刊，而且2008年至今已有10年，核心期刊的目录也经历了2次调整，可以将本调查的结果和核心期刊调整的结果进行对比，验证核心期刊目录调整的合理性；添加《民国档案》和《历史档案》两种期刊，是因为它们都被CSSCI收录，可以检验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学术质量具有独立性”在中国档案学界是否存在。问卷主要在2015年“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档案学研究人员学术论坛”和“档案学上海论坛”会议期间向参会人员集中发放，此外还通过E-mail向青年档案学研究人员发放Word版问卷。最终共收回问卷74份，其中有效问卷70份、无效问卷4份。本次调查对象在性别分布上以女性为主（54人），学历分布上主要以硕士学历（36人）和博士学历（28人）为主，在职业分布上以高校教师（28人）、在读研究生（34人）为主。调查对象的分布呈现出偏差，集中在具有学术发表需求的“学院派”群体，但是这样的偏差与本次调查的目的相吻合，即都是强调档案期刊的学术质量。

3分析与发现

通过对开放问题进行统计，即对最重要的3种和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的投票，大致可以了解档案学研究人员对档案期刊认知的基本状况。首先，通过对最重要的3种期刊的投票，可以从正面了解期刊的学术地位。如表2所示，Polonsky所说的“顶级期刊现象”在档案期刊中非常明显，《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得到了超过80%的投票，而且遥遥领先于排名第3的《中国档案》（得票率为42.86%）。这3种期刊之外其他期刊的得票率均低于20%。这表明档案界对期刊的认知出现非常极端的两极分化。其次，通过对最不重要的3种档案期刊进行投票，可以从负面考察档案界对期刊的认同和感知。《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的得票数为0，《兰台世界》《民国档案》《历史档案》的得票率均超过50%，这从反面验证了“顶级期刊”集团的存在，也进一步验证了档案期刊的两极分化现象。这说明被调查者对档案期刊质量的认知具有高度共识。我们将每一种期刊得票率转换成分值，这样使得最重要的3种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两组的投票率可以在同一程度上进行比较和计算。将最为重要的3种期刊得票率计为正值，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得票率计为负值，通过求和可以了解期刊整体的地位结构。如表2所示，档案期刊存在明显分层现象，大致可以分为四层，《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为顶层，《中国档案》为中上层，其他期刊为中下层。每一层的内部差距为0.3分左右，层与层之间的差距为0.2分左右。为了更为准确地揭示档案学研究人员对档案期刊的认知和判断，本研究通过有用性、声誉、成就感和整体水平4个方面（问卷的第3、6、7、8题）来考察学者们对期刊的认识水平。表3显示了统计本次调查的12种期刊在这4个变量上的填写人数（N）、均值（Mean）和标准差（Std.D）的情况。由表可知，所有人对《档案学通讯》的有用性、声誉、成就感和整体水平都做出了评估，而对《民国档案》《历史档案》进行评估的人数均未满60人。也就是说，有不少档案学研究人员并不关注这两种期刊。标准差的值越大，表明调查对象对期刊的这一性质共识度越低，例如《档案学通讯》的整体水平标准差为0.7，而《历史档案》则为1.57，这表明调查对象对《档案学通讯》的整体水平更容易达成共识，但调查对象中有一些人对《历史档案》的整体水平评价较高，另一些人的整体水平评价较低。为了检验能否通过这4个变量来测量档案学研究人员对档案期刊的认知水平，本文使用SPSS22计算这4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4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8之上，达到了p<0.01的显著水平（如表4所示），呈现出高度相关的特征，说明综合这4个指标的均值可以体现出档案界对档案期刊的共同认知。数值的大小和排名有时候并不能有效地展示结构性信息。为更有效直观地呈现档案期刊的分层结构，笔者使用系统聚类分析（HierarchicalCluster）来考察12种期刊的整体结构。聚类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的一种，它把一个没有类别标记的样本集按某种标准分成若干个子集或类，使相似的样本尽可能归为一类，不相似的样本尽量划分到不同的类中。在宏观上，12种期刊可以划分为2大层级，《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组成了“顶级期刊”集团，其他10种期刊组成了学术地位相对较低的“次级集团”。这次级集团中，又可以划分为2个小的子集团，《中国档案》《浙江档案》《档案与建设》《档案管理》组成了“次级集团”中的一个子集团，其他期刊组成了另一个子集团。可以发现，《历史档案》《民国档案》这里两种档案界认同度很低的刊物组成单独的一个小类，因为这两份刊物主要服务于历史研究，在CSSCI的学科划分中这两种期刊也被归类到历史学来源期刊。这也说明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学术质量具有独立性”在中国档案学界表现得并不明显，档案学界对历史学的精英型期刊并不了解。《兰台世界》在“次级集团”的子类中显示出明显的独立成类的特点。整体上，档案期刊的聚类特征与投票率的排序吻合度较高，聚类效果较好；而且从聚类的结果来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最新版将《兰台世界》剔除核心期刊目录具有合理性。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年代分析

