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思想范例

一、儒家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古代的礼仪之道，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以“仁”为核心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独尊于西汉武帝时期;在先秦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而大行于世。儒家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被后人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主要内容是“士”修身方面的道德规范与从政方面的治国原则;第二阶段是以《天人三策》、《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两汉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儒学，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而后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第三个阶段是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宋、明、清时期的性理之学，主要是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儒学;第四个阶段从康有为开始，是与西方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交流融通的近现代新儒学，主要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发挥作用。从四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出，无论儒学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都实际上承担了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的社会功能，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十分相似。

(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包含对儒家思想的继承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是统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培养合格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开展的社会教化;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教育、法制和纪律教育、道德教育、思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人格教育等，涉及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及行为模式等多个层面;主要任务是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导思想意识(或称“主流文化”)的灌输和规范行为的训导。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二、儒家思想的特点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教化民众的正统思想，经历了2000多年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归结起来主要有五点:第一，以人为本，儒家思想重视人性，强调人的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能力，包括“自我修养”、“自省”、“慎独”、“自我完善”，还提出了“做人”的要求和方法，使人们从中得到乐趣。第二，注重德育，儒家思想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孔子从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创建了以“仁”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范畴体系，为确立儒家道德教育的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职责，尊重教师的实质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视。第四，崇学重教，孟子认为，教育使人懂得人伦规范，是控制人们思想观念、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第五，因材施教与言传身教，孔子主张根据人的不同资质加以教育，主张教师以身作则。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重视教育客体，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性即政治性，同样是实现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

