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化论文范例

一、本真性理论对藏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启示

藏族是一个注重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录的民族，从公元七世纪吞米•桑布扎创立藏文开始，西藏拉开了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序幕。到十三世纪西藏被纳入祖国的版图之后，藏族地区出现了历史研究的热潮，作为史料之一的藏族档案信息的编纂开发工作亦蓬勃发展，如历史文献汇编《贤者喜宴》、《吐蕃档案》、《旧唐书•吐蕃传》、《元史•释老传》等。近半个世纪以来，藏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更是长盛不衰，各相关部门编纂出版的档案文献达百部以上，并积极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档案展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整体上看，藏族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基本属于公益性开发，比较侧重于严肃的学术性和政治性需求，信息开发成果的受众面较小，传播范围有限，而更为亲民、更能体现档案休闲功能的旅游价值开发力度却相对比较薄弱，与西藏旅游相关的档案文化产品较少问世。早在2000年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就提出了“档案信息在休闲社会中的利用”这一议题，明确了档案信息在休闲、旅游、文化等领域中应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旅游得到了大众的普遍青睐，特别是近些年，深层次的文化旅游方兴未艾，档案信息资源在深层次旅游中的资源效用日益显现。在当前的西藏旅游热潮中，主动开发服务于旅游需求的藏族档案信息产品，既有助于提升旅游资源的本真性，又有利于树立档案机构积极的文化形象，提高其社会知名度，确是双赢之举。

二、藏族档案旅游文化价值开发的途径与举措

1.举办档案展览，展示真实的藏族历史文化

藏族档案以独特的方式延续着藏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藏族文明和社会进步的记录与标志，沉淀着历史文化的精华和特色。档案展览风格活泼、形式多样、图文并茂、受众体验好，是展示、传播藏族历史文化的较好形式。西藏档案部门不仅在馆内设置有固定的陈列展，通过精选的档案向人们昭示西藏与祖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还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西藏档案精品展，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较好地实现了档案的宣传、教育、传播功能。但与美国国家档案馆成为旅游景点、名列《首都地区旅游指南》作重点介绍不同，我国尚没有将档案馆开辟为旅游景点的先例，因此设于馆内的档案陈列展会受制于场地的非公共性而大大影响了其参观者的范围，在内地城市的巡回展览虽然社会影响面大但成本也相应提高。面对蜂涌而至的外来旅游者，在西藏本地的公共场合或各大旅游景点设置档案展览既降低了成本，又不影响传播范围，利用档案信息的原始性与真实性又较好地实现了旅游者的本真性体验。因此，在档案旅游文化价值开发工作中，选择能够彰显藏族文化底蕴或与某些景点有关的主题，对馆藏相关档案进行汇总复制、设计制作，通过图文并茂的档案展览能够系统、生动、真实地展示特定主题的档案内容，还原历史文化的本来面貌。档案展览形式非常灵活，时间可长可短，规模可大可小，地点既可固定于城市中心的公共场所，也可以在各主要旅游景点巡回。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除了传统的实体展览外，利用网络开展网上展览能够在降低成本的同时突破时空限制，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甚至可以制作成三维立体效果，图、文、声并茂，动静结合，其形象性、生动性、体验性更佳，更易引起受众的兴趣和关注。

