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作文论文范例

摘要：

高中语文中的作文所占比重相当大。从历年语文考试的作文考题的内容与分值来看，作文在语文学科的百分比相当大，必须加以重视。随着近年来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作文教学在培养学生向上的思想境界，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能促进学生的书写清晰规范，也能帮助学生提高思辨分析能力，而且通过教学手法的创新，学生对真实生活的感悟也在不断客观和深入，写出感人至深、有深切感染力的作品。

关键词：

高中作文；教学；写作

一、提高高中作文教学有效性的思考

如何提高高中作文教学技能，是教师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高中作文教学的目标是提升学生作文书写能力，同时通过作文的书写锻炼，在感情的丰富和文采的培养上不断加强技艺的锻炼，学会触景生情，情景结合，掌握首尾呼应、层次分段、详略适宜、过渡自然、对应、照应等写作技巧[1]。根据高中教学要求，高中作文教学要让学生通过对深刻的写作对事物和道理进行分析，通过饱满的思绪讴歌情感，通过卓越的文采将思想予以锤炼，通过新颖的技巧对文章写作进行不断创新。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帮助学生提高作文水平。

二、提高高中作文教学有效性的实践

现象学美学文论是20世纪世界美学文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流派。它用现象学的概念和方法来重新审视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接受和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路径，在文学观念和理论结构上都有突出的创新性意义。而我国对于现象学美学文论的引荐、译介和研究，乃至于具体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上，都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最近两年，我国长期致力于现象学美学文论研究的学者张永清在《罗曼•英伽登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和《问题与思考:国内英伽登文论研究三十年》等文章中，指出了当前国内研究现象学美学文论中存在诸多亟待破解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国内学界很大程度上接受的是‘韦勒克化的英伽登’，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我们相关研究的独立性还有待加强。”［1］他的这个判断，我是非常同意的。   为什么中国对英伽登现象学美学文论的研究视野受到“韦勒克化的英伽登”的制约和局限呢?这是因为英伽登的美学文论的主要著作还没有直接翻译成为汉语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国内读者在没有直接接触英伽登著作原著之时，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对于英伽登美学文论的介绍已经成为中国学界对英伽登美学文论思想理解、阐释和把握的“前理解”文化解释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英伽登的美学文论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始于1980年，是年李幼蒸在《美学》第2期上发表《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一文。此文从韦勒克对英伽登的肯定性评价来说明英伽登美学文论的价值。198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林骧华翻译的韦勒克的《西方四大批评家》，这是韦勒克在华盛顿大学所做概括总结20世纪前半期西方文学理论的宏观性论述的学术演讲记录稿。韦勒克根据自己对西方特别是欧洲20世纪前半期文学理论的长期研究，认为在20世纪前半期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理论界最有卓著贡献的四位批评家，那就是克罗齐、瓦勒里、卢卡奇和英伽登。［2］   1984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中译本出版，韦勒克在这一影响广泛的著作中借鉴了英伽登关于文学作品的分层次理论，作为该书第四部“文学的内部研究”的理论框架。而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大陆学界，从1980年到1984年，通过韦勒克等人的介绍，英伽登已经名噪一时，而他本人的美学文论的著作还没有一部、论文还没有一篇被翻译过来。这就造成了中国当代学界接受英伽登理论的一种特殊状况，“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基本上成为中国学界接受英伽登的知识模式。美国学者赛义德曾经谈论到东方国家、民族在接受西方现代学术理论时所进行的“理论旅行”。赛义德指出:“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的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3］138   英伽登美学文论进入中国的“理论旅行”，是开始于美国学者韦勒克的介绍，中国译介了韦勒克的著作，即通过韦勒克的美国理论的中介实施的。韦勒克确实是在欧美第一个介绍英伽登的人，他说，“我自信是在英语界提到罗曼•英伽登的第一人”。韦勒克之所以看重英伽登，是因为英伽登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弟子。于是，1934年9月布拉格举行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时，韦勒克在其学术演讲中，向大家介绍英伽登是“《文学的艺术作品》这部出色的现象学著作的作者”。［4］686而且，正如王春元在韦勒克《文学理论》的中译本前言中说:“本书作者很推崇波兰哲学家英格丹(R．Ingarden)所采用的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这种方法对文学作品的那些多层面的结构做了明确区分。”“本书作者进一步发展了英格丹的研究法，设计了一套用以描述和分析艺术品层面结构的方法。”“作者正是运用这一套分析艺术品层面结构的方法，来系统地构建本书第四部，即‘文学的内部研究’的全部理论框架的。”［5］151980年代的中国，其时，中国文学理论正在进行思想方法上的从单纯的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方面的转型，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对于文学作品进行内部分析的方法，确实使人耳目一新，于是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一时成为理论界的畅销书，而英伽登也因为韦勒克的推许而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在当代美学文论上具有开拓性贡献的人物。   按照赛义德“理论旅行”的观点，英伽登理论在中国进行的“理论旅行”，是由于中国文学理论正处于文学观念变化的时代环境，使得英伽登话语的进入有一个发轫的环境，而韦勒克“内部研究”的主张恰好切合中国文学理论“向内转”的契机，可以说英伽登理论是通过韦勒克理论话语的通道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场域的。在这种状况下，“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就是中国学界接受英伽登理论的方向和用法。翻检从那以后一段时间中国学者关于英伽登现象学美学文论的一些研究论著，可以看出，依循韦勒克思路去解读英伽登是相当普遍的。我个人在当时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在当代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任何一种理论的全球化旅行的边际障碍都已经消除，我们应该破除理论的中介式旅行的模式，对国际学界的主要理论做直接的引进和评介。理论的中介式旅行实际上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关键概念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一些误区。这种教训是深刻的。   事实上，理解真实的英伽登应该认真阅读英伽登本人最重要的两部著作:1931年出版的德文著作《文学的艺术作品》(DasliterarischeKunstwerk)和1936年出版的波兰文著作《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这两部著作是具有连续性的关联密切的系列著作。英伽登在1936年出版的波兰文著作《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就说，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克服各种片面的观点的正确途径是，必须正确地回答两个问题:“(1)认识对象———文学的艺术作品———是如何改造的?(2)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是通过什么程序获得的，就是说，对艺术作品的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它导致或能够导致什么结果?”［6］30《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而回答第二个问题的理论基础则是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奠定的。在中国，英伽登回答第二个问题的著作在1988年问世，而且中译本根据波兰文本的英译本翻译。英伽登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文学的艺术作品》则在1988年以后的20年以后，才与中国读者见面。而这个著作已经不是英伽登1931年的德文版的原貌，而是1960年用波兰文对德文版翻译，并且更名为《论文学作品》(Odz-ieleliterackim)的文本。当然，波兰文本《论文学作品》是经过英伽登本人校阅的，他在译稿中作过修订和补正，英伽登1958年在波兰文版前言中说，“过去坚持的观点我认为一般来说都是对的”，“除了过去的第二十六节的论述现在看来已经站不住脚，需要重写之外，其他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必要进行原则性的改动”。由于德文与波兰文在表达上的差异，经过不同语言的翻译，“照我的看法，这个波兰文本有的地方可能比三十年前的那本书好些，有的地方差些”［7］18。#p#分页标题#e#   无论如何，英伽登最重要的两部文学理论著作总算是英伽登被介绍到中国大约三十年后完整地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光进入21世纪，在1980年代出现文学理论的韦勒克热和英伽登热，由于现在文化语境的转换，已经在文学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之后渐次形成的后现代文论的新兴热点面前黯然引退，现在认真重新阅读英伽登这两部著作的人似乎并不多，而在中国“韦勒克化的英伽登”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消解，何时才能还原英伽登本来的学术面貌，则不得而知。   但是我认为，我们中国学界必须认识到，“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并不是真实的英伽登。