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技艺论文范例

摘要：蒙古族射箭活动是其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射箭活动起源于狩猎生产，在文化传承以及民族性格塑造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其技艺传承也是民族教育的组成部分，与中原汉地的射艺有异曲同工的功效。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研究是把民族体育这种物质与精神文化现象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文化整体加以研究，在外部研究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与社会现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内部研究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的现状，各民族射箭文化的异同，射箭文化的社会功能，射箭文化的心理积淀，及其射箭文化在现代文明中的扬弃和继承、创新与发展，让其在新时挥更好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育人价值。

关键词：蒙古族；射箭文化；民族传统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入主中原，建立了疆域最为辽阔的元朝，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对于蒙古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的热点。因为蒙古族骁勇尚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所以体育运动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骑马、射箭和摔跤为特色的“男儿三技（艺）”是蒙古族传统的体育项目，所以关于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的研究是整个蒙古学的一个分支，虽然也有相关研究，但多支零破碎未成系统。总体来看，蒙古族传统射箭文化的相关研究大多还是在蒙古族民俗研究中被谈及，如或作为研究蒙古族男儿三艺（技）之一的一个分支内容，或作为那达慕盛会中的一个竞技项目，或作为整个蒙古族体育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没有突显射箭文化自身的专业性研究。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偏重蒙古族骑射运动的研究，蒙古族射箭文化分静态射箭和动态射箭两种，其中动态射箭就是所谓的骑射，是配合骑马运动的综合性运动项目，所以骑射只是射箭运动的一部分，而未能全面展现蒙古族射箭文化的全貌。射箭文化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其研究也有着深厚的基础和前期成果，值得学界作以总结和归纳，以促进蒙古族射箭文化深入、全面的研究。

一、那达慕大会研究中的蒙古族射箭文化

那达慕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体育盛会，射箭则是该盛会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体育竞技活动，因此对蒙古族射箭运动的相关研究早期多出现在对那达慕大会的研究中，作为蒙古族传统盛会相关内容的一个环节予以展开。如特木尔吉如何、阿荣著的《那达慕（蒙文）》［1］，蒙文写就，认为锡林郭勒盟的那达慕最具代表性，作为蒙古族人民喜爱的一种传统体育活动形式介绍了那达慕的相关情况，其中谈及了射箭运动。相类似的著作还有那恩和确吉的《蒙古族那达慕（蒙文版）》［2］、德力格尔的《草原那达慕》［3］及贾瑞光的《那达慕文化变迁研究——以黑龙江省杜尔伯特那达慕为例》［4］等。相关论文最为丰富，如荣•苏赫的《蒙古族男子三项那达慕歌》［5］、纳古单夫的《蒙古族“那达慕”文化考》［6］、赵永铣、巴图的《那达慕文化的由来与流传》［7］、苏叶和刘志民等的《蒙古国那达慕的起源与发展》［8］等。上述这些研究无不是将蒙古族射箭运动作为大会活动主题之一予以讨论，而不是对蒙古族射箭运动的专项研究。那达慕作为蒙古族体育活动最为重要的展示和竞技赛会，当然无可厚非地成为研究蒙古族文化传承和展现的对象。射箭活动仅是那慕达大会其中的部分内容，因此基于那慕达大会的研究，并不能展现蒙古族射箭文化的全貌。

二、中国射箭运动研究中的蒙古族射箭文化

射箭运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悠久，并不仅仅是蒙古族特有的运动和传统，包括汉民族在内的许多民族都有射箭、游艺、训练等传统，所以很多在对中国体育运动或者射箭运动的整体研究中都谈及和旁涉了蒙古族的射箭运动传统。如马庸编著的《银箭红心攀高峰：谈谈新中国的射箭运动》［9］是较早研究民族传统射箭运动对新中国射箭运动的作用和推进的著作；也有专门从竞技体育角度展开的研究专著，如孟繁爱、董文瑾、朱萍编著的《射箭》［10］、茹秀英的《射箭》［11］；还有从体育史角度出发展开的研究，如刘秉果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话》［12］、王俊奇的《辽夏金元体育文化史》［13］、罗时铭的《传统射箭史话》［14］等。相关论文也非常丰富，如刘世明的《射箭述略》［15］、刘丹婷的《元明清射箭文化研究》［16］、房磊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习俗》［17］、孟林盛的《晋北射箭文化溯源》［18］、余晓慧的《论古代军事射箭对体育发展的促进》［19］、李培金和栾彦茹的《中国传统射箭运动器材发展的现状调查》［20］、佘丽容和樊永安的《传统射箭复兴中的民族主义》［21］等。上述学者研究的视域较大，基本都是站在中国体育运动史或射箭运动整体研究的角度，所以蒙古族射箭只能是其研究中占很小比重的一部分。在整个中国体育文化和射箭文化的研究中，蒙古族因其民族传统保留较好，所以其射箭活动至今仍是活态民族文化，因此，其在整个中国传统射箭文化的研究中意义极为重大，成为中华体育文化的重要一环。

摘要:以第四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对中国建筑口述史研究近二十年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基于对文献内容的分析，建构了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的论述框架，并简述其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对口述史在两种不同倾向建筑史研究中的发展情况、各自的特点及整体方法应用上的注意事项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后续该方法在建筑学中的研究提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关键词:中国建筑史;口述史;综述;方法应用

