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论文范例

摘要：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信息技术的广泛深度应用为特征的融媒体时代。在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与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文化变迁和科学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在不断演变。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在学术论文的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编辑校对、出版传播四个环节，实现了开始融合、加深融合、深度融合、高度融合的发展过程。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未来将呈现出更加多彩的态势，值得学术共同体持续关注。

关键词：融媒体；学术期刊；作者；编者；角色；融合

一、前言

学术论文是人类探索自然和思考社会的思想成果和理论结晶。学术论文组合成为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国家科研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从世界上第一本学术期刊LeJournaldesScavans（可译为《学者杂志》）于1665年在法国创刊以来，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学术期刊作者和编者的角色的连接纽带，是刊发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一般认为，作者是学术论文的创作者,编者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之间的关系，随着学术期刊本身的变迁，以及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从高度重合，到逐步分离，再到相互融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在学术期刊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诞生和成长的起始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高度重合。在学术期刊产生后的一段时期，作者与编者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无论是欧洲历史悠久的学术期刊，还是中国早期出版的学术期刊，“作者即编者，编者即作者”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学术期刊随着社会工业化而不断壮大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渐分离。从工业革命时期到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实现了若干次跨越式创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岗位设置日益专业化、职业化。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步分离，重合之处日益减少，即“作者是作者，编者是编者”。在学术期刊伴随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而转化为融媒体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相互融合。在融媒体时代，由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学术论文研究、写作、编校和出版传播的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在工作上的交流沟通日益增多，角色开始相互融合。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表现为在学术论文的构思、写作、编校到出版、传播的流程中，在各个环节上，作者与编者自身学术活动的范围拓展和相关各项工作的相互介入。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反映了学术期刊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信息技术广泛深入使用的结果。作者受到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激励和约束，需要尽可能多地发表学术论文；学术期刊拥有建设学术品牌的动力和面临评价体系的压力，力求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在发文数量上有所控制。这样，形成了作者投稿数量多而期刊发文数量少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作者与编者必须实现角色融合，才能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信息技术的广泛而深度的应用，为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提供了支撑。作者进行研究、撰写论文，编者编辑校对、出版传播，作者与编者的沟通交流，都随着融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模式变革。特别是作者与编者的联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式更加多元化，使得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开始不断融合。

二、课题研究环节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

作者的思想和知识是学术论文的源泉，而思想和知识来自科学研究。在融媒体时代，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通常以课题立项的形式拨付）作为保证。这使得学术论文的“生产”大多依赖于课题研究，即论文的完成需要大量的课题经费支持。可以说，在融媒体时代，作者没有课题，论文难以产生。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论文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情况，也是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设定核心期刊评价指标时，明确列入了“基金论文比”（学术期刊发表的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论文所占比重）。为了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作者与编者需要相互“发现”，即编者寻找目标作者，组织稿件，作者确定目标期刊，投出稿件。作者和编者需要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课题研究环节，凭借融媒体的各项技术，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

（一）作者在课题研究环节的角色。在课题研究环节，以课题的申报、研究等工作为基础，作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编者的角色靠近。作者应当明确，自己不仅是课题的研究者，更应当成为课题的宣传者、论文的推荐者。进一步树立打造个人学术品牌的意识。作者应当积极申请各种类型的课题，尤其是国家级课题，争取成为课题的主持人或者参与者。课题立项开始运行后，收集整理数据，依据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构思可能的创新方向，凝练创新之处，并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期刊评价成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推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等，确定投稿的目标期刊。除了传统的信件往来和电话联系，作者应当使用融媒体时代的先进技术，例如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及时向目标期刊的编者介绍课题立项情况和论文主题侧重，特别需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

内容是学术期刊的“生命线”,从自身而言应当重视的是其学术意识而非网络技术意识,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已融入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很多产业都面临着基于移动互联网基础的数据意识转型期。移动互联网已成为学术论文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基于移动端的在线交互式平台的建设对学术论文的传播起到“突飞猛进”的促进作用,学术论文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纷纷建立了微信公众号或独立开发学术APP,这不仅有利于学者、作者和读者的交流,也摆脱了旧有模式依附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基于计算机端的传统网络下载、搜索学术论文的方式,受众更渴望与志同道合的学术研究者从生活、观点和学术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全方位交流。微信诞生虽然短短数年,但其为学术论文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平台,与传统网络单向传播不同,作为一款跨平台通讯工具,它以一种实时交互的方式传播信息,它既不同于微博的传播方式(字数限制在140字以内),也不同于博客(以单一博主为主,其他阅读者关注或评论),基于移动端的微信、APP等在传播学术论文时更多体现的是人们对于移动阅读的互动性、方便性、随时性和有效性的推崇,但是阅读和交流的便利也带来著作权相关权利关系的解构,这对学术论文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的著作权保护提出了挑战。

