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论文范例

本文作者：阮航 单位：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一

比较文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学坛复兴至今,已走过30多年的路程。30多年来,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频出,学科建设工作已有了很大的拓展,近年来有关比较文学的专著、译著、论文、教材,无论数量和质量均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教学领域,比较文学已进入了高等学校课堂,并且发展迅猛。现在全国已有100多所大学招收比较文学硕士,有26所大学招收博士,上百所高等院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从卢康华、孙景尧共同编写第一部学科概论《比较文学导论》以来,国内学者编写的比较文学教材不下70部。目前高校使用率较高的比较文学教材有教育部推荐的、由陈?、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陈?、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献彪、刘介民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教材的编写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比较文学历史理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比较文学方法理论。编者在选取编写内容时既考虑了学生所学学科的理论和基本知识,又注重培养学生的世界视野和自觉的比较意识。教材的编撰者主要为长期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有一些是在校博士生。教材的体例编排上虽风格各异,但都力求突出特色,尤其是近年出版的教材为了配合教学,每章后面还有复习思考题,以启发、引导学生去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有的书有附录,介绍主要参考书目、相关论文,以方便读者查找;有的在涉及比较文学学科某一方面的理论章节后,均附有一篇专题研究的论文,为理论学说提供了实例分析的佐证。从使用者的定位上看,编写的教材有的为研究生专业课教材,有的为汉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本科生专业基础教材,有的为理工大学公共选修课教材(定位为人文素质教育教材)。从出版质量上看,近年各出版社都非常重视比较文学教材的出版,在编辑、出版、印刷等各个环节都精心组织、精心“施工”,出版了一批装帧精良的教材。

而对教材编写的研究也日益为广大同行所重视。近年见诸杂志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介民的《教材的认知和编撰———以〈比较文学〉教材编撰为例》〔1〕。文章试图从学生学习心理的角度,综合探讨比较文学教材的编订应注意的问题,以唤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还强调了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性,举出了现有教材缺失的例子,并对教学内容编撰的模式及教材的编订提出了建议。同时刘燕还写有《比较文学的教学与比较视域的培养———评杨乃乔主编的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一文〔2〕,曾绍义、邹建军写有《以研究体验为基础以教学实践为目标———以〈比较文学教程〉为个案谈比较文学教材建设》〔3〕。这两篇文章分别对两部教材进行了详述。曾绍文、邹建军一文主要从具体的教材文本分析出发,围绕胡亚敏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来展开论述,认为教材的编撰应以作者自己的科研体验为基础、以高校的教学实践为目标,对学术概念要有理性的审视并具有前沿性,对文本的分析要有比较的视野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基础性、长期性和实用性是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应当追求的目标。仵从巨、管恩森写有《现行比较文学本科教材问卷调查的分析与评议》一文〔4〕。文章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各高校在本科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尽管各有选择,但还是相对集中于教育部推荐的少数重点教材上;目前国内虽尚未有广为覆盖的主导性教材,但种类甚多,包括普及型、提高型与会通型三大类别,它们可以很好地适应于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较好地满足了本科教学的需求。刘介民写有《一部创新型的比较文学教材————评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一文〔5〕。

文章认为此教材以创新性、可读性、简练性受到学术界和授课教师的欢迎和肯定,并在短期内被很多高校采用,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和重要价值。作者在肯定这部教材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或欠缺。范良芹的《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材问题的调查与反思》一文指出:与繁荣的教材出版表象相对的是教材的接受者对教材内容的尖锐质疑;由于教材编写者不重视教材接受者的主体地位,因而在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着教学目的不明确、教材内容抽象、语言艰涩难懂等问题〔6〕。文章还认为,只有在教材编写中采取务实态度,充分考虑教材接受者的认知能力,才能真正做好教材的分层编写工作,最终将教材改革落到实处。张能泉在《近三十年我国比较文学教材编写情况评议》中总结了近三十年来比较文学教材编写不同阶段的特点,指出国内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虽对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依然存在层次性不明确、相似处过多、重复率过高、学术性太强等问题。并针对这些不足,呼吁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以此推动我国比较文学教材的改革和促进比较文学学科发展〔7〕。上述评论文章虽各有侧重,但均认为,一部高质量的比较文学教材既要有利于学科知识的传授,又要有利于深化教学改革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势在必行。这些评论文章表明,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比较文学教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一味赞美或指责某部教材,而是结合教学实践实事求是地总结教材得失。在文章里他们以商榷的口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说服力较强,这无疑对日后教材的编写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每修订一次,都吸纳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质量有所提高。

二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一、转变教学理念，因时因人构筑课程体系

笔者所在的学校为地处西部的一所财经类大学，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课程从2008年开设以来，一直安排在第七学期进行授课，同时在课程设置方面经历了从必修课到选修课的变更，课时安排为32学时，周学时2学时。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调查发现，学生普遍反映这门课不好学，理由是比较文学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庞杂，让他们感觉既不像纯理论课程如文学理论课，又不像文学史课程。鉴于课程学时少、学理性强、学生学习困难这一情况，笔者首先在课程内容上进行调整，不再对教材内容按照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顺序进行面面俱到的讲授，而是侧重于普及学理知识，有选择性地以专题形式来组织教学，例如分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概述、研究类型介绍、中西文学比较经典案例赏析等。因为学生并非专攻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所以只要能让他们建立起对已学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整体认识，初步形成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观察文学现象和形成比较的意识，即意味着做到了让学生学有所获。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利用专题来组织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始终强调基本概念的重要性。因为学生只有厘清了基本概念，才能建立对该学科的理论认识。例如，在梳理学科发展脉络时，“比较”就成为教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立足相应的阅读文献，调动学生探寻不同理论家围绕“比较”所进行争论的意义，探讨“文学比较”和“比较文学”的区别，这就为学生正确地理解比较文学之“比较”的独特含义奠定了基础。但仅拘泥于基本概念是不够的，还应该适时将当前的学术动态带入课堂，这也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放性所决定的。恰如陈惇先生所言：“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但是，教学如果在理论上兜圈子，必然把一门生动的课程讲得死气沉沉，索然无味。比较文学的理念和方法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打开过去未能注意的天地，解决了未能解决的问题。新的学术领域、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是本学科的特长。”事实上，比较文学学科从19世纪末建立开始，就一直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而这也为其发展、创新奠定了基础。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女性主义思潮、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等冲击和影响下，关于比较文学学科是否死亡在中外学界都引起极大争论，为此，适时将最新的学术动态引入课堂，不断更新课程知识，对于学生深入了解本学科的发展概况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教学模式上的改革：课堂讨论+案例分析

