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年中总结范例

本文作者：刘红晔 姜向华 单位：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根据我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行业分类标准，截至2011年底，我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金融保险类公司分别为31家和10家。其中，爱建股份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东吴证券、方正证券和新华人寿于2011年上市，本文将这4家公司从样本中剔除。将余下的37家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其2005年至2010年的股利政策进行分析。

一、股利政策统计分析

（一）历年股利分配情况分析

笔者首先对37家公司2005年至2010年的股利分配情况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37家公司6年间所采取的股利支付方式及采取每种方式的公司数占含未上市公司的公司总数的比例进行了统计，结果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混合股利包括送股加派现、转股加派现以及转股加送股加派现等情况。由表1可以看出，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所采取的股利分配方式包括单纯发放现金股利、发放混合股利、不发放股利和转增股本，不存在单纯发放股票股利的情况。如果将发放现金股利和混合股利的情况视为分配股利，将零股利和转增股本的情况视为不分配股利，则2005年至2010年间，分配股利的公司占当年已上市公司的比例依次为35.29%、54.55%、70%、83.33%、84.37%和81.08%。除2005年分配股利的公司占比较低外，其他年份均超过50%，并呈逐年递增态势。采取单纯现金股利支付方式的公司数亦呈逐年递增态势，至2010年已占上市公司总数的70.27%。混合股利支付方式在6年中的变化不大，所占比重较小而且均为现金股利加送股或转增股本方式，说明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更倾向于现金股利支付方式，较少采用股票股利或转股方式。

（二）现金股利支付连续性分析

公司是否连续并稳定地进行股利分配，尤其是现金股利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持续发展能力和财务状况等。样本公司中有16家公司于2005年之前上市，21家公司于2005年之后上市，为了提高准确性，对二者2005年至2010年现金股利的支付次数分别进行了分析。1.2005年之前上市的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的连续性。由于混合股利中均包含了现金股利，故进行统计时将混合股利视为现金股利。统计发现，16家公司中连续6年派发现金股利的共5家，占31.25%；6年中派发过2至5次的共8家，派发1次的仅有1家，未派发的共2家。如果将派发6次和5次现金股利的公司视为股利支付连续性较强，则其中7家（占比43.75%）的公司股利支付连续性较强；另外9家（占比56.25%）的公司股利支付连续性较弱，即约六成的公司股利支付连续性较弱。2.2005年之后上市的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的连续性。2005年之后上市的公司共21家，其现金股利支付情况为，共20家公司上市后派发过现金股利，其中上市后每年均派发的公司共18家，占比85.72%；派发但并未每年发放的公司共2家，占比9.52%；未派发的仅有1家，占比4.76%。这说明2005年之后上市的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的连续性较2005年之前上市的公司有大幅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有所提高。

作者：任雪婷 单位：江西中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商业保险医管会是加强自身管理、加强与医院合作的自发性行业组织。医管会不代表某一家公司,代表的是整个保险行业,是联系患者、医院和保险公司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也是保险行业内部加强风险管控的必要手段[1]。

一、医管会成立的背景和职能

(一)背景

1.商业保险公司方面(1)商业保险公司健康险业务赔付率高,亏损严重,多家寿险公司对这块业务采取了限制措施,有的甚至全面取消。(2)在理赔时保险公司一般都会到医院调查住院的原始记录,有的还要到多个科室调记录。医院为此耗费人力接待,加上各家保险公司采取的标准不一,导致医院在实际操作中缺乏统一的准则,往往感觉千头万绪,在合作中产生抵触情绪。(3)医管会可以为商业保险行业建立医务管理数据库,包括客户信息库、疾病信息库、医疗机构信息库甚至是医疗专家信息库等,这些数据库对各家公司经营健康险、交强险、商业车险都有好处。

2.医院方面“看病难、看病贵”使医院形象受损,面临很大的竞争压力和服务压力,希望能够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红包、回扣、商业贿赂使医院被广泛指责,出现社会对医院的信任危机。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医院盈利水平的下降。医管会的宗旨是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环境,将自发的、分散的联系整合为系统的合作,实现医、保、患三赢。短期目的是减少成本支出,扭转保险公司经营亏损,提高理赔质量,提升行业形象;中期目标是给医院提供更多病源,给客户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监督保险主体诚实守信地理赔,协助医院及医院管理部门加强对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的管理;从长远看,顺应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是实现保险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途径。