从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分布的时间来看，1979-1980年有2篇论文，1980-1989年有13篇，1990-1999年11篇。研究论文主要分布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0-2009这个时间段，共发表47篇论文，占总数的52.8%。2010年-2012年，对巴县档案的研究持续升温，平均每年发表5.3篇论文。但是总体来看，对巴县档案的研究还很不够。巴县档案共11.3万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材料，内容丰富，从1979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才发表2.54篇论文，对巴县档案的利用和研究均有待进一步深入。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作者单位地域及其单位性质分析

从作者单位地域分布来看，四川的作者居多，共52篇，占总数的58.4%，加上重庆的10篇，川渝地区就占了70%。原因有两点：第一，川渝地区的研究者利用巴县档案在地域上比别的地方更具优势；另一方面，巴县档案主要反映的是清代四川巴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是川渝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除了川渝地区，数量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共有8篇论文，显示出美国学者对巴县档案的关注程度，比国内除川渝之外的其他地区都高。从作者单位的性质来看，档案馆32篇，占论文总数的36%，全无例外，都是四川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其次，高校54篇，占61%，显示出在研究巴县档案的问题上，高校依然是研究的重地。其中，四川高校发表20篇，加上重庆发表的9篇，川渝高校共发表29篇论文，是总数的33%，高校总数的53.7%。但是的川渝高校，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除川渝高校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所发表的论文主要分布在：美国8篇，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7篇，哥伦比亚大学1篇；太原师范学院陈亚平5篇；中央民族大学邓建鹏2篇。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从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对象所做的文献学、档案学研究，共28篇，占论文总数的31.5%。另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主要文献支撑而进行的清代历史问题研究，共61篇，占论文总数的68.5%。这部分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其中对工商业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有论文14篇，占所有论文的15.8%。这是因为巴县为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四川通商航运的枢纽。理所当然，巴县档案中反映工商业内容的档案数量庞大，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也相对较多。排在第二位的是保甲治安的研究论文，包括保甲制度、保长乡约客长、消防等方面的研究，共有12篇文章，占所有论文的13.5%。位居第三位的是司法研究，有9篇文章。巴县档案中，司法档案数量最大，所占比例最高。排在后面的依次是政治研究，宗族、家庭研究，民俗研究，学务教育研究等，分别为2-7篇不等。从这些主题的分析来看，对巴县档案中的内容挖掘得还不够。比如，巴县婚姻档案有6000多卷，内容丰富，价值珍贵，但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只有2篇与此相关，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亟待我们去开发。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刊载期刊与发文数量分析

摘要：针对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需求，分析目前数字档案服务与公众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此矛盾的原因，并据此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数字档案服务；创新；原因；策略

0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环境日渐成熟，公共服务不断深化，新媒体已跃升为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流形态，日益成为大数据时代公众获取信息、解决问题的不二选择。所谓新媒体，“一般是指最近20年内围绕互联网、手机应用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形态”[1]，即“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等网络渠道链接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实现用户信息交流传播的媒体形态”[2]。由此可见，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它是一种“数字信息支撑下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3]。因此，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必须具备数字化、网络化这两大基础要素，并充分体现公众参与、互动共享等基本特点。纵观新媒体的这些特点不难发现，新媒体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必然带来数字资源的激增，而且新媒体时代数字资源与公众间的联系将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因此，2016年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在第十八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旨报告中再次对“数字档案资源”这一概念进行了描述，他指出：“所谓数字档案资源是指办公自动化条件下形成的电子文件归档后形成的数字档案资源和档案馆（室）藏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后形成的数字档案资源。”[4]在实际工作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档案数字资源建设不断推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各档案部门都在信息化过程中积累大量的数字档案资源；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普及，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档案部门拥有海量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真实、可靠，是社会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必然对数字档案服务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1综述

