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管理范例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过程，是现代社会发展内在的、必然的趋势。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历史阶段。城市化不仅改变了社会的结构，而且改变了社会的价值意识、道德观念，尤其是是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除了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之外，更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世界观，这就要求学校德育教育相应做出调整与更改。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始终注重德育工作的顺利、高效开展是提升学校教育价值与作用力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农村小学德育管理工作的现状，并主动调整与改革管理方式，弥补农村小学德育管理工作的缺陷与不足，加速推进农村小学德育管理工作的全面化、科学化进程。

一、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小学德育管理的现状

1.贫富差距加大，德育管理难度增加。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直接影响之一是拉大了贫富差距，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这种现象尤为明显，一些农村居民能够抓住机遇，主动创业，而一些农村居民依然只能依靠农业收入与外出打工来维持生计，家庭收入的严重不平等会引发较为严重的德育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小学中，学生之间因因为互相攀比而引发偷窃、冲突等等，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都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小学开展德育管理工作的难度。

2.多种文化的冲击，德育管理内容增多。

经济全球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与潮流，对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多种形式的文化与意识也不断流入中国，小学生心智发展不健全，区分事物对错的能力相对较低，极有可能受到不良文化的侵蚀，比如“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求新求异”等等，这对于青少年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但目前绝大一部分农村小学并没有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开展相应的德育教育，设置相关的德育教育课程，使德育管理问题隐藏着诸多潜在的危机。

3.高科技网络发展迅速，德育管理范围扩展。

一、城市化进程中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现状

(一)“建管不分”情况仍大量存在

按照《物业管理条例》和《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住宅及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非住宅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同时，《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前期物业管理中，开发商包揽建成后的物业管理业务即所谓的“谁开发、谁管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建管不分”的客观存在，业主将对开发商的不满直接转移到物业服务企业身上，从而引发了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物业服务企业收费难等诸多问题。根据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在2008年所做的行业调查显示，开发单位利用“建管不分”掩盖前期遗留问题的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52．50%，认为利用“建管不分”转嫁新建项目矛盾的占41．96%，认为利用“建管不分”压低物业项目交接成本的占18．78%，反映新建项目房屋质量问题突出的占51．85%。这一系列数字充分表明当前物业管理纠纷的主要导火索之一就是“建管不分”现象的普遍存在。

(二)物业服务企业缺少服务意识和责任感

2007年10月，《物业管理条例》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作出相应修改，其中一项就是将“物业管理企业”调整为“物业服务企业”，进一步强调物业服务企业应以服务为本位，管理只是服务的手段。但从当前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仍然有许多物业服务企业没能及时更新观念，始终把自己作为管理者的角色，缺少应有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提供的物业服务往往无法达到业主的期望，引发业主的不满，最终以业主拒绝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弃管收场。而伴随着弃管小区长期缺少专人的管理和维护，陆续出现屋顶渗漏、上下水及供热管道腐蚀、相关线路破损、环境卫生杂乱无章、安全隐患增多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业主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差，同时也极大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三)物业服务费收缴工作难

对于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来说，物业服务费收缴难已经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而大多数物业服务企业很少定期向业主公布收支情况，不按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收取物业服务费、捆绑收费情况非常普遍。业主提出异议并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时，经常遭遇物业服务企业断水、断电、停止供暖等威胁。当然，物业费收缴困难的另一方面也由于多数业主缺少对物业管理的正确认识，对物业服务企业稍有不满就拒绝交纳物业服务费，拖延交纳的现象也比较普遍。而业主一旦拒绝或拖欠缴纳物业服务费，物业服务企业只能通过降低服务标准来维持日常运行，引发业主更大的不满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一、城市化发展与人才集聚效应分析