学术论文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传播效率大于其在传统互联网中的传播效率,学术论文的主体传播途径进化为互联网移动端互动交流共享,同时,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产生了学术论文著作权“乱象”,对于这些无序“乱象”,很多著作权权利人选择“漠视”“忽视”,还有些非权利人为获取更多权益而频频“越位”。

一、作者“漠视”现象

作者本是学术论文的著作权人,一般情况下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规定的17项著作权,不仅包括人身权还包括财产权,其中除4项人身权不能授予他人外,其余13项人身权可以授权转让,还可以授权许可他人享有专有使用权或非专有使用权。首先,在作者投稿发表学术论文并签署著作权合同过程中,很多作者都选择“漠视”著作权被转让或专有使用权被独家授予期刊出版单位这一条款,抱着作品只要发表了,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的心态,“漠视”自己已经丧失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其次,在后,有些作者“漠视”自己已经失去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仍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或其他移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自己的学术论文。再次,有些作者即便没有将著作权授予期刊出版单位,在自身仍拥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条件下,对于互联网移动端的其他非权利主体非法传播其学术论文的行为也都选择“漠视”,有些作者还认为这是免费替自己宣传了作品。

二、期刊出版单位“忽视”现象

期刊出版单位为扩大办刊影响力,主动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协作建立回溯期刊库或者现刊库,依托网络传播学术资讯,但是期刊出版单位与学术论文作者签署协议取得学术论文的“纸质著作权”并不意味着其同时取得学术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多期刊出版单位“忽视”协议内容,在没有得到作者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移动互联网上他人学术论文摘要或全文,这实际上侵犯了作者的网络信息传播权[1]。就期刊出版单位本身而言,其往往只拥有期刊版式设计权,《著作权法》并没有明确赋予期刊出版单位对学术论文著作权的绝对控制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期刊出版单位对学术论文著作权的控制,而学术论文著作权的核心内容———学术论文的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的取得需要与作者签订授权合同。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取得期刊出版单位许可使用协议有严格的次序要求,期刊出版单位首先应与学术论文作者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然后再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著作权使用合同,但是,期刊出版单位对很多非合同对象在微信、APP等移动平台上传播期刊出版单位已发表学术论文这一个现象,由于侵权数量多,维权成本高,很多期刊出版单位选择“忽视”。由于移动互联网出版行业存在巨大的商机,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与期刊出版单位签订排他性合同希望垄断优秀论文来源,同时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压榨”期刊出版单位的商业利润,一些期刊出版单位或为“反抗商业暴力”、或为利益诱惑、或因法律意识淡薄,“忽视”排他性协议的约束,同时与数家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类似授权合同,如有的期刊出版单位与某家期刊数据库服务商签订了独家数字出版合同,在合同中明确期刊出版单位不能再与其他网络数据服务商签订类似合同,但期刊出版单位又与其他网络数据库服务商签订了独家数字出版合同,法律实践中,若这些网络数据库服务商追责,期刊出版单位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2]。

三、网络数据库服务商“越位”现象

摘要：分析期刊自身不足，通过查阅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数据，发现该刊论文学术影响力在学科内处于领先水平，学术质量稳定，但在论文推广传播方面的工作不够。下一步需采取针对性措施，促进论文的传播，进一步提高该刊国内外学术影响力，向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迈进，同时也为其他中文梯队期刊提供借鉴。

关键词：卓越行动计划；梯队项目；世界一流期刊；出版传播

一、引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1]，中国科协等七部委联合制定了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2019-2023年）框架方案，以推动我国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该项目包括7个子项目，其中梯队期刊项目择优遴选200种（中、英文科技期刊各100项）具备一定办刊基础和发展潜力的科技期刊作为支持对象，入选的期刊无一不是该领域内的优秀期刊。2019年11月《中华护理杂志》凭借多年的积淀和优异的办刊成绩，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梯队项目。《中华护理杂志》创刊于1954年，是历史较为悠久的中文期刊，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2019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中，《中华护理杂志》继续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综合评价总分位列学科第一，在全国2049种自然科学科技核心期刊中排名位次上升至第4位，显示了《中华护理杂志》卓越的学科影响力。虽然在国内本领域具有权威地位，但对比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定义[2]，《中华护理杂志》成为世界一流期刊任重道远。如何发现自身不足，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向世界一流期刊迈进是《中华护理杂志》未来5年的目标，也是所有入选梯队项目期刊的共同目标。本文以《中华护理杂志》作为中文权威期刊的代表，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也为其他中文梯队期刊提供借鉴。

