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基金论文范例

开放获取(OpenAccess)已经“扑面而来”.2022年4月10日,根据WebofScience平台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简称SCI)数据库统计,2021年全球出版SCI论文2747405篇,其中开放获取论文有1251434篇,占比为45.55%.可以预计,全球开放获取论文将很快超过非开放获取论文.我国较早就参与到全球的开放获取运动中.2003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国科学家签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合作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和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发布开放获取政策,对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时滞期(embargoperiod)均为12个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开放科学首次写入我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九十五条:国家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完善科研论文和科学技术信息交流机制,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虽然该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及开放获取,但有学术期刊、科研论文、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等表述,开放获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开放获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关于开放获取的争论、质疑和误解,在全球范围连绵不绝,国内尤甚.这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单纯与“经济账”相关的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学术传播净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种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简单分析了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然后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可能行动.

1关于开放获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关于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费用(fee)(广义的成本包括费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人们大多认为开放获取运动的直接原因与连续出版物危机(serialscrisis)有关,连续出版物危机给图书馆造成了财政困境,从长远来看,仅仅通过增加连续出版物预算是无法解决的[5,6],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放获取[7].后来,随着文章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们发现开放获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从而提出包括订阅成本、文章处理费和额外管理成本的总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个英国机构在2007~2014年间的总出版成本数据[8].目前,在OA2020国际开放获取行动和S计划(PlanS)的推动下,人们希望可以把当前用于期刊订阅的经费转换为支持开放获取出版的资金,快速实现大规模开放获取出版的同时,不增加或尽量少增加总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开放获取研究鲜有报道.2009年1月,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发布研究报告,尝试着分析替代学术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潜在收益(替代学术出版主要指开放获取出版和自存档,即金色开放获取和绿色开放获取)[9].不过报告中关于潜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节约,关于可访问性的收益没有实质性展开,并且该报告发布后引起很大争议[10].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全世界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档(绿色开放获取),它将产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提出

开放获取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头仍还是以学术出版为代表的学术传播问题.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国家的视角(类似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视角),一个新概念被提出:学术传播净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对应的两个概念为学术传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学术传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学术传播净收益(NBSC)=学术传播收益(BSC)–学术传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识.(1)学术传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识传承(教育角度)、成果转移转化(经济角度)、促进人类文明(社会角度)等.经济学中,收益通常指财富的增加.广义上的收益可以是实际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获得的满足;既有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货币计量的.(2)学术传播有成本,无论传统的订阅成本还是文章处理费.为了简化处理,不再区分成本和费用,统称为成本.经济学中,成本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的代价.从图书期刊的产业链看很容易理解学术传播成本,编辑加工、排版、印刷、发行等均有实实在在的成本发生.(3)理性决策,对于开放获取利弊的分析,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收益的变化,也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成本的变化,而是应该测度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经济学中,净收益通常是收益与成本的差额.用净收益的变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变化去评估目标对象(特定企业或项目等),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被普遍采用.这些概念并不复杂,只是将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经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净收益等概念与相关理念,简单移植到学术传播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观视角,不涉及微观的特定企业或机构的学术传播成本、收益和净收益分析.