为系统梳理新媒体时代档案研究的总体情况，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新媒体+档案”为关键词展开搜索，共得到相关文章1144篇。其中，最早将新媒体与档案工作相结合进行相关研究的论文是2010年钟立扬发表于《浙江档案》上的《新媒体技术背景下高校档案工作的创新路径》一文。此后，相关研究逐年增多，特别是2016年以后迅速增加，2018年、2019年达到研究峰值，每年有近200篇的文章发表量，其后略有减少，但文章的发表量均在每年150篇以上。可见，将新媒体与档案相结合的相关研究，已成为近年档案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更好地了解“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这一论题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新媒体+数字档案服务”进行检索，发现结果极少，并不能反映这一论题的研究现状。于是分别以“新媒体+档案信息”、“新媒体+数字档案”进行检索，再从“服务”、“利用”、“开发”等方面进行筛选，发现现阶段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档案资源建设、开发、利用服务等研究方面。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资源建设与开发研究，如2018年河北大学许云龙的硕士论文《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研究》，论文主要从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原则、模式、形态，关键要素、开发策略等方面展开研究。以及2017年陈晓晖、赵屹发表于《中国档案》的《新媒体环境下档案信息自助服务的内容与实现》，2022年罗宝勇、崔旋发表于《北京档案》的《基于5W传播模式的档案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服务研究》等。以及资源策略研究，如2017年周耀林等发表于《档案与建设》的《档案机构微信平台资源建设策略探析———基于典型平台的推文内容分析》，文章主要从特色资源建设、资源呈现形式和资源价值挖掘三方面提出档案机构新媒体应用的建设策略。及其同年发表于《中国档案》的《面向公众需求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2021年上海师范大学顾铃的硕士论文《微服务环境下的档案文化传播研究》等。还有档案建设研究，如2016年赵跃发表于《档案学通讯》的《挑战与应对：我国政务新媒体文件归档若干问题思考》，文章从文件属性与价值属性、文件管理政策法规、政务文件管理自觉三方面归纳了政务新媒体信息的归档动因，认为政府机构和记忆机构是归档的两大主体，并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探讨新媒体类型的选择、归档文件及其背景信息的选择等问题。以及2017年段立琳发表于《中国档案》的《新媒体环境下的档案公布流程设计》等。实证研究，如2016年刘英捷、王芹发表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政务新媒体应用研究》，2017年叶楚健发表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生产研究———以浙江省档案馆为例》等；此外，还有与社会记忆、数字记忆相关的研究内容。如2018年丁华东、张燕发表于《档案学通讯》的《论新媒体传播与档案记忆的意义再生产》，文章将意义再生产作为档案记忆传承的核心，从新媒体传播角度论述档案记忆的意义再生产的途径，即从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关系维度、中介维度四方面构建起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新媒体传播方略。以及2021年上海大学张燕的博士论文《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等。综上所述，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这一论题现阶段的研究过程中，“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的建设与开发研究”是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论题。虽然这一论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绝大多数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文章，目前尚未有相关博士论文出现，硕士论文也比较少，由此可见，这一论题仍需得到大家的持续关注，需开展更为系统、深入、多方位的研究。在完成对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相关研究的梳理后，应结合我国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现状继续深入探讨。这样就不难发现，现阶段各档案机构虽都在信息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数字档案资源。但具体到数字档案服务领域，服务方式被动单一、与公众需求契合度差等问题始终制约着档案价值的充分发挥，这种不足在新媒体环境下将会更为突显。本文拟从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对档案数字服务的需求出发，分析目前数字档案服务与公众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矛盾的原因，并据此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策略。

2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驱动因素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人们重新意识到了档案管理的重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管理部门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必须深入思考大数据时代对档案管理的发展。通过分析大数据时代给档案管理带来的机遇，同时阐述大数据时代给档案管理带来的挑战，并提出大数据时代档案管理的应对举措，以供参考。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档案管理;发展;思考

