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配论文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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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配论文

计量经济学对人才培育的价值

作者:章晓英 单位:重庆理工大学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将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等工具应用于经济现象定量分析、以揭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为内容的分支学科,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该课程的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实际应用并重,要求学生既要认真学习基本理论知识,又要注重计量经济方法在实践中的应用。学好这门课程,能提升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研究能力,能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因此本课程在大学的人才培养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计量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计量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我国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80年以后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1998年,国家教育部经济学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将计量经济学列为经济学类各专业必修的八门核心课程之一。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学学科教学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对我国经济类人才培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目前,计量经济学课程在我国众多高等院校中已经普遍开设,全国各高校纷纷将该课程列为重点建设对象,在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上投人大量精力,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高水平的教材相继出版,该课程的教学水平也明显提高。据李子奈教授调查,高等学校财经类(1992年以后的经济类)专业开设《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比例:1980年为0%,1987年为18%,2006年为98%。

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用于分析非确定性对经济和管理活动影响效应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翻开国内主要的经济类学术期刊可以看到,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分析我国现实经济问题已经成为论文的主体。据李子奈教授调查,近十多年来,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为代表的经验实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分析的主流方法。仅以《经济研究》发表的论文为例,对1984—2007年《经济研究》发表的近3300余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作为主要分析方法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1984年为0,1992年为5%,1998年为11%,然后迅速提高,2007年达到53%。而且研究对象遍及经济的各个领域,所应用的模型方法遍及计量经济学的各个分支。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微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发展与传播,计量经济学应用研究在社会学、管理学领域迅速扩张,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一趋势也有力地促进了计量经济学知识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普及。毫无疑问,在我国,计量经济学模型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研究和实际经济分析的一种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目前,“计量经济学”已成为我国经济管理类专业最为关注、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R.Klein)所说:“计量经济学已在经济学科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在大多数大学和学院中,计量经济学的讲授已经成为经济学课程表中有权威的一部分”。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P.Samuelson)甚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