(二)职能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亲切关怀下，经农业农村部和银保监会多年的努力和支持，有着29年历史的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在建设农业强国和乡村振兴的大潮中迎来新生。日前,中国渔业互助保险社已经获得银保监会批准开业并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在这个历史时刻，回顾渔业互保协会的前世今生，认真总结渔业互保29年的发展经验，把握认识当前渔业保险所处的历史机遇和发展前景，对于刚刚诞生的渔业互助保险社有着重要意义。

渔业互保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

1.为渔民而生的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

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是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的前身，成立于1994年。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潮催生了这个专门为渔民提供风险保障的组织。改革开放后，渔业在大农业中率先走向市场，渔民作为独立面对市场的经济主体，他们的渔船和人身损害风险骤然加大，相较于在集体经济条件下，他们的风险保障的确是大大削弱了。渔业是典型的高风险产业，是国际公认的最危险行业之一。渔船、渔民和水产养殖的风险保障，对于刚刚进入市场的农渔民来说，既是有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巩固的大事，也是事关农渔民生产安全和收入保障的关键。彼时的中国人保在渔船和水产养殖保险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开发出了最早的水产养殖保险产品，并开始在沿海地区推出渔船保险。前几年试验的情况还不错，后来的年份就不怎么好，渔船保险亏损严重，待进入20世纪90年代，只好逐步停办。在人保基本退出渔船保险的情况下，差不多所有渔船都是在没有任何风险保障的条件下出海。当时的渔船普遍较小，抵御风险能力非常弱。为解决渔民迫切的风险保障需求，原农业部在借鉴日本、韩国开展渔业互助保险的基础上，于1994年7月主导成立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探索开展非营利性的渔业互助保险业务，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启了渔业保险的新篇章。

2.从船东互保到渔业互保

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成立后，从渔业行业实际出发，推出了操作简便、通俗易懂的渔船渔民互保产品，解决了广大渔民投保无门的现实问题。同时，在沿海省市和内陆重点渔区逐步设立市县级分支机构，推进服务网络向基层向渔港延伸，贴近一线服务渔民，渔船渔民业务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在发展海洋捕捞业的同时，各地海、淡水养殖也迅速兴起并发展，但是一心想通过水产养殖发家致富的农渔民，屡屡受到暴风雨、洪水、病害等自然灾害的袭扰，生产经营受到很大损失。鉴于水产养殖保险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协会进入21世纪后就开始试点并发展淡水和海水产品的养殖保险。此外，还开展了渔业行业内的其他保险业务。鉴于协会业务开展实际，在原农业部的支持下，经民政部批准，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于2007年7月正式更名“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在继续巩固和发展渔船渔民保险的基础上，不断向渔业全产业链保险服务拓展。

3.从互保协会到互助保险社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农业保险发展的主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保险经历了高-低-高的曲折发展。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是1982~1993年。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农业保险的11年中，开展了包括粮、棉、油菜、牛、马、家禽以及其他经济动物在内的100多个险种，地区涉及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区。农业保险的保费由1982年的23万元增加到1993年的8.3亿元，年均递增127%，累计承担4000多亿元的农险责任。当时的经营管理不考虑盈亏，赔付率很高，高达116.7%~136.3%，农业保险业务虽然亏损严重，但有政府补贴。在政府的支持下，农业保险出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也为农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1994~2003年是我国农业保险业低速发展时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从1994年起，保险公司开始转轨，农业保险业务也转向商业化。失去政府支持的农业保险，保费收入骤然下降，保险业务萎缩严重。此期间保费收入基本维持在年均5亿元左右，而保费赔偿年均达到4亿元左右。个别年份赔偿率在100%以上，入不敷出。到2003年，经营农业保险的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险两家，险种由最多的近百个下降至不足30个。这个时期农业保险商业性经营不适应农业生产发展，因此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呼声渐高。

2007年，中央财政首次支出21.5亿元的预算额度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在中央的推动下，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突破50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6倍，保费收入、覆盖区域以及保障范围等主要指标都创出高点。2007年至2012年，保险业承保农作物占我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0%。一些主产省承保覆盖率超过70%，甚至接近100%。农业保险承保农产品品种90多个，覆盖了农、林、牧、渔业等各个方面。农业保险开办区域覆盖全国各省（区、市），参保农户1.83亿户次。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51.8亿元增长到240.1亿元，年均增速36%。2007年至2012年，农业保险提供的风险保障从1126亿元增长到9006亿元，仅2012年，农业保险户均赔款526元，较好地支持了农民灾后恢复再生产，对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保障作用。

