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研究论文范例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引言

博士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知识的学习者和接受者，又是知识的生产者和创造者[1]。博士培养过程是博士生从一个完全依赖型的学习者向一个独立型的研究者转变的过程[2]，是博士生从事学术职业的准备期。近年来，博士生在读期间的学术贡献越来越被学术界所关注。袁本涛等人的一项研究发现2012年博士生对ESI热点论文贡献率为36.84%[3]。Pearson等人的研究表明德国博士生承担了大学三分之二的科研工作[4]。Vincent等人的研究也证实法国博士生的学术贡献占到实验室总体产出的30%[5]。博士生成为了科学研究的重要力量，成为了学术产出的重要贡献者。在博士生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影响博士生学术产出的因素很多，以往文献从制度、环境、导师和博士生个体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本文重点关注博士生与导师、其他教师以及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Aca?demicInteraction）对其学术产出的影响。一方面，博士生的“学术学徒”（AcademicApprentice）身份决定了其学术生产和创新过程是一个在导师指导下、在他人帮助下逐步走向独立学术探索的成长过程，学术互动在其学术成长过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学术生产过程往往以问题为中心，需要突破的科学技术问题具有综合性、多样性和复杂性，与不同知识结构、学科背景和学术经历的人进行学术探讨、交流、共享和互助对于博士生打破知识界限、促成学术创新大有裨益[6]。为此，本文关注的研究议题是学术互动对博士生的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怎样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的学术互动影响效果如何。

二、文献回顾

学术互动是一个知识共享的过程，是指不同知识主体之间相互分享信息、思想、理念、建议和技能，目的在于生产和创造新知识[6]。博士生学术互动是指博士生为了学术生产和创新，与不同知识主体进行知识共享的过程。然而，以往文献主要围绕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开展研究，从学术互动视角来研究博士生培养的文献并不多见。博士生学术互动与导师指导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体现在三个方面：（1）学术互动是两个知识主体之间自主、自愿的知识共享行为，依靠平等互惠的原则来维系，而导师指导则属于博士生导师的工作范畴，具有无偿性和义务性。（2）学术互动的行为主体包括博士生导师，但不仅限于此，还包括其他知识主体，例如其他教师和博士生同学。（3）学术互动过程是博士生与其他学术创新主体之间知识相互发散与吸收、相互交流与学习、共同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双向沟通和分享的过程，博士生在学术互动过程中具有自主性；导师指导更强调导师的主导地位与作用，忽略了博士生的主体性。国外文献围绕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开展了大量研究。Paglis等人进行了一项五年半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导师指导对博士生科研产出和科研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7]。Green等人对233位博士生进行了为期2年的三阶段跟踪调查，研究发现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学术产出具有正向影响[8]。Mahen等人对160位已经毕业的女性博士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导师指导会显著降低博士生损耗率（AttritionRate）并缩减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长[9]。Michelle等人的研究认为，尽管指导博士生是一件非常费时的工作，但是有效的导师指导可以降低社会隔离感、提升科研能力并提高毕业率[10]。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也开展了一些研究。范皑皑和沈文钦的研究表明，与导师的交流频率、导师的指导方式和指导内容对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指导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任婷和秦静的研究发现，导师的指导频率和指导程度对博士生论文质量和科研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2]。陈珊和王建梁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博士生指导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导师指导是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影响因素，导师指导频率对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学术论文产出以及课堂报告的数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3]。宋晓平和梅红的研究也发现，博士生与导师的互动关系以及导师的指导频率都会对博士生学位论文的进展满意程度产生正向影响[14]。尽管以往文献围绕导师指导开展了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但是对博士生学术互动的关注较少。迄今为止，我们对博士生与其他教师、博士生同学的学术互动具体情况仍不清楚，关于学术互动对博士生培养质量影响的重要性也缺乏认识。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当前我国博士生学术互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不同互动类型对学术产出的影响。

