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硕士论文范例

摘要：近几年专业学位教育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培养体系日趋成熟。值得重视的是数学学科教学硕士学位论文写作质量的提升面临着许多挑战和问题。文章从学生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导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对论文写作过程管理和评价体系进行了分析，对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教育硕士论文；写作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一、引言

1997年，我国开始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距今已经有22年的历史。而教育硕士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其学位论文的质量上。作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写作是教育硕士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其创新能力的过程[1]。2014年，为了保证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公布了《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等系列文件，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作为一个重要的观测指标，建立研究生毕业前质量反馈和毕业后质量跟踪调查制度，加大对不合格学生的淘汰力度。因此，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就成为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数学教育硕士的学位论文有其自身的特点：（1）选题应来源于基础教育发展、改革的实际问题，要有明确的数学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2）学位论文既有教育学科性质，又具备数学学科特点，对学生的文理综合能力要求较高；（3）相对于理论创新而言，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对应用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既有内容上的要求，也有形式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内容上的要求，主要指学位论文主体的内容结构安排以及内容水平上的要求；学位论文在形式上的要求，主要包括学位论文的形式结构、排版格式、字数等[2]。而大多数数学教育硕士在本科期间主要学习的是纯数学知识，理科综合能力较强，对于数学教育中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论文写作等一些文科能力的培养不够好，导致其学位论文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容假大空，不能脚踏实地，大量摘抄往届论文成果内容，没有自己的逻辑框架，表达混乱；（2）论文地基不稳，没有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与整理，论文内容缺少数据支撑，论证乏力；（3）态度不端正，不能严格按照学位论文写作要求规范论文格式，各种图标、数据等使用不规范；（4）缺乏创新，不能与中小学数学教育与管理实际相联系，实用性及学术价值不高。基于上述分析，将目前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保障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工作，探讨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使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更具指导性和操作性，从而达到有效地提高学位论文质量的目的，为数学及其相关专业领域的教育硕士学位论文指导和质量保障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学位论文的质量作为反映教育硕士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有许多专著或者文章对其进行了研究。刘良华教授[3]对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如怎样选题、怎样做“文献研究”、怎样写“开题报告”、怎样做“历史研究”、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做“实验研究”、怎样做“理论研究”等。张定强教授[4]通过对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写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指出目前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王林全教授[5]针对数学教育硕士论文写作的保障机制，对如何指导数学教育硕士专业论文写作及答辩进行了分析与思考。卢锷教授对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科教学·数学）研究生教育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式、学位论文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看法。数学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当今社会的需要，是数学教师自身再学习、再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全民数学素质的需要[6]。数学教育硕士的培养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便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从选定研究领域，到认真查阅文献、收集相关资料撰写开题报告，再到利用各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际的研究，得出研究结果，最终形成完整的论文，这是大多数教育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之路。由此可见，要想形成数学教育硕士论文的保障体系，就要从论文写作的每个环节入手，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三、构建数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议

1引言

文献计量是一种基于数理统计的分析方法，它以科学文献的外部特征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进而探讨科学技术的结构、特征和规律。目前已有众多学者通过文献计量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究学科发展的趋势、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与热点［2－3］。在植被生态学研究中，生物量既是表征植物群落数量特征的重要参数，又是反映植物群落初级生产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生态系统获取能量能力的主要体现，对生态系统结构的形成以及生态系统的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4］。同时，通过生物量的研究，可以为进一步研究碳储量做好铺垫，甚至可以直接通过生物量近似估计碳储量的大小，尤其是大尺度的碳储量的估计基本上是采用生物量数据去估算。因此，生物量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重视。但是各领域对生物量的研究呈现不平衡的特征。通过文献统计分析，把握国内生物量研究的演进历程、当前研究热点、扩展范围及发展趁势，并为生物量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2统计分析结果

2．1文献量年际分布

文献量是指某一学科研究者在某一段时间内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文献量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该学科的发展水平，因此统计分析中国期刊网生物量研究文献的数量来衡量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动态。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对生物量的研究历程可大致分为初期、发展、兴旺3个阶段。1975—1991年为初期阶段，该阶段研究文献数量极少，年均24．1篇。1992—2005年为发展阶段，该阶段文献量呈缓慢波动上升，2005年达到169篇，发展阶段年均文献量为110．77篇。2006—2015年为兴旺阶段，年均文献数量为441．7篇。从2006年开始生物量文献年均数量急速增长，发展速度迅速上升，2014年文献数量达到最多499篇。总的来说，1975—2015年间生物量研究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加表示国内对生物量领域的研究呈现越来越强劲的势头。