二、期刊发展现状分析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参照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为期刊设定了文献计量学目标。中国科技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是从不同角度反映科技期刊的主要特征，涉及多个不同方面，期刊编辑出版者也可以从这些指标上找到自己的特点和不足，从而调整期刊的发展方向[3]。本研究查阅2018和2019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4-5]本学科各核心期刊数据，通过比较指标变化，分析我刊目前存在的不足和未来发展的方向。通常来说，期刊综合评价总分越高，说明该期刊在所在学科内相对的综合学术质量和影响力水平越高。近年来中信所采用核心总被引频次、核心影响因子、核心他引率、基金论文比、引文率、开放因子等6项指标来计算综合评价总分。

（一）本刊论文学术影响力在学科内处于领先水平。在27种护理学类科技期刊中，有9种入选2018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有10种期刊入选2019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本刊核心影响因子、核心总被引频次在2017年和2018年一直保持在学科排名第一的位置，充分反映了本刊论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编辑质量。多年来我刊在保证期刊质量方面可谓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严谨认真，坚持“内容为王，质量第一”，严把学术质量关，严格执行外审双匿名审稿、专家集体定稿，积极策划专题，编辑出版阶段严格执行三审三校，期刊出版后积极落实审读制度，保证期刊质量的持续提升。经过如此严格的流程，刊出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我刊也得到广大护理界同仁的认可与厚爱，均以能在我刊上刊登文章为荣耀。

0引言

随着融媒体从一种理念到一种媒体的清晰界定以及融媒体技术的发展，融媒体已经日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着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高校学术期刊作为一种传播学术成果的传统媒体在融媒体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面临编辑流程再造问题，这也是高校学术期刊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流程再造与高校学术期刊融媒体转型

流程再造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次管理变革，流程再造的核心是对组织的作业流程进行再思考和再设计，通过对企业的生产流程进行梳理、精简以实现流程化管理，流程再造以追求全局最优为目标，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的。流程再造的模式主要有迈克尔•哈默的四阶段模式、乔•佩帕德和菲利普•罗兰的五阶段模式、威廉姆•J•凯丁格的六阶段模式等。以上模式从不同侧面比较完善和详尽地设计和描述了流程再造的步骤，既各具优势又相互补充。流程再造的原则有迈克尔•哈默的八原则、阿什利•布拉干扎的十原则、乔•佩帕德和菲利普•罗兰的十五原则等。按照上述模式和原则并结合实际对企业进行流程再造，如果流程再造科学合理，适用于企业，将给企业带来高回报、高收益。学术期刊要实现融媒体转型，就必须进行编辑流程再造，才能达到融媒体传播的目的。融媒体时代学术产品传播首先要解决学术论文生产的多介质化和多媒体化问题，收到的论文必须是包含文字、图片、视频等多介质元素的论文。第二，责任编辑要对收到的学术论文进行学术价值、创新价值等方面的价值判断和传播渠道判断。第三，要构建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客户端等多渠道传播的融媒体传播平台，使同一内容、不同形式的学术产品能沿着各自既定的渠道运行，达到“一次采集，多渠道传播”的目的。第四，要解决学术产品抵达用户后的反馈，融媒体时代的受众将变为用户，学术期刊还要建立学术产品的推送模式，以短信、微信等预告学术产品的发生并号召用户及时使用并积极参与到改进该学术产品的过程中。

2高校学术期刊传统媒体编辑流程

高校学术期刊传统编辑流程是: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加工→校对→出版。选题策划是编辑流程的起始环节,选题策划是编辑结合期刊办刊宗旨、行业现状、读者需求等进行的一种全面系统的编辑活动。传统媒体时代，选题策划通常采用检索查新、关注科研基金项目、关注学术会议、问卷调研及专家咨询、从自然来稿中选题、从优秀科研团队的研究方向中选题、从行业单位活动中选题等方法进行信息采集，并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归纳、提炼，系统分析学科领域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形成具有预见性、引导性、实用性的选题。传统媒体时代，组稿一般采取向高被引作者和知名专家约稿、联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课题组、联系高等院校、联系科研院所、联系重点实验室等方式。也可以采用针对热点问题利用学术会议进行组稿、针对填补学术空白的问题进行组稿，还可以结合办刊特色在期刊及网站上征稿通知，接受自然投稿的方式组稿。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审稿程序一般先由责任编辑对纸质稿件进行初审，在纸质审稿单上填写初审意见后，连同纸质原稿送交复审、终审人员审稿。采用投稿平台后，在投稿系统中审稿，实现了审稿实时化。传统媒体时代，最初，学术期刊来稿多为纸质手写稿件，原稿经编辑修改加工后，送印刷厂录入排版，打出样稿，编辑再进行编辑加工和校对，编、校环节是分开的。采用投稿系统后，编辑在电子版稿件上直接编辑加工，边改边校，实现编校合一。编校工作主要是按照国家标准对文稿的语言文字、量和单位、标点符号、图表、参考文献等进行修正，一般是“三校一读”后送印刷部门。出版是编辑流程的终端，只有通过出版，期刊的功能才得以实现。传统媒体时代，学术期刊出版程序较为繁琐，出版周期较长，只有纸质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纸质版学术期刊印数少，发行量小，影响力有限。网上检索或在线阅读虽然打破了阅读的时空局限，大大提升了学术期刊的影响力，但还存在传播途径单一、只是纸质期刊的电子版翻版、创新不足的问题。

