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指数范例

近年来,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已成为国际生态领域的研究热点[1].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整合生态–社会经济–人类健康的复杂的巨系统,其健康不仅强调从生态学角度出发的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高效与完整,而且更加强调生态系统能维持对人类的服务功能,以及人类自身健康及社会经济健康不受损害[2].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的关键在于建立适宜的评价指标体系.Rapport等[3]提出以“生态系统危险症状(EDS)”作为生态系统非健康状态的指标,Jerry等[4]采用驱动力-压力-状态-暴露-影响-相应模型(DPSEEA)探讨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理论、方法的建立等问题.Costanza[5]从系统可持续性能力的角度,提出了活力、组织结构和恢复力3个描述系统状态的指标.郭秀锐等[2]多数学者选择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生态系统功能的维持、人群健康状况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5个要素.颜文涛等[6]选择自然、社会、经济3个子系统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曾勇等[7]在城市土地利用类型基础上,将城市生态系统分为生态用地、农业用地、生产-生活用地三大类子系统来构造指标体系框架.   在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中,除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投影法、集对分析法等主要评价方法外,近几年又涌现出了熵权模糊物元法、能值分析法、突变级数法、投影寻踪法等.上述方法都是以某个城市或多个城市一年或多年数据为基础,进行综合评价或研究方法优化比较分析,缺少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动态发展的研究.   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和经验,本研究选择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服务功能、人群生活状况5个要素建立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并根据灰理论研究模型,进行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未来变化趋势预测.   1方法   1.1指标体系   把城市生态系统看成一个有机体,选择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服务功能、人群生活状况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5大要素.选取经济生产力、能源消费状况、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12类评价指标,24项具体指标构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详细指标体系见表1.   1.2熵值法综合评价   熵指的是无序性、紊乱性.在信息系统中的信息熵是信息无序度的度量,信息熵越大,信息的无序度越高,其信息的效用值越小;反之,信息熵越小,信息的无序度越低,其信息的效用值越大[8].综合评价是一个多属性、多层次、多目标的复杂决策过程,应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能够深刻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专家调研法和层次分析法的可信度高[9].设综合评价模型中需要评价某个城市m年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包括n个指标,于是得到评价系统的初始数据矩阵{}ijX=X(i=1,2,…,m;j=1,2,…,n).   (1)数据标准化   假定*jx为指标j的理想值,对样本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消除各指标值的量纲和统一各指标值的变化范围.正向指标:*max'ijijjx=xx(1)负向指标:ijjijxxx*min'=(2)定义其标准化值:∑==miijijijyxx1''(0≤≤1ijy)(3)由此得数据的标准化矩阵:{}ijmnYy×=   (2)指标信息熵值e和信息效用值d根据熵的定义,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为:1lnmjijijieKyy==∑(4)式中:常数K与系统样本数m有关.对于一个信息完全无序的系统,有序度为零,其熵值最大,e=1,m个样本处于完全无序分布状态时,1ijym=,此时1lnKm=.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dj取决于该指标的信息熵ej与1的之间的差值:1jjd=e(5)(3)评价指标权重第j项指标的权重wj为:1njjjjwdd==∑(6)(4)样本评价用第j项指标权重与标准化矩阵中第i个样本第j项指标接近度'ijx的乘积之和作为样本评价值if,即:*1'nijijjfWx==∑(7)*1'nkijijjFWx==∑(8)式中: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ijx'为第i个样本中第j个指标的接近度;jijWx'*表示第i个样本第j项指标评价值;Fki为第i个样本的相应指数.k=1,2,3,4,5时分别表示第i个样本的活力指数、组织结构指数、恢复力指数、服务功能指数、人群生活状况指数;n为各指数所包含的指标数目.   1.3灰理论GM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主要研究如何依据有限的灰色信息去预测系统的未来变化趋势和决策.灰色动态模型(GM)是直接将时间序列转化为微分方程,从而建立抽象系统的发展变化动态模型,GM(1,1)即表示含有1个变量的1阶微分方程,它是灰理论中最常用的预测模型[10-12].GM(1,1)的建模步骤如下[13]:(1)收集原始数列为(0)x,对(0)x作累加处理生成AGO(0)x,构造矩阵B,YN;(2)计算[]1()TTTNaBBBYau==，;(3)将求得的a代入响应函数(1)x(k+1)=(1)(1)eakuuxaa+;(4)对(1)x(k+1)求导还原成预测模型(0)x(k+1),并进行精度检验;(5)若检验结果可用,则可利用(0)x(k+1)模型进行预测;否则,需建立残差模型对(1)x(k+1)进行修正.   2实例分析   2.1评价对象   以重庆城市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原始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重庆市统计年鉴[14],根据评价指标的性质,参照相关文献中评价指标很健康的状态值和中国生态城市的建议值[15]确定各指标理想值*jx,应用式(1)~式(3)进行原始数据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后,利用式(4)~式(6)进行各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2.2评价结果   利用式(7)~式(8),建立熵权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出重庆市2005~2009年各样本评价值及各年份指数情况,人群生活状况指数,从而得出重庆市近5a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走势,如图1、图2所示.由图1可见,2005~2009年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走势是稳中有升,健康程度在不断提高,结合图2可以看出,重庆市城市活力指数和恢复力指数在2008年发生较大幅度提高,综合比较,重庆城市服务功能指数和人群生活指数相对较低.究其原因有:(1)重庆直辖市成立后,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仍体现出粗放型特征,2007年以后,重庆着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提升产业技术,降低了资源能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具体表现为城市能源消费指数和物质循环利用指数的提高;(2)2007年,重庆市被确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和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特别重视城区绿化环保工作和城市生活污水废物的处理,大大提高了城市环境废物处理指数;(3)森林工程的建设有助于城市自然结构保持良好发展状态,以重工业发展的重庆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还处于过渡期;(4)作为西部地区发展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重庆城区人口密度较大,在住房、交通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影响了城市环境质量状况指数和生活便利程度指数,降低了服务功能要素指数.#p#分页标题#e#   2.3GM模型预测结果   以图1中2005~2009年的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值作为原始数据,进行GM(1,1)建模,预测2010~2015年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应用GM模型(0)x(k+1)=0.12680.3753ek对重庆2010~2015年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值进行预测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GM(1,1)预测模型是基于灰色累加生成序列的方法上建立的,在预测结果上表现出较强的规律性,适合于短期内系统变动趋势关联度预测.由图3可见:2005~2009年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值曲线与GM(1,1)模型预测值曲线基本吻合,2010~2015年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综合评价值年际增速为e0.1268.   3结论   3.1以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服务功能、人群生活状况5大要素为基础建立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客观性较强的熵值法对指标赋权重值,建立熵权综合评价模型.根据灰系统原理,以综合评价结果作为原始数列,建立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预测模型GM(1,1).   3.22005~2009年,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趋势走线的拐点发生在2007年,2008年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总体水平达到最高;各要素评价值依次是活力指数、恢复力指数、组织结构指数、服务功能指数、人群生活指数;从2010~2015年的评价预测结果来看,今后几年重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保持良好态势.   3.3结合重庆发展实际,重庆市应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增强城市活力;调整经济产业结构,提高技术产业产值比例,优化城市组织结构;规范城市设施建设,加大力度提高市民生活便利程度,改善城市服务功能;增加民政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在人民生活状况方面做出积极调整.

