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理论范例

大萧条以来,财政政策被视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但20世纪70年生的滞胀,却使这一政策的有效性遭受多方面的置疑。经济学界有关财政政策的作用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萨缪尔森指出,财政政策是指制定税收和公共开支的过程,其目的是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维持增长的高度就业的经济。从定义中可知,财政政策是为了减小经济波动而制定的。那么,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看法,就成为财政政策问题分歧的根源。   一、财政政策无效论   (一)经济和谐运转,不存在经济危机,勿需财政政策。   1、古典学派   古典学派对宏观经济有两个基本认识:第一,经济仅仅会在短期内偏离充分就业,因而不可能存在长期的衰退。合格的劳工在现行的市场工资下,能够迅速地找到工作。第二,总需求政策会影响价格水平,但不会对产量和就业产生持久的影响。   基于以上认识,古典学派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其职能仅限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治安以及举办某些公共工程。在财政问题上,古典学派主张财政收支平衡,反对赤字和举债,反对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   古典学派的代表人亚当•斯密就反对举借公债。他认为,公债侵蚀了资本。“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①”在他看来,公债豢养了食利阶层,并且使人民在战时的重负无限期拖延下去。   2、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赞成萨伊定理,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有趋于充分就业的倾向,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适应供求状况上下调整,劳动力市场可以出清。在新古典主义者那里,价格机制的精致与完美得到了充分的论述。因此,他们认为,任何随机的或非系统的总需求政策,都只会增加经济在自然水平附近的波动,财政政策也不例外。   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政府深受新古典学派的影响。即使在大萧条前期,英国政府仍然坚持着所谓的“财政部观点”,即财政投资的挤出效应是完全的。“财政部观点”强调,政府通过向私人部门出售债券来筹资,诸如进行道路建设、公共房屋建设等政府支出项目,只不过是把资金从私人部门的投资中转移出来而已。而且,试图通过投资公共支出项目增加就业,作用也不大,因为即便公共支出项目更多地安排了劳动密集型活动,也会被公共部门更为低下的运作效率抵消效应。   (二)承认经济会陷入萧条,但认为财政政策无效。   1、货币周期论:应采用单一货币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几乎重新恢复了传统货币数量论(费雪方程:MV=PQ),即货币供应是外生的。他认为,从长期均衡趋势看,经济将处于“自然失业率”状态,政府过多的干预只会使情况更糟。在弗里德曼看来,财政政策不仅具有挤出效应,而且政策时滞常常使政策实施后果与经济运行的需求背道而驰。基于这种认识,他反对“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而主张采用“单一货币规则”。   弗里德曼还提出了永久性收入理论,即各个时期的消费支出与消费者的永久性收入有关,只有较小部分与现期收入有关。这么一来,政府支出的变动就是无效的,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动不会对永久性收入产生影响。对于居民而言,临时性的额外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作为实际消费,其余都转化为储蓄,因而财政支出并没有达到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   2、理性预期学说:公众的理性预期使财政政策失效。   卢卡斯用理性预期假说改造了自然率假说,采用了比货币主义者更为激进的说法:即使在短期中也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失业是劳动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自愿调整工作与闲暇的跨时替代;经济波动的原因是货币供给冲击,波动的传导机制源于经济行为人对价格水平的错误预期。1976年,卢卡斯提出了对传统政策评价方法的批评。他认为,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来预测不同经济政策的后果,因为在新的政策环境下,经济主体会调整他们的预期和行为,这些模型的参数就可能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政策无效性命题:存在理性预期、且工资与价格具有弹性的条件下,被人们预期到的政府政策无法影响实际的产出或失业。只有政府随机地改变财政政策、公众未预料到时,才会影响实际产出和失业,但代价是造成产出的剧烈波动。   3、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波动本身就是自然和有效的。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人,不满意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这两种理论同样信奉新古典信条,其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强调经济波动的根源是影响总需求的名义变量———货币冲击,后者则认为是影响总供给的实际变量———技术和生产率冲击。   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这就意味着,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政策含义是,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因为稳定政策达不到期望的政策目标。如果政府的财政政策使产量和就业偏离了市场决定的最优数量,那么政策就将造成很大的危害。一般而言,减轻经济的不稳定性会减少福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还因为这一理论,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政策执行的扭曲导致财政政策无效。  #p#分页标题#e# 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的假定引入政府研究领域,认为由于政府内部成员的自利行为,政府积极运用的财政政策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政治家们具有只花费而不向选民征税的自然倾向,理想化的凯恩斯政策体系———萧条时期实施财政赤字,繁荣时期实现财政盈余———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被证实是难以贯彻的。   布坎南认为,20世纪60—80年代如果美国政府不在财政上大肆挥霍,该国的资本储备会比现在高得多。他批评说,美国政府在预算赤字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发行公债,是为了满足公共或政府的消费,而不是用于公共或政府的投资。政府既没有做到“量入为出”,也没有将借来的钱用于生产,这样就双倍地违背了财政节约的传统原则。   (四)经济环境的制约致使财政政策失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普雷姆詹德在《预算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赤字财政政策缺乏可行性。   首先,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发达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通过赤字政策增加需求,减少失业。这种总需求管理的财政政策可以带动原本没有被利用的资源,如资本、设备和管理技术。而在发展中国家,闲置资源有限,若刺激购买力,产生的效果是增加进口,抬高物价,而不会增加本国的生产力。其次,赤字的弥补也是问题,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不产生通货膨胀压力的筹资数量通常是有限的。财政赤字对货币供应产生影响,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   再次,一项政策的实施,在经济组织比较完备,市场机制完善而灵活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效,并且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知。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健全,统计资料也不透明,不仅政策的实施会遇到障碍,政策的制定也缺乏必要的信息。   费景汉也曾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衰退时期,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是由推进经济增长的使命感所驱使,而且受到支出权力情绪的起伏所支配。这就是说,财政政策的运用,在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科学的决策依据。   二、财政政策有效论   (一)有效需求不足说:财政政策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   “消费不足理论是周期性不稳定的最古老解释之一②”,西斯蒙第、马尔萨斯、霍布森以及后来的凯恩斯都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危机的起因。霍布森曾分析消费不足、“过度储蓄”的根源:一是消费的保守主义性质,即人民的消费习惯是比较稳定的,不容易突然有大量的增长;二是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储蓄之所以过度,不是由于储蓄者的愚蠢,而是由于收入分配中工人所占份额太少,雇佣阶级和占有阶级所占份额太多。   其后,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凯恩斯提出:不稳定性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特征,并且低于充分就业的萧条状态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凯恩斯看来,这种不稳定性主要是总需求波动的结果: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变化引起投资急剧下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消费需求不足,这就带来严重的非自愿失业问题。