2．2按文献类型统计分析

2．2．1硕博士学位论文统计分析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自2001年胡庚申教授在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至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生态翻译学经历了十年大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正如其领军人物胡庚申教授所说，“生态翻译学起初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多年来的困难、困惑、挑战太多;……但从现在起，生态翻译学研究已经成了‘群体行为’，或者说是‘组织行为’了”［1］。目前，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际翻译界的关注和兴趣。本文拟简述生态翻译学的十年发展历程及其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翻译学的未来展望一二。   一、生态翻译学十年发展回顾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胡庚申教授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将其中的“自然选择”即“适应/选择”学说引入翻译学研究，最早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2］。在此基础上，胡教授十年磨一剑，建构并发展了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整合性研究的生态翻译学，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胡教授曾撰文说:“在全球性生态思潮的影响之下，由于中国古代生态智慧的启发、相关领域学科发展的激励以及译学界生态取向翻译研究的促进，再加上现有译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与缺失所产生需要，生态翻译学便应运而生”［3］64。   2004年，胡教授的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中，胡教授阐释了该理论体系的哲学理据(即达尔文“适应/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思想)，从“适应”与“选择”的视角对翻译的本质、原则、过程、方法和译评标准等作出了新的描述与解释，并以其在两岸三地部分高校的实证调查对该理论体系的有效性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检验和证实。胡教授将“译者为中心”作为该理论体系的核心翻译观，从译者的角度出发，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的原则，提出并例证了“三维”转换的翻译方法。胡教授认为，评价翻译主要看译品的“整合适应选择度”。理论上讲，“最佳的翻译就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2］144。而评价和测定“整合适应选择度”有三个参考指标:即多维转换程度(尤其是“三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和译者素质。   之后的几年中，胡教授仍孜孜于生态翻译学的进一步发展，每年都有生态翻译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2008年，其研究课题“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2009年，《上海翻译》开辟“生态翻译学研究专栏”，胡教授在该刊第二期撰文，将翻译的定义扩展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主导、以文本为依托、以跨文化信息转换为宗旨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行为”［4］6;2010年4月，“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中国澳门成立，创办了会刊《生态翻译学学刊》，并于11月9日～10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5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并对这次大会的召开、对生态翻译学的创立和发展、对国际生态学研究会的成立给予了高度评价。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StudiesinTranslatology)杂志原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凯伊•道勒拉普(CayDollerup)指出，生态翻译学是成长于欧洲语境之外的第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意义的翻译理论［5］34。2011年11月11～13日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以“生态翻译学十年:回眸与展望”为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6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大会。由此可见，肇始于中国、由中国翻译界学者首倡的生态翻译学已引起了国外译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兴趣，正在向着更大的范围拓展。   在胡庚申教授的带动下，国内的翻译研究者不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以生态翻译学命名的各项研究逐年增加。“近年来已有逾百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全国也有60余所高校师生(硕士/博士)运用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作为整体的理论框架完成学位论文和发表研究论文”［6］5。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生态翻译学”，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其中硕士论文3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召开首届、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的通知5篇;除5篇通知外的4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13篇，约占总论文的29%;应用研究型论文32篇，约占总论文的71%。笔者又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论”，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59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论”的文章(与前述50篇题名含有“生态翻译学”的文章无一重复)，其中硕士论文14篇，博士论文0篇，有关《翻译适应选择论》一书的书评4篇;除书评外的其余55篇论文中，理论研究型论文7篇，约占总论文的13%;应用研究型论文48篇，约占总论文的87%。笔者在CNKI上键入检索词“适应选择”，从2001年至2011年11月25日的全部期刊论文(包括优秀硕博)中，按题名方式检索到196篇题名含有“适应选择”的文章，其中部分文章与生态翻译学或翻译适应选择论无关;有2篇博士论文，一篇与生态翻译学无关，另一篇题名为“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外宣翻译过程研究”，是国内首篇运用翻译适应选择论完成的博士论文。   二、生态翻译学研究现状分析   笔者利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生态翻译”，用时0．09秒找到27，200条相关结果。但用google引擎“学术搜索”“eco-translation”，用时0．05秒只找到26条相关结果(2011/11/28)。这说明虽然生态翻译学已引起国际译界的关注和兴趣，但在国际上仍未产生较大影响。上述检索结果和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也说明，目前生态翻译学在国内已产生较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翻译研究者开始从事生态翻译学研究。从笔者在CNKI上的检索结果来看，在检索到的100篇学术论文中，目前大多数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都是应用研究型的，占80%;少数是理论研究型的，占20%。在胡庚申教授集中阐述的九个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中［6］5－9，这些论文较多选取适应/选择、“三维”转换、译者中心、译有所为等理论视角以及生态范式、生态翻译环境等命题，较少关注生态理性、关联序链、“事后追惩”等理论视角，这方面的理论应用研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p#分页标题#e#   胡教授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指出，生态翻译学至多是普通翻译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而且尚未被完全接受和认可［1］。笔者在google和CNKI上的检索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生态翻译学要在国内外译界牢牢地确立自身学科地位并获得长足发展，还有待更多生态翻译学人在理论、应用研究方面，尤其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方面耕耘不缀。正如王宁教授所言，“生态翻译学还任重道远，它距离一个成熟的翻译学子学科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在这方面，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成功经验足资参考借鉴”［7］。   三、生态翻译学未来   令人欣喜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本文时，读到了思创•哈格斯的《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一文。该文提到生态翻译学的下一步发展计划，如他们“将于近年内出版《生态翻译学导论》、《生态翻译学:理论应用与评析》、《生态翻译学:理念大“观”园》、《生态翻译学学派透视》、《生态翻译学:下一个转向》等专题著作。……将继续建立和健全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的工作机制，利用好‘国际生态翻译学’网站，召开好序列性的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并努力办好《生态翻译学学刊》(中英文版)。……十年之内，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集中培养多名生态翻译学博士和博士后研究员，从而使‘生态翻译学学派’在国际翻译学界享有一席之地”［8］。这是一个宏伟蓝图，也只有如此，中国的生态翻译学才能实现“先国内、后国际”的发展战略，才能通过生态翻译学者的学术活动“旅行”到世界各地。中国的生态翻译学者才能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在中国和印度找到知音一样，在国际译界觅得知音。断加入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行列中，以生态翻译学归类和直接

