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科技论文范例

一、中美医学教育的差异

1．医学教育理念上的差异

医学教育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大众化教育，为社会提供初级卫生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是基本思路，这是由我国医疗投入不足、人口众多、教育水平整体偏低的国情决定的。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以及历史的原因，造就了堪称世界上最为复杂和令人迷惑的医学教育制度。有初中毕业后的3年制的中专卫校，有的在此基础上增加1-2年，参加专科考试通过后就可以成为专科毕业;高中毕业后的选择有3年制的专科，5年制本科，6年制本科，7年制本硕连读，8年制本硕博连读，4+7=11年制的双博士班等。2010年，我国700多所医学院培养医学类毕业生达119万人。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调查了31个省(市、区)的3079所高校或分部、分院，调查抽样数达到44．4万人，统计分析得出2009大学生失业率最高前十，让人意外的是，本科失业率最高的10个专业中，医学类专业占了3个，临床医学的失业率达24%。显而易见，这种低水平大众化的医学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对医疗健康的需要，更遑论推动医学科学进步的发展。

2．培养目标的差异

根据1979年中美建交的相关协定，中国大陆177所院校的临床医学本科学位被认可相当于美国MD，可以申请美国医师执照考试。同时我国五年制临床本科和美国4年医学院的学习从基本课程设置、学时安排基本毕业要求没有太大差异。美国MD和中国临床医学本科在法律地位上和实际操作中地位也是对等的，都是取得医师执照前的基本医学教育，培养目标是相对等的。而我国临床医学博士的培养目标是具有主治医生水平的临床医生，不但要求具有医师执照，还要完成两个阶段的住院医生培养，具有独立开展临床工作的能力，这个目标相当于美国已经取得正式执照的AttendingDoctor。这在美国，高中毕业后至少需要12-15年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3．科研教育的差异

由于历史及习惯的原因，我国把本科以后的教育称为研究生教育。我国的临床医学博士要求参加临床或基础研究并发表不同要求的论文。由于我国目前特殊的职称评定系统的对科研的特殊要求，使得科研教育成为博士教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美国，医学博士是专业学位(professionalgraduate)，从字面上及实际上和研究没有一点关系。MD学习期间基本不参与研究工作，其毕业考核的目标也主要是临床知识和技能。

第一篇: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

摘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对于培养全民族的科学素养有很重要的意义，并且目前的科学教育需要从理论教育过渡到实践教学之中。但是由于历史教学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未能重视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从而未能跟随时展的需要步伐。本文科学概述了科学探究能力，分析初中物理中科学探究能力的现状，结合现状，制定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不足。

关键词：初中物理；物理教学；培养；探究能力

一、引言

无论是发达国家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科学素质对于这些国家的教育者都占有重要地位，教育工作者也积极寻找培养教育的方法。从教育的角度上看，科学素养培养的主要任务是科学的知识和能力培养，而科学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最主要的就是科学的能力的培养，能力是最能影响一个人的人生的。科学能力又主要集中在科学探究的能力上，从我国的教育历史上看，中国的教育没能充分地集中在科学探究能力上，学生缺乏基本的探究能力，在学习的过程中，缺乏探究性，不能适应现代飞速发展的时代。