自2008年起，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总结近三十多年农业保险发展过程，突出特征是农业保险发展对政府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政府的重视程度与农业保险业务发展呈正相关系。因此很多国家把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扶持和保护农业的政策措施。在农业保险中，政府能够利用强制力提供一个完备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强制措施实现绝大多数人投保而保证农业保险的需求扩大。同时政府能够依托自身权威调动财政、金融、税务等方面的力量参与农业保险，保障农业保险的供给充足。更重要的是政府不把经营农业保险的结余作为利润，而是常常作为风险储备金，从而增强了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能力。

二、政策性和商业性保险机构利弊分析

政策性农业保险模式尽管在短期内改善农业保险市场的供求关系，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病和局限性。

第一，财政负担大，难以担当。目前，各级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占应缴保费的近80%，国家免征农业保险营业税和印花税，并给予所得税优惠政策。实际上农业保险几乎全靠财政支撑，长此以往财政负担过重难以持续。

摘要：

重庆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经济辐射作用，肩负着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重任。近年来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了较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效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生活质量和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等系列硕果。并总结出诸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镇化，保障落户居民同权同待遇，高效利用资源和完善产权制度等经验，有助于全国其他省市的城市建设工作借鉴使用。

关键词：

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成果；经验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均达到世界前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截至201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6.10%，是1978年的3.13倍；城市和建制镇的数量达到652个和20515个，分别是1978年的3.38倍和9.44倍。然而，我国城镇化在飞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弊端，正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所指出的，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等。在反思问题产生的原因时，政府有关部门及学者们一致认为，仅仅依靠城镇化率这一指标不足以全面反映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亟需得到重视。因此，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提高城镇化质量；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决定，要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4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则具体指出，我们应“从过去注重发展速度、规模的粗放式方式转变为重视发展效率、效益的集约方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发展规律的城镇化道路”；2017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重庆市作为西南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长江经济带的西部中心枢纽、西部仅有的两个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承担着率先按照新型城镇化理念发展的重任。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重庆市政府逐步提出“一圈两翼”规划（2006年）和“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2013年），2017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核心，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优化功能布局，强化互联互通，提升重庆市承载力、协调性和宜居度。高度重视和科学谋划促使重庆市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国家发改委出台的《新型城镇化系列典型经验》中更是将重庆市作为典型案例收归在内。为惠及更多省份，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整体进程，本文拟在总结重庆市新型城镇化成果基础上，归纳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期为其他省市城市建设工作提供参考。

二、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果

摘要:介绍了智利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进程，总结其多元化的筹资渠道、科学设置服务项目、立法明确服务的担保内容、积极应对慢性病的挑战和完善的卫生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以期促进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医疗保险;筹资渠道;服务项目;智利

智利共和国(简称智利)是位于南美洲的一个国家，首都为圣地亚哥，总面积约为75.6万km2，人口约为1?794.8千万。世界银行将智利定义为高收入国家，2016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3?530美元。从健康水平和健康投入的指标来看，2015年智利的男/女预期寿命分别为77岁和83岁;2104年智利的卫生总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8%，其人均卫生总支出达到1749美元。本文回顾了智利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进程，总结了其中的一些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以期促进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