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视野，由改革开放后的“二元•比拼”，走向近十余年“交叉•发见”的内省，进而从内需出发对建筑历史与理论进行思考重构，构成了近期建筑历史与理论的学术前沿[1]。2018年是中国当代学人从口述史视角重构城市史、建筑史、园林史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一届“中国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工作坊”在沈阳建筑大学召开。至2021年已是第四届，众多学者借助这一交流平台“把握学术‘要津’，进而不断开辟新的工作‘大场’”①。第四届建筑口述史学术研讨会暨圆桌会议上，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口述者记忆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群体访谈所展现出的更好的约束机制；访谈前及过程中的技巧和注意事项。现代口述史自1948年创立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开始，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已应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在建筑学领域，虽然国内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系统的综述将丰富的研究成果梳理清晰。以第四届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契机，笔者梳理了21世纪以来中国建筑口述史的论文研究情况和发展脉络，以期为后续建筑口述史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启发和参考依据。

1建筑口述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框架

在知网、万方和维普围绕“建筑口述史”中拆分的多种关键词组合为语法限定进行论文（2000年1月—2021年10月发表）检索，共检索出285篇研究论文，整合筛选后共提取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110篇文献。结合中国建筑口述史文库四辑（2018—2021年出版）中的103篇论文，通过文献内容分析，将研究方向总体分为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口述史、乡土建筑口述史和口述史方法应用三类。中心视角下的建筑史关注中心层面的近现代史研究，包含建筑教育史、建筑师历史及建筑项目或机构历史；乡土建筑史中的研究对象为符合带有“本土建筑”“民间建筑”“自发建筑”等描述性特征的建筑②，藉命名为此方向，其下细分为地方建筑史料挖掘、遗产保护与村落保护、营造技艺与保护传承，以及社区营造。口述史方法应用包含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两方面。综述层面聚焦于其方法应用的研究（图1）。