2.编纂档案文献，提供旅游景点背后的故事

藏族档案有着悠久的编纂历史和良好的编纂传统，积累下来数量浩繁、形式各异的档案文献为西藏政治稳定、宗教发展、学术繁荣发挥了信息辅助作用。近年来西藏旅游业的大发展又为档案编纂题材提供了更大的拓展空间，深入挖掘馆藏档案，寻找与各旅游客体相关的档案信息，进行整理汇集或融合提炼，可形成不同体裁的档案文献，宏观的如景观简介、旅游手册、老照片集锦，微观的如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相关档案的汇总概括，也可与旅游部门合作为景点宣传资料加入档案元素，形式上可以是画册、书籍、小册子、折页、多媒体光盘等等，力求体裁及形式多样化，借助档案信息的原始性与可信度进一步增强旅行者对西藏旅游的本真性体验。以往的藏族档案信息编纂大多集中于政治、学术类的档案开发，而档案旅游文化价值开发属于商业性开发，面对的是对西藏历史文化了解不多的普通旅游者，他们渴望了解西藏文化但又追求阅读体验，因此在档案编纂中应特别注重档案文献形式的新颖性、内容的可读性、风格的通俗性，尽可能贴近生活，喜闻乐见。

一、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管理

1.搜集散落民间的历史文化资源。

搜集资料是基础。虽然国家管理着丰富的群众文化艺术资源，但也有很多散落在民间。近些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渐趋丰富。民间的收藏市场十分活跃，收藏爱好者与日俱增。对于收藏爱好者手中的珍贵艺术资料，相关文化部门应当给予相当大的关注，可以采取收购或者征购的方法，然后给予捐赠者物质奖励及精神奖励。搜集工作不能仅仅限于国内。近年来不少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很多的文化艺术都流传在海外。相关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来对散落在国外的文化艺术资源进行搜集和整合，或者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动身去国外进行“海外寻宝”。

2.把文化艺术档案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要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的管理，首先要把它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对其足够的重视。由于部分县市经济不很发达，可能在建设文化艺术档案时缺少资金，这样就使得档案管理人员身兼多职。进行群众文化艺术档案管理，先要为其配备几名业务能力好，责任心强的专职管理人员，这样才能使这项工作专业化，不至于被其他工作影响。而且要让管理人员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让管理人员热爱自己的工作。在管理人员开展工作的时候，要上档次，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另外，专职管理人员要有足够的文化艺术知识，在收录的过程中，要对材料进行鉴定，要取完整，真实和具有保存价值的材料。要用辩证的观点去考证，去伪存真，科学划分各种档案，提高文化艺术档案室的质量。

3.政府拨款。

经济是开展活动的基础。没有物质保障，建设文化艺术档案只能成为一个口号，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可以进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建设文化艺术档案，需要国家的经济支持。政府要对其进行专门的拨款来为其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相关部门可以利用这部分专门款项来进行档案室的搭建，使艺术资料得到妥善的保管，还可以购进一些先进的设备，要求专业人员把相关文化资源以图像，文字，影像等方式记录下来。

一、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

（一）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的含义

校园文化是学校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既能体现学校历史传统，又是当代学校全体或部分师生认可的、极具特色的思想意识形式。每个学校都具有各自特色的校园文化，它是学校办学宗旨、教育思想、校风校纪、校容校貌等文化底蕴的体现。校园文化通常表现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几种形式。它们的关系是：物质文化是表象，是校园文化的基础；精神文化是灵魂，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制度文化是规范，是校园文化的保证，行为文化是活动，是校园文化的表征，它们一起影响并制约着整个高校的发展。

（二）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共性又有差异。

1．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的共性

从本质看，高校档案与校园文化同属社会文化范畴，两者教育方针、教育对象是一致的，都是依托于校园这个大舞台，以育人为本职，以传承大学精神为己任，以开发学生心智，培养高素质人才宗旨，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交融、互相促进。具体地说，高校档案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可以为校园文化建设提供生动、丰富的素材，抓好高校档案工作可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与完善；而精彩纷呈的校园文化活动又可以为高校档案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丰富高校档案的内涵。

1.人事档案对高校发展建设的服务作用

人事档案是人事管理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一个人成长经历的记载，有原始材料和历史证件组成，它记录了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德才表现及发展过程。它服务于本单位的组织人事工作，服务于当事人。高校人事档案作为教职工的重要履历资料，既是学校各级部门考察提拔干部的重要凭证，在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又是改革发展的重要信息资源。