1智利的医疗保险制度

智利常常被视为拉丁美洲地区医疗保险改革的创新者。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探索改革直至今日，智利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在世界上被广泛关注，其发展进程见图1。1942年，智利采用俾斯麦社会保障模式，开创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SERME-NA)，主要为白领工人提供预防服务和医疗服务(1962年开始提供)，其筹资来源于工资税。经过多年的讨论与筹划，智利于1952年以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模式为基础，创造了智利国家卫生服务制度(SNS)，其筹资来源于一般税收。在国家卫生服务制度实施的27年中，其发展出了妇女保健项目、儿童及青少年项目和社会健康等五个国家项目，覆盖了大部分智利的居民。到了20世纪80年代，作为市场导向改革的一部分，智利政府开始允许工薪阶层在公共保险计划和商业保险计划之间进行选择。公共保险计划又名国家健康基金计划(FONASA)建立于1979年，工薪阶层只需缴纳工资的7%作为保费即可加入该计划(针对无力承担商业保险的人群)，而商业保险计划(ISAPRES)建立于1981年，它在市场中提供至少8000种不同的个人计划，其保费是与参保人的风险相联系的，顶峰时期商业保险计划覆盖了智利大约26%的人口。80年代末，由于政府的投资不足以及管理不善，国家健康基金计划面临着服务质量下降和等待时间过长的问题。此外，由于卫生服务成本的增速远远高于工资的增速，商业保险计划不得不提高保费标准，这导致许多家庭无法承担，转而又投向了国家健康基金计划。直到2000年前，智利一直维持着国家健康基金计划和商业保险计划并存格局，68%的人口覆盖国家健康基金计划，18%的人口覆盖商业保健计划，而剩余的14%的人口由非营利性组织提供医疗保障。在2003年，智利总统里卡多积极推动了医疗卫生服务改革，引入了显性担保计划(AUGE)，并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其地位。显性担保计划覆盖无收入者和独立劳动者，至此智利的医疗保险实现了全覆盖。显性担保计划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全国范围内增值税(V.A.T)提高的1%(临时性的)和烟草税。该计划意在提高优先设置的56种健康问题的服务质量，参保者在接受服务时可以享受以下保障。①可及性:通过法律规定公共保险计划和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强制规定的卫生服务项目;②质量:仅有注册和通过认证的提供者可以提供卫生服务项目，并且卫生机构规定了卫生服务项目的提供标准;③机会:及时提供卫生服务，不能超过最大的等待时间;④经济保护:医疗费用的共付比例不得超过由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参考价格的20%。显性担保计划保障下的卫生服务由公立医疗机构和私立医疗机构所组成的卫生服务供给网络提供。至此，智利的医疗保险制度由国家健康基金计划、商业保险计划和显性担保计划三部分组成。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强制规定国家健康基金计划和商业保险计划需提供与显性担保计划相同的综合卫生服务包，并且对于其提供服务的可及性、质量、等待时间和经济保护方面的要求与显性担保计划也相一致。