3高校学术期刊融媒体编辑流程

近年来媒体融合渐成热点，诸多学者对科技期刊的媒体融合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李小燕等［1-2］对我国科技期刊媒体融合的现状、发展方向、制约因素及突破路径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提出了“1个总趋势、5个特质、N个创新点”的融合思路;刘静等［3］利用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软件，对我国科技期刊融合出版相关研究论文的发文量、作者分布、机构分布、期刊分布、关键词分布、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朱琳等［4］通过对339种中国科学院主办科技期刊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媒体融合出版现状，问卷涉及融合出版观念、内容生产、呈现形式及传播渠道、服务项目与实现功能、经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辛亮等［5］提出了科技期刊媒体融合的思维模式———传播思维、服务思维和时效思维;陈勇等［6］探讨了媒体融合背景下科技期刊学术传播方阵的构建模式。与上述学者不同，本文试图以近年来期刊上出现的各类码为切入点，分析研究各类码在科技期刊媒体融合中所起到的作用、存在的问题以及上码策略等，以期为科技期刊有效利用码实践和推进媒体融合提供借鉴。

1上码种类

目前科技期刊上总共出现有7种不同的码，按照上码位置的不同可分为2大类:一类显示在期刊的封面和封底，另一类显示在论文中。按码的形态可分为条形码、二维码和字符码(中图分类号等不在讨论范围)。本文按上码位置分类进行介绍。

1．1封面封底上码

1)微信公众号二维码。科技期刊注册和运营微信公众号后，通常会将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印制在封面或封底处，读者扫码即可关注公众号。科技期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论文、信息、提供在线查询稿件和信息等服务，是科技期刊延伸品牌影响力、实践媒体融合、沉淀用户的首选途经。2)淘宝微店二维码。科学出版社旗下的北京中科期刊出版有限公司提供期刊线上销售服务，为各刊生成淘宝微店二维码，用户可扫码订阅和购买当期杂志或过刊。目前已有超过500家期刊开通中科淘宝微店，其中部分期刊在封底印制二维码。3)ISSN条码。1993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了《关于在出版物上全面推广使用条码的通知》，要求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版的所有使用ISSN号(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期刊均需印制977开头的条码［7］。条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条码中心统一制作和提供，期刊每期的条码均不同，不可重复使用。条码通常印刷在期刊封面左下角或封底右下角。

1．2论文中上码

1)DOI码。DOI(digitalobjectidentifier)数字对象标识码，是国际通用且终身不变的数字资源唯一标识符，其可被视为科技期刊论文的“身份证”，可以在互联网上实现对论文等数字资源的永久链接和精确定位［8］。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和同方知网分别于2007年和2013年成为DOI中文注册机构。DOI编码分为前缀和后缀，前缀由国际DOI基金会授权固定给予，后缀由期刊出版机构自行编制。科技期刊通常会在论文首页页眉或关键词下方标注DOI码，部分期刊会在参考文献中同时著录该篇文献的DOI码［9］。2)ORCID码。ORCID(openresearcherandcon-tributorID)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用于解决学术交流中作者姓名歧义问题，其可视为科研人员的“学术身份证”。ORCID码可免费注册获得，是全球唯一的16位身份识别码，具有唯一性、国际性、持久性、互操作性的特点［10］。此外，ORCID码可以链接作者发表的论文，也可以将数据集、设备、媒体报道、实验、专利和笔记本等与码做链接。目前部分科技期刊要求作者提供ORCID码，并在论文的作者简介中标注。3)OSID码。OSID(openscienceidentity)是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是以二维码为入口为读者提供开放科学和增强出版内容，并可实现读者和作者的实时交互，以及帮助期刊实现移动端传播［11］。OSID码由SAYS系统生成，该系统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武汉)重点实验室于2018年研发并以公益的形式提供给期刊免费使用，目前有超800本期刊使用OSID码进行探索尝试。当论文录用后，由编辑生成OSID码，由作者上传开放科学和增强出版内容并由编辑审核后，印刷至论文题目或摘要旁。4)自制二维码。随着多媒体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科技期刊实践增强出版的技术门槛几乎可被忽略。部分科技期刊以H5、腾讯视频和HTML等作为载体，将与论文有关的视频、动画及HTML格式论文网址生成为二维码，并印刷在论文的题目处或文中，读者用微信扫二维码即可观看相关内容［12-14］。

