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史习斌 单位：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近些年来，关于“同人”的话题在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者或是对同人团体的媒介活动、人事变化、思想轨迹等做单一考察，或是对单个的同人刊物做全面研究。事实上，要想从同人的角度深入讨论这些问题，需要对同人的所指做出清晰厘定，对同人团体和同人刊物的同人因素进行准确分析，对与同人相关的媒介活动尤其是写作活动进行系统而独立的梳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同人的存在和写作方式所具有的文学和文化意义，才能避免用大而不当的同人概念笼统地涵盖包含着诸多非同人要素的团体和刊物。为此，笔者拟将同人写作作为与个体创作和集体写作并列的一种写作方式单独提出，以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史上重要的同人群体新月派的写作实践为例，论述同人写作的内涵特点、典型方式和意义及影响，以期凸显这一独特写作方式的横向状貌和群体性价值。

同人与同人写作

20世纪以来，随着政治控制的逐步削弱、文化规训的不断失效、西学价值观念的冲击、科举制度的终结、大学教育的启蒙和留学运动的发展，传统读书人逐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其在行为方式、精神气质、信仰与价值追求等方面都产生了新变。不仅“个体”的自由独立与“人”的现代性格得以彰显，而且作为个体集合的“群”的现代聚合形式也得到较大发展。同人群体便是这种聚合形式的典型代表。正是在同人聚合成为一种新的合群形式，同人刊物成为同人群体诉求表达的载体与平台这一背景下，才出现了同人写作这一特殊的写作现象和方式。那么，究竟何谓同人写作？总的来说，同人写作是同人之间就某一观念、议题或认同的目标进行各自表达，借助同人刊物集中发表的一种非集体的群体聚合的写作方式。同人讲究的是“志同道合”，同人间自发或自然粘合在一起，不具有社团组织章程严格的事先约定性。同人们以言论、文化来影响社会，以文学来建设文化，他们通过聚餐、沙龙和同人书信等形式来联系感情、讨论问题，通过创办非官方的同人刊物开拓媒介阵地，通过写作活动进行文学理论提倡、创作实践尝试和观点的发言发声，从而实现同人的社会参与、专业责任和自我价值。

首先，同人写作是介于个人创作与集体写作之间的一种合作写作的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集体写作是伴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从苏联引进的一种写作方法和文学生产方式，经过抗战救亡的特殊需要和解放区的规范、培养逐渐形成模式，在新政权建立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书写中达到顶峰。集体写作的发展与成熟自有其独特的功效，但对个人创作的独立与创造造成冲击和掩盖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同人写作不同于集体写作：它没有集体写作那么统一的创作主旨，不是集体署名，也不是各人写作然后集体统稿修改，相反，参与写作的个体同人自身有较强的独立性，体现出接近于个人创作的个体特殊性；集体写作将意识形态性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放在首位，强调集体写、写集体，注重表达集体意识、集体精神与集体形象，同人写作则是五四启蒙精神的延续和深化，在文学上多为对文学革命的反思与重建；集体写作看重群众基础和大众化效果，同人写作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化书写和文学实验。同人写作也不同于完全独立的个人创作：个人创作是完全独立和自由的，个体风格明显，而同人写作势必会受到同人共同思想、约定的写作主旨甚至同人刊物等媒介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同时，总体上表现出较强的群体特征和同人色彩。其次，同人写作是同人们为同人刊物进行的有明确目的和清晰目标的写作。同人写作以同人刊物为中心，同人刊物是其表达平台，一旦这个平台失去了，同人写作也就失去了聚集能量的磁石。同人写作是伴随着同人期刊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彰显个人主义的五四文化精神与之相适应的个人创作方式不再一潮涌动，朝着集体写作方向发展的革命文学转向与左翼文学思潮尚未固化，客观上为同人期刊的繁荣和同人写作的勃兴提供了机会。