传统的教学模式特别注重以教师的讲授为主，在这种信息的“单向传递”过程中，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被忽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测也只能依靠期末考试的分数来判定。鉴于比较文学的学理性和专业性较强，如果仍强调以教师讲授为主，很有可能将比较文学课程变成死气沉沉的理论课。为此，在教学模式上笔者采用“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力图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并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正如诸多教改成果所示，课堂讨论改变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主从地位，让学生从单纯地听课变成主动参与课程。但课堂讨论必须有的放矢，且教师在组织讨论时应该合理设计问题并把控好时间，这样才能达到师生互动又保证课堂教学秩序的目的。而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教学，既可以避免学生对理论感到“空而玄”，又能通过例证印证学理阐释，使学生在实践中真正理解并吃透艰深的学理知识。举例来说，针对课程教学内容以专题讲授形式来呈现，笔者为每个专题选择了两到三篇中英文阅读文献作为典型案例，每篇文献皆提出三个问题供学生在课后阅读时回答。根据阅读文献的难易程度，笔者或将学生分成小组共同协作完成，或要求每个学生独立完成，并在下次课堂上进行口头汇报。在听取学生汇报后，教师应该给予点评，形成自由的师生互动的讨论氛围。比方说，在讲授比较文学研究类型专题时，对于法国学派提出的影响研究，由于涉及史料考证、翻译、传播等多种学科知识，学生理解起来并不容易，为此笔者给学生提供了两篇学术论文作为案例，一篇是英文范文《寒山诗在远东和美国的接受》，一篇则是中文范文，即范存忠先生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笔者要求他们除了写出每篇文章的分析框架外，还要梳理出作品传播的时间、媒介、路线、价值及意义等，这就把抽象的定义转化为学生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讨论，教师最后在点评时又结合学理进行总结，这就让学生对影响研究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等建立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三、合理有效利用多媒体资源作为教学辅助手段

为了进一步活跃课堂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应该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合理、有效地运用多媒体资源。这体现为两个层面：

一方面，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的网络资源，发挥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尽管比较文学课程开设在第七学期，学生同时也面临着写作毕业论文的压力，但在课后调查中笔者发现，竟然有相当多的学生查找资料只会借助“百度”作为唯一的网络渠道，而从未使用过学校图书馆的网络资源。事实上，在我校的图书馆网站上，除了购买各种电子图书之外，还购买了如维普学术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等资料。为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也帮助其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笔者有意识地要求学生借助这些网络资源参与进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解平行研究这一研究类型时，笔者推荐了《中国比较文学》刊物，让学生去图书馆网站上查找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平行研究方面的论文，要求学生从中挑选一篇认真研读，并在课堂进行“论文推荐”展示。在结束该章教学后的调查中，学生普遍表示这一过程不仅加深了对该研究方法的认识，而且对自己写作毕业论文帮助很大。

一、学科合并之合理性:学科整合

把“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两个学科合并为一个学科是否合理,是否有必要成立比较文学系,这些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引起学界思考和争论。笔者以为,将“比较文学”放在师范院校中文系,并将它与“外国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种学科合并具有合理性,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其实就是比较文学系。从学科知识结构建构看,将“比较文学”放在中文系,相对于放在外语系,更为合理。这既是因为中文系诸学科具有接受“比较文学”的学科基础,还因为这样做有助于整合中文系诸学科。外语系的文学学科,仅仅是外国文学,而中文系的文学学科,既有中国文学,又有外国文学,还有文艺学等,在学科知识板块基本设置上具备了在汉语语境下比较文学学科应该具备的基本知识结构。在中文系中,“外国文学”的设置本身,给中文系学科整体带来一个可与中国文学互照互识的参照,使学生具有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但由于没有“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各门课程虽然在知识结构上具备整合基础,却各自封闭,缺乏沟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以后的中文系,通过输入新学科———“比较文学”,使原有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有了整合的学科理论,可以对整个中文系原有诸文学学科知识板块加以自觉整合。合并以后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赋予该学科整合中文系诸学科的功能,提升了“外国文学”在中文系的学科地位,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为中文系诸学科整体中的结构要素。确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中文系学科整体之结构要素,意味着认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性质不局限于其自身,而要放大影响到中文系所有学科,使中文系诸学科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规定的基本性质下相互作用转换生成一个结构整体,具有传统中文系原来所不具备的新的性质和功能。

这种整合后的中文系之整体性质和功能是什么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世界文学”知识结构与视野、“比较文学”异质文化文学互照互识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西诗学核心概念等,将使中文系诸文学课程整体具有“世界文学”之整体性质。这种“世界文学”整体性质放大影响中文系诸传统学科,将使中文系原有诸学科相互作用转换为一个整体———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语文工作者的载体,将使传统中文系培养的能说会道的“笔杆子”,具有当下语文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世界文学”基本知识结构和全球视野。因此,“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在中文系之合并,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怎样整合中文系原来分散孤立的诸学科呢?首先,从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开始,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给学生讲“学术导引”课,让学生明白在本科四年学习过程中的总体要求,并与其他学科商讨确定读书写作的具体要求:文学课程要求背诵的基本篇目以及背诵要求、细读基本书目以及细读要求、学科小论文写作基本规范与基本要求、中国古代文献阅读基本要求、英语文献阅读基本要求等,让学生明白做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语文工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打好扎实基础。

