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商业化管理范例

摘要:本文以生物材料商业化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为研究话题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首先，分析了生物材料的基本概念，其次，明确了强调生物材料商业化发展的现实意义，再次，剖析了生物材料商业化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我国生物材料商业化发展的有效举措。

关键词:生物材料;商业化;问题;对策

一、强调生物材料商业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之所以生物材料的研究已经开发工作受到各个国家的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其潜在的明显效益。对于生物材料的研究和开发属于世界高新技术关键新材料领域的重要内容。随着时代的快速变迁，我国经济以及各国经济都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人们的生活水准不断提升，同时生活节奏也不断加快，各类疾病，自然灾害，工伤等发生概率大大增加，关注与人体组织以及器官再生和修复的生物材料的研究社会意义突显。人口老龄化程度地加剧是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问题，也直接促进了生物材料的发展。生物材料制品价格高，附加值高，独占性理想，潜藏的市场效益巨大。为此致力于生物材料商业化发展研究有着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

二、生物材料商业化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先进的研发技术手段

我国生物材料商业化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就是没有先进的研发技术手段，研发能力本身就是衡量科技型产业发展的指标。我国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投入普遍不高，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显著。种子企业数量虽然庞大，但是不集中，研发手段也相对落后。

1、跨国公司国际市场上技术利用收益

跨国公司在各领域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传播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世界主要跨国公司在新兴技术领域进行了大量研发投资。2010年，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丰田汽车、罗氏及微软的研发开支分别为6014，5688和5396百万英镑，分别占公司销售收入的4．4％，19．4％，13．9％，这些研发支出让公司保持持续的技术垄断和竞争力，为公司带来巨大收益。公司通过技术商业化过程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在市场上销售并获取商业利益。任何企业都面临将自己开发或拥有的技术应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企业创造价值的问题。不管技术从哪里获得，如果缺乏商业运作，企业就无法获得预期利益。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利用技术可以为其带来以下利益：

（1）获得丰厚的收益。一些企业在母国利用新技术获得成功，在技术进入成熟期后推动技术或技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为企业获利创造空间。由于技术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附加价值。国际技术市场竞争性差，使技术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具有垄断优势的技术提供方以垄断高价出售技术，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出售和转移技术所得成为许多创新型跨国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如IBM和陶氏化学等创新型企业每年可从技术许可中获得上千万美元的收入。当然，也有许多企业因为技术市场不完善导致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在技术许可中没有获得收益。

（2）获得战略利益。包括建立产业标准或建立获得外部知识的渠道。在国际市场利用技术可以帮助跨国公司获得有关产品和技术的需求、价格、市场规模、顾客喜好、替代产品等信息反馈。这些是跨国公司制定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其实现技术领先和技术优势的根本立足点。

（3）促进新技术的创新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周期缩短的趋势，技术生命周期已经减少至1～5年。电信技术的持续改进影响了企业内部运营、营销、生产和最终产品服务的分配方式。企业必须考虑这些变化以获得竞争性适应能力。单个部门往往难以长期垄断新技术成果，只有不断投入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创新产品和技术，才能保持技术领先地位。而原有技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许可、技术转移等方式寻找其它市场加以利用，从而有助于企业将自身的技术优势与世界各地的资源优势相结合，有助于企业保持技术活力和领先优势。

2、跨国企业国际市场技术利用模式

根据技术是否在企业边界以内利用，跨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利用其拥有技术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跨国公司在产权和控制权范围内对海外分支机构的内部技术利用；二是在跨国公司产权和控制权范围之外利用技术，即外部技术利用。

摘要：以推动汽车行业发展、加快转型为目标，探讨人工智能驾驶技术商业化的实现。针对人工智能驾驶技术进行介绍，了解该技术在汽车行业的应用与功能；其次阐述商业化价值、商业化发展现状与实践切入点，为全面实现人工智能驾驶技术的商业化奠定理论基础；最后站在健全公共信息安全机制、优化AI驾驶生态系统、加快实现资源与信息共享三个方面提出建议，在现阶段人工智能驾驶技术的应用发展为基础，进一步实现在汽车行业内的推广与普及，以期能为今后汽车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提供参考经验。