2建筑口述史发展情况综述

2.1研究情况及发展趋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与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暨2006年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年会于2006年11月18至19日在苏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主办，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承办。来自各高校及工艺美术研究单位的30余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21篇。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主持会议，苏州大学白伦副校长致开幕词。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廖军扼要汇报了该院的发展情况。与会代表在霏霏细雨中，兴致浓厚地考察了吴中区光福镇太湖村、山墩村和太湖度假旅游区舟山村的手工艺。从大会交流情况来看，学者们围绕年会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宽视野的深入探讨，大家秉承关心民间、关注社会的精神和学术传统，各抒己见，表现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工艺美术的高度重视和人文自觉。会议涉及的几个相对集中的问题评述如下：   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内刚刚起步，迫切需要人们对此进行理性思考，探寻符合中国实情的客观规律，深化认识和实践，避免盲目、机械、片面和功利。与会学者主动站在学术前沿，结合现实，从各个角度讨论了这一新课题。   张道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议》为题，阐发了独特见解。他认为，非物质文化是相对物质文化而言的，就非物质文化来说，重要的问题不在内容，而在对“非物质”性的理解。在传统观念中，像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可称作精神的和非物质的，但工艺美术和传统手工艺所表现的东西，却是以“物质”为主的。这是由于所有的艺术表现必有一个“载体”，这载体就是物质。艺术依托物质世界而成立，物质的繁杂决定了艺术的多样。那么，为何艺术在人们观念中又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呢？张先生认为：这里没有绝对的界限和标准，主要看艺术的倾向和人们的习惯，就像“日出日落”、“天圆地方”一样是一种感觉，实际上太阳并非从东方升起，地球也不是方的。由于艺术主要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精神，故统称为“精神的艺术”。至于实用性的艺术（主要是工艺美术），它的物质特点显露得比较明显，人们也没有将其视为纯然的“物质文化”，一般只称其为“工艺品”，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由此再看“非物质文化”，其倾向便易理解了。其中，技艺的特点最为明显，它是一种工艺加工手段，即所谓“心灵手巧”。一方面，只有做出了成品才能显示出“巧”来；另一方面，它又是长期磨练出来的形成历史的传统。过去的师徒制传承，为了维护其传统，有些家族式的“绝技”和“秘方”不得外传，虽有其历史局限性，却也充分说明了“非物质遗产”的性质。   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总工艺师朱培初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由来、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意义，综合报告了近年来了解到的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的保护情况，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文化特别关注，保护工作起步较早。他特别强调中国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在《文化白皮书》中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工艺所持的新理念。书中指出：一种文化如果只是依赖先人的遗产自豪，是不对的，因为文化不仅是固（原）有的部分而已，它必须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文化。要使文化的内涵不只是固守在传统文物和古代经典的范围，就必须使文化成为一个具有发展性的形态，让它充满生机，有转换或转型的可能。要不断有新的质素参与进来，也要不断吸纳、消融和转化这些成分，最后自我融汇成崭新的形态。所以，文化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可以继续兴起的新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引进，对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而言，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特别是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备受学者重视。清华大学的王连海发表见解说，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积极意义很明显，首先引起了业外人士的关注，促进和提升了全民全社会对传统工艺美术及传统民间文化的再认识，发挥的宣传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促进了理论界思维的活跃，引发了专业人士对传统工艺美术的新思考；其三，对开发保护具体品种确实起了作用，但同时存在的问题也较多，负面影响较突出的是在理论界引起了混乱，至今尚未消除；再者，概念的引进还导致了地方或地区间相互攀比、恶性造假的现象；五是对各地民间美术的破坏相当严重，有的品种被列入名录后反而毁了，形成了摧毁性破坏。西安美术学院的赵农分析了《辛巳年》生肖邮票引发的侵权诉讼民事案，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背景中民间艺术的法律保护问题。他指出：社会在界定民间艺术品“原创”或“复制”问题上，在保护民间艺人权利的问题上都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这与民间艺术品多被确定为“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作活动过程的产物”[1]，作者是“创作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社会群体”[2]有关。概念的不确定，导致了法律保护的模糊和民间艺人权益保护的被动。他进一步指出：对民间艺人权利的有形和无形的侵害剥夺，已非常严重。如一些领导和专职人员利用职务权力将民间艺术品变成私人的收藏；主流艺术家在采风过程中的非法律行为；民间艺人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地方政府对民间艺术的粗放式经营等。他认为，对人文学者的关怀，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对人类文化生态的关怀，这不是抽象的精神，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方式。现阶段，大量民间手艺人的生活仅处于温饱水平，目前最迫切的就是通过手艺致富，而出台相关的法律是根本问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徐思民讲述了近几年考察齐鲁民间艺术的概况。他发现：在民间艺术的采访过程中，的确存在着假调查和卖弄、糊弄的问题。他对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表示担忧，认为靠近城市或地处城内和发达地区的一些民间艺术，通过市场经济运作尚能发展起来，延续下去，但许多地方性的民间艺术则是传不过来也承不下去。他以山东地区剪纸、泥玩具、旋木玩具、面塑为例，说明民间艺术不是萎缩，而是消失了，这是因为艺人生活艰难，民间艺术作品生存艰难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事实。   #p#分页标题#e#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的问题。湖南商学院的李立芳，以湘绣申遗为例，强调在进行申报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必须首先廓清艺术的历史文化渊源，比较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握自身的文化形态，才能有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守住自身的文化优势。   二、有关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传统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是工艺美术理论界长盛不衰的话题。但要探讨现代社会的工艺美术，首先得加深对古代工艺美术的认识，使认知有一个深厚的基础。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全面考察了古代工艺美术的特点，扼要而客观地陈述其整体发展脉络，体现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观察视角和工艺美术史的研究方向。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朱孝岳，则对中国传统工艺美学思想作了深入探讨。他认为，中国工艺美学思想有四大特点“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一是礼乐相济，礼、乐二者统一在产品的设计、制作和使用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人既不畏艰难又随遇而安的特有性格；二是线的舞蹈，中国工艺美术设计讲究线的动态、味道，以线表现气韵，将生活中的变化、情感的起伏化为线乃是了不起的加工；三是中和之美，追求含蓄，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四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天性与人力的巧妙结合。   目前，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工艺美术将面临怎样的态势？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清华大学的李砚祖通过实际调研，对现代传统工艺美术保护与发展遭遇到的三大矛盾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他首先回顾了传统工艺美术的历程，对建国以来的工艺美术发展作了分期，在归纳了传统工艺美术所具有的产业、就业、市场和文化价值后，提出了工艺美术保护和发展存在的三大主要矛盾：其一，经济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矛盾。工艺美术的经济性和文化性，使其常游走于经济产业和文化产业间，在不同层面上形成了两者矛盾。因此有必要将工艺美术既看作经济产业，又看作文化产业，还可将其作为文化艺术事业来认识、理解、研究和扶持，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其本质和特征，从具体工作出发，加以不同处理。其二，技术更新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矛盾。