3基于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开放获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分析开放获取利弊,变成论证如果实施开放获取,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则开放获取有利于学术传播,反之则不利于学术传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实现路径有4种.路径1:ΔBSC>0,ΔCSC<0.这条路径最理想,即开放获取不仅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也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2:BSC不变,ΔCSC<0.这是目前讨论较多的路径:开放获取是否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3:CSC不变,ΔBSC>0,即开放获取后学术传播成本其实没有变化,但是学术传播收益增加了.路径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开放获取既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又增加了学术传播成本,但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超过了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简单,但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根本上思考开放获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很可能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根据大致的测算,由于历史上定价参照标准较低、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相对欧美国家较少等原因,我国目前支付给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订阅费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销售额的比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数据也可以从已经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的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年报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验证.如果简单化处理,假设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全部金色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总额通常按照发文量计算,基于SCI数据库的简单统计,2019~2021年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论文在全球占比均超过20%且继续增长.因此,可以推测开放获取很可能会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但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开放获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国庞大的研发人员和学生,促成工程师红利和科学家红利.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和研究生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7%,从2016年的387.8万人/年,增长到2020年的509.2万人/年,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国招收研究生117.7万人,在校研究生总数增至333.2万人[13].如果我国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开放的,所有这些研发人员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从中受益.开放获取可以助力我国的经济转型.创新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继续追求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以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持续过渡.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关注研究的大学和关注应用的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通过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见性,促进对科学数据的公开访问,有助于促进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整体上判断,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额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国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当然,对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准确度量非常困难,此结论尚需更加严密的测算和论证.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中.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较大，随着高等美术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日益普及，高等院校逐步向研究性大学转换，高校教师的研究性成果成倍增长，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课题申报数飞速上涨，立项数不断上升①，但高品质的学术成果却并不多见，反而在总量扩大的情况下，质的相对比率反而下降。这种情况在“十五”期间已经出现，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控制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学术期刊进行学术评估，对核心期刊进行动态评估，加强对课题项目后期资助的审核及资助力度，出台各种对优秀著作及科研成果的奖励措施，各家出版社对优秀科研成果也在每年的出版计划中留有一定的比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良的学术风气依然存在，量与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全国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学科研究的整体态势是个体性的研究增加而集体性的研究减少，专门领域内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个案研究比较多，边缘性研究比较多，地域性美术研究亦逐渐增多，一些新兴学科的概论性著作也逐渐增加。整体上说明了学科研究领域的面在不断扩大，基础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国家项目的推动及省(市)、部门各级项目的立项与资助力度不断增强，大多数有研究前景的个人与集体项目都能获得各种不同的支持;二是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成倍增加，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学科研究的发展，因为其中的开题、评审、答辩等种种环节，在掌控论文的学术质量上还是发挥了作用，还有一些学生在认真地钻研学问。   与美术史论的传统学术研究相比，创作实践方面的研究更为活跃。美术市场空前繁荣，展览不断，当代艺术的浪潮一浪又一浪，画册、期刊及各种出版物让人目不暇接，对现状的研究也随之展开，美术批评理论也随着批评实践活动而有所发展，推动了各种创作理念;尤其是设计艺术理论研究，虽然还处于初创时期，亦初具规模，这与设计艺术教育的普及有关，与学科的基本教育规模与实践性有关，其研究成果大多还体现在教材与基础理论问题上。   现依据“十一五”期间美术与设计艺术学科研究的主要情况与基本特点，分述如下。   一、基础理论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基础理论比较薄弱。与“十五”期间相比，在研究范围上无突破，在数量上基本持平，基本上一年出版一本，还是以高等院校教材或辅助教材为主，如“美术概论”一类，有邓福星的《美术概论》(2009年版)、赵一丹的《美术概论》(2008年版)、陈美渝的《美术概论》(2007年版)及高国良的《影视美术概论》(2008年版)、肖清风的《设计艺术概论》(2007年版)、朱?主编的《设计艺术概论》(2006年版)，其特点是强调了个体性的研究，突出一家之言，走出了集体编著的大一统模式，展开了多元论述。在门类美术的基本理论研究方面，近十年来还是局限在影视美术，未见其他门类美术的著述。   在博士论文方面，则有些专题性的理论研究，如王云亮的《话语的转型:以宗白华的中国画理论为解析案例》(2008年版)，就在探讨20世纪中国美术理论话语的现代问题。   在“十一五”国家课题立项中，基础理论方面的选题比例也小，占美术类课题总量约17%，其中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研究，设计艺术理论、批评理论及各项专题理论研究，未见原理论研究，而且有些选题重复立项。   与美术基本理论研究现状相比，设计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略为突出，且作者队伍也趋向年轻化，其成果形式还是以教材为主。如余强主编了一套设计艺术基础理论丛书(2006年版)，以及邵宏编著的《设计学概论》(2009年修订版)、胡守海的《设计概论》(2006年版)、张焘的《室内设计原理》(2007年版)、焦健等主编的《空间设计原理》(2007年版)、清华大学课题组编的《设计艺术的环境生态学》(2007年版，“十五”规划题)、何灿群主编的《人体工学与艺术设计》(2007年版)、陆小彪等的《设计思维》(2006年版)等等。专题性研究则有桂宇辉的博士论文《包豪斯与中国设计艺术的关系研究》(2009年版)，以及熊?的博士学位论文《器以藏礼:中国设计制度研究》(2007年)。   二、美术史研究   “十一五”期间的美术史研究依然是重头戏，成果数量不少，但值得称道的却不多。其间以教材为多，特别是中外美术通史写作，虽然看似以个人撰著为主，体现研究主体的学术立场及其观点，实际上还是取通用的体例及通常的史学观，无甚建树。五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美术史出版有13本，外国(西方)美术史出版也有13本，基本上都属于简编。②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工艺美术史就出版6部，有5部是个人专著。应该说，这与“十一五”期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展开有关，与设计艺术学科的兴起与普及有关，与文化研究及新美术史学观的兴起也有关系。外国美术史写作中比较值得关注的是陈平的《西方美术史学史》(2008年版)，特别是他又主编了一套“美术史里程碑”丛书，包括《罗马艺术》、《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及《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   美术史的研究方法是这一时期倍受关注的问题。   图像学、艺术形态学、艺术社会学及艺术心理学等研究方法，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意识形态研究、比较研究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中国美术史学界，挑战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及风格样式研究。   其间，较有影响的是美籍华人学者巫鸿的著作被介绍到大陆，如《礼仪中的美术》(2005年版)与《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中的思想性》(2006年版)。2007年4月，首届高等艺术院校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会议主要着眼于青年一代的美术史学者，而来自各艺术院校及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两天会议不时掀起讨论的热点，如华南师范大学颜勇的论文《西学语境中的传统画论:以“墨分五色”的二三种现代诠释为例》，又如中央民族大学吴雪杉的论文《清初“四僧”与历史书写———民国时期美术史的一个考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张鹏有关寺观庙堂绘画、雕塑的研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及独到之处。2008年4月第二届年会在四川美术学院召开，其研讨的主题是“美术的地缘性”，并设六个分论题，即(1)差异与融合;美术考古的视角;(2)地域性母题的图像呈现;(3)美术及其理论中的地方观念;(4)地缘性与风格流派;(5)文化地域性的价值限度;(6)地缘性理论的回顾和反思。显然，年会的学术议题已转向有关方法论的专题研究，“研究视角”比“学术立场”更受人关注。#p#分页标题#e#   2009年10月第三届美术史学教育年会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召开，主题是“边界与范式”，曹意强与潘耀昌均关注到越界问题，即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艺术研究”;而在“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新视野”的专场讨论中，郑岩、张鹏等人所提交的论文依然注重图像分析，注意讨论具体的问题，由此及彼，由小见大。这样的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所接受。   中国美术史专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来自于之前的一些研究项目。如属于“十五”国家重点项目之一的“中国道教美术史”(2003年立项)，其课题成果之一《论〈八十七神仙卷〉与〈朝元仙仗图〉之原位》(李淞著)获首届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2009年)，与其同时获奖的还有李超的《中国早期油画史》(2001年立项的国家年度课题)及裔萼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史》(2001年立项的文化部青年项目)。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在“十一五”期间依然是一热点③。已出版的专著有吕澎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2006年版)、张晓凌主编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文献集》第一辑(2007年版)、陈瑞林的《中国现代美术史教程》(2009年版);再版的有阮荣春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原名为“中华民国美术史”，2005年版)、潘耀昌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潘公凯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课题组(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于2006年相继在香港、上海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海内外学者就20世纪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问题展开讨论。张晓凌负责的“中国现代美术史”课题组(“十五”国家重点)也相继在北京、杭州组织召开编委会，其项目将在2010年下半年结题。郑工的《民国时期美术思潮》(2001年文化部项目，原题为“20世纪中国美术大论辩”)已于2006年结题(将在2011年出版)。