关键词：人工智能驾驶技术；商业化；自动驾驶功能；传感器

0引言

社会进入智能化时代之后，标志着人工智能技术（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开始向人们的工作、生活各方各面渗透。而且AI的实践与应用，不仅扩大了技术本身对社会经济影响力，还使技术更为完善。汽车行业为了适应发展趋势，在新产品研发中融入了AI，而且经过不断研发与实践，发现了人工智能驾驶汽车，在AI基础上开发自动驾驶功能（Autonomous），通过传感器及决策控制等先进技术，在汽车内部控制系统中加入计算机程序实现自主驾驶。AI在汽车驾驶中的应用，不仅能将驾驶体验优化，驾驶操作还更加安全，是解决城市中交通拥堵的有效举措，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

1人工智能驾驶技术

人工智能驾驶技术最为直接的体现是无人驾驶，这一类汽车的设计重点是感知系统性能。汽车在运行时采集道路、行人、周围障碍物、红绿灯等综合数据，作为自动行驶依据，按照采集到的数据自动制订行驶方案[1]。无人驾驶在当前汽车行业市场有非常可观的前景，研究重点主要包括无人驾驶、AI、红外线感知等先进技术，不仅提高汽车驾驶效率，还可规避交通事故。传统形式的汽车驾驶，驾驶人员必须在驾驶过程中始终集中注意力，而且做到“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了解实时路况，保证驾驶安全。但长时间驾驶之后难免会产生疲惫感，集中注意力更难，容易发生安全事故[2]。所以，司机驾驶模式在安全性方面存在不足。将AI与汽车驾驶相结合，驾驶安全性显著提升。尤其是AI逐渐成熟，在汽车无人驾驶领域也有非常普遍的应用，使无人驾驶水平显著提升[3]。