城市化是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城市文明水平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市化发展，原有景观结构和格局发生巨大改变。尤其是建筑（非廊道性质）和道路等景观面积不断扩张，绿地系统、湿地等自然景观类型面积不断减少［1］，其结果往往增加了各种自然景观破碎度和隔离度，从而对生态环境和生态质量产生巨大影响［2－3］。

景观生态质量（LEQ，LandscapeEcologicalQuality）是指景观尺度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结构与功能稳定性的能力，其衡量标准主要是景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4］。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对区域景观结构影响的日益增加，城市景观生态质量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当前景观生态研究的一个热点［5－7］。如胡忠行和李锋等对城市绿地景观系统进行质量评估［8－9］；孟伟等从城市多种土地利用角度、对景观质量进行综合评估等［10］，研究内容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景观生态质量的评估方法也呈多样性，并且处于积极探讨过程中。本文基于对区域景观结构特征的理解与认识，通过建立景观生态评估模型，并且利用GIS技术实现其空间化研究，为城市景观规划、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1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南京仙林新市区（32．059°—32．147°N，118．867°—119．013°E）位于南京东北部，紫金山东麓，北抵312国道，南达沪宁高速公路，东西分别以七乡河和绕城公路为界，面积为84．59km2。近年来，受到南京市中心经济的辐射作用，该区自2003年开始建设大学城。短短几年，快速城市化发展得到迅速蔓延。目前，该区景观已经从农村景观逐渐转变为城市景观。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巨大变化。道路网络十分发达，居民用地、商业用地以及高校建设用地占据优势地位，林地、草地和湿地等原有类型面积不断减少。据南京市政府的统计，目前该区人口高达24万，并且不断增大，预计到2050年人口将达到50万。区域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必然使其景观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对景观生态质量产生影响。

1．2研究方法

1．2．1基础数据来源和处理采用2003年和2009年两期QuickBird（分辨率为0．61m）影像为基础信息源，经过几何校正、图像处理后，建立遥感解译标志并对遥感信息资料进行判译。图像解译在ArcGIS9．2中完成。由于对研究区自然环境和土地利用现状比较熟悉，大大提高了解译精度，使得各种景观类型野外验证精度达到91％以上。参照建设部1991年颁布的《国家标准GBJ137－905城市用地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中的城市用地分类体系，再根据研究区的具体特征，将研究区景观分为10个类型：自然林地、水塘、草地、河流、耕地、绿地、建筑用地、道路、养殖塘和未利用地。

1．2．2景观生态质量评价指标选取景观生态质量变化主要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人类对景观结构的干扰；二是景观维持稳定性的程度［11］。根据研究区域特征，选择能够反映人类对景观干扰的指标包括三个：景观破碎度指数、建筑用地干扰指数和道路密度指数。这三个指数的生态意义在于自然景观破碎成形状不同、大小各异的斑块，导致了生态系统内部生境面积变小、阻碍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造成物种丧失［11－13］；建筑用地兴起导致了原始土地结构破坏，以及释放出的“三废”也对环境造成破坏；道路的存在，阻隔了原有的物种交流，阻碍了物种迁移和能量流动，而且道路上汽车尾气的排放也污染了环境。另外，构建能够反映景观稳定性的指标三个：高功能景观多度指数、湿地密度指数和土地利用结构指数。它们的生态意义为：高功能组分指的是对生态环境有积极作用的景观类型，本文包括自然林地、河流、水塘、绿地、草地5种。研究区湿地数量众多，生态功能不能忽视，其对调节气候、沉积净化和丰富物种有重要作用；区域景观是由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根据一定的结构配置而得，结构合理可以使得区域景观生态质量提高。本文根据前人的研究［4］，利用公式得到各指标的计算方法，并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权重，详见表1。