二、科学探究能力的概述

科学探究是学生的探究性学习和老师的探究活动。在中学的教学中，主要是指学生的探究性学习，在教师的指导下，认识新生事物和发现新规律，自己去思考问题，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询问教师，在自己亲身经历的问题解决过程中，从智力和情感上实现学习的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如何在当代文化架构下拓开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近年来十分焦虑的母题。这种焦虑，或西延与汉学碰撞时炎时凉，或内溯于新国学探求时有执着，或立足当下语文教改有破有立，或后延于当代概念孰民孰中，或追问身份于现代汉语中渐成热点。这些焦虑，十分集中地体现在2010年9月20日至23日在四川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以下简称“年会”）的四个分题中，会议开了四天，时间饱满，发言密集，时有交锋，新见叠出，是近年来少有的高质量的现代文学学术盛会。   一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   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是近十年来一直涌动的学术话题，年会围绕其研究史与当下课题、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等命题进行讨论，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新领域的拓展。   年会首先讨论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的历史与现实课题。高玉（浙江师范大学）以9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90年代后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把语言看作纯粹的形式，而看作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谈到当下时，他认为有三大课题值得研究，“一是关于文学语言问题的史实清理与研究，比如晚清白话文运动历史，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等及文学史上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以及文学现象。二是文学思想语言层面的研究，比如关键词研究，关键词研究是历史研究，通过研究概念的流变、发展来研究思想的变化和发展，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还停留在名词解释层面，缺乏意识层面深入。三是语言诗性问题研究，我们现在还没有对语言诗性问题建立一套有效的言说方式。“诗性”问题会对未来的文学语言研究带来巨大的突破。曹万生（四川师范大学）认为，“有三个历史逻辑层次，第一层次，对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形式研究以及这个形式历史的研究。深入下去就是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联系。第二层次，把现代汉语作为与古代汉语不同的思维方式及思想实践的研究。第三层次，研究现代汉语诗性与现代汉语文学的关系。”二是关于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关系历史清理的研究。   年会就总体语言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现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当代文学时期与现代汉语及诗体语言、散文语言分别作了讨论。   文学语言的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思路方面，朱晓进（南京师范大学）认为“应系统地梳理五四以来的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最终落脚点是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重要内在根源，即注重文学语言的变迁对中国现代文学进程（尤其是文学形式变化）影响的方式和程度的分析，”“应着重着手研究，文学语言变化的影响到底是以何种方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文学样式的形式发展和导致了一些重要的文学文体特征的形成”。   进入晚清时期，围绕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困境与转化，晚清译入语与现代文学想象及初期译诗等问题，代表们发表了不同意见。王平（中国海洋大学）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有一个“认同意识”困境的形成与缓解的过程，“晚清新知识者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是维新启蒙，缺乏五四同人真正的语言自觉。白话、文言并行的二元性语言观凸显了晚清一代所面临的‘内俗外雅—体用分离’的认同意识困境”，“白话报这一启蒙形式使新知识者的认同意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咸立强（华南师范大学）认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之译入语的斟酌使用，充分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汉语的现代性想像。”因为，“翻译时的译入语不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语言体系，而是一个有待生成的语言体系，是剧烈变动和生成中的语言——现代白话文。”围绕这一点，袁进（上海大学）分析了晚清译诗与现代新诗的关系，“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在运用汉语翻译基督教诗歌上，已经做过大量的运用白话翻译新诗的尝试，这些尝试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文学史的承认，它们被历史遮蔽了。”进入现代，年会围绕现代汉语的产生、胡适与梅光迪、任鸿隽关于新诗语言的论辩、《新青年》标点与横书、鲁迅的语言观、钱钟书关于文言白话的观点等进行了讨论。汤哲声（苏州大学）认为，“中国‘现代汉语’是在清末民初之际由报人、作家、政论家、国家共同完成的。”“现代文学对现代汉语起到‘定型’的作用。”陈方竞（汕头大学）认为，钱玄同首先提出并始终坚持的“‘横行与标点’，作为《新青年》新文化倡导的一个重要主张”，“每一步微小的变化，都贯穿着同人间的分歧、争论乃至交锋，历时四年多，版式和标点符号才发生整体改变”。黄轶（郑州大学）以鲁迅语言观谈了晚清到五四时期的言文之分与身份之别。   “变与不变的观念都隐含着民族身份的焦虑。”近现代语言变革乃是为新文学立法。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话化、欧化、拼音化三种思路。田建民（河北大学）认为，钱钟书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批评及对文言与白话的批评，体现了一种重史求实、新旧兼容的学术原则与治学方法。   进入当代，年会就现代汉语共同体形成与方言、孙犁的语言观、诗体语言、散文语言等进行了专题研究。刘进才（河南大学）认为，1955年相继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会议，对周立波方言文学的批评，使“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刘东方（聊城大学）认为孙犁的语言观具有承现代启当代的桥梁作用：“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此后的李锐、韩少功、贾平凹、于坚、王家新，陈东东等，共同继承开拓了中国当代文学语言本体论。   可喜的是，对当代文体语言的研究也成为学者关心的问题。年会围绕现代汉语与诗趣、科学思潮与诗歌、穆旦到昌耀诗歌语言的质感、语言与当代散文等进行了讨论。王书婷、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认为，“对现代诗歌文体的描述，对现代诗歌功过的整理，应该回到‘趣味’、‘游戏’”，研究了现代诗歌文体研究的现状、趣味和游戏与诗歌的关系，汉语诗歌文体的古今得失比较，以及现代汉诗文体问题的切入视角做出了探索性的考察和分析。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认为“中国汉语诗歌的现代转型，很大程度是清末明初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潮影响的结果”，他从诗歌感性思维方式、语言、外在形式、意象类型扩展、传播途径等方面论述了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的直接关联和弊端。易彬（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穆旦时代，古典诗歌美学规范”影响了诗人写作，但后来的“昌耀有意掘用朴拙的古汉语词汇或生造词汇”，承载其情，传达滞重。