而在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方面，数量更多，出版的也不少。   如顾丞峰的《现代化与中国百年美术》(2007年版)、薛娟《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2009年版)、马琳的《周湘与上海早期美术教育》(2007年版)、华天雪的《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2007年版)等等。相比“十五”期间，研究范围扩大了，研究深度也加强了，其特点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注重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同时也在进一步整理资料，敞开学术视野，消除偏见。   中国书法史论研究在“十一五”期异军突起。说“异军”则是因为在20世纪书法渐次游离出了中国美术圈，而在21世纪，在学科整合的过程中开始有所沟通，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十一五”期间推出了一批成果。如丛文俊等人合著的《中国书法史》丛书(2007年版)，欧阳中石主编的《中国书法艺术》(2007年版);专题研究成果可见之南方出版社的“书法研究博士文库”(第1辑，2009年版)，王元军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代书刻文化研究》(2007年版)，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三、区域美术(含民族美术)研究   “十一五”期间区域美术研究比较活跃，正因为这一时期通史性的写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地域性的美术研究又受到地方政府及有关文化教育单位的重视，作为地方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或有地方特色的研究项目进行扶持。区域美术研究的特点，一是文化中心区域，二是文化边缘区域。如北京的地区性美术研究就有两项成果，即邵大箴、李松主编的《20世纪北京绘画史》(2007年版)与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2008年版，北京市“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前者聚集了国内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家，如李树声、薛永年、水天中、单国强等人;后者主要是一批青年学者。二者体例不同，水平各异。相比“十五”期间出版的《上海美术志》(2004年版)和《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2005年版)，在研究思路及具体做法上已不相同。澳门文化局近年也资助一批有关澳门美术与设计方面的研究项目，已结题并待出版的成果有胡光华的《澳门绘画史》、刘佳的《澳门设计艺术》。   由澳门基金会编辑出版一套《澳门史新编》(2008年版)，收录了莫小也的《澳门早期美术史:远古至1850年》与郑工的《澳门美术史的分期与分类》。莫小也的研究课题“澳门美术史”(2003年立项的国家年度题)也基本完稿。   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李伟卿主编的《云南民族美术史》(2006年版)、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2006年版)、范晓杰等人合著的《山西美术史》(2009年版)、朱琦的《香港美术史》(2007年版)、徐文琴的《台湾美术史》(2007年版)。还有一些民族美术史的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如彭林绪的《土家族工艺美术史》(2007年度)、张景明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2007年度)、李青的《丝绸之路与西北民族美术史研究》(2007年度)、李宏复的《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工艺文化研究》(2008年度)及姜钟浩的《中国朝鲜族百年美术发展历程与特性研究》(2009年度)。   区域研究的性质应属于文化研究，或者说是有关地方知识及在特定空间区域内文化关系的总体叙述，故在文化边界、共时性关系、差异性论述等问题上容易形成关注的焦点。只是目前美术学界对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意义认识还不明确，故在写作时容易出现视野不清。其中最大的认识误区，就是将区域美术研究作为局部范围内的一般美术史写作，即被缩小了空间范围的通史性写作。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其目的不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都不一样，要解决的问题更不相同。这一问题在2010年4月的“中国地域性美术史研究暨《北京美术史》学术研讨会”上已被提出，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边缘性的文化研究   边缘性的文化研究主要指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十一五”期间，美术学及设计艺术学处于学科的基本建设阶段，新的边缘类型学科出现不多，其队伍基本是由民间美术、工艺美术及设计艺术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构成，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兴起后，带动了民间美术与民间工艺美术的文化研究热潮，但真正理论上的带动却是文化人类学及民俗学。如乔晓光的《本土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研究文集》(2008年版)、吴志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视野下的福建民间美术》(2008年版)、沈泓的《节庆狂欢:民间美术中的节俗文化》(2009年版)等。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在“十一五”期间陆续立项，绝大部分都属于调查报告④，其立项在美术及设计艺术类中每年的比例数高低不等，如2007年有五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2008年有四项，2009年有六项(其中两项为国家重点)，分别为当年美术及设计艺术类总立项数(含文化部项目)的19%、10%、17%(不含工艺史研究)，但重点题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为50%，而2009年则为100%。#p#分页标题#e#   ⑤随着2007年当代艺术市场的火爆，艺术市场学也为人们所关注。有些学者开始研究艺术市场的运作规律，涉及种种与艺术品交易有关的经济现象，思考其中的理论问题，并涉及当代艺术的存在意义及其评价体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重新判定艺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面对艺术的公共性，面对在新的城市天空中艺术的存在方式及交流方式。艺术社会学的内容必须置换，重新书写，其研究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历史学所能胜任的。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研究成果多是调研报告，以及建立在宏观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中国艺术市场的不规范，许多统计数字不可靠，资料来源也很复杂，给深入而客观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有些学位论文涉及到艺术市场机制、艺术市场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发展问题，关于中国艺术市场史的研究也已起步。   2006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由赵力主持，并主编了一套《艺术财富》丛书，如《艺术财富》(一)(2006年版)、《艺术财富:全球艺术市场新格局》(2007年版)、《艺术财富:全球化与中国艺术市场》(2008年版)、《艺术财富:金融危机下的艺术市场》(2009年版);同时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还陆续出版了2006年至201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报告。自2009年起，国家文化部艺术市场研究中心也连续了2008年与2009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研究报告》。2010年4月，由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雍和园管理委员会、艺术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主办了“2010艺术经济论坛———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艺术市场与艺术收藏”，其议题有宏观经济背景与目前艺术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和艺术市场复苏、亚洲当代艺术市场是否能够走出危机以及亚洲艺术市场的前景。   五、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   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历来是美术学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大多数著述都停留在基础性技法理论教材的编撰，也有结合自身的艺术创作实践总结一些经验，提出一些看法，有的也试图建构一个系统的创作理论框架，实现自己的艺术主张。   与原理论研究不同，创作理论的研究正在于实践性及可操作性，其中技术性的成分比重较大，或者说，其解决的主要就是技术理论问题。特别是在新媒介、新材料不断出现的当代社会，艺术的创新性不断为人所重视，而创作理论与实践研究却有所不足。研究比较活跃的应属设计艺术学科，如新媒体艺术、图形创意研究、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运用等，论文数量较多，也有一定的见地，而那些传统的绘画与雕塑领域，创新性研究不多。但在“十一五”期间立项的一些国家课题，有望在这一方面取得发展。如2007年度的“中国画写意传统中的世界性研究”(国家重点)、“中西绘画图式与时空观念比较”(国家一般);2008年度的“书法创作理论研究”(文化部项目);2009年度的“当代中国水墨语言体系研究”(国家一般)、“中国北派山水画的自然形态与笔墨形态研究”(国家一般)、“基于工作过程的服装设计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国家一般)、“数字传媒设计中中国元素的融入及其应用研究”(国家一般)等。   六、问题及反思   问题一: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选题规划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依然混合在一起，既不利于设计艺术学的项目规划与立项，也在挤压美术学的项目资源。在国家学科分类目录上，美术学与设计艺术学都是二级学科;同样，在国家学科分类及代码表上，美术与工艺美术、书法也是并置的。   因为多项学科均囊括在“美术学”内，造成每年“美术学”类的项目申报数居高不下，从而引起项目资源配置上的问题，导致“美术学”类的申报项目被大量削减，影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些新兴学科的研究出现不少学术泡沫，与规划项目扶持不当也有关系。我们往往看到社会的需求，却没有注意到项目承担者的实际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   问题二:学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独到的见解，这一点在集体编撰的项目中最容易被中和，最终使研究成果流于平庸。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集体的智慧，否定研究课题的集体行为，否认学科带头人的积极意义，而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处理科研立项中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与“课题性”研究的关系。所谓“体系化”建设，即指那些学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而“课题性”研究，则是针对某一具体项目的深入研究。从目前的学科发展情况分析，恰恰需要的不是这些“通史”或“通论”，而更需要在某一课题上深入发掘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如果没有基础性的“课题”研究先行，那么，“通史”和“通论”只能停留在编撰的水平，不断重复地拼凑组合，在所谓的“框架结构”上做文章。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学科的体系化建设，学科的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通史”、“通论”上，而应该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派别，从基础理论开始，形成“一家之言”，才能构成“百家争鸣”的大局，促进学术繁荣。   现阶段我们更需要独辟蹊径式的研究，从而加强某一选题的研究力度，以点带面，拓宽研究的领域。   特别在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学领域，鼓励那些最适合个体性研究的选题系列，形成几项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如中国的宗教美术就是一个极有学术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尚且不论四大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美术，论敦煌学的影响及其在国际学术上的地位，就算那些零星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佛、道美术作品，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古代美术遗品中，半数以上应与佛、道有关。这是其它国家和地区难以具备的文化遗产与学术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样，古代美术遗址及遗迹的保护与研究也迫在眉睫。过去，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图录与图册，相关的文献资料也陆续加以整理，但深入细致的高品质论文却难得一见，相关的研究选题也很少。#p#分页标题#e#   另外，继续鼓励少数民族美术研究，以边缘性的文化研究排解单一性的主体叙述，建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新格局。同时，由少数民族美术及边远地区的美术研究拓展至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美术研究，提升区域美术研究的学术水平，既看到历史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与互动，也揭示美术在地区性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及意义。   问题三:美术基础理论研究贫弱。基础理论需要较长时间的学术准备，尤其需要由创作理论沉积一段时间后再行引发新的突破。目前，艺术创作空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大，但却匮乏新的理论思考及相关艺术实验的研究报告。   我们不能说美术创作中没有学术问题。过去美术家总期待着理论家帮他们解决理论问题，而理论家往往又帮不了这个忙，因为那些理论问题都与创作实践密不可分。与其他的人文学者一样，美术创作者总为范式问题所困扰，而突破范式的束缚则被认为是天才的创造力的体现。但范式的成形及传播需要知识的帮助，一个成系统的新知识才能支撑艺术的新范式。当代艺术鼓励创新，也为新的艺术理论出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这种理论又会支持新的艺术批评，促进艺术创作的实践，沟通艺术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审美联系。

