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管理范例

一、引言

新经济时代，经历了由新经济的泡沫化修正、美国景气大幅成长的时代大背景，发展到知识经济及科技文明，对人类是的意义超乎想象的、及影响力巨大的。但存有在知识经济时代进步的大部分财富集中于少数的团体及个人，财富分布不均衡，而这些积聚财富的集团或个人对于新时代的经济管理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不可限量的影响和优势。但掌握财富的他们是否在握有经济管理和发展的同时，对于人类乃至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呢？他们的财富直接引导着财富的生杀大权呢?当然，在知识经济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发展与精神满足感，但现实是这些财富是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的，只有他们基于物质与精神的满足状态，而事实上，其他的人类大多数是压力与不安的。例如，面对工作压力以及失业率的大幅度提高，财富的数位落差，贫富差距日益明显形式下出现的新阶级歧视等问题。虽然在微观角度看来，新时代下的知识经济管理强调的是创新的竞争利益，在宏观角度看来，知识经济的影响力是历史未有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对“新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研究”不容置否。在文化的角度看来，知识经济是全球化大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中国文化发展人文主义及人文价值的重要条件，“人文精神”与知识经济下缺失的“人文价值"的关系讨论，是具有划时代历史前提，并在中国文化中对经济人文精神的强调，凡是其在知识经济趋势下，可为管理学界所带来的启发。

二、具有特色知识经济新时代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本条件的经济，须与传统经济管理的模式区别开来，知识经济具有不同的思考角度及其特征：首先，在新经济时代知识本身的内容是信息、观念、知识、观察力、创造力，通过知识经济下的人类活动来表现，是人类在创造创造过程中的产物。因此，知识经济的源泉是做好服务，是测量服务与知识的重要组合。其次，生产界线与全球化经济模式的转变，以导致人类社会分工与经济管理模式的转变。比如:代工模式(<CM)的归属问题，是委托者与代工者的产品划分的界限讨论问题。再次，外部环境的转变与以往经济发展的改变过程，经济模式影响结过是好与坏的区分，例如空气质量及污染问题。经济模式的基础知识在改变同时，要做好迎接新时代的知识管理的重大变革与知识革新带来的一系列的发展改变。第四，投资分析与制度要区分开来，是有型投资到无形投资的转变过程，比如，网络流程计算的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难度性的讨论研究。第五，是创造性毁灭与资本有效使的转换阶段关键时期，旧模式与新模式的资本价值转换是新经济形式下迫切适应与解决发展的问题探究。

三、知识管理的趋势

1.重视知识管理的面向探讨。

目前，对于知识管理的定义及看法处于不断探索前进的发展时期，人们对于新经济时代下的看待持有不同的观点及行为管理，例如在不同的管理阶层出现的不同管理思维方式与方法，其做法不同，行为不同，取得的成绩亦是不相同的，但从个人存有知识管理本质的认知差距问题，推行管理规则方向仍存有大量的不同。首先，新经济时代下的知识管理，应将知识管理与资讯管理区别开来，知识管理关键目的是在营造创新的问题，从知识类型管理则存有深层含义，其一，是感知知识传授知识的过程，强调在于意会的阶段;其二，则是显示与表现的过程，即通过的具体的描写刻画的，经过文字语言的形式展现，呈现出更为具体形象的文字化知识。是组织与转化的过程，强调的创新的可能性与发展性、呈线性特质。在过程中应用于知识螺旋，诱发创新的只是碰撞与激发。所以创新是新经济时代下知识管理的关键要素。是创新，同样就面对不同程度上的知识挑战与知识跨越，是推行知识管理过程中的重要执行与审视过程，是思考与营造知识管理的新环境的呈现。

财富既古老又年轻、既具体又抽象、既现实又理想、既平凡又神奇,财富是人类古老而永恒的追求。不同的财富观引导人们追求不同的财富并实施不同的财富行为，从而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在一定意义上讲，财富观决定着人类的价值取向，决定着人类的发展路径、方向和生存方式。如果说农业文明孕育了黄色财富观，工业文明打造了黑色财富观，那么，生态文明时代呼唤的则是绿色财富观。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和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社会正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型。因此，在生态文明背景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培育人类的绿色财富观，对于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从实践意义层面上看，系统地研究和培育人类的绿色财富观，将有助于引导人们在构建生态文明的社会实践中，主动地创造、追求、拥有、享受绿色财富，同时，也有利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运用政治、法律、行政、经济、宣传、教育、管理等多种手段促进公众、企业和其它社会组织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绿色中国。