（一）城市化下的人才集聚机理

城市化是指在一定地理范围内，产业结构比重向第二、第三产业倾斜，居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社会文化文明化等方面的演变过程。而狭义的城市化仅仅是指人口上的城市化，即人口在一定的地理区域上密度不断增加的过程。人才集聚是人才流动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行为，是指人才受某种因素的影响，从各个不同的区域流向另一个特定区域的过程。关于城市化发展对人才集聚的影响研究，主要观点如下：基于城市的各种环境对人才集聚产生影响的研究，认为城市的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环境、生活环境、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对城市人才集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由于其领先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生活环境和健全的制度环境而吸引人才从乡镇向城市产生初始流动，并在这些方面的优越条件吸引和人才流动所制造的羊群心理下，驱使更大规模的人才向城市，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文化更为发达的城市流动，继而产生人才集聚现象。

1.城市化发展与人口集聚

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化发展，城市的人口比重和密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且素质不断提高，首先就产生了人口集聚。人才与人口的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人口规模为这个金字塔奠定了基础，金字塔越往上人才素质越高，人才数量也越少。人口集聚是人才集聚的基础，有了大量的人口，才能支撑起人才，才会有人才集聚。

2.城市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

城市化发展伴随着人才、资金、设备和技术等资源的聚集，城市的交通、通信、商业、金融等基础设施的相对完备，也吸引了大量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等经济实体机构在城市空间的聚集，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不仅对单个城市产生巨大的经济促进效应，还带动临近的城市所形成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产业集群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新的推动力。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时也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区域内的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联动力量。

摘  要：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结构，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城市化始终是人的城市化，说到底是为了使人过上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其进程必须与市场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规模和速度相适应，与新农村建设互利互补。为此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市化全过程，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收取实效的关键。

关键词：城市化；科学发展观；新农村建设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结构，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在我国当前具有释放投资和消费的巨大潜力。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人口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 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4个百分点，每年可增加消费1144亿元左右，拉动最终需求增长2.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有13亿多人口，但城镇化率只刚刚超过46%，比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约低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约低26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约低40个百分点。眼下我国城镇化水平正处在30-70%的加速发展黄金阶段，即使按照年均1.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欲达到西方发达国家75-80%的水平，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至少还可以持续20-30年。

        然而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二是经营城市的冲动超越经济发展规律，三是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不契合。城市化应该是一个实质性的进程，任何浮在表面上的工作都必须落到实处，本文试就当前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几个实质性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城市化始终是人的城市化

        城市是市民们从事生活、生产和政治文化活动并接受教育的场所。城市化不是土地的城市化，而是人的城市化，其要义是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城市建设、管理同样要以人为本，为不同阶层提供公共服务，让广大市民而不仅仅是少数高端人士享受城市化带来的美好生活，这就要求除了经济性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城市还能够提供包括公平竞争、依法行政、均等化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及商业金融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以使人们不至于在发展成果的享受方面存在大的差距。同时，这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保障。城市不仅是资源的高度集中，更应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城市不仅是高楼大厦的林立，更应是宜居生活的构建；城市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数字，更应是公众身份和权利的实现；城市不仅是一种居住地的形式，更是一个与人的身份定位和群体制度有关的观念。“城市”的观念与“公民性”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后者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民观念，把属于公民或公众的公共生活领域从传统的部落、族群或其他亲缘关系区分开来，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公共生活方式。

        正如伯里克利所言：“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现代社会城市化的发展往往强调了城市对人的异化作用，城市生活使人变得渺小，充斥着无助、孤独和压抑，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全感，但每一个市民都应意识到，自己并不是被动地生存在城市巨大而冰冷的躯体上，城市的建设说倒底是为了使人过上更安全、更美好的生活，每一个市民都应积极主动地关心城市生活品质，创造性地提升城市道德健康和民主政治秩序，这是市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成为一个有责任、有道德、有信仰、有信誉、有修养、有素质、自律强、人际关系良好、重承诺、受信任的公民，是每一个市民自由、理性和自我治理价值的体现。这样的公民观念应该有助于我们形成一种与“好的城市”密切相关的城市观念，它向往的既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也是一种更公正、更开放、更宽容、更民主的城市生活。只有在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逐步实现人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才能还“城市化”这一命题以本来面目。