“两人获得相似的诗学效果：词汇充满力度，语言获具独特质感。”渗透出对当代诗人现代汉语诗性的焦虑与感受。丁晓原（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从语言三维视角观察中国散文现代转型，认为“文学的现代性，基础性的表征当是语言的现代性。”工具层面由白话取代文言，是现代性显性标志；语义层面新名词和“外国语法”的“欧化”，显示内在现代性；新文体的建构与语言关联，显示分型建体功能。#p#分页标题#e#   年会在关注现代汉语与创作、新诗创作与新诗文化、现代汉语文学史学术史研究诸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讨。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认为“从语言维度进行考察，普通话写作无疑是当代文学确立的标志。”高玉对普通话语音涵义与现代汉语的关系作了回应。在新诗创作方面，吴投文（湖南科技大学）认为，“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他认为，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在现代文学与现代汉语研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近年来这方面的文学史著作开始出现。巫小黎（佛山大学）提出了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整合全球汉语文化资源，构建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其意义和价值则超越了文学史建构本身”。赵黎民（重庆师范大学）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持疑，认为难度很大。晏红（四川外国语学院）就表达与应合、文学与学文、文人与文本谈了自己对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研究的看法。高玉、朱晓进分别作了相应的回应。   二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当代语文教学   现代文学经典阐释是本届年会的主要论题，也是最近十多年来现代文学界持续不断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现代文学介入当代基础教育联系的动向，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文学界力图介入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思路。围绕这个论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思考，涉及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建构及其当代性、经典阐释与语文教学、鲁迅作品新论、其他重要作家新论、流派文体新论等等。   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有些什么变化，应怎样评价这一变化，温儒敏（北京大学）就研究的边界和价值尺度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近年现代文学研究步入平稳，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研究趋向。一是回到“史学”的路子，“重新注重文学与历史的内在关联。”二是“一大批日本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三是“选题的对接，将文学领域问题与其它领域问题迅速对接起来。”利弊皆存。四是“新生代学者如何克服‘项目化生存’、弥补过分‘学院化’所造成的弊端，找回学术研究与社会责任、研究工作与生活世界的有机联系。”就社团研究与国家、个人等关系研究提出看法的有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他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社团流派是随着中国现代文化及现代文化主体的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国民“群”的观念，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载体。”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四者关系的形态。与此相联，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认为“应该完全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打破国家、群体、个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冷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对2009年的现代文学研究作了系统评述。   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经典的社会意义，成为年会关注的问题之一。金宏宇（武汉大学）提出了副文本与现代文学经典建构的关系。认为，经典的中间层面与副文本有关。“这个经典化，一方面是文本的构成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其正文本的一种阐释的因素”。汪成法（安徽大学）认为，学院派文学批评“在1920年代承担的是立法者的角色，1930年代则是护法者”。王方（西华大学）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的问题，就现代文学经典对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作了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既有鲜明现代性特征又能够带来深刻生命体验的文化形式，是公民意识形成的精神食粮。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经典的意义上，代晓东、王小平（四川理工学院）试图用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对现代文学经典进行阐释。周云鹏（长沙理工大学）认为“经典教学的道路不失为摆脱当前困境的主要途径”，哈迎飞（广州大学）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确定现代文学经典的价值标准”，提倡“精”、“深”、“慢”。   鲁迅作品的经典阐释与教学，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主题。陈国恩（武汉大学）简述了鲁迅研究史与当代中国社会、中学选本变化的简况，主张“中学语文教学对鲁迅作品的讲解要专注于发掘其更为内在的、更具有久远的文化意义，要对鲁迅及其作品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符杰祥（上海交通大学）认为，鲁迅从弃矿学医，再到弃医从文，不断走进了他自己。“决定鲁迅取舍的根本在于何种学科更能满足自我的内心需要”。张均（中山大学）从农民形象的梳离与启蒙主义之关系的角度，认为《阿Q正传》是“启蒙主义独断式的自我表演”。曾令霞（佛山大学）对鲁迅作品看客、戏子、丑角等形象的分析，讨论了鲁迅作品与“戏台文化”的关系。陈伟华（湖南大学）对大学《阿Q正传》的教学图示了新的体验。   不少学者对具体经典篇目进行了新的解释。吴晓东（北京大学）提出了关注20世纪30年代文学对传统文学借鉴的思潮问题，他以何其芳《画梦录》所写三个独立志异故事《丁令威》、《淳于棼》、《白莲教某》为例，研究了“为什么何其芳的现代散文创作选择了这三篇古代故事进行改写？三个故事之间呈现了怎样共同的特征？何其芳改写之后的散文与原著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异同？改写后的现代文本又昭示了哪些值得分析的诗学属性？”认为“《画梦录》由此给我们提供了考察中国现代创作与古典文学之关系的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马俊山（南京大学）认为过去对丁西林《压迫》解读都不能真正揭示《压迫》的思想特性“，全剧都是围绕着租不租以及退不退的矛盾展开的。这是一场权益之争，作者探讨的是现代人的自由界限问题。”“深层反映的现代中国权利和自由意识的觉醒，这是它超越同时代其它作家作品的地方，也是它的现代性、经典性之真正所在。”袁国兴（华南师范大学）研究了“我”在艾芜《山峡中》的叙述位置选择与文本价值的关系问题。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认为茅盾《蚀》等早期小说中，“政治创伤体验激发了茅盾的艺术才情，‘绚烂中的哀伤’之美”“是他艺术才情的藏身之所”。大、中学教材对茅盾作品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结果”。