而我个人认识到这一点是我在读到2009年出版的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文修订版第七卷之后。第七卷的副标题是“德国、俄国、东欧批评:1900—1950”，在该书十七章“波兰批评”中韦勒克只论述了英伽登一人。这一章的内容像在其他章节的通常写法一样，较为全面地评述所论理论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和缺失。但是，韦勒克将例行论述写完以后，行文至此，突然笔锋一转，说道:英伽登“在第三版《文学的艺术作品》(1956年)里，收入了在某些要点上严厉批评本人的一篇针对性的前言”。于是十分罕见的是，立刻针对英伽登的批评，作了长达7页之多的辩解，对英伽登的批评做了一个反批评。   《文学理论》于1942年用英语出版之际，那时波兰因被外国军队占领，与世界学术活动隔绝多年。英伽登那时没有看到这本书，也不知道《文学理论》对他自己的理论有所借用，更不知道《文学理论》对他的理论有误读之处。而《文学理论》的德文版于1959年问世，几年后英伽登才读到这本书。于是在《文学的艺术作品》第三版德文版出版之时，才写下批评韦勒克的文字。那么，英伽登在德文版《文学的艺术作品》的第三版序言是如何对韦勒克进行批评的呢?现在我国没有英伽登德文版《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全译本，我在网络上搜索，发现新浪网上载有张旭曙对英伽登德文版《文学的艺术作品》第三版的选译，而其中正好有英伽登批评韦勒克的第三版序言的全部内容。通过这个网络文本，我知道，英伽登对韦勒克的不满主要是因为，英伽登认为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理论进行了整体借用，但是却反过来对英伽登的理论说三道四。英伽登认为，这全然是对他的理论的不尊重和误读。而根本分歧在于，韦勒克没有从现象学理论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论。韦勒克在看到英伽登对它的批评之后，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致罗曼•英伽登答辩书》的反驳文章，而这篇反驳文章的主要观点就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十七章中对英伽登的反批评。而英伽登在1966年又发表了《雷纳•韦勒克所言的价值、规范和结构》，对韦勒克把他的文学作品层次理论简单地说成是一种“规范”、“规范体系”，离开了现象学理论范畴表示不满。两人的争论一直没有消歇、终止，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从两人你来我往的批评与反批评来看，似乎根本分歧在于，韦勒克并没有从现象学理论角度去理解英伽登的理论。   客观而论，英伽登是现象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代表人物，而韦勒克是美国新批评后期理论的核心人物，韦勒克对英伽登有所误读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他和沃伦的《文学理论》是美国新批评理论上的一个总结，韦勒克在新批评人群中更有开放性视野，他不拘泥于新批评的固有理论，而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的分层次理论有自己的感受，实属不易。但是他对英伽登理论的解读显然又带有新批评理论的视角，不能说没有误读。这是英伽登特别恼怒的一个原因。韦勒克对英伽登的误读，成就了《文学理论》的创新性理论成就。而中国学界如果依照韦勒克的指引去理解英伽登，则造成对现象学文论研究的误区，却是我们应该深刻反省的。   举一个例子，英伽登认为，韦勒克“在《文学理论》里，只有两个地方(第151和156页)提到我的名字。其一是我的文学的艺术品的层次概念，这基本上是点到为止。不过它认为我划分了五个层次，其中就有形而上性质层。这是一种误解。我的确考察过形而上质素，但从不曾将它们当作文学作品的一个层次。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大谬不然了。形而上质素仅仅在被再现的世界的某些事件和生活情境中偶尔现身。倘若构成作品的一个层次，它们就必定属于文学的艺术品的基本层次，并在所有这些作品中都如此。但实情根本不是韦勒克认为的那样。尽管如此，形而上性质在艺术品中的作用却非同小可，它们与同类审美价值关系密切，我正是以此为基础来进行研究的。形而上质素可以在别的艺术品主要是音乐作品里显现，也可以显现在绘画、建筑等等里面，因而它们往往属于我所认为的作品的‘观念’。所以，它们的显现与作品的文学观相没有关系。倘若人们将其看作文学的艺术品的一个层次，那就忽略了文学的艺术品的一般的艺术品的‘解剖’(anatomical)特征和结构的作用了。”①   仔细研究一下，英伽登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对文学作品的层次划分，确实是四个层次，有书为证:“那么，哪些层次才是每部文学作品所必不可少的呢?它们就是———就像我要在下面所说的那样———下面的层次:1．字音和建立在字音基础上的更高级的语音造体的层次。2．不同等级的意义单元或整体的层次。3．不同类型的图式的观相、观相的连续或系列观相的层次。最后还有:4．文学作品中再现客体和它们的命运的层次。”［7］49   而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对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结构的论述是:“波兰哲学家英格丹在其对文学作品明智的、专业性很强的分析中采用了胡塞尔从‘现象学’方法明确地区分了这些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声音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即意义单元的组合层面”，“第三个层面，即要表现的事物，也就是小说家的‘世界’、人物、背景这样一个层面。英格丹还另外增加了两个层面。”这段话说得非常清楚。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另外增加两个层面，当然是五个层面，而并不是英伽登自己分的四个层面。在层面的数量上，韦勒克替英伽登增加了一个。非常蹊跷的是，韦勒克对自己讲的“英伽登另外还增加了的两个层面”展开了批评:“我们认为，这两个层面似乎不一定非要分出来。‘世界’的层面是从一个特定的观点看出来的，但这一所谓‘观点’的层面未必非要说明，可以暗含在‘世界’的层面中。”“最后，英格丹还提出了‘形而上性质’的层面(崇高的、悲剧性的、可怕的、神圣的)，通过这一层面艺术可以引人深思。但这一层面也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可以阙如。可见，他的两个层面都可以包括在‘世界’这一层面之中，包括在被表现的事物范畴内。”［5］158－159#p#分页标题#e#   对照上面两段引文，确实韦勒克对英伽登有严重的误读，甚至可以说是曲解。韦勒克描述的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结构，由四层变为五层，平白无故增加一层。后两层的含义，按照韦勒克的解释应该是“观点”和“形而上性质”。这两个语言表述都是英伽登的书里根本没有的，确实是“大谬不然”。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在接受了英伽登的批评之后，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更改了英伽登文学作品分层理论的层次数量，从五个改为四个。但是《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迟至2009年才出版，1984年出版的韦勒克《文学理论》中译本在读者中印象已经相当深刻。在我的印象中，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关于英伽登文学作品分层理论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似乎都是依据韦勒克《文学理论》中的这种述说。“韦勒克化的英伽登”实在害人不浅。   找到真实的英伽登必须回到英伽登的著作中去理解他的思想。英伽登是一位现象学哲学家，他的关于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论著都是一个现象学哲学家对审美活动和文学活动的研究。他研究文学作品的目的也是因为他认为文学作品就是他的老师胡塞尔讲的纯粹意向性客体。他写作《文学的艺术作品》的动因就是，“要对埃德蒙德•胡塞尔以如此不一般的精确程度，并且考虑到了许多非常重要和难以把握的情况，而建构起来的这种理论表示自己的看法，首先要说明的是意向性客体存在的方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确，实在客体的结构和存在的方式同意向性客体在本质上不是一样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找到了一种毫无疑问是纯意向性的客体，有了它便可不受考察实在客体后所得出的看法的影响，来对这个纯意向性客体的本质结构和存在的方式进行深入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文学作品特别适合于这种研究。”［7］14在英伽登看来，艺术作品总的来说都是意向性客体，但是有些艺术作品，如绘画等造型艺术，在画面的形构上要大量运用物质材料，具有某些实在性客体的因素，虽然“也是意向性客体”但不是纯粹意向性客体，而文学作品则是由词构成的语句，即由语言使用规则构成的话语组成一个客体，是纯粹意向性客体。语言是思维意识的活动工具，语言和意识在活动过程中往往是一体的。语言的使用规则本身就是人类群体意识活动的内在意向性驱使下的约定俗成产物，而在这种规则制约下作家的话语书写也是人的纯粹意识行为，“它们存在的根源和需要的来源是语言造体的意向性———例如一个语词或者一个语句的意义———它们是由想象的行动所创造的。”［7］144词语的书写、传达和接受始终是在意识行为中进行的。当然文学作品的实际存在是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甚至是物质材料的。印在书籍篇页上的文字，它的承载物是油墨和纸张，但是油墨和纸张并不构成为文学作品的形式，只有词语的组合、句段才是文学作品的真正形式。语言构成的文本不是实体性客体，而是纯粹意向性客体。它是作家意识活动的产物，也只能在读者的阅读中，即另一种意识行为中产生意识的再造活动。   由此，在英伽登看来，必须研究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必须确定文学作品是纯粹意向性客体的存在方式，必须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确定文学作品是意向性客体。我认为这三个必须是我们阅读英伽登著作应该具有的观念。不具备这三个必须的意识，就有可能对英伽登误读。西方文论的作者历来有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区别。英伽登的著作必须用现象学哲学方式读解。应该说，韦勒克在写作《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之时，是接受了《文学理论》误读的某些教训的。而《文学理论》的误读就在于，韦勒克从西方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是美国新批评对语言和文学作品的关系上读解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理论。新批评致力于确立文学文本在文学活动中的本体论地位，强调语言和语言运用自身的独立性，把作家和读者围绕文本的意识行为视为“情感谬误”、“阅读谬误”，当然也自成一家之言，不能说没有一些新意。但是如果割断或者稍许忽视现象学关于语言文本与意识行为的联系，就根本不能理解和掌握英伽登的文学作品分层理论。   本文就“韦勒克化的英伽登”不是真实的英伽登这个问题做了一点描述，其意在于说明我国对现象学美学文论的研究确实需要重新起步。而且对当代西方文论、世界文论的引进、评述和借鉴，应当摆脱片面依赖美国化理论的学术倾向，直接面对全球文学理论的真实事实，研究各种不同语种理论文本、不同理论流派的特殊理论贡献，书写中国化的西方文论、世界文论论著。