在中文系诸学科中,只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具有主持这种“学术导引”课程的宏观视野和整合能力。诚然,国别文学学科就具体文学事实研究可能更加深入,文艺学学科可能就具体理论研究更加具体,但应看到,封闭的国别文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知识结构上贯穿中外、古今的跨越优势与互照互识的视野,传统的文艺学学科不具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文学实证基础。所以,在主持“学术导引”课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虽应与其他学科充分交流沟通,尊重其它学科的意见,但还是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统筹兼顾这种“学术导引”课程更为适宜。虽然由“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主持“学术引导”课程,但学生“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却不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个学科的任务,而应由中文系所有课程共同承担。中文系一、二、三年级专业基础课程,应落实各学科的背诵要求、阅读要求,以及学科小论文写作要求。在此基础上,通过三年级(或四年级)“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讲授比较文学基本精神、基本方法等,使中文系所开设的专业学科相互沟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汉语语境下的“世界文学”。一年级的“学术导引”课,与四年级的“比较文学概论”互相呼应,因此,“学术导引”课程可以视为“比较文学”课程的一部分,课时由“比较文学概论”课时拨出。最后,通过四年级毕业论文写作,学生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基础上选择题目,尝试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表达自己观点。学生四年级毕业论文题目未必涉及中西文学比较,但是,由于学生论文题目是在汉语语境下“世界文学”总体知识结构基础上对某一具体问题的选择,这样训练出来的学生,与传统的中文系学生相比,通常具有更自觉的世界眼光,具有跨文化语境的知识结构和学养,具有与世界沟通的能力,更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的跨文化交流需要。

二、学科合并方式:学科独立

“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合并?目前的现状是不同学校处于各自尝试阶段:有的学校把比较文学的内容放在外国文学课程中讲授,有的学校严格坚守两个学科的各自边界,两门课程分开讲授,并强调各自学科的独立性。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子结构保持自己的结构边界、结构平衡、结构转换规律参与更大结构构造的自我调整性,是结构的三大特点之一。[1](1-11)从理论上讲,如果“世界文学”知识结构是一个整体,“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国别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等理论课程,都是其中的部分。各学科要参与世界文学知识结构建构,都应该保持自己作为子结构的结构边界、结构构成元素以及结构要素等。“世界文学”作为更大结构对中文系包括外国文学、中国文学等课程整合,不是打乱各学科的边界,随意改变各课程的特定对象,而是中文系诸学科保持各自学科独立性、自足性前提下的结构转换,在保证各自学科的学科边界与独特学科对象稳定性前提下整合。学生跨越异质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世界眼光,是中文系各独立学科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为核心相互作用转换生成的新的整体结构性质与结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中文系诸学科不仅需要各自保持自己的学科独立性,还要保证自己学科的扎实基础,这既是中文系诸学科整合之绝对前提,也是“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科合并之绝对前提。没有各学科之独立边界,“比较文学”主观随意地放在国别文学课程中讲述,学生没有各自学科的扎实基础,很有可能不同学科知识混同于一大锅浆糊。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把比较文学有关基本概念说得头头是道,但不仅学不好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也不可能学好。从文学知识结构看,只有在完整的中外国别文学基础上,才能完成“世界文学”知识建构。如果中文系学生只具备“中国文学”的知识结构,没有相应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就缺乏“世界文学”观念上互照互识的基本参照,不具备进一步学习“比较文学”的基本知识准备。反之亦然。如果学生不具备完整的外国文学知识结构,这时给学生讲授“比较文学”课程,对学生来说,就只是能指的游戏,学生根本不具备接受这些概念的期待视野。#p#分页标题#e#

三、学科基础:双语双文本

一

比较文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学坛复兴至今,已走过30多年的路程。30多年来,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频出,学科建设工作已有了很大的拓展,近年来有关比较文学的专著、译著、论文、教材,无论数量和质量均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教学领域,比较文学已进入了高等学校课堂,并且发展迅猛。现在全国已有100多所大学招收比较文学硕士,有26所大学招收博士,上百所高等院校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从卢康华、孙景尧共同编写第一部学科概论《比较文学导论》以来,国内学者编写的比较文学教材不下70部。目前高校使用率较高的比较文学教材有教育部推荐的、由陈?、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陈?、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献彪、刘介民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教材的编写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比较文学历史理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比较文学方法理论。编者在选取编写内容时既考虑了学生所学学科的理论和基本知识,又注重培养学生的世界视野和自觉的比较意识。教材的编撰者主要为长期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有一些是在校博士生。

教材的体例编排上虽风格各异,但都力求突出特色,尤其是近年出版的教材为了配合教学,每章后面还有复习思考题,以启发、引导学生去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有的书有附录,介绍主要参考书目、相关论文,以方便读者查找;有的在涉及比较文学学科某一方面的理论章节后,均附有一篇专题研究的论文,为理论学说提供了实例分析的佐证。从使用者的定位上看,编写的教材有的为研究生专业课教材,有的为汉语言文学或比较文学本科生专业基础教材,有的为理工大学公共选修课教材(定位为人文素质教育教材)。从出版质量上看,近年各出版社都非常重视比较文学教材的出版,在编辑、出版、印刷等各个环节都精心组织、精心“施工”,出版了一批装帧精良的教材。而对教材编写的研究也日益为广大同行所重视。近年见诸杂志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介民的《教材的认知和编撰———以〈比较文学〉教材编撰为例》〔1〕。文章试图从学生学习心理的角度,综合探讨比较文学教材的编订应注意的问题,以唤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还强调了比较文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性,举出了现有教材缺失的例子,并对教学内容编撰的模式及教材的编订提出了建议。同时刘燕还写有《比较文学的教学与比较视域的培养———评杨乃乔主编的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一文〔2〕,曾绍义、邹建军写有《以研究体验为基础以教学实践为目标———以〈比较文学教程〉为个案谈比较文学教材建设》〔3〕。