二、计量经济学对大学人才培养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正对我国现有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适应新世纪对人才素质的要求,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应当加强建设能拓宽专业口径,调整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的课程群。计量经济学正是其中之一,它能从以下四个方面提高人才培养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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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金融课程教学对比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决定着企业甚至是整个行业的兴衰。而人才的培养来自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能否拥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决定着国家培养人才的水平,甚至是国家的未来。   一、中外高校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所以课程设置是整个教育教学的核心和关键。   我们现以俄罗斯为例简要介绍中外课程设置的差异:俄罗斯某高校金融专业本科阶段课程设置[1]:课程设置国家历史、俄罗斯及国外文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基础、宗教研究、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基础、外语、俄罗斯宪法基础、生态学基础、生命安全、国防、劳动保护基础、体育、政治经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经济学说史、经济历史、经济数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企业经济、管理学、市场经济、企业金融、会计、经济分析、保险、投资、经济法、国际经济、财务管理、税收体系、银行程序、金融市场、财务分析、基金市场、货币与信贷、资产定价、国际金融市场、第二外语、国家经济部门和区域金融、区域金融的当代问题、审计学基础、金融风险管理、国家资金目标学期论文政治经济、微观经济、企业财务、保险、国家金融、税收体系、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国内某高校金融专业本科阶段课程设置:公共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体育、大学语文、大学生就业指导专业必修课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会计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金融学、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经济法专业限定选修课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期权期货与其他衍生工具、金融工程、西方金融理论、公司财务、资本运营、信用管理、管理学、金融英语、财务管理通过以上两所学校课程设置的比较,可以看出国内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与国外存在一些差异:   1.国内课程设置单一和僵化,没有重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我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发展比较落后,决定了我国金融专业培养目标的单一性,主要是银行、证券领域,因此导致了课程设置单一和僵化。课程设置主要集中在货币银行、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长期以来课程设置单一僵化,不能紧跟金融实践的发展需要。而现代科技和现代生产的发展,要求大学课程必须加强学科间的交叉和横向联系[2]。国外的课程中涉及到了哲学、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第二外语,甚至是劳动保护和宗教,这些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设置可以使学生扩大视野,更有利于毕业生很好地适应社会和工作岗位。   2.从国外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到除了基本课程以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学期论文。国外高校从大二开始每学期都要求学生就本学期的课程完成一至两篇学期论文。这是列入教学计划并在学期末要进行考核的。这样可以使学生综合运用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知识,综合阅读文献资料,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国外,国内在这方面做的稍显欠缺。   3.国外大学四年每学期都安排有课程,并且学生到课率非常高,因此以上的课程学生都能够得到全面的学习。而国内到大四安排课程非常少,大四第二学期基本没有课,而且大四学生由于考研、找工作、写论文等诸多原因,到课率非常低,因此以上很多课程学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学习。   二、中外高校教学模式比较   1.我国金融学本科阶段课程多,主要依靠教师课堂授课,这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但是有可能成为培养学生独立性和创新能力的障碍。教师开设了大量的课程,以统一式的课堂讲授为主,造成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缺乏,自学和讨论的时间太少,使有限的学习讨论流于形式。相比而言,俄罗斯高校教学方式就显得非常灵活。每门课程通常都分为大课小课两种形式。每门课程在每周都设有一次大课,叫做讲授课,这种课程是合班上的,教师统一式的授课,讲授基本的理论知识。同时每周该课程还设有一次小课,即讨论课,这时要分成小班,由不同教师组织学生对这门课程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内容丰富,方式灵活,学生可以与教师自由交换意见和观点。这也是一个鼓励学生提出新观点、新方法的学习过程。   2.国内高校本科阶段课堂时间繁多,课外时间不足。除了安排满满的课堂学习时间外,还有学校规定了早晚自习。而国外的教育是教会学生怎样去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俄罗斯教育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启发他们主动学习,不是简单地从老师那里接收知识的单向过程,而是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深入研究,并就所学内容提出疑问,不断思考[3]。俄罗斯高校一般一天时间只有半天是在学校上课,其余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支配。这就给了学生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形成自己的问题和观点,然后拿到讨论课上去研究讨论。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下,学生不仅能全面掌握学科知识,而且具备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国内高校考核方式僵化落后,无论考试课还是考查课,全靠一张试卷来考核学生的成绩。其中客观题占40-50分,主观题占50-60分。在这种考核方式下,有很多学生全靠期末突击,不论其是否真正掌握了这门课程的知识,也能考一个不错的成绩。而国外的考核方式就相对较为灵活,教师在考核中的主动性也比较强。考查课有很多不是笔试,而是口试。每个学生接受教师面对面地提问问题,一般为3个问题左右。考查课成绩没有等级,只有过与不过,并且教师有资格对每班学生中的3-5个进行考查课免试。考试课不是出一套试卷,而是针对这门课程,每个学生有3-5个论述题,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综合掌握能力。考试课成绩实行五分制。并且有些课程要求完成学期论文,完成学期论文是参加期末考试的前提,否则将不具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在这种考核方式下,教师具有比较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考核了学生的综合能力。#p#分页标题#e#   三、启示与借鉴通过以上对中外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的对比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课程设置要从社会需求、知识结构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既要学习国外课程设置紧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又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开设课程,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课程设置。比如,虽然我国当前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但我国还是银行主导型国家,银行还是金融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所以在开设金融学课程的时候就要针对这一点,立足于宏观金融,以微观金融为辅,这样才能既适应我国国情又能与世界接轨[4]。   2.国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国外很多金融学、经济学的教授都是各大银行的行长、保险公司的高层,拥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国外学生的实践机会也比国内学生多很多。   3.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国内的教学模式给学生灌输了大量的类似“1+1=2”这样的“无用的、绝对正确的”知识,而教给学生的有用的方法太少,这样的学生动手和科研能力都会比较低下,难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我们必须改变现行的教学模式,少讲多做,真正把相应学科的概念、原理、方法教给学生,促使学生形成研究性学习习惯,有更多的思想空间。   4.改革考核方式,赋予教师更多的灵活主动权。让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特点,灵活地选择笔试、口试或是其他考核方式,消除仅凭一张试卷决定学生成绩的应试教育的弊端。   我国金融学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能够适应和满足经济全球化要求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熟练掌握经济学、金融学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管理、决策、科研能力的应用型、复合性人才。改革那些陈旧过时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存在的弊端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如应对来自各方面、全方位的挑战,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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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结构高等教育论文

一、已有文献

1.政府支出结构。

在研究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文献中,普遍的结论是地区间标尺竞争和官员晋升激励竞赛成为产生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尹恒和朱虹(2011)通过比较县级财政可支配转移支付作“增量收入”和“既有收入”的用途,分析了以GDP为中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激励,证明了县级财政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乔宝云等(2005)利用1979年~2001年的省级数据,发现地区间财政竞争导致政府存在对资本投资的偏好,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不足,地方居民的经济福利被忽视了。平新乔和白洁(2006)运用1999年~2002年省级数据研究发现,预算内支出主要用于教育等公共品,而预算外支出则主要用于满足本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傅勇、张晏(2007)运用1994年~2004年的省级数据同样发现政府支出结构存在“重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倾向。