2智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智利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卫生系统与我国不同，期待完全复制智利实现全民医疗保险覆盖的措施并不现实，但是智利医疗保险制度中的一些经验仍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减缓和适应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两种相辅相成的措施。以温室气体减排等为主要选择的减缓行动有助于减小气候变化的速率与规模，以提高防御和恢复能力为目标的适应行动可以将气候变化的影响降到最低。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突出，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很快奏效的情形下，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适应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更为紧迫的重要选择[1]。中国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减缓和适应同等重要[2]。一方面，农业在减缓气候变化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发展低碳农业，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农业碳汇，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具有巨大优势和潜力，但其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比减缓气候变化更为现实的迫切，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确保粮食安全，是中国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路径选择。   1适应气候变化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下，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采取积极举措，以减缓气候变化。农业生产系统是地球重要的生态系统，在减缓气候变化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已不可避免，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效果难以在短期内显现，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成为另一项重要选择，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尤其重要。2011年1号文件把农田水利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改变农业生产方式，不断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和农产品种植结构，培育高产、抗逆农作物品种，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监测预警，增强农业防灾抗灾减灾和综合生产能力，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现代农业可持续。适应气候变化，实现中国农业的低碳转型，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适应气候变化分为主动适应和被动适应，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缓慢过程，农业生产活动和种植制度等会被动适应其变化，如农民自发进行的种植品种的选择，生产结构的调整，栽培措施的适应等，需要加强经验的总结和推广。主动适应是有预见性的、超前的行动，是中国现代农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前瞻性的发展战略。中国农业主动适应气候变化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1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科技水平   实施“种子工程”，培育产量高、品质优良的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推广旱作节水技术，增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综合生产能力。加强中国近农业生态系统抵御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推进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技术研发以及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生产的防灾能力。政府应加大低碳农业科研投入，普及低成本的生态农业适应技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还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生产水平相对落后，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投入能力有限，对气候适应能力也相对薄弱。中国属于水资源匮乏区，根据目前生产水平，积极推广节水高效农业技术，包括节水灌溉技术、蓄水保税技术、肥水配合技术等，采用合理的种植机构结合集雨补灌可以使农业生产成本相对降低，而且能够充分利用水资源。作物育种也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之一，不仅包括抗病虫害的品种筛选，也包括耐热和耐旱品种的筛选。   1.2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扩大农业灌溉面积，开展草原退牧还草，草原围栏，人工草场建设，保护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加强大江大河防洪工程建设和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基本建成以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为主的大江大河防洪减灾工程体系和以管理措施为主的山洪灾害防治体系。增强农业抗御自然风险能力。在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重大项目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加强适应气候变化特别是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能力建设，加快适应技术研发推广，提高农业适应气候变化水平。加强对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监测、预警和预防，提高防御和减轻自然灾害的能力。   1.3建立和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法规体系   近年来，我国制定并实施了《农业法》《草原法》《水法》《防洪法》（简称）等法律法规，努力建立和完善了农业领域、水资源领域、海洋领域等的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法规体系。另外，我国正积极制定自然保护区、湿地、天然林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推动全面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规划。为促进中国低碳农业的发展，政府应有针对性制定农业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激励政策，包括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低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的不利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因地制宜采取适应措施，包括根据对未来气候的预测调整农业结构，即要在适宜的时间和地点种植最适宜的作物；加强管理、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要根据未来的气候变化预测改善农业灌溉和排水设施；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抵御能力，如针对冬季变暖使冬小麦抗寒能力下降、易受春季冻害的新问题，专家提出利用分子标记技术有目的选育推广新的抗灾农作物品种；增强农业抗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1.4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农业是对天气变化最为敏感的部门之一，因为气候始终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决定因素，到目前为止，农业还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气候变化加剧了农业生产的风险，特别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诱发的自然灾害将造成农业生产的波动、危及粮食安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分担气候灾害所带来的风险，减轻农民因气象灾害所带来的损失，应当积极推广农业保险[3]。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保险分散机制，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保障农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2减缓气候变化是中国低碳农业发展的长期目标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大于整个运输业所占的比例，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4%，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饲养反刍动物，如牛、羊、骆驼等，饲料在其肠内发酵引起甲烷排放；种植水稻，因土壤长时间用水淹没，形成厌氧条件，产生并排放甲烷；农田过量施用氮肥，造成土壤中的氧化亚氮排放；家畜粪肥处理过程也会引起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美国国家农场主联合会碳汇项目负责人戴夫埃内森（DaveEnerson）指出：“农业是稳定全球气候的桥梁。通过农业活动减少的碳排放量和增加农业碳汇可以去弥补人类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农业温室气体减排远比气体温室气体减排便宜，只需通过转换农业耕作和生产等就能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减少碳排放和增加碳汇。”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农业本身也面临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固碳、节能等压力。首先，农业投入品，如灌溉用水、农药、化肥等的合理使用是农业节能减排的一个重点；其次，农业生物质，主要包括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产品加工副产品等的合理处理及其利用也是一个挑战，究竟多少可以作为生物质能替代传统能源、多少需要作为含碳有机物能回到土壤中以增加碳汇？不但有政策问题，也有技术问题；第三，要重视减少农业生产中直接能源消耗问题，例如提高大型农业机械和灌溉设备能源消耗的效率等；第四，根据变化了的气候调整农业结构、改进农业设施，如水利灌溉工程、大棚、温室等生产设施，既有较大的节能空间，也有紧迫的技术发展需求。#p#分页标题#e#   3中国农业温室气体的排放与减排潜力   3.1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   农业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包括反刍动物甲烷排放、水稻种植过程中的甲烷排放、施肥造成的氧化亚氮排放和动植物废弃物管理中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4]。2010年中国水稻种植面积为29873万公顷，接近世界水稻种植面积的20%。2010年中国氮肥用量达到2353.7万吨（折纯量），消费总量为世界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30%。中国农业生产活动基数数量大、增长快，如果没有相应的减排措施，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会较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1994年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占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7%。其中，农业活动甲烷排放量为1719.6万吨，占中国甲烷排放总量的50.15%；中国农业活动氧化亚氮的排放量估算为78.6万吨，占中国氧化亚氮排放总量的92.43%，其中农田直接排放约占60.30%，间接排放约占19.53%，放牧排放约占14.03%，动物粪便管理系统（不含放牧和粪便燃烧）占5.56%，田间直接焚烧秸秆和粪便燃烧各占约0.46%和0.10%。中国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有较大减排空间。表11994年中国农业甲烷排放排放源甲烷（千吨）占农业甲烷排放比例（%）占全国甲烷排放比例（%）动物肠道发酵1018259.2129.7水稻种植614735.7517.93动物粪便管理系统8675.042.53农业源合计1719610050.15全国甲烷排放34287100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表21994年中国农业氧化亚氮排放排放源氧化亚氮（千吨）占农业氧化亚氮排放比例（%）占全国氧化亚氮排放比例（%）农田直接排放47460.355.76农田间接排放15419.5318.12放牧11014.0312.94粪便燃烧10.10.12动物粪便管理系统445.565.18田间秸秆焚烧40.460.47农业源合计78610092.47全国甲烷排放850100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   3.2中国农业碳减排的潜力   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0%～45%。如何实现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是当前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如果科学管理，农业不仅可以少排放或者不排放，而且还可以吸收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与只能依靠减少排放的其他工业领域相比，农业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林而达认为，农业的单位增加值碳减排目标，可以与单位GDP碳减排目标一致，即在全国单位GDP碳减排40%～45%（2020年比2005年）的计划中，在农业方面可以通过少使用化肥，多利用沼气，促成单位农业增加值碳当量减少排放40%～45%目标的实现。农业领域的减排，最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增加农业碳汇，二是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措施都有可以使农业领域的碳当量排放的绝对值下降的潜力[5]。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氮肥生产国和消费国，2010年生产氮肥4521万吨（折纯量），氮肥施用量达到2353.7万吨（折纯量）。目前我国的氮肥利用率在20%～50%之间，增加潜力巨大，如果我们能提高化肥使用效率30%，或者说，减少30%化肥的使用量，那就不但减少了相应的氧化亚氮排放，同时还可以减少生产这些化肥的能源消费。中国农业大学与合作单位共同在全国进行的1517个田间试验结果表明，养分管理技术在太湖流域和华北平原可以减少氮肥用量30%～50%，粮食产量增加8%。由此可见，科学施肥至少有10%～30%的减排潜力，减排量可达大约1400万～5500万吨CO2。张福锁、张卫峰认为，通过采取减少过剩化肥产量、节能降耗、优化产品结构、科学施肥等措施，剔除重复计算，保守估计，到2020年革新化肥产业可以减排1.4亿吨CO2，约占2007年中国政府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全国能源领域减排目标12亿吨的12%[6]。据董红敏等研究，通过秸秆氨化改善反刍动物营养可以降低单个肉牛甲烷排放15%～30%；推广稻田间歇灌溉可以减少单位面积甲烷排放30%；发展沼气工程和改进粪便收集和贮存方式可以减少粪便甲烷排放，一个户用沼气在南方高温地区每年可减少温室气体2.0～4.1吨CO2；推广缓释肥、长效肥料可以减少单位面积农田氧化亚氮50%～70%[7]。增加农业碳汇是中国农业碳减排的重要措施。据估计，中国18亿亩耕地土壤有机质提高一个百分点，可增加碳汇相当于吸收300亿吨CO2，通过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可以大幅度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消耗，间接减少碳排放。根据我国现有的农业长期实验资料，得出我国主要农业措施的固碳现状和潜力分别为101.4和182.1Tg•a-1，分别是我国1994年能源消耗排放总量（762.4Tg•a-1）的13.3%和23.9%。其中施用化肥、施用有机肥、秸秆还田和免少耕的固碳现状及潜力分别是40.51Tg•a-1、35.83Tg•a-1、23.89Tg•a-1和1.17Tg•a-1及94.91Tg•a-1、41.38Tg•a-1、42.23Tg•a-1和3.58Tg•a-1[8]。   积极发展低碳现代农业实现减排增汇，中国农业生态系统可以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固碳增汇措施，纳入全球二氧化碳减排措施中去。中国低碳农业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具有巨大潜力[9]。