一、传统著作权保护机制与移动互联网传播之间的裂痕

在学术论文的纯纸媒时期,学术论文很难摆脱期刊印刷物独立传播,同时印刷的复制成本高且传播范围和流通渠道可控,学术论文的出版发行稳定控制在诸如期刊出版单位等专业出版机构掌控中,但是,伴随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载体出现,使得学术论文得以摆脱物理载体的桎梏自由传播,传播主体多元化。权利是法律效力与专属利益的捆绑,专属利益是权利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传统著作权保护机制遵循作品的利用方式可给著作权人带来回报,作品使用行为的类型塑造了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体系,传统著作权保护机制依据作品的使用方式,构建了复制权、发行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专有权利体系。传统著作权保护机制在以往之所以能轻松“摆平”新技术的挑衅,是因为新技术没有从根基上撼动著作权“守门人”控制模式,著作权人只与少量的专业期刊出版单位合作严防侵权行为发生,专业期刊出版单位也本能地通过制止传播渠道中的侵权行为维护经济利益。著作权保护机制设立的逻辑基点存在于“守门人”自身的职业操守,基于作品传播行业的高额投资及专业技术门槛,大规模复制已出版发行作品的行为并非单个个体可以胜任,个体规避专业机构大规模地复制传播作品谋取商业利益在当时并不可行,正是这种不可行以及著作权人与“守门人”之间的利益捆绑,确保了传统著作权保护机制顺畅运行,然而,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变革了作品传播使用方式,使得传播方式脱离传统期刊出版单位的掌控,独立个体之间的实时在线交流式传播成为主流,信息传递模式的变革使学术论文得以低成本、大范围传播成为现实。在互联网移动端,学术论文的非复制性与多用户利用使得作品的传播利用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学术论文的浏览既不需要传统复制权中的复制、下载行为,也不需要依托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行为,在互联网移动终端体现的是一种提供学术论文网络链接的(帮助)行为。学术论文存储在服务器端,而移动端仅仅是通过点击链接使用专用软件传送需要响应的浏览行为,因此,移动端用户不论是建立公众号还是通过朋友圈提供学术论文链接的行为均游离于传统著作权的效力之外。移动互联网多源内容提供者与实际著作权人的分离裂化了版权产业与移动互联网产业,导致作者、期刊出版单位、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以及移动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商存在不同的利益追求,进而催化了新的商业模式,特别是部分网络数据库服务商转型后不再寻求掌控传播市场而是转向通过广告、服务增值获取“延迟”收益,专业期刊出版机构充当“守门人”获取传统利益的冲动日渐式微。一方面人们享受移动互联网的开放性、共享性,另一方面著作权保护机制设立的封闭性、专有性被打破。作者、期刊出版单位、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和移动互联网平台服务提供商之间角色复合变形后利益诉求的分裂注定了传统著作权保护机制与移动网络传播之间的裂痕。

二、学术论文主体权属问题

1.主体确立标准改变了传统著作权权属模式

移动互联网模式下,学术网络社群的建立与联系更为便利,“用户创造内容”的形式出现,网络用户不仅是作者、读者也是传播者和使用者。网络用户在互联网移动平台实现了作品的交互式创作与传播,与传统学术及传统网络单向传播作品的使用方式不同的是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著作权主体标准的确立,也给著作权制度在主体认定上带来了难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的发表优势在于时效性,如不在互联网环境中抢占学术论文的首发权,就很容易被他人占领先机。2017年底,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教育部正式对国内外公布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官方平台,我国近500家学术期刊成为第一批合作出版单位,为了确保学术成果的首发权与快速传播,任何一篇文章投稿后,一经编辑部录用和审定,无需确定其后在纸质刊物上出版的时间和页码,通过电子杂志社审核,即可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以网络中英文首发方式面向全世界出版①。目前,基于移动网络端的期刊采编系统也在积极研发中,学者只要具备一定的编辑知识,移动出版学术论文完全可行,过去的观点认为“编辑学者化”,而现在完全可以实现“学者编辑化”。首先,在“用户创造内容”的移动互联网环境中,用户之间形成一个共同的学术范围,从学术观点到研究群体,其创作或筛选出的作品本身就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价值。其次,用户进入数字出版环节后涉及学术论文内容及格式规范问题,现有模式下,学术论文的编辑都是通过出版专业资格考试的专业编辑,具备专业的职业资格证书,无论是专业文字处理还是作品选题处理以及政治注意事项上都具备专业素质,在自媒体中,“学者编辑化”需要加强学者编辑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它不仅涉及发表作品自身的规范问题,还涉及文中引用和注释规范等问题。在“用户创造内容”的模式下,很多作品由移动互联网终端多个作者合作或改编,这时作品的著作权很难判断是所有网络参与创作者共同享有著作权还是分别由各个创作者分别享有,即使《著作权法》规定对作品的改编和修改需要取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但是多终端用户共同创作作品的合作权利配置方式仍向著作权法则提出了挑战。