如果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就能使这种不稳定性得到纠正,并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为了反驳当时的“财政部观点”,凯恩斯强调,以公共支出取代私人支出,挤出效应是不完全的。只有在资源已经充分利用时,挤出才是完全的。他提出两个鲜明的观点:第一,现有储蓄并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第二,公共部门的支出会节约现有储蓄,甚至会创造额外的储蓄,这就是凯恩斯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乘数概念。乘数概念表明,给定的公共支出规模会产生更大的收入增量,继而形成储蓄的增量。只要存在失业工人和闲置的工厂设备,乘数效应就会发生作用。乘数概念为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所采用,并加以精炼。哈维莫———盖尔廷平衡预算乘数定理就论证了,即使初始支出与税收完全相等,公共工程的就业效应仍然为正。   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保罗•克鲁格曼又举起凯恩斯的大旗,他指出,危机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克鲁格曼看来,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③”他认为,教条地坚持自由市场原则,只会使政府丧失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   (二)经济增长停滞说: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   1938年,汉森提出成熟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停滞理论。汉森接纳了凯恩斯关于投资需求不足的观点,认为伴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推广应用,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但投资需求的增长不能够自动实现潜在产出、潜在产出增长率和充分就业水平,结果从长期看,经济将趋于停滞状态。   而为了实现GDP实际产出水平和潜在产出水平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关键在于使新增的投资达到足够的水平,防止储蓄大于投资。汉森主张,为促进投资水平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必须实行持续和稳定的政府干预政策。   汉森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证明这一观点:实际总产出对时间求全微分:汉森认为,从长期看,支出乘数将趋于下降。同时,经济进入成熟资本主义阶段后,自然资源的开发速度是递减的;人口和劳动力增长也将逐步减慢;另外,企业和企业家创新的速度也会下降。这样,经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其实际总产出将低于潜在总产出。   汉森认为,一个经济是否出现实际产出的下降,最终依赖于政府公共部门支出的增长。如果政府支出足够大,政府支出增长率足够高,就可以抵消导致经济增长出现停滞的力量。   汉森的理论把经济增长与公共部门支出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在经济萧条期,政府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有效需求,增加就业量;而当经济高涨、通货膨胀时期,政府则减少财政支出,实现预算平衡或结余,以降低有效需求,控制通货膨胀。这样,预算就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实现了平衡。#p#分页标题#e#   (三)财政阻力说:实施增长性财政政策。   20世纪60年代,赫勒与托宾提出增长性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以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长期赤字政策。托宾主张,只要实际经济产量小于潜在的产量,哪怕是经济上升时期也应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这被称为“新经济政策”。赫勒曾担任肯尼迪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他强调,美国经济停滞和失业增加的原因在于,潜在生产能力与实际生产能力之间已形成越来越宽的“鸿沟”,而这是长期奉行补偿性财政政策的恶果。因为这种政策要求在危机之后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来弥补反危机产生的赤字,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财政阻力”。在他看来,政府必须实行以1.5%的经济增长率和4%以下失业率为目标的长期赤字财政。   事实证明,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采用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的政策,使美国走出了经济的低谷,并出现了二战后最长时期的经济扩张,被称为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赫勒与托宾之前,勒纳提出的功能财政论与增长性财政政策不谋而合。勒纳认为,财政的首要功能是稳定经济,而平衡预算———无论是年度的,还是周期的,都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他把功能财政解释为“其核心思想在于,政府的财政政策,政府的开支与税收,政府的债务收入与债务清偿,政府的新货币发行与货币紧缩等政策运用,都应该着眼于这些举动对经济产生的后果,而不应该着眼于这些举动是否遵循了既定的传统学说,顾虑这些传统学说是否好听。⑤”勒纳强调,扩大政府支出是保持繁荣的常用方法,当失业问题严重时,政府大可增加支出,而不必担忧过大的国债数量。   (四)新凯恩斯主义: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微观基础。   新凯恩斯学派与原凯恩斯主义学派一样,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取向。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补充了微观理论基础。他们指出,工资、价格具有粘性,还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两方面论证了市场机制的失灵,从而在结合微观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坚持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思想。   新凯恩斯主义者中,格雷戈里•曼丘、劳伦斯•鲍尔和大卫•罗默等人侧重从有成本的价格调整(菜单成本)、价格与工资交错调整等形成的名义价格和工资粘性方面解释经济波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布鲁斯•格林沃尔德等人则侧重从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风险等形成的实际价格和工资粘性方面解释经济波动。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这两方面有所会通,实际粘性会强化名义粘性,导致货币非中性、非自愿失业、信贷配给等市场非均衡现象,加强或延长宏观经济偏离自然率的波动。   他们认为,由于价格和工资的粘性,价格在遭受到总供求的冲击后,从一个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回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均衡的恢复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缓慢调整,因为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过程。因此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调节总供求,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新凯恩斯主义与旧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把经济周期视为市场失灵的表现。新凯恩斯主义也赞成新古典综合派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但更倾向于一种较为温和的表述方法,即: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加严重。他们认为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抑制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上,以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从而稳定经济,增进社会福利。   三、小结   其实,经济学家们在争论不休的同时,政治家们从来没有停止对财政政策的运用。根据沈括在《梦溪笔谈》第204条中的记录,早在北宋仁宗皇?二年(1050年),江浙一带发生严重饥荒,当时管辖这一带的范仲淹就采取了纵民竞渡,令佛寺主持大兴土木、翻修公家粮仓和官吏住房等措施,来扩大就业,度过灾荒。这些工程“日役千夫”,从而解决了灾民的生活问题。沈括认为,“是岁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范仲淹的这些做法,其实就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带动消费和投资,从而拉动总需求。这说明,早在近1000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家就已经在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经济不景气的问题了。   至于西方国家,自大萧条以来,政治家更是财政政策的积极奉行者。以美国为例,从罗斯福新政到里根政府的减税潮,从克林顿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到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方案,无一不是在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实施调控。1998年至2003年,中国政府也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成功地启动经济,拉动经济增长。这些都证明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可见,理论家们的争论,一点也没有妨碍财政政策在实践中的应用。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摘要］财政政策可以为房地产业健康良性发展提供财政支持。为促进我国房地产业良性运行，以财政政策为视角，基于基础理论提出财政政策介入房地产业的正当性，同时考察国外财政政策介入房地产业的实践，可以为我国财政政策介入房地产业提供重要的借鉴启示。