这两篇文章分别对两部教材进行了详述。曾绍文、邹建军一文主要从具体的教材文本分析出发,围绕胡亚敏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来展开论述,认为教材的编撰应以作者自己的科研体验为基础、以高校的教学实践为目标,对学术概念要有理性的审视并具有前沿性,对文本的分析要有比较的视野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基础性、长期性和实用性是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应当追求的目标。仵从巨、管恩森写有《现行比较文学本科教材问卷调查的分析与评议》一文〔4〕。文章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各高校在本科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尽管各有选择,但还是相对集中于教育部推荐的少数重点教材上;目前国内虽尚未有广为覆盖的主导性教材,但种类甚多,包括普及型、提高型与会通型三大类别,它们可以很好地适应于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较好地满足了本科教学的需求。刘介民写有《一部创新型的比较文学教材————评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一文〔5〕。文章认为此教材以创新性、可读性、简练性受到学术界和授课教师的欢迎和肯定,并在短期内被很多高校采用,显示出了它的生命力和重要价值。作者在肯定这部教材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或欠缺。范良芹的《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教材问题的调查与反思》一文指出:与繁荣的教材出版表象相对的是教材的接受者对教材内容的尖锐质疑;由于教材编写者不重视教材接受者的主体地位,因而在普通本科院校的教学实践中,比较文学教材普遍存在着教学目的不明确、教材内容抽象、语言艰涩难懂等问题〔6〕。

文章还认为,只有在教材编写中采取务实态度,充分考虑教材接受者的认知能力,才能真正做好教材的分层编写工作,最终将教材改革落到实处。张能泉在《近三十年我国比较文学教材编写情况评议》中总结了近三十年来比较文学教材编写不同阶段的特点,指出国内现有的比较文学教材,虽对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依然存在层次性不明确、相似处过多、重复率过高、学术性太强等问题。并针对这些不足,呼吁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的对策予以解决,以此推动我国比较文学教材的改革和促进比较文学学科发展〔7〕。上述评论文章虽各有侧重,但均认为,一部高质量的比较文学教材既要有利于学科知识的传授,又要有利于深化教学改革和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势在必行。这些评论文章表明,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比较文学教材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一味赞美或指责某部教材,而是结合教学实践实事求是地总结教材得失。在文章里他们以商榷的口吻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理有据,说服力较强,这无疑对日后教材的编写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每修订一次,都吸纳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质量有所提高。

二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比较文学教材建设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学术界对教材建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仍有不少人有编写教材“不算学问”的偏见。大多数高校在科研量计算方面非常重视发表文章的刊物的级别,而对教材编写量的计算分值则偏低(其实编写高质量的教材花费的时间并不少)。因未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部分教师(特别是长期从事比较文学教学的高水平的教师)编写教材的积极性受到影响。(2)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第三版)和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比较受欢迎,但由于是“大兵团”作战(前者多达29人参与编写,后者22人参与编写),执笔者水平不一,因此有些章节比较深入,有些则肤浅,用词欠准,修辞不当。比如,“薛氏故事似乎更彻底地表现了父子冲突的严厉性”中的“严厉性”(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第258页),“但是,这种向文化研究扩展与深化的倾向必须是建立在文学研究的基质上完成的”中的“基质”、“这种阐释框架使文学翻译研究成为一门合理合法的学问”中的“合理合法”(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第三版)第64、327页)等等,就是这类问题的体现。(3)有些教材虽有创新,但为了追求“大而全”的效果,因此编写时面面俱到、内容庞杂、表述重复、越编越厚。在最近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师范大学陈?教授尖锐地指出:不少本科教材对纯理论的探讨过多,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重视不够,致使课程内容变得越来越抽象,几乎编成了“比较玄学”(不少一线教师的反馈),有的教材甚至把研究生教学的内容直接搬到了本科教学上,严重混淆了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8〕。由此可见人们对现行教材的一种看法。(4)教材建设仍滞后于教学改革的实践。现用教材中有不少内容陈旧、未及时修订(从最近的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征订单上看,还有一些是20世纪末出版的)的教材,一些高校为了减少库存或是其他原因仍在使用,这给教学带来了不利影响。目前可供选择的教材虽然较过去类型多,但有创新、符合本科教学大纲要求、适合作为比较文学的入门课程的教材并不多,这同样不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提高和全面素质的培养。像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第三版)和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是目前公认的国内水平较高的教材,但笔者认为若定位为本科教材仍有修改的空间。(5)有些教材表述不严密,前后矛盾,如刘介民先生指出由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对译介学这一概念的阐释〔5〕就存在这种问题;有的概念是有局限性的,但未能提示读者注意,如“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第三版,第289页)就是这样。(6)对新教材的评介、宣传、推广使用不够。笔者从网上期刊搜索可知,有关新教材的评介文章不多,高质量的文章则更少;从当前对教材的宣传来看,网络没有被充分利用,教材信息化建设相对落后;有些新出版的教材则缺少教学实践,需要进一步加强,并在实践基础上进行修订,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精品教材而得到推广。(7)教材的编写与精品课建设结合不紧密。目前比较文学课程被列为国家精品课程的学校仅有四川大学、湘潭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这些大学的课程建设与教材编撰相互促进,成效显著;但国内大多数教材建设未与精品课建设有机结合,编者的精品意识不强,教材编写时出现了内容重复编写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王楠 单位：河北省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一、跨文化研究的缺席

比较文学首先从欧洲兴起，到现在其研究中心也依然是欧美。它是一门年轻学科。从1816年“比较文学”这一术语提出算起，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历史表明这是一门内容广博的学科，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的学科。它的这种属性要求我们的研究不能离开文化研究。但是恰恰是这一点在过去一直被忽视。法国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聚集在《比较文学评论》周围的法国比较文学家们标举影响研究，崇尚实证主义，他们有时着重探讨歌德在法国和英国或欧辛、卡莱尔、席勒在法国的威望以及影响和声誉等问题。这一学派发展了一套方法学，除了收集关于评论、翻译及影响等资料外，还仔细考察某一作家在某一时期给人的形象和概念，考察诸如期刊、译者、沙龙和旅客等不同的传播因素，考察“接受因素”，即外国作家被介绍进来的特殊气氛和文学环境。法国学派的这种影响研究对于梳理民族文学关系，促进民族文学的了解.有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死抱“事实联系”的做法并没有注重起跨文化研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去考察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没有探寻比较文学间的文化内因，甚至对文化交流熟视无睹，淇视比较文学的文化土壤，现在看来这肯定是它的历史局限。平行研究是美国学派的理论，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崛起于二战之后，他们不满于法国学派漠视作品审美欣赏这种停留于外部考证的研究方式。

