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贸易范例

摘要：

随着国际之间合作的密切，中国的出口贸易也得到了逐步的发展。然而，出于对环境保护的理念，全球都积极倡导低碳经济。低碳经济一方面冲击了我国的重碳出口产业，一方面又促进了低碳产业的发展。本文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进行分析，根据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提出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

低碳经济；出口贸易；建议

我国是生产业大国，在国际商品贸易市场中占据重要比例。然而，能源的高消耗、生产制造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世界各国都在倡导低碳环保。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低碳的完成率较高，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长期的发展才能从一个商品贸易大国完美转变成贸易强国。

一、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

1.资源消耗大

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经历了由兴盛而急剧衰退的过程，外销茶叶的急剧衰退与国际茶叶市场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其原因在于中国茶叶外销在与同时期的印度和锡兰红茶、日本绿茶在英国红茶市场和美国绿茶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迅速败退。本文一方面从国际茶叶市场的变化来反观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衰退情形，主要比较近代中国茶叶出口与印度、日本茶叶出口量，分析中国茶叶出口在印度、日本茶叶的冲击下急剧衰败的情形;另一方面，从国际茶叶市场来反观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衰退情形，比较在世界主要茶叶输入国中，中国、印度和日本3个国家的占有率的消长情况。在印度茶叶和日本茶叶的激烈竞争中，中国对英国的红茶输出和对美国的绿茶输出量的急剧减少，成为中国茶叶输出衰退的直接原因和集中体现。   一、中印日三国茶叶输出量的比较   中国茶叶外销始于17世纪初叶，一直到17世纪末期，世界茶叶市场几乎为中国所独占，此时的输出量，每年平均达百万公担以上，1886—1888年，其输出量每年超过130万公担之数。1911年以后，华茶外销渐呈颓势，以前的输出盛况不再。1917年以后，由于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使中国的茶叶出口突然下降，此后，中国茶叶出口进入衰退期，平均每年出口只有40—90万担。［1］下降程度实为惊人。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了庄园制的大规模茶叶生产经营，茶业迅速发展起来，但尚不能与中国相匹敌。到了70年代，印度茶和锡兰茶与中国茶的竞争逐渐加剧，尽管英国茶叶进口量不断增加，但华茶输入英国的数量已经不再增长了，全部的增加数量为印度独占。19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茶叶输出遇到印度等国茶叶激烈冲击的时期。英国为印度茶叶之最大主顾，1905年至1932年，输入量为41566000磅至54888000磅之间。30年代印度茶叶生产，平均约计4亿磅左右，其中99%以上为红茶，绿茶仅居少数。印度茶的内销每年不过6000万磅左右，其余完全输往国外。……印度茶输出的80%以上运往英国，输往加拿大及美国每年亦在千磅左右，［2］(PP．73－74)事实上，至少有400万磅到700万磅茶叶由英国再输出至美国及加拿大，两地之数大约相等。印度茶直接销售俄国，年约三百万磅至八百万磅之间……［3］(P．121)日本茶叶输出以绿茶为主(包括锅焙绿茶和蓝焙绿茶两种)，还有其他茶(包括玉茶、番茶、红茶、砖茶，及粉茶)。相较而言，日本茶叶输出的数量及其年度增长远不如印度，日本茶约60%输往美国，加拿大、俄国则居第二位。作为西方世界第一大茶叶消费国的英国对于日本茶叶输出则较少。根据《日本贸易精览(ForeignTradeofJapan，AStatisticalSur-vey)》的记载:1868年日本茶叶出口量，包括绿茶和其他茶有101155担，1870年为123143担，1875年为212786担，1880年为303275担，1894年达375432担，一直处于较快的增长中。［3］(P．