［关键词］财政政策;房地产业;理论依据;国外实践

1引言

房地产业作为国家支柱性产业，事关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房地产业健康良性发展有助于国家经济建设转型升级。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发挥财政政策的协调功能，从根本上可以保证房地产业健康良性运行。

2财政政策介入房地产业的理论依据

2.1市场失灵理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手段具有计划手段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市场也存在垄断、外部性、分配不公等问题。［1］我国1996年住房商品化以来，国家房地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在提高消费需求的同时，人们滋生规模庞大的投资和投机需求。在人们规模庞大的投机性需求刺激下，房地产业如何发展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然而当前，随着房地产业市场经济发展，房地产业日益脱离其作为消费品的本位，而成为投资品。因此，促使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单纯依靠市场化手段很难奏效，还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

2.2社会本位理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经济发展应当以社会本位为原则，社会本位是指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或政策时，必须优先考虑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即公共利益，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一项法律或政策符合社会利益，其就符合社会本位利益。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认为社会利益其实与个人利益是一致的。19世纪末以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使市场环境变得错综复杂，“看不见的手”出现失灵。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所有奉行自由竞争理论的国家都存在着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与盲目逐利所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大量社会问题因此而产生，诸如产能过剩问题、环境问题、公共产品短缺问题、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困扰着各国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严重问题时，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并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利益都能够在“无形的手”的调控下，促进社会利益的增加。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可调和，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树立“社会本位”观念，为合理解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矛盾提供根本解决路径。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推进房地产市场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产生房地产市场诸多乱象，成为房地产业良性发展的障碍。如果放任一小部分开发商和极少数富裕群体借国家正值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这个机会大肆炒地皮、炒房子，无节制地从中牟利套利，无疑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在高额的房价面前望洋兴叹或举步维艰。广大人民群众分享不到国家改革带来的发展红利，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严重。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国家就不能保持长治久安。因此，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各行业发展必须以“社会本位”为原则，国家通过制定行之有效的法律和政策引导和规范个体行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形式

通常财政政策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种为紧缩性财政政策，一种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经济出现过热现状，通货膨胀呈现上升趋势时，则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伴随着政府减少支出，或是增加税收的措施。而当经济出现萧条，失业明显增加的趋势出现时，为了社会稳定，国家则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财政政策中政府的行为不同，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会采取增加财政支出或减少税收等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措施。总之，无论是在紧缩性财政政策还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在其中进行的宏观调控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尽最大可能减少经济波动，并减少对国家经济的损失。

二、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采取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使得经济结构在短期内做出有利调整，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消除货币政策在其实施的过程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拉动经济的增长。因此，财政政策的积极实施对刺激社会需求带来积极影响，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持久的动力支持。所以说，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学中的表现效果

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包括就业情况，物价情况，经济增长以及收支平衡四个方面。首先，我国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依然不是很乐观。自08年5月份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呈现逐月回落的趋势，政府在防止大面积的通货膨胀方面做出的很大努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虽然如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依旧在高位运行着，仍不能掉以轻心。其次，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我国部门出口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导致市场格局发生转变，企业利润下降，因此这种经济回落状态必须引起重视。第三，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很不乐观。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相继关门，生存压力增大，因此造成就业难的现象。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际收支格局必然出现多级分化的现象。造成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回落。综上我国经济形势下，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有所不同。就拿我国经济萧条时期和经济过热时期来比较，财政政策所表现的效果是不同的。对经济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会保持和促进经济总需求的稳定和一定程度的增长，可以有效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带来积极影响。