1953和1958年，注重文本批评的英美新批评派代表人物韦勒克，分别在《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对法国学派重事实、讲考证，只求“事实联系”的研究方法提出全面尖锐的批评。1962年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雷马克发表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重新定义“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而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音乐，建筑）、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学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理论要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也就是广艺术之间的关系，它提倡“跨学科研究”，体现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但是却又把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无限，而且平行的扩大常常导致牵强附会的乱比，造成“无限的可比性”，“那也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从这一派来看，学科间的跨越性是很大的，然而它对于文化的差异的鉴别和分析，对于寻找文学文化的兼容和可比性，对于探求文学文化的互补互证，对于发现特定文化的文学映射仍然是十分欠缺的。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最基本方法，平行研究是影响研究的修正和补充。它们共同构成比较文学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基础。比较文学正是循着这一道路发生发展并且走到现在。同时这些理论也构成了比较文学存在的基础。这是其巨大的理论贡献。可是尽管比较文学有这两大学派的理论支持，仍然可以发现其文化研究的不足。影响研究重实证、重考据，根本就排除了美学的文化的批评：它的跨越性也仅仅体现在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中，显然其跨文化研究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美国的平行研究虽然改变了“事实联系”，扩大了跨越，但是其文化显像仍然是虚弱的；由于它的随意性，主观性，让人很难相信其为科学。它的大跨越并没有体现大文化，因此其跨文化缺席是有目共睹的。文化是文学的土壤，文学的解读和比较必然要寻求文化之间的话语实践，跨文化的缺席也必然要被它的出场替换。

二、跨文化研究的出场

比较文学的磨难不断，它的危机严重影响到其自身的存在。因此，为比较文学研究找出路显得十分关键。只有在危机中寻找出路，寻求突破，比较文学才能不断发展。如果说是比较文学的历史局限造成了它的跨文化研究的缺席的话，那么，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研究的出场应该属于“堂而皇之”，适应了比较文学的发展和新时代的研究需要。第三次科技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间的联系，特别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更是打破了国家间的壁垒和界限，全球性的时空紧缩使全球结合为一个紧密联系、彼此依存和互相联动的信息整体,使得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变成了真正意义上“地球村”。商业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带动了人员的大流动、文化的大传播，在这种全球化语境条件下，经济多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是世界的总体面貌。世界的多元变革也促成了人们思维的改变。多声共奏，杂语喧哗，这就是全球一体化的特征。一体化是世界交流的需要，文化多元化是保持自身身份的选择，一体化和多元化成为新世纪的特征。在全球多元化的语境里，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必然的出场了。实际上，比较文学中的文化研究当然还有一个学术背景；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特别活跃，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批评、符号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竞相登台，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本身即是比较文学家，由此对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择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其自身来说，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88年)的主题为“文学中的乌托邦”，已带有社会学研究的性质。至于此后几届年会的主题，如1991年第十三届年会的“欲望与幻想”，1994年第十四届年会的“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以及1997年第十五届年会的“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包括不断发表的论文都已经显示了跨文化研究的倾向。苏珊巴斯奈特还断言：“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

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曾说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之思已经是比较文学界的共识，跨文化研究已经登上比较文学的舞台了。跨文化研究作为新世纪比较文学的发展道路，将会促进比较文学的繁荣。在全球化的语境里，文化一体化是不可能消灭多元文化的。尽管存在文化大交流和国际间的文化大融合，但是“每一个民族都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异类文化在相互交融和吸收的同时，仍然保持个体的存在。恰恰是由于“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愿意放弃它的个性”，所以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多元化将是新世纪的格局。这样，在这种文化交流频繁，多元共生的局面下，跨文化研究将会因为被给予的新的契机而大有用武之地。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它首先要求研究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通过文学进行沟通的种种历史、现状和可能，其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研究，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坚持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改善人类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跨文化研究就是要走出比较文学的单一影响或平行研究，把思考的焦点对准多种文学的多元文化背景，寻求人类相异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平等交流，探询不同民族的个性的文学流露，建设新的人文环境。正因为这样，跨文化研究才把比较文学的研究带到一个更为开放的领域，它深人到文学的文化背景，掘动了文学之间最丰富的沃壤；它从文学中获得对他者文化的认可，体认相异文化的文学映射，并在跨越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互补、互识、互证，推动比较文学进人新世纪的新天地。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以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互相沟通、理解、尊重和宽容为研究内容。新人文精神为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促进文化沟通，改善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尊重宽容、和谐统一、和平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指导作用。#p#分页标题#e#