1.1人事档案是组织人事工作的重要依据

新时期的高校人事制度要求组织及领导能够“知人善任”，这就要求组织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能够善于了解人、使用人和培育人，做到选贤举能。因此，在选拔人才的时候要全面了解其历史经历，以能够是学校的人事制度更加科学地制定。而人事档案中记载着一个人的政治思想、道德水平、政策水平、组织活动能力、学历知识水平、业务技术专长、家庭社会关系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查阅一个人的人事档案就能够对被查阅者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上级组织只有将一个人的现实表现与历史情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全面的了解他，以能够在日后的任用中扬长避短，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不断完善学校的人事制度。

1.2人事档案是维护个人权益和福利的法律信证

档案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学校中也是一样，教职工如果没有档案，很多手续就无法办理。随着学校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及退休后保险金的发放问题上，个人档案所记录的工龄、工资、待遇、职务、受保时间等都是最主要的依据，没有人事档案，社会保障与本人福利将受到影响。同时，在教职工的职称评定时，也需要档案作为信证，而职称的评定直接与教职工的收入挂钩。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够激发教职工的工作热情，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学校的建设中去，为学校的发展服务。

2.文书档案对高校发展建设的服务作用

1企业档案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与关系

1.1档案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和依据，并服务于企业文化建设。

档案记录着企业的成长，是企业发展的历史长卷，记述和反映了企业文化建设的历史，包含着企业发展过程中做形成的价值观念、经营哲学和拼搏奋进的精神取向，而这些都是企业的文化建设的前提和依据。企业档案的有效管理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有效资料和素材，可为新时期企业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依据，同时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并树立了了企业良好的形象。而企业文化也是以档案为依托，企业文化以档案形式为表现，档案多年的文化沉淀形成了企业文化，可以说，企业文化的建设离开企业档案管理是无法完成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2企业文化的发展也影响着企业档案收集整理和鉴定工作。

企业文化作为整个企业的精神和灵魂所在，体现了企业的个性特征和独特魅力，是企业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企业发展的方向。企业档案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存在价值在于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文化也会随之不断地完善，企业文化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的改变和发展也影响着档案管理工作，也就是说企业文化若发生变化，企业员工受到企业文化的影响，在收集和整理企业档案过程中，对企业档案在收集管理和主观鉴定，也会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1.3二者对企业的发展有着相同之处。

企业档案管理和企业的文化建设都共同服务于企业管理工作，是企业管理工作的组成部分，他们共同致力于引导企业员工形成积极的价值取向，共同影响着企业的决策方向，对企业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

重视和发掘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

1.历史档案的重要性。

历史档案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它具有广泛性、罕见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具有可靠的凭证价值和广泛的情报价值。韦庆远认为历史档案的内容丰富且详细具体，能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原始状态，还能比较好地反映出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蕴含之意；档案在我国古代作为编史修志的重要材料，在当今则是史学研究中最为珍贵的、应优先使用的资料。可谓，档案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在韦庆远的历史著作中，不乏大量利用丰富翔实的档案材料，其中很多都属于首次引用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档案史料价值的重视。如几部论文集（《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等）都反映了他在发掘、利用档案资料方面做出的贡献。韦先生深刻体会到“明清史的研究工作是离不开明清档案的。不参考利用明清时期的各类历史档案，而能进行科学的、高质量的明清史研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重视民间档案。

韦庆远将我国的历史档案大体分成两类：官方档案（包括中央政权和地方性政权档案）与民间档案。他看到目前档案馆馆藏的主要是官方档案，民间档案不足，而这部分档案有着官方档案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官档和民档，本来都是人们在当时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交往以至矛盾冲突的产物，都是从不同的重要侧面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记录，它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补充和订正的。民间档案较集中而具体地反映着各时期各地区公私之间、官民之间、主仆之间以及宗族之间等极其复杂的关系，极具地方色彩。因此，他力倡各省的档案部门应花点力气收集民间档案，特别强调在利用官方文书的同时，应充分重视谱牒、契约、信札等民间档案的史料价值。