四、就财政政策对宏观调控的建议和措施

一、中国54年来宏观经济调控的回顾   (一)“三位一体”式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   调控机制的形成实现工业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理论关于走出二元、摆脱落后的通行观点和政策主张。这正如布瑞斯所指出的，“在全世界，工业化实际上已成为本世纪中叶一个使人着魔的字眼。"[日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年代里，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追求的首要目标。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实现工业化是中国经济由战后恢复发展转人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后提出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在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又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比如，在“一五”计划重点建设的156项工程中，属于民用的104项工程平均每项投资达15008.22万元，其中重工业平均每项投资达15258.55万元，而钢铁工业平均每项投资更高达80906.29万元。   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中心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主要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的，而且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不存在可以替代的路径。因此，毛择东认为，在中国推进工业化，就必须首先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换育之，在建国初期，中国若选择以发展轻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虽有道理，但却不适应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只能而且必须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赶超战略。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要实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工业化赶超战略，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形式。林毅夫、蔡舫、李周三学者在其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较为清晰地解释了这一内在的经济逻辑。   首先，在一个经济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为解决20世纪50年代我国资本稀缺的资源察赋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国家只能人为地压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从而造成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斋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撅;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还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和体制。因此，只要选择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以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制度和毫无独立自主权的徽观经营机制为特点的“三位‘体”式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便会相继形成，闺这种“三位一体”式计划主导型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徽观经济主体的重构上。它具体又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重构。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安徽小岗农民则首创“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贵任制在中央经历了由“不许”变为“不要”(1978)，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1979)，继而“肯定”(1980)，最终完全放开(1983)的过程。[aj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不仅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优越性，而且第一次概括地提出了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双层经营思想，从而标志着农村新的徽观经济体制在理论上的初步形成。其二是几城镇国企改革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过去、现在还是今后，国企都是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主要依托。正因为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搞好国企进行了各种尝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和探索。   1978年国家对国有企业一改统收统支，实行企业基金制度;1979一1980年，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81一1982年，试行多种形式的经曹贵任制，如利润包干、利润递增包干、亏损包千等;1983一1984年9月，实行第一步利改税;1984年10月一1986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1987年至今，又进行了完善企业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全国各地实行的办法很多。主要有承包制、股份制改革、租赁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兼并、企业托管等等，并最终提出了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主张，从而为我国的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创新还表现在宏观经济运行载体的市场取向改革上。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在宏观经济运行载体即宏观经济调节机制的选择上，就是引进和发展市场调节机制。因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经济只有市场化，才能成为世界市场经济的一个分支，并在经济全球化中谋求自己应有的地位。具体而言，中国24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又可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五个小的阶段。(l)市场化的准备阶段，或萌芽阶段(1979一1991年)。其主要特征是:“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阶段，具体又可区分为以下三个小阶段:经济调整与改革的起步阶段(1979一1984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调节)为辅;推行全面经济改革的阶段(1984一1988年)，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l治理整顿、维护稳定阶段(1988一1991年);(2)市场化改革的实施阶段，或生长阶段(1992一至今)。其主要特征是“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具体也可区分为以下两个小阶段: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1992一1997);市场化改革的攻坚阶段(1997一至今)。总之，经过二十四年来的市场取向改革，目前我国商品市场调节价比重已超过90%，即我国九成以上商品价格已是“市场说了算”。   (三)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   为治理国内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应对国外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自1998年10月开始，我国又连续近六年对国民经济实施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旋律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俗称扩大内需政策。据统计，从1998年至2003年，我国分别发行国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中国近六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国民经济增长1.5百分点、2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使当年的GDP增长分别达到7.8%、7.1%、8%、7.3%和8%。按这个比例计算，1998一2001年间，国俊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20%、28%、21%、25%。事实呱卯，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我们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一次尝试。#p#分页标题#e#   我们在肯定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正面效应的同时，又不能不看到，中国近六年来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偏差同样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单向片面地强调需求调控一方，而忽视了供给调控另一方，仅仅在“市场摇求—宏观需求管理”这个圈子内寻找对策，未能将濡求刺激与供给推动结合起来对市场进行调控，故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至今仍有差距。概括起来，中国近六年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实践的悖论具体主要表现在通货紧缩的压力并未根本解除、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并未改变、民间投资启动效应至今仍不明显、不可忽视的国债风险及公共投资的腐败等方   二、对中国现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反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与中国实践的悖论运行，迫使人们不得不对政策本身进行反思。概括起来，其中的症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西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历史背景不同。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对西方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仿效。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却忽视了中、西方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历史背景。西方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若溯起源头，在实践上最早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其理论源头却来自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其共同背景是世界经济的大萧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研究稳定政策的现代方法产生于大萧条。关于大萦条的知识，在60年代以后，仍是理解现代经济学和美国经济的要点。”[s]一句话，西方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大危机”、“大萧条”的产物，凯恩斯理论亦被称之为萧条经济学。而自1998年以来，中国面临的时代背景只是市场疲软，通货紧缩，而不是大危机、大萧条。而且中国目前最主要、最重要的是无效供给(过剩)问题，而不是真正有效需求不足，是过剩供给与孺求各踞一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有效运作既必须依赖于一整套制度基础(体制完善)和结构条件(结构优化)，还必须积极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的宏观经挤环境对政策导向的选择及其目标都有不同要求。历史背景不同，即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则解决问题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会使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出现“水土不服”，这正如《晏子春秋》所言:“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权。”   (二)我国尚不具备积极财政政策范式的适用条件。西方正统经济学在论述宏观经济政策时均是以经济结构稳定和制度结构既定为假定前提的。换言之，积极财政政策范式的实施或有效运行必须具备和依赖一定的制度基础和结构条件。一方面，必须具备高度发达的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墓础条件，包括真正独立的国企制度;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政制度与运作体制;建立独立的具有一定权威的中央银行制度;相对完普的商业银行体制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市场化利率制度;高效廉活的政府体制及健全的法律制度等。另一方面还必须拥有一个合理和优化的结构条件，如合理、优化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结构、供佑结构及相应的收人分配结构、区域结构及城乡一体化等。   积极财政政策范式在中国的不适应或失效的症结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徽观基础和制度条件等问题。换育之，积极财政政策范式的有效运行所必须依赖的制度基础与结构条件在中国目前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从而导致其水土不服。一方面，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包括尚未建立起真正独立的企业制度，从而使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相应的徽观墓础汤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尤其是资本等要素市场严重滞后;金触机构具有很高的非独立性，并对政府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金融市场还不健全、不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缺乏中介环节，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利率弹性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效果发挥不到位、不彻底;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其他配套调控手段十分缺乏，从而大大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现行政府体制尚存在种种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结构不合理;收人分配结构不合理;区域结构不合理;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发达的城市经济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城市经济“过刹”与农村经济“短缺”并存等结构性扭曲国情状况也严重制约了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进一步发挥。   (三)凯恩斯积极财政政策自身的缺陷或局限性。凯恩斯的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与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该政策与理论存在一系列暗含假定前提。包括假定制度既定，即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一种自然水恒的制度，而仅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其主观色彩浓厚的宏观经济理论，从而假定:“现有劳力之技巧与数盈，现有资本设备之质与t，现有生产技术，竞争程度，消费者之啥尚与习恨，各种各类劳力(包括监借组织等劳心活动)之负效用以及社会结构，—包括(除了下举变数之外)决定国民所得之分配之种种势力.”t’j而只着重分析三个自变t(消费倾向、资本边际、利率)和两个因变t(就业t、国民收人)。   而且其建立在只有三个自变t基础上的分析，也是过分强调主观心理因家的作用，比如他认为，“在礁汁未来投资之多寡时，我们必须顺及:那些从事投资者之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费是否良好，对天气之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都可能影响一人之悄绪，而投资又大部分决定于由然自发的情绪。，闭此外，它还假定供给正常，包括供给者自身及供给品的质t和层次、结构的完美无缺等，而把市场萧条的症结全部归替于有效裕求不足，局限在错求领域做如何拉上或扩张的文章，这不仅在西方已受到批评，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其次，该政策与理论本身的错误性或不完备性也很明显。比如机思斯的三大基本心理规律首先值得怀疑。以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规律为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动用统计分析否证了这一规律。库兹捏茨根据1929一1941年的逐年资料进行回归拟合，美国的消费函数为:C二47.6+0.73YD，而根据1948一1985年的资料，拟合出的消费函数为C=13.3+0.90YD。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1)平均消费倾向在长期内是稳定的;(2)战后的平均消费倾向比战前有所提高.[s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也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普遍高于发达国家，且发达程度不同类型国家存在处于同一个层次的储蓄率的现实就与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形成鲜明的悖论。1989一1993年，储蓄占GDP35纬以上的国家中有中国、韩国、日本，占30写以上国家中有泰国、印度、阿尔及利亚、伊朗、荷兰，占20%以上的国家中有智利、印度、德国、法国、以色列，占15纬以上的国家中有巴基斯坦、阿根廷、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美国。因此对凯恩斯所谓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增规律应该作具体分析。再次，该政策的实施也存在一系列苛刻条件。如经济萧条背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是真正的企业市场经济法制健全，政策透明;人们习惯于自我判断和自我预期等，一句话，其有效实施还必须依赖于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基础和结构条件。此外，该政策由于片面地强调需求边的反危机政策在实践中也无法彻底消除市场萧条。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效率下降，尤其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失灵或破产。#p#分页标题#e#   (四)衰退的内生性。克鲁格曼在其《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曾经写道，“一个又一个国家进人衰退，它们都发现传统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更加恶化，而衰退本身至少在短期内已经抵消了过去的经济成长。因此，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萧条经济学又回来了。”图而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意味着“宏观经济濡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在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l[l。〕作者的结论是，“如果我们不清醒地分析当前的问题，不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我们就无法达到我们描要的理解和把握。有些人认为，日本、亚洲新兴市场和巴西的问题是结构性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解决。但我相信，通向世界繁荣唯一重要的结构性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l[l门这正如约瑟夫•熊比特所说过的，“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刺激带来的复苏，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未能完成的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中又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另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危机的威胁。”[lz〕(五)国际上也没有很成功的搞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政府赤字和债务是很容易具有“刚性”和“惯性”的，而长期使用赤字和值务政策的结果往往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埋下通货膨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隐患。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作为中长期宏观政策的基调。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既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在20世纪中叶的空前繁荣，同时也是造成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滞胀”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舒尔茨在写给美国的一个备忘录中就说过，“反经济周期”调节的措施不能搞长。我国前财政部门项怀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说过，国际上也没有成功的搞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ls1   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未来取向我国虽已连续近六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较快，并出现一系列负面效应。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特殊的国际、国内经济背景决定了我们既有必要也有条件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国近期在继续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转变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增加国债投资的简单化观念。充分认识到积极财政政策是包括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运用税收政策、调整收人分配政策、实行财政贴息政策等在内的组合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和宏观调控需要，正确把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现形式和作用力度，进而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比如，今年的当务之急是在继续保持适度国债投资的同时，加大启动消费的力度。因为投资拉动只是扩大内需拉动的一个方面，旺盛的内需最终要靠经济‘内在机制的形成。而内生机制的形成首先要启动消费需求。而启动消费需求的先决条件是增加居民的收人。重点又应该是增加农民和城镇中低收人者的收人。因为这些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最大，他们的收人最容易转化为直接的消费。因此，今年我国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财政支出、国债投资应向能够启动消费，特别是能够提高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人者收人的方向倾斜。   (二)重视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具体包括:1.在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上，首先投资重点应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在基础设施建设内部项目的选择上，不仅应重视大的项目，而且应重视中小型项目，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更应成为重中之重。其次，在国债投资资金中加大用于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并重视取消技改贴息的所有制界限，引导民营经济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此外，还应重视加大国债资金分配给地方使用的部分。   务纳人规范化管理轨道，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为企业担保等.4.重视政策创新，如在国债投资中适当多安排一些有利于增加农民务工收人的项目，如退耕还林还草、农村中小型水利设施、农村道路、教育、卫生设施等，从而实现以工代娠的国债效应。这正如拉格纳•纳克斯所说的，欠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剩余劳动力可以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可以实现劳动对资本的替代(纳克斯，1953)。   (三)从观念、市场准人、税费负担、融资体制、外部环境等方面，对民间投资以更大的支持，从而最终真正启动民间投资。首先，在观念上应提升民营经济的地位，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举措。其次，为更大限度地发挥国国债扩张对民间经济的带动作用，国债政策孺要进行适度调整。比如，增大国债用于技术改造贴息的比例，取消技改贴息的所有制界限，引导民营经济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开放基础设施投资领域，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或担保等方式，吸引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再次，鉴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在融资体制中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应重视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并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建立一个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中小金融机构为辅的间接融资模式，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此外，还应重视清理取消对民营经济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和限制，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等等。   (四)重视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投资的腐败。首先，对国债资金投向要严格审核，坚决制止重复建设、过分超前建设和“半拉子”工程;其次，对所有国债建设项目实行公开招投标，规范操作。我国招标法明确规定，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有资金投资者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应当公开招标。而且，法律明文规定，项目法人、行政主管部门和评标委员会的专家都应彼此独立;再次，对部分国俊项目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持，减少资金拨付的中间环节和提高使用透明度，避免截留、挤占和挪用;最后，加强对国债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的审计监督。此外，对国债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纠正，并不断完善管理办法，从而确保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p#分页标题#e# (五)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重视考虑体制格局与开放经济两个因素。因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因此从中长期看，深化经挤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对外开放应是基本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应为基本政策“保驾护航”，从而防止政府赤字和债务对改革的“挤出效应”。   (六)坚持濡求拉动与供给激励并举的“两手抓”(“双轮”启动)原则。我们应借鉴西方国家的长期的历史经验，结合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及供给学派的供给理论二者之长，坚持“两手抓”原则，即一手抓需求(治标之策)，一手抓供给(治本之策)，坚持以供给带动需求。既要重视从需求的角度人手，通过实施一段积极性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前的需求困境，从而实现拉动需求的短期目标;又要坚持从长远出发，重视激励、优化、提升、增大供给，走供给主动之路，从而兼顾经济增长、供给优化的长期目标，从根本上协调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真正踩准国民经济的平衡点，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适当调整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尽快由以需求拉动为主转向需求拉动与供给激励并举，从单轮启动转向双轮启动，从而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转型。   (七)重视积极财政政策与其他的政策的协调配套。首先，应重视加强货币政策的作用，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包括保持适当较快的货币供应增长、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加金融工具手段、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等，以有效地促进宏观经济增长。其次，配以宽松的税收政策，以免产生“挤出效应”。在继续保持适度国债投资的同时，实施结构性减税的对策取向。采取适应减税与适度增税并举，以刺激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应重视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调整中优化供化，刺激有效播求，从而充分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应有效应.