三、假设提出

1.“与导师的学术互动”与博士生国际期刊论文产出的关系

导师是博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责将博士生引入学术前沿、促使问题形成、教授方法和规范、引导批判和创新，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起主导作用[15]。博士生进行学术互动最重要的交换主体就是导师。与导师的学术互动，既是富有经验的导师与经验不足的博士生之间进行的一次由上而下的知识转移的过程，又是博士生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吸收、消化、整合、创新知识的过程。知识是贯穿与导师学术互动全过程的核心内容。与导师的学术互动是围绕知识的传承、创新、应用和转化逐步展开的过程，是以知识为纽带、以互动为核心、以共享促创新的过程[15]。国际期刊论文的发表要经历严格的同行评审，最重要的评审准则就是论文的严谨性和创新性[16]。由此，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能够促进博士生形成创新思维、拓宽创新途径、催化创新过程[6]，增加学术论文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几率。Paglis[7]和Green[8]的研究已经表明，与导师接触的频率会显著增加博士生的学术产出。另外，博士生在与导师互动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衡量互动过程的一个重要指标，主动性越强意味着博士生主动吸收、思考、整合、创新知识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互动质量更好，其在国际期刊的几率也越大。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a：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频率对其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正向影响；假设1b：博士生与导师的学术互动质量对其国际期刊论文产出具有正向影响。

作者：李亚敏 陈俊国 单位：第三军医大学

一、国外研究生教育的学制

(一)6年一贯制的德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或专业学校的毕业生,学制6年,实现以大学为基础,学科为中心,理论教学、实验室训练和临床实践的渐进式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国家考试和论文答辩,授予医学博士学位。大多数欧洲国家实行这一学制[1],如芬兰、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

(二)6年一贯制的俄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3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3年进行专业教育,毕业授医学博士学位。独联体国家如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妇、乌克兰等实行这种学制[1-2]。

(三)4+4年制的美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具有学士学位的文理科大学本科毕业生,前4年为医学前期教育,后4年为医学院教育,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核心课程为主干的自由选课制度。学生完成课程,修完规定学分,通过论文答辩,授医学博士学位。美国、加拿大、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实行这一学制[1-2]。

(四)5+3年制的英式学制。其招生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前4年为理论教育,最后1年为临床实习,毕业授医学学士学位,英联邦国家实行这一学制,如英国、新加坡、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获得学士学位以后经过考试和推荐就读医学硕士学位,时间是1-3年。在实行多学制的世界各国中,学制为6年制的国家或地区最多,为90个国家,占56.6%;居于第二位的是7年制,为53个国家,占33.3%;排在第三位的是8年制,为15个国家,各占9.4%;排在最后的是9年制,为1个国家,占0.7%。

二、国外研究生教育的模式[2](附表)

一、古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摘要：

以2011年教育部将软件工程学科独立设置为一级学科为标志，软件工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但与信息化强国相比，我国软件工程博士研究生培养尚处于成长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探索。文章分析当前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

软件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改进措施

0引言

在信息化浪潮的促动下，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队伍培养经历了跨学科培养、海（境）外引进、相近专业转行等方式。2001年12月，教育部首次批准全国35所高校试办示范性软件学院（教高[2001]6号）[1]。以2011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学位[2011]11号）[2]为起点，软件工程专业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脱胎”出来，正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标志着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完成了由学科从属型向学科独立型的跨越。这一跨越无论对于软件工程的学科建设，还是对于其高层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具有顶层设计意义。正是由于这一顶层设计的作用，2011年8月教育部首次在我国48所高校增设了软件工程一级学科的博士点和硕士点[3]。截至2015年，全国拥有软件工程学科“博士一级”授权的高校已达52所，具有“博士二级”授权和硕士授权的高校达到106所。我国软件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撑了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基本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缩短了我国此学科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由于软件工程学科高度的交叉性、领域的渗透性以及需求的无限性，我国软件工程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无论在基础理论、课程设置，还是在培养方式、评价体系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要: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同，造成其培养质量也存在较大差异。为提升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针对目前培养模式的不足，本文提出构建“放管服导”四位一体+“两平台”的管理类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该培养模式的应用有利于提高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科研以及实践能力与水平。