  一、关于绿色财富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国际上看，面对工业文明的负面作用——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资源枯竭、环境问题日趋严峻的危机，人类精英正在理性反思与醒悟。国际上关于生态文明与绿色财富的研究与实践正在呈现绿色革命与绿色潮流态势。1995年，世界银行曾颁布了衡量国家地区财富的新标准，即一国的国家财富由三个主要资本组成: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绿色GDP核算正在取代传统GDP核算，[1]（P399）2006世界银行出版了《国民财富在哪里：绿色财富核算的理论》。[2（]P168）2006年阿尔文•托夫勒出版了《财富的革命》，[3（]P373）2010年7月30日，由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发起主办的“首届全球绿色经济财富论坛”提出绿色财富的时代到来了。由此可见，生态文化正在成为主流文化，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正在成为主流经济，绿色财富观正在成为主流财富观。①   从国内看，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面对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现实，我们不得不反思工业社会的发展观、财富观、幸福观、价值观和自然观。2005年以来中国绿色财富论坛每年举行一次，论坛旨在宣传、推广“绿色财富”的理念，将对如何开展综合利用，通过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推动把经济持久发展和绿色经济资源高附加值运用等问题的思考放在第一位，以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来使我国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投资环境，合理开发生态资源，大力开发绿色财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②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善待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拥有无限的财富。由此可见，构建人类的绿色财富观，不仅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国内对于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绿色财富观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少数学者对此给予了关注，相关文章主要有：黎祖交著《绿色财富：时代的呼唤》（《绿色中国》2006年第11期），黎祖交著《让绿色财富成为全社会共同追求》（《绿色中国》2011年第1期），祝列克著《绿色财富：社会生态觉醒的标志》（《绿色中国》2006年第7期），祝列克著《创造绿色财富促进和谐发展》（《国土绿化》2006年第8期），陈瑞清著《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创造绿色财富》（《前沿》2008年第8期），黎祖交著《绿色财富让世界更美好》（《绿色中国》2010年第1期），《中国循环经济创造绿色财富》（《经济视角(上)》2009年第11期），李光宪等著《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创造绿色财富》（《中国环境报》2010年7月2日），李鸣著《绿色财富观：生态文明时代人类的理性选择》（《生态经济》2007年第8期）等等。上述文章对绿色财富观的意义、内涵特征、分类、绿色财富生产技术、绿色财富、核算方法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探，但尚不全面、具体和深入，缺少系统论述和深度研究的专门成果。   二、绿色财富的缘起与内涵   财富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财富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一个重要内容。财富的定义较多，例如，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色诺芬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威廉•配第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早期的重商主义者认为金钱就是财富；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物亚当•斯密将财富既理解为价值即社会财富，又理解为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马克思认为财富有三种基本形态，即物质财富、货币财富和能力财富[4]。阿尔文•托夫勒在《财富的革命》中提出，与财富相关的三个基本原理，时间原理、空间原理、知识原理，掌握了这些原理，我们也就掌握了获取革命性财富的钥匙。刘诗白教授在《现代财富论》中提出，现代财富也就是全面财富，包括商品财富与非商品社会财富两大类别。滕泰博士在《财富的觉醒》中提出，财富划分为生态财富、硬财富和软财富三种。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认为，财富不是钱,它代表着一种品质。经济学家认为，财富是经济学的核心，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是经济学中永恒的主题，离开了财富及其创造和分配，也就没有了经济和经济学。[5]哲学家认为：追求财富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演进的杠杆。[6]   人类的财富观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时代演进而不断更新的。从财富观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来看，农业文明是孕育了黄色财富观，工业文明打造了黑色财富观，生态文明时代呼唤的则是绿色财富观。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人合一”、“天道圆圆”、“道法自然”等生态道德哲学思想，但是，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绿色财富观与实践的重要性；在工业文明时代，盛行“人类中心主义”，人类疯狂地追求GDP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没有绿色财富观生存发展的文化与土壤。工业化时代，人类以惊人的速度创造财富，并以同样惊人的速度破坏生态环境、消耗自然资源。工业文明时代的财富观呈现出资本性、生态环境的破坏性、资源的浪费性和无形资产性等特征。于是，社会出现了生态环境危机和人类的生存危机。社会精英开始反思，从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到布伦特兰的“可持续发展观”，从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到1992年的《21世纪议程》，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从生态政治思潮到公众绿色运动，她们呼唤着21世纪新的财富观——绿色财富观。[7]#p#分页标题#e#   对于绿色财富的内涵，学术界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而权威的界定。黎祖交教授认为，所谓绿色财富，就是以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为前提的，有利于人类健康繁衍，有利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处，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财富。