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认为周作人现代思想根源有一个从前期的西方埃利斯到20年代中期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赵京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周作人致日本友人松枝茂夫信114封（1936年3月至1964年12月）“解读日伪时期周作人对战争、国家、文化、个人际遇的认知和感守约同时，试图提出那段战争期间出现的‘汉奸’现象的历史性和普遍性问题”。高恒文（天津师范大学）通过“破门”事件集中分析，考察了沈启无与周作人文学关系沿革及变化，从独特视角考察周作人40年代思想文风的另一面。陈希（中山大学）分析了近十年来《雷雨》演出由传统主题到超越现实的人性探索、传统表现形式到融入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突破固定“三一律”等形式的变化，认为更体现了《雷雨》创作原意。吴晓梅（昆明学院）分析了张爱玲、苏青小说与4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的关系和独立价值。夏中义（同济大学）认为1949年前的“朱光潜个人学术史”“最具创意”。#p#分页标题#e#   谢家顺（池州学院）对张恨水小说作了民俗学的阐释。方维保（安徽师范大学）认为苏雪林从个人书写向国家叙事的转变，体现“国家情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成年镜像”。   还有学者对整体现代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刘勇（北京师范大学）认为“文学流派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体现出地域文学的某些特质，它们还有新的研究空间，这就是文化资源的开掘与发现”。邱雪松（西南大学）考察了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关系的演变，“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新文化运动人士主政的出版社大量诞生，呈现为古旧书店，大书局，新书业三足鼎立的局面。”黄晓华（湖北大学）分析了寓言型修辞中作为先觉者的癫狂，到诗意化修辞中作为高蹈者的癫狂，再到写实化修辞中作为毁灭者的癫狂的三种现代癫狂叙事，是“现代人认同境遇的一种隐秘的集体隐喻”。肖向明（惠州学院）研究了清代以来民间信仰与中国小说叙事的演变，追溯有其叙事潜在的“近代性”因素。   诗歌经典研究，体现了学者们不同的关照角度，特别是对现代诗学涉及个人真实等哲学相关命题作了探讨，如段从学（四川师范大学）认为冯至《十四行集》是“在个人与世界的关联中，在个人的变化和丰富中来寻找个人真实性的生存论道路”，与鲁迅《墓碣文》“把自我当作客观认识对象”构成潜在的对话关系。陈茜（江西师范大学）在比较废名的“浑圆”与朱英诞的“清浅”之差异中，思考朱英诞被文学史家忽视的原因。陈卫（福建师范大学）以朱自清20、30、40年代的相关诗论的影响与贡献为据，认为“朱自清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奠基人”。马云（河北师范大学）分析了李金发诗歌与罗丹的关系，认为“《弃妇》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雕塑家多那太罗的《圣马德莱娜》和罗丹的《丑之美》的艺术感悟。”“他的诗是象征的，也是写实的。”在散文研究中，陈啸（南通学院）从京派散文的生成、理论言说、创作实践等方面探讨京派文人把纯“美文”以及对散文文体本体性回归为鹄的的一次极具价值的散文文学尝试的内涵及意义。小说研究方面，罗晓静（中南财经政大学）对晚清小说《孽海花》“对个体欲望、情感、微观社会乃至日常生活予以充分的注意”、消解精英等奇异之处作了分析。   陈思广（四川大学）对1927——1939年间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与获奖小说作了发掘与分析，并分析了三次长篇小说征文为人们所忽视的原因。阎浩岗（河北大学）对近年来《李自成》的评论进行了反思。   三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界，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关系的思考，一直处于转型的焦虑之中，并成为多次会议研讨的主题，随着当代文学的延伸，这个问题得到的关注越多，这既关系到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的关系问题，也关系到如何书写现代文学史。本次年会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的研究开始深入。   关于民国文学、共和国文学的命题，关于近代、现代、当代的整体性思考以及如何打通的问题，都继续引起一些学者的重新思考。丁帆（南京大学）在大会发言中，更把这个问题提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现代文学史删除和遮蔽了的1912—1917七年”。他把新文学开端期放在1912，理由有四：民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诞生；法律保证了言论等现代人权；法律保护对倡白话、开报禁、言论自由、启蒙产生了巨大作用，使现代文学一直比当代文学质量高；通俗文学得到长足发展。张福贵（吉林大学）继续他2003年提出的“中华民国文学”作为现代文学命名的说法，同时主张把当代文学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他从文学的性质和观念、作品构成因素、形象的置换、作家身份以及文学组织机制的变化四方面论证了这是两种“本质差异”的文学史。李怡（四川大学）看到了国家形态诸如法律、经济、教育、宗教、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生产、传播过程等等“结构”性因素形成了某种综合性的效应，因而赞同民国文学史的说法，谓为“民国机制”。黄万华（山东大学）提出，要“跨越1949”的命题，认为1945后十年，解放区文学“扩展”到大陆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要结合在一起考察。朱栋霖（苏州大学）在现代与古代的基本差异比较后，提出“现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就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史”，认为这是“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是治史不可回避的学术方法与思路”。高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以1894年出现翻译小说为始，认为1894到1917应称为“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1919到1949是“多元混杂的现代性与超现代的一元确立”，1949到1979是“超现代的一元模式从僵化到自我解体”。谢昭新（安徽师范大学）从“政治意识的演化”并通过这种演化的具体形态变化，论及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   在打通现当代文学的角度上，更多学者选择了从题材、主题、艺术、地域、民族等角度进行的打通研究研究，是这次年会的一个新的动向。段美乔（中国社科院）以40年代的九叶诗人在80年代的重新出发，探讨了现当代文学关联的一个独特现象：学界对40年代九叶派的研究，共性的关注大于个性。“在80年代的命名和重现的过程中，九叶诗人们表现出的差异性却远远大于共性。”王本朝（西南大学）谈到了“当代”建构过程的种种合力，并分析了现代作家在建构中自我更新与认同。王卫平（辽宁师范大学）提出重返文学中心，对经典进行重新厘定，对学科进行新的整合，强调经世致用。袁盛勇（重庆师范大学）认为对时代“鲁迅现象”的清理，“其实也包含了对于当代知识分子和鲁迅思想缺陷的清理”，主张要对鲁迅采取一种较为古典的学术研究态度。白浩（四川师范大学）认为“西部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曾有两次作为策动中心的机会。他以延安与当代为角度，研究了“西部本土文化特有的正负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动能的有限、动能的衰竭之原由均值得再加探究”。常彬（河北大学）以晚清以来中国作家的朝鲜题材关联，认为经历了认知，亡国镜鉴、休戚与共、南方缺席、“华风”“韩流”四个阶段。张鸿声（中国传媒大学）以北京空间叙述为线索，研究了现当代文学的差异，认为“现代文学主要对北京进行古典性叙述”，当代文学“新北京”空间叙述转向对一些新的城市景观，其间所体现的，是新旧城市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刘永丽（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现代历史时期中国文学中“反城市主义”主题“在当代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20世纪该主题与儒家文化、西方反现代性思潮、殖民主义及民粹主义有关，“当代文学的‘反城市’的内在原因又有新质表现。王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以中西文化碰撞下产生“跨国恋”叙事为题，研究了晚清王韬、周瘦鹃和现代徐?