工艺美术既是物质文化又是非物质文化。它从材料到产品均有显见的物质内容和形态，而工艺技术、方式方法、过程，乃至设计创意、作品功能都是非物质的。社会的变迁，使工艺美术业在技术层面上遭遇到机械工艺取代传统手工技艺、一些传统工艺失传或消亡的问题，形成了技术更新带来的对传统工艺技术保护的矛盾。为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技艺保护，应有传统的和手工的两种限定。若不注重对手工性的保护，最终将导致传统工艺美术的消亡。其三，文化变迁与传统工艺美术传承的矛盾。工艺美术的传承是内在文化的传承，要求其不变，而文化的总体趋势则是变，这就带来了矛盾。现代社会，工艺美术传承的目的是文化保持，同时它亦有为当代生活服务的创新要求，因此而具有必然性。但这是有限度的创新，是在传承与保持基础上的创新。最后，针对工艺美术技艺失传、后继无人和传统技艺、工艺美术大师保护不力等现状，他呼吁：要从国家层面上关注和解决工艺美术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对传统技艺和大师予以保护，要真正从组织上、制度上、人员安排及资金等方面落实到位，应在各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协同下，制定更为细化的具体到保护品种、技艺的方案和规划。苏州大学的诸葛铠结合纷繁的实际情况，在题为“适者生存：工艺美术的蜕变和再生”的发言中对李砚祖提出的问题作了回应。他指出：中国手工艺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但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他认为，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是手工艺在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脱离的产品、“推陈出新”中的误区必然导致现代工艺美术的蜕变；而再生之路则可通过形式与思想内涵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技艺的分离和移植、形式与实用性的分离与移植等途径实现脱胎换骨。   此外，还有学者撰文，通过个案对传统工艺美术发展进行探讨。苏州工艺美术学会的冷坚，以苏州戏衣业为例，探究其发展及缘由。苏州戏衣业因昆曲而兴，它成型于明代，繁荣于清代，在全国同行中占首位，行业中心地位始终未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影视业的兴盛，苏州又成为全国影视服饰的主要生产基地。仅改制后的苏州剧装戏具厂，剧装戏具的产销量就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来自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的吴元新，书面报告了近30年来对蓝印花布艺术的调查、实践经历和对其现状的认识。他说，蓝印花布已伴随江浙百姓走过了近500年历史。20世纪70年代始，蓝印花布在沉寂后借助外销而求得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南通工艺美术行业对蓝印花布进行了挖掘、研究、收集，开发设计了一系列新品。但近年来，蓝印花布却因缺少销售渠道而陷于困境，为此，他呼吁积极抢救蓝印花布艺术。   三、有关工艺美术教育和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问题   艺术可以解救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为此，工艺美术教育问题同样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湖北美术学院的张昕从文化自觉高度，就高等教育改革中应如何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强化对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在人文学科中开设人类文化遗产课程，建立文化遗产与知识体系的联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山东艺术学院的许大海重新审视了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阐明了建立艺术设计比较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分析了比较视野中艺术设计教育模式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提出了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教育创新模式的新观点。苏州职业大学的濮安国，作为中国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长，介绍了该所的发展计划和目标：对在高校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作了有益探索。   工艺美术理论研究方法的出新，对于跳出旧框框，促使研究工作逐步深入具有重要意义。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张朋川，引用最新材料，从湖南宁乡铜器群发掘谈起，以商代青铜虎卣为个案，对青铜艺术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青铜器纹样的组合应有一定的规律性、地域性，不是任意的。而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却将器型与花纹分开研究，我国的工艺美术史沿着考古思路来编青铜艺术，造成了青铜艺术研究中的一大问题。此外，中原是最早拥有青铜容器的，该地方恰恰不产铜。而湖南宁乡却出土了300多件铜器，其成分与中原的不同，并发现了古矿。这是否意味着到了商代晚期，作为一个方国会不会生产铜器呢？他独到的分析、介绍和由点而及纵横，再行融合的研究方法，对在研究方法上多加探索，由此提高整体研究水平无疑是很好的启迪。#p#分页标题#e#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王连海以南宋画家李嵩《货郎图》中的玩具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风筝、泥人和不倒翁、扑扑噔、拨浪鼓、风车、鸟笼等六类玩具之样式、形态、材料、工艺、功能、用途、发展历史进行了解析，图文互证，体现了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一种深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以“一幅巨作，几点猜测—关于大都会博物馆藏元代刻丝大威德曼荼罗”为题，对作品完成时间、开机时间、御容织于哪里、出自哪个作坊、性质作了详细考定，将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一个注充实成了一篇新论文。态度科学严谨，重视材料的搜索考辨，细密求证，精深而有新解，对工艺美术史的治学有积极影响。   在涉及到对民艺的田野调查方法时，张道一语重心长地指出，过去，我们研究时，多注意于艺术的外在形式，对于制作艺人及其技艺和艺术思想挖掘不够。今后，一定要关心它的制作者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关心做的方法和技巧。护树要护根，保标要保本。徐思民则提出，民间艺术很丰富，有些在文献资料中很难查到，但艺人却能自圆其说，有头有尾。搞民艺调查，就是要把民间艺人的境界、味道记录到位，而不是带着现代人的审美观念走马观花，那样是无法把握民间艺术本质和真谛的。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的袁宣萍，以撰写《浙江丝绸文化史》的体会，提出在工艺美术调查中当注重行业神崇拜、与行业相关的神话与传说、行业生产与生活习俗、古老的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   四、特点、展望和发展方向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李超德在会议结束时说，这次年会是一次高端会议，既有老一辈理论家，也有国内中青年一代的专家，机会难得，受益匪浅。会议讨论的内容十分广泛，上至产业政策、宏观理论，下到具体的一件作品，既有宏观思考，也有考据派的论述，是研究方法的一种学习。他指出，本次年会还是一次新的开端，大家集中起来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问题，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民族精神留住，把民族脊梁留住，把民族传统留住。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会议闭幕之际发言，他认为本届年会开得非常成功。不仅来了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明他们十分关注会议主题，还出现了很多年轻的新面孔，证明大家对热门话题非常关心。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部主任卢莹的发言反映出她对工艺美术的未来充满信心。她为专家学者都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工艺美术的可持续发展而感动。她觉得特别可喜的是，原先大家都以为工艺美术技艺留下了，但文化失去了，工艺美术艺人很无助。现在有这么多人都来研究工艺美术的发展，工艺美术将拥有更好的前景。   综观本届年会，学术前沿性得到了充分体现，达到了举办者的预期目标。年会主题促使与会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工艺美术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的探索。而新情况的出现，新问题的提出，新视野的拓展，新方法的运用，使得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都有所深化，今后的研究将在以下几方面深入：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如何强调理性，坚持人本原则和人文立场已成为重大课题。怎样尊重民众的权益，实现理性保护和完整的人文关怀，避免因保护而牺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避免将文化保护变为文化践踏或生态破坏将成为研究和实践的热点。与之相关的保护中的共性与特性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地运作，张扬文化个性，体现文化遗产价值也将得到深入的探讨。   2.新时期，传统工艺美术原生态的衰落和蜕变形态的衍生两种基本态势仍将持续下去。如何在蜕变过程中保留传统文化形态活的精神，怎样以传统形式承载新的内容，怎样正确处理原生态与蜕变形态、手工技艺与机械生产、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变异等一系列矛盾，使传统工艺美术融入现代生活，怎样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观照传统工艺美术，都将成为探索热点。   3.理论研究方法上，加强寻因寻根意识，提倡多元方法的碰撞与互补，使研究成果富有个性也是一个动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张夫也在年会上号召大家，传统工艺美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形态，对它的保护抢救研究非常重要，关系到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存亡问题。此事迫在眉睫，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我们不做谁来做？我们肩头的责任重大。希望我们以此召唤为动力，辛勤耕耘，并期待下届年会结出更加丰厚的学术成果。