[8]有的学者提出：“绿色财富是对环境友好的财富，即在制造、物流、消费使用过程中不对环境造成危害，即使报废也能回收利用，创造新的财富；是以保护人类健康繁衍为宗旨，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物质财富、自然财富、精神财富、创造财富的总称。‘绿色财富’这一概念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也为当代防止污染、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指明了方向”。[9]中国绿色财富及其评价体系课题研究组认为，绿色财富，即用绿色财富理论孕育的财富，是对环境友好的财富。崇尚绿色财富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战略意义，它是对人类财富观念的一场深刻变革，将引发一系列财富命题被赋予绿色内涵和外延，必将促使人类追求财富之理念、道德、标准、方式等等发生翻天覆地的绿色巨变。绿色财富所引发的波澜壮阔之绿色革命，将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最显著标志之一。黎祖交教授提出了绿色财富的四条标准：经济学标准（节能经济、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生态学标准（生态安全、生态和谐）、环境保护学标准（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双赢）和人文科学标准（有利于人际安全和人类进步）。[10]有的学者认为，绿色财富观，是指在生态文明时代，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人类所持有的关于绿色财富的本质，绿色财富创造方式，绿色财富源泉标准，绿色财富积累、享受、管理以及社会功能作用等理念系统的总称。从财富性质层面上看，绿色财富具有绿色性、生态性、环保性和安全性等本质属性；从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层面上看，它具有资源节约性、环境友好性、生产清洁性和经济循环性等属性；从财富流通层面上看，她具有健康、环保、可回收、可再利用等属性。[7]从上述学术观点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绿色财富”理念正向传统经济学的财富观挑战。   三、绿色财富的分类   祝列克先生认为，绿色财富分为绿色物质财富和绿色精神两个部类。[11]黎祖交教授认为，绿色财富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并因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可分为绿色物质财富、绿色精神财富和绿色人力财富，其中的绿色物质财富称为“狭义的绿色财富”。对于绿色财富我们还可以按照其它标准进行分类，譬如我们可以将绿色财富划分为绿色社会财富和绿色个人财富；可以按照绿色财富的存在形式是否具有可视性将绿色财富划分为有形绿色财富与无形绿色财富；可以按照绿色财富满足人类需要的对象将绿色财富划分为绿色生理财富和绿色心理财富……如此等等。[8]有的学者认为，在生态文明时代，对于绿色财富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作如下几种主要的分类：按财富是否具备绿色性可划分为：绿色财富与非绿色财富；按绿色财富的存在形式可划分为：有形绿色财富（雪山、草地、森林、河流）与无形绿色财富（有关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专利权、商权标和版权）；按绿色财富是否经过人为加工可划分为：原生态绿色财富（原始森林、各种野生动植物）与人造绿色财富（无污染农产品、环保汽车、节能建筑材料）以及组合式绿色财富（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按照世界银行衡量国家（地区）财富的新标准，以绿色性为尺度，可以把一国的财富划分为绿色人造资本、绿色自然资本和绿色人力资本。[7]不同的学者，按照不同理念与标准，从不同的视角，对绿色财富可以作多种分类。我们深刻地感受到绿色财富的客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   四、绿色财富观的应用性研究   陈泽伟先生认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行，大力推进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让生态文明观念深入人心，这是北京2008年绿色奥运会为中国为世界创造的绿色财富。[12]张书磊先生认为，2010上海世博为中国为全球精心打造了一场低碳盛宴的绿色财富。[13]胥树凡先生提出，“发展绿色产业，创造绿色财富”。我们不仅要保护大自然的绿色财富，而且要创造绿色财富，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就必须大力发展绿色科技、绿色设计、绿色制造、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绿色服务，等等。[14]运用绿色财富理念投资使巴菲特名列全球个人绿色财富排行榜之首，他主要投资是风能和电动汽车的研发。[15]自1999年海南省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以来，目前全国已有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安徽、河北、广西、四川、辽宁、天津、山西等14个省区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另外还有一些省市正在启动中）。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已经形成共识：“绿色生态是最重要的财富、最大的优势、最大的潜力、最大的品牌”的发展理念，从而把“生态立省、绿色发展”确定为发展的主旋律。[16]全球绿色经济财富论坛的宗旨是要成就各行业经济“绿色&财富”的永续发展，并在全世界创新性的率先提出“缔造财富与绿色的深度融合”，并为企业的绿色与财富融合性发展打造“产、学、研、资、政”五个方面的全方位合作发展平台。①由此可见，研究绿色财富、创造绿色财富、追求绿色财富、拥有绿色财富、享受绿色财富正在学术界、产业界、管理界以及社会生活领域普遍展开、蓬勃发展。   五、关于绿色财富指标体系研究   潘岳先生认为，GDP核算法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核算出来的一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是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17]由国际绿色经济协会组织，卡尔实验室（国际）与辖属美国经算研究室、非诉研究室共同调研和运算，建立全球首创的关于“绿色财富”的评价体系。评价体系以财富指数、能耗指数、原材料绿色指数、环境贡献指数、环境污染指数、影响力指数六项指数综合得出“绿色财富”评价指数，主张了高财富、高材料绿色、高环境贡献、高影响力、低环境污染、低能耗的排行榜价值方向。[18]人类财富指标评价体系有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有：GDP、绿色GDP、HDI、GNH等。胡鞍钢教授认为，无论是GDP、绿色GDP、HDI或GHDI，基本上还是物质性层面的东西。GNH核算体系则不仅涵盖了物质性内容，而且包含了精神性内容。GNH是人类财富指标体系的又一次伟大发明。[19]我们认为，绿色财富指标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统一：绿色物质财富指数与绿色精神财富指数的统一，原生态自然绿色财富指数、人造绿色财富指数与组合式绿色财富指数的统一，宇宙可探测的绿色财富指数、全球可探测的绿色财富指数、国家绿色财富指数、企业、组织绿色财富指数与个人财富指数的统一，可持续生存绿色财富指数、可持续发展绿色财富指数与可持续绿色享受财富指数的统一，经济绿色财富指数、政治绿色财富指数、文化绿色财富指数、教育绿色财富指数、信息化与媒体绿色财富指数、道德绿色财富指数、法律绿色财富指数与管理绿色财富指数的统一。#p#分页标题#e#