、无名氏的相似相异。俞敏华（浙江师范大学）比较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和汪曾祺《受戒》，认为“这两位常常被指认为风格迥异的作家，却在同一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趋同的价值观念”。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以老舍《骆驼祥子》、苏童《米》和贾平凹《高兴》为例，研究了百年农民与城市关系的审美嬗变：即“以善抗恶”、“以恶抗恶”到“以善寻善”。赵凌河（辽宁大学）以施蛰存到余华为例，描述了“现代走向后现代，从‘内在现实’的追求走向‘不确定’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表述”。葛涛（北京鲁迅博物馆）提出要以鲁迅“立人”主张的思想在当代网络文化中“立网民”。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认为“书法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是被忽略的领域，“可以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钱晓宇（华北科技学院）提出中国当代幻想文学的传承与新变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汪卫东（苏州大学）认为“从五四到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言说都只能是到人为止”，“无法生成真正摆脱非人存在的新资源，也无法拓展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刘殿祥（大同大学）以闻一多学术研究为例，提出在国学热背景下“现代作家的学术经典之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罗绂文（贵州大学）从新诗对旧诗借鉴的角度，梳理了百年新诗之“旧路”，研究了“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张莹（四川师范大学）认为，王朔、刘恒，池莉、晚生代，美女作家、网络小说等，表现出文学的影视转向。   在打通的学术背景下，本次年会出现了专门把注意力转向当代研究的正面研究。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认为近二十年中国文学里面呈现出四大“症候”：简单的“日常”与慵懒的“审美”、堕落的“身体”与货币化的“欲望”、价值误置的“戏谑”与审美倒错的“狂欢”、温馨复制的“底层”与精神撤退的“民间”。耿传明（南开大学）认为，在“掊精神而张物质”的当下，正显示“《红旗谱》的文学魅力”以及“至高的善、真正的公平和原始的正义”。刘海军（重庆大学）从乡村脱序的全貌、城乡冲突的文学表征与农民底层身份的焦虑这三个方面着重探讨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   四　现代文学与成都   现代文学的地域文学研究日渐与地方文化研究相渗透，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本次年会围绕现代文学与成都的主题，对现代文学与成都形象成都书写、对郭沫若、巴金、李?人、艾芜等与成都以及抗战时期在成都生活和工作过的朱光潜、朱自清等人进行了研究，描绘出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几位大家的渊源关系，同时探讨对地域与文学的独特关系与美学意义。   在总体概括现代文学与成都作家的关系时，吴定宇（中山大学）用多元构成的“西蜀文化之气”加以概括，认为郭沫若乐山沙湾的“匪气”、李?人成都的“市井气”、巴金成都“文翁石室”的书卷气尤为突出。谭桂林（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抗战时期向大后方迁移的众多佛教期刊，“对发掘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史料，把握现代佛教文学的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李永东（西南大学）认为，外省作家的成都书写，能让我们领略“他者”文学视野中成都形象的文化审美风格：倾向选择阴柔、静穆、低沉格调的意象来摹写成都，发现北平情调或江南风味，“旧中国都市的风度”和熟悉的民族氛围。逄增玉（中国传媒大学）以四川现代作家反映“九一八”后东北和四川抗战小说为例，分析了典型化、本质论的偏差与学术界评价同一，认为“需要还原，以呈现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和声音。”郝明工（重庆师范大学）描述了抗战时期“双城书写”现象：纵向历时性成渝书写、横向共时性京渝书写、纵横交错整合性苏渝书写，体现出“以趋向民族史诗的艺术高度”。秦方奇（平顶山学院）以南阳《前锋副镌》为例，认为“在关注‘大后方’文化中心的大刊物外，要对为数众多‘小后方’的地方文学报刊给予足够的重视。   年会对巴金创作关注最多。陈思和（复旦大学）对新近刊发的巴金1928年计划写的中篇小说《春梦》残稿作了阐释，认为“《春梦》是巴金在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以后开始创作的未完稿”。“《春梦》残稿的发表构成了对巴金研究界既定看法的一个挑战。”他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春梦》残稿并非是原来巴金回忆中的《春梦》，而是一部已经走样了的书稿的片段，它与巴金曾经告诉我们的创作设想中的《春梦》并非是一回事”。吴双（西华师范大学）认为《憩园》、《第四病室》、《寒夜》里“来自故土被反复强化的记忆在深层无意识中形成文化象征符号”，汇聚成了巴金笔下独特的“川渝意象”。金进（马来西亚拉曼大学）认为《家》通过巴金及其信仰变化透视了30年代的文学视界：高老太爷、觉新形象“人性善恶的揭示”的体现，觉新、觉民和觉慧的象征反映（分别代表传统性格、五四余绪、社会主义）。魏建（山东师范大学）对《沫若诗词选》不同版本的篇目校勘，回答了《沫若诗词选》何以出现版本问题，并依据所得校勘数据纠正对单行本《沫若诗词选》与《郭沫若全集》中的《沫若诗词选》作品篇目的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认识。张全之（重庆师范大学）据1923年《国家的与超国家的》一文提出郭沫若早期创作中的“超国家”意识的问题“来自于当时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邓伟（重庆工商大学）认为“李?人的文学选择与新文学主流明显有着某种的距离感与疏远感”、“其小说有着某种明显‘旧式’的底色。”詹玲（杭州师范大学）认为李?人、沙汀笔下的成都茶馆叙事“以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样貌体现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对抗消匿、变异融合或因势而上等多种样态。”除了对四川籍特别是在成都出生、成长的作家进行与成都风情关系的考察外，一些代表考察了刊物及抗战时期旅蓉作家的创作。李琴（四川师范大学）以清末民初四川报刊出现的首个专门文艺副刊《娱闲录》为例，考察了主笔李?人及吴虞等人创作的百余篇小说，并论及《娱闲录》并入《四川群报》副刊后李?人成为《四川群报》首任主笔及副刊编辑的史料及意义。在对旅蓉作家的研究中，王攸欣（湖南师范大学）认为朱光潜在成都的经历表明朱光潜并不是一般读者所了解的沉浸于超功利审美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介入现实斗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晓冬（西南大学）以《巴山夜雨》分析了张恨水抗战小说特有的空间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在社会化小说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温儒敏，在大会闭幕式上，对大会取得的成功作了总结，他认为，“年会开得很好”，有三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一个年轻的会，有差不多三百人，有接近三分之一是年轻人。这个学科已经有五代学人。第五代就是70后80后。这次会很多第五代参加进来了，很踊跃。#p#分页标题#e#   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第二个特点，这个会有很大投入、论文有120多篇，都很认真。现在这样认真的会很少了。第三个特点，有生长的态势和新的生长点。现代文学与语言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也出现了一些好的著作，殷实的著作。研究文学语言要进入它很深的机理，必然要触及到个性的问题。这次会议问题提得很好，还有些问题像汉语文学史的问题，像曹万生老师那个书，很有意思。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汉语文学史跟国别文学史怎么说。这个可以讨论。我提几个希望。第一，我希望我们这个学科能够参与现实，但又保持活力、要有一个持重的风格。第二，希望更年轻的学者把现当代打通。第三，期望年轻一代应该从我们的教训中走出来，做更大气的文章。