125)1900—1904年平均为44985000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平均为40024000磅，1920—1924年平均为24373000磅，1924—1929年为24474000磅，1930—1933年平均数为28174000磅。［5］增长速度大为可观。   就中国和印度及日本茶叶出口贸易的数量对比而言，1859年，中国茶叶输出量为110906千磅，印度为1483千磅，日本仅有533千磅;1860年，中国茶叶输出量为101708千磅，印度为2707千磅，日本为1600千磅;1865年，中国茶叶输出量为161293千磅，印度为3138千磅，日本10627千磅。［5］(P．324)此时，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远在印度、日本诸国之上。但是，70年代末以后，中国茶叶遭到印度、日本等国的激烈竞争，开始衰退，只是绝对输出量较前期，没有太大的降低。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末，由于印度、日本等国茶叶出口量的迅速增加，中国茶叶衰败的情形日益凸现。1896年，印度、锡兰输出茶叶超过中国茶叶，是年世界共消费茶541906732磅，华茶占26321705磅，为42．1%，印度和锡兰为260516439磅，占有48．7%。此后，世界茶叶消费量逐年增加，而中国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并没有随之增加，反因印度、锡兰茶产销的增加而落后。到1916年，世界销茶量为882949磅，而是年华茶输出仍仅有205520533磅，锡兰茶叶输出已超过华茶350多万磅，印度的输出量则已超过8700多万磅。然此年华茶之输出数尚为兴盛时期之正常输出数(150万担左右)，是年为1542633担。进入衰落时期，则华茶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地位，更见式微了，1923年仅占世界茶叶销售总量的13．51%，1924年为12．4%。后来，世界销售总量已增至9亿磅以上，而华茶的输出量仍无增加，致使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更见下落。1929年世界销售茶叶共4419000公担，合994021578磅，其中华茶占572931公担，即仅占11．7%;1930年，世界销售量为4096000公担(合901012352磅)，其中华茶占419574公担，仅占9．2%;1931年，世界销售量为4130000公担(合910508060磅)，其中华茶占10.2%，425109公担;1932年，世界销售量为4250000公担(合936963500磅)，其中华茶仅占8．5%，395053公担，地位之低，一至于此。［6］(PP．33－34)   近代中国茶叶出口最大的竞争来自印度茶叶。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正是由于在英国茶叶市场上遭到印度茶的沉重的打击，而迅速衰败。作为西方世界最大的茶叶贸易和消费国的英国，中国茶叶出口数量急剧衰退的情况最为严重，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急剧衰退的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最为直接的体现。1881年的福州海关贸易报告指出:在英国市场上，1867年华茶约占91%，而10年以后，便降到75%左右;事实上在这10年增加的38357000磅中，华茶就没有增加。［4］(P．1192)可见中国茶叶输出在英国的地位下降之快。1876年的广州海关贸易报告详细论述了印度茶叶生产和输出逐年增加的情形:1838年，东印度公司收到十二小箱经过细心操作的茶叶，每箱重40磅。其中四箱售给经纪人，其余的留下拍卖，卖价很高。白毫茶每磅由24先令6便士到34先令，平均28先令;小种茶每磅由16先令到21先令，平均19先令。1839年的产品次年运到伦敦，共95箱。价格虽然降低，但比较起来还是很高的，每磅由4先令9便士至11先令1便士。1840年成立阿萨姆公司之后，印度茶树种植发展很快，而消费量在过去15年中已发展到惊人程度，1861年，印度茶达1500000磅，三年之后(1864年)，关税降低为每磅1先令，印度的供应达2500000磅，占全部供应量的2．5%。关税在1866年已降至每磅6便士，1867年的消费加了一倍，达6000000磅，可是相对的比重增加得更多，达6%。1870年，增长到13500000磅，比例为10%。#p#分页标题#e#   日本茶在美国销量的增加，是华茶销美停滞的原因。中国绿茶在美国与日本茶对抗的情况，与中国红茶在英国与印度茶对抗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按绿茶说，竞争达到了一个更高阶段。1876年的福州海关贸易报告较详细地论说了中国茶叶输往美国遭到日本绿茶的巨大打击的情况:1867—1868年度日茶的输出量为中国绿茶输出量的37%，两年后降至24%;随后的两年，又增至50%左右。从此以后，日茶输出年年增加，使华茶处于劣势。