1大数据时代给档案管理带来的机遇

1.1有利于形成社会档案观

一直以来，我国始终都在忽视档案管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人们重新意识到了档案管理的重要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档案管理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在大数据时代，有效记录档案数据显得尤为重要，随着档案资源类型的增多，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不断加大。在档案管理过程中，如果依旧采用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是无法满足当今时代的发展需求的。所以，档案管理部门应当认真考量档案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得人们所需要的重要信息能够从档案管理的大量数据中成功提取出来，这是档案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大数据时代给档案管理带来的重大机遇。

1.2为电子文件的有效管理开辟新途径

在大数据时代，档案管理人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原本棘手的电子邮件处理进行有效管理，这不仅能够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还能够丰富档案管理的相关内容。同时，通过制定特定的系统，可以使档案管理人员直接对档案资料进行分析管理，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档案管理部门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利于减少由于无故丢失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

摘要：本文对文物档案的定义、种类及特点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加强文物档案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对文物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建议，希望能够提高我国文物档案管理的水平。

关键词：文物档案；档案管理；文化传承

目前，我国共有文物1000多万件，其中比较珍贵的文物有300多万件。文物的管理离不开高效准确的文物档案管理。

1文物档案的内涵

1.1文物档案的定义。文物档案主要是指能够反映文物全部情况的记录材料。目前对于文物档案具体详细的定义还存在一些争议。有的人认为文物档案就是记录和表现文物相关的内容文字以及在文物工作中形成的和文物联系比较紧密的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记录[1]。也有人认为文物档案就是对文物进行的相关工作比如研究管理的历史记录。笔者认为应当将这两种概念结合起来，文物档案应该是指文物在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一定意义的文字、视频、图像等多种形式的记录。文物档案具有记录性、目的性、专业性，有一些历史档案本身就是文物。

1.2文物档案的种类。一般来说，文物档案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文物自身的档案，主要对文物相关的具体内容进行详细的记录。第二种是文物参展档案，文物在展览期间所产生的相关资料比如参展的时间地点、展览文物目录、展览现场的影像资料等都属于文物参展档案。第三种是与文物相关的信息档案，这种档案类型与文物本身没有关系，主要是一些专业领域对文物进行考证的记录、文物发掘过程的研究和报告，以及对文物档案进行相关调研和研究工作的记录等内容。

1.3文物档案的特点。文物档案详细具体记录了文物的物理性质和历史文化性质[2]，通过文字、图像等多种表现形式将文物的各项内容表现出来，进而体现出文物的价值。相比于一般档案来说文物档案内容更加详细具体，种类更加丰富多样。与文物相匹配的文物档案，具有永久保存和流传的价值，即文物档案具有较高的保存价值和使用价值特点。同时，文物档案具有不断变化发展特点，在文物被发现之初与文物相关的文物档案就已经被建立起来，详细记录着与文物相关的各种内容。随着对文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文物档案也会逐渐增加，将文物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不断提高文物档案所涉及的内容深度和广度。