1　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原理   1．1　住房消费生态足迹的科学内涵   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科学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资源生态学教授W．E．里斯（W．E．Rees）首次提出［1］，它表示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一定人口需要多少具备生物生产力的土地来生产所消费的资源和吸纳所衍生的废弃物［2－3］．生态足迹是现代生态学的研究热点，它是描述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与生态系统负荷压力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概念．它的生态学意义是通过生态系统负荷压力（亦称生态足迹需求）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亦称生态足迹供给）的比较，定量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以便对未来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科学规划．当前生态足迹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评价、旅游业、土地可持续利用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分析等多个领域［4－9］，而住房消费领域由于未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模型对住房消费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因此，探索建立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模型是必要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是现代消费经济学的研究热点，根据传统生态足迹的生态学意义，我们把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定义为描述人类社会住房消费承载能力与住房消费负荷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概念，即通过对住房消费承载能力（亦可称为住房消费生态足迹供给）和住房消费负荷压力（亦可称为住房消费生态足迹需求）进行比较，定量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目前住房消费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以便对未来住房消费领域的发展做出科学规划．住房消费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消费，是人类为满足生存、发展和享受等对住所进行的消费，它包括对住房本身的支出（如房价或房租）、围绕住房而发生的其他支出（如水、电、燃气以及物管费）等［10］，所以，住房消费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为了简化研究，本文只讨论从市场上购买新建商品房的情况，文中所指的住房消费特指购房消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存在明显差异，弄清住房消费生态足迹的时代特征、地区差异、阶层状况，不仅是发展现代消费经济学的客观要求，也是科学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必然选择．   1．2　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路线   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需要揭示和回答的关键问题包含：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住房消费承载能力的测试；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住房消费负荷压力的测试；③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的测试．本研究依据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设计出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工作路线图（图1）．   2　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模式设计   2．1　住房消费能力测试模型   住房消费能力是指居民从房地产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所具备的经济能力．居民住房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家庭收入，同时受非住房消费支出即消费结构的影响［11－13］．为了简化研究，本文只考虑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因素的影响，　住房消费能力变化指数是衡量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费能力变化水平的民生经济指标，它取决于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水平．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则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费能力增长；反之，则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费能力下降．因此，通用的住房消费能力变化指数计算方式，可以采用目标期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与基期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测算。   2．2　住房消费压力测试模型   住房消费压力是指居民从房地产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与住房消费压力直接关联的是购买住房总价，而住房总价主要受住房面积和住房单价影响［14］，住房消费压力的计算公式见公式（3），其中ZXYL表示总的住房消费压力．ZXYL＝住房面积×住房单价（3）　　住房消费压力变化指数是衡量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费压力变化水平的民生经济指标，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单价的变化水平，二是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积的变化水平．因此，为了较明确地表示引起住房消费压力变化的主要因素，住房消费压力变化测算可以从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积变化指数和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单价变化指数两个方面来衡量。当确定了MJBH和DJBH后，就可以计算出总的住房消费压力变化指数，即ZXYLBH＝MJBH×DJBH（6）式中，ZXYLBH表示住房消费压力变化指数，当ZXYLBH大于1时，说明城市居民住房消费压力增加；当ZXYLBH小于1时，城市居民住房消费压力减小．   2．3　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模型   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是衡量人类社会住房消费承载能力与住房消费负荷压力之间相互关系的民生经济指标，它取决于2个因素，一是住房消费能力（ZXNL）即住房消费生态足迹供给，二是住房消费压力（ZX－YL）即住房消费生态足迹需求．由于住房消费涉及消费金额巨大，很少有人能够用1年的收入来购买1套商品住房，因此我们不能依照传统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即用生态足迹供给与生态足迹需求之差来衡量某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而改用除法设计出住房消费生态足迹的计算公式，其中ZXST表示总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对该公式进行分解，其含义就是房价收入比．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所的《城市指标指南》中“房价收入比”被定义为“居住单元的中等自由市场价格与中等家庭年收入之比”［15－17］，而本文中房价收入比没有对房价和收入进行限定，是现行房价与现行家庭年收入之比，当ZXST即房价收入比达到一定的程度，如超过了国际公认值6，则认为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房地产市场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指数是衡量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水平的民生经济指标，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费能力的变化水平，二是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费压力的变化水平．因此要测试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情况，可以采用目标期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和基期住房消费生态足迹的比值来表示：公式（8）反映了目标期和基期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其市场含义表示目标期房价收入比与基期房价收入比的比值，也称为房价收入比变化指数．当房价收入比变化指数大于1时，住房总价增长速度超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速度，总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增加，反之，总的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减小．#p#分页标题#e#   3　重庆市城市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试   3．1　基础数据来源   文中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测算所涉及的基础数据均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1996－2010年），具体数据见表1．   3．2　数据分析与讨论   依据前述住房消费生态足迹测算原理和方法，本研究在对基础数据进行计算的基础上，得出1996－2010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变化、住房消费压力变化及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表2．   3．2．1　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增强   本研究结果表明，从1996年到2010年，重庆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　022．96元上升到17　480．01元，其间，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增长指数一直都大于1，并且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2010年达到了3．48，与1996年相比，2010年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大幅度上升．   3．2．2　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费压力增加   （1）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积压力增大   据调查，1996年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8m2，如果家庭人口数按3人计算，则城市居民家庭平均住房面积为24m2；到2010年，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约为28．01m2，而家庭平均住房面积为84．03m2．通过计算发现，与1996年相比，2010年重庆市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积变化指数为3．50，说明人均住房面积压力增加，其中2001年到2002年，住房面积变化指数从1．43增加到2．45，增加了1倍，增长最为明显．   （2）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单价压力增大   从1997年到2010年，住房单价变化指数一直大于1，说明房价一直上涨，但出现较快增长是从2006年开始．2006年重庆市主城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为2　697．00元／m2，相比于1996年，其住房单价压力增长指数为1．90，而2010年重庆市主城区商品住房销售均价达到6　334．00元／m2，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单价变化指数达到了4．45，说明2006年之后，房价出现大幅度上涨，住房单价压力巨大．   （3）城市居民家庭住房消费压力增大   通过对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家庭住房面积变化指数和城市居民家庭住房单价变化指数的计算，发现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和住房单价的快速上涨，使总的居民住房消费压力增加，从1997年到2010年，住房消费压力变化指数从1．13增长到15．60，增加非常明显，尤其是2006年之后，这与单价压力增长指数变化相吻合，说明2006年后居民买房更加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价的快速上涨．   3．2．3　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加深   （1）人均住房面积增大加深住房消费生态足迹   1997年到2010年，住房面积变化指数一直大于住房消费能力变化指数，说明住房面积的增加速度一直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加速度．2002年这种变化差异最明显，住房面积变化指数为2．45，而住房消费能力变化指数为1．44，两者的比值达到1．70，表明这一年住房面积增加明显，而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增加速度没有面积增加速度快．2002年后虽然住房面积变化指数也大于住房消费能力变化指数，但两者的比值呈下降趋势，表明2002年过后，居民居住面积增加速度小于住房消费能力增长速度，但是由于2002年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增加迅速，所以到2010年，住房面积变化指数仍然大于住房消费能力变化指数，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加深．   （2）住房单价上涨加深住房消费生态足迹   1997年到2008年，住房单价变化指数一直小于住房消费能力变化指数，说明在此期间，住房单价的涨幅小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虽然2006年后房价上涨较快，但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居民收入也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所以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并没有明显增加．但2008年过后，房价上涨速度很快，而此时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增长速度放缓，导致住房单价变化指数大于住房消费能力变化指数，两者的比值大于1，2010年两者比值达到1．28，说明住房单价的涨幅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幅，居民住房消费压力增大，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增加．   （3）住房面积增加和住房单价上涨导致总的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加深   在综合考虑住房面积增加和住房单价上涨两大因素后，计算出1997－2010年房价收入比及房价收入比变化指数，在这期间房价收入比几乎一直呈不断增加趋势，从1996年的2．26增加到2010年的10．15，房价收入比变化指数也一直大于1，且呈不断增加趋势．房价收入比和房价收入比变化指数的不断增加说明从1997－2010年重庆市主城区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一直增加，其中，2002年和2010年增加明显，1996年、2002年和2010年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26，5．48，10．15，所以2002年和2010年的房价收入比变化指数达到了2．42和4．48，较前一年都有明显增加．