2019年以来，全县教体系统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全市及全县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以机构改革为动力，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促进公平为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教育信息化为引领，继续写好教育奋进之笔，积极推进全民健身运动，保持了全县教体事业持续稳定发展，先后荣获在推进全省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工作中做出积极贡献的集体、“首届全国中小学教师读写比赛”赛区优秀组织奖、2018年度县市区体育彩票市场份额奖、2019年度全市初中教学质量管理综合优胜单位和高中教学质量管理单项优胜单位、2018年度全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先进单位、2018年全市“全面改薄”工作先进单位等24项县级以上荣誉。一年来，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一、推进党的建设纵深发展，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坚强有力。召开全县教育大会，学习传达全国、全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完善教育事业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成立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工作规则及秘书组工作细则，召开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暨全县教育重点工作推进会，凝聚党政各部门齐抓教育工作合力，努力破解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义务教育“大班额”等难题。

──党员思想根基更加牢固。认真落实“”制度，定期开展集中学习，按期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285名党员被评定为“优秀”等次，680名被评定为“合格”等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培训暨党组织书记及党务专干业务培训，安排18名优秀党组织书记参加第三期全国中小学校党组织书记网络培训。认真抓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运用，广泛开展教育扶贫政策宣讲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报告会、演讲比赛及征文、党课等活动，激发党员奋起赶超、科学跨越的斗志和热情。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一体推进。派出7个指导组下校督促指导,确保主题教育质量。局领导班子、基层党组织书记上专题党课62次，党代表宣讲28次，党员上微党课28次，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堵点、难点问题。

──党建日常管理不断规范。推广应用“永修党建e家”智慧党建平台，组织开展“创党建品牌，建特色支部”活动，推动党建工作提质创优。严格落实“主题党日”制度，开展主题党日活动636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51次，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红十字捐款、助贫困生阅读募捐等公益活动。召开2018年度科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脱贫攻坚专项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经严格把关审核，发展党员31名，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8名，完成党费收缴及党员工资“一日捐”工作。“七一”期间，评选表彰了1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15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103名优秀共产党员。元旦、春节、七一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98人，发放慰问金4.3万元。