摘要：文章以宁波草编工艺文化为例，探讨传统工艺文化精神与德育教育融合的问题。宁波传统草编文化的人文精神可概括为3点：精益求精的技艺是宁波草编的立业之本；坚韧不拔的毅力是草编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顺势而为的智慧是草编创新的源泉。“草编精神”是宁波地域文化的体现，是“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宁波草编文化，是富有地域特色的优秀教育资源，是德育教育的有效载体，值得并应该传承与弘扬。

关键词：德育教育；传统工艺文化；人文精神；传承实践

1宁波草编技艺的历史与现状

宁波草编历史悠久。目前可见的中国最早的草编遗物，距今已有7000年之久，是在宁波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掘的，是以二经二纬法编织的苇席残片；宁波草席在唐代开元年间已销往国外，是海上丝路贸易品之一。宁波的草帽编织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宁波草编地位独特。宁波草编是中国的风物特产、著名的工艺品之一。在《中国大百科全书28》（2009年版），《当代中国的工艺美术》（2009年版），以及《中国风物特产与饮食》（2000年版）中，宁波草编均名列其中。其中，宁波草席以其轻巧、舒适、美观、耐用等传统特点畅销国内外市场，1954年，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还特地带了40条宁波草席馈赠国际友人，备受欢迎；宁波的金丝草帽，洁白细软，编工精细，式样新颖，1915年，宁波长河草帽在巴拿马万国出口展会上获奖。宁波草编至今仍是宁波“历史经典产业”。宁波鄞州区被认定为“中国草编基地”，“中国草席之乡”；慈溪长河则是“草帽之乡”。在工业化发达的今天，草编作为一门传统手工艺结合现代工艺仍能保留到现在，并蓬勃发展，与它独特的文化、经济价值和艺术魅力是分不开的。绿色工业，时尚新宠。当下，随着田园风的流行和复古风的兴起，草编织物受到青睐，在服装家纺等行业，草编制品成时尚元素，行业市场前景广阔。宁波草编既是宁波特色文化资源，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余姚草编工艺、鄞州黄古林草编工艺已被列入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保护这份遗产，宁波建有两座“草编”主题的博物馆——慈溪市草编工艺品博物馆、鄞州黄古林草编博物馆。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勤劳的宁波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草编文化就是其中弥足珍贵的财富，其精美的工艺、独特的风格和兼备欣赏与实用的价值，享誉全球。同时，在千年的草编实践中，蕴育了内涵丰富的草编文化，其精髓就是“草编精神”。