一、写作教学目标

 为了便于操作，还有学者对20世纪30年代中学国文教学目标进行了细化。语文教育名家阮真在《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中便做了这样的工作。他将写作教学的目的，针对初中和高中的不同学段做了不同的区分。初中阶段：所作之文在内容上要切合题意、思路清晰、词语得当，形式上要段落鲜明、标点正确，语法上要合乎规范；就自身生活经验及环境，作简单的记叙文、说明文，做到简明而有层次；根据生活、职业的要求写作相应的应用文，做到表意准确而又合乎格式；根据生活事件和自身兴趣撰写故事、新闻等，做到准确而生动；根据特定情境和需要作简短的议论文，做到观点准确，思路清晰。高中阶段的写作教学目标，则在初中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描写记述类的作文，要曲尽其妙而又富有情趣；应用说明类的作文，要简洁明了而又情文兼至；议论辩说类的作文，要观点鲜明而又合乎逻辑；文言文类的写作，要文通理顺，结构谨严，修辞雅洁；部分优秀的学生可以略习各种文章作法，应用于作文。就此作文教学目标的规定来看，显然是比较条理化的。写作体裁上，不仅有实用文，而且有叙述文、说明文、议论文，还有故事、新闻等；写作要求上，不仅要求合乎语法、修辞和逻辑，而且要熟悉模范文作法和模仿规则等等。这些细化后的教学目标，比较符合学生 的心理发展和认知规律，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如果用 于指导教学实践，无疑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