3.重视而不轻信。

韦庆远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但同时又对用档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他说“：历史学家不能跟着档案转，既要重视又不轻信”。具体而言：（1）历史档案有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真相，故而要全面地看待历史档案，有分析有思考地对待历史档案，不要孤证立案。（2）他指出档案只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绝不可能代替其他图书文献、考古出土物以及社会调查成果等；认为档案和图书的关系，一般来说应优先使用档案，但并非绝对。（3）对待档案也应像对待其他史料一样，贵在审慎地鉴定和分析，贵在与其他史料相核对比勘，考虑其真实性成分，绝不能偏信偏用。“不但要用档案来订正和补充图书文献的不足或不确，有时也要用图书文献来订正和补充档案的不足或不确”。概而言之“：用书不如用档，用档不忘用书，尽信档不如无档，尽信书不如无书，史档结合又相攻，混沌史实可分明”。

摘要：针对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需求，分析目前数字档案服务与公众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此矛盾的原因，并据此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数字档案服务；创新；原因；策略

0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环境日渐成熟，公共服务不断深化，新媒体已跃升为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流形态，日益成为大数据时代公众获取信息、解决问题的不二选择。所谓新媒体，“一般是指最近20年内围绕互联网、手机应用发展起来的新兴媒体形态”[1]，即“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等网络渠道链接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实现用户信息交流传播的媒体形态”[2]。由此可见，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它是一种“数字信息支撑下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3]。因此，学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必须具备数字化、网络化这两大基础要素，并充分体现公众参与、互动共享等基本特点。纵观新媒体的这些特点不难发现，新媒体是数字时代的产物，必然带来数字资源的激增，而且新媒体时代数字资源与公众间的联系将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因此，2016年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在第十八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旨报告中再次对“数字档案资源”这一概念进行了描述，他指出：“所谓数字档案资源是指办公自动化条件下形成的电子文件归档后形成的数字档案资源和档案馆（室）藏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后形成的数字档案资源。”[4]在实际工作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档案数字资源建设不断推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各档案部门都在信息化过程中积累大量的数字档案资源；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技术的普及，特别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档案部门拥有海量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真实、可靠，是社会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必然对数字档案服务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1综述