一、两岸文化产业政策概况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强调创意，大陆的“文化产业”强调内容。虽然概念不同、内涵上也有所不同，但两岸的产业范畴划分，在整体上还是较为接近的。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两岸文化产业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并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这与双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文化产业政策密不可分。   1、概念界定   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被定义为：那些来自于创意与文化积累，透过知识产权的生成与运用，有潜力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并促进整体生活环境提升的活动。［1］大陆将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2］台湾使用的概念是“文化创意产业”，强调创意，注重产权，而大陆采用的概念是“文化产业”，侧重于内容的产业化。此外，两岸也都强调了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台湾考虑其“创造财富与就业机会”的潜力和“促进整体生活环境的提升”的能力，而大陆则指出了文化产业的文化软实力作用及对社会经济的整体影响。   2、产业范畴   文化（创意）产业具体涵括的产业范畴在台湾和大陆有所不同。按2010年出台的《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的最新界定，文化创意产业共分为16个产业类型，具体是：视觉艺术、音乐及表演艺术、文化资产应用及展演设施、工艺、电影、电视广播、出版、广告、产品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设计品牌时尚、建筑设计、数位内容、创意生活、流行音乐及文化内容、其他经主管机关指定之产业。［3］台湾文创产业范畴的界定除有四个类别与设计相关较为突出外，创意生活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独立门类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大陆文化产业的范围，2004年国家统计局划分为：核心层（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外围层（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和相关层（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国务院2009年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九个重点方向：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动漫和数字内容。这个变化将新闻服务和文化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淡化了。   3、行业比较与发展状况   在实际产业发展中，台湾的影视、音乐、设计、创意生活和数字内容等行业类别发展较为成熟，占有较大比重；而在大陆文化产业中，传媒和数字内容则占有重要与核心的地位。从经济增长数据上看，2002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营业额为4,353亿元，2007年为6,329亿元，增加1,976亿元，2002至2007年年平均成长率为7.78%，比台湾同期GDP年平均成长率高出3.7%。在增加值方面，2002年台湾文化创意产业附加价值为2,311亿元，2007年为3,354亿元，增加1,043亿元，2002年至2007年的年平均成长率为7.73%。［4］大陆方面，2004年至2008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了22%，高于同期GDP年均增速3.6个百分点。200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8400亿元左右，比2008年增长10％，快于同期GDP的现价增长速度3.2个百分点。［5］201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了一万亿元人民币。在就业人员方面，台湾文化创意产业2002年解决就业人口16.24万人，2007年为21.16万人，增加4.92万人，2002至2007年年平均成长率为5.43%。［6］截至2008年底，大陆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182万人，占全国从业人员的1.53%，占城镇从业人员的3.91%。［7］   4、两岸文化产业政策演进   早在1995年，台湾“文建会”就在“文化产业研讨会”中提出，将“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作为“社区总体营造”的核心概念之一，不过，当时的“文化产业”还属于传统的初级产业思维。此后，在2002年《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的6年规划中，“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被纳入其中，主要内容为：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机制，设置文化创意产业资源中心，发展艺术产业，发展重点媒体文化产业，台湾设计产业起飞。由台湾地区“行政院”召集“经济部”、“文建会”、“教育部”与“经建会”共同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小组”，统筹相关工作。在此基础上，2009年进一步提出了《创意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行动计划（2009-2013）》。2010年，台湾正式颁布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从法律层面为文化产业创造了更加公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和竞争平台。近十多年来，大陆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遗余力地支持和引导文化产业。1998年文化部设立了文化产业司；2001年，“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将文化产业确定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2006年，国家了《“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时期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规划；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了大陆发展文化产业的总体思路、原则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2011年，大陆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此外，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推动下，各省市地方也陆续推出了各自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进一步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推向高潮。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种综合性政策、知识产权政策、人才培养政策、投融资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陆续出台，以期从多方面、多层次推动文化产业不断发展。   二、两岸文化产业政策的共性与差异   由于政治环境和各自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两岸的文化产业政策在共性中存在着差异。一方面，稳定、连续、灵活、全方位、多层次是两岸政策的共同特点；另一方面，二者在完整性、地域性、政策原则、管理机制上，存在着明显差别。#p#分页标题#e#   1、两岸文化产业政策的共性   两岸文化产业政策的共性突出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产业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突出。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政策制定来看，大陆和台湾战略都比较具体，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自党的十六大以来，大陆文化产业战略步伐明显加快，战略目标连续性更强。在政策内容上，大陆与台湾都重视重点文化产业的发展、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的带动作用和“走出去”战略。另一方面，大陆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具有紧迫感和跨越性，但规范性和完整性略显不足，在发展战略的阶段性和与百姓生活的切合度上与台湾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与大陆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关系密切。   （2）为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作为新兴产业，两岸为文化产业提供的政策支持是全面的。以大陆为例，从2001年起政府出台的政策中，既有综合性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也有仅涉及某个方面的《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以及支持某个具体行业的《关于扶持中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等。台湾方面政策扶持的多面向可从2010年“文建会”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第二期（97-102年）第二次修正计划》的关联图中窥见一斑（图1）。该计划既考虑到了产业环境，也设计了旗舰计划；从资金、人才到研发、流通，政策措施全面细致（见图1）。   （3）政策处于持续的动态变化之中，灵活性强。到目前为止，两岸的文化产业政策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从框定产业概念到调整产业结构，再到纵深发展、法制规范市场活动的发展过程。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各有差异，再加上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域文化有差异、产业构成复杂多样等因素，政策语境较为复杂。在文化产业发展初期，政策焦点在概念层面，主要任务是理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文化产业“讲一个好故事”。大陆方面，1998年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的成立，2002年十六大报告对发展文化产业的明确支持，台湾方面，2002年台湾“文建会”的《文化创意产业概况分析调查》，大体处于这个阶段。经历了初期的酝酿徘徊，两岸政策进一步关注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和产业实力的发展壮大。这个阶段代表性的是，2006年大陆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2年台湾地区了《挑战2008：台湾发展重点计划-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2009年，大陆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年，台湾颁布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这标志着两岸的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了纵深发展、法制规范的阶段。当然，在法制环境建设方面，大陆与台湾还存在一定差距，亟待完善。上述政策的阶段性变化，一方面体现出了两岸政策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文化产业政策所处环境的复杂多变。   