2人工智能驾驶技术商业化的实现

1问题提出   现代生物技术,指的是以基因工程为核心的转基因技术,即通过基因工程将一种或几种外源基因或基因片段转移至某特定的生物体中,以部分或完全地改变其自身的遗传特性。运用该技术可使选定的个体基因从一种生物转移至另一种生物,并且还可在不相关的物种之间转变。有时我们也称之为“重组脱氧核糖核酸技术”或“遗传工程”。现代生物技术的出现,无疑是人类技术史上一次伟大的创新活动,其在医药和农业领域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新技术的出现及其商业化生产,并非一帆风顺。也许因为治病救人的原因,生物技术在医药领域中的商业化开发,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从而促使了生物医药这一朝阳产业的蒸蒸日上。与此相反的是,现代生物技术在农业中的运用,却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争论。争论最初只涉及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方面,后来又蔓延至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伦理等方面。农业转基因技术与其他新技术具有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其技术及产品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生存环境,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以至于有人说,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是一场普罗米修斯取火式的技术创新活动,或称之为泰坦尼克号的首次航行,意味着风险和收益的并存,由此为这项技术创新活动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霾。   传统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技术形成的内在逻辑是线性的、单向的,技术的使用者只是被动地接受该技术。并且固执地认为,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进而忽视了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对社会的潜在负面影响。比如由于技术本身的不完善和不合理运用,导致技术失灵(technologyfailure)或技术失控(runawaytechnology),进而引发技术灾难。历史上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美国与石棉相关的疾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的核电厂泄漏、印度的毒气泄漏以及农药DDT的使用等等,皆因为技术的不确定性而引发了人间悲剧。另一方面,社会对技术形成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新技术如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其进一步发展将会严重受挫,甚至出现技术停滞的现象。近年来,技术的社会形成(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思潮的兴起及其观点的提出,无疑是对技术决定论观点的又一次批判。技术的社会形成观着眼于分析与技术发展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s)的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进而分析他们对技术发展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强调技术从设计到进入市场被人们所采用的整个过程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中产生,并受特定的组织形式和社会体制所制约。同时强调技术的复杂性、可选择性、技术创新路径的多样性,注重技术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总而言之,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过分地强调任何一方都不利于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前的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就为我们提供了现实的研究题材,同时也向人类展示了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2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原因分析   2•1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社会经济影响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社会经济影响,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总是得到人们的拥护,并以各种形式促使其更快发展,而不利的一面则遭到强烈反对,甚至通过毁坏大田试验的行动以示抗议。由于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各利益相关者的异质性及其立场的不同,加上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试图判断生物技术是有利还是不利,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也正是这种判断上的复杂性,导致了争议的日趋激烈,最终也不能达成一致。支持者认为,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至少有如下优点:(1)可以改善农作物的抗逆性,比如抗虫害、耐除草性、抗寒、抗旱等特性。由于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因而对人畜健康及环境改善是有利的。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因此,生产者(农民)可以从中大大收益;(2)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可以提高粮食产量,解决人口的饥饿问题,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来说,尤为重要。粮食供给的增加,降低了粮食的价格,这对消费者来说也是有利的;(3)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可以提高农产品和食品的营养品质,增强产品的理想特性或消费者想要的新特性,比如增加食品中维生素A的含量、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生产能减少心脏病发作可能性的玉米、延长成熟期可以让水果的口味更好、生产功能性食品等等。持反对意见者则针锋相对地认为,现代生物技术至少有以下不利之处:(1)由于种子公司对知识产权的垄断,任意提高种子的价格,以至于农民未必能从中收益,反而形成对其农药和种子的依赖,不得不接受他们的剥削。尤其是终极种子(terminatorseeds)的研制成功,更是剥夺了农民留种的权力。因此,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只会加剧农民的贫困。至于说能否解决穷人的饥饿问题,还要看穷人是否有支付能力,产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获得所需的粮食;(2)异型杂交可能威胁到食品安全(供给安全)。将不同基因转移到传统作物或相关野生物种(称为“异型杂交”),以及将传统种子与利用转基因作物培植的种子产生的作物混合,可能影响农业的可持续生产,进而影响食品供给安全;(3)转基因食品可能具有潜在的健康风险。反对者担心转基因食品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除非可以证明转入基因的蛋白质产物不会引起过敏,否则,不赞成从普遍引起过敏的食品转移基因。   此外,转基因农产品及食品可能含有毒素,进入人体内将导致抗药性和降低人体免疫能力。