一“、韩流”在中国掀起的热潮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的流行歌曲，影视作品席卷中国屏幕，中国媒体形象地称之为“韩流”。2004年，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在中国的热播，更是将韩流推向了高潮。CCTV对全国31座城市的数据进行调查统计，《大长今》的中国观众数量超过了1.63亿（不包括通过网络观看的观众），在中国引发了史无前例的“韩流热”。与此同时，韩国泡菜、烤肉也开始受到了中国人的青睐，《大长今》播出后的短短一年内，中国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许多韩国料理店。渐渐地，人们从听韩国歌曲，看韩剧到追捧韩国的化妆品，电子产品，服装等；甚至有些“追星族”为了体验韩国的文化或者拜见自己的偶像，专程到韩国旅游或听演唱会等以加深对韩国的了解。曾经有专家预言“韩流”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会消除影响。但是近几年，“韩流”热潮滚滚，不仅没有消退，更是以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吸引着人们的眼球。目前，“韩流”越涌越急，并向越南，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地区扩散。二“、韩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韩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是向中国输出韩国的文化。“韩流”体现了韩国文化的独特吸引力，而文化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韩流”在中国掀起的热潮正是韩国国家软实力的有效展现。   （一）“韩流”在中国掀起热潮的原因   1、文化的同源———儒家文化   韩国和中国共处于东亚文化圈，早在战国时期，随着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儒家思想也开始在朝鲜半岛传播。到了李氏朝鲜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朝鲜半岛的正统思想。而在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对中国人民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中韩两国人民的社会文化都根植于儒家文化。而韩剧中展现的“真、善、美”正是儒家思想核心的体现，中国人自古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能理解韩剧体现的“诚信为本，尊老爱幼，重视亲情，家庭和睦”等精神和思想。韩剧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关键在于找到了两国文化的契合点———儒家文化，打动了中国观众，使中国观众在思想和归属感上产生了共鸣。韩剧中体现的“忠，孝，礼，仪，诚，信”代表了东方人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念，这也正是韩剧能够在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广泛传播的原因。   2、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韩剧在中国的盛行体现了传统文化即儒家思想的强大的生命力。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石和动力，一个国家如果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本国文化，首先必须有自己的深厚文化，必须尊重本国的传统文化。而在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的中国境内，儒家思想却在慢慢消失。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等把儒家思想批驳的一无是处，在一定程度了阻碍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近些年来，一些中国人崇洋媚外，极力在中国宣传西方思想和文化，让我们忽视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之相反，韩国却非常注重儒家思想的传承和保护，并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宣传儒家文化，提高本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二）“韩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   1、韩剧制作精良   首先，韩剧中的主人公多为平凡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的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与我们颇为相似，拉近了主人公和观众的距离，我们仿佛在主人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使我们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其次，韩剧多以表现“亲情，友情，爱情，伦理，道德”为主题，这深深地触及到了我们内心的深处，韩剧表达的主题正是我们心灵深处渴望追求的东西，容易使广大观众在情感和思想上产生共鸣。再次，韩剧中处处渗透着传统的风情民俗。在韩剧中，可以领略到韩国人的饮食习惯，服饰文化，婚丧嫁娶，宫廷礼仪等等。这些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感觉既亲切又遥远，在无形中唤醒了我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对本国的风俗民情了解的欲望。   2、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媒体的宣传   首先，“韩流”跨文化传播的巨大成功离不开韩国政府的大力支持。韩国政府创立了专门负责文化旅游发展的行政机关———韩国文化观光部，通过文化旅游观光来带动本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同时，韩国政府为打造出一流的韩剧出台了许多优惠的政策级法规，并且韩国政府大力支持举办文化节；近些年来，韩国在本国、中国、日本相继举行了一系列以“韩国文化节”为主题的活动，借以加强世界人民对韩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其次，韩国媒体的宣传对“韩流”在世界范围的迅速传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当今互联网高速发达的社会，媒体作为承载和传递信息最快最有效的平台，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韩流”正是借助于韩国媒体的大力宣传，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韩国通过报纸杂志、电视报道、影视作品、旅游宣传片、网络等多种渠道大幅度宣传本国文化，扩大本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韩国企业的支持和韩国民众的保护   政府大力支持的同时，韩国企业对影视业的重视也是“韩流”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韩国的大型企业（如：三星，现代，大宇，LG）等每年都会投入巨资用于影视制作，以改善拍摄环境，硬件设备等。当然，企业对影视业的扶持，一方面树立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另外一方面，通过电视剧电影的宣传，企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可以说，韩国企业对影视业的支持，使双方达到了共赢。当然，“韩流”的发展也离不开韩国民众的保护。目前，中国的电视台对韩剧都很“开放”，打开电视，很多频道尤其是地方频道播放韩剧的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在韩国，播放中国电视剧的电视台寥寥无几，很多韩国观众反对进口其它国家的电视剧以保护本国影视业的发展。#p#分页标题#e#   4、明星效应   韩国明星在“韩流”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韩国对歌手，电影演员的选拔非常严格，这些歌手，演员都是在经历了精挑细选，接受了多年的培训后才得以登上舞台的，所以韩国的明星演艺综合素质较高。韩剧的男女演员大都是俊男靓女，并且韩国偶像推陈出新的速度很快。据调查，中国观众喜欢的外国明星中，韩国明星高居榜首。   三、中国跨文化传播的优势   作为拥有5000年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中国，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无限的潜力和独特的优势。   （一）深厚的文化根基   “韩流”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强大的生命力和魅力。而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在儒家思想的传承和传播方面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西汉开始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多年，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的支持，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儒家思想”在其发展的历程中虽然遭遇了一些曲折和坎坷，但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并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究其原因，“儒家思想”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直到今天，“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忠、孝、礼、仪、诚、信”等作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时刻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可以说，“儒家思想”根植于中国，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保存得最为完整，也只有中国具有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儒家文化的优势。   （二）雄厚的经济实力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产业也迅猛发展。近年来中国拍摄的几部较有影响力的影视作品均投资过亿（据官方报道，《赤壁》投资6亿，《无极》投资3亿）；在政府及企业的投资下，相应建立了一系列影视城（如：无锡影视城、横店影视城等）以促进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政府的支持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据统计，2006年政府在文化产业的支出只有685亿元；2011年已达到了1528亿元。在政府的支持下，各地根据本地区的特色，相继举办了一些文化节，以吸引外地及外国游客，扩大本地文化的影响力。如：上海国际电影节，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宁波国际茶文化节等等。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通过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四“、韩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对中国的启示   （一）以影视业为依托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韩流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表明，影视业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契机。韩剧就是凭借电影电视以及网络媒介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进行文化传播。中国也拍摄了为数不少的一系列电视剧《还珠格格》、《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其中《还珠格格》在东南亚地区打破了历史上华语电视剧在当地的最高记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在韩国火爆荧屏的《还珠格格》吸引了许多韩国的年轻人和家庭主妇，虏获了韩国人的心，在韩国掀起了“格格”热。《还珠格格》在韩国创造了当地的收视神话，为此韩国三大电视台不得不对中国电视剧实行了封杀令。《还珠格格》在韩国的成功表明影视剧能够成为我国发展文化的强大动力。   （二）创造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   韩剧中融入了韩国传统饮食、韩国时尚服饰、韩国礼仪等许多带有本民族特色的元素，使观众在欣赏韩剧的同时，加深了对韩国文化的认识和兴趣，进而追捧韩国文化。纵观中国近年来的影视作品，虽然数目巨多、投资较大，但真正质量好的影视作品并不多。《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等作品虽然斥资居多，但多注重宏大的场面，情节简单，丧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中国要想取得跨文化传播的胜利，必须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   （三）政府应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支持和扶植   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资虽然呈增长趋势。但是，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韩国政府专门成立“文化产业基金”以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投资，韩国政府的投资也取得了大力的回报。韩国的文化产业成为继汽车产业之外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   政府应引导地方创办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节。现今，我国地方创办的各种文化节数目形式繁多，但缺乏有影响力、有实质性内涵的文化节。在政府的引导下，我们应创办更多像“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视节”等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的文化节。   政府应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促进文化的对外输出。“韩流”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成功做到了国家软实力的有效传播。我国政府应通过出台相关政策保护文化产业的发展；并利用媒体等作为宣传平台等来推介我国的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对外输出。