同人刊物由同人合伙创办和经营，编者群和作者群高度一体化，变为“用稿封闭，较少采用外稿，稿件多为同人撰写，而且没有稿酬”，编辑也多是义务劳动。严格地界定，“‘五四’运动以后，所有的新文化阵营中刊物，差不多都是同人杂志”1的说法可能略显宽泛，但其数量也不少，从《新青年》（3至6卷）到《新潮》《创造》《语丝》《新月》等，同人刊物一度呈现繁荣之势，同人写作也成为一种显在的文本生产方式。直到40年代，仍有《希望》等将自身“不合时宜”地定位为同人刊物。新中国成立之后，同人刊物的创办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和政策风险，同人写作也随着同人刊物的日益衰落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再次，同人写作以同人之间共同的“志”与“道”的存在为基础，以同人群体的存在为前提。一旦这种共同的精神基础和组织前提发生了变化，同人写作也就不复存在了。例如，新月同人的骨干成员聚合的主体价值观念是以个体本位为主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群体的几个关键人物中，徐志摩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2，胡适曾不止一次地说，“狮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3，梁实秋也曾明确表示，“《新月》一批人都是坚强的个人主义者，谁也不愿追随在别人之后”4。他们都是极具个性而又关注公共利益的人文知识分子。以新格律诗创作为主的文学写作者和以争自由、争法治、讲人权为主的政论文写作者，是新月同人中的两个次同人群体。从《诗镌》《剧刊》到《新月》月刊在2卷2期对编辑者做出调整5，新月同人写作基本以文学为主；从梁实秋执掌《新月》开始“谈政治”，胡适引领“人权大战”，新月同人写作转向政论文为主；《新月》后期显示出对文学的回归，1931年创办的《诗刊》则是新月同人中的文学写作者在《新月》之外回归文学的努力。

“热衷文学”与“转向政论”的不同侧重是这两个次同人群体的分歧，各自的妥协和总体的认同则是同人群体尚能存在的底线。直到《新月》终刊，同人解散，同人写作也随之停歇。因而可以说，同人写作是一种在同人精神与价值的感召和坚守之下从事的阶段性的写作活动，具有历史性。最后，同人写作是一种超越文学的文化写作，或者叫做大文学写作。无疑，文学写作是同人写作的重要内容和核心领域，但不能完全涵盖同人写作。因为文学的非功利审美特点和对人产生影响的长期性，使得同人文学写作有时并不能满足同人们表达观点、改良思想文化的直接性和迫切性需求。在新青年同人的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都不是作家，他们写作的成品不是审美的文学作品（当然不排除其文章的文学性成就），而是表达思想见解、用语言文学的变革来改良社会和启蒙大众的文章。新月派同人的政论文章，涉及政治、法律、人权、教育、财政等内容，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使用的却不是纯粹文学创作的形式，体现的也是同人写作的文化性特点。所以，对于同人写作而言，文化写作的光华很多时候会盖过文学写作。#p#分页标题#e#

【摘要】我国高校建设近年来步伐明显加快，规模不断扩大，财务预算资金投入逐渐增多，高校内部审计作为一项综合性监督管理工作对高校大规模经营活动及财务收支的作用日趋明显。在高校审计部门中，审计廉政文化建设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本文从高校审计廉政文化的内涵出发，提出审计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路与要求，并对当前遇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高校内部审计;审计廉政;文化建设;瓶颈;建议

高校审计工作涉及高校的内部控制、预算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等方面，对高校的健康发展及运营有关键性影响。高校审计一般是通过对高校内部财政收支、经济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进行独立、客观的监督、评价和建议，从而推进高校合理经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性工作。审计工作可以促进高校完善管理控制、防范系统风险，在我国高校综合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已成为高校治理的重要一环。随着高校审计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其自身也面临着廉政风险，尽管高校内部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是高校风险防范、价值增值的监督者，但其自身廉政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廉政风险是廉政问题、攫取私利等行为发生的源头，表现在高校审计人员岗位职责、审计制度机制、人员道德思想等多个维度。例如，高校审计人员擅自隐瞒审计中发现的重要线索；或者利用审计职权中掌握的重要信息谋取私利；私自收受学校建设中施工单位或供货商的财物；以及受人情因素影响，降低审计评价的客观性等，这些廉政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需高度重视。因此需正视、防范高校审计廉政风险，开展高校审计廉政文化建设，使审计工作应有的监督效能得以发挥和提升。