──党风廉政建设持续深化。开展节日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监督检查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漠视侵害群众利益、“挂牌热”“领导干部通讯费报销”“办公用房使用”“谢师宴”、“升学宴”、有偿家教等问题专项整治，查处违规行为7起，处分7人。做好十四届省委第五轮巡视发现倾向性问题未巡先改工作，加强系统内工程招投标、物品采购、课后服务等监督，以“五型政府”建设、县人大民主评议和县政协民主监督为契机，进一步改进作风，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坚持“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和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及时听取并认真办理群众诉求，办理各类信访件53件，排查举报信箱32个、网站5个，关闭“僵尸网”1个。积极组织参加县纪委、团县委组织的“风清气正激扬青春”青年辩论赛，县教体局获优秀组织奖和优胜奖。

二、推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办学水平进一步提升

第一篇：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任务驱动应用

【摘要】

作为一种先进的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所以，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有效应用任务驱动法，成为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简要分析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含义，指出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方式，以期能够提高初中信息技术教学的质量，提升学生的信息技术水平。

【关键词】

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法;含义;方式

目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教学逐渐成为初中教育阶段中的重要组成科目，然而，由于教学观念落后、教学模式单一，信息技术教学的质量较差，所以，引入先进的教学模式，合理开展信息技术教学活动，不断提高信息技术教学的质量，成为广大信息技术教师的教学任务。

1.任务驱动教学方法的含义

第一篇：中学物理教学情境构建分析

1在中学物理教学过程中构建问题情景的必要性

1.1构建问题情境要符合物理学科的特点

物理是一门比较有用与有趣的学科，也是把实验作为前提的学科，观察与实验是物理教学基本手段与方式．由此可见，物理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物理观察与实验两方面，同时根据物理内部本质的特征，适当构建物理学习的环境，通过形象生动的情景学习物理知识，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物理教学质量．

1.2构建问题情境要与学生心理的活动需要相符合

大多数中学生心理都具备半成熟特点，且心理发展较为不稳定，很容易因为外界条件受到影响．相关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中学生思维活动一般都是从问题开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发展．一些课堂实践可以看出，中学生一旦接触新知识时，通常会对一些难题产生解决问题的心态．因此，中学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构建问题情境，使得学生充分融入教学活动中，进而提高中学生物理成绩．

2构建问题情境对于中学物理教学的作用

作者：陈昭斌 单位：深圳市南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卫生检验学（HealthLaboratoryTechnology，HLT）是预防医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它包括卫生化学检验和卫生微生物学检验两大部分。通过日常的监测检验，以查明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可能危害，为卫生防疫工作的正确决策提供准确可靠的数据，从而采取措施预防疾病的发生，达到保障人群健康的目的［1］。按照目前的发展情况，至少卫生毒理学检验应该包括在卫生检验学科内，成为其第三大部分。作者认为，卫生检验学应定义为：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毒理学和预防医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研究与人体健康相关的产品和环境中理化、生物和毒物因子检测的理论和技术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卫生检验技术，是指应用于检测与人体健康相关因素（产品中卫生指标和环境中的危害因素）量值的技术。主要包括理化、微生物、寄生虫、临床和毒理学检验技术等。卫生检验，即我们常说的卫生检验工作，主要是指卫生检验技术工作，通常叫做卫生检验或卫检。它包含具体的检验技术工作和对检验技术的管理工作。卫生检验事业，是指把涉及到卫生检验的学科、专业、组织、技术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当成一个完整的事业来看待，来研究。本文简要地总结了60年来新中国卫生检验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现状。展望了卫生检验技术、卫生检验人才和卫生检验学科和专业的未来。

1国家卫生经费投入已大幅度增加，中央新政策再添新保证

国家卫生经费投入已大幅度增加。我国政府预算卫生支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大幅度的提高，如2006年为1778.9亿元，是1980年51.9亿元的34倍多［2］。其中投入到疾病预防控制方面的费用无疑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如，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址的投资2002年通过评估就达17亿元［3］。又如，2004年，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迁建项目经省发改委批复立项，总投资为5.06亿元［4］。中央新政策再添新保证。2009年4月6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09年3月17日）明确指出：今后三年中，“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督和计划生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并完善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建立分工明确、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互动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促进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善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机制。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经费、发展建设和业务经费由政府全额安排。”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主要的专业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之一，政府全额经费的保障将极大地提升政府经费的投入，将进一步推动卫生检验技术的提升和卫生检验工作的开展。

2从事卫生检验技术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机构在增多，覆盖了全国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划的所有地区

卫生检验机构广泛分布于不同部门。目前，我国从事卫生检验技术工作的部门主要分布在国务院的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环保部和教育部等几大部门的下属机构，尚不包括中央军委的总后卫生部的军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系统。如国家卫生部直属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以及全国各地的CDC，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生物制品研究院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及其相应的全国各口岸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和各地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各地环境测机构，水厂，制药，各大学医学院校、研究所等。卫生检验机构覆盖了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地区。就各地CDC而言，都加挂了“卫生检验中心”的牌子，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模式，足见卫生部对卫生检验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建国60年来，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称卫生防疫站）由1949年的1个，到1950年的61个，1980年的3105个，1990年的3618个，2000年的3741个［2］。到2008年末的3534个，其中：省级31个、市地级390个、县（区、县级市）级2708个。尚不包括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1310个等其他从事卫生检验工作的机构（此数据尚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5］。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共有3226个：省级34个（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地级333个（50个地区（州、盟）和地级市283个）；县级2859个（1635个县（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和林区）、县级市368个和856个市辖区）［6］。因此，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完全覆盖了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区。