1873—1874年度日茶输出占到59%，1874—1875年度占到70%;1875—1876年两国输出数大约相同，1876—1877年度日茶的的输出量已经超过中国绿茶1倍以上。在1876—1877年度，输美日茶达1900万磅以上，而中国绿茶只有950万磅。［4］(P．1199)印度茶叶和日本茶叶的激烈竞争，导致近代中国茶叶出口急剧衰退。   二、中印日三国茶叶输出国际市场占有情况的比较   下面再以英国对印度茶叶输入和美国对日本茶叶输入的具体情形，来反观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在国际市场上受到印度红茶、日本绿茶的巨大打击而急剧下降的事实。从19世界70年代起，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在英国市场受到印度茶的激烈打击，中国红茶出口因此急剧衰退。“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印度和日本茶叶的竞争，中国茶的地位已经大有改变。15年前中国垄断着茶叶的生产，当时印度阿萨姆的茶叶种植正在萌芽时期，但是由于种植经验的增长以及在制茶方面采用了机器，印度茶叶种植逐年扩大，而现在茶叶输出增加之速度，已严重地威胁了中国红茶在英国的前途。”［4］(P．1191)   印度茶叶在1861—1862年输出还不到150万磅，7年之中竟增加了700%，达1150万磅，而在另一个7年的终了，又增加了160%。1875—1876年，估计共有3000万磅。1874年，在英国销售的印度茶叶与华茶的比例为10．25%，1876年便增至22%。而1876年英国茶叶销量中所增加的375万磅，几乎全数是印度茶，华茶增加数不过50万磅左右。这是华茶在英国的前途将更趋暗淡的一个征兆。起初，英国进口印度茶叶数量远不及进口中国茶叶数量，但英国从印度输入红茶的数量逐年迅速扩大，印度红茶以绝对的优势迅速击败中国红茶。英国输入印度茶叶在1852年为232000磅，1853年为235000磅，1854年为252000磅，1855年有486000磅，1856年为633000磅，1857年920000磅，1858年703000磅。［4］(P．1193)增加的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自1859年到1887年英国所输入之中国茶与印度茶的数量及价值可见图1，在最大的红茶市场上，中国茶叶为印度红茶日渐击败的情形可明矣。图11859－1887年英国输入中国和印度茶叶比较［5］(PP．222－223)从1896年印度茶叶输出超过中国茶叶以后，印度、锡兰红茶在最大的红茶市场———英国的地位日益突显，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印度、锡兰占据英国茶叶市场的80%—90%的比重，而中国茶叶只占1%—2%的比重，地位可以说微不足道。华茶日衰，印茶日盛的情形在表1中，一目了然。与在英国市场上中国红茶受到印度、锡兰红茶的打击而急剧衰退一样，在美国市场，中国绿茶则受到日本绿茶的激烈竞争而衰败。1867—1868年，日茶输出量为中国绿茶输出量的37%，两年后降至24%;但是随后的两年，又增至50%左右。从此以后，日茶输出年年增加，使华茶处于劣势。1873—1874年度日茶输出占到59%，1874—1875年度占到70%;1875—1876年度日茶的输出量已经超过中国绿茶一倍以上。单就美国而言，日茶占中日对美茶叶输出的1/3(日茶1350万磅，中国绿茶2700万磅);在1876—1877年度，情况绝然相反，输美日茶达1900万磅以上，而中国绿茶只有950万磅。［4］(P．1199)在表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美国市场上，中国茶叶日衰，而日本、印度和锡兰茶叶日盛的情形。   三、结论   近代印度、日本等国茶业经济的迅速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茶业经济的格局，使国际茶叶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印度、日本等国迅速成为世界茶叶生产和输出的重要国家，占有了世界茶叶市场的重大份额，并给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以沉重的打击。印度、日本茶叶输出量的日益扩大，并超过中国茶叶输出量，实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衰退的原因和集中体现。从国际茶叶市场来反观近代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衰退，中国对英国的红茶输出和对美国的绿茶输出为印度和日本所败，中国在世界茶叶市场的原有份额为印度、日本所夺，成为茶叶输出衰退的直接原因和集中体现。英国和美国是近代中国茶叶输出的主要国别，也是世界主要的茶叶消费和输入国，中国茶叶出口英国、美国的量和值的急剧下降，也是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急剧衰退的直接原因和集中体现。