一、医保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医疗保险处与医院财务管理方法不一致。

从当前情况来看，定点医院的医保欠费收回情况不容乐观。由于社会医疗保险处的拨款有限，多数医院的医保欠费都不能按时收回，且大部分无法全额收回。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医保结算扣款。由于医疗保障偿付标准、报销比例、报销病种等方面处理不一致，从而容易导致医保结算审核不通过产生扣款。而会计处理中事先不能预测扣款的发生，收回的金额与实际发生的金额不一致，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违背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要求。这些扣款中有些是暂时性以保证金名义扣押，也有以罚没性质的永久性扣除。大量的医保结算扣款不能收回或不能及时收回，非常不利于医院的资金管理。

2.医院医保部门和财务部门缺乏信息沟通。

医院的医保部门和财务部门是独立的两个部门，但是往往因为医保资金管理问题有较多业务交叉。医保部门负责与医疗保险处接触，致力于收回医保欠费；财务部门负责对医保费用的发生及收回进行会计记录。大多数医保部门人员对医保欠费的会计处理不了解，以至于只关心金额收回的问题。而财务人员因为对医保信息的不了解，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只能依据医保部门提供的数据，对于收回医保欠费项目明细，扣款情况不甚了解，通常只能进行表面的会计录入，不能对医保欠费进行系统的管理。

3.医保账务处理混乱。

由于医保账务处理没有规定的方法或准则约束，在账务处理方面医院多采用不同的记账手法。财务部门出现医保账混乱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