关键词:“双一流”；管理类博士；培养模式

一、引言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各个学校学科建设平台改善了，学科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学科发展的要求更高了。管理学科相比其他理工医等学科，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基础相对较弱。管理类博士研究生作为每个管理学术、科研重要力量之一，其培养质量会影响管理学科的发展。通过改进管理类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提高其业务素质及研究水平、提升其培养质量及实践能力，为促进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其应有贡献。

二、国内外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从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定义、现状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于若凡、郭建斌分别对中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国外不同国家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和中国与外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展望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在中国的研究。刘劲松、徐明生研究贯通式培养模式是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宜于对知识学习及科学研究有很强连续性要求及成果产出需要较长知识积累周期的基础学科、实践性强的医学和艺术学科、实验周期长的农学、生命学、工学等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常淑贞研究了当前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的现状，探讨了制约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的因素，提出了改进博士生教育培养模式的策略。贾晓红、刘向锋、王人成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博士生教育为背景，对博士生的培养目标与方式、培养内容与基本要求、博士生资格考试与开题、科研工作与论文答辩等诸多培养环节的分析和研究，为提高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提出了建议：应取消对学习年限的规定或延长学习年限；建立博士生和导师之间的双向选择与淘汰机制等。包水梅研究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亟待转向内涵式发展，培养创新人才，借鉴“美国模式”改革我国博士生培养模式。魏玉梅、刘先春研究了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的培养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与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评价等三个方面。借鉴英国一流大学文科博士生培养的成功经验，比如学术自由理念下的探究性学习方式、跨学科的培养制度、注重科研与学术训练的课程设计、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淘汰率、多元化的导师制度等对我国文科博士生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谭金祥、石远、任国胜通过对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科学博士研究生与中国高校科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中法博士研究生入学条件、奖学金制度、理论课程学习、课题开题、汇报、答辩及毕业的差异，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二）国外研究现状。英国博士的培养模式为复合型博士培养模式。法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为：招生“零考试”，申请人须过“三道关”、“两段式”过程培养，以“研究”突出培养、指定负责导师，采用导师小组联合指导、重视博士论文撰写的指导，严把“出口关”。日本的博士培养模式适合企业对高层次人才以及个人成长的需要，博士生培养机构不断做出改善，呈现出培养目标体系化、培养过程针对性强、教育机构及其职能多样化、保障体制健全等特点。德国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主要有传统的“师徒制”和小规模的“研究生院”，其中尤以前者为主，而这种缺乏系统管理、散兵游勇式的培养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科学发展的需要。德国的两种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师徒制”模式重视博士生尽早融入导师的教席工作，旨在为未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积累经验，而“结构化”模式为博士生设立了跨学科、跨机构和跨国界的研究平台，目的是增进师生交流，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培养博士生毕业后应对更广阔就业市场需求的综合技能，传统“师徒制”模式和“结构化”模式相互补充，构成德国多元的博士生培养模式。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培养模式经历了学术主导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模式、职业导向的“P/W/U三维协作”模式以及职业性与研究性并重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导向”模式，共三代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瑞典的博士生培养模式，认为从入学到最后博士论文撰写、评审阶段，导师介入的力度大，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大，首先导师负责严格控制入学生源质量，中期对学生指导力度大，对博士论文质量严格把关，导师的直接指导在学生的科研成果中占重要比重；学生在学习和科研阶段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培养拥有很好的学术氛围和条件保障，并具有较多合作和交流机会；博士论文的撰写形式灵活，但评审严格，对答辩组织高度重视，这种培养模式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有着很大的作用。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理工科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较少涉及管理类博士研究培养的研究。