2宁波传统草编文化的人文精神

宁波传统草编文化的人文精神，是宁波地域文化的体现，是“工匠精神”的最好诠释。简而言之，可以概括为以下3点：

2.1精益求精的技艺是宁波草编的立业之本

地理标志，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规定的7种独立的知识产权之一［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2003年10月17日，分别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而拉开了全球文化遗产的保护序幕［2－3］。自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以来，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在我国形成了高潮［2－3］。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起源久远，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叶地理标志资源与茶文化遗产资源［4－12］。湖北是茶圣陆羽的故乡，为我国茶叶的主产省份之一，具有丰富的茶叶地理标志与茶文化遗产［10－12］。笔者就该省名茶的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与发展对策展开论述。   1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1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截至2011年10月15日，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质检总局，先后对湖北65种传统特产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这65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中，包括茶类8种:邓村绿茶、龙峰茶、恩施玉露、伍家台贡茶、英山云雾茶、薤山叠翠、老君眉茶、羊楼洞砖茶(洞茶)(表1)。   1．2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商标注册   截止2010年12月31日，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湖北传统特产的地理标志商标42件，其中茶类6件:大悟绿茶、英山云雾茶、恩施富硒茶、伍家台贡茶、恩施玉露、宜都天然富锌茶(表2)。   1．3湖北名茶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截至2011年10月15日，农业部共登记了湖北传统特产的农产品地理标志28种，其中茶类5种:鹤峰茶、圣水绿茶、伍家台贡茶、武当道茶、屈乡丝绵茶(表3)。   1．4湖北名茶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一般为“有形文化遗产”，相当于日本、韩国的“有形财”［13－14］，也就是物质文化遗产。我国41处自然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湖北2处:武当山古建筑群、明显陵。234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湖北91处。11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湖北5个;18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湖北9个;169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湖北5个。在湖北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薄弱环节。该省所受关注的与茶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仅为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泉寺及铁塔，我国历史文化名村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玉泉寺是泉仙人掌茶的原产地，泉仙人掌茶为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羊楼洞村是我国青砖茶、米砖茶的原产地，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羊楼洞砖茶(洞茶、湖北青砖茶、湖北米砖茶)的原产地。   1．5湖北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除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外，近年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国家和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登录制度［3］。但我国现有的34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与茶文化无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湖北茶文化方面的项目仅有传统戏剧阳新采茶戏。《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茶文化方面的项目有:仙人掌茶制作技艺、恩施玉露制作技艺、宣恩伍家台贡茶制作技艺、五峰采花毛尖茶制作技艺、武当道茶炒制技、远安鹿苑茶制作技艺、采茶戏。其中，前5项均为绿茶制作技艺，远安鹿苑茶制作技艺为黄茶制作技艺，而采茶戏属传统戏剧(表4)。   2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对策   2．1进一步挖掘与整理名茶的地理标志因素、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地理标志(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名茶，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因此，应深入研究该省各种名茶地理标志的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特征，揭示其地理标志特征，为名茶地理标志知识产权的管理与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挖掘与整理湖北名茶(尤其是地理标志名茶)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研究茶文化遗产，从而丰富该省茶文化，促进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2．2完善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   湖北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存在如下问题:①“湖北名茶第一品牌”采花毛尖茶、著名蒸青绿茶玉泉仙人掌茶、著名黄茶远安鹿苑茶、著名红茶宜红茶、著名花茶咸宁桂花茶等，尚未实施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②该省所有国家地理标志茶均未建立国家质量标准;③国家地理标志茶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很差;④地理标志保护范围相对较小。因此，该省需要从地理标志申报、质量控制、专用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等方面，完善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   2．3加强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湖北具有丰富的传统茶制作技艺，尤其在蒸青绿茶、黄茶、红茶、米砖茶、青砖茶、桂花茶等制作方面。然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传统技艺类中并无湖北茶文化遗产项目，有些名茶制作技艺甚至尚未列入《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因此，应加强收集与整理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宜红茶、咸宁桂花茶、羊楼洞砖茶(青砖茶、米砖茶)、鹤峰茶、圣水绿茶、屈乡丝绵茶、英山云雾茶、恩施富硒茶、宜都天然富锌茶、大悟绿茶、老君眉茶、薤山叠翠、龙峰茶、邓村绿茶等名茶制作技艺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仙人掌茶、恩施玉露、宣恩伍家台贡茶、五峰采花毛尖茶、武当道茶、远安鹿苑茶等制作技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加强该省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4加强名茶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p#分页标题#e#   湖北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薄弱环节。该省所受关注的与茶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仅有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泉寺及铁塔，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其中，前者是以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的名义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应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等方面名茶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整理，同时加强申报茶文化方面的物质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   2．5领衔申报蒸青绿茶技艺、砖茶技艺两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蒸青绿茶是我国古代最早发明的一种茶类，比炒青的历史更悠久。到了唐代，蒸青绿茶制法已逐渐完善。到了明代，出现了红茶、黄茶、黑茶、白茶，到了清朝，才出现青茶(乌龙茶)［6］。