〔摘要〕文章通过建立一个由引文形式、引文特征和论文效用等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间接评价了2014—2016年间的344篇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并对各引文特征指标与硕士论文被引量与下载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各硕士学位论文在引文及其效用方面仍存在许多问题，如著录不规范、引文数量差距大、语种单一化、被引率普遍较低等；论文引文特征与论文效用之间存在一定关系，如英文引文量、电子资源引用量与论文下载量、被引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引文数量的多少与论文下载量和被引量相关性不大等。研究最终得出了论文质量评价结果，并从引文的角度对如何提高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硕士学位论文;论文质量;图书馆学;引文分析法;论文质量评价

1引言

国家有关方面规定，合格的硕士学位论文要求硕士研究生能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并且具备达到独立进行科研的能力[1]。这表明合格的硕士学位论文不仅能够考核硕士研究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同时它还能够体现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等。因此，严格把控并评价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引文，一是指引语，二是指参考文献，是硕士学位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硕士研究生在写作论文时，为了解释研究主题的来龙去脉、便于研究开展等的需要，必然会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对研究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就会被作者所引用，引文则是这些被引用的文献资料。它不仅可以反映研究生对文献的吸收、消化及创新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引文的质量对论文的质量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故而对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进行评价，就不能忽视引文的作用。有鉴于此，文章试图从论文引文与论文效用的角度出发，对2014—2016年的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进行评价。其研究目的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对引文与论文效用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以验证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从而定量分析引文对论文质量的影响；二是从引文和论文效用角度，对图书馆学的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进行评价，分析存在的问题，以供图书馆学硕士研究生写作论文时参考，并在论文引文方面给予相关参考建议，以期提高图书馆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2研究综述