转基因食品还可能导致有益营养成分的丧失、插入的基因未必能稳定地表达,进而威胁到食品的营养安全等等;(4)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可能具有潜在的环境风险。有人担心由于大量种植转基因作物可能产生超级杂草、超级害虫和基因污染,进而破坏生物的多样性,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防治成本。此外,抗虫转基因作物还可能杀死非目标生物(比如有益昆虫和真菌),破坏生态平衡,最终导致不可逆的环境风险;(5)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的剥夺。随着农业生物技术及其产品的不断商业化,生物技术研究的私有化和生物技术公司兼并浪潮的到来,生物技术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私人企业手中。有人担心,随着农民对生物技术公司依赖的逐步加强,常规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的破坏,农民将丧失其传统的种植优势,比如进行有机农业生产等,进而约束了农民自由选择生产的权利。农民自由选择生产权力的剥夺,最终将导致市场上只剩下转基因农产品和食品,那么消费者选择非转基因产品的自由权也将被悬空;(6)道德和伦理方面的担忧。除了对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的担忧之外,有人还对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所引发的道德和伦理问题给予了特别地关注。他们认为,把别的物种身上的基因转到作物和食品身上是非自然和不合伦理的。尤其是把动物,甚至人类基因转入食品生产中,更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另外,发达国家凭借其生物技术本身的优势,掠夺发展中国家大量种植资源,无异于“生物盗窃”。通过对“盗窃”来的种植资源的垄断,或赋予生命形式以知识产权,进而向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索取高价,这显然是不公平和不道德的,等等。当然,人们的担忧可能远不只这些。#p#分页标题#e#   2•2原因分析   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农业转基因技术的潜在影响尚无法完全得到证实。其有利之处也只局限于一些短期的可观察到的局部事实,加上相关利益者的多元化和社会公众的异质性,使得这场争论日趋激烈,更加扑朔迷离。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商业化生产都很谨慎。究其具体原因,大致有如下几方面:(1)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由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不过30多年的历史(基因工程开始于1973年),其商业化生产也不过最近10年的事,加上技术本身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科学家也无法证实,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是否具有长期的、累积性的健康和环境负面影响。这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是任何一项新技术所普遍具有的特征;(2)由于农业转基因技术直接涉及与人们生命息息相关的食品和环境安全问题,因而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一方面,近年来欧洲疯牛病、口蹄疫、二恶英、食品污染等事件的频频曝光,公众对此心有余悸,从而加剧了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环境安全的要求也会相应地提高,尤其是一些人口密度较高的富裕国家。这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3)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异质性。从争论的主体来看,包括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公司(包括生物技术公司、食品加工企业和零售商)、消费者、生产者(农民)、非政府组织(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及各个国家政府部门等。一方面,由于各个主体所追求的目标不同,比如生物技术的研究机构(不同国家有所不同)、公司和生产者可能追求的是利益的最大化,消费者则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则可能追求的是社会福利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各利益相关者本身具有异质性,比如消费者的人口特征、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公众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企业的冒险精神,政府对经济、贸易和食品生产的重视程度等;(4)判断标准和方法上的不一致。标准涉及经济、伦理、道德等方面,而且各个国家之间会有很大差异。采用的判断方法也不一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要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对健康和环境有害,还是证明其无害呢?是证实还是证伪呢?由于至今尚未出现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对人类有害的正式报道,所以很难做出其有害的判断。同时,要证明其无害,则更加困难。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判断方法的不一致还表现在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上,比如经济学家善于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运用计量的方法,通过成本效益的比较,得出其有利还是不利的判断。这就容易忽视对技术所导致的社会影响方面的分析;(5)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内容和来源的不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各利益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量会有很大差异,进而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和决策。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对人们行为和态度的改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样是转基因食品,提供积极和消极的信息,公众的反应会明显不一样。此外,不同的信息来源,比如绿色和平组织、生物技术公司和第三方的信息,都可能对公众的态度变化产生影响。当然,可能还有其它的一些原因,这里不做进一步的分析。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使得争论不可避免。   3国际社会的反应   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争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考虑到农业转基因技术可能的潜在负面影响,以及社会的强烈反应,一些国际性组织及各个国家都纷纷采取行动,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措施。具体而言:   (1)从国际上来看,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开发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国际生命科学学会(ILSI)都积极地参与生物技术的安全性管理,致力于国际生物安全的协调工作。