一、加快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人口，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很低，与现实不相适应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到15亿峰值。为了实现城市化，必须设法将至少10亿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依靠现有的城市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实情况是，我国的城市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包括大城市也还是太少了。我国的城市规划不是太大了，而是还不够大。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需要更多、更大的城市。中国应当是世界上大中小城市最多的国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10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实现国家的城市化。把农村人口装进小城镇，不是城市化，不是真正改变农民身份，不是我们的目标。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只有当城市人口占70%～80%的时候，才算实现城市化。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里，没有二三十个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没有二三百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就无法把10亿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出来，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城市化。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途径。城市化关系到中华未来的前途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作为人类一部分未来的自身品质和生存质量。

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

1、拓展绿色食品生产开发规模，塑造“绿色经济”形象，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选择。绿色食品即按照标准化生产加工的，经专业部门认定并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的，无公害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要加强绿色食品龙头企业建设，尽快建立一批绿色食品龙头企业，扩大精深产品比重，逐步实现绿色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油料作物、园艺作物以及肉蛋奶产品、土特产品的多样化和系列化。要加强绿色食品市场体系建设，针对国内外需求制定不同的营销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力发展出口创汇农业，勇于进入国际市场参加竞争，使我国的农产品在国外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要加强绿色食品法制建设，把绿色食品生产、经营和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2、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所在。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建设完善农业种养业良种、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信息和农产品市场、动植物保护、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等“七大体系”，其目的就是着眼于解决制约农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七大体系”不仅是在整体上提升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强力措施，同时也为建设新农村、在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提供了保证。因为，发展现代农业要以优质的原生产作为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先决条件，而这一前提条件的要素就包括：通过组织实施农作物种子工程、蓄禽良种工程和水产良种工程，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进而构建政府扶持与市场推进互动的种养业良好体系；通过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创新工程、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工程、现代农业示范工程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扶持优势科研单位提高创新能力，进而构建农业科技基础实习、创新能力和转化效率的高水平的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体系；通过组织实施植物保护工程、动物保护工程、水生动植物保护工程，建设和完善植物疫病虫害监测预警、预防控制、快速扑灭能力和农产品卫生安全监控能力的支票物保护体系；通过组织实施农业标准化系统工程加强农产品监测、检测、认证和监督系统与设施建设，进而建构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通过组织实施“金农”工程和农业遥感监测工程开发整合信息资源，完善信息服务网络，进而建构发燕尾服农产品新型流通方式、提高农产品营销服务水平的农产市场信息体系；通过组织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农村沼气工程、沃土工程、农业生物资源安全保护与利用工程、旱作节水农业示范工程加强农业资源与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体系；通过组织实施基层农业实用技术推广服务网络工程、国家级渔港工程和农业执法服务基础设施工程突出公益性技术服务和农业综合执法，进而建构围绕多形式、多样化、多层次和公正、规范、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管理体系。

作者：王金宝 单位：黑龙江省北安市海星镇人民政府经营管理站

摘要: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农村教育一直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如办学体制问题、生源流失问题、“三教统筹”问题等。长期以来，就农村教育发展路向而言，有农村教育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城市化两种取向，其实这两种取向各有自身的发展困境，均是两种极端的单向度教育思维。这两种农村教育取向的价值之争，实际上是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看法不同。因此，农村教育的发展不是某个单独路向，而是要将其置身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去考察，是一个综合的发展路向，随着现代化的完成，农村教育的问题自然就会“消解”于现代化大潮中。

关键词:农村教育;发展路径;乡土化;城市化;现代化

在农村教育发展路向问题方面，学界长期存在“离农”“为农”两种立场和看法，也就是农村教育乡土化和农村教育城市化两种发展路向的争议［1］。客观地看，这两种路向争议均带有一定的偏向性。农村教育发展必须将其置于国家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考察，在现代化发展中去分析其地位和处境，进而重新界定其发展路向。