2.1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研究

一般说来，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的质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论文形式、论文内容以及论文效用，因此，归纳以往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研究，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硕士学位论文形式进行评价的研究。这一类研究主要从论文结构和格式等方面进行评价，如中英文摘要是否具备、篇幅大小、图表格式是否规范、参考文献著录是否规范等。相关研究如翁涛[2]对2006年度的英语翻译类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个案研究，他对硕士学位论文格式和篇幅与提高论文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验证。陈瑜和丘文辉[3]两人也进行过此类研究。从总体上来看，仅从论文形式对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进行评价的研究并不多，一般是与论文内容结合在一起进行评价。第二类是评价硕士学位论文内容的研究，主要是从论文的选题、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内容的创新性、论文价值、论文的学术水平等进行评价。如高耀等[4]以选题与综述、科研能力与基础知识、论文规范性、创新性及论文价值这四项指标评价了工学门类的学术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又如肖华茵[5]以论文选题与文献综述、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创新性、论文写作和论文答辩来构建评价体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西省高校的硕士学位论文进行了质量分析等。目前此类研究数量最多，评价方法多样，评价体系也比较完善。第三类是硕士学位论文效用评价研究。此类评价主要通过分析论文的学术影响力、被引用情况等方面进行。如王传毅[6]等通过分析2013年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对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被核心期刊论文引用的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对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评价。此外如袁?[7]、栾磊祖[8]等人也对硕士学位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进行过分析。不过就目前来看，此类研究数量很少，且大都从论文的被引用情况这一指标出发进行探索。由以上分析可知，当前国内硕士学位论文质量主要是从论文内容与形式进行评价，很少有研究者从论文效用的角度开展研究。此外，论文质量评价一般也是采取由同行专家阅读文本对具体内容进行评价的方法，主观性较强，很少有人从引文的角度对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进行定量评价，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也比较浅显。

本文作者：杨晓丽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一、导言

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热门话题。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从2009年开始加大了研究生人才培养结构的调整力度，计划到2015年实现全日制专业型硕士与学术型硕士各占一半的目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迎来发展的春天。[1]因此，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现状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以CNKI学术总库（2002—2011年）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内容分析法，从文献数量、相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数量、专业学位类别、比较研究文献、中文关键词等五个维度展开统计分析，试图阐述国内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现状和趋势，以期为今后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样本选择

1.抽样。打开CNKI学术文献总库，输入主题“专业学位”并含“研究生教育”进行高级检索，且对每篇文献进行诸篇查阅，以确保检索结果的准确性，检索出2002—2011年这十年间的1199篇文章。检索日期为2012年3月25日。从中剔除年鉴、记者报道、日报、人物与学校介绍等非学术文章，得到有效样本1047篇。

2.对样本的讨论。研究的样本是中国CNKI学术总库“学术文献总库”收录的2002—2011年有关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文献。学术文献总库里的文献总量万篇。CNKI（ChinaNationalKnowledgeInfrastructure）即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它是全球信息量最大、最具价值的中文网站之一。目前已集结了7000多种期刊，近1000种报纸以及众多的博士、硕士论文，会议论文，图书以及国内外1100多个专业数据库，其信息内容是经过深度加工、编辑、整合并以数据库形式进行有序管理的，有明确的来源、出处，内容可信可靠，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科学决策的依据。对于教育研究热点的分析，可以通过关键词数量的变化来判断。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升降变化，从一个方面透露了研究热点的形成和转移，因而也可以帮助人们预测某一领域今后研究的走向。[2]CNKI系统的主题标引类型恰能反映出学科的属性以及研究热点、发展方向，能较好地提供给用户与学科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相吻合的文献，[3]因此所取样本是全面、有效的。本研究对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检索结果按被引频次排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是研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主要来源期刊，最高被引文章是2006年翟亚军等人发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上的《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主要问题辨识》。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摘要：