这2年房价收入比变化指数增加明显的原因主要是2002年人均住房面积快速增加和2010年房价快速上涨所致．   4　关于居住消费统计数据的讨论   住房消费是城市居民的一种基本消费行为，而住房消费问题也是关乎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每年在全国以及地方的统计年鉴中都会对居民的住房消费进行统计．《统计年鉴》中的居住消费是指居住类中租赁费用、部分房屋装潢费用（人工费用）和居住服务费（如物业管理、维修费用），如果当前居民居住的房屋是租赁而来，则住房消费将记录住房租金数量；若当前的住房是自有住房，则住房消费支出用房屋原值的虚拟折旧额来替代［18］．由表3可知，1996－2010年，居民住房消费支出绝对额总体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但住房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一直很低，全国2007年最低，为3．02％，而重庆1997年为最低值，只有1．74％，而最高值全国出现在1999年，为4．24％，重庆出现在2004年，比重稍高但也仅仅只有4．84％，并且这个比例在2004年以后呈现出一种波动下降的趋势．#p#分页标题#e#   本研究对重庆市城市居民住房消费生态足迹的测算表明，1996－2010年随着住房消费生态足迹的不断增加，居民住房消费环境不断恶化，居民买房越来越难，但这种趋势和《重庆统计年鉴》中的住房消费变化趋势不一致，即受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增加的导致买房难以及物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更多居民会通过租赁方式来暂时解决住房问题，用于租赁房屋的费用和比例也应当对应呈现出上涨趋势，同时，对于购房住房的虚拟折旧额也应上升，总体住房消费所占的比例上升，而不是下降．《重庆统计年鉴》中住房消费统计变化和住房消费生态足迹变化不一致表明统计数据偏低，不能真实反映现实居民住房消费问题．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一章中强调指出，要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统计评价制度，推广循环经济典型模式，深入推进国家循环经济示范，组织实施循环经济“十百千示范”行动。因此“十一五”期间所建设的循环经济型试点城市有其重要的推广意义。为了推进循环经济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研究基于知识资本的评价指标体系，凸显知识资本的持续性价值，激励城市领导者和管理者关注城市软实力的积累。   一方面，循环经济型城市是城市的发展力求将天然资源的消耗控制到最小，将环境负荷最大限度地降低，以物质的减量化、资源化和循环利用为特征，最终实现城市经济、环境、社会统一的城市模型，其评价指标具有动态性。从已的结果看，循环经济型城市基本上摆脱了单纯的投入产出、GDP等评价的约束，相当多的成果反映出在发展循环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注重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1］［2］［3］，而缺乏对知识资本的关注。   另一方面，循环经济型城市是循环经济在社会层面的表现，是实施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以高生产、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传统城市改造成为“低资源投入、低污染、低排放，高产出”为特征，适应于知识经济发展的现代城市；是将“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改造成为“资源-产品-再利用”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4］。很显然，要发展这一模式必须依赖于知识资本所实现的技术知识创新和管理创新。   知识资本蕴藏于知识中，以知识形态存在和运动。在新的经济体系内，知识并不是和人才、资本、土地并列为制造资源之一，而是唯一有意义的一项资源。其独到之处，正在于知识是资源的本身，而非仅仅是资源的一种［5］。知识资本的创新价值一方面是通过资源的组织和使用方式上实现，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情况下也会减少环境污染的来源，另一方面是在知识创新的推动下，提高环境保护、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当然在循环经济型城市建设中，知识资本的构成因素有很多，但是为了凸现创新价值可以选择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其作用的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两方面因素。   一、循环经济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要素   “3R”要素体现循环经济“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通过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指标主要用单位产品或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或消耗单位资源所产生的社会价值来描述，该类指标反映了节约降耗，从源头上降低资源消耗的情况；“再利用”指标主要用工业用水循环利用以及反映传统的五大类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状况等来描述，体现了废物转化为资源、节约使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的要求；“资源化”指标主要用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废气的最终排放量来描述，该类指标反映了通过减量化、再利用，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降低废物最终排放量，减轻环境污染的成果。   因此，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离不开知识资本。在科技创新层面，需要技术性改进和结构性改进同时并举来提高资源生产率［6］。把科学技术转化为循环经济中的生产力是非常紧迫的任务，这一过程只有靠技术创新才能实现。知识资本的发展被视为从传统城市向循环经济型城市过渡的重要手段，对循环经济的实施效果起着重要作用［7］。首先，通过知识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人们对循环经济的认识，加强人们的资源节约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可持续发展理念［8］［9］。其次，通过知识资本投资可以增强循环经济领域的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为循环经济的运行提供更多的技术型与管理型人力资本［10］［11］。在这个意义上，知识资本中的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模式，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应高度重视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培养丰富多样的人力资源。最后，通过知识资本投资可以协调循环经济系统中的投资比例，优化经济系统的资本结构，使知识资本能够更快更好地促进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从而提高循环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比。   经济的良性持续增长是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发展循环经济能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同时，循环经济发展指标既要反映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又要反映经济发展潜力。经济实力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现状水平和所处阶段，城市经济潜力不仅表现为经济实力数量上的增长，还表现为质量上的发展，城市中的各种产业结构合理、比例协调，对社会、环境发展有较强的支撑能力。社会发展水平高反映为城市化发展程度较高，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能保持人口规模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平衡，人们享有较高的生活质量；同时，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不大，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满足居民就业、医疗、保健服务等基本生活需求，注重对残疾人、老龄人、失业者、特困户等特殊人群的关怀，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秩序稳定，犯罪率低。   二、循环经济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编制循环经济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思路是：以“3R”为原则，以知识资本为内生力量，突出被评价对象的努力程度；将“3R”、知识资本作为动态要素，经济与社会、环境作为基础要素。   首先强调“3R”原则。“3R”原则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旨在从输入、过程、输出端减少资源的投入，提高资源生产率，减少废物的排出。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指数强调“3R”原则的重要性；其次关注知识资本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创新价值，并将知识资本纳入循环经济型城市评价中，关注软实力的价值；在数据收集中，强调了数据来源的公开性与权威性。本文选取的样本是山东省17个地级城市以市为单位进行循环经济发展指数的比较，指标同样适合于其他城市的比较。本文采用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公开出版的年鉴或者相关部门公布的权威指标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各专业统计年报等。#p#分页标题#e#   根据以上分析，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指数的指标主要包括四大分类：即“3R”指标、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生态环境指标和知识资本指标。在此基础上分为12个二级指标，如表1。   测评过程中，鉴于同级各类指标对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互不相同，进行比较评价时，需要分配不同的权重。课题选择了十几名涉及经济、环境、资源、统计、人力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向各位专家就指标权重征求意见，对反馈意见进行汇总、分析，最终确定了每个一级指标的权重。二级指标同样采用专家评分法，在每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合成为100分，结果如表1所示。   指标权重合理性判断：（1）在一级指标中，“3R”指标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权重应最高，知识资本在循环经济发展中起着创新作用，权重高于另外两个一级指标。（2）一级指标权重受三级指标权重的制约，三级指标重要性相对好操作，加上一级分类包含的三级指标数量，可大致判断一级指标权重。（3）权重是相对的，不必过细，以5%为最小单位即可。   经过对近500个相关指标多次筛选，最后确定34个三级指标。三级指标的筛选原则是：有利于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指数的有效构建，即对二级指标的形成有实质性的贡献；保持指标间的独立性。对指标中意义相近及部分重叠的指标进行调整，删除部分指标；数据要有连续可获得性，而不是随机抽样数据；正向指标或负向指标性质要明确，数据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要明确。循环经济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选取指标时力求全面，但在实际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有些数据暂缺，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这样的指标我们列入表中，但未参与运算，拟等待数据公布后再补入。   三、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指数的测评方法及其实证   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指数作为总体目标，由表2所述的三级指标体系构成。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指数是对所有指标数据进行合成的相对数，即对各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按照各自的权重加权综合而成。   测算前需要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包括同向化处理和无量纲化处理。指标类型有效益型指标（与发展指数呈正相关，越大越好）和成本型指标（与发展指数呈负相关，越小越好），需要把后者转化成与发展指数呈正相关的形式，即同向化处理。另外，各指标原始数据计量单位不同，不能直接合成，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以下方式对原始数据标准化。效益型指标：ri=（ai-a）/a，i∈N成本型指标：ri=（a-ai）/a，i∈N   其中N为某个指标的样本数，ai为该指标的一个原始数据，a为该指数原始数据平均值，ri为标准化数据。用描述一个城市某指标值相对于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对于效益型指标，高于平均水平记为正数，低于平均水平记为负数，成本型指标则相反。对于缺少指标数据的城市根据实际情况用中位数或0代替。   本文收集了山东省所有的17个地级市城市2009年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标准化后根据“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指数”指标体系测算出了山东省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指数，以及“3R”、经济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和知识资本得分，结果如表3所示。   表中给出了总指数“循环经济型城市发展指数”，还给出了分指数“3R”、“经济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知识资本”。得分大于0表示指数水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得分小于0表示指数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得分绝对值的大小反映了偏离平均水平的程度。总指数是由各分指数加权测算得到的，分指数又由各自的三级指标加权得到。这一评价结果使被评价城市既可以看到自己循环经济型城市的发展前景，又可以看到自己的差距。同时又可以看到，发展循环经济型城市的基础条件相差很大，但只要在动态指标上努力同样可以走到前面。如C3、C4、C5目前总的生态环境均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但由于其他指标走在前面，尤其是代表发展循环经济努力程度的“3R”、知识资本指标走在前面，他们循环经济型城市的评价总指数居于前四位。而生态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均在前10位的C9、C13，循环经济型城市的评价总指数排在了9和13。这一结果告诉决策者，目前的生态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努力程度决定着循环经济型城市的未来。   结论   发展循环经济型城市是人类对于以往经济活动反思的结果，是以人为本思想在现代城市经济活动中的体现。面对今天资源、环境的制约要完成循环经济型城市建设的一系列过程，要实现经济、环境、社会的一体化，知识创新已成为城市的内生动力，已成为任何管理者、领导者所必须关注的因素。循环经济型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为其发展制定统一的衡量标准，对于企业、园区、城市发展有着激励作用。将知识资本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内，就是要鼓励循环经济型城市建设者要关注知识资本的获得和积累。实证研究也证实，无论被评价对象原有基础条件怎样，都可以通过知识资本的创新价值增强核心竞争力，走在被评价对象的前面。在实证演示过程中也发现有些相关知识资本的数据索取困难，但不等于不可以设立相关指标，而是进一步说明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相关主体更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显示度高的指标，而忽视知识创新等软实力指标。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实证结果证明，面临资源环境制约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知识资本的创新价值是重要的突破口。