摘要:本文是作者2020年12月11日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从主编的角度，围绕科技学术期刊建设讲了4点建议:1)要培育和促进期刊成长，2)要认清和重视期刊“本体”，3)要把学术期刊办成读者看得懂的刊物，4)要把期刊办成新知识的积累平台。

关键词：期刊建设;科技学术期刊;主编

我从2001年起担任《安全与环境学报》主编，一直伴随着它的成长和发展至今。2001年以前，该刊名为《兵工安全技术》，从1999年起我也是它的主编。从2003年2月起我还担任了《科技导报》主编，到2014年第23期后不再担任，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机关学术刊物。当科技学术期刊主编这么多年，我认为期刊建设是主编的主要职责［1－3］。这中间有4点体会值得谈一谈。

1培育和促进学术期刊成长

培育和促进科技学术期刊不断成长，是主编的重要责任。如果说，科技学术期刊是一个容纳科技创新的平台，那么，主编显然要承担起培育和促进期刊成长的责任，培育和促进这个平台的成长。如果你是一位主编，你一定想让这个平台能够容纳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的科技创新。为此，期刊在科技界科技创新圈子中的各项功能都必须得到充分的培育，这是主编的职责。主编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他也不仅仅是领导期刊编辑部的编辑工作。为此，一年又一年，学术期刊要不断成长:小平台成长为大平台，影响较小的期刊成长为影响较大的期刊。就说《安全与环境学报》吧，2001年第1卷第1期容量只有64页，到2020年第20卷第6期已有459页，全年达到2504页。科技学术期刊这个平台的长大也不仅仅是做大，就像一个人的成长不仅仅是身体的长高和体质量的增大一样。我们都知道，在科学技术的研究方面，国家的经费投入数量很重要。经费增加了，成果也就多起来了。2019年我国的科技投入已经超过2万亿元，达到22143.6亿元，在国际上稳居第二。这个数据比2018年增长12.5%，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23%。值得指出的是，在科研投入逐年增加的同时，科研体制、机制、制度、机构、人才队伍以及重大研究课题等都在发生巨大变化，这中间的改革和变化，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而且是科学技术有机体品质的提高和成熟度的增强。中国科技界从“科学的春天”那年开始，长大了、变强了。作为科技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学术期刊不能弱而不强，也不应长得太慢。承载新世纪新时代的科技创新是科技学术期刊的历史使命。如果它缓慢地成长，或甚至停止长大，这个历史使命就会落空。要从科技期刊各个要素的角度推进期刊的发育成长，就像由人的各种器官、部分等组成的各个人体必需体系的发育。人的器官、部分等从一出生就在发育、长大，科技学术期刊的各个要素也要从一个期刊的诞生之时起，逐渐发育成长，不能总是处于幼儿阶段，一些要素从来不作改变。实际上，科技学术期刊不仅仅是由学术论文组成的，它的构成要素包括学术论文、学术论文内容的科学合理展开与发表、作者队伍、审稿队伍、读者群，这些要素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要求———哪个要素都不能缺失，也不能有缺陷，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学术期刊的科学技术创新的平台。说到培育期刊成长，主要就是各个要素统一在科技创新意义上的共同成长。质量成长、质量发育就是科技学术期刊各要素不断成长的核心内容。

2认清和重视学术期刊“本体”