为系统梳理新媒体时代档案研究的总体情况，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新媒体+档案”为关键词展开搜索，共得到相关文章1144篇。其中，最早将新媒体与档案工作相结合进行相关研究的论文是2010年钟立扬发表于《浙江档案》上的《新媒体技术背景下高校档案工作的创新路径》一文。此后，相关研究逐年增多，特别是2016年以后迅速增加，2018年、2019年达到研究峰值，每年有近200篇的文章发表量，其后略有减少，但文章的发表量均在每年150篇以上。可见，将新媒体与档案相结合的相关研究，已成为近年档案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为更好地了解“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这一论题的研究成果，笔者以“新媒体+数字档案服务”进行检索，发现结果极少，并不能反映这一论题的研究现状。于是分别以“新媒体+档案信息”、“新媒体+数字档案”进行检索，再从“服务”、“利用”、“开发”等方面进行筛选，发现现阶段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档案资源建设、开发、利用服务等研究方面。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资源建设与开发研究，如2018年河北大学许云龙的硕士论文《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研究》，论文主要从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的开发原则、模式、形态，关键要素、开发策略等方面展开研究。以及2017年陈晓晖、赵屹发表于《中国档案》的《新媒体环境下档案信息自助服务的内容与实现》，2022年罗宝勇、崔旋发表于《北京档案》的《基于5W传播模式的档案微信公众平台信息服务研究》等。以及资源策略研究，如2017年周耀林等发表于《档案与建设》的《档案机构微信平台资源建设策略探析———基于典型平台的推文内容分析》，文章主要从特色资源建设、资源呈现形式和资源价值挖掘三方面提出档案机构新媒体应用的建设策略。及其同年发表于《中国档案》的《面向公众需求的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2021年上海师范大学顾铃的硕士论文《微服务环境下的档案文化传播研究》等。还有档案建设研究，如2016年赵跃发表于《档案学通讯》的《挑战与应对：我国政务新媒体文件归档若干问题思考》，文章从文件属性与价值属性、文件管理政策法规、政务文件管理自觉三方面归纳了政务新媒体信息的归档动因，认为政府机构和记忆机构是归档的两大主体，并从管理和技术两方面探讨新媒体类型的选择、归档文件及其背景信息的选择等问题。以及2017年段立琳发表于《中国档案》的《新媒体环境下的档案公布流程设计》等。实证研究，如2016年刘英捷、王芹发表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政务新媒体应用研究》，2017年叶楚健发表于《档案学研究》的《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生产研究———以浙江省档案馆为例》等；此外，还有与社会记忆、数字记忆相关的研究内容。如2018年丁华东、张燕发表于《档案学通讯》的《论新媒体传播与档案记忆的意义再生产》，文章将意义再生产作为档案记忆传承的核心，从新媒体传播角度论述档案记忆的意义再生产的途径，即从主体维度、客体维度、关系维度、中介维度四方面构建起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新媒体传播方略。以及2021年上海大学张燕的博士论文《新媒体时代档案记忆再生产转型研究》等。综上所述，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这一论题现阶段的研究过程中，“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的建设与开发研究”是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论题。虽然这一论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绝大多数都是相对独立的研究文章，目前尚未有相关博士论文出现，硕士论文也比较少，由此可见，这一论题仍需得到大家的持续关注，需开展更为系统、深入、多方位的研究。在完成对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相关研究的梳理后，应结合我国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现状继续深入探讨。这样就不难发现，现阶段各档案机构虽都在信息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数字档案资源。但具体到数字档案服务领域，服务方式被动单一、与公众需求契合度差等问题始终制约着档案价值的充分发挥，这种不足在新媒体环境下将会更为突显。本文拟从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对档案数字服务的需求出发，分析目前数字档案服务与公众需求存在的差距及形成矛盾的原因，并据此探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策略。

2新媒体环境下数字档案服务创新的驱动因素

古建筑档案管理工作由古建筑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等部分组成，其中古建筑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在古建筑档案管理中占据重要位置。一般古建筑档案资料保存在文物管理单位，但有些珍贵的古建筑档案资料分散在一些古建筑产权和历史研究等有关部门。在古建筑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如果查找不到翔实的原始数据和完整精确的档案资料，研究和保护工作难以还原历史本来面貌，难以取得理想成果，这就是做好古建筑档案管理的目的所在。古建筑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历史遗产，古建筑的修缮和复建是古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科学保护和恢复建设是古建筑遗产得到传承的最佳途径。做好古建筑档案管理，利用古建筑档案为古建筑复建提供可靠依据，赋予古建筑新的生命，更好地弘扬历史文明和继承文化遗产。