一、财产传承类信托的市场需求分析

（一）高净值家庭人数激增

根据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底，我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达到73万亿元，与上年同比增长约19%。目前，我国高净值家庭所拥有的可投资资产总额为33万亿元人民币。从区域分布看，北上广地区高净值家庭户数最多，辽、苏、闽等东部沿海省份紧随其后。

（二）家族企业进入财富传承期

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后，我国第一代创业者的发展周期已经到了向第二代交班的时候。随着高净值人士年龄的逐渐增大，子女已具备了接班能力，对财富的传承需求越来越多。同时，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征收遗产税，我国征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避税筹划等意识的提升也推动了对财产信托需求的提高。2013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在高净值人士中，三分之一有财富传承规划的考虑，而超高净值人群的这一比例更高，达到近半数。根据《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我国的家族治理企业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将迎来一轮大规模的家族传承潮。随着第一代创业者年龄的增长，逾300万家家族企业面临接班人的问题，预计传承的财富值为4万亿元到7万亿元。如何平稳顺利地传承财富，并且实现保值增值，是高净值人士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如何顺利传承数额巨大的家族财富，不仅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对于信托业也是一个巨大的商机。对财产传承类信托产品来说，蕴含着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

（三）遗产信托市场蕴含巨大潜力

除了高净值人群传承常规财产的需求，保险信托市场也蕴含巨大的潜力。根据过往责任事故的案例统计推断，我国每年因被保险人去世而涉及的保险理赔金约两万亿元，如果信托机构能够开发出保险类信托产品，那必然带来巨大收益。总之，国外的家族财产传承信托已经有了成熟的发展，我们熟知的一些富豪，如洛克菲勒、希尔顿等都采用信托管理家族财富；我国虽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族财产传承信托必然会成为人们尤其是高净值人士普遍使用的财富传承手段。

摘要：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规模。随着社会发展至今，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视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和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中投成立于2007年9月，资产总值在2017年已排在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本文通过全面分析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及风险管理，以期能够对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关键字：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资产配置；投资配比

1总述

截至2019年，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已在世界9000多家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中包括知名的苹果(Apple)、雀巢(Nestlé)、微软(Microsoft)和三星(Samsung)等。在近50年的漫长发展中，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总体规模不断扩大，即便2008年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市值出现大幅缩水，年度收益率跌至-23.31%，但从2009年的各类投资收益指标足以看出其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和速度。2020年，无疑是充满动荡与不安的一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及持续蔓延对世界经贸的稳定造成了显著影响，全球股市在第一季度大幅下跌，GPFG的2020年度报告中也明确提到其第一季度的投资业绩受到巨大的影响，回撤幅度为-14.6%，其中权益资产投资回报率为-21.1%，固定收益投资回报率为1.3%，触发了基金的“再平衡”机制，最终在年末收益率达到10.82%。GPFG数次对危机的迅速化解当然不是凭借好运得以实现，更多的是依靠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精准科学的投资策略及严格谨慎的风险管理。