二、写作教学内容

 课标中的写作教学内容。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写作教 学一直是语文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04年，《奏定中 等学堂章程》“中国文学”科将“文义”、“文法”、“作 文”作为该科教学的首要内容，“作文”主要指日用实用 之文。1912年，《中学校令实行规则》对国文教学的内容 做了规定，“使作实用简易之文”。直到五四前夕，尽管写 作的都是文言文，但注重撰写切近民生的实用文而非应试 文，这已经是历史的进步。1920年，国语科设立后，小学 写作切合生活实际的白话文，初中文言、白话兼作，高中 继续做文言文的局面初步形成。1923年，《新学制国语课 程纲要》规定初级中学国语教学内容共32学分，作文作为 国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了 10学分。此时的写作教学内 容不仅指书面写作，也包括演讲、论辩等口头作文，人们 对写作教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入。 语文教科书中的写作教学。我国近现作教学训练 包括基本组词、组句、改错、片段、整篇等多种形式。但 是，由于语文教材无外乎综合型（阅读与写作等）、分编 型（白话与文言分开）两种类型，没有独立的写作教材。 在语文独立设科的近30年里，我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多是传 统文选型教材的改良与突破，单元组合型教材还没有形成。 因此，学生写作时也更多是模仿书本中名家名篇的写作思 路与技巧，或者借助教师规定的写作题材来作文。20世纪 30年代中期，语文教科书在原有文选本和文选评注本的基 础上，初步形成了单元组合型语文教科书。1932年，孙偯 工所编的初高中《国文》（神州国光出版社）教科书，是 较早的以“文章作法”为线进行读写组织单元的教科书。 该套教科书初中第一册所编排的八个单元，每个单元都设 有相应的写作训练主题。如第一单元围绕着“白描风景技 能”这一训练主题，选人了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 河》、刘鹗《大明湖》等10篇写景佳作，并设置了《虎丘 山下》、《韬光的翠竹》等8个体现此训练主题的作文题 目。该课本将写作教学的内容按单元序列化展开，根据单 元训练目标所设置的作文题目，可以让学生及时地学以致 用，加强巩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写作教学内容研究。关于作文教学，学界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取得可喜的成绩。1923年，夏丐尊进行了教学小 品文的尝试。他认为，学生作文能力的不发展，是只从国 文去学国文的缘故。所以，经常劝学生不要只将国文当国 文学。“我所第一叫学生注意的，是自己的生活，叫他们用 实生活来做作文的材料。” “我想设法使学生对于实生活有玩味观察的能力，以补济这个病弊，于是叫学生作小品。小品文对于作文练习的价值很多，比如，能够让学生多写多练、从生活中取材，培养学生对生活的观察玩味能力，帮助学生养成文字简洁含蓠的表达习惯，同时还可以为长篇做预备。20世纪40年代，黎锦熙在《本国语文教学法提要》中系统总结设计了作文教程，并将作文教学分为小学、初中及以上、高中及以上等几大部分进行说明。小学又针对不同的学段，将写作教学内容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初小前两年：主要以简单记录为主，如简单的便条、标签、通信等；初小后两年：注重设计，多方练习记叙文、实用文、说明文诸体，并研究其做法，使其可以应对生活中相应的问题，产生实效；高小：在原有基础上练习作抒情之文、议论之文，但也要宜法重设计。初中及以上阶段，继续练习以上文体，有兴趣和天资的学生可以选修诗词等纯文学样式的学习，自由拟作，不加限制。高中及以上：在初中阶段的基础上，继续练习各种文体，但在文法上不宜有错误，等等。由此可见，黎锦熙对作文教学的认识比较符合学科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大大推动了写作教学的程序化和科学化进程。

三、写作教学方法

课标中的写作教学方法。在传统的作文教学中，教师一般不作具体指导，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背诵名家名篇积累优美词句，体悟文章的结构和修辞，而后在写作实践中模仿和借鉴，所以古代的作文教学准确地说应该是作文训练。不过，就作文训练的方法和步骤而言，的确也积累了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比如：“词”、“意”并重的原则，先“放”后“收”的训练步骤，以及多做多改的训练方法等。兴于唐代的帖诗和应举诗，出现于宋代的程式化作文方式，形成于明代的“八股文”的训练方法，尽管某种程度上便于学生掌握一些文体的篇章结构，但是其特有的严格的步骤极大地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力和想象力。写作的内容多是代圣人立言，所写非所想所得，远离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现实。因此，此方法严重地摧残了学生的写作兴趣。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语文教学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等都有了重大革新，作为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作文教学，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革。“五四”以前，作文教学受到实利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虽仍以文言文作为主体，但在文体上特别注重诸如实用文、应用文、记叙文的训练，有时也有个别白话文造句训练。

20世纪20年代以后，作文教学受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儿童中心论以及教育科学化运动的深人开展等诸多因索的影响，写作教学指导的材料和学生写作的内容，都明显加强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学生写作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大大增强。

第一篇：新课程高中语文作文写作运用

一、重视课堂交流，营造活跃的写作氛围

在以前的作文教学中，教师往往告诉学生本次写作的题目，然后让学生自己查找资料来完成写作。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会让学生感觉到无从下手，学生根本就没有写作灵感，此时有的学生就会抄袭或者仿写。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在写作课上，教师要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以此来将学生的各种想法激发出来，让学生心中有了写作的方向。如：当老师要让学生来写一篇描写自然景物的作文时，在课堂上教师要与学生交流，了解到学生都喜欢什么样的自然景物，并且教师要告诉学生在描写自然景物的时候一定要抓住景物的特征，然后通过描写、抒情的方式将其表述出来。这种教学方法会让学生觉得写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久而久之，让学生喜欢上写作。

二、坚持导学互助，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导学互助”的写作模式是指坚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真正将学生的写作兴趣激发出来，提高学生的各项能力。语文教师要重新组合课堂结构，将“课堂上”与“课堂下”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作文教学效率。如：当老师要让学生写一篇以“学会宽容”为主题的议论文时，教师要与学生探讨议论文的写作框架，即：论点、论据，然后教师让学生寻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通过例子来进行论证，以此来让学生快速掌握写作议论文的技巧。在高中语文写作教学中，教师要合理运用新模式，提高写作课堂效率。通过运用新模式既营造活跃的写作氛围，又激发学生的创新力。