【摘要】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主要的哲学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中华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茶文化是历史的积淀，茶由历史走来，且传遍各地。本文从儒家之“礼”、儒家之“和”、儒家之“廉”三个方面展现儒家思想在中华茶文化中的体现。力求通过茶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体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和谐、节俭、包容等方面。

【关键词】茶文化；中国；儒家思想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子，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有着重要位置，在距今两千多年来的今天，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思考和生活方式。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茶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茶叶之乡，饮茶的历史非常悠久，但在最初的时期，人们对茶的需求仅仅是止渴、解毒治病等方面。到了汉晋时期，有人开始将茶与精神文化联系起来，发展至唐代，茶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在以陆羽、白居易、皎然等为代表的多位茶人努力下，茶文化正是形成了，其标志就是世界第一本茶书《茶经》的问世[1]。陆羽自身是比较倾向儒家思想的，也正是儒家思想中积极向上的观念促使他走遍全国各地，精心钻研，并将自己多年对茶的积累记录下来，编写成册，从而促使了茶的发展，对后世也有重大贡献。可见，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又使中国茶文化中蕴含着儒家思想。

一、儒家之“和”在茶文化中的体现

儒家中的和，和是度，和是当，和是宜，和是一切恰到好处。中华民族从古代开始就是以“和为贵”，“和谐”“和美”“祥和”更是为人们所欣赏和追求。论语中提到：“礼之于用，贵为尊者，先王道斯美”。这句话表达了礼的基本意义，这一基本意义决定了“礼”的社会功能，一个社会是由各个阶层组成的，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也是一个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和”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点。“和”是万物之源，在自然、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可得到体现。“和”是春秋时代儒家思想中拯救社会的良方。儒家思想讲究人性和谐，个人与社会和谐这一儒学思想在秦汉、宋明时期不断加强，已深入人民脑海并在其中刻下深深的烙印。茶道中的“和”，主要是指人与人的和敬，人与环境、人与器具的和谐，物与物之间的协调。茶作为一种饮品，一种客观物质，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并由生活方式，上升为精神层次，在演变为文化，深深扎根于“和”的传统文化的记忆中，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2]。茶文化的“和”要求人的心态平和。茶文化与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茶艺文化与儒学中的“和谐”“和美”等思想有共通之处。因此茶自然而然就成了儒学思想的传承载体。由于茶艺是一种高洁雅致的艺术，而热爱茶道的人自然也会受到熏陶。故而在茶道上，要求礼茶人要端庄雅致、神色平和，礼茶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由于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其中还有很多礼仪的存在，所以无论是煮茶，烹茶，还是品茗，都要求礼茶人必须展现茶之道的动作要领，充分理解体会茶文化的魅力，给人展现一种美观的视觉和岁月静好的氛围。由此可以看出，儒家的“和”在茶文化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品茶者在茶的世界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其中都在追求平衡与整体大局上的把握，在强调“适当”“得当”的意义上，无过也没有不及之处。茶道的最高境界是以“和”为体现的，充分表现出文人对儒家思想的深刻推崇和对茶事联想的强烈反应。