2、两岸文化产业政策的差异   由于政治体制、发展理念、产业化程度等方面的不同，两岸的文化产业政策也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1）台湾文化产业政策起步早于大陆，完整性较强，大陆政策的地域性特征明显。从上面的介绍和论述中可以发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起步要略早于大陆，其整体发展阶段较大陆超前。此外，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规划也更为深入全面。大陆的文化产业政策尚停留在产业目标、发展方向、战略部署阶段。对如何现实地实现某个目标，还缺少具体的操作性策略。相比之下，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规划则更为规范、详尽、可操作。以大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例，文本大部分则是在讨论文化产业的目标和任务，措施部分提纲挈领；而台湾的发展计划从一开始就较为详尽，涉及各个行业、各个层面，操作性强。大陆的优势在于除了国家层面的规划外，各省市，如河北省、辽宁省、天津市、深圳市等都依据自身情况，出台了各自的振兴规划，补充了国家层面规划的操作性内容。   （2）台湾奉行低度管理、高度辅导原则，大陆采取政府主导原则。从两岸政策文本中不难发现，台湾的政策更倾向于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各类辅助支持。如2010年二次修正计划中提出的研发与辅导计划、人才培养计划、资金补助、市场拓展等，每个计划中都强调政策的辅助功能。2010年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更明确提出“低度管理、高度辅助”的立法原则。从宏观角度看，这一原则与马英九政府倡导的开放、松绑政策是协调一致的。相比台湾，大陆更强调政府的主导功能。大陆现实的发展情况，决定了文化产业要走“政府主导、专家论证、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发展之路。从文化产业在大陆出现之初，政府就在其中起到了极为核心的作用，并一直是推动大陆文化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主管机构相对集中，大陆政策体系有赖于多部门、以及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的协调建构。在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主管部门有四个，部门相对集中，分工较为明确（图2）。相比之下，大陆的文化产业政策则由多个部门分头负责，管理相对分散，需要各部门彼此协调。另一方面，由于大陆地域广阔，各地区情况不同，发展程度各有差异，因此，除了全国性文化产业政策，各省市地区也会逐层出台各自的发展规划、支持政策，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共同建构着文化产业的政策体系。   三、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两个动向   2010年，台湾地区政府提出“黄金十年”发展远景，希望“以文化来发扬台湾的优势”。同年，包含四章三十条内容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三读通过，正式实施。近年来，台湾地区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创新，其中，有两个动向值得关注。   1、政府民间结合，资金投入加大。   2009年5月14日台湾“行政院”《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出炉，拟从2009年至2013年以280亿元新台币（下同），投入六大旗舰计划和文创环境整备工作。同时，从台湾发展基金提拨新台币200亿元成立创投基金，其中100亿元由“文建会”直接投资文创产业，以持股不超过49%为限；另外100亿元投入则与民间资金进行相对投资。2010年台湾订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方案》，编列新台币262亿元推动各项文创产业。由于2008年马英九当选时提出未来四年逐步提高文化预算至政府总预算的4%，如依照2011年总预算达新台币1兆7896亿元计算，2012年文化预算将达到715.84亿元（近151.35亿人民币）。2011年9月14日“文建会”与12家创投公司共同宣布启动“文创投资机制”，预计10年内由政府带头投入新台币60亿元，估算另外从民间引进新台币60亿元资金；由官方结合创投基金的灵活专业投资与经营经验，积极寻找优秀文创目标进行投资。2011年8月投资的第一个指标性个案《赛德克•巴莱》电影，金额达新台币9000万元，主要作用于后期制作及营销费用，补足该片最后资金缺口。该片自9月9日上映后，短短三天半票房收入突破新台币1.5亿元。#p#分页标题#e#   2、市场导向明确，重视大陆客源   台湾文创产业一直以市场需求为发展导向，重视交易会、博览会等营销平台，重视开拓以大陆客源为主的文化消费市场。近年来，两岸文化产业论坛、两岸文化产业博览会、两岸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等不同类型的合作交流在北京、上海、深圳、厦门和福州等地广泛开展。2011年9月8日至11日在台北举办的台湾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400多家厂商参与，其中包括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厂商，以及香港和大陆的多家厂商。这是台湾第二次举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与2010年第一次相比，2011年度参展作品增加两倍，参展厂商增长大约三成，尤其是大陆厂商的参与，有助于台湾文创产业进入大陆市场。台湾善用中华文化资源，将艺术珍品与生活实用结合，创造出惊人收益。依据台北故宫内部统计资料（请见下图），2010年不包含门票以及餐饮收入，光是旅游纪念品收入即达到新台币647,630,008元（6亿4763万8元，以2011年9月13日汇率人民币：新台币＝1:4.608计算，大约为人民币140,544,706元，即1亿4054万4706元）。如果细算其中由大陆客源所消费金额比重，2010年度大陆观光客占所有外籍参观人数比例为（1164450／1900668）x100%=61.27%（四舍五入至小数点第二位）。由此，大陆客源为台北故宫礼品收益贡献将近新台币3亿9680万2905元（约合人民币8611万1742元），目前大陆观光客可以说是故宫最重要的观光人数与礼品销售收益来源。   四、新形势下发展两岸文创产业的思考   台湾与大陆，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是维系两岸关系的坚韧纽带，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基石。面对国际竞争、两岸交流、拓展市场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共同需求，发展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当前应抓住两岸分别提出的“十二五规划”和“黄金十年”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从政策、操作和借鉴三个层面思考新形势下发展两岸文化创意产业路径，进一步扩大合作空间，以文化推动经济，让文化改变生活。   1、政策层面：有限目标、分布实施、行业突破、企业先行   文化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坚韧的精神纽带，也是两岸政治经济领域合作交流的重要基础。2011年台湾故宫销售量第一的出版物是两岸合璧的《富春山居图》。以传统中华文化为基础的内容产业有着广阔的两岸及国际市场空间，需要两岸整合资源，共同开发和拓展。目前，无论在传统文化产业还是新兴文化产业，两岸交流都非常活跃，空间很大。但由于政策障碍，两岸交流很不平衡。ECFA中涉及了文化产业合作的部分内容，除设计、视听等行业获得政策支持外，其他文化产业领域仍有许多限制。2010年文化部长蔡武访台时正式提出过两岸在经济合作协议的基础上签订文化合作协议的设想，2011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先生在与文化部欧阳坚副部长交流时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建议抓住机会，适时推动相关工作，调整两岸文化合作的政策空间，以满足发展需求。考虑到两岸特殊的政治生态，建议在政策层面上为两岸文化产业的发展设定可以量化的有限目标，设计按时间段的分布实施计划，从目前的设计、视听和演出行业逐渐突破到动漫和数字内容等新兴业态，推动由企业出面，按市场规则进入和扩大文化消费市场。   2、操作层面：市场需求、产业基础、政策空间、战略思考   大陆在地文化资源丰富、生产加工能力强、市场空间大；台湾创意产品设计新颖、贴近生活，市场营销较为成功。两岸文创产业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目前双方都有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扩大合作的愿望和需求。台湾方面由于市场空间的限制，进入大陆市场的诉求更为迫切。从操作层面出发，寻找进一步推动双方文化创意产业合作的突破点需考虑以下四个要素：一、市场需求旺盛。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考虑投入的同时必须关注产出，这是所有产业的基本特征。有市场需求，才有盈利空间，才能引导资本投入。二、产业基础坚实。既是产业合作，需要双方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里有一定的技术、产权、人才及客户等前期积累及产业基础，才能互补和互动，从增量的角度共同拓展市场空间。三、政策空间允许。目前两岸文化产业的交流与合作还是有不少的政策障碍，在业务范围，人员往来、资本构成等许多层面政策障碍的解决还有待时日。目前可以考虑先从现有的政策空间中拓展，比如在ECFA中已经达成协议的领域。四、战略思考可行。前三点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点。当然，两岸的文化产业合作不仅仅是产业和经济问题，还需要双方的决策和行业管理机构从两岸整体战略的角度思考合作的意义和出发点。   3、借鉴层面：完善法制、搭建平台、淡化边界、关注民生   台湾于2010年推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其实施细则，将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的目标、范围、发展思路、执行主体、相关责任、保障措施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推动有重大意义。台湾除了“文建会”和各县市文化局作为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推动文创产业发展外，行业协会、文化基金会等民间团体各自以独立的法人身份，努力代表企业利益，在政策诉求和市场拓展两方面搭建各类服务平台，推动文创产业发展。台湾文化类基金会数量多、影响大，代表性的有“台湾文化艺术基金会”、“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奇美文化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等。台湾文化、出版、广电行业的融合交互已成常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没有清晰边界，基本上是相对独立、相互依存、在一定程度上可相互转化。博物馆、公园、文化遗址等公益性文化机构在完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都在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开拓文化市场。台湾将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以创新的经营方式提供食、衣、住、行、育、乐各领域有用的商品或服务定义为创意生活，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类别加以支持，把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老百姓的幸福感直接联系。台湾方面的这些做法值得大陆的相关决策机构和行业管理部门借鉴。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两岸文化产业的合作有着很好的基础与发展空间。目前两岸可以在“政府推动、协会搭台、专家论证、企业运作”的成功模式基础上，从战略布局的高度调整相关政策，融合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要素，以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胸怀，推动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造福同胞、造福社会。#p#分页标题#e#