学术期刊是重要的学术资源，具有刊载科研成果、开展学术交流、培养学术人才、促进知识积累与创新等重要作用【1】。学术期刊的重要性使得学术期刊影响力的评价变得越发重要，有效的期刊影响力评价对提升其内在质量、引导作者正确投稿、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常用的期刊影响力评价指标有影响因子、h指数、SJR指数、特征因子等，这些指标主要基于期刊自身的被引频次给出，考虑了期刊文献被引的数量或质量。有学者分别对这些指标进行改进和完善，如马瑞敏【2】提出共时影响因子，消除了影响因子仅关注短期影响力的弊端；俞立平【3】提出历史影响因子并通过研究表明其兼有影响因子和h指数的优点；对h指数的改进研究更多，代表性的研究如：Egghe【4】提出g指数、Kosmulski【5】提出h指数、安静等【6】提出a指数等；借鉴并改进SJR指数、特征因子思想的研究有：李超【7】针对SJR指数与特征因子计算困难、难以检验等缺点提出了考虑引用质量的IFwh指数，马凤【8】基于PageRank算法对图书情报类期刊进行了的影响力测定等。也有学者从学术成果的创造者——作者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期刊影响力评价的新指标，如：李秀霞等【9】基于论文作者特征，对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进行预测；宋晓晨等【10】从论文作者简介出发，提出了一种新型期刊评价方法V-Score；盛宇平等【11】认为将作者机构指标纳入期刊影响力评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另有学者从期刊引文分布的均衡性角度进行研究，如Lando等【12】对JIF进行修正，提出稳定期刊影响因子（s-JIF）；之后，Cockrie等【13】将s-JIF进一步扩展，提出平均离散指数（MDI），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均衡性在期刊影响力评价中的科学性。通过文献梳理，将国内外期刊影响力评价方法归纳为以下四种：①仅从期刊文献被引频次出发，关注被引的“量”，如影响因子、h指数及其改进指标；②同时关注期刊文献被引的“质”与“量”，区别对待不同引用的指标：SJR指数、特征因子、IFwh指数等；③将作者特征、机构特征及引用频次结合的期刊影响力评价指标：如V-Score、作者机构指标等复合指标；从引文数量分布均衡性角度提出的期刊影响力评价指标，如稳定期刊影响因子（s-JIF）、平均离散指数（MDI）。已有研究未发现同时考虑期刊文献被引的质量及其被引质量均衡性的研究，由此，本文将结合期刊文献引证作者、期刊文献引证期刊两种被引因素的质量，提出基于被引质量及其均衡性的期刊影响力评价指标（Quality&Equilibrium，简称QE指数），综合多因素实现对期刊影响力的科学评价。

1指标构建

1.1被引质量指标

本文认为期刊被引质量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一是期刊文献引证期刊的影响力、二是期刊文献引证作者的学术水平。作者是期刊的主体，是期刊原材料和信息的创造者，作者的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思想和观点直接反映了期刊的属性特征，对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郑美莺等【14】曾经提出“被引用率高的文章其学术价值也高，但还要考虑引用者的学术水平”。本文将引证作者的学术水平视为期刊引证质量的影响因素之一，与引证期刊的影响力相结合，统称为被引质量。在引文分析领域，衡量期刊影响力、作者学术水平的两个非常著名的指标就是被引次数和h指数【15】。为说明不同施引者引用效果不同，本文使用h指数反映引证作者的学术能力、引证期刊的影响力，以代替单独的每次引用。为降低引用次数差异带来的影响，先计算引证作者、引证期刊的引证次数占总引证次数的比例。

1.2被引质量均衡性指标

期刊被引质量均衡性是指期刊文献被引数据的离散程度，即这组数据的差异化程度，差异化程度越大，这组数据的均衡性越差，反之，均衡性越好。假如有A、B两种期刊，发文量相同且被引质量相同，如果反映期刊A被引质量的数据差异化程度大，反映期刊B被引质量的数据差异化程度小，那么从期刊被引质量均衡性的角度来讲，期刊B的影响力高于期刊A。衡量数据差异化程度指标有很多，基尼系数是最常见的一种。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简称Gi）是经济学家A.O.Hirschman提出的一种度量收入均衡程度的指标，已被广泛应用在医疗卫生、社会学、人口学等领域，在期刊影响力评价与发展中的应用有：俞立平【16】运用基尼系数分析了期刊评价指标的内部差距；程慧平【17】运用Dagum基尼系数对期刊被引能力差距及其收敛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王丽爱等【18】基于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对学术期刊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性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Gi计算期刊被引质量的均衡性，公式见式（3）。

1.3QEQE指数

期刊影响力评价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期刊质量的优化，科学交流的促进具有重要意义[1]。目前，我国学者在研究文献与期刊排名时普遍使用科学计量法，比如总被引频次，即年指标、h指数、影响因子等[2]。这些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期刊的出版与被引用的情况。期刊与期刊之间互相引用的本质是一种知识传播，知识的互相传播可以形成知识传播网络[3]，2012年，Li和Parker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研究知识传播网络，并将其与学术期刊的影响力评价相结合[4]。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代表了评估期刊影响力的另一种方法，它使研究人员能够识别中心的、有声望的或其他有影响力的网络和子网络成员[5]。而期刊间的知识传播网络也可用于研究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演变过程，或描述专业发展方向[6]。我国LIS领域知识交流与传播的现状是：研究主题总体分散，存在许多边缘和不成熟的主题[7]。Sugimoto认为还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揭示LIS领域的知识传播情况[8]。纵观以上，随着评价体系需求的不断更新，在研究期刊评价时，需要考虑学科特性、学科范围内的知识传播以及对学科发展趋势的推演。针对这些需求，基于已有的对学术期刊影响力的研究，本文搜集了CSSCI来源期刊的引证数据，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绘制了LIS领域内的知识传播网络图，力图从知识传播角度对图情领域期刊的知识传播模式展开分析，同时依照知识传播网络对期刊进行排名与分析，为互联网传播环境下LIS领域期刊排名提供了参考。