一、基本原理研究：构建“世界文学”体系

作为一门历史并不悠久，尚在成长中的学科，比较文学尚有许多原理性的“疑难杂症”，如定义、根本属性、可比性和中国学派等未获有效解释。比较文学家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志趣和专长，择取其中一二加以考辨。自踏入比较文学界以来，胡良桂对比较文学基本理论进行了持续性和系统性的关注，只不过他侧重于另一个原理性问题的探索：“世界文学”。199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世界文学”的成因与现代意义》[1]，拉开了追问“世界文学”奥秘的序幕。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同年第6期、《文艺理论》同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还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同年第6期转摘。这些热烈的反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廓清“世界文学”概念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性。胡良桂继续用系列论文和42万言的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从“何谓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提出的背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以及“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等角度，构建起一个自成一家的“世界文学”体系。胡良桂以“世界文学”为中心和起点，通过建构“世界文学”体系来建设他的比较文学理论，较为符合比较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因为，比较文学本身就起源于歌德在1827年所“发现”的“世界文学”：“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2]“何谓世界文学”？它通常有三种含义：①世界各国文学的总和。②超越族界、时代，广为流传的世界名著、经典。③世界各国文学将成为一统的时代，各国文学融为一体。胡良桂认为，歌德所倡导的“世界文学”显然指第三种理解，即静态、孤立、封闭的世界各国文学，以世界名著、经典为代表和载体，通过相互的交流、互识、互补，构建起一个动态、联系和开放的“世界文学”。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背景是什么呢？在胡良桂看来，这一观念的提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资本主义以世界市场为市场，以世界资源为资源，它的侵略性和开拓型客观上推动了文化、文学的交流，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身居德国的歌德才有机会阅读到来自遥远中国的《玉娇梨》、《花笺记》和《风月好逑传》等小说，从而领略了另一种独具魅力的文学和文化，这也引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畅想。歌德发现了“世界文学”，实际上也为后人设置了一个文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因为“世界文学”固然呈现出一种趋势，但是趋势不等于现实。首先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即“国别（民族）文学”是丰富而庞杂的，如何认识把握它们非常困难；其次，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非常有限，就像歌德那时还只能读到三部三流的中国小说，对于李白、杜甫等主流文学还一无所知；再次，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歌德那样形成了“世界文学意识”，大部分人恐怕还只是局限于自己的民族视野。所以说，“世界文学”不仅对歌德来说是一个远大理想，就是对今天和未来的人来说，也将是一个美好的祝愿。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文学”的提出毫无意义。对于人类而言，理想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希望，而人类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理念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何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是倔强的人类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歌德也向世人发出邀请，“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就算“世界文学”在事实上不可能来临，那么，我们至少要用自己的努力来逼近这个境界，就像人类无法成为上帝，但至少应该朝着至善的方向跋涉一样。这样，歌德在提出“世界文学”的同时，也就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别文学”如何通向“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提出正是后人响应歌德的号召，出力促使“世界文学”早日来临的结果。“世界文学”的基本构件是国别（民族）文学，因此，要实现“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从“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起步。如何“自觉”推动国别文学之间的交流呢？“比较文学”便“与时俱进”地诞生了。为此，胡良桂撰文《比较文学是横向沟通的形式》[3]，清晰阐明了“国别文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是“国别文学”通向“世界文学”的一个必然和重要的桥梁。这样，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和根本性质也随之浮出水面。

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基本任务在于沟通。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国别文学”之间很容易产生冲撞和摩擦。比较文学张扬用世界的眼光看本土文学，乃至用世界的眼光看世界文学，可以引导国别文学在相处的过程中求同存异、相互敬重、取长补短。比较文学需要并且能够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是由它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胡良桂认为，“比较文学”的根本性质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与对话”[4]，简洁而又切中要害。通常认为，比较文学的性质在于“四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5]这样的表述很容易造成语义上的重叠和含混。首先，“跨民族”的未必“跨文化”，如美国是一个多种族文化国家，但不同种族的文化都属于“美国文化”。其次，“跨语言”的未必“跨文化”，如印度有上千种不同的语言，光法定语言就有十六种，但印度的十六种语言不等于十六种独立的文化。再次，“跨国界”的未必“跨文化”，如韩国和朝鲜是两个国家，但他们属于同一种文化。最后，“跨学科”则使得比较文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不清，容易让比较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的研究。因此，把“跨文化”视为比较文学的必要条件，较好地解决了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作为个体的比较文学学者，由于语言、身份、学识等方面的局限，无法跨越所有的异质文化，但如果每个学者都可以立足自己的文化语境，跨越两种或以上的文化，那么，无数个体的跨文化交融在一起之后，“国别（民族）文学”也就面向“世界文学”的方向，遥望、爬行、最后有节奏地大踏步了。在追寻“世界文学”的路途中，如何处理好“民族（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胡良桂为我们提供了几种思路：第一，“民族文学”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学完全丢弃自己的民族性，臣服于某些抽象的世界性。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不单纯指民族文学认识、学习他人，也指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舞台，被他人所认识和学习。第二，世界文学既是民族文学的目标，也是民族文学自我完善的动力。“民族文学”的演进有纵向的动力源，它来自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还有横向的动力源，它源于异质文学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只有两种动力的“合力”才能造就更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第三，要努力揭示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即通过民族文学的相互参照，揭示民族文学的共通因素，这些共通因素也就构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而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则构成了世界文学的特殊规律。#p#分页标题#e#

二、“平行—贯通”法：超越“X比Y”模式

世界文学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是胡良桂致力于探索的一个领域。为此，他发表了《世界文学中的20世纪意识》[6]、《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及其与民族性、时代性的关系》[7]、《异化：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8]等论文，并在专著《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中设置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总体人类关怀”、“全球化：世界文学的总体形成”、“世界总体文学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世界文学共同体的形式选择模式”等章节。这些总体性的探索显然不是“X比Y”式的两项或两极对比可以完成的，它需要多项、多极的旁征博引的比较研究才能承担。在比较文学提供的研究方法中，平行研究运用最广，由于它常常只涉及两种异质文学之间的比较，因此被称为“X比Y”模式。不少比较文学专家对这种模式批评多于认同。比如季羡林就认为：“试问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欧洲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9]钱钟书对平行比较也充满担忧：“看到人家大讲‘比较文学’，就记得小学里造句：‘狗比猫大，牛比羊大’；有个同学比来比去，只是‘狗比狗大，狗比狗小’，挨了老师一顿骂。”[10]平行研究之所以饱受诟病，并不是比较文学不需要这种研究方法，而是因为人们由于视野和能力的局限，常常将平行研究机械化、简单化成为两国文学（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的简单比附，缺乏问题意识和深度挖掘。至于多国、多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自然让这种“X比Y”模式无能为力，而世界文学的共通规律和特殊规律则更让它束手无策了。钱钟书不仅在语言上揶揄这种平行比较，他更是用实际行动为超越这种“X比Y”模式作出了表率。王向远正是以他的《管锥编》为范本，提炼出一种完善版的平行研究：“平行—贯通”法。[11]