一、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成

1.美国高校充分发挥创业教育的主体作用。

美国高校关于创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截止到2005年，在美国4200多所高校中，已有2000多所大学和学院开设了3000多门创业教育课程，设立了44种学术性期刊和277个创业教育捐赠席位，成立了100多个有关创业的研究中心，累计超过4.4亿美元资助大学生创业项目，百森商学院、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等高校一直走在美国各大学创业教育的前列。首先，任何一种系统的构建，都要以一定的目标为支撑，准确定位创业教育的目标是构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第一步。随着创业教育研究的深入和创业教育工作者认识的加深，美国创业教育的目标逐步由培育创业者，使受教育者能够创办实体企业的“功利性”目标向培养受教育者的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使受教育者能够独立地工作生活和更好地适应社会变革的“非功利性”目标转变。作为全球创业教育成功实施的典范，斯坦福大学在创建之初就确立了鲜明的办学宗旨，即“使所学的东西都对学生的生活直接有用，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作为全球创业管理教育和研究最著名的商学院，百森商学院的创业教育宗旨是全力帮助学生发展创业式的思维方式、进取心、灵活性、创造力、冒险的愿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视市场变化为商机的能力。其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是创业教育的内核，是实现创业教育理念的主战场。尽管美国各高校创业教育的侧重点不同，但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的课程基本已经系统化，并由基础课程——其他课程或法律课程——企业战略的金字塔课程模式向所授知识以创业为核心，成环状向外辐射散开的圆形模式转变。作为全球创业性大学建设领导者，麻省理工学院形成了创业相关知识普及——创意资产纸质化——创业实践体验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打破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围墙，涵盖了教育过程的全链条。在百森商学院，为学生安排了科学系统的创业教育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其理论课程包括由一系列选修课程组合的4个整合模块和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支持课程组成的22门课程，其实践课程包括机会识别训练、商业计划书撰写、促销训练和模拟创办企业等。再次，师资力量不仅是创业教育成功的必要条件，更是创业教育体系中最具活力的一环。美国高校一般鼓励和选派拥有丰富创业经历和良好创业素养的优秀师资从事创业教育，还注重吸收社会上既有学术背景又有创业经验的企业家、行业领导者等担任兼职教师，不仅可以为学生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使创业教育在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最后，高校浓郁的创业文化氛围既是创业教育成功的潜在软动力，更是创业教育长远发展的持久动力。美国鼓励创新、允许失败的创业文化，以潜在的动力推动着青年广泛参与到创业教育及教育活动中。据调查统计，美国18-29岁的青年中超过60%的人想要拥有自己的企业，18-34岁中80%的青年想成为企业家，在他们的创业动机中，个人独立愿望超过了对财富的追求。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创业论坛、MIT10万美金创业大赛、创业俱乐部等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交流学习和提升能力的平台，《科技创业》《斯隆管理评论》《MIT“创新影响”研究报告》等评论杂志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和有效的传播途径。

2.美国政府为创业教育提供切实的政策支持。

政府在创业教育生态系统中作为支持者，在政策法规和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推动着创业教育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Business2014）显示，美国的法律环境、管制规则和企业营商环境的宽松程度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在政策法规方面，早在1953年，美国国会依据《小企业法》设立了小企业管理局（SBA），帮助有意于经营的小企业者创办自己的企业，并设立了白宫小企业委员会和国会小企业委员会，协同SBA工作。截至目前，SBA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公共创业投资的提供者，是美国最大的对小企业的独立融资机构。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就提出要为大学生“设定创业遗传代码”，以造就“最具革命性的创业一代”为其价值取向，并颁布了《贝多法案》（BayhDoleAct）、《小企业创新发展法案》（SBIDA）等公共政策，促进了大批实验室发明成果开发成产品并推向市场，推动了高技术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政府愈发重视高校创业教育，在2011年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提出把创业教育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并启动了“冲顶赛跑”的竞争项目，旨在资助能够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创新实践项目。在市场运行机制方面，一是美国政府简化了创办企业流程，设立了一站式创业窗口，仅需5天即可完成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从注册到运营的6个环节：预定公司名称，提交公司组织文件，制订并通过公司经营协议；申请联邦的雇主识别号；注册征收营销税；在劳工部的失业保险部门注册；购买雇员补贴和伤残保险；在两家报纸上公开公司的组织文件并提交证书和公开宣誓书。二是美国政府降低了创办公司的准入成本，推动了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以2014年为例，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总值为50120美元，注册一个新企业则仅需750美元（其中第一个环节缴275美元，第六个环节缴475美元，其他环节免费），最低实缴资本为0美元。三是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制定了多项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政策。1978年将资本利得税从49%降至28%，当年美国的创业投资额增至5.7亿美元；1981年政府进一步将资本利得税降至20%，带来了创投行业的第二次繁荣；2000年《新市场税收抵免方案》（NMTC）出台，规定投资者如果投资在促进低收入地区发展的“社会发展基金”，可以从所得税中获得税收抵免。