作者：高小东 单位：甘肃省成县第二中学

第二篇：高中语文写作教学优化策略

文学语言研究,实际上主要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文学语言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文学语言应该是这样?怎样创造应该是这样的文学语言?在现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文学语言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使现代文学语言学得以创立,并初步具备了独自的理论体系。今后,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促进先进文化的目的,按照繁荣文学艺术的大众需求,参照外来文化的价值判断,现代文学语言学必须大力发展。为此,发挥文化反省机制和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对文学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加以严肃而审慎的学术探讨和学术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经过爬梳清理,笔者认为文学研究中至今存在的几个误区值得语言学界和文论界本着学术争鸣的精神,协同展开检讨和评说。   一、观念误区   观念之一: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文学语言的最主要的特质是“变异性”。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变异的语言,是变异的语言艺术,变异是文学语言的阐释基点,是文学流派的主要特征。   (一)文学语言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这是关系文学语言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的根本问题,关系文学语言为什么是这样的根本问题。   文学语言,实际上就是文学文本的实际语言形态,进一步讲也就是文学语体的语言形态体系。笔者在拙作《文学语言性质综论》一文中指出:“文学语言是作家(或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使用规范的民族共同语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独特体验,从而实现文学的各种功能所形成的言语特点的综合语态。简言之,就是民族共同语的文学的审美功能变体。”[1]这是笔者在分析借鉴关于文学语言的文艺学本体定位、修辞学本体定位、语言学本体定位的学理基础上界定文学语言的。根据这个界定的哲学思辨过程,笔者明确提出文学语言的本质应该是语言的、文学审美的,是语言型和审美型的双向融合。关于语言型,勿庸置疑,就是指文学语言这个极端复杂的语言形态体系存在本身。对此,我们既可从语言层面作多角度的静态考察,也可从言语层面作多侧面的动态认识。先看语言层面,文学语言是个构成极端复杂的语言形态体系,是个表达手段或者说修辞手段极端丰富的语言形态体系,是个语言表达方式或者说修辞方式包括修辞格极端丰富的语言形态体系;再看言语层面,创作主体的文体创新意识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言语形态呈仪态万千的气象,创作主体对语言手段或者说修辞手段的选择创新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具体言语形式或修辞形式和言语意义或修辞意义呈千姿百态的风貌,创作主体的语言表达方式、方法或者说修辞方式、方法的选择创新造就的一部部(篇篇)作品的言语表达方式、方法或者说修辞方式、方法呈万紫千红的景观。而其中的组成部分——变异的方式方法,只是一点点抢眼的奇特的风景。[2]关于审美型,也勿庸置疑,这是由文学语言学的学科定位——美学语言学决定的。   从文学的整体功能看,审美的功能是文学功能的基本功能和主导功能。文学的功能是个复杂的流动系统,一般来讲,它由政治的、认识的、伦理的、审美的等功能构成。   这些功能都蕴含在文学作品本身之中,也就是蕴含在作为文学的美学形式之中。其它各项功能必须融合于审美功能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其它功能的实现都要通过主导的审美功能。由此而论,文学语言的审美具有表现和再现的功能,自然制约并服务于文学的审美功能。综上所述,文学语言语态是由多层级多个元素构成的复杂语态,具有语言性和审美性双重属性。如果把这个复杂事物的本质归于单级化即单一的层次,简化为单元化即单一的元素,是很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对文学语言的本质,任何一种单方面的学科把握(不论是文艺理论的,还是语言学的、修辞学的、语体学的),都是片面的。如果不是由多层级多个元素构成的复杂文学语态作阐释基点,关于文学语言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就得不到满意的阐释。   因此,我们这样认识和把握,完全符合列宁在《哲学笔记》中阐述的事物本质的多级原理,完全适应现代美学、现代语言学、现代修辞学、现代语体学的理论科研水平。[3]   再看文论界和修辞学界对文学语言本质的最新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断和看法。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是本新说颇多、份量颇重的高校文学理论新权威教材。该书中指出:“文学中的语言,也就是文学文本的语言,是经过作家加工的、旨在创造艺术形象并表达意义的语言形态。一般说来,各种语言形态,如口语、土语、方言、书面语和文学语言,以及文言和白话等,都可以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后进入文学文本,成为文学文本语言组织的组成部分。”[4]这是个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具有时代水平的界说,它建立在对文学语言形态的整体把握和深刻认识上,无疑具有较鲜明的科学性。知名修辞学者高万云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指出:“文学语言应是以言意并重的审美形态为主要目的,以情趣想象为主要构建方法,以二度规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话语。”[5]这里的话语,从书中前后行文看,指话语形式,又指功能变体,还指存在方式。这是作者在探讨文学语言的语言内核、逻辑基础、民族品格、心理机制、审美追求、修辞意识、个性特征、游戏旨趣等诸问题的基础上抽象概括的界说。由此可见,作者的学术视野是开阔的,学术积累是厚重的,这等学术胸襟和气魄,值得称道。知名文论学者王一川在《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一文中指出:“在我看来,这五十年文学在语言上呈现大致四种演化形态:大众群言(1949—1977)、精英独白(1978—1984)、奇语暄晔(1985—1995)和多语混成(1996至今)。”[6]这里勿需评论其概括的科学性程度,单就纵的历时考察看,视野开阔,根据充足,认为文学语态呈多样性和开放性的总体看法是不可否认的。从纵横结合的学术背景看,以上引述的三家代表性界说和看法,对文学语言本质等的研究基本上都能站在文化哲学的高度,遵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的哲学原理,采用超验和经验相结合的哲学研究方法,作总体的根本的观念把握和建构。#p#分页标题#e#   尽管它们也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不具备绝对的真理性,但对文学语言本质的认识和把握离真理是较贴近的。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把上述文论界和语言学界的四家的界说和看法加以比较、加以综合,绝不会得出“变异是文学语言的实质”的结论。   (二)文学语言的最主要特征是变异吗   这是关系到变异在文学语言中的地位的大问题。   笔者曾对当代文论界和修辞学界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研究作了比较研究。总起来看,文论界和修辞学界概括的文学语言的特征不那么集中,主要有形象性、情意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模糊性、含蓄性、美感性、精确性、变异性、口语性等十一个特征[7],再加上童庆炳概括的内指性、陌生性、本色化[8],合起来就有十四个。   显然,这十几个绝不会都是文学语言整体的特征,虽然都有各自提出的成为特征的依据。笔者在《文学语言特征的科学指数及其关系》一文中提出,从文学语言整体看,其特征依次应为:形象性、情意性、音乐性、丰富性、独创性。这“五性”是完全跟文学的内容和属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完全适应文学语言的总体特征和根本性质的,是将经验和超验结合在一起的,也是符合文学语言的现代性要求和发展趋势的。也就是说“五性”着眼于整体,而不是局部;着眼于整个结构层,而不是某个层。因而适应面广,抽象水平高,概括力强。这样的根据或者说条件,从经验乃至超验看,除美感性外(下面还要谈到)变异性等其他性是所不具有的,因而,变异性不会是主要特征。[9]这还以语用频率调查为据。以变异中的变异句为例,据笔者对现当代22位著名作家的24篇(首)代表性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手工调查,变异句总数约占调查总句数的3.5%。