2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投资策略

从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的演讲中可以看出，挪威央行在其主权财富基金的风险管理过程中，始终坚持保守稳健的投资策略,早期主要投资于政府担保债券等低风险固定收益类产品,对于股权、期货等风险较高的投资都是在积累多年的投资经验之后才逐步放开。目前，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投资主要分为股权、固定收益和未上市房地产三大板块。2020年，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股权投资占比72.8%，固定收益投资占比24.7%，未上市房地产投资占比2.5%。股权方面，近年来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持续加大对股权投资的占比，2017年NBIM决定将股权资产占比提高至70%，高于固定收益资产和房地产占比总和的两倍，如此高的配比致使股权收益率成为决定整体组合回报率的核心因素。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于2010年逐步开始推进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在投资偏好上，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主要从城市规模、成长性和政策限制三个方面考量，2011—2012年主要投资欧洲市场，2013年开始进军美国市场，近期才开始投资以日本为主的亚洲市场。目前，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约70%以上的房地产投资集中于欧洲、美国及亚洲的9大城市。从投资方式看，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主要采用与本土投资者合作的方式进行投资，既能依靠本土投资者对当地市场和特定领域的了解，降低投资风险，保障投资收益，又可以依赖本土机构的行业知名度迅速打开市场，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从地域分布上可以看出，虽然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投资分布于世界各地，但主要集中地依旧是北美、欧洲地区，占比接近80%。近年来随着欧洲经济发展的停滞，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在欧洲地区的投资份额由2012年的48%降低至2020年的32%，取而代之的是北美区域，由2012年的32.3%上升至2020年的45.6%。此外，可以明显看出的是，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正在逐步加大对亚洲的投资力度，日本在2018年首次超越英国排在了第二位，占比高达9.1%。从投资的行业分布上看，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主动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完善自身的资产配置。首先，金融行业始终是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投资的最大板块，占比基本维持在20%~25%。其次，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降低了对于传统行业的投资力度，例如油气、通信及原材料等。最后，逐步增加对于新兴产业的投资配比，尤其是近年来高速发展的科技领域，2020年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对其投资占比已超过工业领域。社会责任投资（SRI）也是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特色之一，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基于环境准则、社会准则和资金回报的投资模型。2008年以来，NBIM陆续发布十多份责任投资报告，主要关注环境问题中的水治理、海洋污染、气候变化和社会问题中的人权、儿童权利、纳税透明度、反腐败七大领域。在选择投资企业时，NBIM不仅关注该企业财务、业绩方面的表现，还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用道德、社会和环境的高标准衡量所投资的公司，以保持金融发展的长期可持续性。

3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的风险管理

本文作者：郝云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哲学系

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财富的独立的物质形式趋于消灭，财富不过表现为人的活动。凡不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不是劳动的结果的东西，都是自然，而作为自然，就不是社会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473页)二是从财富追求的目的看，财富的目的不能偏离人的目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把财富直接与人的幸福联系起来。他说:“生产财富的唯一理由终归是因为它能增加谋求幸福的手段。”(汤普逊，第41页)可见，人的尺度的强调可以帮助矫正单一的物的尺度，使财富真正成为谋取幸福的手段。三是从财富的价值实现途径看，财富的价值体现在人们之间通过物的交换，从交换价值中实现财富的价值。早在古希腊时期，色诺芬就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定义财富:“一只笛子对于不会使用的人而言，卖出去才是财富。”(色诺芬，第3页)这表明，财富通过交换把财富与主体、主体与主体结合起来，并在对主体的意义中得到确认。四是从财富的增长角度看，财富的增长不仅是自然的过程，也是价值实现的过程。如今，财富的增长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不断加深，对财富的审视尤其不能无视财富和人的关系，关注财富的主体性、关心人的利益实现成为必然的趋势。其次，从财富的货币价值的追求向人的生存伦理目标的追求过渡。