二、儒家之“礼”在茶文化中的体现

儒家重“礼”，礼是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的精神自律待人，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处于非常和谐的融洽状态，这就是儒家重视礼的原因。礼的基本精神在《礼记》中写得非常清楚：“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由此可见，礼就是要让人以谦让的精神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把自己放低且对他人尊重一些。礼是对人的尊重，不是对贫富等级的尊重[3]；礼一方面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调节自身的心情，做到光明坦荡，落落大方。由于儒家的提倡和重视，中国人也特别注重礼，言行举止规范、合礼。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是一个注重礼仪的文化大国。从古代的孔融让梨，到现代林秀贞爱护孤寡老人，再到全国劳动模范郭明义爱岗敬业，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文化礼仪的延伸和不断的创新发展。主宾谦恭礼让，长幼和睦优先，都可说是传统茶礼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儒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茶道中的“礼”，是秩序、敬意、仁爱与友谊。“客来敬茶”是中华优良传统美德，晋代“茶汤敬客”的王濛、“茶果宴客”的恒温、“茶果待客”的陆纳，至今被传为佳话。宾客临门，香茗一杯，即表达了以茶会友、续谊谈情的至诚心情，又表达了对客人的尊敬。“客来敬茶”这种礼节在我国深入人心。主人家通过敬茶展现出礼貌文明，饮茶之地，打扫整洁干净，选择的茶具器皿清洁卫生；茶叶亦是家中所存中的上品。无论礼茶人的仪态还是礼茶时的仪式，或是礼茶的过程例如烧水、烹茶、置茗、品茗，每一步都显示出一种礼仪和大家的风范。甚至对于客人敬举杯的顺序，也是很有讲究的，例如先端茶敬谁后举杯奉给谁等等。茶道之中的礼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更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缩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谐、相互尊敬的相处之道。儒家文化的礼仪性在中国茶道中充分体现。在孔子看来，礼应该是上至天子，下到庶民，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用自己的诚信和品德去感化民众，且用礼制去规范和调节他们的行为。茶使人头脑清醒，所以中华茶文化也吸收了“礼”的精神。茶道重礼，这与儒家重礼异曲同工[4]。

摘要：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摘要：我国地大物博，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我国古代的整体发展来看，矛盾与斗争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更多的都是围绕话语权所展开，因此话语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之一。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年间，儒家文化的话语权作为典型代表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产生的十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对话语权概念以及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儒家话语权对中国文学史的影响加以阐述。

关键词：儒家话语权；中国古代文学史；影响分析

引言

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质是一部话语权的斗争史，其所体现出的是政治方面斗争，因此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话语权在人们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并且还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社会要素。纵观整个现代文学史，儒家话语权对其的影响毋庸置疑，甚至能够影响到现代文学，因此对二者之间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显得十分必要。

一、话语权概念分析

话语权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是说话的权利，即舆论的控制权，一般情况下，能够掌握话语权则能够对社会舆论走向进行有效的控制。在当代社会中，话语权通常被掌握在媒体控制者手中，对媒体和经济实体进行操控，常常掺杂一些个人的主观想法和得失进行舆论传播，利用这种信息传播的方式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进而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和行为，主要体现出的是高层言论。在我国的古代，主要侧重于对诗学、文学以及修辞学的研究，利用思想进行话语的创新，因此要想拥有话语权则必须具备三种条件。首先，实力。没有实力的支持话语权也将成为泡影。例如我国在鸦片战争时期，被西方列强欺压和掠夺，民族尊严尚且不保更不用说话语权。现如今，我国经济建设迅猛发展，在国际中的地位日益提升，自然拥有话语权。第二，团队能力。话语权的拥有不能单纯的依靠个人力量，要树立团队意识，团结起来上下一心才能产生更加强大的影响力。第三，平台。利用新型信息技术引导社会舆论，使话语权得到充分发挥。例如，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传播平台，使话语权的影响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1]。