我国蒸青绿茶为数不多，主要有湖北恩施的恩施玉露、湖北当阳的玉泉仙人掌茶、江苏宜兴的阳羡茶，然而，自唐代日本从我国传入茶种及制茶方法后，至今仍主要采用蒸青方法制作绿茶。“湖北第一历史名茶”恩施玉露，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其制作工艺及所用工具相当古老，与唐代茶圣陆羽《茶经》所载十分相似［10－11］。砖茶(蒸压茶、边销茶)，是以茶叶、茶茎，有时还配以茶末压制成的块状茶。根据原料和制作工艺的不同，砖茶可以分为青砖茶、米砖茶、黑砖茶、花砖茶、茯砖茶、康砖茶等［7］。砖茶中历史悠久的有湖北产的青砖茶与米砖茶(羊楼洞砖茶、洞茶)、四川产的康砖茶、湖南产的黑砖茶与茯砖茶、云南产的普洱砖茶等。其中，赤壁市羊楼洞米砖茶是唯一用红茶为原料做成的砖茶。湖北是茶圣陆羽的故乡，产茶历史相当悠久，加之其拥有的蒸青绿茶恩施玉露、玉泉仙人掌茶、边销茶羊楼洞砖茶(青砖茶、米砖茶)等历史名茶的古老制茶技艺，因此，该省应领衔申报蒸青绿茶技艺、砖茶技艺两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6申报“芭蕉侗族恩施玉露茶叶文化系统”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试点   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GIAHS)，是一项旨在明确传统农业系统及其相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文化和知识体系的国际性项目［15－16］。我国自2005年开始参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目前全球GIAHS的16个试点中，我国数目最多(4个):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贵州从江县“侗乡稻鱼鸭系统”，但没有与茶文化相关的试点。茶文化是中华重要文化遗产。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茶叶种植与饮用起源久远，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遗产资源。“湖北第一历史名茶”恩施玉露，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种蒸青绿茶，其原产地恩施州芭蕉侗族乡，具有独特的茶叶农业系统。因此，“芭蕉侗族恩施玉露茶叶文化系统”应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试点。   2．7实施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重保护   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保护的研究工作目前相当薄弱。例如: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epub．cnki．net/Grid2008/brief/index．aspx)中，题名同时有“文化遗产”与“地理标志”的论文，现仅检索出11篇。然而，客观上地理标志、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有些名茶，具有地理标志、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存的特性，为三者的共同载体，如羊楼洞砖茶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是工农业品牌类非物质遗产，其砖茶制作技艺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原产地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是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为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对湖北传统名茶资源，应该实施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重保护。   2．8基于茶叶的地理标志、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发展与繁荣湖北茶文化产业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作中心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力推文化产业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茶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分支。茶文化是茶产业开发的翅膀，茶产业是茶文化的依托和载体。因此，湖北应该依托茶叶地理标志、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出版茶文化书籍，表演采茶戏与传统茶制作技艺，保护茶叶的地理标志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茶文化博物馆，加强茶文化研究，开展茶文化旅游(尤其是茶农农家乐)与文化教育等，从而发展与繁荣湖北茶文化产业。   3结论与建议   湖北具有丰富的名茶地理标志资源，现有茶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8种:邓村绿茶、龙峰茶、恩施玉露、伍家台贡茶、英山云雾茶、薤山叠翠、老君眉茶、羊楼洞砖茶(洞茶);茶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6件:大悟绿茶、英山云雾茶、恩施富硒茶、伍家台贡茶、恩施玉露、宜都天然富锌茶;茶类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5种:鹤峰茶、圣水绿茶、伍家台贡茶、武当道茶、屈乡丝绵茶;与茶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泉寺及铁塔，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湖北茶文化方面的项目仅有传统戏剧阳新采茶戏。《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茶文化方面的项目有仙人掌茶制作技艺、恩施玉露制作技艺、伍家台贡茶制作技艺、采花毛尖茶制作技艺、武当道茶炒制技、鹿苑茶制作技艺、采茶戏。   基于对名茶的地理标志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笔者建议:①进一步挖掘与整理名茶的地理标志因素、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②从地理标志申报、质量控制、专用标志使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等方面，完善名茶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③收集与整理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名茶制作技艺的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加强该省名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④加强名茶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整理，申报茶文化方面的物质文化3．5科普园科普教育实践园以生态农业科技展示为主题，以农业展示区的日常工作为主线，组织介绍农业历史、现代农业技术，以普及农业知识和加强环保教育为目的。设置植物嫁接和植物领养功能区，让有兴趣的学生体验自己动手实践的乐趣。如用山葡萄或贝达做砧木，通过嫁接育苗提高葡萄根系的抗寒性;经济植物嫁接到盐生植物上种植等。此外，还可在园内设置现代农业科技研究中心，采用生物工程方法培植各种农作物，形成特色农业。农业资源展示园区一方面可以为当地及周边地区的科普教育提供基地，为大学生的科普教育提供场所，同时也为各种展览和大型农业技术交流、学术会议和农技培训提供场所。各农业资源展示区内的果实可在科普教育园内进行销售，以实现其经济价值。#p#分页标题#e#   4前景展望   海河教育园区可以直接为农业资源展示区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农业资源展示区也可以成为高校科学成果转化的孵化基地。高等院校与附近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产业之间的相互交融和整合，使海河园区真正成为实现资源共享、培养人才、促进科技转化、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农业资源展示区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在海河教育园内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系统，使各农业功能区科学组合，各种模式物尽其用;同时，也是对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的一种保留和恢复。最终达到充分利用和保护土壤、水源和生物等农业资源的目标，为海河园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基础，必将产生巨大的效益。园区内各功能区中多蜜源植物，如梨树、海棠、油菜花等，因此可在园区内养殖蜜蜂，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在各展示园的景观特色上，各专类园应以主题植物为底色，充分利用主题植物营造景观。但是，因为许多属种只有乔木，没有灌木，或者相反;又有许多属种只有落叶树，没有常绿树，所以仅用主题植物配置的景观，难免会显得比较单调与呆板。为了增强各专类园的观赏效果及形成景观特色，需要适当辅助种植一些彩色、优美的观赏植物。   笔者通过研究海河教育园区生态环境，提出了主要利用天津耐盐碱植物构建农业种质资源展示区模式，既可合理利用现有高含盐量的盐碱土地资源，改变海河教育园区的生态环境，又可据此打造天津特有的景观地域特色，极大地提高广大师生的学习及工作效率，从而使学校真正成为师生工作、学习、科研及休闲的好地方，可谓一举多得。海河教育园区盐碱地农业资源展示区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其脆弱的生态系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恢复并使其进入演替阶段，因此，必须做好近期、中期、远期的长远性绿化规划，切不可急功近利。规划初期可以强耐盐碱的乡土植物作为先锋材料，辅以一定的工程改土措施，慢慢地改土、降盐后，再增加植物品种，逐渐达到农业资源展示的目的。