物的尺度的显性标准在于对财富货币价值的度量。任何有价值的物品都能以某种定量的货币价值来度量，如土地、房屋、黄金、石油、粮食、债券、股票等等。财富的创造受内在价值增值的驱动，通过最大化的经济杠杆，使财富价值创造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的生存伦理目标追求相一致。尽管不同时期财富的价值尺度相异，但它们都代表着每一时期人们对财富的期待和生存伦理目标的统一性的诉求。农耕时代的财富是以耕地、谷物以及养殖品等形式出现的，其财富的增长样式表现为对地理环境的高度依赖。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此时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均衡状态。因此，大凡土壤肥沃、交通发达的地区人口密集，财富聚集较多。人们的需求和生存伦理目标也受这些条件的限制。工业时代的财富借助于先进技术的发明创造，表现为多样化的工业品等以及货币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加使人们的需求得到了较大的满足。后工业时代，随着计算机信息产业、网络技术、金融产品、知识经济的出现，财富的价值形态出现了较大变化。知识产权、商品专利技术、票据、有价证券等形式的出现尤其是金融业的发展，使财富的形态具有不确定性特征，财富的形态更趋虚拟化，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的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财富的追求和发展态势看，人类追求财富的步伐正不断加快。

在各个时期财富的推进中，经济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学使财富的追求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财富的价值创造功能为人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及生存目标的需要又成为财富创造的“动力因”。再次，从财富的经济合理性向伦理的价值合理性过渡。财富的经济合理性在于财富的增长合于效率，伦理合理性在于财富的合德性。只有建立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财富才具备真正的合理性。从效率角度看，以何种经济手段来促进财富的增长是其重点。财富增长的经济理论有多种样式，如劳动生产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劳动生产理论认为，要促进财富的增长，就要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增加财富增长的量。在货币经济中，生产即所得，因此，可借助于生产力的提高使生活改进。因之，追求生产力的提高成为财富不断增长的动力与目标。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史的演进与制度变迁相联系，充分认识到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从伦理的角度看，重点在于财富创造的正当性、财富分配的公正性以及财富获取的合理性等。正如韦伯所说:“确实，一种企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搏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韦伯，第93页)

“他属伦理”:从私向化向社会化过渡伦理学的“他属”要求重在对财富私向化倾向的限定及对其社会化倾向的张扬。财富的追求时常面临两种价值选择的难题，表现为利己倾向与利他原则的矛盾。经济学观念与伦理学观念的差异往往存在于经济理性的利己倾向与伦理理性的利他原则的对立中。财富的“他属伦理”表明财富从私向化向社会化过渡。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种过渡。首先，“自利说”的困境促使财富观念从私向化向社会化过渡。在财富的伦理观念上，近代西方的“自利说”一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存在着对利己主义财富观的单向度的张扬。然而，现实的选择告诉人们，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不可回避，主张“人性自利说”者也试图寻求解决之策。如霍布斯从利己主义出发提出了“自然法”理论的国家政治学说，以契约的形式来调整利己与利他的关系;斯宾诺莎的理性利己主义则赋予理性以调节的功能，用以调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经济学家们也不可回避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关系问题。如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自动公益说”、约翰•穆勒的“利益合成说”、马歇尔的“利益均衡论”，都是对财富分配机制的有益探索;制度经济学派则用道德、法律、经济手段(康芒斯)、意识形态(诺斯)、团队(德姆塞茨)、交易成本(科斯)及产权等约束条件，来控制人的利己或搭便车行为。

以上诸种观点都认为要有协调和保障机制来解决利己与利他的矛盾，既使个人财富得到应有保障，同时也在客观上增进社会财富。其次，社会财富增长的实现促使财富从私向化向社会化过渡。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是辩证的关系:如果单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获取个人财富，而不去推动社会财富的增进，则既不能使社会财富增长，也会阻碍个人财富的获得。经济学家阿罗对亚当•斯密的“自动公益说”提出了质疑，他在关于社会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不可能定理”，认为无数个人偏好不可能集结形成共同的偏好，因而凝结着共同偏好的公共利益也不可能存在。这实质上否定了亚当•斯密的追求个人财富自动促进社会财富的判断。而阿罗推论的前提则是假定人的行为选择是利己的，追求个人财富的最大化。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许多观点证明二者不能简单划等号，如“囚徒困境”就说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不一致的，说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追求自利的最大化不一定会导致集体最优均衡。而伦理学的“他属”原则有助于解决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矛盾问题。在伦理学说史上，许多伦理学家在对个别财富肯定的同时，对公共利益和社会财富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以休谟等人为代表的情感主义认为，人类具有无私的仁慈之心，具有促进人类幸福和社会公益的普遍倾向。#p#分页标题#e#