2.政府教育支出结构。

Su(2004)认为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教育资源配置政策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效果,文章利用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证明基础教育的支出偏向会有利于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公平,实证部分探讨了公共教育支出的经济效应。廖楚辉(2003)利用Logistic模型验证了政府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支出偏向以及带来的效益增长之间的关系,强调政府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力度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初期的重要作用。李贞(2012)从教育支出的地域结构角度,借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收敛概念,提出政府应该缩小教育投入的地区差距,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以及人口大省有所倾斜。王蓉、杨建芳(2008)认为财政分权对省级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具有显著影响。郑磊(2008)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标尺竞争、财政分权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财政自给度具有正效应。上述研究有助于澄清政府教育支出在三个层级教育以及区域之间分配偏向的原因,但很明显,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对于本科教育以及高等职业教育这两类高等教育类型的拨款划分比例研究上尚存在空白。2014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工作来推进,但从基层实践的情况来看,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要迎合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3.职业教育投资回报。

DanielaGlocker、JohannaStorck(2014)利用夏普指数(Sharpe-ratio)研究了不同类型不同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与风险,发现应用学科和职业教育的收益/风险比值要高于大学教育。JonathanMeer(2005)研究发现,职业教育不仅有助于降低辍学率,而且提高了弱势群体的收入。综上,目前劳动力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使得高等教育需要被重新审视和定位,高等职业教育在调节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中应该发挥作用,但是我国高职高专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因此本文试图对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以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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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基本养老保险缴纳情况调查

摘要:随着我国流动人口逐步呈现老龄化的趋势,他们是否能够实现老有所养、是否已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为探索出促进流动人口基本养老保险缴纳的有效方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主要从流动人口收入、文化程度、政策认知和工作单位的角度出发,分析存在基本养老保险参与率低的原因,并从落实收入分配改革制度,国家政府合理适度补贴、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以及加强监督管理力度等方面考虑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缴纳情况;对策

0引言

近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增长比例持续升高,且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逐步上升。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流动人口的规模持续增长且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这一群体的养老保障福利的缺失是我国社会福利建设进程中面临不容忽视的问题。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对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流动人口是否能够实现老有所养、是否已经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已为学者所关注。近年来杭州市通过各种举措来吸引外地人才来杭发展,城市流动人口与日俱增,因此本文将杭州市作为调研点,以流动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为研究对象,设计了相关问卷,进行实证调查分析得出具有代表性的流动人口养老保险问题以及影响因素,并对此提出相关对策。

1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的定义有多种理解,蔚志新(2014)提到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大家常常明确以“时间”和“空间”为衡量标准,把超过“一定”时间限度、跨越“一定”空间范围的位置变动才视为人口迁移或人口流动。陈乙酉(2018)同样解释了流动人口是特有的概念是在我国特定的户籍制度条件下所形成的,是指公民离开了其户籍所在地到其他地方居住和工作。基于此本文把流动人口定义为长期在非户籍所在地居住、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围绕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意愿,国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主要是在养老保险参与状况和相关影响因素,为完善流动人口养老保障制度提供政策建议等议题而展开。常仁珂(2014)认为地区乃至企业利益的冲突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参保积极性。刘厚莲(2019)研究认为流动人口自身参保意愿不强也是造成流动人口低参保率的原因之一。国外对养老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系和模式的建立H.Robert&J.E.Stiglitz(2001)提出在强制性的公共养老体系存在的合理性、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的筹资模式比较争论比较激烈。此外Fan(2008)总结了关于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政策的覆盖面广、可操作性强、政策条款详细、制度本身的法律地位高等,对国内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有借鉴意义。综上,我们发现关于流动人口养老缴纳问题的研究,以往学者大多从宏观角度分析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层面的研究,对于流动人口个人情况、身处环境及主观感受方面的分析较少,没有较为深入地探讨。本文选用杭州市流动人口的基本养老保险为研究对象,从个人、企业、国家层面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得出流动人口养老保险缴纳率低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所涉及的研究和相应对策更加细致,具有针对性,可供进一步优化设计思路。

2调研结果分析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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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研究