一、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现状

(一)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

从农村教育的范围看，其主要包括农村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三个领域。首先，就成人教育发展看，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成人教育发展的效果不佳，形式化严重。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内，国家先后实施多种农村成人教育专项培训项目，如“绿色工程证书”等。但在实施过程中规范性不足，针对性不强，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也不高，加之地方政府的配套支持资金不到位，这些专项培训在实践中未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其次，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后劲不足。随着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职业教育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从2012年起，农村户籍包括县城、乡镇的非农户口的学生参加中等职业教育的学费全部免除，大大提升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入学率。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僵化以及与其他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路径未能打通，其对农村地区学生的吸引力较为有限。由此使得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较低，教育内容陈旧且脱离农村实际。最后，农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基础教育“三教统筹”机制缺失。近年来，国家教育政策明确要求农村这三种教育形式要统筹发展，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前提下，通过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来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剩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推进农业生产、农村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合力效应。但在多数农村地区，由于统筹机制缺乏，制度保障投入不足，使得统筹后劲不足，难以推进“农科教结合”的发展，无法为农村、农业、农民实际需求提供知识支撑［2］。

(二)农村基础教育

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文明的催化剂和加速器。随着河北省“三年大变样”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致使大部分村民成为“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在融入城市的身份转换过程中存在经济、观念、文化、习惯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故此，“城中村”改造社区文明建设成为城市化的一道特殊命题，必须站在切实推进城市化、现代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战略高度，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营造生态和谐新社区。   一、“三年大变样”的“变”之实质与难点   1．“三年大变样”的核心是提升城市的承载力和吸引力   河北省大力推进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工作，决心通过“三年大变样、三年上水平、三年出品位”，其“变”的实质和内涵就是要提高城市的吸引力、承载力和竞争力，使城市真正成为软硬环境全面优化的经济发展最高点。超前、系统、配套的规划体系是三年大变样的基础、蓝图和指针。一是坚持规划的超前性，在规划上要大胆创新，请国内外一流高手竞标制定城市规划，让规划成为管长远、管未来的有法律效力的硬框框。二是坚持规划的系统性，既要规划现在，又要规划未来，既要考虑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又要考虑到城市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的传承，既要规划好产业的调整、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又要规划好生态环境的保护、宜业宜居条件的改善。三是坚持规划的配套性，科学合理的规划一个重要特征是体现在为城市主功能区配套设施的完整上，通过对配套附属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使城市的功能得到完善，城市的品位得到提升，城市的形象得到提高，从而进一步增强城市的吸引力、承载力和竞争力，使“三年大变样”的实质和内涵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和体现。   2．“三年大变样”城市化进程的难点与难点是城中村改造   旧城区和“城中村”由于历史和管理体制等原因，在城市规划上没有纳入统筹范围，形成独特的城市二元管理形态，城中村的管理队伍延续了农村村委会管理思路和模式，在城市包围后缺乏全新的管理思想和领导、管理能力，规划建设方面都缺乏前瞻性，混乱的宅基管理，高密度高容积的私搭乱建，布局更是十分零乱，集体土地利用效率十分低下，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浪费惊人。目前有的城市政府开始将城中村纳入社区管理，但是存在着街道管理和乡镇领导之间的职权和领地以及利益关系，导致多头管理、职责不清，城中村的管理成为了城市管理的真空地带。由此，引发出环境卫生、消防安全、治安计生、黄赌毒等许多城中村问题，极大地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人文素养，影响了城市的整体面貌。因此，旧城区和“城中村”改造是“三年大变样”城市化进程的难点与难点，是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味、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必由之路，是建设文明、生态、和谐、宜居城市的重要保障。   二、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建设生态文明社区的必要性   1．城中村环境问题的呼唤和谐文明新社区   城中村环境问题历来被称为现代城市的疮疤，其无序的建筑、狭小的巷道、垃圾污水、乱接的电线，甚至偷工减料的危险建筑，威胁着城中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村中村改造首先要考虑生态环境的因素，实际规划和改造过程中，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都要贯彻生态、和谐、文明的理念。