摘要：近年来，突飞猛进的中国汽车工业不断冲击着世界市场，中国成为了世界汽车出口大国。但是在出口额高速增长的背后，中国汽车出口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结构等问题，尤其在金融危机之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将会更加严重。该文研究了中国汽车出口贸易的现状，探讨了中国汽车出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对中国汽车产业出口战略环境的问题及其对策。

关键词：汽车产业；出口贸易；战略

1我国汽车出口贸易现状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15年，整车出口排名前五的企业分别是奇瑞汽车、华晨集团、上汽集团、北汽集团和力帆汽车，占整车出口总量的53.4%。整车出口的方式一般以一般贸易为主，2015年整车出口总额中，一般贸易金额为97.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78.3%。

2中国汽车出口贸易面临的问题

2.1出口结构不合理

一直以来，中国汽车产品出口以汽车零部件为主，互打的出口规模主要是由汽车零部件出口贡献的，整车出口所占比重远小于零部件，并且从2013年开始，整车海外销量连续下滑，大大降低了汽车产业出口创新的能力。另外，整车和零部件出口市场分布不均匀，导致出口风险增大。零部件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面临着较高的进入贸易壁垒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以低价格为竞争策略，贸易摩擦比较大。

摘要:

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跃居世界第一，渐渐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大国。面对中国连续的贸易顺差冲击，各国开始设置关税壁垒以外的一些新型贸易壁垒，形成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致使国内企业在出口过程中频频遭遇贸易制裁。目前，青海省主要出口的产品在质量和技术方面还不成熟，肯定会受到国际贸易大环境的影响；借鉴历年来省内外遭遇的贸易环境问题导致贸易受挫的经验教训，积极改进青海省出口贸易中存在的不足，推动青海省对外贸易又好又快的发展。

关键词:

国际贸易环境；出口贸易；影响

一、青海发展出口贸易的现状及必要性

(一)青海出口贸易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青海省出口贸易飞速发展，至2014年，据青海省海关数据，青海出口贸易额达到11.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3.2%，其中一般贸易出口额为9.3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63.5%；加工贸易出口额为3608万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6.5%；机电产品出口额为2.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83.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1366万美元，比上年下降了44%；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额为1.6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8.2%；硅铁出口额为2.0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9.2%；地毯出口额为4391万美元，同比下降了32.6%。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青海从没有出口贸易到出口原材料类型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到初级工业制成品到现在出口的一些高兴技术产品、民族特色产品。高耗能的原材料出口在逐年减少，而加工工业品、高新技术产品、机电产品，名族特色手工产品出口额迅速增长。出口种类原来越多，贸易方式的多样化，出口的国家和地区也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20多个国家(地区)发展为今天的120多个国家(地区)，其中主要的出口市场还是日本、中国香港、巴基斯坦、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据统计，2014年青海对日本的出口贸易额为1.3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4.1%，对印尼的的出口额为2048万美元，同比增长了782.8%；对巴基斯坦出口额为9012万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2.6%；对美国的出口额为8444万美元，同比增长了68.9%；对澳大利亚的出口额为1484万美元，同比增长59.2%。从数据资料中可看出，近年来，青海对日本的出口贸易在大幅下降，对中国香港、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印尼等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保持快速增长的速度，前景是非常美好的。

摘要：

冶金产业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的出口贸易产业，对英语人才的需要缺口量较大，通过加大冶金出口贸易中的英语教育培养的力度，分析其特殊性，提高冶金出口贸易英语人才的素质和质量。本文首先分析了冶金出口贸易中的英语教育培养的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根据冶金出口贸易中的英语教育培养的特殊性需求，从加大师资力量投入，优化课程配套设置和加快应用实践转化方面给出了优化英语教育培养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为提高冶金出口贸易中的英语专业人才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英语教育；冶金；出口贸易；素质培养

随着冶金工业与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冶金产业链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和进步，中国逐渐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冶金输出产业国，随着冶金进出口贸易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冶金出口贸易的产学研一体化的英语人才的需求量也不断在增大[1]，本文研究冶金出口贸易英语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给出了相关的英语人才培养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在促进教育发展，改善冶金出口贸易中英语人才教学的质量方面给出具体的建议，并给出展望和探析，为促进我国的冶金和金属出口贸易提供人才基础。