1相关工作

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反映了它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1]，自Garfield在1972年提出将引文分析作为期刊评价的工具后[9]，引文分析一直被认为是评价期刊影响力的有效方法[10]。使用引文分析评价期刊时，将期刊的引用和被引文献的数量相比较，以调查期刊对一个领域的影响[11]。Culnan采用引文分析来评价一个领域或学科的发展，他认为引文分析可以准确描述该专业的知识性质、发展的速度和方向[6]。期刊之间互相引用，形成引文网络，而引文分析也可以应用于研究网络的演化特征。Nerur等使用引文分析的方法研究了27种信息系统（IS）期刊的5年的引文情况，确定了在引文网络中的“关键资源”期刊和“知识存储”期刊[12]。学术期刊的作用是向读者传播知识。如果文章或期刊经常被引用，可以认为该文章或期刊的知识被传播了[3]。期刊的总被引次数代表了期刊向其他期刊传播知识的程度，总引用次数表明了从其他期刊获取知识的程度[4]。文章或期刊将该学科的知识传播，也就是对该学科的贡献[3]。Katerattanakul等在2006年使用了引文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发表在信息系统（IS）期刊上的文章对其他领域产生的影响，发现IS的文章频繁被其他学科引用，IS领域内的研究提升了整个科学知识的传播[13]。Nisonger回顾了1952-1997年间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S)期刊的排名研究，发现之前的研究大多采用了引文计量方法，在分析知识传播或其他网络的研究问题时需要用不同的观点或方法来解决[14]。此外，Hassan等的研究还指出，未来研究人员的研究机会之一是揭示该领域知识的结构与框架[15]。因此，本研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LIS领域的知识影响，即，社会学视角。社会学的观点主要围绕衡量期刊对其他期刊的影响展开。Takeda等引用了社会关系，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证明在衡量一个作者时需要考虑他的被引用数也要考虑他在合作或者共被引网络中的关系与位置[16]。Polites和Watson在2009年基于IS领域期刊的引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这些期刊的名声与影响力，并且论证了可以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期刊之间的引用关系和期刊排名[5]。Takeda和Polite的文章都使用有向线连接期刊并且表示引用的关系。Li和Parker发展了这种方法，他们使用有向图来表示期刊的影响网络。这种图可以清楚地表示出期刊被引用的数量以及不同期刊之间的差别，并且可以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分析期刊的影响力网络[4]。我国学者也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了领域的知识结构与作者合作网络等等的研究[17]。根据以上研究学者们的研究进展与问题，以及目前期刊排名需要考虑学科特性与学科发展框架，本文提出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LIS专业期刊进行研究。首先，本文通过收集数据，绘制LIS领域期刊的知识传播网络图，对LIS专业知识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并探索LIS期刊在不同网络特性下的排名以及子群的构造情况。本研究是使用知识传播网络对期刊排名的一次尝试，以期能丰富期刊排名体系，为LIS领域期刊的发展与排名提供新的角度。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就是由作为节点的社会行动者及其之间的关系构成的集合。而将文献作为节点，它们之间的引用次数作为关系，那么这样形成的引文网络也可以被视为一个社会网络[3]。社会网络分析（SNA）就是衡量社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工具。在本研究中，社会行动者是LIS期刊，期刊间存在引用关系，而期刊引用这一行为可以被认为是知识传播，所以LIS领域的期刊的引文网络可以视为该领域内的知识传播网络。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可以用来研究各种网络的架构和变化。所以，本研究拟用SNA方法来研究LIS领域内期刊知识传播网络的结构以及其变化。而且使用中心性和层次聚类分析这两种方法来研究在知识传播网络中的这些期刊的位置和关系。

2.2数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