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

关键词：

灾害；古代文学；研究综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的影响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学中表现自然灾害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古代灾害文学的整理与研究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的研究成果是论文。唐元、张静《古代灾害文学研究现状综述》（《山花》2015.5）梳理了部分相关成果，本文继续搜集文献，以求获得更充分的认识。有的论文属于概述与理论指导的研究。全方位地概括灾害与社会的关系的有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复旦学报》2000.6）一文，文章指出灾难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灾害的时空变化，灾害对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黄敏《“灾害与文学”研究范式刍议》（《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1）认为“灾害与文学”聚焦于自然灾害，也关注天灾与人祸的关系，是强调文学反映功能的文学研究范式，但是我们不仅要关注作品的政治、社会层面及生命、伦理层面，也要关注作品的哲学、美学层面；关注对灾害的本体性书写，强调在灾害面前人类应该具有的现代思想，即哲学层面的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灾害文学，近年来比较显著。如陈侃理《儒学、数术与政治——中国古代灾异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结合经学与政治，宏观探讨灾异观念，文章指出，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影响很深，远不止在思想层面；同时还指出，灾异说对权力的干预和约束缺少强制性，反而常常被权力所驱使。李军《灾害危机与唐代政治》（首都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从灾害与政治的角度，讨论国家机构在面临灾害危机时的具体应对政策，包括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的对策，同时讨论了灾害与民族战争、藩镇政策与灾民动乱问题；“灾异天谴说”在灾异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始终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指出，灾异说对政治的修正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史学界研究成果细致入微，而文学研究以史学为依据、以文学作品为基础，但史学研究成果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灾害文学进行人类学或者母题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郭子辉《灾害神话：苦难现实的浪漫外衣——灾害文学源头探寻》（《长城》2012.2）认为灾害神话作为灾害文学的源头，对于先秦以来我国灾害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但提供了文学素材，还提供了一种写作模式，一直贯穿到当代的灾害文学创作之中。李伟《先秦灾害神话之文学探析》（《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5.1），认为先秦灾害神话记录了自然灾害，表现了远古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同时灾害神话对后世文学题材、结构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更使其成为灾害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对灾害书写进行文学研究的成果有如下角度：以时代为单位进行研究。李瑞丰《先秦两汉灾异文学研究》（河北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试图建立“灾害文学”主题研究，并梳理灾异文学主题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围；关于灾异文学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四点：一、作为赈灾手段之一的巫术禳灾，二、农业社会中作为社会评判的工具和道德评判的尺度，三、作为记实性史料及对灾异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反思，四、作为历史记忆的体验与民族凝聚力的激发。李文娟《东汉灾害文学研究》（安徽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文章指出东汉灾害文学的表现形式以及内涵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灾害文学对灾害的记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文字记载的范畴。杜玉俭、李莉《唐代文学中灾异观念的表现》（《广州大学学报》2006.6）指出灾异观念是天人感应学说的重要内容，灾异观念在唐代甚为流行，其表现形式与汉朝略有不同。以时代来限定研究范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分析各个阶段的灾害与文学的关系，重点关注灾异观念、道德感召，有的文章从诗文创作者角度来分析灾难对创作动机的影响，具有开拓性。

以作家或具体作品为单位进行研究。杨古月《<左传>中灾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的普通百姓对待灾异态度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而知识分子在谈灾异的时候，往往要把灾异和人民、君主乃至整个国家的兴亡结合起来，灾异对于上层社会的影响远远比对普通百姓的影响来得深刻。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杜甫研究学刊》2013.1）和吴夏平《白居易的灾害诗》（《古典文学知识》2013.3）同样如此。其中杨古月和薛雨的文章值得关注，探讨了灾异观念的变化和灾异对社会不同人群的影响，其余论文则停留在诗史互证的层面。研究灾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面。高璐《嘉靖大地震的发生与明代文学》（《社会科学家》2013.9）指出，此次地震的发生产生的震后文学作品，使得相关的受灾场景得到了生动而周详的描述；就祭悼作品而言，个人所写的悼念诗文更具有真情实感，文学性更强；地方在震后数年内涌现了大量的重修题记，亦有可备观览之作。从文学艺术性角度探讨的，目前只有侯英、唐元《康熙十八年地震诸家诗研究》（《短篇小说》2013.14）一篇，文章从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诗歌入手，讨论了地震诗歌所应具备的艺术因素。此类文章从更大的角度来研究灾难对文学的影响，涉及灾害对作家本人生活的影响、创作心理的影响，更注重灾害与作家、作品的互动关系。从灾害类型来展开研究的，侯英《由汶川抗震诗歌大潮看中国古代地震诗歌》（《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0.1）归纳出古代地震诗歌在内容上的某些共同特点。此外还有杨莹樱《中国古代小说瘟疫描写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章。此类文章代表性不强，灾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与灾害的具体类型关系不大，而与灾难的造成的影响程度联系更为密切。

摘要：经过十年发展，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生源质量稳中有升，但学位授予总体规模偏小。实践创新能力是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重点，“两段式、双导师”是中药学专业学位培养最有效途径，高新科技企业是中药学专业学位培养的主要阵地和坚定力量。

关键词：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2010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次会议首次增列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开启了我国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历史。会议还审议新增另外18种硕士专业学位类别，通过了《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等文件，标志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入快速发展、制度完善阶段［1］。2017年全国专业学位硕士招生数量首次超过学术学位硕士，增长幅度达到43％，远超研究生总招生数20％的增长幅度［2］。2020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指出：“到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发展专业学位成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截至2020年1月，我国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开展十年，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单位由2010年首次增列的43个增加至48个。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全国首批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迈向新征程之际，笔者回顾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开展情况，总结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基本经验，查找存在的问题，继往开来，推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创新，以全面提高本校中药学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质量。