那么,主要特征是什么?主要特征应是形象性。著名修辞学家张静曾说:“文学语言的特征很多,像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精炼性、音乐性等。这性,那性,我看都离不开形象性。所以说,形象性是文学语言的总特点。”[10]这样的论断,文论家和修辞学家大都是赞同的,并极力加以阐发的。这样的论断,不会也不该质疑并轻易变更。在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面说的“五性”都应具有美感性。换句话说,美感性应主导“五性”,生成形象美、情意美、音乐美、丰富美、创新美,使文学语言构成以美感性为灵魂的“五性”有机统一整体,成为美感性以及“五性”的载体和本体的统一体。如前所说,这是由文学语言的本质所决定。因此,不宜单列美感性。   (三)究竟如何看待文学语言变异   这关系到文学语言变异的名分问题。   从上面的探讨可以看出,本文所谈的文学语言变异是指文学语言的修辞变异。而有的论著中的文学语言“变异”的含义,大致有三个:语言变异、言语变异和修辞变异。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观念误区之一,可以说是跟“变异”的诸多含义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有必要逐个清理。   语言变异和言语变异、修辞变异,是分属语言层面和言语层面的两类变异。语言变异,简单地讲,是存在于语言体系中的变异,主要有语音变异、语汇变异、语法变异以及文字变异等。言语变异,简单地讲,是语言运用过程中,在特定语境中产生的具体的、特殊的、个别的言语形式和言语意义。[11]这两类变异往往成为语体和风格的重要构成要素,学者们称其为语体变体和风格变体,并把它们当作语体学和风格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加以研究。   如果把它们的运用跟语体特征和风格特征的生成联系起来,并认为它们是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阐释基点”,是有道理的,这叫“广义变异”似乎也无可厚非。但是,按照语体学原理,这两类“变异”也有跟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的语体特征相适应的,换句话说,科技语体、政论语体、公文语体的语体特征,也可由两类中的相应“变异”来体现。那么,照此推论,语言变异和言语变异不也是这些语体的“主要特征”、“阐释基点”吗?可见,文学语言是一种变异的语言,变异是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的说法,也是不够科学的。如果言语变异具有明确的修辞选择的特征,它就是修辞变异,即有的学者所说的“狭义变异”。严格来讲,文学语言变异应该指修辞变异。这才是文学语言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如果把它当作文学语言的主要特征,看作文学语言的实质,如同前面所论,人们是很难理解的,也是很难赞同的;如果把它们看作是构成语体和风格的鲜明要素,人们是赞同的。   总而言之,对研究对象的名分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直接关系到结论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观念之二:文学语言在本质上是反规范的。有人提出文学语言要挣脱语法的桎梏,扭断语法的脖子;有的大讲文学语言要“超越语法”、“突破语法”;有的鼓吹“变形”理论、“陌生化”理论、“疏离化”理论。他们认为非如此,就不会有“变革”、有突破、有创新。   观念之三:变异是文学语言的生命力所在,是文学语言的追求目标。有的学者认为“明白如话”、“朴实无华”没有艺术生命力,只有超常使用才能造成最佳的艺术效果;有的学者认为,没有变异,文学语言的生命力就完结了。   对于这些看法的评析,见诸有关论著的颇多[12],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必再仔细地深入地评说。笔者认为只要通过探讨明确了文学语言的实质,这些误区定会消除。但笔者还想简要强调如下几个问题:其一,在处理变异与规范的矛盾对立关系时,应该时刻牢记规范是基础,规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自古至今的语频效应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异修辞与逻辑理据的关系应是既“无理”,又“有理”,也就是既背理又合理,具体地说,从显性语言表达看,是不合理的,但从隐性逻辑事理看,又是合理的。其二,文学语言的研究方向、追求目标,决不能脱离文学语言的文学审美功能,要遵循为充分实现文学的审美功能服务的规律;文学语言的生命力源泉在于文学语言再现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采用“陌生化”等手法创造的文学语言变异虽然具有变异美、具有生命力,但它只是刻意艺术加工之美,它的审美价值是有限的,如果过分追求,变异和“疏离”等过度,大众是不欢迎的。其三,思维的片面化、孤立化、绝对化不能不说是这些误解的逻辑根源。#p#分页标题#e#   二、语体误区和方法误区   这两个误区,跟观念误区密切相关,可以说是由观念误区派生的误区。这里只作简要评析。   (一)语体误区:注重诗歌语言、小说语言,不注重散文语言、戏剧语言语体误区实际上是材料误区。这是专门研究文学语言的论著普遍存在的问题。请看笔者手工抽样调查的下列数据(按时间先后为序)。[13]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七章文学语言共举文学语言例43例,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62.8%、20.7%、13.9%和2.7%。冯广艺、冯学锋著《文学语言学》(中国三峡出版社1994年8月)共举616例,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50%、21.1%、16.8%和12.1%。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章文学语言组织共举67例,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67.2%、19.4%、8.9%和4.5%。高万云著《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的开篇文学语言的规范之争、第一章文学语言的逻辑理据、第四章文学语言的审美追求、第八章文学语言的变异规律、结语文学语言的哲学思考五部分,共举158例,其中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例分别占总例句数的58.2%、31%、6.3%和4.5%。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会编《文学语言研究论文集》(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3月)刊载文学语言研究论文共计19篇,其中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篇数分别占总篇数的47.4%、26.3%、26.3%和0。《修辞学习》编委会编《修辞学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度(1—6期)共收文学语言研究论文19篇,其中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篇数分别占总篇数的52.6%、31.5%、10.5%和5.4%。   上述两个系列的多组调查数据,足以说明在文学语言研究范围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偏枯状况,这不利于文学语言材料的广泛积累和全面整理,不利于对文学语言的总体把握和系统建构。固然,“小说是积极修辞手法使用的集大成者”,某些“诗歌语言有系统地违反规范标准的艺术变异”,投入足够的精力去研究是合情合理的,但对戏剧语言绝不能轻描淡写,甚至漠然置之。这里谈两个主要理由:戏剧语言的研究内容绝不是一个“个性化”所能概括得了,它的研究内容大有拓展的必要和可能,是大有可为的开发领域;戏剧语言主要是对话语言,难以数计的电视剧等的对话语言,跟大众的语言联系最密切,奋力研究它有利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向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提升,有利于为现代语用学提供活生生的实践材料。   (二)方法误区:研究方法钟爱归纳法的例证法,还喜欢频频采用分析法,其它方法很少使用,或几乎不用从本质上讲,科学研究方法同科学研究对象是互融的,是某种客观对象的内部各种关系的反映。它也是个系统,具有客观性、依存性、层次性和多样性。[14]既然文学语言是由多层级多个元素构成的复杂文学审美语态,就应该根据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目的、要求,选择相适应的具体方法,或者是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方法的过分单一,势必会产生公式化的“套板反应”等后果,给研究价值带来严重影响。再者,某些具体方法只适用于某个层面,或某个范围,功能是有限的。如果过分夸大它的价值,就会引出脱离语言实际的结论,比如,前面举的对文学作品中变异句的语频调查数据就证明,从文学语言整体看,变异不可能成为文学语言的主要特质。   