一、高校审计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及作用

高校审计廉政文化主要指审计部门及工作人员在履行审计职能过程中应遵守的道德理念、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以廉政为核心，以文化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综合教育工作，塑造审计人员科学的发展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属于审计执法的基本环节。高校审计廉政文化建设能客观反映高校审计部门及审计人员廉洁从审思想，将廉政思想融入到高校审计人员思想中，形成廉洁从审的文化氛围，使高校审计工作体现出制度化、常态化、大众化和规范化的特点。其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精神方面，指建设高校审计廉政人员的廉洁认知，思想觉悟，文化修养，价值观念等；二是制度方面，指建设相关规章制度，培养行为习惯，促进廉洁从审；三是物质方面，指建设高校审计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主题活动，进行文化宣传等。总的来说，高校审计廉政文化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其目标的根本性，它是高校审计部门及审计人员群体中产生的一种廉政文化，与其他高校部门之间具有不可替代性。二是其思想的先进性，审计廉政文化建设对审计人员的精神境界有着巨大的提升作用，促进审计人员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升华，引导高校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法治、科学地开展审计监督公众。三是道德的崇高性，其目标是提升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让审计人员在工作中严守防线，提出修正意见，廉洁从审。四是时代背景的鲜明性，廉政文化是社会文化程度的重要尺度，反映出时展的主要防线，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在审计工作中的重要表现，体现出优秀审计文化与时代潮流的结合。五是导向的正确性，高校审计廉政文化不仅通过规章制度来规范审计人员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道德规范来约束、引导审计人员自觉遵守审计规范，是一种正确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导向。六是影响的广泛性，高校审计廉政文化建设通过审计部门及审计人员的以身作则，影响整个高校廉政文化氛围，通过廉洁的审计工作，疏导高校各项经济、财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在高校内具有广泛影响。高校审计廉政文化是社会廉政文化的具体形式之一，有利于促进高校审计廉洁工作开展，为高校内审工作提供稳固的思想保证和精神支柱，是推进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保障。审计廉政文化在高校的大力推行，能增强审计人员对审计工作与廉政文化的认知度，包括审计工作结合廉政工作应采取的手段和对审计目标的要求，廉政文化指导审计工作开展，使得审计人员在认知、期望和信念等层面拥有一致的价值观，规范审计行为，凝聚审计人员一体化，实现一致的审计目标，能高效调整审计人员的思想行动，站在较高层次解析审计工作，组织形成具有信赖感、安全感和充满归宿感的团体，引导健康向上的审计精神境界。高校审计廉政文化是高校审计工作和廉政工作的结合产物，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在审计人员的职业能力、道德、修养和职业精神等方面。

二、高校审计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路及要求

（一）高校审计廉政文化建设的思路

作者：蔡继明 王成伟 单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变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经济学家使用最为频繁、但内涵指向却差异最大的经济学概念，不仅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资源以便创造财富的科学;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歇尔认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无异。而随着近年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如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概念界定及研究趋势的分析，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杨龙(2000)[2]、陈振明、黄新华(2004)[3]、贾根良(2004)[4]、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马克•布劳格(Blaug)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研究最为关注的，并非某些经济学家的特定理论，而在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即经济思想的成长[8]，或按照熊彼特所强调的，是对经济分析史的考察。“所谓经济分析史，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9]15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表述，经济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经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历史。马春文认为:“解释政治经济学，就要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史。”[5]57他强调，对任何学科中的重要名词解释，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复观所说:“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的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导入了‘发展’的观点，从动进的方面去探索此类抽象名词内涵在历史中演变之迹;及在演变中的相关条件;由此而给予了‘史’的明确意义。”[10]1，在“新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今日国际学术研究热点、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渐趋成熟、论文和专著大批发表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徐复观所强调的“发展”观点，从动态角度来探索“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演进过程，并藉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研究提供更为严谨的分析视域。

二、早期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学者的著作中，经济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各种萌芽的经济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学著作中才能找到。这种一切社会科学统归于政治学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国早期学术研究的共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关系，首先产生的是家庭。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说得很对，他说，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这就是经济学的最初含义。从词根上来看，“经济”(econom)一词来自于希腊语，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法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经济学代表着“家庭管理的艺术”(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隶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国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国家管理，就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亚里士多德写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结合，用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这就出现了村落。……当若干村庄结合起来成为社团时，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给自足，于是产生了城市国家，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续存在，则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很明显，城市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则天生是政治动物。”[11]5－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就是集体之事、国家之事，而个人是非常自觉地参与到集体之事、国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与国家管理相统一的，个体经济自然就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此时，政治学与经济学天然统一，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天然统一。

三、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7世纪初期的法国，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论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2]13这一术语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经济学、国家经济学概念的引申和强调。在法语中，“政治的”含有宏观的、宏大的含义，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等于家庭经济学对于家庭。”[13]1又如麦克库洛赫的解释，“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家或家庭)和(规律)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其所分析的是与国家管理相关的经济问题。翻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类似的说法俯拾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学问。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还未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学，更不是政治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所强调的是宏观的、整体的经济问题研究，这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说:“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15]1在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还在大量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早期经济学家只能在道德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的课程体系里谋求教职并讲授经济学。正是基于多学科杂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融于一体，既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求真态度，同时又抱有强烈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古典时期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的典范之作。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有关商品、价值、货币、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利息等范畴的分析和演变，无疑是采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个别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则明显带有规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主要靠实证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做规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又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16]研究对象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经济问题(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研究领域体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统一，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与理论特色。#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