2.作者-期刊出版单位-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三者权属分配

专有使用权的设定意在维护出版者的利益,确保在出版周期内出版者绝对控制作品的出版发行,实现收益最大化。专有使用权应是一项意定权利,需要出版者与作者协商获取,但作为期刊出版者即使获取了专有使用权,因为无法对作品转载作出干预,专有使用权很容易落空,不得不说这是现行立法的漏洞之一[3]。所以,期刊出版单位更应获得作者的著作权转让授权,才有利于学术论文在网络上传播及学术信息知识的利用,如果没有获取作者的著作权转让授权会产生权利主体的多元性与权利类型的层叠性,将导致学术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状态的搜寻成本增加。目前,中国知网、超星期刊等数据库服务商已经强势“垄断”学术论文的网络传播途径,期刊出版单位和作者对著作权内容的控制被严重削弱。网络数据库服务商集内容提供者与传播者于一身,间接“垄断”了学术论文的网络传播渠道,造成著作权利益的分歧,作者和期刊出版单位等实际著作权人与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之间的利益差距较大。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中权利主体缺失或不明的现状下,通过合同形式明确作者、期刊出版单位和网络数据库服务商三者的权属关系,才能在现行著作权法律制度下区分权利人与使用人。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中没有作品著作权约定不明的,其专有使用权归出版单位,但作品创作者享有永久追诉权等规定,造成学术论文授权合同中的瑕疵授权及授权不履行现象频发。作者和期刊出版单位是签订著作权转让合同还是许可使用合同?许可使用合同中约定的是专有使用权还是非专有使用权?作者是否能给期刊出版单位和网络数据库服务商同样的权利,还是作者将权利转让给期刊出版单位,再由期刊出版单位进行权属分配?这些问题都是移动互联网环境中著作权主体实施、创作、复制、传播以及保证其在私人领域利用作品的合理适用并防止著作主体界定标准失效的关键问题。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行为的综合性学科［1］。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数字媒介，为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带来新的知识谱系和更富个性化的内容，并使得跨平台共享成为可能，其优势主要是信息与受众间围绕信息内涵和外延的交互性增强。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解决中国学术期刊在传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受众定位不清、传播形式缺乏吸引力、与受众互动不足、用户黏性和活跃度较低等问题。学界对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术期刊传播中的应用已有初步探讨。主流的研究视角是概述性地讨论人工智能在期刊传播中的作用，例如:刘闯［2］指出人工智能可以积极分析用户需求，通过对用户静态/动态属性的分析构建知识图谱，从而优化用户浏览效果;陈鸿等［3］指出人工智能对期刊发展可起到政治支持、技术支持、观念支持和行为支持的作用;向飒［4］指出人工智能可加速学术出版的流程再造，实现选题策划便捷化、生产印刷按需化、营销发行精准化和知识服务智能化等愿景。部分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在期刊传播中的应用困境，如范军等［5］和刘平等［6］认为阻碍人工智能与出版业融合的关键因素有弱智能限制出版自动化、专业出版人才建设乏力、版权和责任风险大、生产方式触及伦理法律边界。还有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期刊传播的发展趋势，如张耀铭［7］指出建设国家级数字化学术传播平台是学术期刊传播转型的关键进路。海外学者的研究以2010年为界，此前的研究聚焦于知识管理和专家系统，以对基础理论和概念的探讨为主，此后更多关注集群优化算法。在人工智能领域论文的数量上，美国是主力军，中国位居第二，印度和欧洲国家紧跟其后［8］，全球人工智能研究排名前10的国家占该领域全球出版份额的74．32%［9］。Wade等［10］指出通过人机交互所发现的用户意图，能让学术服务商更深入地了解研究人员在寻找什么;学术出版商可使用学术知识API(AcademicKnowledgeAPIs)来理解学术用户搜索的内容，并从微软学术图(MicrosoftAcademicGraph)软件中发掘更多相关信息。他们同时指出，由于技术过于复杂且灵活性不足，语义Web方法(SemanticWebapproach)发展缓慢。总体来看，学界对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的应用已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展开了探讨，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大部分研究是概述性地讨论人工智能对出版业态整体的影响，而专门探讨人工智能应用于学术期刊传播的研究很欠缺;(2)在少有的探讨人工智能与学术期刊传播融合的研究中，鲜有学者提出流程如何嵌合、平台如何运行的系统性设想;(3)几乎没有学者结合我国的具体案例，剖析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难点和对策。本研究基于人工智能在出版业应用的现状，解析人工智能在中国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勾勒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中国学术期刊传播平台，并结合方正出版大数据平台，探讨本研究设想的平台的创新性、可能遇到的瓶颈和对策，以期填补当前学界同类研究较少的空缺。