3从事卫生检验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加、素质在持续提高

第一篇：高中生物科学史教学问题及其改进建议

1强化知识传授，弱化能力培养

关于“光合作用的探究历程”的课堂观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介绍完光合作用的概念后，让学生阅读教材中科学史的相关内容，并利用这段时间在黑板上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列表总结(表中包括时间、科学家、实验过程和实验结论)，然后对萨克斯、恩格尔曼以及鲁宾和卡门的实验进行了分析(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处理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共用38min。关于“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的课堂观察: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是关于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在讲解完真核细胞和原核细胞后，还剩16min时间。教师在简单地解释细胞学说的三个要点后，将教材“资料分析”栏目中“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留给学生自主阅读，然后选择了讨论题中的第二题进行提问(讨论题:①通过分析细胞学说的建立过程，你领悟到科学发现具有哪些特点?②细胞学说主要是阐明了细胞的多样性还是生物界的统一性?③恩格斯把细胞学说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的地位和意义为什么如此重要?说说你的理解)。原因探讨:上述两则案例虽然在教学中都应用了相关的生物科学史，但教学目标过于单一，仅仅将目标定位在落实科学知识上，学生并没有获得任何方法和情感体验。有调查表明，教师对生物科学史的教育价值持肯定态度，但是多数教师却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而引入科学史材料。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固然有考试评价指向的问题，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教师对于生物科学史所蕴含教育价值的认识不够。《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学习生物科学史能使学生沿着科学家探索生物世界的道路，理解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学习科学家献身科学的精神改进建议:在教学中不能局限于只告诉学生现成的静态结论，还要追溯它的来源和动态演变;不能局限于知识本身，还要揭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不能以知识为唯一目标，还要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维品质和思想观念。要把逻辑的推演同人们认识的过程联系起来，达到逻辑和历史的辩证统一，真正揭示科学发展的精髓。

2盲目选择材料，加重学生负担

关于“遗传因子的发现”的课堂观察:在教学时，教师利用多媒体，用18张幻灯片介绍了孟德尔生前身后，用20张幻灯片介绍孟德尔的论文及其思路，其后还详细介绍了孟德尔“造假”案溯源及其孟德尔的精神遗产。整节课上学生眼花缭乱。关于“现代生物进化理论”的课堂观察:在教学时，教师利用多媒体，先介绍生命进化的证据(胚胎学、比较解剖学)，然后陆续介绍了早期进化论(布丰、拉马克、华莱士)、达尔文进化论、综合进化论(哈迪、温伯格、赫胥黎)、中行进化学说(木村资生)。学生忙于阅读，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关于“光合作用的探究历程”的课堂观察:在教学时，教师利用多媒体，先后介绍了亚里士多德、赫尔蒙特、普利斯特里、森内比尔、萨克斯、恩格尔曼以及鲁宾和卡门等的实验，甚至希尔反应、卡尔文循环的详细过程，远远超出了高中生的认知能力和生物学课程标准的要求。原因探讨: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既没有考虑高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又没有认真研究课程标准，甚至认为多补充一些课外教学资源一定会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在选择材料时又没有充分考虑所选材料的价值，这些资料的简单积累无疑只会大大加重学生的负担。改进建议:教师在备课时，要认真研读课程标准，努力吃透教材，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水平，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择适当、适量、适度的科学史材料为自身的教学服务，为学生的学习服务，绝不能追求量的扩张，要努力做到对生物科学史素材的应用既到位又不越位。

3过分强调功能，导致本末倒置

关于“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的课堂观察: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是“细胞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教师先要求学生自主阅读，然后详细分析细胞学说建立的过程(包括知识、方法、精神)，紧接着又让全班大多数的学生谈自己的体会，占用40min时间，而对细胞学说的内容以及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比较只进行粗略的介绍，最终导致本节课的知识目标没有达成。关于“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的课堂观察:在教学时，教师利用多媒体，用了21min先后介绍了欧文顿的物质通透性实验、荷兰科学家Gorter和Grendel的红细胞膜实验、罗伯特森(J．D．Robertsen)的电镜实验、LarryFrye等的人－鼠细胞融合实验以及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模型的基本内容，用剩余的时间指导学生完成课外制作“利用废旧物品制作生物膜模型”。原因探讨:教学中引入生物科学史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展示知识发生过程，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知识。但如果对生物科学史的教育功能的盲目应用，也会造成本末倒置、主次不分。改进建议:对教材中与生物科学史有关的教学素材，要认真研究，合理定位。教材中提供的教学素材仅仅充当“脚手架”的作用，目的是促进学生对结论性知识的理解，并进一步促进对科学本质的理解。教师一定要结合课程标准作出合理的判断，回归课堂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