休谟还提出了正义原则作为外在的规范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行。再次，追求一般财富的欲望促使财富从私向化向社会化过渡。马克思早就把个人财富的欲望与所有人的财富的欲望联系起来，并强调只有上升到一般财富，才是真正财富追求的动力源泉。他指出:“因为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为不断重新产生的一般财富的源泉。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的目的直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这样，真正的财富源泉就打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6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一般财富”体现了共同追求的财富，而只有对一般财富的追求才会成为财富的真正动力源泉。

【基金项目】

河北金融学院教学改革项目：投资理财课程体系及内容改革。

【摘要】

本文从投资者教育的困境出发，分析我国理财教育的现状指出高校理财理念教育的普及化发展的必要性。并提出高校普及理财理念教育的几点建议：对于财经类专业和非财经类专业差异化的理财教育内容和方式；设立理财理念教育的通识课程；开展投资者教育讲座等方式。

【关键词】

投资者教育；理财理念；财富管理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投资者”，但由于“投资者教育”的缺失带来的投资盲目性严重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更是给金融市场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在高等教育中普及理财理念教育是解决投资者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现代生态价值观念下，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属于人类重要的财富，它们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生命和自然事物以自身生存目的为尺度，具有以自身为主体的价值[1]。现代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们应该在合理追求生态财富的同时更要珍重和保护生态财富。面对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面对缺乏生态伦理价值观和环境保护意识的不良行为和现状，我们要转变和更新生态文明观念，构建生态财富观和建立完善的生态环保法律体系，保护好生态环境，促进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和共同发展。   一、生态财富观   （一）生态财富的内涵   生态财富，不仅仅指用来作为加工对象的资源，而且包括由森林、土壤、大气、植物、动物等多种自然物质结构组成的生态体系。人们基于使用价值或财富是否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有用性这一定义，将能够满足人的生产需要以及消费需要的自然对象和自然条件称为自然财富或生态财富[1]。现代生态价值观认为，作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基础性的生态环境是具有价值的。一是具有伦理学意义的价值。生命和自然事物以自身生存目的为尺度、具有以自身为主体的价值。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也是自然界的一切实体和过程。二是具有哲学意义的价值。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无论对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还是满足人类主体需要的程度，或是从生态的有用性以及对主体的效应性和目的性考察，生物和自然物质构成的生态系统具有价值的全部属性和要件。三是具有经济学意义的价值或商品价值。人类对自然物质进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使部分自然物质参与社会的商品流通和交换[2]。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和三种生产理论认为[3]：(1)自然环境为物资生产提供资源和基地，是社会物质财富的重要源泉，环境对经济的承载价值可以部分用资本来进行衡；(2)自然环境还是人口生产，人类生活的基本载体，是影响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重要环境条件，环境对生存的支持价值基本上无法用资本来进行衡量；(3)自然环境是自身再生产的基本载体，必须维持一定的结构和功能。   以上论点都说明了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但是自然生态的存量是有限的，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当以生态的再生和增值为前提。自然界是均衡与和谐的，但这种均衡与和谐又是脆弱的，人类活动应当限制其后果与作用不使这种均衡与和谐遭到难以恢复的破坏。当代社会应该实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长远平衡。   （二）生态财富观的内涵   生态财富观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在生态文明时代，在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人类认识、创造、保护、开发、利用财富的思维、理念和理论方法体系。它把所有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自然的和人工的物质资源和环境条件等都看作财富[4]。工业文明时代的财富观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浪费性的特征。生态文明时代，在生态伦理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引下，其财富观应呈现出生态性、和谐性、安全性、节约性和可持续性。科学的生态财富观，首先要肯定财富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人类的基本生活是物质生活，生态财富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所以，人类对财富的追求是应当的，但这种追求应该是理智的、适当的。财富赖以支撑的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所能承受的负荷也是有限的，过度的追求会给人类带来不幸。在国际社会，生态财富观正在兴起并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财富观、价值观、生存方式以及经济发展的模式。生态财富观作为一种新的财富理念和模式，它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理性而必然的选择。   二、构建生态财富观的措施   构建生态财富观，是生态文明时代所直面的新课题，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客观要求；是既有利于当代人又惠及子孙万代的战略性策略[5]。这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不同的社会主体从不同的层面共同构建。   （一）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是确立生态财富观的基础和保障，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其物质保障。循环经济模式和戴利的稳态经济思想都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方案，二者都源起于对传统线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批判和扬弃，也都体现了现代生态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6]。两种经济思想都同样关注了环境正义问题，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体现了环境使用的权益与保护环境的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的俗称，是基于系统生态原理和市场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具有高效的资源代谢过程、完整的系统耦合结构及整体、协同、循环、自生功能的网络型、进化型复合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理论基于市场主导寻求环境危机的解决道路，在一定程度上为提高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循环经济理论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行政手段的实施   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其拥有的公共权力，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措施，从影响人们生态财富观的主客观因素入手，培植和提升人们的生态财富理念。引导公众追求、创造、享有财富的同时要注重保护和管理自然生态财富。诸如在构建和谐社会，制定和实施规划的过程中，将生态财富指数纳入评价考核指标体系；大力推行生态GDP；充分运用行政制度和行政措施，营造享有和管理生态财富的社会氛围[4]。   （三）公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树立新的财富观   人类的思想行为模式是受其伦理价值所支配的，人类对财富的认识和追求具有明显的时代伦理特征。人类的伦理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构建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人类共识，生态伦理已成为21世纪的先进理念和主流伦理。在生态伦理支配下的财富观，毫无疑问应该是生态财富观。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要使全社会意识到保护生态的系统性、完整性具有终极价值。#p#分页标题#e#   我们应该从细微处、从每一个方面、从每一件事情、从每一个行动出发，确立生态文明意识。本质上来讲，人首先具备的是自然属性，然后才具有社会属性，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本质和生命需要。健康的生态观要求我们同自然生态之间保持和谐共生的理念，强调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和谐平衡，在生命的不断延续和循环之中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身心和谐发展[7]。科学的生态消费观利于建立科学的生态财富观。科学的生态消费观也必然利于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科学的生态消费观包括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8]。绿色消费是指以健康、自然、和谐为宗旨。消费的内容、方式符合生态系统的要求，有利于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的消费方式。   三、讨论与结论   以往的财富观只着眼于物资生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而崇尚在攫取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获取财富，忽视了环境生产和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和财富创造的贡献。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两个重要基础。所以亟待社会通过切实而有效的手段促进人们认识现实、转变观念、确立新的生态财富观。但是新的生态财富观的确立，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面对着许多的挑战和局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探索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强化企业员工财务管理职能的意义及作用