王向远发现，《管锥编》在论及古今中外的文学时，很少使用直接的、表面的比较，它们更多是把多种文学现象连缀在一起，不做过多的展开和发挥，给人留下了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这种“比较”类似于修辞学上的“排比”，即用一连串相关和类似的材料来反复强化和凸显同一主题、同一观点或同一结论。这些材料本身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一般没有事实联系，但一旦在特定的议题下把它们摆在一起，它们就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各条例证材料之间就能相互显发，有了密切关联。通常的“平行比较”常常流于“X比Y”式的两相比较，而《管锥编》运用的则是“X1∶X2∶X3∶X4∶X5……”这样的多项式“排比”；一般的“X比Y”式“平行比较”只是说明被比较双方的“异”和“同”，而钱钟书先生的多项式“排比”却不是简单地求同存异，而是发现和呈现隐含于这些材料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在材料例证的连缀和排比中，古今中外就被“打通”了。一般的“比较”常常缺乏可比性，未必能有“打通”之效，不免穿凿附会，流于皮相之见，而钱钟书的将古今中外汇而通之的方法，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而然的“打通”，也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上下贯穿、左右相连的“平行贯通”。来自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材料，在表达内容与表达方式上竟如此相似和相通，就不由地使读者产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文化认同感，而作者的观点也就自然呈现，有时无需多费一词，便有很强的说服力。[12]在《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的后记中，胡良桂表达了对《管锥编》的敬意，“原计划这是一部百多万字的多卷本，很想写成像钱钟书《管锥编》那样———古今中外囊括于中———探索人类文学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皇皇巨册。”[13]虽然该著作的规模离《管锥编》还有一些差距，但在某些方面确实深得《管锥编》的神髓，比如在寻找世界文学的规律时，它同样将“平行—贯通”法运用得自然和充分。不过，钱钟书偏爱于静态的案例类比，不喜做理论和价值判断，这一点，胡良桂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在谈到《管锥编》、《谈艺录》中的比较方法时，他认为“类比与对比虽有简洁、明确和方便的优点，但也有其局限性。它的思维方法基本上是线性的，是在一个层面上直线式地分辨一物与它物的同与异；而且，随着参照系的变换，比较所得的结果也往往大相径庭。”[14]

本文作者：罗明洲 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系

比较文学在理论上注定是要引起争议的。首先是定义之争。截至目前,比较文学没有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学科定义,虽然它不仅在国外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早已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和一门“显学”。1825年,法国两个不太出名的教师诺埃尔和他的同事拉普拉斯编了一本书《比较文学教程》,首次使用“比较文学”这个名词。1827年法国学者维尔曼在巴黎大学开设比较文学讲座,其后又出版一本书,叫《比较文学研究》。但他们都是只罗列史料,没有给予比较文学以明确的定义。19世纪中期,当法国出现了一批比较文学著作之后,“比较文学”在使用的层面上,意义出现泛化。在急需给“比较文学”以精确定义的背景之下,法国学者卡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的作品、灵感甚至生平方面的事实联系。”[1]4卡雷的学生、另一法国学者基亚也认为比较文学应是“国际文学关系史”[1]4。卡雷和基亚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贡献功莫大焉。他们从理论上为比较文学确立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强调了比较文学“事实联系”这一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奠定了所谓的“法国学派”的基础。二战之后,“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发难。雷马克提出:“比较文学是一国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它表现领域的比较。”[1]5雷马克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做了极为宽泛的规定:除了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之外,无事实联系的文学研究,甚至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的范畴。

韦勒克更旗帜鲜明地要求比较文学要摆脱“从19世纪因袭来的机械的、唯事实主义的观念,注重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实行一种真正的文学批评”[1]5。雷马克和韦勒克的定义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促进了比较文学的发展,突破了法国学派“事实联系”的藩篱,奠定了所谓的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基础。自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诞生以来,两国学派的争执不断。人们对两派认知的争论更是风起水生,其范围和影响远远大于两国学派的争执。这使比较文学界空前活跃,表现出了比较文学的张力和活力。与此同时,又使比较文学这潭浑水越发清浊难辨。法国学派注重历史性和科学性,主张比较文学应该摆脱美学的涵义,取得科学的内涵,使比较文学学理缜密、方法严谨,因此这种研究多适用于国际文学交流史或国际文学关系史。事实上,他们的研究确实为文学史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美国学派认为文学是一种人类文化精神生产,而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内所产生的文学,必然存在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状况。因此,比较文学研究不必一定拘于文学现象的事实联系,可以不受拘囿地探讨其异同及其深层原因和意蕴,从而更深刻地多方面了解文学的本质和价值。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学现象具有“可比性”,即可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不考虑它们之间到底有无事实联系。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克服了法国学派研究中近乎于考证、过于苛求史料性的缺点,弥补了法国学派忽视美学价值的不足。由上可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优点。虽然它们为维护各自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而多有论争,其实在他们的定义表述和理论阐发中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比较文学的追随者和爱好者们不愿意实际上也不可能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得瓜清水白,着意遵循某一个学术标准,他们的大多数比较文学研究是兼备二者之长,为我所用。

其次是名称上的名不副实。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术界内部还是在学术界外部,都可能产生望文生义的误解。就翻译过来的意义上解释,“比较文学”作为一个组合的概念,可以理解为一个偏正词组。就语法上来说,“文学”作为中心词,“比较”是修饰成分。进一步做一般性理解,比较文学在字面上的意义往往被理解为“比较的文学”。还可以理解为:动词“比较”作谓语,名词“文学”作宾语,把比较文学理解为一个动宾词组。由此,比较文学就可以误读为“对文学进行比较”。不管是19世纪还是20世纪,甚至时至今日,不管中外比较文学学者多么煞费苦心地在理论上对比较文学作解释,并不能够阻止人们把“比较文学”当作是“比较的文学”或者是“对文学进行比较”。多少年来比较文学界所面临的最大困惑就是把“比较文学”误读为“文学比较”。1997年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比较文学院院长巴柔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有学者提问比较文学究竟“比较”什么?巴柔诙谐地说:“我们什么也不比较,幸亏我们什么也不比较。”[2]复旦大学杨乃乔教授认为,比较文学不在于“比较”,而在于“汇通”。[3]照他们所说,判断一篇文章、一部著作是否属于比较文学,不在于它们是否使用了“比较”两字,而在于它们是否对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了体系化的、内在性的汇通。而恰恰相反,那些不仅在标题上还在内容上反复利用“比较”进行相同性或相异性研究的分析者,根本不是或者不是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在他们看来,比较文学代表了一种超越性的视野。它要求以国际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全球观念和开放意识去进行文学研究。它试图突破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和学科的界限,从更大的范围来洞察文学的特质。