3.美国社会为创业教育提供有效的资源支持。

社会是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的真正“舞台”，一个良好的创业社会环境对于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创业教育社会支撑体系，为高校创业教育的开展提供各种中介服务。一是创业交流会、创业俱乐部、创业研究会、家庭企业研究所等组织机构为学生提供课程补充，协助学生在校园内与金融界、商界、学界等各界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交流合作，最大程度获取最新资讯与资源支持。二是由杰出创业者、风险投资家、管理、法律、会计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智囊团，为大学生提供创业咨询和辅导，协助学生发展创意、确定商业模式和经营战略。三是科尔曼基金会、考夫曼创业流动基金中心等支持创业教育发展的基金会每年都会以商业计划大赛奖金、论文奖学金等多项奖金和捐赠教席的形式向高校提供大量的创业教育基金。

本文作者：严全治 赵利娟 单位：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

加拿大高等教育之所以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主要得益于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进而产生可观的效益。那么何为高等教育科技资源配置?顾名思义，高等教育科技资源配置是指将科技人力资源、科技财力资源、科技物力资源等有限的不同类型的科技资源，在高等教育界根据一定的结构要求，在量、质等方面进行不同的配比，使这些资源在作用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应的比例，从而使高等教育获得最大的综合效益。加拿大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比较高，有着独特的大学管理体制模式，完善的政府、高校、企业间的三螺旋互动关系，并且具有较高的科技投入产出比。在加拿大社会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一直是占据着中心地位，成为国家财富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07年加拿大毛入学率高达46%。其中25至64岁人口中的40%完成了高等教育，美国为36%，高出美国4%。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4%，高于美国的5．2%［1］。据1998年统计，加拿大大学完成了全国23．8%的科研活动，是企业重要的科技创新成果的来源［2］。高等教育是加拿大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提高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中心功能。在2020年加拿大学习宣言中教育部长强调，在21世纪，高等教育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充满活力的知识型经济的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进步社会、提高个人发展机会有着直接的联系。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因素［1］。

高等教育在科研和发展的领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及产出是知识创新、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源泉，是发展知识经济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在加拿大，根据年度《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估计》解释，高等教育由所有大学、技术学院、高等教育院校组成。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包括由高等教育建立起来并控制或者管理的研究机构、试验站以及诊所。加拿大共有190多家大学和可授予学位的教育机构。其中较为传统的大学包括:提供本科学位的45所大学、15所综合性大学以及15所医科类大学。此外还有3家可授予学位的教育机构。另外，加拿大共有300多所学院和专科学院，其中，30多所技术学院，120多所学院提供高等教育文凭，145所学院提供专业教育，另有10所学院从事原著居民的特殊教育使命［3］。

一、加拿大高等教育科技人力资源状况

高等教育对人们进入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获得优秀的职位和丰厚的薪水具有直接的影响。高等教育不仅是创造人才优势的基地，也是形成创新战略的智囊。进步的科学技术同研究与发展之间具有强力的链接作用，高科技能够提高知识型人才的个人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情况下，科技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愈来愈成为推动各国和区域发展的最宝贵、最主要动力。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中，科技人力资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拿大是一个注重人力资源的国度，在加拿大人力资源就是高素质人才，包括研究人员、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知识型工作者、科学技术专业毕业生以及从事科学与研究工作的人员。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培养本国的科研人员，提高其创新能力，以保证国家的竞争实力和领先地位。正如加拿大前任总理让•克雷蒂安所讲，“为了加拿大21世纪的发展，使其继续在新的全球经济中保持繁荣，政府现在必须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加拿大创造有利条件，使他们能够在变化的世界中参与竞争”，“一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先进技术的劳动大军是加拿大在21世纪繁荣的唯一可靠保证”，“由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新的、工薪较高的工作岗位需要就业人员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没有一支合格的劳动大军，就很难使用最新技术，因此较高层次的教育和技术水平对加拿大人是否有能力保证自己和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4］。1998至2007年，从事研究与发展的活动人员增加了54．7%。2007年，加拿大共有约22．7万人从事科学研究与发展活动。其中，高等教育界、商业企业、政府、非营利性机构分别占26%、65%、8%、1%。1998年加拿大高校雇佣4．4万人从事研究与发展工作，2007年增至6万人，10年间高校的科研人员增加了15820人，增幅高达35．7%［5］。

可见，加拿大政府非常注重人才的发展与培养。加拿大高等教育界科研人员逐年增加。1998年研究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32840人，占总人数的74．1%，技术人员6010人，占总人数的13．6%，支持人员5470人，占总人数的12．3%。2007年研究人员25700人，占总人数的78．7%，技术人员6680人，占总人数的11．1%，支持人员6150人，占总人数的10．2%。10年间，研究人员逐年递增，增幅4．6%，而技术人员和支持人员总体呈上升趋势，2007年技术人员比10年前减少110人，支持人员减少820人。无论是研究人员、技术人员或是支持人员，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研究的人员都占较大份额。在研究人员当中，雇佣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研究的科研人员10年间从16250人增至25700，增幅58．2%，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10年间增幅30．3%;技术人员当中，10年间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从4370人增至4670人，增幅6．9%;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科研人员由1640人增至2010人，增幅22．6%;支持人员当中，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研究的科研人员由3320人增至3420人，增幅3．0%;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人员由2150人增至2730人，增幅27．0%。可见，随着全球各国对国家研究与发展的重视，加拿大高等教育界对科研人员的培养与配置略有变动，但为了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国家乃至高等教育界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雇佣一直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点。

【基金项目】

河北金融学院教学改革项目：投资理财课程体系及内容改革。

【摘要】

本文从投资者教育的困境出发，分析我国理财教育的现状指出高校理财理念教育的普及化发展的必要性。并提出高校普及理财理念教育的几点建议：对于财经类专业和非财经类专业差异化的理财教育内容和方式；设立理财理念教育的通识课程；开展投资者教育讲座等方式。

【关键词】

投资者教育；理财理念；财富管理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投资者”，但由于“投资者教育”的缺失带来的投资盲目性严重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更是给金融市场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中普及理财理念教育是解决投资者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

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017年10月18日，党的报告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强调：“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我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我国的科技期刊作为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与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且也是世界学术成果的重要一部分，是人类文化遗产与知识财富的重要一部分。我国要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不仅要向国内讲好中国故事，办好中文科技期刊，同样需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办好外文科技期刊。科技期刊国际化是我国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不仅可以向世界彰显我国科技成就，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的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为此，必须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在科技与文化两个方面，彰显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近些年，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的日渐活跃，我国与国际学术交流的障碍已经被打破。国外主要的科技期刊以及期刊数据库已经成为我国各大图书馆的重要馆藏，成为科研人员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国际科技期刊“走进来”已经实现，但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还任重而道远。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主要还是没有将科技期刊“走出去”作为一种国家战略，没有从顶层加以规划和布局，也没有设计出具体可行的组织实施策略。我国科技期刊在出口政策与渠道、开放出版、出版与传播平台、创办英文期刊、中文期刊译介、办刊人才、期刊运营与管理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及大环境不相适应。中国科协已连续多年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其对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与我国对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的迫切需求还不相适应。科技期刊“走出去”应作为国家科技期刊国际化的一种战略与策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1将科技期刊国际化纳入“一带一路”总体布局