摘要：《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国民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等经济总量，研究各经济总量的决定因素及其变化规律，解决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是经济学的基本学科，与经济学其他专业课程的内容存在关联性。文章主要研究多课程协作式教学模式，设计与《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相关联课程间相关模块分析与协作式的教学方案。以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作为参考，分别与财政学、《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进行对比分析，阐述《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这两门学科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帮助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关联性进行主动思考，使多课程协作式教学模式达到最佳效果。

关键词：多课程协作式教学；《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关联课程；异同比较分析

学生熟练掌握《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内容，对于今后学习其他的专业课程将会有很大帮助，也为今后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授课老师忽略了《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其他专业课程的关联性，未注意强调并引导学生将《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里所学到的内容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进行相同和相异之处的对比分析，教学方式也忽略了多课程协作式教学，因此，笔者在此提出协作式教学方案，引导学生主动查找相关书籍，分析并总结《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经济学其他相关课程之间的相关联之处。这项任务对学生理解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与知识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为基础，主要与《财政学》和《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进行比较，分析总结《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这两门学科的相同与相异之处。

一、《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财政学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财政学这两门学科主要在政府支出问题上存在共性。虽然两门学科均讲授到财政政策和税收，但在内容上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讲授《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财政政策与税收这部分内容时，老师将会建议同学们课下自主找寻财政学的相关教材，比较《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财政学相关内容的相同与相异之处。通过对比分析王福重主编的《财政学》第十一章财政政策及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编著的《财政学（第十版）》第4篇第14章税收与收入分配及第15章税收与效率的相关内容发现，《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财政学关于财政政策和税收的讲解有所不同。在学生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老师讲课时会告知同学们关于财政政策概述、国内外财政政策评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税收与收入分配、税收与效率、有效且公平的课税等内容[2]，财政学授课老师会在财政学中详细讲解，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我们应重点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影响、财政政策效果、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及财政政策及效果中提及的税收部分[1]。课上通过问答，与学生互动、交流，提高学生的听课质量和学习效率。财政学和《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主要交叉点在政府支出的基本概念及组成部分。政府支出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为了实现其公共职能，购买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和劳务时进行各种财政资金的支付活动，其本质是政府向社会必须付出的成本。一般来说，各级政府支出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府购买，比如政府出资修路、设立法院、提供国防、开办学校等，这一部分的支出需要计入GDP；另一部分政府支出不需要计入GDP，有转移支付、公债利息等[1]。综上来看，《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和财政学都讨论了政府支出带来的经济影响。在引导学生对比了解两门课关于财政政策的阐述区别的前提下，作为《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在授课时主要着重讲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该内容也是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时重点应当学习掌握的。如果某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处于萧条状态，这时政府可以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可以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还可以将两种政策混合使用。假设最初时刻经济处于图中的E点，相对应的收入为y0，利率为r0，而实现充分就业时的收入为y*。为了渡过经济发展的萧条阶段，使社会达到充分就业，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而使得IS曲线右移，也可以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使得LM曲线右移。这两种政策的实施虽然都会使得收入水平达到充分就业时的y*，但利率将会发生大幅度上升或下降。如果政府既想使收入水平从y0增加到y*，同时又不想让利率水平发生变动，则可以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混合使用。如上图中所示，如果政府为了使收入水平从最初的y0提高到充分就业时的y*，可采取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措施，从而使得产出水平上升，但为了使利率不会因为产出水平的上升而跟着上升，可相应地采取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办法，增加货币供应量，使利率能够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从图1中可见，如果政府仅仅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将IS曲线移到IS′的位置，此时的均衡点为E′，利率会随之上升到均衡水平时的r0之上，发生“挤出效应”，所以产量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时的y*水平；如果政府采取“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即按照利率水平不会上升的要求，增加货币供给，使LM曲线移到LM′的位置，这时利率水平可以保持原有水平不发生变化，投资也不会被挤出，这时产量能够达到实现充分就业的y*[1]。除上述情形之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多种多样，这种因两种政策结合产生的效应，有的事先可以进行预计，而有的则必须根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哪个效果更大而决定，因而这种效应事先并不能进行预计，是不确定的。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混合使用时对利率水平产生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下列表2给出各种政策结合使用的效应。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以及实现目标的不同，从而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例如，第一种组合在经济发展处于萧条时期但是又不太严重时更适用；第二种组合更适合于经济发展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通货膨胀现象但是不太严重的时候，考虑采纳第三种组合；当经济发展出现严重萧条时，可用第四种组合。如果IS曲线为垂直线而LM曲线为水平线的极端情况出现时，此时财政政策将十分有效，而货币政策将完全无效。这种情况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极端情况。一方面，LM曲线水平，这表明当利率降低到r0这样的低水平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穷大。这时，人们将货币持有手中而不购买债券的行为所带来的利息损失相当小，反而购买债券所带来的资本损失风险会相当大，因此，这时人们不管有多少货币都只想持在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货币当局想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的方式来使利率水平下降，从而刺激投资，这种决策是不可能产生效果的。水平状态的LM曲线也就是上文提过的“凯恩斯陷阱”，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通过使用增加支出或者减少税收的财政政策来使社会总需求增加，产生的效果将会十分显著，因为政府实行这类扩张性财政政策向私人部门借钱（出售公债券），并不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不会产生任何“挤出效应”。综上所说，在凯恩斯陷阱中，即使IS曲线不是垂直状态而是向右下方倾斜，政府实行财政政策也会十分有效。另一方面，图2中的IS曲线呈垂直状，这表明投资需求的利率系数为零，即不管利率发生怎样的变化，投资都不会随利率变动而变动。在经济停滞时期，利率即使发生了变化，也不会对投资发生明显的影响。对经济比较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英国商业行情的研究也说明，信贷成本对投资决策没有什么作用。垂直的投资需求曲线产生垂直的IS曲线，这时，即使货币政策能改变利率，对收入也没有作用。如果LM是水平的，IS是垂直的，则必然是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而货币政策完全无效。这种情况之所以称凯恩斯极端，是因为凯恩斯认为，当利率较低，而投资对利率反应又不很灵敏时，只有财政政策才能对克服萧条、增加就业和收入产生效果，货币政策效果很小。水平的LM和垂直的IS模型只是把凯恩斯这一看法推到了极端而已。与凯恩斯极端情况相反，如果水平的IS和垂直的LM相交，则就出现了所谓古典主义的极端情况。一方面，LM曲线垂直，说明货币需求的利率系数等于零，人们不愿意为投机而持有货币，这时候，如果政府推行一项增加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需要向私人部门借钱的话，私人部门没有闲置货币，只有在私人部门认为将投资支出减少的数值等于政府借款数目是合算的时候，政府才能借到这笔款项。因此，利率（政府借款利率）一定要上涨到足以使政府公债产生的收益大于私人投资的预期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怎样增加政府支出都将伴随着私人投资的等量减少。显然，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就是完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没有使收入水平发生任何改变。另一方面，IS曲线呈水平状，说明投资需求的利率系数达到无限大，利率稍有变动，投资就会发生大幅度变动。因此，政府因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而需要向私人部门借钱时，利率只要稍有上升，就会使私人投资大大减少，产生完全“挤出效应”。总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况下，财政政策完全无效，但如果实行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则效果会很大。这是因为，当货币当局想要通过购买公债的办法增加货币供给量时，公债价格必须上升到足够高，人们才肯卖出公债将货币换回。因为人们对货币没有投机需求，他们将把这些因出卖公债而得到的货币用于购买其他生息资产，这些生息资产可以是新证券，也可以是购买现有的生息证券。IS呈水平状，也可用来说明货币政策效果极大。因为IS的斜率为零，说明投资对利率极其敏感，因此，当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利率稍有下降，投资便会极大地增加，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国民收入。图3所示情况之所以称为古典主义的极端情况，是因为古典学派认为，影响货币需求的只有产出水平，而利率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货币需求对利率极不敏感，货币需求的利率系数几乎接近于零。因此。LM是一条垂直曲线，货币供应量的任何变动都对产出有极大影响，因此货币政策是唯一有效的政策[1]。《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对税收等措施的讨论，更加侧重经济政策对其他经济因素造成的影响，能否有效调节经济指标，能否定向引导某一指标的变动，进而选取不同方向导向的措施。在税收这一点上，《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在第十六章宏观经济政策实践的第二节财政政策中进行阐述。政府收入中最主要部分就是税收，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一个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因此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个基本特征。正因为如此，税收可作为实行财政政策的有力手段之一。根据不同的标准，税收的种类也不同。根据课税对象，税收可分为财产税、所得税和流转税三类。根据收入中被扣除的比例，税收分为累退税、累进税和比例税三类。税收作为政府收入手段，不仅仅是西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国家实施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与政府购买支出、转移支付一样，税收同样具有乘数效应，即税收的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变动具有倍增作用。税收乘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税率的变动对总收入的影响，另一种是税收绝对量的变动对点收入的影响。因此作为政策工具的税收，既可以通过改变税率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变动税收总量来实现，比如要达到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的目的，可通过一次性减税来实现。对税率而言，由于所得税是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改变税率主要改变的是所得税的税率。一般来说，降低税率、减少税收都会引致社会总需求增加和国民产出的增长，反之则引起社会总需求和国民产出的降低。因此在需求不足时，可采取减税措施来抑制经济衰退；在需求过旺时可采取增税措施抑制通货膨胀[1]。

二、《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共同组成西方经济学，这两门学科研究角度虽不同，但是在需求曲线、供给曲线和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及后果三方面有相同之处。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两门学科各有其研究角度。《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刚开课时，同学们刚刚结束《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课程学习，对基本的微观经济问题印象还比较深刻，老师引导同学们课下自主总结《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不同点，进行比较，促进这两门课程的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一脉相承。《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都是研究市场经济中经济参与者的行为及后果的，而市场经济中所有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概括来说都是一定意义上的需求与供给行为，因此，《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主要相同之处就在于通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来决定价格和产量。需求是指消费者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每一个价格水平上能够并且愿意购买的商品或劳务的数量。需求可以通过需求函数和需求曲线表现出来，需求曲线可以直观地反映出需求数量和商品价格之间的相关关系。影响需求的经济因素除商品自身价格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如消费者的偏好、替代品和互补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等。供给是与需求相对应的，它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每一个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某种商品的数量。同样，供给也可以通过供给函数和供给曲线表现出来，供给曲线是反映供给数量和商品价格之间变动关系的曲线。除商品自身价格外，生产产品的成本、生产者对其所生产产品的预期、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均可对供给产生影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共同决定了商品的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体现在曲线上就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对于整个经济社会而言，无论是从经济个体角度还是整个社会总体角度，都会存在需求和供给，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从而产生均衡，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一个比较大的相同点，研究这部分内容时唯一的不同就是研究的角度不同，微观部分研究的是单个经济个体，而宏观部分则是研究整个社会总体。在经济政策方面，《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都是政府为了引导和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而采取一定的经济手段，使经济行为趋向于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社会的经济福利。《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两门学科都认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合理的，并且均利用“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与《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研究对象虽然各有不同，一个以社会总体作为研究对象，另一个则是研究单个经济个体；两者解决的经济问题也不同，一个是以解决资源的利用问题为目标，另一个是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并纠正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失灵”。两者虽交叉不多，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但《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是同学们学习《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的基础，而《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也是《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的一个延伸，二者共同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西方经济学的完整体系[1]。