二、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   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风骚。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中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以《诗经》为开端，儒家思想贯穿现实主义诗歌的始终。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之所以伟大，并不是他创作了《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一系列流传千古的诗章，而是在于他高尚的人格和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把握作品的意蕴，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追求，用屈原的人格风范和爱国热忱感染学生的心灵。杜甫的思想始终是儒家思想，“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当国家危难时，他心痛得流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一传来，他又会狂喜得溅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1］。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从作品中随处可见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儒者、仁者、贤者、圣者的音容笑貌和风度气质，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育家的容止，执着好学、学而不厌的学者的风范，刚烈、正直的志士的节操。使我们感受到的不是抽象的“仁义”说教，而是清晰地看到一个古道热肠、具有独立人格、超凡脱俗的君子形象。#p#分页标题#e#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穷因为其家族深处政治斗争的漩涡当中，无法主宰自己人生的成败，实现理想的人生抱负，最终因不可抗拒的外来政治力量走向整个家族的颓败和个人生活的穷困潦倒，正是这种人生遭遇激发了他反思人生终极价值的内在激情。曹雪芹把女娲炼石补天剩下的那块石头作为《红楼梦》故事的缘起和引子“，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曹雪芹以石头作为自己身世的隐喻，折射出强烈的生价值意识。《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在元末乱世，青年时代意气风发，有志于成就王业，然而在遭受一连串的人生失败之后，他开始退而反思人与社会的深层关系及人生的终极价值，古代文学家的这种生命价值意识，一直影响到现当代的文学理想价值观。鲁迅弃医从文缘于他对人的肉身的关注转向对人的灵魂的审视和思考，并进而以文学改造国民的灵魂，这种人生道路的转向出于一种生命意识的召唤和自我意识的彻底觉醒，出于一种强烈的自省意识的驱动。   （四）戏剧   不仅小说，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戏曲的社会教育作用对社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引导作用。戏曲文学作品通过演出，各阶级、各阶层的人同看，得到生动、形象化的传播,渗透到各个时代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塑造了特定的文化品格。陈独秀在《论戏曲》中说“：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2］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3］。”传统文学价值和抒情、叙事内容所折射出来的优秀民族精神内涵，对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球经济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   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可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帮助学生通过作品形成一种抵制丑恶、向往美好的心灵，使广大学生性格变得健全，情操高尚；正确理解审美判断、审美趣味、审美思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帮助学生在审美的过程中完善自我、形成健全的人格；陶冶大学生的情感及培养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帮助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上的家园，使其在学习中得到精神的放松，从而提高其心理素质，缓解压力，提高学习效率，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心理素质   （二）完善学生的独立人格。怎样使一个人达到、完善和保持崇高独立的人格品质，这是古代儒家学者毕生为之努力的目标和永恒追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人应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操守，而不因随波逐流，轻易屈服于外力。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所颂扬的理想人格，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我价值立场，在外力的逼迫下决不屈服。儒家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存在依附于道德信念、人格价值之下，当一个人的道德信念、人格价值不能保全的时候，生命的存在也随之失去意义，孔子的“杀身成仁”和孟子的“舍生取义”，就是为了保全仁义精神价值而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儒家精神典范，让学生理解自己生命价值的核心依托所在，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生命与道德、人格的轻重关系。在儒家传统价值观看来，一个人的人格价值超过了生命价值，尊严和操守成为生命中最为宝贵的理想之塔   （三）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汇合而成的统一体。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所在，是中华历史文明发展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精神超越了个体自我、地域团体，是最为崇高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为抵御外辱、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忠烈千秋，永垂青史，将爱国主义传统融入了民族精神的血脉。一个民族，没有强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无从弘扬和升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是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渠道，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目标。许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倡以“精忠报国”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情操，并将其作为理想人格价值加以发扬。儒家思想提倡忠孝仁义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尽管对儒家思想的“忠”我们曾一度存在偏见，但是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大力提倡的“忠”，是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忠，是责任心、事业心的体现。忠于民族、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是每一个国民的崇高职责。古代文学蕴含的儒家人生价值理想体系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的践行之路，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文化的精髓，构成了推己及人，以人为本的社会、民族、国家集体价值的统一体，昭示了实现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使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一、道德教育重建