一、古建筑档案的来源与收集

1.做好古建筑普查、登记工作的档案收集。积极与城市规划部门和建设管理部门沟通，收集这些部门历史上对古建筑进行普查时获得的珍贵历史资料。这些部门为了做好城市建设规划工作，定期对所属城市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对管辖区古建筑及周围环境进行专项调研与评定。这些工作对各个年代古建筑进行系统的普查与调研，全面掌握了古建筑类别、年代、风格特征及建筑工程等情况，完成了详细的普查和调研报告。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进行城市改造，为了更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政府建设管理部门对行政区街、巷的古建筑进行专项普查登记，获取了很多古建筑的历史资料。与这些单位进行沟通，将这些档案进行系统收集。2.对文物、文史等政府文化部门的古建筑档案收集。加强对文物、文史等文化管理部门的古建筑档案收集，这些部门承担着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管理和研究的职责。这些部门在对古建筑遗产管理和研究中，收集、积累了大量古建筑方面的系统资料，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一般都来自于正规渠道，经过了文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鉴定，具有珍贵的专业价值，是古建筑档案的重要来源。各行政区的文物管理部门和文史研究部门经常研究、编辑、出版与古建筑有关的历史课题和书籍，许多是涉及古建筑及历史文化的资料，应加强对这些单位历史资料的收集。3.对历史文化遗址的抢救性勘测、挖掘工作的古建筑档案收集。古建筑博物馆，古建筑研究所在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中，经常发现与某一年代文化遗址有关的古建筑线索，这个古建筑或已经损毁或已经从地面上消失，专家们根据有关该古建筑的历史资料，确定这个古建筑的具体位置，经过立项并实施对该古建筑遗址的考古挖掘。另外，在城市建设的旧城区改造中，特别是已知古建筑附近，在进行基础勘测或基础施工中，很多情况下会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古建筑遗址遗迹，残缺的建筑墙体、建筑台阶、建筑屋顶的瓦砾及木质屋脊等等。经过考古研究确定该处古建筑的身份及情况，认真地对挖掘对象的地理位置、建筑格局及建筑残留体等进行详细的记录，形成大量的古建筑考古档案。2012年，沈阳北中街路北地块整体拆迁，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豫珑城”项目用地内发掘出一座明末清初建筑遗址，运用考古手段寻找发现了努尔哈赤的“汗王宫”，同时也收获了一批该遗址的古建筑档案。4.对建筑专业高等院校和古建筑博物院科研成果的古建筑档案收集。建筑专业高等院校、古建筑博物院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针对古建筑进行课题研究，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古建筑研究成果，这些古建筑成果的研究论文、专著将成为古建筑档案的重要来源之一。现任沈阳建筑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域建筑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陈伯超教授撰写了《盛京宫殿建筑》《沈阳故宫木作营造技术》等研究论文，关于沈阳一宫三陵（清盛京宫阙，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的研究成果为一宫三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证明。沈阳故宫博物院学者铁玉钦和王佩环撰写的研究论文《关于沈阳清故宫早期建筑的考察》，铁玉钦撰写的研究论文《论清入关前都城城郭与宫殿的演变》，对沈阳故宫的大政殿、崇政殿、清宁宫等古建筑有详细的描述。这些研究成果对古建筑具有重要的档案价值，应加强古建筑档案收集。