并制定和提出了相应的风险管理法规、规则和办法,以规避可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比如,FAO和WHO提出了风险管理的整个过程应该包括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方面的内容(见图1)。其中,风险评估包括了风险的识别和确定风险的特点等方面;风险管理则是对风险评估过程的管理;风险沟通是对整个风险管理过程实行的双向交流。欧盟委员会曾建议风险评估由专家来完成,这是一个科学的过程,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则是一个决策过程。但科学的风险评估往往忽视了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社会风险。因此,风险评估虽然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但转基因作物和食品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各领域,而专家和社会公众对风险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很难对其安全性进行科学的评估。在此基础上,Barling等人(1999)对其进行了修改(见图2),其主要特点便是强调了与公众的交流,进而强调信息公开和透明度的重要性。从而把风险管理与公众的担忧联系起来。当这一方法被用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管理时,更能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修改后的风险分析方法即考虑了科学的风险分析方法,又对社会影响进行了分析;既重视了技术的风险管理,又重视了社会影响方面的管理。从而使得管理过程更容易被公众所信任和接受,这将有助于改善民主决策的质量。   (2)从不同国家来看,许多国家都制定了详细而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方面法规和政策,以规范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田间试验、环境释放、商业化生产的整个过程。并对涉及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标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给予了关注。以中国为例,自1993年以来,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以加强对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安全性管理,尊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由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政府在生物技术的管理上可能会有差异,加上影响农业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商业化的因素比较复杂,导致当前的一些政策、法规和管理措施上的不完善,比如在转基因农产品的贸易方面,标签政策的内容和有效性方面,国家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方面等。由于公众的普遍担忧,许多国家在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的商业化过程中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迟迟未能批准转基因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甚至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进行了限制。尤其是当涉及伦理方面时,显得更为谨慎,以至于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批准转基因动物的商业化生产。但是,随着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生物技术安全性和潜在社会经济影响的不断重视,技术评估的科学化和人性化,以及技术预见能力的增强。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商业化步伐也开始加快,一些过去持谨慎态度,甚至极力反对的国家,也开始转变态度。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各方普遍参与讨论,对于识别、减少,甚至规避新技术的潜在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总而言之,农业转基因技术要进一步发展,不能只局限于技术本身,还需充分考虑和估计技术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如何避免或消除其中的不利因素。#p#分页标题#e#   4结论与启示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生产的过程中,引发了人们对新技术的众多思考,并导致了一场有关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新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已不再局限于技术本身。技术也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我们从这场争论中也可以发现,技术并不是潘多拉的盒子,但也不是阿拉丁的神灯,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任何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因此,减少或避免技术的负面影响,使得技术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辩论;社会各方的广泛参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交融;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外行和专家的积极交流和沟通,无疑是很重要的。通过技术的双向交流和民主决策,充分估计技术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增加技术的可预见性,才能防患于未然,同时也有利于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技术的评估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本身的安全性方面,还要充分考虑技术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欧洲国家非常重视现代生物技术的社会经济影响,如奥地利、丹麦、意大利、瑞典和芬兰等国家就认为,生物安全法规中必需认真考虑社会经济影响。挪威的《基因技术法》中规定,在决定是否批准转基因生物的环境释放前,必须认真评价该活动是否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有利。UNEP的《国际生物安全技术准则》中专门提到了评估生物技术社会经济影响的重要性。应该说,之所以强调技术的社会经济影响,绝不是对技术的否定,而是技术更加成熟的表现。这一点对于我国发展高新技术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我国一向鼓励技术的发明和创新,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辟论断,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目标的制定,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表明技术的发展应该造福于社会。因此,政府在进行管理决策时,应该充分考虑技术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各利益相关者的反应,增强技术的可预见性,并积极发挥媒体的作用,使得现代农业生物技术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摘要：