1959年之前，新加坡的各个学校就重视道德教育，但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由每个学校自行开设。譬如，印度人的学校按照印度的道德文化设计自己学校的道德教育，马来人的学校按照伊斯兰经的教义来进行道德教育，至于华校，虽则总体上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进行道德教育，但因为各个族群所创办的都是方言学校，因而各所学校在具体实施道德教育的时候其做法也不相同。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才按照建国的需要，逐步统一学校的道德教育课程标准。1961年，新加坡政府第一次按照统一标准编辑出版课程教材，但由于这不属考试科目，因此变成了用来凑足教师的教书节数、而不是一个系统的提供公民与道德教育的科目。1968年，公民的课程内容再次修改，这时候新加坡已经独立了，所以这时公民最重要的概念是强调对国家的效忠和热爱。1973年，新加坡教育部不断反思道德教育过程，开始编印“生活教育”课本(用华文编写及教授)，并于1974年在小学积极推行“生活教育”。直到1978年，新加坡教育部才完成所有的编印工作，该课本包含着道德教育及社会科学如地理与历史方面的知识。在实施过程中“生活教育”被批“内容太重复，不是理想的道德教育课本。因此有必要删除其中与道德教育无关的部分”。由于建国初期新加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体系制度还不太完善，尤其是经济发展这个作为政治、文化、教育等这些上层建筑的基础还不牢固，因此这个阶段新加坡政府着力于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对学校道德教育这一块虽然也很重视，但未能形成系统的道德教育体系，其道德教育也还不成熟。

二、宗教和儒家伦理教育并行

从1978年至1982年，新加坡政府提出推行宗教课和儒家伦理课。

(一)发表《道德教育报告书》

1978年，新加坡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发表《道德教育报告书》，指出学校的道德教育有很多不足之处。因此，特地委任以王鼎昌部长为首的道德教育委员会研究新加坡学校的道德教育问题，经过深入调研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王鼎昌部长于1979年向新加坡教育部提交了《道德教育报告》。《道德教育报告》是新加坡道德教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建议废除小学的“生活教育”与中学的“公民”，以“道德教育”来取代，在内容上须包括三个方面:个人行为;社会责任;效忠国家。

(二)编撰“好公民”道德教育系列教材

唐君毅对道德理性统领下文化关系的论述综合了儒家“本”“末”与西方哲学“一”“多”关系的理论，但他最终还是回归于儒家的摄末归本思路。唐君毅认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均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文化是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分殊之表现。他说：“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然而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道德之实践，内在于个人人格。”[3]3唐君毅明确指出，道德理性统领文化世界，文化世界是道德理性展现出来的特殊文化价值。这种立论方式显然来自传统儒家思想。唐君毅借鉴了孔孟论述六艺本于人之心性与人之人格的方式，将文化活动反本于人。唐君毅的学生霍韬晦说：“由用识体，由末归本，最后终于发现各种文化活动均为人同一的精神自我超越其自然性向之分殊之表现。依是，道德理性一方面是理性，一方面是道德，除此之外，还有超越性、主宰性、内在性、创造性等种种涵义。”[3]1可见，道德理性之“一”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理性”同一，而是中国文化智慧之“本”善。道德理性与文化世界的关系是本末体用之关系。从本末体用看人文世界，人文世界并非外在于人的异在之“物”，而是人类实现类价值的合目的性行为，这是直承儒家思想而来的对人文体用关系的阐释。唐君毅自述自己的根本观点本自儒家思想，他说：“而我今之论文化，即直承船山之重气重精神之表现之义而发展。然吾人之言心与性理，则仍依于朱子与阳明之路数，此即本书所承于中国儒家思想者也。”[3]5钱穆曾在随?《近思录》中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同说：“伊川此条言天有性情，此乃人本位之观念。近代国人则必讥之曰主观。然能无主观者其又谁？西方之学外于人以为观，近代国人则尊之曰客观。客观则无定观，故西方之学仅重功用，在己则不言性，在外则不见道体，此诚中西双方文化传统学术思想一大相岐处也。”[4]155此一比较以《近思录》思想为根本，阐发了宋学以人为本位的特点。钱穆所阐发的中国文化人本位的特点正是唐君毅从中国儒家思想所直承而来的中国智慧。在唐君毅看来，人之精神活动，包含人所实现之理想或价值之觉识，均为心理的或心灵的。文化活动是人心实现理想和觉识价值的精神活动，心内在于里，文化是心之创造，心灵决定一切现实而表现为文化，从这个意义而言，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观念的“唯心论”。儒家所谓的仁义天理良知，在唐君毅看来是精神超越自我的本质或自体，显然，唐君毅以儒家之性善论充盈精神，视文化活动为精神价值之活动、精神之合乎理想价值的活动，突出了人文世界求真、善、美的本性。以儒家思想为依托的人文世界具有涵摄性与化感通变的能力，这是中国人文思想的主要特点。