二、古建筑档案的属性及分类

1.古建筑原始记载文字图纸档案。国家各级博物馆和文物保管单位收藏和保管着一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和文献，有些是完全记载某个古建筑的，有些是在记载历史事件中间接记录某个古建筑的，这些历史档案和文献中古建筑的文字资料和图纸资料是古建筑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这些定义为古建筑原始记载文字图纸档案。1982年春，沈阳故宫博物院学者铁玉钦、王佩环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一张标号为“舆字225号”的满文《盛京城阙图》，在图正中最北端的一个院落赫然以满文标注着“太祖居住之宫”，这张地图终于解开了“汗王宫”遗址的谜团。《盛京城阙图》中所绘的汗王宫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进四合院，四周有围墙。南面是宫门，整个二进院建于高台之上。高台前端是面阔一楹的穿堂，有台阶可登，类似沈阳故宫的凤凰楼。二进院正北面有正殿三楹，东西各有配殿三楹。《盛京城阙图》属于原始记载文字图纸档案。2.古建筑普查测绘资料和研究成果档案。为了开展古建筑普查和研究，取得有关古建筑研究成果，政府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对一些古建筑进行测绘与资料的收集，普查和研究结束后形成了由测绘数据和研究报告组成的古建筑普查测绘资料和研究成果档案。古建筑普查测绘资料和研究成果档案具有学术价值和古建筑档案价值，由政府城市建设部门进行集中保管，为未来政府进行古建筑保护提供珍贵的档案资料。中国营造学社是最早研究我国传统建筑的一个学术团体，1930年由朱启钤先生创办，梁思成、刘敦桢等学者于1931年先后加入，他们对中国古建筑进行调研测绘，形成了大量的测稿、图纸及照片，这些成为后来保存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古建筑测绘调研档案。1932年至1937年，学社调查过的县、市有137个，测绘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掌握了从汉唐至明清各历史时期的古建筑丰富实物例证。3.古建筑保护修缮档案。古建筑保护修缮工程由很多工作组成，其中一项就是做好修缮记录工作，修缮记录形成古建筑保护修缮档案。古建筑保护修缮档案由修缮前的调研论证、工程计划、施工技术方案、建筑材料选择及工程竣工报告等组成。古建筑保护修缮档案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记录了古建筑保护修缮工作的历史情况、技术方法及法律依据；二是记录了古建筑修缮保护工程的质量；三是记录了古建筑原始和修缮保护后的状况。古建筑保护修缮档案对于该古建筑以后的修缮和其他古建筑的修缮保护都至关重要，尤其在对新发现的古建筑遗址进行抢救修缮时，对其破损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进行修缮时，需要参考同年代古建筑的修缮档案进行修缮，最大限度恢复古建筑原貌。4.古建筑研究成果、专著及文献档案。建筑工程院校、建筑研究机构及古建筑博物院的建筑学家，经过课题立项对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建筑做了许多专题研究，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古建筑学术研究成果，撰写了很多研究论文、专著及文献，这些古建筑学术成果成为有价值的古建筑档案。朴玉顺、陈伯超等学者撰写的研究著作《沈阳故宫木作营造技术》，于2010年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通过“总论沈阳故宫建筑的形制”“沈阳故宫建筑中大木作的构造特点与营造规律”等章节，阐述了沈阳故宫的建筑布局、营建年代、建筑特色和木作的营造技法等。5.古建筑多媒体声像档案。古建筑多媒体档案主要以磁性材料或感光材料为载体，以音像为主要反映方式，记录古建筑实体及周围现实情景，具有保存价值的照片、录音带、录像带、影视片等新型载体的古建筑历史记录。现代古建筑研究部门，为了真实、准确及科学地掌握和记录古建筑的现实状况，为研究工作提供古建筑形体、结构、材料及色彩等素材，制作古建筑声像档案资料。古建筑声像档案具有真实、生动、形象等特点，古建筑声像档案对于古建筑实体描述和记录是其他档案资料无可替代的。古建筑声像档案对于记录古建筑的意义，既有着记载古建筑原貌的功能，又有反映古建筑保护现状、弘扬古建筑历史文化的作用。