农村商业银行自从改制之后，其行政管理上也逐步的向商业银行转型，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完全的照搬其他商业银行的运作模式，本文就结合实际情况对农村商业银行行政管理的创新方式进行简析。

关键词：

农村商业银行；行政管理；创新方法

一、农村商业银行的改制

农村商业银行顺利完成了改制工作，从原来的农村信用社，改成了商业银行运作模式。或许，对于其它的商业银行来说，转型以及改制都不存在行政管理上的调整，但是对于农村商业银行来说，有农业银行的直接竞争，还有农业发展银行这种政策性银行的不对等竞争，在完成相应的改制之后，其行政结构特点必须完全符合商业化运作才行。

二、农村商业银行的行政管理特点

作者：王昊 郭雯执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

一、甘肃省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现状

甘肃省自2008年启动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以来，小额人身保险业务的覆盖面得到了大幅扩展，参保率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2010年全年各试点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3156.17万元，相当于过去两年试点保费总额的4倍。各类风险保额达到144.97亿元，享受保障的农民达到32.24万人，全年各类赔款支出为671.76万元，超过了过去两年该业务赔款支出总额的8倍（见表1）。

（一）试点地区2008年试点工作启动之初，全省范围内只有白银、张掖、庆阳、武威、酒泉等五个州市的9个县区参与试点工作。2009年试点范围扩展至包括定西、兰州、天水、平凉、陇南等在内的10个州市的所有县、区。2010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全省所有地区（见表2）。

（二）供给主体截至2011年4月末，甘肃省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供给主体从2008年的中国人寿1家发展为5家。虽然供给主体不断增加，但中国人寿的市场主导地位并未改变，占9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是因为中国人寿作为我国最大的寿险公司，在寿险方面拥有丰富的经营经验，且分支机构延伸至全国大部分的乡镇和乡村。

（三）经营模式小额人身保险的经营模式指在小额人身保险的经营过程中，政府、保险公司、营销团体等各个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在甘肃省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为其经营活动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见图1）。保险公司在试点中负责试点产品的开发、销售渠道的选择、对农户的宣传及风险管理等各个环节。在产品的开发上，保险公司根据甘肃省农村低收入群体的风险状况和需求特点，自主设定保险费率、保险期限、缴费方式、缴费宽限期、理赔程序等；在销售渠道的建设上，自行选择既符合自身成本收益需要，又适合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业务的销售渠道；对农户的宣传及风险管理也都由保险公司根据业务需要，自主选择合适的方式及管理策略。（四）试点产品各保险公司根据甘肃省农村居民的风险状况，推出了多款小额人身保险产品（见表3），这些产品体现出以下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价格低廉。保险试点产品的保费一般在100元以下。如国寿小额健康保险（A型）对于风险等级为A的农村居民，男性50岁之前，女性55岁之前，每10000元保险金额的保费都低于100元（见表4）。二是保障适度。保险试点产品的保险金额大多在10000-50000元之间。承保的风险种类主要是农户的意外事故、伤残、烧伤、疾病事故等。如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试点的“安贷宝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安全宝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安心宝小额团体定期寿险”三款小额意外伤害保险产品，都只承保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意外身故和残疾风险，满足农村低收入群体规避高风险作业以及自然灾害等风险的保险需求。

二、甘肃省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中存在的问题

摘要：生态旅游是当前旅游热潮中备受推崇的旅游产品，吸引了众多群体的关注。多数研究者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对生态旅游的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为当前的生态旅游发展提供了较好研究思路。但是生态旅游是以生态、绿色化理念为发展基础，若没有清晰的产业定位和营销理念，难以实现较好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本文以南湾湖生态旅游区为案例，融合绿色营销理念，通过借鉴相关文献和数据资料，解读生态旅游和绿色营销内涵，分析南湾湖景区的发展现状与营销方式，最后结合实际，提出南湾湖生态旅游区融合绿色营销理念的策略。

关键词：南湾湖；生态旅游；绿色营销；融合策略

一、引言

生态旅游概念自1983年提出以来便引起了广泛关注。生态旅游区别于其他旅游领域或产品，注重以可持续性为发展理念，强调旅游开发者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平衡，注重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近年来，生态旅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使得旅游开发者极为推崇，但由于旅游开发者不合理的营销理念，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造成了生态区“商业化、经济化”现象严重，使生态旅游不“生态”的现象频发，严重影响了生态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结合南湾湖生态旅游区案例，引入了绿色营销理念。绿色营销是一种既满足社会群体需求，又注重环境保护发展，同时可带来经济效益的营销模式。以往绿色营销多应用于农业产品的销售中，在服务行业中应用较少，但生态旅游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生态旅游与绿色营销二者理念高度契合，具有融合优势。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结合相关案例，展开研究，旨在为当前南湾湖生态旅游区发展中的困境提供解决思路和方法，同时又可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生态旅游与绿色营销内涵