（一）加强员工财务管理职能是保证整体社会财务公平的基础措施

企业财务属于国家财务的一个基层组成部分，企业财务管理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社会消费和投资水平，从而影响到国家宏观财务的健康程度。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共同发展。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将财务管理的研究对象局限于企业本身，忽略了国家财务和企业财务之间的关联。目前我国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突出，表面是国家宏观财政管理出现的问题，根源却应追溯到企业。当前，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参与分配者可以按照他们各自提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贡献大小获取自身应得的财富份额。从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普通民众是以劳动和技术获取最基本的财富，也就是说他们取得的收入来源于企业给付的工资和劳动报酬，企业成为财富分配的根本性源头。企业财务的分配是员工收入分配的根本和基础性来源，员工收入分配公平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基层的企业财务分配是否公平。如果源头上财富分配不公，就会导致这样一个因果链：企业财务分配不公员工收入分配不公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加。目前，企业财务面临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企业的财务是员工个体财务的基础，也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上而下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远没有由下至上效率高、效果好。所以，在现实情况下，企业财务理所当然地应该承担起财务公平的责任，从源头上解决财务分配公平问题，实现分配正义，为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公平打下基础。

（二）加强员工财务管理职能是企业财务管理平衡发展的必然要求

企业财务管理一直是以企业这个会计主体为对象，并为其经营发展目标服务。从历史发展来看，财务管理的目标从企业利润最大化到企业价值最大化，再到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体现了财务管理的与时俱进。不过，在财务管理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这样会影响财务管理的长期良性发展。所以，探讨企业员工财务管理职能的强化，是目前财务管理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内容，也是保证财务管理平衡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员工财务管理职能的加强，至少可以达到以下三方面的平衡：

1.财务管理的内容上公平和效率并重

过去在企业财富累积阶段，财务管理的重心一直在于如何把蛋糕做大，如何在效率优先情况下进行更好的投资决策及管理运营，获取更大的利益。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企业的经营内涵在不断发展，财务管理的范围、任务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当企业财富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蛋糕已经做大了，蛋糕的分配问题应该成为一个新的重心，也就是说效率和公平应该兼顾，效率和公平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过去由于历史现实，企业财务选择重视效率忽视公平，虽然有利于财富的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以至于影响了企业财富更高层次的增长。所以，现在要纠正以前一些错误的做法，在财务管理层面上应该将公平和效率同等对待，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