1引言   道路生态学是景观生态学研究的重要范畴［1，2］，国外道路生态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3～5］，此后随着GIS技术和遥感手段的大量应用，区域及景观层面的道路生态学研究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6～10］，研究内容涉及道路系统建设和运营对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影响［11～13］、景观格局及土地利用效应［14］、污染控制及灾害防治［15，16］和区域交通体系建设与管理［17，18］等多个重要理论和应用领域。比较而言我国的道路景观生态学研究起步较晚，典型意义的研究报道大多出现在最近10年中［19，20］。由于道路系统通常构成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骨架，并且表现出明显的网络结构特征，因而运用网络分析手段研究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成因，进而在区域层面深入剖析其社会经济及景观生态学效应，成为道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领域。网络的拓扑结构主要包括规则网络、随机网络和复杂网络三种［21］，研究表明现实中的大多数网络均非规则网络，特别是道路网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网络结构特征。   总结国内外现有道路网络生态学研究成果报道发现，大多数研究工作比较关注自然及半自然景观研究，城市化地区相关研究比较薄弱。本文拟以深圳市为例，在合理确定不同地域研究单元的基础上，利用2007年的土地变更调查数据，结合GIS技术、网络分析方法和景观格局分析方法，研究道路网络的结构特征、影响因素及其景观生态效应，成果可以为道路生态学理论和实践总结提供案例研究积累。   2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2．1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地处我国珠江三角洲东南部地区，为典型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市陆域总面积1950km2，地貌特征包括低山、丘陵、台地、河谷阶地和滨海平原等多种类型组合，其中低山占9．2％，丘陵39．8％，台地22．6％，阶地和平原26．2％。深圳市是我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从以往的一个边陲小县，迅速成长为总人口超过1200万，社会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的特大型城市。在深圳市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要想富，先修路”和“路大财大，路通财通”等理念一致贯穿各类城市建设用地开发与拓展的始终。到2007年底，全市道路总里程达到1938km，其中高速公路269．4km，其他等级道路1668．6km，居全国领先水平。从中不难发现，对道路系统建设的重视，无疑是深圳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维持三十余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条件。   2．2研究方法   2．2．1研究单元的确定   深圳市以往总体发展格局包括深圳特区（含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四个区）以及特区以外的宝安和龙岗两个区（各含10个镇级行政单元），全市对外开放以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一直以上述24个行政单元为全区发展的基本构架（图1）。2005年前后深圳市为适应全境城市化的发展要求，特别是为协调城市发展与各类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将全市管理架构调整为市—区—街道办三级架构。事实上2005年全区行政架构调整之前，深圳市大规模建设用地扩张，特别是交通体系建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以往24个行政单元为主的区域管理架构基本奠定了现有的城市景观和交通体系骨架。这些行政管理单元的面积大致在100km2左右，城市化过程的基本特点是先形成一个地域发展中心，并形成相对完善的交通网络；随后再逐步向外围扩张，伴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交通体系发展特征（图2）。考虑到后续研究工作将通过统计分析手段解析深圳市道路网络特征、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异对道路网络发育的影响以及道路网络特征的景观生态学效应，本文将使用2005年之前深圳市的24个区（镇）行政单元作为本文统计分析的基本研究单元。   2．2．2道路网络结构特征描述及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铁路交通通常为大尺度跨区域性影响因素，地铁网络则主要表现为节点性影响，本项研究的道路网络研究仅针对深圳市公路交通网络进行。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分析通常包括网络数量特征和格局特征分析两个部分，其中数量结构特征分析常用指标包括交通用地密度（％）、单位面积的道路里程（km／km2）、节点数量和廊道数量等；格局特征分析最常用的是各类网络格局特征指数。本项研究中，考虑到利用GIS系统从高精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上直接提取各类道路总长度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因而选择道路交通用地密度、节点数量、廊道数量三种数量结构指标和网络闭合度（α指数，是用来描述网络中回路出现的程度）、线点率（β指数，指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平均连线数）、网络连接度（γ指数，是用来描述网络中所有节点被连接的程度）三种格局指数进行道路网络结构特征描述［22，23］。其中，交通用地指标、节点数量和廊道数量将依据全市及各研究单元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通过GIS统计或目视判断计数直接得出。道路网络格局指数的数值大小，可以表征不同的网络发育状况。α值的变化范围在0～1之间，当α＝0时，表示网络无回路；当α＝1时，表示网络具有最大可能的回路数［23］。β值为大于0的值，当β＜1时，表示网络将形成树状格局；β＝1时，表示会形成单一回路；β＞1时，表示有更复杂的连接度水平［24］。γ指数的变化范围为0～1，γ＝0时，表示没有节点相连；γ＝1时表示每个节点都彼此相连［23］。道路网络格局特征和数量结构特征往往受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约束会产生较大的差异性，并且这两种结构特征之间可能会因为不同地域单元外部约束条件差异表现出不同的相互关系特征。本研究将以深圳市24个空间研究单元为样本，再将上述描述指标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不同描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特征，剖析工作区道路网络数量结构特征变化对网络格局特征的影响，解析深圳市道路网络发育的基本特征和成因。#p#分页标题#e#   2．2．3城市化水平差异对道路网络结构的影响   工作区内24个空间分析单元由于资源、区位、自然环境等条件的影响，城市化水平差异极大，突出表现为建设用地总体规模分异明显。本研究将使用单位面积平均城市建设用地密度来表征各单元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并将24个分析单元实际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与同样标准化处理后的各研究单元道路网络结构特征描述指标进行回归分析，以解析城市化水平差异对道路网络结构的影响。   2．2．4道路网络格局特征的景观格局效应分析   快速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建设一般通过推进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景观结构和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在区域层面上道路网络通过推进建设用地扩张以及空间的相对聚集分布，导致景观整体结构和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景观组分层面上，道路吸引或排斥某些组分的邻接分布而使其数量和格局特征发生变化。因而本项研究在关于道路网络结构特征与景观格局特征的相关性分析中，将进行景观整体和主要景观组分两个层面的研究，着重分析道路网络格局特征的景观生态效应。   景观整体格局分析将包涵所有景观组分类型，在组分层面上，考虑到建设用地、林地和园地为全市最主要的三种组分类型（在所有空间分析单元中，三个组分合计面积比重均在85％以上），其他组分类型（包括水域、农田和未利用地）面积比重比较小，且与道路网络格局特征之间没有具有区域意义的机制性联系，因此组分层面的格局分析主要围绕建设用地、林地和园地三种类型进行。参照国内外案例研究中的景观格局指数选择惯例，景观整体格局分析选择斑块密度（PD）、散布与并列指数（IJI）、景观碎裂化指数（SPLIT）、香侬多样性指数（SHDI）和景观聚集度（AI）5个格局指数进行相关分析；组分格局分析选择组分面积比（PLAND）、最大斑块指数（LPI）、斑块凝聚度指数（CO－HENSION）、破碎度指数（DIVISION）和组分碎裂化指数（SPLIT）5个格局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各研究单元上述景观格局指数计算结果同样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用于同标准化后的三种道路网络格局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上述所有研究内容的空间分析过程均在ArcGIS平台下进行，统计分析使用SPSS软件完成，景观格局指数计算使用Fragstats软件完成。   3结果分析   3．1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相关关系在完成各研究单元建设、交通用地密度计算和节点及廊道数目辨识和统计后，深圳市道路网络水平与格局特征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所有网络描述因子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数量特征的三个描述指标相互之间和格局特征的三个表征指数之间均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不同分析单元中，随着交通用地比重上升，廊道和节点数目将随之增加；三个网络格局指数的差异均可用来表征不同研究单元内道路网络发育水平的差异。而三个数量结构特征指标与三个格局特征指标之间均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意味着在各个不同研究单元中随着交通用地面积比重的提高和节点廊道数目的增加，网络发育水平呈下降趋势，表现为网络中回路出现的程度、每个节点的平均连线数和所有节点被连接的程度均随之降低。此外，全市整体道路网络格局分析结果显示，2007年深圳市路网的α、β和γ指数分别为0．378、1．754、0．585。相关研究证实，α＜1时，网络的度分布为幂律分布［25］，结合相关研究［26］可以判断，2007年深圳市道路网络为无标度网络，路网复杂性较高且闭合度较低。   3．2城市化水平差异对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   以各研究单元的城市建设用地密度为横轴、道路网络结构特征指标为纵轴的城市化空间分异对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图中各数据对相关性检验结果参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建设用地密度与六个道路网络结构与格局指数均存在相关性，且最佳拟合曲线均为直线，因此可以判断建设用地密度的差异与所有道路网络结构特征之间可以表征为一元线性相关关系。其中，城市化水平与道路网络数量特征之间为正相关，即各研究单元内随着建设用地密度的提高，交通网络的数量特征水平随之上升；与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之间则为负相关关系，即各空间分析单元内随着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增加，会导致道路网络空间结构的不断简化。当然，结合表1的结果不难看出，各不同研究单元内部均发育有相对独立的道路网络拓扑结构。   3．3道路网络格局特征的景观格局效应   道路网络格局指数景观整体格局及林地、建设用地和园地三种主要景观类型的格局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参见表3和表4。表3结果显示，从24个空间分析单元整体情况看，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与所选择的景观整体格局指标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相关关系，意味着道路网络发育的程度差异对于景观整体斑块密度和碎裂化程度、景观成分构成的复杂性乃至斑块间分布特征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效应。组分个体层面上道路网络特征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景观格局效应，从表4可以看出，三个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与园地的所有格局指数之间均无显著相关关系，意味着园地类型数量结构和空间配置均未表现出与道路网络格局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特征。建设用地格局特征中，只有组分面积比重与道路网络格局特征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他格局指数均未表现出显著相关性来，及道路网络发育程度如何，对于建设用地空间构型和配置没有显著影响。林地的面积比重与道路网络格局特征之间为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最大斑块指数与γ指数呈显著负相关，D指数与α指数和γ指数呈显著正相关。   4成因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4．1深圳市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成因分析   以往研究表明，道路网络的拓展不仅存在时间上的动态性，也具有空间上的关联性和差异性［27］。在自然、半自然地域系统中，环境条件以及区域生态保护方面的约束性影响往往成为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主导约束因素［28］。然而，道路毕竟是人们进行区域沟通和经营管理的重要基础设施，政策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始终是道路网络发育的重要驱动力因素，从而使道路网络结构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共轭协调关系［29，30］。深圳市道路网络特征的形成同时体现了自然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约束影响特征。各空间单元中，区（镇）中心区为各单元城市化过程的起点，由于需要满足城市化过程的综合性功能需求，加之各中心区资源条件相对较好（如地形平坦）通常发育较好的道路网络结构。此后随着建设用地规模的不断扩大，受地形条件和生态保护（如基本生态控制线）方面的约束，后续道路网络往往依托中心区向外围进行指状突出式的扩张（图2）。相应的道路节点和廊道数量虽然继续保持增长，但由于大量树状路网难以形成良好的回路结构，导致深圳市道路网络结构复杂性逐步增加，网络发育水平下降，这正是深圳市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与城市交通用地和建设用地密度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的真正成因（表1、表2）。