1冶金出口贸易中英语教育培养的重要性和现状分析

随着经济和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国进入的国际贸易背景下的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冶金产业的出口贸易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GDP升值方面发挥中举足轻重的意义。我国的冶金出口面向的主要国家如印度、非洲和东欧很多国家，这些国家通常都是使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在出口贸易中，对英语人才的素质要求和实践能力的要求的较高，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中对实践能力培养的不足，特别是对英语实践人才培养的滞后，导致在冶金出口贸易中英语人才的需求和缺口较大，专业人士的实践素质不能跟上国际需求，冶金出口贸易中的英语人才素质在整体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为应用水平低、专业基础薄弱和英语词汇的应用通冶金出口贸易的相关实践问题还不能有效匹配[2]。在更好地促进冶金出口贸易的经济建设发展上还有一定的差距，归根到底是因为当前我国的冶金出口贸易中英语人才教育培养的体制方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行改进，冶金出口贸易中英语教育培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和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冶金出口贸易中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大量能走的出去的外贸人才，促进进出口贸易中的项目合作和生成。通过冶金出口贸易中英语人才的培养，从人才教育和培养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出发，促进专业人才的升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冶金出口贸易中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当前，我国的冶金产业正处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期，对英语人才的要求门槛较高，对冶金学专业英语专业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当前对冶金出口贸易中的人才培养模式从数量模式向质量模式的转变，从学历培养向素质培养模式的转变。二是当前我国冶金出口贸易中的英语拔尖人才比较匮乏，自给率底，人才培养模式还建立在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随着高校的扩招，对相关专业的英语人才培养的力度有所减弱，导致不能适应当前冶金出口贸易中人才培养和人才应用中的需求。在当下的产业结构下，从课程体系，能力培养，考评体系，分层教育思路等方面都不能有效满足现实的英语人才的需求，需要从冶金出口贸易中的英语教学和评价体系的优化措施和思考方面下功夫，促进英语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能力[3]。三是当前我国的冶金出口贸易中英语教育培养的师资力量队伍和课程的培养设置方面还比较滞后，不能有效满足当前冶金出口贸易对英语人才的能力素质的需求，当前英语教育中的单词和词汇的应用角度还比较单一，而且涉及的面比较狭窄，导致学习和教学的积极性不高，这也是制约冶金出口贸易中英语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历来为理论界所重视。在众多对之进行研究的专家学者中，对金融发展影响出口贸易结构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以Carlin和Mayer(2003)的观点为代表，两位学者从金融发展对企业的技术进步入手，提出金融发展会影响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进而使出口企业商品科技含量产生变化。这一观点得到了IhianandZingales(1998)和Beck(2003)等人的认同，他们指出，虽然各个行业对金融发展的依赖程度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更加依赖于技术进步取得竞争优势的行业，其对金融发展的依赖显然要更重一些。Beck在同一年的另一份研究中，提取全球65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金融信贷与制造业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佐证了金融发展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另一种观点是从比较优势的发挥上入手，通过证明一国出口比较优势对金融发展的依赖来表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Kletzer、Bandhan(1987)、Svaleryd、Vlachos(1987)等人，其中前者指出，比较优势对金融要素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而后者则在研究经合组织相关部门的情况后指出，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与地区，其出口商品结构层次更高，比较优势也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经历了高速发展的30年。从目前的出口商品结构上来看，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整个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和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机电产品已连续多年成为出口商品的主体。从最初的农业初级品的出口，到现在以制成品为主体的出口商品结构，金融业的发展在其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但在出口商品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中，我国金融，特别是汇率机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下面将通过对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考察我国金融发展对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   1我国金融发展现状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金融业长期处于规模小、效率低且相对封闭的状态，金融业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领域，作为经济微观体的企业，对金融发展的感受比较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不断扩大，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奠定了新世纪金融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时至今日，我国金融发展现状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概括。   1.1金融规模扩大迅速   我国货币供应量自1996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增长态势，1996～2010年，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13.1%，狭义货币年均增长13.4%。中国新一届政府上台的2002年3月，全国广义货币(M2)与狭义货币均比上年增长近17%，现金(M0)净投放量增至1589亿元，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也创出新高，增长16.8%，达到1.92万亿元；到全球金融危机最高峰的2008年3月，这一组数据又进一步刷新，全年现金投入量3844亿元，比上年增长15.8%，市场货币流通量(M0)为3.4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2.67%，狭义货币(M1)为16.6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1%，广义货币(M2)为47.86万元，比上年增长17.86%。2010年1月，我国金融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年现金投放量为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M0)为40758.58万亿元，狭义货币(M1)为229588.98万亿元，广义货币(M2)为649947.46万亿元，与1996年相比，金融规模已扩大多倍。   1.2金融结构不合理、效率不高   在我国金融机构的组成中，银行业是绝对的主导，而银行业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并没有随着市场的发展而得到健全。虽然这些年来我国金融机构的总量一直处于增长，且以五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其多元化的方向，只是银行业的一种自然伸展，对金融市场中中小金融机构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没有起到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我国金融行业的资金结构没有随着资金总量的扩大而更趋合理，由于制度以及人才储备方面的制约，金融制度的创新十分缓慢，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并没有实现突破，金融资产结构比10年前没有太大进步，不合理问题十分突出。在衡量金融效率的几组指标中，衡量金融效率的货币政策效率、储贷转化率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我国金融行为都表现不佳。一是货币政策效率不高，缺少货币政策传导的外部信用与法制环境，且中介市场化未能建立，阻碍了倾向政策的有效传导。二是我国储蓄规模虽然增长十分迅速，但储贷转化率却长年处于50%的低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都稍显落后。