【摘要】随着灵活就业群体越来越大,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社会主义养老保险政策是一种必然选择。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存在参保意识淡薄、缴费负担较重、时有断缴现象发生等问题,有些灵活就业人员甚至选择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低、养老保险待遇低的现实情况,论文提出了激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相关政策建议,对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及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激励;参保率

1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现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主要面向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工作者。欠发达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年龄多在20~60岁,受教育水平不高,多数为初中或高中毕业,工作岗位不稳定,工作强度较大,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文件了解较少,更无法准确理解国家的政策,对自己是否应该参加养老保险比较迷茫[1]。相对于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率远低于各类企业职工的参保率。欠发达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1.1参保意识淡薄

灵活就业人员中,30岁左右的青年人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良好,年岁较小,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较远,还有部分灵活就业者错误地认为参保收益和支出不成比例,参保动力不足。45岁左右中年人逐步意识到自己身体素质有所下降,且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最少缴费年限时,认为应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却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实际状况,且此时子女多数正在就读高中或大学,双方父母多数已经步入老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慢性疾病,生活和医疗成本都在增加,中年家庭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灵活就业人员大多收入水平低,缴纳养老保险的费用占总体收入的比例较大,为了缓解当下生活压力,部分人员选择放弃缴纳养老保险来换取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1.2缴费负担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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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改革探究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到大众化发展阶段,涉及的主体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教育公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深化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平衡学生、高校、教师、社会等各方面关系,能够为学生成长、高校发展、教师创新、社会进步提供助力,进而培养综合水平更高、实践能力更强的现代化人才。高校应完善学籍管理制度与人才培养方式,建立多样化的教学考核评价制度,完善实践教学管理机制,建立尊重、理解教师的教师管理制度。

[关键词]教育公平;高校教学管理制度;深化改革

教育公平是指,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严格遵守公正平等原则,避免资源分配过度倾斜,教育整个过程中按照公平原则开展教学活动,个体均有进入高校享受教育资源、得到公正评价的均等机会和平等权利。

一、高校教学管理制度内涵辨析

从权力系统层面来看,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内涵在于实现集权与分权的统一;从教学管理层面来看,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内涵则在于实现引导与自主的统一。

(一)权力系统层面:实现集权与分权的统一

伴随着高校学科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和知识迭代高速演进,高校校长及管理者在专业知识和学科建设中的优越性逐渐隐匿。在行政管理与高校学科发展重叠时,管理者由于行政能力与业务水平兼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超出管理者知识范围部分的工作中,管理者逐渐让渡部分权力,发挥自己的管理优势,积极听取专业学科带头人及其他教师的意见,并赋予相关教师部分决策权。如此,高校工作的决策就实现了集权与分权的统一。另外,在教育监督工作中,高校一般不设专门的考核与监督管理部门,而是将考核和监督工作细化于日常的行政与教学管理工作之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监督和考核工作的专业性建设,但实现了监督权力的分化,从而保障了监督和考核结果的公正性。由此,在高校的考核、监督工作中,集权与分权实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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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综合评价

【摘要】安徽省进入了新型城镇化快速开展的新阶段,实时抓住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实质,从社会进步、人口素质与生活水平、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四个方面展开,选取16个指标建立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评价体系,对2007-2016年安徽省以及2016年安徽省16个地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综合测度,最后由综合得分情况对安徽省各市进行模块划分。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安徽省;MATLAB

一、前言

虽然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现阶段速度加快,但仍存在个别地区水平仍较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3.20%增加到2016的51.99%,年平均增长率为1.25%,大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合肥市和亳州市2016年新型城镇化率分别为72.05%,38.28%,二者相差33.77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在各个地区发展不协调,所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挖掘阻碍其城镇化进程的短板是迫在眉睫的。

二、文献综述

中国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评价研究颇多。阿荣[1]等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基于此基础,选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内蒙古自治区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余艳昕[2]创新地将传统的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来进行研究,科学的测算出重庆市各区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并给出了具体建议;钱力[3]等在测算甘肃省新型城镇化进程水平的问题上,采用常用的主成分分析法,根据综合得分对甘肃省进行了级别划分。张巧玲[4]运用因子分析法对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优化,权重的确定采用CRITIC方法,并分析了山西城市化发展水平,从总体和时间轴方向,确定了影响其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总之,中国学者对中国或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本文基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2007—2016年以及安徽省2016年16个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进行评价分析。

三、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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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的历史发展