10多年前我接手《科技导报》主编工作时，要求编辑部在各专业各学科正在搞研究做实验的科技工作者中寻找作者和他们的论文，发表他们的新成果。这个要求一下子打破了刊物已经逐渐固化的作者圈以及日益政论化的论文内容。建立与科技界本体(即广大科研人员)的广泛联系，这是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思考一点“本体”问题对于主编的工作是有益的，因为这样的思考会影响到主编的工作对象。科技学术期刊的本体是什么?在哪里?对此，大家当然会想到学术论文。的确，一个期刊的日常工作就是处理与学术论文有关的许多事务，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即没有学术论文就不会有学术期刊。这当然没有错。可是，这其实没有回答“本体”问题，因为我们不会说办一个学术期刊仅仅是为了帮助大家发表学术论文。这还不是回答“为什么要办期刊”的正确答案，尽管有一些作者可能就是这样想的。我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有2个主要的目的［4］。学术论文要发表的时候，总是因为研究有了新的成果。这些成果多数是新的理论、规律。从自己科研的成果中，发现科学的、工程的、技术的规律，这是我们发表学术论文的重要初衷之一。从科技界的学术交流和学术积累考虑，发表学术论文是为了交流和积累。虽然说科学技术的研究最终要化为一种个人的活动，至少对大多数专业和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来说是这样的，但是，科学技术上最后成功取决于集体的努力，这中间包括具有各种互补技能的科技工作者，以及由他们组成的巨大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的协作和互动，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科学技术的进步取决于思想的共享、技术的发展和科学发现，但还要取决于全世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对话，以及科学共同体的积累。积极发表能为这种交流、对话和积累做出贡献的原创性学术论文，也是我们发表学术论文的重要初衷之一。在科技工作者、学术论文和学术期刊三者中，科技工作者是这三者的本体。一位主编最重要的任务，可以说是以人为本、运营期刊。主编建设期刊的第一要务，是注重科技工作者作用的发挥，培养好作者，发表好论文，办出好期刊，促进专业发展与这三者的完美融合。专业科技工作者是专业学术期刊的“本体”。认清两者融合后的全景图像，对于促进期刊成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期刊是一个科学技术百花园，那么，主编就是这个百花园的管理人。科学管理很重要。投稿人是谁?百花园需要各种花、草、树木，那么投稿人就是花草树木、百花园所需之物的提供者。审稿人是谁?编辑是谁?百花园的花卉需要设计、培育，布局也需要设计，园林、环境、植物、水系等科普需要讲解员，保护林木等需要护林员。审稿人、编辑就是这些人员。读者是谁?百花园中人来人往，读者就是这些人。虽说一花一木都很美丽，但百花园就更美了。今天，科技学术期刊百花园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种类期刊的特点，即所有这些投稿人、审稿人、办刊人、读者其实是同一批人，他们处在一个专业性、学术性非常强的科学共同体中。科技学术期刊其实是这个圈子的“窗口”。科技学术期刊百花园的另一个区别于其他种类期刊的特点，是他们从事着同一个专业、学科中的科学技术研究，他们从事研究(包括发表学术论文)是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创新是他们共同的(同一的)崇高使命。对于主编来说，对于期刊来说，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层次上开展与科技工作者各种形式的沟通是十分重要的。主编要以人为本办期刊。与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成为好朋友，成为知心人，是一位主编崇高的任务。办刊人、编辑人员也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科学技术研究者，仅仅成为科研人员的朋友是不够的。他们在期刊内、编辑部中，要时时关心、研究、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之所以要这样，一是为了服务于科学共同体的宗旨，二是为了服务于研究人员，三是为了淘汰落后的研究。在本专业、本学科的范围内，世界的前沿在哪里，学术的焦点在哪里，难题的关键找到了没有，谁在攻关，不妨讨论讨论，用文字记录下来，提供给大家。而且这往往同时回答了“期刊应该发表什么样的学术论文”这个问题。这种能力也是与一流学术期刊相对应的。在以人为本的方向上做得越来越扎实、全面，办好一个期刊、进而把它办成一流学术期刊的目标就不难实现。

2019年春节，一个被万千学子所敬仰的北京大学聘用的博士后因不知道“知网是什么”，引发了一件学术圈大案。本来是一件学术丑闻，但因主人公翟天临是电视公众人物而升级为全社会轰动的新闻热点。一时间，把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两所高校也推上了风口浪尖。此外，网友们凭借着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技术手段，把翟天临的同学和老师也翻了个底朝天，弄得人人自危。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行政部门教育部，还是主流媒体《人民日报》都对这个事件给予了高度关注。事情的最后处理结果是，翟天临自动放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机会，并且在坐实学术不端的情况下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博士学位，而他的导师也被一并取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资格。“翟天临无心一语，却打开了一扇暗哑老旧的门扉——历史常常在这种貌似无意义的小事件或小人物身上爆发。”[1]从整件事情的过程来看，正是知网撕开了这个口子。知网何以有如此大的能量？一个明星学术不端何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笔者试着以分析知网与学者、学位授予单位及学术期刊的关系来揭开这些谜底。