本文作者：唐文吉 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在国学日渐升温和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思考“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学术语境中，“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价值”这一课题也自然被提上了研究的日程。有人也许要质疑“传统文学理论”这一提法，认为“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学科，不能跟“传统”二字相提并论，但是，我们认为，所谓传统，其实并非旧的和保守的，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精髓，即传统的优秀部分，它是朝一切新事物开放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学术论争和学术积累，它已经成了人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学术事实，而且还将发展下去。所以，传统也应该向它敞开。这个学科不管从前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最终它都会被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赋予生命的内涵。因此，这种质疑或许适用于“古代文学理论”这一提法。而“传统文学理论”的提法，则是通过还原中国传统学问对文学的认识，把文学理论学科纳入中国传统学术精神下，解决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开出新的学术境界。以下结合当代文学理论所面临的问题，略述其价值。

在文化自觉中实现文学理论的本土化

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各门学科面临着“本土化”的诉求，文学理论更是如此。我们认为，可以结合“民族文化生命的自觉”来谈这个问题。中国学术界探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生命自觉的表现。钱穆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一个生命，是活的。他说：“文化乃群体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1（]P185）所以，文化有惫懒和麻木的时候，受了挤压或是受了伤，也要变形，但是它有自我修复的功能，最终它还是会回到自身的状态。晚清以降，由于国家政治的腐朽和西方学说的传入，知识界普遍认为造成中国的被动局面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于是纷纷根据西方学说对其进行否定。传统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它还仍有修复功能，来自中国文化内部的一股力量势必会起来反抗。这种反抗，起先总是消极的，表现为保守势力的活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它自觉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优点，积蓄了相当的力量后，就会变成积极的、建设性的反抗，表现为文化复兴者的活动。后者能摆脱他种文化的挤压，开启本土文化的新的生命，这就是传统文化的自觉。在文化自觉中讲文学理论的的“本土化”，底气要足一些。“本土化”之前的文学理论，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其特点有三：第一是话语层面的西化。这一点已经被人意识到，于是有“失语症”之说：“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3]第二是学理层面的反传统性。在这种理论下，“文学”，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理论”，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这两个现代性的概念垒积起来，变成“文学理论”，就更是现代性的了，它离传统很远。苛刻地说，它在“反传统”的思潮中扮演着一个主动的角色。比如，它定义中的“文学”，要么是服务于政治的，要么是隔绝于政治的。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排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第三种选择：中国传统的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生命就建立在政治上，所以积极干预政治，但不完全依附于某个政权；文学是不平之鸣，它发乎人之性情，而及于天下家国。再如，它定义中的“理论”，只是一种知识，一种对“文学”这种事物进行认识的“理性总结”，没有更大的意义。当然，现在有人提出发掘知识背后的权力，这是很有意义的。人们发现，权力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知识话语中来了，知识充当了权力的工具。殊不知，在中国，人们早就自觉地借助知识来表达知识之外的东西。没有对知识的绝对崇拜，也就没有必要对知识背后的权力因素一惊一乍，没有必要对知识的不确定性感到迷茫和绝望。凭着这两个定义，文学理论学科就丢掉了中国传统学问的很多素质，把很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变成了新的困惑。第三是思维层面的简单化。如果外国文学理论只是作为一个学科被引进来，但没有跟中国学术有机结合起来，没有学科自觉，就只能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只是原装引进的知识，而非独立自主的学问。中国传统学问不能把文学理论学科包容吸收过来，中国古代的文论仅仅是这个学科的中国材料，这样的文学理论是无本的，无本之学往往会被一种流行的、简单的思维方式左右。当前的文学理论界，太多的定义被人们奉为教条，太多的值得怀疑的结论被人们深信不疑地接受；甚至，一个学科，被人用“五论”、“四要素”、“审美意识形态”等就能概括。这种贫乏和僵化的根源在于没有传统学术作为根基。西方文学理论能否中国化，还值得商榷；但文学理论学科的本土化是势在必行的。“本土化”的意义，不仅在于使文学理论有自己的“话语”，而且在于文学理论解决它面临的问题和困惑，生成新的、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这个目标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自觉中逐步实现。

以对“通”的追求解决文学理论学科面临的问题

传统文学理论还为解决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很多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启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其现代性带来的，引进传统文学理论作为参照系，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反拨。当然，这并不是要复辟到古代的文学批评的状态。现代学术的分析精神使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语境下，学术本身都有其张力，使得每一个学科都不甘于停留在一个细枝末节上，它要扩散，要旁通。所以，即使是在西方，优秀的学者是兼通多种领域的博雅之士，“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则更受人尊崇。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学术同样重视学术的这种张力，并把“通”作为学术的最高境界。但是，在重分析的中国现代学术氛围中，“通”的境界是受排挤的，人们热衷于学科的细致划分，醉心于研究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于是，学术的张力在这种挤压下只能以“交叉学科”、“对象泛化”等方式实现，而这些方式又往往演变成不利于原来的学科发展的因素。交叉学科的泛滥和学科研究对象的泛化已经阻碍了许多学科的深入发展，使之流于浮泛。就文学理论而言，出现了文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艺美学、生态文艺学等名目交叉学科，也出现了诸如“文学理论要研究广告、时装、广场艺术、体育竞技等”的言论。交叉学科的出现对文学理论学科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的正面意义是否大于负面意义，是值得研究的；而研究对象的泛化，则明显对于文学理论有害，其治学姿态对于整个学术研究都有不良的影响。对于这些现象，不能仅仅围追堵截，一味批判，而要注意思考其发生的原因，从源到流进行疏通。在学科划分趋于细化的进程中，我们更要注意到可能产生的弊端。交叉学科的泛滥和学科研究对象的泛化，起源于学术本身的张力和这种张力得不到自由的伸展的矛盾，要解决，就不能讳言学术对“通”的追求。每一个学科都要与我们民族一直强调的“大学问”联系起来，培养学者大的情怀和胸襟。传统文学理论的当代价值，与传统文学理论相关联的是整个中国传统学问，它使人们明白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大处着眼来看文学，从文学出发，走向“通”和“博”的学术境界。这样的文学理论才能有本有末，才能走向博大精深。#p#分页标题#e#