〔内容提要〕经济增长的多寡意味人们生活水平的高低,而经济增长注定伴随资源环境约束。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随着问题的出现,人类面对、研究、解决,并最终逐步达成共识,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寻求人类经济增长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态经济学;环境

一、经济增长与超载的世界

经济增长支配着当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须服务经济增长。现行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稳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尽头的经济扩张和与此关联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高税收才能减少赤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社会凝聚力也需要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至上主义”已经让世界超负荷运转并恶化了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收入不均等问题。世界经济在增长,但生态系统不会随之增长。增长意味着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肠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资源转换成更多的废物,以满足经常性破坏性的个人欲望(Daly,HermanE,2014)。当今天的科学家们谈论气候变化条件下“沙尘暴”越来越多时,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剧烈的生态与社会的改变。这些可预计的危机也必将带来剧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态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自古希腊人以来就一直争论着,包括财富创造的极限、美好生活的意义、如何实现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伦理与行为、价值认识论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这些现代主题的推理与观念线索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料中均可检索到,并唤起很多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弃和忽略的话题,包括亚当•斯密(1759)有关社会动因的作品、马尔萨斯(1798)关于人口与贫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关于对再生能源依赖的作品、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48)关于稳态经济的作品、马克思(1867)关于剥削、阶级冲突与资本积累的作品、凡勃仑(1899)关于演进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费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经济学的浪漫主义批判作品也与这些主题相关联。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态经济学历史脉络中的一些有限尝试,但最具价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关于能源—环境方面的论文。生态经济学虽发轫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仅有滥觞之力,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表达了至今仍旧流行于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经济学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论和基于环境问题制度分析的广泛写作。但其不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评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关现代工业经济的著作各自涵盖了自我控制市场经济体与公司的兴起,两者都明确地将其主题与环境退化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弹》(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预示了对环境问题一种更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觉醒。经济增长问题也被置于议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运动倡导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去物质化、选择简单随意公社式的生活。不过,流行的环境文学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风生水起,然后进入到经济辩论之中。辩题也从人口增长(EhrlichandHoldren,1971)扩展到对经济增长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对生产方式的质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长对社会的巨大影响(Hirsch,1977)。与此同时,激进的环保主义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经济学里,能源危机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环境问题(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这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轻蔑与反对(如Beckerman,1974),这类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都与公众认知大相径庭,对技术工业污染给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不以为然。滴滴涕与人类和动物的出生缺陷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开端,武器测试的核辐射、核工业事故、温室气体、臭氧层空洞、酸性沉积物、滥伐森林陆续成了政治议题和国际研究项目。工业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强加给人类很多的怨恨、忧虑、恐惧和无奈。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而言,经济增长具有恶劣的误导性(Mishan,1969)。人们认为,环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经济学以外的价值(Krutilla,1967),但这些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论框架(Kneese,1984)。最基础的访谈数据结果对人类心理学与动机的经济模型提出了质疑(Spash,2008)。在正统经济学内部,偏好功利主义、最优控制模型、折现、一元论价值体系和教义化的数学,严重限制了批评、创新和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然而,环境经济学家也没有能力开宗立派,他们固执地教授一个核心模型,将污染描述为易于纠正的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局部问题,是一次性的市场失灵(Spash,2010);更糟的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将污染视为一种最优行为(Mishan,1971)。因而,20世纪70年代,那些对环境问题发表激烈评论的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在那个十年被边缘化了,其因在于他们的评论太具强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发表了一篇经济熵的文章,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长远地看,增长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础性改革。他从人口规模、生态系统压力到变革需要的时间以及人类系统可能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推理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怀疑。经济系统与伦理道德判断的分割,既要关注活着的同类,也要关注未来子孙。赫尔曼•戴利(1977,1992)认为,面对经济熵定律和对增长的批判,最好的目标选择是“稳态经济”。否则,大自然的反馈循环将迫使我们这样做,那时可能就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更多激进文学作品和思想者的潜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属于主流阵营,将其广泛的多产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义思想体系之内,包括机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义,而正是它们限制了环境经济学家的早期努力。为实施环境评估,测度与价值问题成为生态经济学的高频议题,部分原因是尝试理论“包装”,以便为采取行动吸引经济和政治支持。后来,环境影响的物理计量技术也被开发出来,如生态足迹。更多的成本,如效益类型的研究也扩展到生态事务当中。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如果像在市场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样处理生态系统会存在严重问题(Spash,2008b)。于是,一种“混改”式的作品出现了,因为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能从过去经济学实践中发展一个连贯一致的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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