一、知网与学者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翟天临一直以学霸身份混迹于娱乐圈。醉心于名利场的他本希望凭借着自己或明或暗的关系在学术圈再捞一把，却没想到摔了一个重重的跟头。也只有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才知道在娱乐圈众多的明星里，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北京电影学院退休教授、第四代导演谢飞一语道破天机。2019年2月15日，也就是事件发生后的第六天，谢飞教授在《成都商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提到“像我们电影学院以培养史论研究的‘电影学系’可以设立博生研究生教学，其它以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编、导、演、摄、录、美、制、动画等专业是不适合的，也没必要开展这样的纯理论研究型的博士研究生教学！”[2]言外之意便是研究型博士学位课程对艺术创作专业的实践帮助并不是很大。因此，也可以说这个博士学位对翟天临演艺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由学术圈而来的“学术不端”这项罪名对于他这个社会公众人物来说却是致命的，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几乎把他之前所有的成绩都付之一炬，有人把它总结为“辩证法的吊诡在此显出真面目”[3]。知网是什么东西？知网是由清华大学、清华同方于1999年6月发起的一项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与期刊界、出版界及各内容提供商的合作，其早已发展成为集期刊、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专利、标准、国学、海外文献资源为一体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网络出版平台。因此，对于任何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来说，知网是一个必经之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翟天临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却对现在连本科毕业生都知道的知网一无所知，实在是不应该，但更不应该的是他在知网上为数不多的文章还涉嫌严重抄袭。事发后，新京报记者对翟天临的文章进行了检索，发现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报纸和一篇期刊论文。其中，《谈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期刊论文在经知网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检测后显示，有1处疑似剽窃他人观点，7处疑似剽窃他人文字表述。在这篇只有2851字的文章里，去除本人文献文字复制比结果为39.4%，也就是说有1646字的内容与他人发表内容一样。[4]事实上，在2017年刘进担任导演的电视剧《白鹿原》中，白孝文的出演者正是翟天临。无论如何，《白鹿原》剧本他是看过的，甚至是熟读过的。尤其是关系到白孝文的片段，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以说，没有多少作者能有他这份经历。他只要能把自己在演艺过程中体会到的真情实感稍微动点脑筋加以分析综合，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是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经验之谈。但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的论文却漏洞百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更讽刺的是翟天临事件发生的时间正好是2019年春节期间，这个“假”博士在2019年春晚上刚刚扮演了一个打假警察。假如没有知网，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发现翟天临原来是一个水货博士。因为人们是先发现他“竟然不知道知网是何物”这个漏洞，才来检索他的文章。不是先检索他的文章有问题，才来质问他的学历。但有了知网，一切就变得清清楚楚。包括你的论文有多少字？有多少属于你自己的观点？有多少涉嫌抄袭？抄了谁的？都能在第一时间反映出来。数据是冷漠无情的，但数据也是最不会撒谎的。目前，翟天临的博士学位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至于我们还能不能在知网上看到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翟天临从神坛跌入谷底，可能今生再无缘知网，因为本质上他并不是一位学者。由此，我们不得不感谢有了知网这个平台，给了学术一个重要的监督渠道，也让每个从事学术的人对学术产生敬畏之心。知网是一个容器，是一个晾晒平台。对于学者而言，无论是学术大腕，还是学术小卒，无论是政商名流，还是寒门学子，在这里都一视同仁。