一方面，改造过程中要提高个人的生态环保意识，利用生态整合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河流、植被等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建设规划要高标准、高起点、完善各种配套，管理严格到位，有序利用城市空间和各种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和粗放经营，使城中村改造达到最小的生态冲突，实现改造后社区居民与自然和谐相处，促使城市化建设全面步入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轨道。   2．城中村规划建设的方向是生态和谐社区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是生态和谐理论坚持的核心理念，要实现城市的品位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城中村改造项目应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当中，避免各级行政主体各自为政而形成蛙跳式开发。特别是在“三年大变样”背景下，城市管理者要避免政绩冲动，求急求快，在没有科学规划或者草草规划就上马城中村改造项目。各级行政主体应根据一定的规划技术指标谋划城中村可持续发展蓝图，市政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结构要统一规划和安排，其中城市景观规划和公共设施建设要充分依据城中村的整体结构，有序利用和开发土地、空间资源，并保留和改造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特色的项目，充分发挥发挥历史遗迹、绿色植被在城中村改造中的作用，建设生态、休闲、景观、人文的宜居和谐新社区，从而在提升土地价值的同时提升社会人文价值。   3．生态和谐社区推动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   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经营城市”的理念，但实践这一理念的前提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经营道路，一切利益膨胀、土地财政造成城市盲目扩张和建筑物盲目拔高，都容易在经济、资源、和生态三方面同时造成破坏。因此，生态文明理念与和谐文明社区为城中村改造指明了方向和思路。只有兼顾社会、经济、生态三方的利益，不一味地索取、占有环境，使村民变居民过程中从身心受到威胁的环境转变为可持续法杖的环境，才能使重建过程和未来生活和谐相融，达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从而设提升城中村在现代城市发展中的价值，使城中村转变为大都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三、生态文明社区建设的关键是全面融入现代城市   1．城中村规划与管理融入城市改造   城中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应城市化规律，稳步推进“农业向工业转、农民向市民转、村庄向社区转”，且必须把城中村改造纳入城市管理规划，作为城市有机整体，而不是游离于城市规划之外的孤岛统一开发，推行户籍、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使城中村农民转为市民，村委会变为居委会，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把城中旧村变为公共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城市社区。在社区建设中，要打破传统的村庄安置观念，把分散居住的农户集中搬迁到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新社区，新社区建设要科学安排、有序推进，对新建扩建和改建的项目，应偏重物质环境改造的开发和建设，达到改善城中村生活质量，改善安置小区人居环境的目的。#p#分页标题#e#   2．城中村物质景观改造融入现代城市风貌   城中村有其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以及民俗文化，改造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首先是从城市整体利益出发，结合城中村自然人文景观统筹城市发展、产业规划与生态建设，采用生态改造策略保留和升华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形象气质与精神内涵，破解城市改造过程中常常出现的“一次性”难题和“破坏性”难题。其次是坚持“生态优先”的则，把科学的产业定位和规划布局作为生态新区实现自我成长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让城市规划与生态建设同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造宜居宜新型城区，使新型社区具备改进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和提升城市文化水准的双重功能。   3．城中村村民意识融入生态和谐城市理念   村中村的村民由于地理位置、历史原因与包围他们的周边城市区域相比，具有边缘性。经济结构城市化与管理体制农村化，以及村民受农村传统的乡土观念宗族观念血缘观念的影响，使得村民具有半市民半农民的尴尬特点，受教育程度、文明程度、生活状态与身份认同都与城市居民有很大的差距。而城中村改造前改造中和改造后，村民始终是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加强城中村村民的生态文明教育，通过文化教育和政策宣传改变村民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树立生态文明观价值观道德观，激发村民的环境危机感和城建责任感，推动群众参与土地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城中村的顺利改建提供思想保证。改造后村民变成了新的城市居民，相应的就业意识和就业能力培养必须跟上，这就需要管理者充分调动城市各级教育机构融入社区教育，培养新市民的职业技能和生存意识，以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实现个体和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4．城中村村民文化行为融入城市文化理念   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村民的文化行为方式受到极大的冲击，社区教育的缺失与现代市民教育的匮乏，促使村民行为方式表现为讲实际、重金钱、低水平享乐的小农意识，少有创业意识和开拓精神。培养村民的城市居民意识首先应加强现代城市观念教育，进行科学民主与道德法制教育，使新社区文化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与规范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其次加强村民行为养成教育和市民价值行为，通过观念碰撞提升思想文化水平，打破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上的陈规陋习，从而树立法制意识、规则意识、生态意识、交通意识、卫生意识等体现城市文明的以及城市意识。同时，失地村民的理财观念也要逐步融入城市，虽然城中村改造村民有不菲的物质补偿，但对不同个体来说，财富容易挥霍或者等着贬值，管理者应当引导新市民正确的财富观念和理财观念，以及合适的理财技巧。   “三年大变样”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全面提升，其中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和城市品位的重点和难点。用生态和谐理念指导城中村的建设和发展，理想结果是建设成为生态、和谐、文明新社区，提升人居环境及人口素质，诱导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使“城中村”真正融入城市，变成现代城市文明的一部分。