1人工智能应用于学术期刊传播的现状与问题

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能掌握受众特征，将传播主体与受众匹配，增强传播效果。当前，中国学术期刊传播中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即提升传播效果。

1．1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现状

在学术期刊出版领域，人工智能已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辨别洗稿式论文抄袭。例如，对于形容词替换、语序调换等修改语句类的抄袭，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NaturalLanguageProcessing)识别近义词，并基于时间递归神经网络技术(LongShort-TermMemory)的记忆特征，识别被改动的语句结构。(2)发掘学术资源和潜在审稿专家。如，美国非盈利机构泰德(TED)旗下的话题分析工具彩虹人工智能(iRis．AI)，通过对用户输入的语段或论文摘要进行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从中提取包含语义背景的关键词，并基于此为用户推荐与被检索话题高度相关的资讯和论文。(3)辨别论文数据的可信度，辅助编辑制订用稿决策。如，通过扫描论文的关键信息点(实验环境、统计方法等)，甄别数据篡改的可能。(4)通过算法自动向潜在读者推送学术资源。如，国际学术出版推广工具趋势(TrendMD)能实现论文跨平台自动推荐，不仅增强了期刊的显示度，还能精准定位目标读者群，已被爱思唯尔(Elsevier)、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nstituteofElectricalandElectronicsEngineers，IEEE)等采用。具体到学术期刊传播流程，许多国际出版集团已实现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如，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Nature)的关联开放数据平台科研图谱(SciGraph)借助NPG本体(NPGOntologies)进行语义建模，通过数据融合、知识发现、内容计算和语义图形数据集，提升论文在传播过程中的可获得性，为编辑、学者、会议组织者提供知识服务和数据工具［11］;爱思唯尔收购了伯克利电子出版社(Bepress)的标志性产品———基于云的机构存储库平台数字共享(DigitalCommons)，该平台具备提供存储库、元数据结构、访问接口和跨机构聚合与发现等功能，有助于爱思唯尔掌握更多论文引证、论文传播效果方面的数据［12］。部分中国出版商也已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如，世纪超星公司推出的域出版平台，它具备学术期刊数据库搭建、移动出版、社交共享等功能，能通过智能画像了解用户特征，用算法实现动态精准推送，通过智能社交增强用户间的联系［13］。

1．2人工智能在学术期刊传播中应用的优势

实现论文呈现多媒体化，优化内容分发，增强传播效果。一方面，学术期刊可通过智能语音和知识图谱技术，用适配多种设备的方式对论文进行再加工，增强论文的可读性，为论文增添音频和视频传播形式;另一方面，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研究领域、教育背景、阅读喜好、阅读完成度进行分析，可优化内容聚合和分发机制，解决信息过载与用户个性化需求间的矛盾。如，数据搜集公司图谱(Graphiq)已开发出语义搜索引擎知识图谱(KnowledgeGraph)，它允许用户根据话题展开搜索，获得相关主题的数据集，还能生成与报道内容匹配的可视化图表［14］。辨别读者观点，评价和反馈传播效果。一方面，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阅读时长、用户社交分享等信息进行解析，可了解论文影响读者的具体方面和程度;另一方面，通过自然语言理解(NaturalLanguageUnderstanding)、语音识别、深度神经网络(DeepNeuralNetworks，DNN)等技术，学术期刊能从读者在社交媒体上对论文的评价中，辨别读者观点，掌握比论文浏览量、下载量和被引频次更精准的学术反响。如，威盛电子研发的人工智能平台“欧拉密”，其能实现对90%的语言的语义理解，从而实现提问、信息记忆、知识辅助理解和歧义消除等功能［15］。