摘要：优秀的封面设计犹如锦上添花，既能体现书的内容与性质，又能带来完美的视觉体验。而镂空元素的运用能营造书籍整体造型的空间层次感，引导观者的视觉焦点，激发想象力与阅读兴趣，增加形式美感，使得书籍封面的表现语言更为丰富。进一步挖掘和开发镂空艺术的表现力，对镂空的图案进行创新与运用，使之与书籍封面巧妙结合，为书籍装帧设计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提升书籍封面的审美趣味。

关键词：镂空；书籍封面设计；审美

封面是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称为“书衣”，在书籍的整体设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书籍封面能否快速吸引读者的兴趣，引导读者浏览书籍内容，首当其冲的就是封面的设计构思。作为实用的装饰艺术，封面的设计形式、格调与美学品位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每一位读者。封面也是书籍内容的精华凝练，更是书籍精神意蕴的形式化体现。因此，充分了解书稿的风格与内涵，合理开发新的封面设计形式，做到构思新颖独到、富有感染力，是封面设计的最终目的。随着近年来镂空艺术在各类设计中的广泛应用，其独特的立意风格能为现代设计带来独特的审美形式。不断挖掘传统韵味，反映时代精神，从而折射出设计者对美学意识的感悟及对形式美的追求与创新。

1镂空的表现手法

书籍封面使用的技法必须服从此书的精神内涵与装帧的整体效果，只有把握了封面与书籍内容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符合读者审美要求，具有时代感的封面设计。镂空是在物体上雕刻出穿透物体的花纹或文字，是在平面或立体空间内进行挖透的一种艺术手法。传统民间工艺剪纸就是比较常见的镂空艺术，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洋溢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书籍封面中的镂空手法一般以局部镂空为主，不同于整体镂空，局部镂空仅限于单个页面，因此需注意更多的细节表现。在局限的封面上进行镂空设计，除了位置、形态与大小，镂空部位与封面上的图形、文字的结合以及与周围页面的关系均需考虑，设计师应根据书籍封面的材质特性，有意识地对镂空形态进行调整。若镂空面积过大，可能会破坏封面的整体效果，也不易于存储。此外，镂空线条交接处的处理也需注意，可将原本复杂的形状简化，或放大镂空形态之间的链接处。根据镂空形态、位置、大小的不同，观者更容易从视觉、触觉上理解设计师所表达的意图，促使信息的完整交流。随着激光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引入，这门技艺突破了原有的局限性，镂空形态变得愈加多样化与精致，也极大地提高了制作效率。

2镂空的审美趣味

2.1体现传统韵味，丰富视觉语言

摘要：民间美术作为一种流传下来的艺术，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和审美价值，如果能将这些民间的优秀元素运用到高校美术教育中，不仅可以使我国民间美术技艺得到较好的传承，还可以丰富高校的美术教育资源，强化学校的美术教学的效果。本文主要从民间美术、高校美术教学以及民间美术在高校中的引用三个方面来对民间美术资源在高校美术教学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希望可以帮助到广大高校美术教师。

关键词：民间美术；高校美术教学；应用研究

民间美术历经几千年的民间工艺积淀，有很强的民族性，如果在高校美术教学中能够对民间美术元素进行合理利用，不仅可以凸显出我国民间工艺的地域特征，而且还可以更好的发挥美术的文化价值功能。

一、民间美术的传承方式

(一)书籍传承

文字的出现不仅方便了人们记录历史，也为民间美术的传承起到了很好的媒介作用，民间美术借助文字这一记录方式为后人留下了很多艺术珍宝，其中包括一些民间工艺的理论和民间创作者所画的艺谱，比如有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唐代的《工艺之法》以及先秦时期的《考工记》等，他们的来源都是各有不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均是经过几十代人日积月累的努力，逐渐完善并加工才完成的，这种传播方式加强了民间艺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民间美术的普及和传播。

(二)民间艺术品传承

摘要：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本文旨在研究消费升级背景下，文创产品的潜在经济价值以及未来的产业发展路径。本篇论文采用案例研究法和归纳法，分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性质特点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因。总结出文创设计思维方法。该方法指明了我国制造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的方向所在。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品;IP;经济价值;产业发展

引言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时代在变化，需求升级导致消费升级，消费结构的演变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正处在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转型的进程当中，人们一改过去只为功能买单的消费状态，现在，人们还为体验、服务、情感买单。正是在这样一个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之下，文化创意产业才有了蓬勃生长的优渥土壤。中国拥有五千年的丰厚文化，把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创意产品中的有生力量，是有巨大经济收益的思路。

一、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

（一）研究方法：对于文创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显然还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借鉴地使用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概念。因此，本文关于文创产业发展的理论思考，使用最基础的“总结归纳”，从文化创意产业的性质特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动因，及统计等角度做一粗浅思考。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为：案例研究法和归纳法。

（二）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对典型的文创案例的分析研究，论证文化创意产业在当今时代焕发出的巨大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服务价值，以此来指明当前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城市转型的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