二、知网与学位授予单位

翟天临之前之所以敢于在各个公共场合炫耀自己的高学历，主要在于他的这个学历不是空穴来风，他是堂堂正正被北京电影学院授予学位的博士生。只是他的一句“知网是什么东西”暴露了他的学位名不符实。因为在北京电影学院博士学位申请条件里有明确规定“凡我校录取的博士生，在校期间个人独立或与指导教师联合(本人担任第一或第二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上正式公开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至少2篇学术论文，其中应至少有1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5]而这个翟天临不仅未满足正常毕业条件，其中一篇文章还涉嫌抄袭。这次东窗事发，很多人把它归咎于翟天临自身的“作”，结果是搬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有人说，翟天临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一群人。事实上，笔者要说的是恰恰也是这一群人害了一个年轻人。不难发现，事件发生之后，舆论重心在翟天临身上短暂停留之后，便直逼北京大学和北京电影学院两所学位授予单位而去。因为翟天临是完完整整地走完了博士培养程序的，他拿到的学位证书是真的，包括他在微博上晒的北京大学博士后录取通知书也是真的。假如没有这次偶然事件，谁也不敢贸然质疑他的学霸身份。因此问题就来了，翟天临明明不够条件，他是怎样拿到学位证书的？责任显然在于学位授予单位。由此，“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已经不再是一件简单的个人诚信事件，而是一件重大舆论危机，并且事关国家教育部门形象。所以，教育部才在第一时间回应此事：“调查不光是涉及到本人是否涉嫌学术不端，也涉及到工作的其他各个环节有没有问题。”[6]而在事后的调查结果里面，两所学校分别承认了自己在培养和招生环节存在失误，特别是其导师硬是被取消了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另外，在谢飞教授的那篇《大学艺术创作专业需要开设理论研究型的博士学位教学吗？》评论中，他还呼吁大家停止网络暴力，“对犯过错误、有污点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千万不要一棍子打死”。[7]这篇文章虽有护校护生之嫌，却是一篇极具理性的反思性文章。民众可以原谅翟天临的虚荣心，但却不能对学位授予单位的糊涂账置若罔闻。翟天临事件是一次信任危机，不仅牵扯学者个人诚信的失德，也涉及到部分高校在招生录取培养过程中的管理失范，同时还关乎到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正如一位记者所言翟天临“学术不端不是小事一桩，更不是娱乐事件，它不仅关乎道德诚信，更关乎教育公平，其背后的问题远不是一个艺人的‘人设崩塌’可以涵盖。”[8]这不是一个低级错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很难让大家相信之前就没有其他“翟天临”。翟天临一个人事小，但是一群“翟天临们”活活地占用了那么多本来就很少的博士学位指标却是大事。而且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博士学位只是拿来给自己贴金的一个装饰品，对于他们的实质性事业甚至没有多大用。而他们却让大一批靠自己努力并把改变命运寄托于此的寒门学子望尘莫及，这种赤裸裸的差距才是最可恶的。翟天临这种骗子固然可恨，后面为其大开绿灯的人才更可恨。但可恨归可恨，至少在事情责任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民众不能把私愤发泄到某一个人头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北京电影学院院长追着不放，甚至可以说是变相的人身攻击。当人们丧失理智地去参与到这样一场“泄愤”狂欢，追逐网络暴力带来的刺激时，同样是一种病态。在这个既真实又虚幻的网络世界中，谁也不敢保证，谁一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平息舆论，化解民愤，当然也是为了遏制这种现象再发生。教育部办公厅在2月底连续了两个公文，《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号）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9〕2号）。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一个是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不能说这两份文件完全是因为翟天临事件，但也不能说毫无关联。尤其是教研厅〔2019〕1号文件，实实在在给广大学位授予单位敲了一个警钟。其中提到“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使用”和“加大评估和问题单位惩戒力度”，可谓在广大学位授予单位头上悬了一把利剑。另外，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加强科研伦理和学风建设，惩戒学术不端，力戒浮躁之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有这些政府行为，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希望，夯实了信心。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相应地我们也很难去质疑一些高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存在不规范行为。假如没有知网，这种检查只能靠各高校内查，或者互查。而有了知网，各种暗箱操作便成为了一个随时都可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因此，看起来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既然是学位授予单位，学生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满足一定的学术成绩才能拿到学位证。而知网就是学术成绩的容纳器，因此就把知网和学位授予单位联系了起来。教研厅〔2019〕1号文件提出“探索建立学术论文、学位论文馆际和校际学术共享公开制度，以公开促进学术透明，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其实知网在这个方面已经做了很多，起码翟天临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只有对学位授予单位施以高压，才能有效地遏制学者学术不端。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都把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作为硕士和博士毕业的硬性条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因此，知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监督窗口，实际上也把那个定时炸弹的“按钮”放在了人人皆可触碰的地方，成为预防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机制。