三、古建筑档案对古建筑复建的作用

1.古建筑营造工艺档案为古建筑复建工程设计提供支持。梁思成、莫宗江以中国营造学社名义设计的滕王阁，是中国对“古建筑复建”（滕王阁早已全毁无存）的最早尝试。1942年，梁思成按照宋画《天籁阁》及《营造法式》所示的建筑规范，绘制了《重建滕王阁计划草图》，但当时并未将该草图付诸实施。这个方案讲求科学，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施工技术，都有详细的档案及研究论证，为利用古建筑档案开展古建筑复建开辟了道路。滕王阁被毁的原因有很多，主要以火灾为主，其次还有战争、自然坍塌、地震等原因。其中最后一次被毁发生在1926年，当时南昌曾被军阀占领，他们害怕城外的北伐军居高临下攻打南昌城，所以一把火把滕王阁给烧了。现在展示给世人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建的作品，如今已成为南昌有名的地标建筑，气势磅礴，是借助于古建筑营造工艺等古建筑档案完成的。2.古建筑保护修缮档案为古建筑复建施工提供技术帮助。岳阳楼复建工程是综合利用古建筑原始档案和后期修缮档案进行古建筑复建的典型。岳阳楼自建成后，由于战乱、火灾、洪水多次被毁，多次复建，由于岳阳楼原始建设和后期修缮记载的资料保存充分，使1983年复建工程保存了历史的规模、结构及装饰。岳阳楼始建于公元220年前后。北宋元丰元年（1078）十月，岳阳楼毁于火灾。北宋元丰二年（1079）春，岳州知州军郑民瞻重修岳阳楼。清光绪六年（1880），岳州知府张德容重建岳阳楼，将楼址东移六丈多。1922年7月27日湘军进占岳阳，岳阳楼窗梁栋柱等多半被毁。1934年2月17日岳阳楼重修竣工。岳阳楼在晚清、民国战乱后幸存下来，后来逐步得到修整。现在所见的岳阳楼是1983-1984年大修后的成果，保存了清代的规模、结构和大部分的建筑构件，如四根被白蚁蛀空的楠木金柱，经过化学加固处理后仍在继续使用，确属古迹。1983年，国务院拨专款对岳阳楼落架大修，把构件按原件复制更新，历时十个月，保存了55%以上构件原物。一楼民国时加砌的三面砖墙换为明清式样的贴金雕花门窗；二楼镶嵌有清书法家张照书《岳阳楼记》雕屏原物；三楼镶嵌书杜甫《登岳阳楼》诗雕屏。3.古建筑测绘数据档案为古建筑异地复建提供全复制。沈阳建筑大学为了开展古建筑研究和教学设计，对沈阳的多处古建筑进行了测绘，收集了大量的古建筑测绘资料，绘制了大量的建筑结构图、工艺图，利用这些古建筑测绘档案完成了一些古建筑的专题研究和古建筑修缮和复建，如八王寺、十王府、盛京施医院等历史建筑的复建。1882年，英国苏格兰医生司督阁，受苏格兰基督教会的派遣，到奉天开办诊所，应用西医西药为百姓诊治疾病，成为在我国东北地区使用西医西药治疗疾病的第一家医疗机构。诊所地处原盛京，因免收全部费用，经费来自各界商绅和爱国人士捐助，并建成医院，故称“盛京施医院”。“盛京施医院”原址在辽宁省省肿瘤医院院内，该建筑建于1910年前后，属于文物级建筑，由于建筑本身原因被拆除，经沈阳市政府批准，由沈阳建筑大学负责迁移重建。沈阳建筑大学利用建筑测绘档案进行了“盛京施医院”的复建，指导了易地复建的设计和施工，在大学校园按原材料、原貌、原结构进行了复建。古建筑“盛京施医院”拆除后，保留了每一砖和每一瓦，甚至每一扇门和窗，异地于沈阳建筑大学古建筑保护基地内重建。4.利用BIM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大数据古建筑档案为古建筑复建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BIM技术核心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虚拟的建筑工程三维模型和完整的建筑工程信息库，BIM在古建筑保护方面的应用主要是基于三维数字技术的全息几何模型、整体建筑信息模型、局部构件信息模型、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及分析四个方面。将BIM技术与GLS、GPS、三维激光扫描、模拟仿真技术等信息化手段相结合，建立古建筑数字化资源数据库和信息化管理平台，有助于古建筑的展示、信息查询、专题研究及修缮和复建。基于BIM技术的古建筑数字化保护实现方法包括信息采集、模型构建、属性信息录入及VR虚拟展示等。利用BIM技术与GLS、GPS、三维激光扫描、模拟仿真技术等信息化手段，准确采集古建筑表面点云数据，导入BIM软件，建立三维BIM模型，在BIM模型中输入各构件的年代、材料、破损情况、保存状况等信息和属性。在虚拟模型中录入古建筑的测绘图、照片、相关古建筑档案信息、历史修缮记录周围环境信息，实现BIM系统下的古建筑信息的全覆盖，为古建筑的修缮和复建提供强大的数据和建筑档案信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