唐君毅的思想深受黑格尔影响，因而对中国人文思想发掘得似乎不够通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唯心论色彩。他认为，一方面，现实环境是精神实现价值的场所，现实环境能够规定心灵创发活动的形态，甚至可以成为人文活动的桎梏或束缚；另一方面，心灵自我能够超越自我以外的现实环境。他说：“至于所谓吾人之文化活动，随吾人所在之现实环境而异，唯是吾人之精神受现实环境之规定，而表现为不同之文化活动。……吾人之主张是：一切谓现实环境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皆实只是规定而非决定。而决定吾人之精神或文化活动者，唯是吾人之精神自我，或超越自我之自身。此依佛教之名词说，即凡精神自我超越自我以外者，对精神与文化活动之自身，皆为一外缘，而非真因。”[3]7无论是心灵的自我超越还是现实环境的外缘作用，心灵与现实环境的二元关系终归难以调和，立足于心灵的文化活动，难以逃脱唯心论的指责。同时，以环境与心灵的二元结构阐述心灵自我也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的特点。张祥浩批评唐君毅的唯心论倾向说：“因为主观唯心论直截了当地把物质身体或客观现实存在，看成是心的作用或心的派生物，而他则把客观的现实环境看成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外缘或第二因，把身体看成是托显精神的消极存在，这是有区别的。但在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2]178-179这依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只不过是西方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这种视角同样遮蔽了中国人文思想中“心”之作用。心物关系如加以分割对立，立足于一方就会遮蔽另一方。唐君毅的人文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富有哲理性的现代转型，儒家思想在富有哲学素养的唐君毅手里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重视人、重视人文之化感通变是儒家思想最具现代意义的内容，唐君毅以此为契机论述人文关系，无疑找对了论述人文关系的“中心观念”。唐君毅总结人文关系说：“一切学问亦皆人之为人之学之一章。此之谓一切学问之摄末归本。”[5]87将学问各科理解为“为人”之学，并以成就人作为学问之“本”，唐君毅摄末归本的人文思路有力地冲击了科技理性的西方思维，为人文学的研讨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人文序列：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群科排序

人文序列是人文学者对人文群科的排序与定位。唐君毅非常重视人文群科之间的序列问题，一方面，他从人的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群科之次第，另一方面，他论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际，这两方面的排序思路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在于“顺”着西方讲，而在于以传统思想为资源“逆”着西方讲，体现出唐君毅既接受西学又试图超越西学的中西学会通特点。唐君毅从人之存在高度重新定位人文学术的序列。唐君毅认为人文学术即是为人之学术，他说：“一切学术思想，都是人的思想，一切文化，都是人创造的。因而一切文化之精神，都是人文精神。讨论任何种之学术思想，都是讨论一种人文中之思想。”[6]1从人的角度论述人文学术，学术既是“人为”的学术，也是“为人”的学术，学术是人在世界中的缘构，也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如果人缺乏道德精神，学术建构亦不可能。唐君毅说：“故人之道德精神，如果建立不起，缘之而使当然理想、客观价值意识、历史精神，皆不能向上提挈，而向下降落崩坏，则无一人生之活动或社会文化之建设，能真实成就。”[5]70唐君毅批评了西方重视抽象概念的学术传统，他认为西方学术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西方学术重学（真理）重术（技术）而忽视了学术与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唐君毅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学术与人存在在世的紧密联系，并以此为依据重订了各种人文学术之高下次序：“一、为人之学，二、历史，三、文学艺术之学，四、哲学，五、社会科学，六、自然科学，七、形数之学与逻辑”[5]72。唐君毅认为，人成为人是人成就一切事之本，一切人皆须为人，一切学问皆是成人之学问，因此，为人之学居人文学术之首位。人为本，学为末，为人之学摄末归本；人为道，学为器，为人之学道器合一；人为体，学为用，为人之学体用不二。唐君毅的人文序列凸显了学问世界与人的亲缘关系，批判了西方人文序列将人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从而将人文学术重新奠基在“人”的大地上。