#p#分页标题#e#   4．2道路网络格局特征的生态环境效应   道路网络格局的生态环境效应是近年来道路生态学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31］。目前，关于道路网络景观生态效应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较大的时空尺度上，道路网络主要通过推进两侧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导致景观格局和功能发生变化［32］，同时通过将人为影响，特别是负面人为生态干扰扩散到更大的空间尺度上，进而带来一系列衍生性负面生态效应［33］。在景观格局效应方面，普遍认为道路网络发育导致景观碎裂化效应显著，特别是在自然区域内，道路建设带来了土地开发活动将导致各生态用地类型区域破碎化［26］。快速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发育对两侧土地利用的影响表现为明显的空间吸引和空间排斥效应［34，35］。与城市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土地利用方式逐步向道路两侧集中，而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则表现出远离道路的趋势［36］，从而导致道路网络特征与区域社会经济密度之间表现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与区域生态安全水平则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7］。   景观整体格局与道路网络格局指数之间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相关性，其原因可以解释为：深圳市的道路网络核心部分主要分布在城市密集区内，境内残存的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大部分被纳入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从而使全区景观结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二元性”特征。景观整体格局指数计算需包括所有景观组分，而建设用地和各类生态用地的“二元性”分异结构无疑会显著影响各类指数计算结果。由于这种特定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异特征主要受区域生态管控政策影响，因此深圳市道路网络特征与整体景观格局指数之间没有表现出以往研究中所揭示出来的显著相关性。不过，在景观组分层面，道路网络格局的生态效应仍有较明显的体现。例如，网络格局指数与林地和建设用地密度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4），表明随着建设用地密度的增加，网络复杂性增加，这显然是建设用地扩张的环境条件约束和道路网络空间吸引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随着林地密度增加，道路网络复杂性增加则是区域生态保护需求和道路网络空间排斥效应的综合反映。此外，道路网络发育水平对于林地分布格局的影响最为显著。具体表现为道路网络回路结构越发育，林地组分的破碎度越大；随着各道路网络节点的连接水平提高，林地组分的最大斑块指数显著下降，同时组分破碎度指数随之上升（表4），这些结果均反映了道路网络发育水平对于林地组分的显著分割影响。不过，深圳市园地为残存的主要农业用地类型，一般分布在宝安、龙岗两区残存的村落周边。由于这类地区一般为低海拔地区从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逃逸出来的地块，且其主导分布因素残遗村落本身的分布与后期快速城市化（建设用地扩张）过程中的路网发育之间关联性较小，导致这种类型与道路网络格局特征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5结论与讨论   本项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深圳市不同的空间单元中，城市建设用地密度的增加导致交通用地密度、节点和廊道储量增加，道路网络结构区域复杂，格局指数降低。（2）资源条件、环境和生态保护约束导致建设用地扩张后期多采用依托中心区的指状突出式增长，大量树状道路体系发育，是道路网络复杂性增加，结构发育水平下降，网络格局指数不断降低的主要原因。（3）深圳市的道路网络格局特征对全市景观整体格局没有表现显著的约束性影响，但在组分层面上，对建设用地显示出环境保护约束和空间吸引两个方面的综合效应；对于林地则表现出生态保护约束、空间排斥和物理分割三个方面的综合效应。   本研究综合使用GIS技术、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分析、景观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研究了深圳市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道路网络结构特征的成因及其景观生态效应。结果显示，这套技术途径能够很好地解析工作区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并为这些特征的约束影响因素判断奠定基础。此外，本项研究同时揭示了深圳地区道路网络结构特征及其生态效应的共性和个性化特征，可以为快速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发生和发展的深层次驱动机制研究，提供重要的分析线索，也可以为道路网络建设的综合性生态环境效应分析创造有利的条件。   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既是城市的发育骨架，也是各种人为活动空间扩散和配置的网络。不同的道路等级、节点类型和网络格局，都将可能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进而给城市生态系统的管理和运营带来复杂的效应。现阶段“低碳交通理念”和“公交主导（TOD）发展模式”的提出，都意味着今后城市化地区各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解决，相当程度上可能有赖于城市道路网络结构和格局的合理搭建和运营。由此看来，城市化地区道路网络特征及其动态演化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土地利用结构和格局变化、人为活动的时空分异、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等方面的响应关系和驱动机制研究，都将是今后道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中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2011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1.3%，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经验，当城市化率超过30%以后，城市建设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直到城市化接近70%以后才逐步放缓，即未来中国城市化还将有较大发展空间。在此发展阶段，城市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总体上对其多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往往为人们有所忽视［1，2］。中国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而无论是城市人口的居住需要，还是工商业的发展需求，都离不开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3，4］。因此，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应该更加重视市政基础设施等建设的力度和科学性。   1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成就   1.1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加大，体制机制改革顺利推进   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大是推进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助推力量。近几年，我国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和的比重达到世界银行推荐的城市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低标准。城建投资重点已逐步向与环境保护密切的城市燃气、集中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园林绿化及道路交通设施转移，管道燃气、集中供热和园林绿化的投资增长较快。“十五”时期，我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为16180.8亿元，是“九五”时期投资总额的2.85倍，2009年我国城市供水、燃气、集中供热、公共交通、排水、园林绿化、市容卫生和道路建设投资分别达到368亿元、182亿元、369亿元、1738亿元、730亿元、915亿元、316亿元和4950亿元，分别是“十五”末2005年的1.63倍、1.28倍、1.67倍、3.65倍、1.98倍、2.22倍、2.14倍和1.95倍。市政公用事业改革释放建设活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已经从供气、供水等个别行业向市政公用事业全行业推进。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不仅促进了市政公用企业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提高了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2市政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截至2009年底，全国用水普及率、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地覆盖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关键指标分别达到96.12%、91.41%、12标台、12.79m2、10.66m2、34.17%、75.25%和71.31%，分别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提高了0.79倍、6.88倍、3.56倍、6.07倍、6.11倍、1.73倍、9.75倍和10.47倍。城市居民生活服务设施呈现阶段性提升趋势，集中供热面积近三十年来一直呈指数加速上升趋势(图1)。城市公共交通设施近20年来加速改善，进入高速发展期;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加速提高，市政公用行业供给与服务能力显著增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市政公用行业供给和服务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1981年至2009年，城市供水能力、燃气供应能力、集中供热面积、城市道路、污水处理能力和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等指标显著提高，29年间分别增长7倍、41倍、324倍、8倍、105倍和108倍。城市市容环卫设施建设阶段性推进，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60%以上。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相对稳定，污水处理率稳步提高(图2)。   1.3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总体水平实现质的提升   市政基础设施水平总体大幅提升。以1981年指标值为“1”计量，其他各年份指标值除以1981年指标值即为各年份的标准化值。大部分单项指数是线性上升的，但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呈现出波浪式上升状态，反映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难题，容易受到资金投入和政策等外因影响。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用水普及率指数呈“S”型增长趋势，2009年燃气普及率和用水普及率分别达到91.41%和96.12%。污水处理率、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指数呈现加速上升趋势，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生态设施、环境卫生设施和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根据表1指标体系和指标叠加方法，得出市政基础设施各分类指数和综合指数(见图4)。我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综合指数及各分类指数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1年以后，各指数呈现明显加速上升趋势。其中综合指数呈直线上升趋势，生活设施指数和交通设施指数呈“S”型上升趋势，并趋于稳定;生态设施指数呈加速上升趋势，而环卫设施呈波浪式上升趋势。生活设施和交通设施是我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优先发展领域，从设施保障能力角度来看，目前建设相对较好，所以提前进入“S”型曲线的第三阶段稳步发展阶段;生态和环卫设施建设起步较晚，近几年进入大发展期，其指数有加速提升趋势，处于“S”曲线的第二阶段。从时间序列尺度看，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综合水平大幅提升，但不同类别的设施建设发展阶段不同。   2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2.1市政基础设施主要问题   第一，市政基础设施水平总体偏低。2009年我国市政基础设施全国平均水平指标与联合国人居城市奖获得城市的市政设施水平指标差距较大，各项指标几乎都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环卫类指标差距非常大，其中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都相对落后(表2)。市政公用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和水平不高与经济快速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将在今后长期存在。   第二，市政基础设施水平区域差异较大。市政基础设施城乡、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协调区域发展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压力依然很大。区域上看，东部地区市政基础设施水平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从城市规模等级来看，超大、特大型城市设施水平要优于其他规模的城市;从城乡的角度发展来看，这种不平衡将更加突出，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为例，乡镇基本没有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九五”时期以前，东、中、西部地区市政基础设施水平发展极不平衡。除排水管道密度指标外，其他指标都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的特征。