三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国有企业占据了金融资源贷款的主体，却只能获得极低的效益，而更多具有更高效益的民营中小企业却难以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   1.3汇率弹性不够   央行数据显示，自2005年7月新一轮汇率改革至2008年7月初，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16%。在保持对美元的快速升值同时，对非美元的汇率却没有出现一致性，人民币兑日元以及人民币兑欧元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汇率改革以来，央行更多只是关注美元区，忽略了欧元与日元，而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美元区与非美元区的比例为4.4:5.6，非美元区的欧洲、日本与东南亚等地区的进出口贸易超过我国对外贸易的一半。在中国人民币对美元不断升值的背景下，美元与日元、欧元的汇率却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动，从而使真正决定出口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基本走平，形成了当前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的差距。   2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现状   我国出口贸易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摆脱以初级农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转而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从当前出口贸易情况来看，其商品结构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   2.1出口产品结构逐年改变   1990年，全国出口总额621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出口435亿美元，所占比重70%左右,机电产品出口111亿美元，所占比重上升到18%；2000年，全国出口总额2492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出口996亿美元，所占比重下降为40%，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元，所占比重上升到42%；2010年，全国出口总额15779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出口4891亿美元，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到31%，机电产品出口9625亿美元，所占比重上升到61%，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476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5%。#p#分页标题#e#   2.2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低   我国出口商品在本世纪初虽然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以初级品为主的情况，但在出口商品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工业附加值十分有限。一方面，在我国出口商品中，虽然机电类产品已超过出口总额的一半，达58%，但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如日本机电类商品出口占比重超过70%。另一方面，我国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结构不理想，不仅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过低，而且在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只有不到一成的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知识产权属于中国企业，九成是跨国企业在中国设厂进行生产或委托中国企业生产的。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受制于人，实际上也正是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2009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机电产口出口都出现了超过2成的下降，显示出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的不利后果。   3我国金融发展与出口贸易结构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   3.1汇率政策作用有限   我国汇率改革以来，一直紧盯美元汇率，虽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30%，但由于人民币兑日元、欧元等其他货币并没随之而动，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推动作用十分有限，汇率缺乏弹性的效果十分明显。   3.2贷款流向不佳   当前我国储蓄转贷中，获得贷款最多的是经济效益较低的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经济效益、边际效益高等有利于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行业却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贷款。出现这种情况，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制度与结构有关，高新技术产业的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缺少创业投资业务的传统银行业，显然无法适应其需要，继而贷款十分困难。   3.3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推动力不足   金融创新的缓慢，金融效率的低下，使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等货币政策传导到出口行业的时间较慢，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太低，从而使一系列政策滞后，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推动力不足，无法第一时间作用在出口贸易领域。而随着进出口贸易的阶段性特点，使宏观调控的效率十分低下，造成长期以来出口商品结构优化进度过慢。   4发展金融，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对策   4.1提高金融效率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效率十分低下，与我国巨大的商品出口与金融市场不相符，要推动金融发展，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就必须从提高储贷转换率、货币政策效率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水平等三个方面提高金融效率。一是要增加货币市场主体，完善货币市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建立服务于经济各部门的完善的多元化高效率货币市场。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有力渠道，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产权交易等方面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金融市场对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作用。二是要完善人民币利率市场，发挥利率的市场杠杆作用，提高储贷转换率，为更多高新技术企业与机电类企业等附加值高的出口商品提供信贷，推动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善。三是要改变当前的金融信贷体系，避免信贷资金的流向简单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作区分，使其流向外部金融依赖度高的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企业，改善中小企业的信贷环境。   4.2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金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需要。从国际金融机构的的微观发展来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业务与产品创新已成为金融机构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从一国经济的宏观发展来看，金融创新在改善其出口商品结构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我国金融机构要探索新型业务，如创业投资基金，可以为更多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为我国高新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同时，金融机构还应该在金融工具、金融产品上进行创新，如代收付款项、代保管、进出口押汇等业务，大力拓展信息服务网络，为出口企业提供服务支持。   5结语   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是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必经途径。金融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其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在金融危机影响还未走远，新一轮国际竞争即将来临之际，要通过金融创新，提高金融效率，提升其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断改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服务。