唐君毅还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序列做了新的阐发。唐君毅论述三大学科群的出发点依然以人为中心，他认为三大学科群的分际是人看事物的不同观点和态度。在这三种态度与观点中，人文学术能够自觉回顾和反省自己的反应、感通、行为，并能摄入人所面对的自然社会之事物，因此，人文学术是人之心灵与精神的学术，是人对自己行为之表现的学术，她与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应当居于人文序列之首位。反之，自然科学将对象作为离开或外在于人之主观行为与精神来认识，是一抽象的普遍者，因此，自然科学只是人看事物的一种态度或观点，并不能取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而独居首位。三大学科群中，自然科学的地位还在社会科学之下。通过对三大学科群的重新定位，唐君毅提出在人文学术中重建人的主体意识的构想。唐君毅认为，此时代的学术思想过分崇拜抽象普遍者，忽略了人生之具体存在。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学术恢复了人在学科群中地位，重新提出了学术对人心人情的感通要求，彰显了学术活动所蕴含的人之价值。以人之存在为中心的人文序列具有融通性和开放性，这体现在唐君毅对非人文、超人文、次人文和反人文思想的认识上。唐君毅认为：“人文思想之发展，一方由人对于人文本身，逐渐加深加广的思想，同时亦即由人文思想与非人文、超人文、反人文等思想，互相发生关系，而相依相涵或相反相成以发展。在此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见非人文的思想之扩大人文思想的领域，超人文的思想之提升人文的思想，次人文的思想之融会于人文的思想，即人文的思想之不断以新形态出现，以反反人文之思想。此相续不断的人文思想发展历程中，便显出一种人类之精神的向往。此种精神，我们称之为人文精神。”[6]3可见，唐君毅认为人文精神是通过反反人文思想而不断前进，这是黑格尔式的进化论。我们认为，人文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之一，人文能够澄澈、净化非人文思想，但不能取代非人文、反人文思想，人文与反人文思想之关系走在相互涵摄的路上，而不一定是进化论式的“前进”。栾栋曾对人文学科、自然学科与社会科学三大学科群的关系做了论述：“从本质上来讲，人文只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而不是唯一动力，人文有赖于自然力、科技力量的协调作用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反之亦然，自然力和科学力量也只有在人文力量的导引下才不至于走入歧途。与之相对应，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不等于忽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学科群的通力合作和相互涵摄是文教与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7]33以涵摄化感论人文学科，突出了学科群之间的根脉勾连，强化了学科群之间的内在互化，有利于促进三大学科群之间的良性循环。唐君毅对人文群科的重新排序凸显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也为儒家思想的现代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原属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在西学东渐的语境下，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西学的冲击，曾经被视为应该打倒的对象。唐君毅以西学反观中学，力图从中学中挖掘出西方传统曾经关注过的“问题”，并立足中学彰显出中国文化迥异于西方文化的“视域”，这种经由西方进入中国的工作思路开发出了儒家思想的现代特征。

二、人文平视：会通中西学的方略

以道德理性开发儒家思想和以儒家“立人极”重新排序人文群科体现了唐君毅人文平视的中西学会通方略。唐君毅认为，当前世界各种文化正处于冲突融合之中，人类文化发展到了现在，应当是把整个人类文化当作一体看的时候了。平视是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模式的反拨。平视的前提是中西文化各有特色，而其最终目的是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从而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勾画理想蓝图。人文平视是唐君毅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通而提出来的文化交流举措。当今世界文化之间的交流错综复杂，人类文化正在走向“由分到合”的之路。据此，唐君毅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并对中西文化之间的融合提出了“平视”的设想。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特殊精神有四目：一为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二为充量客观化吾人之求知的理性活动之精神；三为尊重个体自由意志之精神；四为学术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发展之精神。[5]71此四目特殊精神重在文化之超越性，其“光辉乃为向外照耀、向外探求”，因此西方文化精神贵在学问的超越性与抽象性。唐君毅说：“照由西方传来而流行于现代中国之一学问观念，是以为愈抽象而愈概括性的学问，愈在学问世界中，居更高根本而更高的地位。故逻辑、数学、几何学或第一原理的哲学，被认为一切学问之本。”[5]71这种文化传统贯注于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臻于近代而成型，唐君毅在分析形成西方文化精神的外缘条件后，对近代西方文化作了总结评述：“近代西方文化，由无数民族之战争与商业关系而生之文化接触以形成，故亦特富一向上向外之超越精神，与尊重个体性之自由意志之精神，重概念之分解之理性活动之精神也。”[6]6这些精神内涵正是中国文化所缺失的。中国文化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反本复始型文化，反本复始与向上向前向外“不能不谓之两种精神”。至此，唐君毅概括了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与根本性差异，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从而为文化之间的平视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