1中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情况

1.1招生规模与质量

1.1.1招生规模

2011年至2019年，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增长了12倍，由2011年首次招生的4人，增长到2019年48人，占全校硕士研究生招生比重逐年增加，年均增长率达36.4％。与之相对的中药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年均增长率仅为0.1％，见表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党的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高等教育、科研事业改革应当进一步深化。对此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高考应改变考试科目求全的做法，分为文科、理科两个大类，两个大类中特设艺术特长类、体育特长类两个小类。第二，研究生教育应取消硕士研究生这个培养环节，所有的研究生在入学时均以获得博士学位为目标，如果研究生最终达不到获得博士学位的水平但达到一定标准，可以获得硕士学位。第三，应取消科研项目申请制，实行贷款、稿费、奖励结合制。

［关键词］教育；科研；高考；人才

一、对高考科目设置的建议

最近网上经常有人讨论这一问题：为什么我国较少出现学术大师？我们认为，这是否与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念属于全才教育有关。人们有时会发现，天才往往是偏才，全才虽然有，但极少见，事实上，多数天才是偏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必是全才。因此，偏才型的天才在某一领域对社会作出突出的贡献或取得突出的成就，可能更容易成为大师。西方国家的教育理念，经过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美国的杜威等自由主义教育家的倡导，更注重保护孩子的天性，注重按照孩子的天性促使其成才。美国的教育，往往不要求学生成为全才，不要求学生“各方面均衡发展”，而是注重顺应兴趣、特长而发展，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人的天赋。人的天赋得到最大的发挥，就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人的天赋是社会的一笔宝贵的“矿产资源”，关键在于能否开发利用这种资源。西方的天性教育与中国传统的“因材施教”理念是一致的，这种理念更有利于开发人的天赋。遗憾的是，当前我国在基础教育中更突出的是“各方面均衡发展”的理念，“因材施教”这种理念在当今的高考制度中并未得到反映。近年来，中国高考的考试科目越来越全，表面看这体现了对学生的高要求，即学生必须各个学科都取得好成绩，才能进入好大学。这种高考取向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导致学生不得不“补短板”，学生对自己越不善长的学科越要下功夫，越要努力提高分数。这其实是要求学生在自己没有天赋的学科上花费很多的时间。在这种制度下，在高考中胜出的学生可能素质比较均衡，但却可能以失去其他天赋为代价。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认为，一方面，高考制度的突出优点是公平，因此高考制度必须坚持，但另一方面，高考内容应当有较大改革。基本的思路是：高考可以分为理科、文科两个大类，两大类中另外设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两个小类；降低基础科目的分值，加大专业科目的分值。例如，在艺术、体育方面有特长的学生，高考制度要求其在数学、英语方面也必须达到某一标准，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分成以上两个大类进行高考，可以使高考以选拔拥有某一方面天赋的人才为主要目标，由此选拔出的人才在进入高校后会更好地适应自己的专业学科，更好地成长、成才。而且在高中升大学阶段，将学生分为文科、理科、文艺特长生、体育特长生四类就基本足够了，不用再具体区别选拔。此外，是否可以考虑一些专业院校或学科在招生考试时只考专业学科，不考非相关学科。

二、对我国研究生培养的建议

目前，一部分人认为中国高校培养的博士生的质量有待提高。认为质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在当前具有“贪大求全”倾向的高考制度下选拔出来的大学生，很多人已经不适合继续读博士，而不适合读博士的人读了博士又一定要毕业，其质量就不可能很高。因此，中国的博士培养应当设立退出机制，这样就能够保证毕业的博士质量。但是真正严格实行退出机制又非常困难，因为当一个学生读了几年博士研究生再让他退出似乎很不近人情。建议我国不再将硕士研究生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培养环节。这是因为硕士毕业后并不是合格的科研人员，还不是“成品”，只是科研人员的“半成品”，将硕士作为一个培养阶段没有意义（专业硕士则是另一回事）。中国的研究生在入学时应当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获得博士学位。如果入学后证明有些研究生不适合从事科研工作，达不到博士标准，可以让他退出并在达到一定培养标准的情况下授予其硕士学位———所谓达到一定标准，例如入学三年以上、修满学分、撰写硕士论文等。这样一来，退出者能够获得比本科学历高的硕士学历，也算尽了人情；博士培养中的退出机制就容易落实，最终毕业的博士的质量肯定有较大提高。

三、对科研资助经费分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