[摘要]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建设、城市发展都在高速前进，在此过程中，诸多问题逐渐暴露，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念作为处理人与城市关系的准则。党的以来，国家把建设智慧城市提到发展日程上，而智慧城市的建设目的就是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科学手段来解决城市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等一系列制约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主导者，对于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都离不开财政的支持，因此对财税政策的研究有利于激励智慧城市的建设，推动智慧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智慧城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智慧城市最早在1990年5月由美国提出，城市建设被冠以“SapientialCities”的新主旨，希望以智慧来寻求城市规划及资金统筹等系列建设的最佳方案[1]。1996年，第一个智慧社区项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落地，成为智慧城市概念的首次实践。2017年，党的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并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智慧社会”[2]。在我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地方债务激增、城市建设创新不足、促进城市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等许多问题逐渐显露，关于财税政策实施与智慧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也就更加值得探讨。

(二)研究意义。1.理论意义。关于财税政策促进智慧城市的发展，本文从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政府预算、地方财政、政府公债角度分析财税政策与智慧城市建设联动性；通过文献研究法，归纳目前在财税政策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综合两者基础上提出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有助于丰富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财税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2.实践意义。智慧城市建设是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财政资金对于项目的扶持与引导、财政部门对于资金运营的监管与评估都会影响到这个系统工程能否正常有序推进。通过对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中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促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财税对策，对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具有良好的实践意义。

二、内涵概述

智慧城市是运用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通过对城市运行过程中的核心系统的关键信息进行整合与分析，从而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等多领域的不同需求做出智能响应，进而为城市中的居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以实现城市运行管理的智慧化，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作者：吴峰 单位：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之所以有很强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具有乘数效应:政府通过增加投资,就会使投资品的供给者收入增加,这些人获取收入后,会储蓄一部分,而将另一部分收入进行次级消费。消费也是购买投资品或劳务,于是形成第二轮的收入增加、储蓄、消费,这个过程的不断循环最终会引起数倍于初始投资增量的投资需求。这个倍数就是投资乘数。

财政投资乘数失灵的原因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往往是以扩大财政赤字的形式实现的。弥补赤字的途径就是向中央银行透支或发行国债。无论是透支还是发行国债,都可能降低央行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削弱货币乘数的作用。因此,西方经济理论认为政府预算赤字不仅有乘数效应,同时还可能会带来“挤出效应”,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二者谁占优势。挤出效应指的是政府预算赤字减少了国民储蓄,使均衡利率上升从而导致民间投资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否产生挤出效应、以及产生多大的挤出效应,关键取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如果是“财松币紧”,这种挤出效应就比较明显,如果是“财松币松”,那么挤出效应就很弱小。由于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并行,银行不断的降息使得挤出效应发生的前提基本丧失(即使实际利率上升了也是银行降息的不到位和物价水平偏低造成的,与财政政策关系不大)。所以要评价我国近期财政政策效果,关键就要看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了。从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连年大幅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支出,使通货紧缩的趋势有所缓解,经济增长下滑势头得到了遏制。但是,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较低,物价指数未得到有效回升。1998年—2000年预算内投资增量占当年预算内投资额的比例分别为41.82%、35.35%和20%,大大高于1998年以前的水平。但是预算内投资的大幅增加并未带来全社会投资的同步增长。1998—2000年间,全社会投资增量占当年全社会投资额的比例与1998年以前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预算内投资增量占全社会投资增量的比例大大高于1998年以前。这说明近3年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影响力并不显著,投资乘数效应不明显。那么造成我国政府投资乘数一度失灵的原因何在?通过对乘数效应发生的机制进行思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近几年大口径宏观税负趋于上升

人们常用的计算投资乘数K的计算公式是K=1/(1-MPC),其中MPC是边际消费倾向。这个公式忽略了税收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税收、费收等政府行为对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在研究当前的投资乘数效应时应将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在内的宏观税负因素考虑进来。在税收是国民收入的函数下,有:t=t(y)(1)则国民收入均衡条件为:c[y-t(y)]+i+g=y(2)整理后,有:y-c[y-t(y)]=i+g(3)求微分后,有:dy=c′(dy-t′dy)+di+dg(4)从而有投资乘数K=dy/dg=1/[1-c′(1-t′)](5)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t′可以看作是宏观税负。把这个公式与上面那个不考虑税(费)因素的公式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税收(费收)的存在使得投资乘数变小了。为了进一步说明宏观税负对我国政府投资乘数的影响,我们编制以下表格进行分析。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有明显的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不仅使考虑税费因素的投资乘数比不考虑税费因素的投资乘数要小得多,而且使二者间的差值保持在较大的水平。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自1998年以来有上升趋势,这种趋势本来可以明显提高投资乘数,但是宏观税负的上升削弱了边际消费倾向上升对提高投资乘数的贡献。如果再将难以估计的政府制度外收入考虑进来,那么宏观税负上升的消极影响就应该引起我们相当的重视了。