“一带一路”倡议是国家新的合作发展理念和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强调，要“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科技期刊是“文化交流”“学术往来”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应在“一带一路”建设实施过程中得到重视和发展。“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任务的重大项目，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科技期刊的项目。设立专门的科技期刊出版与传播项目，将我国科技期刊国际化纳入“一带一路”总体布局中，支持创办或联合主办与“一带一路”主题和国家相关的科技期刊，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科技期刊展览和学术活动，向沿线国家的主要图书馆赠送或交换我国的科技期刊或期刊数据库。科技期刊作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宣示和体现，要有国际视野，面向世界，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充分利用我国与有关国家建立的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在积极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经济合作关系的同时，参与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科技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其中的重要体现就是推动我国科技期刊更多地走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促进沿线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发展，将科技期刊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成为我国学术研究成果与学术影响力展示的重要手段。

2为科技期刊“走出去”提供灵活的出口政策与渠道

科技期刊是文化的载体，我国科技期刊在文化出口方面承担着传播使者的重要角色。多年来，我们进口了众多国外科技期刊与数据库，但我国科技期刊与数据库的出口与进口相比还很不平衡，与我国科技大国和科技期刊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为此，必须调整和优化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政策和基金支持，打开科技期刊“走出去”的灵活通道。（1）制订鼓励科技期刊“走出去”的出口政策。根据《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3号）和《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87号），自2013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对期刊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先征后退100%或50%的政策，其中大部分科技期刊享受退50%的增值税政策。但我国对期刊出口没有明确的税收减免政策，而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对商品出口或期刊出口免收增值税①②。因此，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去考量，我国应对科技期刊出口实行大力度的税收减免政策，推动科技期刊扩大出口规模，增强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2）建立多样的科技期刊出口和交换渠道。我国的进出口公司应加强与国外出版商或商合作，降低出口门槛，打破出口障碍，将我国的科技期刊更便捷、更广泛、更有效地传播出去，使我国更多的科技期刊成为国外图书馆的馆藏以及馆藏数据库的重要内容。鼓励我国的图书馆或科技期刊与国外的图书馆或科技期刊建立稳定的期刊交换关系，或向国外重要的图书馆赠送期刊，开辟更多的途径推动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3）鼓励参加国际书展。国际书展是国际出版业进出口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促进国际出版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1]。在国家层面，依托国际书展平台，增加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曝光度，破除与国际出版商、经销商等合作障碍，加大我国优秀期刊“走出去”的步伐。鼓励科技期刊出版企业积极参与和组织在其他国家举办国际书刊展览交流活动，扩大我国科技期刊出口贸易区域。2017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我国期刊的首次集中亮相就取得了较好的反响③。（4）办好中国国际书展和期刊博览会。英国伦敦书展、韩国首尔书展在两国政府财政支持下迅速发展为两国出版业出口贸易的重要渠道[1]。在国家层面，建议主办更多的类似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至今已举办25届）等由国家或地方主办的国际书展和期刊博览会。为此，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为我国出版业出口贸易搭建良好平台。通过该平台大力传播我国具有多元化与包容性的文化产品（包括期刊），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出口贸易与出版合作。（5）鼓励科技期刊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设立专项基金，鼓励科技期刊和期刊编辑参与国际专业学术会议和展会。实现期刊与国外终端用户（作者和读者）面对面，对期刊进行直接的宣传和推广，打造期刊在国际作者与读者群中的良好形象与影响力，从而将我国科技期刊的学术内容与价值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出去。

3顺应国际发展态势加快我国科技期刊开放出版

开放出版（OApublishing）是国际学术界与出版界为打破出版市场垄断而倡导的科技期刊开放出版、读者免费使用的一种机制。我国科技期刊开放出版虽然近些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总体上步履维艰。科技期刊开放出版，有助于打破市场垄断，为全世界读者提供免费阅读、下载和利用的机会，增强我国科技期刊在世界范围的可见度与影响力。开放出版是期刊出版的重要模式与发展方向，也是我国科技期刊“走出去”的重要手段。（1）抓住机遇，适应国际开放出版运动趋势。自欧盟提出“OA2020”后，2018年9月，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11个欧洲国家的主要科研经费资助机构联合签署了论文开放获取计划PlanS，明确自2020年1月1日起，所有由上述11国以及欧洲研究委员会拨款支持的科研项目，都必须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完全开放获取的期刊或出版平台上④。我国科技期刊应抓住机遇，适应国际出版趋势，积极推动开放出版，加快我国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提升期刊的国际影响力。（2）推进高起点、高水平开放获取新刊的创办。从出版政策和基金资助方面，加大对创办高起点、高水平开放获取期刊的资助力度，支持我国的优秀科研成果发表在我国的中英文开放获取期刊上。特别是我国的基础和传统优势学科领域的期刊，创刊时就将开放获取作为期刊的出版模式，增强期刊的传播广度与效度。（3）加速传统期刊向开放获取期刊的转型。传统期刊以图书馆纸本订阅为主要特征。但随着读者需求与阅读行为的变化，纸本阅览正快速被网络获取所取代。作者希望能快速地发表，读者希望能便捷地阅读。因此，科技期刊应加快从纸本订阅型向开放出版转型，尽快将期刊转化为开放获取出版的期刊，从部分开放获取到完全开放获取转变，适应作者和读者的需要。（4）搭建国家级开放出版平台。20世纪90年代，为顺应日本科技期刊的发展需要，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科技成果，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搭建了科技期刊平台J-STAGE。该平台重点推动日文科技期刊的数字出版，加快日本国内科研成果的即时国际传播。中国科学院自2010年10月就建立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平台（CAS-OAJ）”，但受制于多种因素，影响力还没有建立起来。我国可借鉴日本的做法，在国家层面搭建科技期刊开放出版平台，向全世界开放地展示我国的学术成果和文化。

摘要:

本文以教育技术学专业为例，构建以教育技术学专业为研讨主题的新型网络交流平台。分析构建此交流平台的原因，并阐述构建其目的、原则，探究网络交流平台功能模块的设计与分类，提出“分层次”“模块化”的平台设计框架，以此设计该新型的网络交流平台。

关键词:

网络交流平台教育技术学交流

1构建新型网络交流平台需求分析

1．1专业建设的需要

何克抗教授指出:“教育技术本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应用技术手段来优化教育、教学过程，从而提高教育、教学的效果、效率与效益。”基于对教育技术本质的理解，教育技术学专业本科生需要掌握两方面能力:既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也要有过硬的实践创新能力。这样才能在走向社会后具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在这个平台中，会有与教育技术学专业相关的各个模块，帮助同学们找准自己的目标，减少学习的盲目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