比较是一种学术视域,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的一种内在的汇通性透视。这就决定了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问题在于,“比较文学”属于本体论而不是方法论多少还是带有人为意味的,它超越了人们业已习惯的思维定势。“比较文学”再怎么看,也要和比较相关。硬要把它赋予既新颖又深奥的内涵,确非让人一下子就能完全接受。按照一般的习惯思维:名实相符才称之为名。人们不禁要问,若“比较文学”不可以“比较”,为什么要用“比较文学”冠名呢?在这里有一个悖论:比较文学的名称不太恰当,但已约定俗成,目前在国际上仍在使用,并且没有废除的迹象。也许能寻找一个比它精当的词取而代之,但可能会引起新的更大的混乱。再次,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由表面到实质的过程。诺埃尔、拉普拉斯以及维尔曼时代,比较文学仅仅是泛泛之谈,连学科意义都没有。法国学派的研究从理论上为比较文学确立赢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他们排斥对作品的价值评价。美国学派扩大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但一些研究者对“可比性”的认识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简单比附。随后的苏联学派特别是中国学派的崛起,把比较文学中的阐发研究、跨文明跨文化的理论研究引向了纵深。可以说,比较文学在不停的争论中诞生,在不断的探索中成长,在不止步的拓展中成熟。鉴于上述,对比较文学“雾中看花”、“远看成岭近成峰”,也是自然中事,以至于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就曾经把“比较”错误地理解为比较文学的方法论。#p#分页标题#e#

像这样一位拥有国际名望的学者对比较文学尚且产生错误的理解,更遑论一般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在中国,比较文学曾长期被误解。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在1978年以前,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高潮迭起之时,比较文学却被排斥在中国学术领域之外。二是在1978年后,“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比较文学一下子受到学术界的热捧,并长驱直入地进入大学本科课堂,继而又逐步建立起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教学体系,出现了许多适应各种需要的教材和专著,数不胜数的比较文学论文见诸各学术刊物。诸如中世纪西方文学与中古东方文学比较、中西爱情诗比较、中西山水诗歌比较、堂吉诃德与阿Q形象之比较、高加林与于连、杜丽娘与朱丽叶之比较、渥伦斯基与周萍形象分析、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蔡大嫂和包法利夫人之比较、《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美学比较、《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拉》之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的小说艺术比较等比比皆是、屡屡翻新。它们有些出自大家之手,像学术界精英、外国文学领域宿将、比较文学界元老,甚至还有文坛大腕也多有染指。此类文章在《文艺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中国著名学术杂志上屡见不鲜。此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研究的着眼点滞留在表象上,着意去寻找两个文学现象的类似性与差异性:双方不同之处是什么,相同之处是什么,分析其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随后便是将上述两种归结为“社会背景”和“民族特性”的同异,也即所谓的“X+Y或者X与Y”式的比较研究,一种简单化的个体与个体之比或是简单类比。使比较文学陷入到“诗学比较”的窘境。这种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起了学术界大规模的攻击,遭到学术精英们的清算,斥之为没有意义。于是,“X+Y或者X与Y”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中国的比较文学实践注定要走过一段坎坷泥泞的。首先,中国比较文学要实现突围。鸦片战争至五四前夜,在翻译西学极为繁盛的情况下,在中学西学孰优孰劣的讨论热潮中出现了像王国维、梁启超等博古通今、融汇中西的学者,促进了中国比较文学在平行研究方面的发展。从五四到建国,政治动荡、战争频仍,中国比较文学虽有长足的进展,但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

建国后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虽有一些文章谈及中外文学关系,也仅限于中俄(苏)文学,且少有深刻之论。“十年”中国大陆拒绝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的文章几乎绝迹。时至20世纪70年代,台湾大学相继开设比较文学硕士班、博士班。香港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系,1978年香港又成立比较文学学会。恰值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形势喜人且逼人,比较文学全面复兴和突围迫在眉睫。应当说,比较文学在精英的头脑还没有揣摩透的情况下,中国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已经摆在了普通学者的面前。中国比较文学在摸索着前行。因此,相对来说便于操作并且在中国大陆有一定历史积淀的平行研究也就悄然前行,且呈一时之盛。其次,中国比较文学要凸显实绩。沉寂多时的中国比较文学枯木逢春,顺风顺水,不仅值大展宏图之时,而且有大展宏图之势。相对迟缓的大陆比较文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突然释放了诸多能量:198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会;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1995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比较文学博士后;1998-2000年,首都师大和四川大学先后创办比较文学系。冠以“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的论文、著作更是铺天盖地,难以备述。比较文学的学者精英也受这种潮流的裹挟而自觉不自觉地侧身其间,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中为比较文学研究增砖添瓦,或者以海纳百川的肚量以极其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平行研究的成果。以上表述,并非是说“X+Y或者X与Y”研究模式是机会主义的产物。“X+Y或者X与Y”是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初期被广泛使用的一种研究模式,大多被用在平行研究中。平行比较是认识论的低级阶段,它常常是不可避免的。“X+Y或者X与Y”存在着简单对比和泛比即文学比较的倾向,但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问题在于,我们可以要求人们不能停留在简单对比的层面上,但不可以彻底地、全面地、不加分析地否掉定“X+Y或者X与Y”。正如我们成年后不能去否定掉我们的童年,更不能以我们的成人处境去否定他人的童年阶段。已故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杨周翰先生曾说:“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上的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4]这就是说,中国比较文学从来就不是仅和极少数学术精英有关的学问,而是始终贯穿着关心现实关心生活的人文主义精神。平心而论,“X+Y或者X与Y”模式在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初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比较文学工作者甚至还包括现在的一些比较文学大师级的学者都是从“X+Y或者X与Y”模式开始走上比较文学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