三、知网与学术期刊

从科研伦理角度而言，是保证文章原创性的前提，是为了预防学术不端。就像人们制定法律宣传法律，不是为了惩治犯罪，而是为了预防犯罪。但假如没有知网，没有大数据时代的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我们还真的缺乏一个约束科研伦理的他律性工具，而只能依靠学者的自律和微不足道的检举。但有了知网等这类网络出版平台，文章重复率便一清二楚。但有了这个利器，用和不用，怎么用？便又成为了一个问题。这就牵扯到谁来把这个关？学位论文当然是靠学位授予单位，而期刊杂志的把关者显然是期刊社，而与学者打交道时间最长的也正是期刊社。回到翟天临《谈电视剧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这篇文章，既然有这么高的重复率，甚至还涉嫌严重抄袭，为何还是能够发表？在学术活动中，我们痛恨学术腐败，痛恨像《求索》等一些学术期刊在一些胆大妄为的主编手中成了牟利的工具。但还有一种学术纵容同样值得警醒，一些期刊不求上进，但求有稿就发，甚至文章重复率门槛也形同虚设。尽管我们认为学术期刊有着划分档次的必要性，但是并不意味着非核心期刊要在这一关失守。一篇文章，只有在保证原创性的基础上才能谈学术贡献，因此文章，应该是任何期刊在接到作者稿件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恰恰在这第一件事上，学术期刊再次对翟天临放了水。事实上到最后，果然这件事害了他。上文提出，假如没有知网，我们很难发现翟天临是个水货博士。更难发现由于一些学校在招生培养过程中的不规范，还可能存在很多“翟天临们”。但是一个更为残酷的现实是，即使有知网，我们也并非一定能揪出问题。尽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把硕博士论文上传知网，但范围并非覆盖所有学校，并且学校上传的时间进度也没有期限要求。如果这次不是翟天临自己犯下“不知知网是什么东西”这么低级的错误，指望我们去追查他的材料，或者指望通过舆论去迫使相关学校自我调查，可能结果又是另外一番结局。尽管他不知道“知网是何物”，怪就怪在他在知网上竟然还有一篇文章，也难怪有人质疑这篇涉嫌严重抄袭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他本人所写。仅仅是这篇文章又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学术不端，只能说他运气坏到了极点。另外，如果没有人去把这篇论文拿去再，又有谁会发现这篇经期刊正式发表并且上传知网的文章还有着这么高的重复率。就像刚刚上文所讲，事发后，我们把矛头直指翟天临，却忽略了学校。事实上，学术期刊也有责任。如果当时这个期刊以重复率过高打回让其修改或者干脆拒绝发表，或许不会对今天的结局有什么改变，但至少翟天临少了一个污点，期刊的名声也能得以保留。翟天临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的学术环境不容乐观，但在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板子显然不能只打在作者身上，后面的期刊社同样难辞其咎。期刊社把关不严，罪魁祸首是背后学术体制对期刊社机构地监管不力。而知网给了学术圈一个重要的监督力量，在共享所有人的学术成果的过程中也赋予了所有人知情权和监督权，同时也把期刊囊括了进来。至此，知网织了一个巨大的网，它完美地把学者、学位授予单位和学术期刊网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