其中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东部地区要比西部地区高31.3个百分点。“十五”期间西部地区市政基础设施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市政基础设施水平的差距在逐步缩小。部分市政设施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东部地区，如2005年西部地区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47.28%，超过中部地区7.58个百分点。“十一五”以来，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但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与东部地区相差依然很大(图5)。东部地区已经逐步摆脱依靠国家投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的单一配置模式，形成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市政投融资模式，而广大中西部地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政府财政投资。#p#分页标题#e#   第三，市政基础设施行业发展不均衡。我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往往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最先受到重视，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超前，与人们生活环境改善密切相关的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卫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尽管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加快了建设进程，但总体水平依然较低，落后于其他行业发展。   2.2市政基础设施主要问题的原因分析   市政公用事业的发展中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主要表现为投资融资、机制体制、统筹协调、运营模式和市场化改革等方面。   第一，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比较单一。虽然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市政公用事业建设投资加大了投入，但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中，财政资金和国内银行贷款两项所占比重为54.4%，企业自筹资金约占市政基础设施总投资的32%，发行债券只占0.3%。城市市政基础设施主要以财政和国内银行贷款为主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面临投资缺口最大的地区是中小城市，多数中小城市和县城财政能力有限，融资受到市场因素限制，非经营性市政基础设施缺乏资金来源途径。   第二，市政公用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市政公用产品与服务具有公益性、基础性和区域垄断性的特征。政府不仅是提供市政公用产品与服务的最终责任者，而且要保证逐步实现共享市政公用产品与服务的均等化。解决市政公用领域的运营效率，要求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公共财政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尽快形成保障逐步实现人人均等共享公共服务的公共财政投入体制。基础设施管理体制不顺，基础设施协调统筹与共建共享尚未建立，行业监管仍是薄弱环节，预警应急能力低，安全监督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协调力度不够。首先，我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编制不完善，基础设施选址和建设布局难以落实。，各专项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筹安排和控制，专项规划设施建设用地不能得到保障，造成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不合理，尤其是对环境有一定影响的垃圾处理设施往往难以选址新建或扩建。其次是各行业协调性差。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各行业分散建设现象，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环卫等项目缺少协调和配套，造成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   3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取向   城市市政基础设施供给能力略大于城市居民的实际需求，市政基础设施各行业均衡发展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努力追求的目标。当前城镇化发展阶段，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按照东中西地区城市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进行分类指导，并配合以宽松的发展政策，整体推进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发展。   3.1高级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配置模式   我国沿海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大中型城市，重点是推进实施“优化发展”型模式。“优化发展”型配置模式以生态、集约、科技含量高为主要特点。由高效集约的空间布局模式、多元化的社会融资建设模式和低碳生态的运行管理模式构成，符合未来城市低碳化、集约化发展趋势。   第一，推进高效、集约的空间布局。发达地区城市未来市政基础设施配置的发展方向以优化建设为主，即通过对旧有基础设施改造和新增设施的配置，使市政基础设施体系能够更好的为城市发展服务，集约合理利用城市空间和城市资源。基础设施立体配置模式可能是今后发展的概念模式之一，是未来现代化城市发展的一种趋势，特别是交通网络的布局采用立体配置模式，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省城市空间，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集约化、科学化配置［5］。   第二，多元化、社会化的融资建设。未来高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采用BOT、TOT、BT等融资建设模式。其中BOT可以动员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民间投资者可通过收费获得投资回报。TOT模式集中体现租赁特点，中标者一次性向政府支付租金，政府既回收了设施建设资金，盘活了存量资产，又解决了公用设施的管理和运营问题。这种模式直接租赁、管理现成项目，不需要承担建设期的风险。BT模式适合于缺乏收入补偿机制的设施，例如，实践中的污水管网的建设投资，对建设财力薄弱的地方政府或融资能力强的承包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6］。   第三，生态化、低碳化的运行管理。市政基础设施不仅要满足城市发展需求，更要实现人与自然、城市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融合，重点体现在人居环境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体系上，使城市向着生态化、低碳化方向发展［7，8］。生态人居环境建设上，运用生态技术，减少利用能耗，建设新能源供给体系，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实现居民区的能源使用生态化;广泛布局中水和雨水的回收利用设施，达到节水的目标，缓解城市普遍缺水的重大环境压力。低碳交通体系建设上，体系应逐渐形成以常规公交为主体、以快速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为辅助、出租车为补充的公共交通体系，实现与自行车“双零换乘”相结合的绿色交通。城区内为片区之间及与外围邻近地区提供公交快速出行服务，公交系统服务覆盖80%人口。城市内部道路交通大力提倡积极发展清洁型电动汽车，以公共交通运输为主，建成无污染、高效节能、快速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建立公交与自行车之间实现零换乘，打造网络化快速顺畅绿色交通体系。道路施工管理过程中，使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实现节能节材，严格执行绿色标准，建立低碳、环保、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9］。   3.2中等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模式   城市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位置，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的大中城市，未来重点实施“适度超前”型市政基础设施配置模式。一方面强调市政基础设施的实用化、适度超前建设，使市政基础设施符合城市整体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强调建设与环保相结合，突出地域特色、促进环境友好。#p#分页标题#e#   第一，适度超前、网络化的空间布局。具有中等市政基础设施配置水平的城市，未来应以适度超前为原则扩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配置。适度超前是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公共设施配置理念，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必须形成跨区域的互动协调机制，同区域各相邻城市之间经济、社会联系紧密。临近城市的公共设施体系应相互连通，互为补充，实现网络化空间布局。促进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弥补城市过渡地带的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10］。   第二，经营城市、市场为主的融资建设。中配置水平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应该充分发挥经营城市的融资方案，以城市资产来吸引投资提高资源利用。以市场为主体，政府为引导，采用股权、产权转让等激励方法，不断吸引外来资本，投资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发展是这类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重点工作。例如，BOO模式适合于收益稳定，需要给投资人提供更多财务激励的新项目，要求政府对这些设施的运营服务质量易于监管。   3.3初级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配置模式城市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的中小城市，重点实施“快速发展”型配置模式。主要方向是快速发展、积极建设，以满足人民日常生产生活需要。   第一，突出“点—轴”扩展式的空间布局。我国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系统构建处于初级阶段，应当遵从“点—轴”扩展式的空间布局模式，在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核心城镇大力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形成区域公共设施体系的重要核心节点。推动区域间的经济要素流动，带动交通沿线经过的低级节点城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使公共设施系统沿交通沿线辐射扩展，带动区域整体建设发展。   第二，多渠道、政企结合的融资建设。该融资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与其他企业或其他投资者合资建设和经营公用事业项目，具有以下明显优点:一是政府可以融通社会资金，减轻政府财政压力;二是打破了原来的垄断体制;三是非公有资本介入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由于政府资金或其他形式资本注入，合营模式可以提高投资者信心，减轻投资者融资和还贷压力。公有资本作为股东，便于政府调控项目服务收费价格。   第三，实用化、清洁化的运行管理模式。初级配置水平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配置不能盲目追求大而全，注重实用性，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首先应该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为切入点，做好区域间交通设施建设、城市道路建设、城市上下水系统、供气供热系统、城市公交系统、照明系统、公共休闲健身系统等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性设施建设［11］。   3.4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取向   第一，创造良好的体制与政策环境。政府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针对市政基础设施投资量大的实际，政府应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过程中，特别是要提供良好的服务废止或修改歧视性政策。加大市场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加强公用企业、市政设计、施工、维修养护等企业的资质管理。加快特许经营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规范融资行为，完善行业服务质量评价考核标准，建立考核机制，加强监督。   第二，推动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调整机制。按照“平均成本+合理利润”的定价原则，合理调整和确定公用事业的产品基准价，实现公用事业福利服务型向经营服务型转变。对纯公益性公用行业，其经营成本和合理回报由政府财政全额拨付给予保障;对提供城市公用服务并向消费者收费的项目，产品价低于基准价的，应按市场化方式运行，逐步调整价格标准;对于主要服务于生产的营业性市政公用行业，应合理计价，实行企业自收自支、自负盈亏。要树立“使用者付费”、“污染者付费”观念，不断调整有关价格和收费标准。   第三，建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协调机制。一是明确地方人民政府工作职责，中小城市政府需要作好投资来源、绩效评估、维护和管理等工作，主动承担起市场监管和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管理义务，建立科学长效的管理机制。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各行业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健全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长效联动工作机制，理顺基础设施管理体制。三是加强市政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统筹，尤其是城市道路、照明、污水处理与中水回用等都与城市生态建设相互联系，生态湿地与污水处理的有机结合等。