摘要：【目的】探析学术期刊论文科普化的方法和效果。【方法】通过学术论文科普化并借助新媒体工具传播的典型实例分析，研究学术论文科普化的方法，覆盖论文遴选原则、写作要点、传播途径等。【结果】将学术论文改写为科普文章，借助新媒体技术产生的传播效果远大于普通的学术论文推送，增加了作者、读者与期刊的黏性，但学术论文科普化工作对编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结论】学术期刊应借助新媒体工具开展论文科普化工作，提升学术论文的显示度，进而提升期刊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期刊;学术论文;科普文章;新媒体

科学普及简称科普，又称大众科学或者普及科学，是指利用各种传媒以浅显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公众接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科技期刊是一种促进科学进步且经过同行评议的周期性出版物，通常专注于某一专业的科学领域，主要报道新的研究成果或科技发现。“科普期刊”与“科技期刊”有着共同的社会功能属性，即传播、沟通、交流，他们的源头均为科学技术与知识，受众则是对这些科技知识感兴趣的人群。《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在“社会责任”中则明确表明“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1］，因此，鉴于科技期刊在传播科技信息的功能方面占有突出地位，在促进科技自身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科技期刊有责任和义务承担科普的任务。但是，目前科技期刊的重要成员———学术期刊的发展多注重挖掘优质稿源、提高引证指标等方面的工作，对于履行科普职责、发挥科普功能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有必要探讨学术期刊如何更好地开展科普工作。近年来关于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合作，提升学术期刊社会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例如:陈宏宇［3］认为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合作，可以提升科技信息传播的广度和速度;贾鹤鹏等［4］从科学传播视角实例分析了学术期刊与大众媒体的合作情况。但是，这些研究多以讨论大众媒体传播学术论文的途径，或是大众媒体传播学术论文取得的成效为主，没有明确学术期刊如何有效利用大众媒体履行科普职能。文献［5－7］分别针对学术期刊的科普功能、科普责任和科普宣传展开研究，但没有给出具体的学术论文科普化方法。在2016年2月29日举办的“科学咖啡馆”沙龙上，我国科技部人员表示，正在着手开展科研论文的科普化工作。何谓“论文科普化”，文献［8］定义为“论文科普化是指高端科普资源，特别是科研成果的科普化，同时也应该包括科学技术的大众传播”。本文认为将学术期刊的论文改写成科普文章，再通过多种媒体渠道传播出去，既履行了学术期刊的科普职责，又加强了与大众媒体的合作，即完成了“论文科普化”工作。本文探讨了学术期刊开展论文科普化工作的积极作用，研究了学术论文科普化的方法，并指出编辑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将学术论文改写成科普文章并借助新媒体工具传播的典型实例分析，期望给同行提供参考，共同增强学术期刊的科普功能。

1学术期刊论文科普化的作用

1．1履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职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越来越普遍地意识到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也有权及时获取重要的科学信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普及是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之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规定，1%～5%的科研项目经费需要用于包括媒体报道在内的科学宣传活动［9］，这是因为公众科学素质关系到科技发展后劲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最信任的科技信息来源是期刊［6］，因此，学术期刊有必要把科技成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理性、客观、科学地介绍给公众，让这些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顶级学术期刊的经验表明，学术期刊中完全可以融入科普内容，成为重要的科普载体［5］，例如Science和Nature专门开辟了通俗性栏目，普及科学知识。相比之下，国内大部分学术期刊在这方面比较欠缺，毕竟要形成一个完备的可持续栏目，需要大量的优质稿源作支撑，而国内学术期刊的办刊机制比较传统，要想吸引源源不断的科普稿件比较困难，因此采用学术论文科普化的方法，将学术期刊中有深度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有温度的科普知识，从而惠及大众，是学术期刊参与科学普及、履行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职责的价值体现。

1．2加强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笔者前期研究发现，将学术期刊的论文成果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科技新闻的方式被公众所了解，可以实现科研工作者、学术期刊、大众媒体和普通公众的共赢［10］。同样，学术期刊增加科普元素可扩大学术期刊的受众范围，拉近公众与科技间的距离，科普元素在增强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中具有明显优势［11］。同时科普常常与大众媒体和新型媒介形式联系在一起，其受众面和传播力远大于传统的学术期刊，经过科普化的文章能更有效地被本学科外的非专业人士所接受，增强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1．3增强作者和读者与期刊的黏性在学术期刊的经营中，适当加入科普元素，能使学术期刊的读者不再单一化。首先，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期刊，从而扩大学术期刊的传播面，增强期刊的社会影响力;其次，加入科普元素有利于促进不同学科的交流与拓展，跨学科的科研人员在科普元素中能更好地找到学术共同点并摩擦出火花，科普元素发挥了不同专业领域间的桥梁作用;第三，将学术论文改写成科普文章传播，能提升作者研究成果的显示度，甚至有助于其获得相应机构的资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作者对期刊的忠诚度，以后有更好的研究成果还会选择该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