（一）生态旅游概念内涵。生态旅游最早是在1983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提出：生态旅游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这一概念在学者们的不断研究中有了丰富的含义。现有研究中对生态旅游的含义基本认为：生态旅游强调通过在自然情境中开展旅游活动，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并能在获得相应的社会效益时得到一定的经济效益。基础核心是环境保护和维持自然生态的平衡，其内涵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生态旅游注重回归大自然。提倡在大自然的生态环境中进行游憩、观赏、休闲、探索等，开展自然性、和谐性的旅游活动。二是注重促进生态保护和环境系统的平衡。生态旅游涉及的旅游者、经营者、开发者以及当地居民，须共同努力保护生态系统的持续运转。这方面的内涵是生态旅游的主要方面。

（二）绿色营销内涵。营销是企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含义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引出，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复杂而庞大的系统。营销的概念是指企业为发现和挖掘消费者需求，让消费者了解企业产品，并进行购买该产品的过程。绿色营销理念是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而产生发展的，在学者们的研究中对绿色营销的概念并不统一。绿色营销作为企业营销模式的分支，强调通过绿色营销服务于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通过企业、消费者等主体的共同努力，既满足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要求，又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从而实现企业经济利益、环境效益、社会群体利益的三者平衡。企业开展绿色营销流程为企业生产的绿色产品或服务，经过绿色营销渠道销售，从而为消费者提供绿色产品或服务。在这过程中，绿色营销对资源优化与配置起到关键作用。在绿色营销中，企业是营销的主体，面对的是消费者，而最终达到的目的是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摘要：近年来，围绕高等学校尤其是知名高校的商标权属纠纷屡见报端。一方面，高校对于商标权这样的无形资产缺乏应有的保护和管理意识；另一方面，高校涉及的商标权产生于不同的经济事项，具体情形下如何恰当地进行商标权资产的会计核算和管理并无细则可以参考。随着《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等管理核算制度的修订出台，高校资产管理工作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最新修订出台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更是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无形资产的管理要求。在此背景下，对高校商标权资产具体情形进行梳理，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会计核算和管理办法，成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从高等学校商标权资产核算管理的困境和原因出发，结合商标权申请程序，根据列支经费、使用目的的不同，针对不同情形下形成的商标权无形资产提出不同的资产核算和管理方案，以期在丰富、细化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应用情境的同时，为高校会计核算实务工作和资产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商标权资产；无形资产；会计核算；资产管理

引言

商标权资产作为近年来在高校领域不断受到关注的一类无形资产，其前期申请、后期维护和管理都开始不断受到各界关注。《政府会计制度》的实施对高等学校各类资产核算提出新的要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配套规则的修订出台也将高等学校资产核算和管理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高等学校是我国重要的科研单位和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物质保障。商标权资产的规范管理和会计核算对维护高等学校合法权益、促进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运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配套的《政府会计制度》准则体系中却缺乏针对商标权资产核算的具体指引和解释，导致实务工作中该类资产核算不清晰、管理不到位等问题频发。在此背景下，结合现有准则和管理制度框架，针对高校商标权资产进行有针对性的会计核算和管理规则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和实践意义。

一、高等学校商标权日常管理和核算的困境及其原因

高等学校资产管理一直存在“重实物资产，轻无形资产”的问题，相比于体量庞大的实物资产，商标权资产总额在高校资产总额中占比较低，导致其长久以来在日常资产管理和核算工作中被忽视。然而，近年来一些知名高校的商标权属纠纷不断见诸报端。一方面，以高校名称形象标识为载体的商标权侵权事件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高校科研团队为其研发的商业化产品注册的商标权也常因权属不清产生纠纷。日常核算的不恰当会导致商标权资产成本难以准确确认，高校商标权核算管理陷入主体责任不明确、维权依据不清晰、会计核算无依据、发生侵权维权乏力的困境。

二、高等学校商标权及其注册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