摘要：运用旅游资源丰度指数、旅游空间错位指数对2016年伊犁11个县市的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错位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伊犁11个县市都存在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错位，其中伊宁市、奎屯市、霍尔果斯市、新源县属于正向错位，其它7个县伊宁县、察布查尔县、霍城县、巩留县、昭苏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都属于负向错位，表明伊犁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其旅游资源优势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此基础上，从经济、距离、定位、宣传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旅游经济；旅游资源；空间错位；伊犁

引言

新疆伊犁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它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这是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发展的一种不相符现象，这种现象就是空间错位。找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对于旅游资源优势的发挥以及它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促进及带动作用，都有着一定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对伊犁旅游资源和旅游经济的关系进行分析，探求影响伊犁旅游资源发挥作用的原因，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

1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旅游错位指数对伊犁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旅游资源的相关程度进行研究。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5]：Ei=Oi11i=1ΣOiEi表示i县市旅游资源丰度指数，Oi=10×fi+20×gi+30×hi+40×ii+50×ji；fi、gi、hi、ii、ji，分别为i县市内A、2A、3A、4A、5A级旅游景区的数量。旅游空间错位指数[1-5]：Tp=(Tc-Ti)/T*100；其中，Ti=Ei×TTp是指旅游空间错位指数，它是反映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资源丰度的相关程度；Ti为伊犁预期旅游收入；Tc为实际旅游收入；T为伊犁旅游总收入；Tp<0，说明预期旅游收入比实际旅游收入大；Tp>0，说明预期旅游收入比实际旅游收入小；Tp＝0，说明实际旅游收入和预期旅游收入相等。

1.2数据来源。以2016年伊犁州直属县市旅游总收入及其A级旅游景区数量作为本研究的指标，选取伊犁州直属县市11个（伊宁市、奎屯市、霍尔果斯市、伊宁县、察布查尔县、霍城县、巩留县、新源县、昭苏县、特克斯县、尼勒克县）作为基本的单元来进行研究。数据来自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统计年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年鉴》（2017年）。

[摘要]区城融合协调发展是区域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支撑，而构建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共同体则可以很好地促进区域内不同城市或地区之间经济互通和利益共享。通过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共享的现状以及典型区域的不同实践比较，提出了促进与提升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共享的对策：统一规划，差异化发展；加强区域联动，错位互补形成合力；增强关联产业链，发挥集群协同效应；加强区域间要素有效合理高效配置，营造公平竞争、发展有序的统一市场环境。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关联；区域融合；协同发展共享

文化创意产业凭借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广泛的覆盖领域以及快速的增长方式成为世界各国和城市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从发达国家演进经验来看，文化创意产业不只限于单个企业的成长，而是在一定环境和空间聚集呈集群化发展态势。区域融合协调发展是区域竞争力提升的有效支撑，同样也需要产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而构建文化创意产业区域共同体则可以很好地促进区域内不同城市或地区之间经济互通和利益共享。

一、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共享的现状分析

(一)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随着全国及全球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兴起与发展，纽约、东京、伦敦等世界城市成为世界公认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中心，我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化发展也已初具规模。2018年，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4227.7亿元，占全市GDP比重为12.9%；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6133.22亿元，比2018年增长8.5%。其中，工业增加值2710.43亿元、增长3.3%，服务业增加值3422.79亿元、增长13.3%。①广东2013年至2018年文化产业年均增长12%(远高于本省GDP增速)以上，而文化产业对全省GDP贡献率则从5.66%提升到9.61%；深圳文化创意产业2018年实现增加值2621.77亿元，占本市GDP的比重10.9%，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位置。②2013年至2018年同期，北京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3%，占本地区GDP比重从8.1%提高到9.3%，占比稳居全国首位；2019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文化核心领域收入合计11972.6亿元，同比增长15.8%，占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合计的88.4%，比2018年提升1.6%，其中，推动北京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四大主导产业是创意设计服务、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文化传播渠道，这四个文化核心领域收入合计占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收入合计的87.3%。③因此，文化创意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引领作用愈发明显，而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型文化业态———数字内容、动漫游戏、视频直播等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

(二)东部地区整体发展强势、稳定成熟，其他地区表现差异化发展较为明显。2019年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63702亿元，比2018年增长6.1%，全国占比为73.5%；中部地区13620亿元、西部地区8393亿元和东北地区909亿元，分别实现营业收入增长8.4%、11.8%和1.5%，全国占比分别为15.7%、9.7%和1.0%。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指数较中西部优势明显，但差距略有缩小。④从综合指数排名来看，2016年全国排名前5名的省市与2015年保持一致，但位次发生了变化，北京超过上海而再次位列第1；时隔三年，天津因科研环境、公共环境、文化资源得分上升幅度较大再次进入全国前10名；辽宁因文化资源、文化资本、社会影响排名靠前也挤进全国前10强；除四川、江西以外，前10强中的其余省市都位于东部地区。2019年，北京在文化产业影响力和驱动力方面持续领先、处在第1名位置，浙江在诸多方面表现均衡、再次排名第2，重庆在驱动力和生产力方面持续得到改善、再次进入前10名。⑤从区域角度看，位于东部地区的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这7个省市的文化消费综合指数2014-2017连续4年位居全国前10强。可见，东部地区文化消费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北京的文化产业影响力指数和驱动力指数从2015年至2017年一直排名第一，2017年凭借在经济影响和科研环境方面的优势蝉联综合指数第一。上海在社会影响、市场环境和公共环境方面有突出表现，2017年排名第二；江苏凭借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优势排名第三；浙江凭借人力资源和市场环境的优势排名第四；上述三省市文化产业发展各有亮点，构成第二梯队。⑥河北通过提升文化产业影响力和驱动力，进入全国前十名；湖南通过深化文化资源发展和加强文化产业社会影响力排名第七。综合指数排名前十的省市中，除四川、湖南以外，其余省市都位于东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依旧占据优势地位，中西部地区文化发展水平仍待提高。2019年东中西部地区差距仍然较为明显，但在环境和满意度上趋于均衡。

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共享发展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