作者：江娟 樊宝敏 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科技信息所

城市化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不可逾越的进程与阶段。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必须加快城市化步伐，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走的是一条颇为曲折的道路，到“”时期曾一度停滞前进，直到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得到了稳定快速的发展[1]。城市化的发展增大了城市的规模和城市居民的数量，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城市的建设又给城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的破坏，使城市人居生活环境在不断恶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引进了“城市林业”的概念，期待通过城市林业的建设使城市的人居环境会变得好一些。

1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城市化与城市林业发展历程

1.1城市化发展进程

城市化进程是指居住在市、镇区域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不断增长的过程，这是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城市化水平多用城市化率来表达，即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数来表示。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然而，由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城市化进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发展缓慢。据统计，1950年全国城市化率为11.2%，1978年为17.92%，在28年间，城市化率仅提高6.7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2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的步伐也随之加快，尤其是1992年之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城市化水平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1998年后，国家调整城市化发展政策，提出“小城镇，大战略”方针，促进了城市化的加速发展。2000年提出了“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战略”。到20世纪末我国城市化率达到36.22%。2002年以来又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与新型工业化策略[2]，以现有的大城市为基础带动相关城市群发展。到2008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4.9%，与1978年相比，提高了近27个百分点，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达到了世界同期的两倍。当然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落后于世界城市化50%（2006年）的平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3]。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率从36%到60%属于加速期，所以我国城市化水平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同时，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反映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6年的35.8%，表明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正由温饱向富裕迈进。

1.2城市林业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明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及生存。在探索改善城市环境的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树木和森林在维护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生存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城市林业最早起源于北美，主要是加拿大和美国。1962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户外娱乐资源调查中，首次使用“城市森林”（Urbanforest）这一名词。1965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ErikJorgensen教授首先提出了城市林业（Urbanforestry）的概念，并率先开设了城市林业课程。1970年，美国成立了Pinchot环境林业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林业。197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城市森林法”。1973年，国际树木栽培协会召开了城市森林会议。1979年，加拿大建立第一个城市森林咨询处，研究、回答城市森林相关问题。1992年在法国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林业大会上，增设了“森林和树木社会、文化和景观功能”，对城市森林的栽培管护作用和范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4－5]。我国引入和认识城市林业的时间比较晚，1984年，台湾大学高清教授出版了《都市森林学》，大陆学者吴泽民等，于20世纪80年代末将加拿大城市林业介绍到国内。1992年，我国在天津召开了首次城市森林研讨会，12个城市的50多名代表从不同角度对当前城市林业的概念、内容、规划布局及发展对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95年中国林业部制定了《林业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我国发展城市林业的依据、目标和行动。2002年9月上海召开了城市森林与生态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10多个国家78个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专家们在会议上针对城市森林建设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6]，2003年以后以中国林科院彭镇华教授为首的团队系统地开展了中国城市林业的研究。目前，我国许多城市都提出了城市森林发展战略目标使林业服务于城市，通过管理和利用城市森林生态系统，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绿色和健康的生活环境。对于城市林业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和城市平均每万人绿地面积来表现（图1）。由图1可以看出，城市绿地面积大体呈上升趋势，城市绿地面积是指报告期末用作园林和绿化的各种绿地面积，包括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道路绿地和风景林地面积。城市绿地面积由1978年的8.2万hm2增长到2007年的170.9万hm2,增长了20.8倍。在城市绿地面积增长的同时，从1978到2001年间城市平均每万人绿地面积由10.6hm2增长到38.6hm2；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1990年的1.8m2增长到2007年的9.0m2，增长了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