摘要：近年来关于阅读课和作文课教学的研究俯拾皆是，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语文练习课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教师“满堂灌”的现象比较严重，学生听课积极性不高，故研究初中语文练习课的有效教学很有必要。在实际教学经验基础上，探讨了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方法的使用、教学环节的设置等一系列问题，期待在语文练习课堂上教师导得好，学生动得勤，学生自觉主动地建构知识系统、掌握有效方法、养成良好习惯。

关键词：练习课;教学;知识;方法

初中语文课型丰富多样，但受重视的程度却迥乎不同。若阅读课是主角，作文课是配角，练习课就是跑龙套的了。练习课不像阅读课有起伏跌宕的情节，不像作文课有鲜活生动的素材，学生本就兴趣不大，又因为它是建构与巩固知识的主阵地，教师对于练习课容易受“知识本位教育观”的影响，将知识传授等同于教育本身而“满堂灌”，所以练习课“效率低、气氛冷”成了教师头疼的问题，“难度高、真乏味”成了学生走神的借口。笔者就提高初中语文练习课效率作了一些探讨，认为做到以下几个统一大有裨益。

一、统筹规划与重点突破的统一

语文练习课跟其他课型一样，目标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语言素养是一个十分宽泛的范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规定7至9年级的课程目标涵盖“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等5个板块的内容，每一板块下面又分设有很多小目标。中考作为重要的教学评价方式，也囊括了“积累与运用”“不同文体阅读”“写作”等考查内容。课程标准在前，评价考查在后，语文练习课的内容瞻前顾后，体系纷繁复杂，“‘少则得，多则惑’，如果不进行知识要点的统筹规划，势必造成教学的琐碎与杂乱。”[1]因此，教师要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教材的编排顺序统筹规划一年度、一学期、一个单元甚至一节课的目标。例如根据部编版教材编写体例，初一应侧重记叙文阅读训练，根据不同单元课文内容设置单元训练目标。例如大量运用各种修辞是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春》《济南的冬天》《雨的四季》等写景散文的共性，教师可用课文或者课外写景散文出题，引导学生突破赏析修辞手法的难点；第二单元《秋天的怀念》《散步》等课文虽有景物描写却是为记事服务，可用于引导学生赏析记叙文中的景物描写；第三单元《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塑生命的人》等写人散文则可帮助学生把握记叙文中人物形象的特点。

二、课前演练与课堂强化的统一

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的现有水平和可能发展水平之间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教师教学应着眼并超越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至下一发展阶段的水平。具体做法是，在学生高效率完成课前检测题的基础上，教师及时回收纸质练习资料进行批改，熟悉学生的知识漏洞或误区。若时间不够，则可让学生课前思考，教师课堂抽检，学生口述答案，教师瞬时分析、及时反馈、点拨思路、提供方法。但这只是帮助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的第一步，教师要在课堂上及时检验学生的知识习得、能力掌握情况。“针对学生出现的主要问题，老师需组织反馈练习，加强课堂巡视，及时搜集信息，进行宏观调控。”[2]教师可以通过转变题型再现问题，异中求同，检测学生是否从根本上掌握了规律和方法，再进行新一轮的激疑、点拨、总结，从而帮助学生完善知识建构、促进方法吸收、提升解题应变能力。例如，议论文阅读简答题训练课上，我们可先选择一道考查“全文论证思路”的题作为预习任务，清楚学生问题后及时点拨解答此类题型的方法：首先要清楚议论文的一般结构：立论（提出中心论点）、本论（设置分论点进行论证）、结论（重申中心论点），据此给全文分段，找到各段中心句即中心论点句、分论点句、重申观点句，用顺序词连接后依次陈述即可。之后在课堂上可再呈现一道类似的题让学生练习，避免学生眼高手低。教师巡视课堂，若学生答题效果良好，则应趁热打铁训练学生解答“段落论证思路”题，告诉学生议论文的段落内部一般也采用“立论（提出分论点）、本论（使用论证方法进行论证）、结论（重申分论点）”的结构，据此给本段分层，找到分论点句、辨析论证方法的使用、提炼段末总结句，同样用顺序词连接后依次陈述即可。

第一篇:探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作文教学

【摘要】作文教学一直以来是语文教师们感觉很不好做的事。教与评的效果也让人难以满意。学生不愿意写作文，迫于考试的无奈，又不得不写，于是硬着头皮写，质量可以想见。学生写好后老师费时费力地批改，功是做得不少，可是作文发到学生那里时，他们大多只大致看看老师是否批改了，得了多少分，其它的就再也不看了，下次写还是走同样的路，犯同样的错，老师的功到了学生那里大都化为乌有。教师与学生两方都出力不讨好，作文教学也往往收效甚微。

【关键词】高中语文；作文教学

一、教师要转变观念

高考模式的改革是为了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意在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高中语文教师要及时转变教学观念，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不能用老一套来训练学生专攻一种文体，也不能只重分析，轻写作。学生想象力原是丰富的，但在条条框框的限制中慢慢被扼杀，如此一来，他们便感到作文很枯燥很无味，对写作文的兴趣就会逐渐降低直至消失不见。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四种能力，每种能力都不可或缺，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不能人为地把这四个方面割裂开来，也不能偏重哪一项而不顾其他。纵观近年语文考卷作文试题，大多是要求“题目自拟”、“立意自定”、“文体不限”，这正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广的选择空间与更多的表现机会，当然这并不是说考生可以随便写，胡乱写，也不是说可以准备几篇范文就可以随便套用。试题中的不确定因素实际上是对学生的基本功提出更大的挑战，它要求学生在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文体，可以在确定几种立意的基础上选取其中一种自己最好把握、最能展示自己才华的一种方案来。因此高中语文教师必须在平时的教学中重视作文教学，要让学生在写作文这一块上做到“一专多能”，既会写各种文体，又有写某种文体的特长。

二、强化材料意识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古人的这些总结，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积累在写作中的重要性。教师要导引学生在平常的学习和生活中注意写作素材的积累，并把积累的语言材料内化为自己的语言。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边城》，文中不乏优美的句子，如“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字里行间满满的是对人性和自然的赞美。有学生就模仿原句将其改写成了：“我们像花朵一样在温室里养着，用作业代替了运动，把网络代替了交流，厚厚的镜片下早已不见清明如水晶的双眸。”虽然改写之后的语句有调侃的意思，但学生通过模仿创造，学习到作者的写作技巧和手法。诸如此类的练笔不仅可以让学生找到类似具有深刻性的主题，也能为文章撑起骨架，找到灵魂。通过在日常教学中强化积累，对作文材料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可使学生在作文时有话可说，从而避免了文章内容空洞、简单堆砌词汇的不良现象，这正是作文教学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