内容摘要：

本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数据和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的进口贸易和城镇化发展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而出口的数据和城镇发展呈现正相关的关系。通过研究找出了进出口贸易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为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城镇化的协调化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进出口贸易;城镇化发展;格兰杰;主成分;影响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的步伐也在不断的加快，城镇化的发展也会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就总体来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虽然我国人均收入已经步入中等水平，但是收入之间的差异性较大，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所以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未来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城镇化，所以有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于城镇化发展的重视，以及城镇化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于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以期找出进出口贸易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数据采用的是我国近几十年来进出口贸易的数据以及该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数据，通过对进出口贸易对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的影响找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二、对外贸易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研究现状

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之一，往往是联系贸易双方、促进出口贸易和平友好进行的重要桥梁。因此，粮油食品外贸实务英语的应用价值便愈发凸显，成为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承担沟通贸易主体、实现对等交流的基础。如今，面对我国持续发展的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粮油食品外贸实务英语的应用必不可少。基于此，对“英语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应用”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英语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发挥重要价值。本文结合《粮油食品外贸实务英语》一书，从词汇、句式等角度出发，分析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特征，并从英汉转换的角度出发，思考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原则，最后结合粮油食品外贸实务英语发展现状，探讨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英语的应用发展。由武义海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粮油食品外贸实务英语》一书，以粮油食品外贸实际流程为脉络，系统论述该行业英语知识以及英语表达技法。该书共十三个章节。第一章节为基础知识概述部分，主要对粮油食品外贸的基本要素进行介绍，包括进出口商号、交易场所等。第二章至第九章按照粮油食品外贸业务的流程，从“证、货、船、款”4个基本环节出发，介绍对应的英语用法以及表达技巧，同时在第十章至十三章中给出了食品进出口贸易中常见食品规格、法检种类等中英对照表，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全面系统地介绍英语在粮油食品外贸实际业务环节中的规范用法。总体上看，本书内容围绕粮油食品实际工作，囊括粮油食品外贸实际工作中的多方面知识，知识全面且体系较为完备，并且对英语知识及表达技法的讲解详略得当，兼具知识普及和案例讲解，指导性与实用性突出，对于从事或者预备从事粮油食品外贸的人员来说具有重要的阅读参考价值。

一、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特征

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所应用的英语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交际英语，而是基于行业发展的专门用途英语（ESP），是我国基于粮油食品外贸发展出的针对相关贸易活动交流的应用型英语。受到语言使用情境的影响，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特征与传统存在较大区别，无论在词汇形成、句式运用还是书面表达等方面，其应用规律都有着鲜明的行业特色，即与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各实务环节息息相关。因此，要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充分发挥英语的作用，首先应当对粮油食品外贸实务英语特征有充分地了解。结合该书内容，总结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特征如下：首先，从整体上看，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有着突出的行业专业性特征。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粮油食品外贸实务英语作为贸易双方实现信息沟通的桥梁，不仅有着商务英语特征，同时也有着贸易行业特征，因此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有着高度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一方面是来自于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行业和市场中的硬性要求，或食品行业及食品国际市场中所制定的硬性要求；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长期外贸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行业经验。例如，在食品出口时必然会涉及到专业术语的运用，如关于食品种类定义的术语有aeratedfood（膨化食品）、aceticacidpreserves（酸渍保藏食品）等，关于食品加工的术语有dehydration（脱水）、curing（腌制）、filteringsterilization（过滤灭菌法）等。另外，在贸易过程中的商务会谈环节中，合同等贸易文件的撰写也凸显了粮油食品外贸实务英语的专业性。其次，从词汇上看，英语缩略词的应用较为普遍。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贸易双方都以高效沟通为原则，各贸易实务环节都需要双方在高效率沟通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基于此，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往往呈现出简洁明了的特征，其中，在词汇上的突出表现便是缩略词的应用。缩略词的应用可以改变原本冗长且复杂的长句，使贸易双方的英语书面交流更加简化，从而提升贸易沟通的效率。在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经常用到的缩略词数量较为庞大，例如关于生产加工的缩略词GMO（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转基因）、PCO（PestControlOperation有害生物防治）等；关于产品认证的缩略词CIQ（ChinaInspectionandQuarantine中国检验检疫）、CMA（ChinaMetrologyAccreditation中国计量认证）等；关于食品关键信息的缩略词如RDI（ReferenceDailyIntake参考日摄入量）等。最后，从句式上看，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所运用的英语句式普遍有着严谨、正式的特征。基于外贸实务需求，无论口头会谈还是书面表达，在外贸交流过程中贸易双方都需要以明确、严谨的态度表达自己的观点，尤其在涉及产品相关数据、订单合同签约等实务中，语言的表达更需注重准确性及完整性。因此，英语表达往往表现出长句较多的情况，通常会有多个修饰性短语或词汇，力求句意表达更为完整和精准，避免出现理解混淆的情况。同时，在涉及到粮油食品内容信息时，英语语句表达多为被动语态和一般现在时态，强调行业现象或规律的客观性，因此偏向于学术英语格式。部分涉及法律效力的合同类文本则更为严谨，句式表达有着行业准则以及法律效益的限制。