二、企业投资需求不足

1林业财政投入效率的提出   鉴于林业的公共产品属性、林业自身特点及林业资源稀缺性等先天缺陷，林业市场配置资源失灵状况决定了政府在林业生产和投入职能的发挥，政府支持林业发展已成必然。政府支持林业发展的职能很大程度上通过公共财政来实现。高培勇等（2009）提出，财政支出效率是财政支出的核心，财政支出规模的适当、结构的优化，根本目标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林业财政支出是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内容，林业必须保证较高的投资效率。沿承福利经济学对效率的论述，效率是投入与产出之比，以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为定义和衡量标准。政府以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比例对林业进行投入，财政资金投入能使林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使林业能较好地实现其多功能作用，则认为林业财政投入是有效率的。   MikaelLindenandJussiLeppanen（2003）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论证了1963~2000年芬兰财政对该国林业投资的效果，指出公共财政在林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较为明显。该观点在法国、挪威、芬兰、乌克兰等国的财政支持林业发展政策中得到证实；日本政府提出一系列林业保护政策，如“林业组织改进项目”，中央政府补贴整个支出的50%，地方政府补贴25%，各市级政府补贴10%~15%，剩余部分由此项目的特别任务组支付；ArvindKhare,SaraScherr,AugustaMolnarandAndyWhite（2005）分析林业发展各种融资渠道，认为落后地区或国家尤其要注意林业发展投资问题，要不断破除阻碍林业发展的政策壁垒，多渠道筹集资金。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估计，1993~2000年发展中国家林业保护所需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每年为312.5亿美元；LindenandLeppa¨nen（2003），MikaelLindenJussi?Leppa¨nen（2006）提出，10%的林业私人投资增长以相同速度促使公共林业投资需求增加，10%的公共投资增量将引起2.5%的私人投资增量；并通过一个非工业林投资公共成本分担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解释私人投资和政府投资成本共担的最佳选择，私人非工业林投资会根据政府投资进行优选，并对外生变量林业收入税、林业收入水平、利率、投资规模、市场木材价格预期值作了估计。   2林业财政投入效率的类型   在“庇古税”和“科斯产权理论”的指导下，各国林业财政支出效率实践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税收、预算、补贴、赤字、结余和政府投资等政策手段，经由一定途径和方式作用于政策目标方面。政策方面，采取从立法、政策及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方面对林业投入的具体措施。   于书利（2005）研究认为，随着国有林经济贡献的弱化，生态贡献不断加强，政府与国有林的经济关系从国家依赖森林资源对经济发展提供贡献，逐步转变为国有林经营独立核算甚至政府予以投入。国有林方面，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国有林的全部收支由财政预算及林业部门统一核算自取自用；日本、英国等国国有林部分收支由财政预算及林业部门统一核算，不足部分由专项财政补贴、贷款或公债予以解决。私有林方面，多数发达国家采取鼓励私有林发展并附之以进口部分木材战略。私有林扶助手段包括提供补贴、提供优惠贷款、给予税收优惠甚至赠款等。   在林业财政支出规模方面，张美华（2002）认为现价段我国林业财政支出规模不足，随着国民经济增长，林业建设投入投资比例应从现在的1%提高到2.5%~3%，林业财政资金应专款专用，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刘晓斌（2003），假设在中央财政承担80%资金的前提下，提出2010年中央财政需负担营林经费4200亿元，在现有财政规模下，林业财政支出提高到2%是有可能的。在林业财政支出结构方面，刘晓光（2003）认为，财政直接投资应逐步从商品林建设中退出，将有限财力集中于基础性、公益性的林业建设和保护项目方面。在林业财政支出效率研究中，周莉（2007），把林业财政支出效率分为中央财政的资源配置效率（中央财政的林业财政支出效率，体现于林业财政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和结构）和林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林业公共服务部门财政支出效率，体现在林业系统内财政资金结构、规模及资金使用综合效率）两个层次，并围绕林业财政投入资金链，从林业财政支出规模效率、结构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进行了研究。   3林业财政效率的评价体系   在林业财政投入资金运用效率方面，高尚仁、任恒祺（2002），通过对西部大开发中生态林建设资金运用的考察，发现各地不同程度存在违反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资金使用管理规定现象，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违规资金数额惊人、影响恶劣。指出林业财政投入规模及支出效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是资金管理体制缺陷。刘国成、张愈强（2006），王洪玉、翟印礼（2009）运用委托理论说明政府对国有林业企业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的缺失和不健全是导致林业投资效率低下及林业资金违规的原因。秦涛（2009）认为，我国林业财政投入规模和结构长期以来陷入不经济状态，财政投入林业总量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显著，因而不能满足林业生态建设及产业发展需要，林业财政投入渠道不稳定与财政职能不相称、林业财政政策不能完全落实、林业财政投资标准不合理等因素，导致林业财政投入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林业投资缺口阻碍林业可持续协调发展；提出建立林业金融支持体系以弥补林业财政投入不足的对策。   在林业财政支出效率评价内容和评价体系方面，刘克勇（2005）通过对林业财政政策制定方法、程序、林业财政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研究及中外林业财政政策比较，探讨建立林业财政投入评价体系基本方法，对林业财政投入评价体系的必要性、评价指标、评价指标构建原则、评价指标层次、投入评价具体内容进行了初步研究。周莉等（2007，2009）从初步建立林业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框架并提出了对策建议。曹文（2008）分析了将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纳入财政体系的理论、财政政策、财政投入政策设计、原则及投入政策分析、政策评价、国际经验等，并给出了对策建议。   在林业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方法及评价指标方面，景彦勤（2006）认为，林业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首先应体现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共性与个性结合的总体要求，在此基础上按基本指标与效益指标两个层次构建林业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6个环节（前期组织、项目立项、资金运行、项目管理、基本目标、效益分析）进行评价。樊喜斌、刘红梅、王克强、陈玲娣（2006）从林业财政支出角度，尝试建立林业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思路、原则和指标体系，运用系统理论观点，用林业财政支出的投入、过程、产出、结果四阶段构建了林业财政支出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于家傲、贾利、李友华（2008）利用统计软件对衡量黑龙江垦区林业绩效的14项评价指标转化为评价林业绩效的4个主要成分进行分析，以此为依据，对垦区2005年林业绩效排名并提出改进对策。刘红梅、王克强、陈玲娣（2008）介绍了英国和澳大利亚利用林业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控制林业部门开支、提高林业支出使用效率和林业部门责任意识方面取得的效果。赖作卿、张忠海（2008），罗晖（2008）运用DEA分析方法，从林业投入产出效率值、纯技术效率值、规模效率值和规模效益方面对广东省21个城市林业的4个投入指标和3个产出指标进行分析，得出各城市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的区域均值，提出增加林业投入和提高林业技术效率是提高林业投入产出效率的主要手段。肖泽忱、布仁仓和胡远满（2009）认为，目前的林业绩效评价多是对林业政策效果的评价，少有对林业政策本身制定和设计及实施管理的评价与分析，并提出对比分析、问卷调查、费用—效益分析、层次分析、时间模拟、因素分析、分级评价、加权评价、模糊综合评价、公众评议、生产函数等评价方法。#p#分页标题#e#   4简要述评及研究展望   从国内外与林业财政投入效率相关的研究来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10年。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方面：（1）各国都从林业财政支持政策作用、财政支持工具、具体支持政策规定等方面探讨了财政对林业的重要作用。（2）对财政支持林业具体思路、林业财政资金使用方向、投入原则、投入范围等方面研究缺乏明确的结论性描述。（3）对林业财政投入与经济发展相关度如何、如何评价林业财政投入效率、评价指标等内容，仅限于对林业财政支出规模效率、结构效率的部分测算，效率多采用成本—效益法对单一工程或项目的评价，缺乏对林业财政投入效率的系统分析及定性定量研究；没能形成林业财政投入效率的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体系。   在低碳经济背景下，林业财政效率理论及实践的相关研究应更多关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趋势、新问题，结合地区林业发展实情，分析影响林业财政投入效率的因素，探究提高林业公共财政投入效率的保障措施等相关研究，宜沿下述框架逐步深入。   （1）加大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公共财政理论、制度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低碳经济等思想基础研究；（2）从古典经济学“效率”内涵出发，结合可持续发展原则与低碳经济思想，明晰作为具有强大生态功能的现代林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内涵、特征及效率界定范围，重点关注林业财政支出的生态效率、社会效率等理论描述；（3）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林业投入各阶段的财政资金支出数据和支出效果，利用数学语言描述林业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对林业资金需求的拟合程度；（4）建立现代林业财政支出效率的综合评价框架，构建能综合体现林业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生态功能等多功能林业发展目标的林业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尝试建立林业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模型；（5）基于上述研究，提出提高现代林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对策措施，从制度、政策、法律、社会发展等方面提出综合保障措施和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