二、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原则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油食品贸易持续发展，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方面已处于世界前列，是世界上主要粮油食品出口国之一。因此，我国粮油食品企业需把握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从汉译英、英译汉两个层面出发，确保英语运用发挥应有价值。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原则如下。一方面是对“汉译英”的把握。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各实务环节中，我国粮油企业作为出口方，需要使来自海外的贸易进口方了解产品相关信息或贸易需求，为了照顾对方，我国粮油食品企业需要对特定信息进行“由汉到英”的转换，进而推进双方沟通和交流。在“汉译英”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可从以下两点出发，推动英语的良好表达：一是能够基于文化差异将中文信息用英语表达出来。对于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来说，我国的粮油食品产品的原料、加工方法等存在同西方国家不尽相同的情况，由于我国食品种类和食品制作加工方法多样，部分特定汉语词汇在英语中并未直译，会出现汉英转换不对称的问题。基于此，我方的翻译人员应当在尊重饮食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翻译法对特定词汇进行翻译，力求表达出中文的原意，例如CrispyPastry（锅盔）便运用了直译法。二是充分根据粮油食品外贸实务英语词汇特征以及句式特征进行汉译英的转换，前文提到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有着专业性、简洁性和严谨性特征，因此翻译人员在将中文用英语表达出来时应当充分遵循上述英语应用特征，力求实现更高效的贸易沟通。另一方面是对“英译汉”的把握。在报盘还盘、签约履约、贸易融资等实务环节中，我国粮油食品出口企业除了要将我方特定贸易信息翻译成英语，翻译人员还需将对方的英语表达翻译成汉语，以此帮助我国企业贸易人员进行决策。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译汉过程中，翻译人员需着重把握以下原则：一是英语原文内容的准确度。因为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较为专业，部分行业专业术语以及行业缩略词等翻译难度较高，翻译人员如果对这些英语行业词汇认知不够全面，则易出现翻译失真情况。为此，翻译人员在英译汉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确保英语翻译的真实性和准确度。二是要注重译文的连贯性。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受到贸易交流需求的影响，其英语行文逻辑以及句式结构等都存在一定的商务性，整体的连贯程度有所不足。因此，翻译人员应当适当进行句式转换，以方便我国粮油食品企业决策人员理解，例如，在保障英语原文准确性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语言习惯加入各类介词和定语，利用主动句式和被动句式的转换实现行文自然流畅，方便我国贸易相关人员更好地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贸易信息。

三、增强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英语应用价值的路径

在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英语应用将直接关系到贸易双方的沟通效率，甚至后续贸易的质量。现阶段我方个别粮油食品企业的英语应用效果并不突出，依旧存在沟通问题。基于此，我国粮油食品行业应当注重粮油食品外贸英语的应用，注重发挥英语的桥梁作用，为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提供助力。结合该书内容并根据目前粮油食品外贸英语发展现状，就进一步增强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价值提出以下建议：其一，基于行业发展意识，积极发展粮油食品外贸英语学科。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行业在不断发展，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行业的学科建设并未跟上步伐，粮油食品外贸英语学科还有待发展。为了适应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行业发展需求，我国各院校需积极树立行业发展导向意识，将自身作为粮油食品外贸行业发展的推动者，推动外贸实务英语人才培养。各地教育部门需积极推动高等院校英语教育改革，利用政策引导等方式鼓励院校食品专业开设外贸实务英语学科，例如以沿海城市中的食品专业院校为对象先开展试点教育，逐步推进粮油食品外贸英语学科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从而推动粮油食品外贸英语人才培养。其二，推动粮油食品出口贸易企业与相关院校的合作共赢。粮油食品出口贸易企业可选择与当地相关院校合作，以人才资源为合作基础，通过校企合作模式促进双方共赢。例如，通过“订单式”合作，粮油食品出口贸易企业与食品院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并且签订用人合同，企业为院校的食品外贸实务英语人才培养提供各方面资源，如资金、实习环境等，而学生毕业后即可进入企业，成为粮油食品出口贸易企业的英语应用人员。这种校企合作的方式不仅可以增强粮油食品外贸英语学科的人才培养质量，还能为粮油食品出口贸易企业提供英语人才。其三，利用红利政策以及行业规范引导我国粮油食品出口贸易企业积极发展英语方向业务。我国政府部门以及粮油食品出口贸易行业也应当承担起深化行业英语应用的职责，促进我国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例如，行业协会可推出有利于企业发展英语方向业务的红利性导向政策，例如开设粮油食品出口贸易英语业务培训课，指导我国粮油食品出口贸易企业设置专门的英语应用部门以及英语相关业务，全面提升企业在油脂与食品出口贸易中的英语应用质量，为实现贸易双方的良好沟通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