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论文范例

一、欧盟成员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政策

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我国城镇化建设相同，在此过程中同样伴随着大量人员在欧共体内部跨国流动。这种大规模跨国转移就业的频繁出现，促使各欧盟成员国政府逐渐意识到需要尽快形成能够满足各成员国不同利益诉求的，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因此，为了最大限度的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在欧共体的促进下，欧盟成员国的社会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以《欧共体140/71号条例》和《欧共体574/72号条例》为统一的法令形式得以建立和完善。该政策能够在不改变现有成员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前提下，实现了协调制度差异及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双重目标，为流动人口在欧盟内部自由择业转移其社会养老保险关系提供了政策依据，为我国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缓解各方利益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遵循分段记录、累计缴费年限、最后接管、按比例支付的原则，具体操作流程大致可以分为申请养老金、核算养老金以及支付养老金三个阶段。

（一）申请养老金

申请人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前（至少六个月，取决于申请人在各国参保经历的复杂性），应向曾经工作过的某个国家（通常是申请人最后工作国所属的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出领取养老金的书面申请，同时详细说明个人的身份信息及参保信息。申请人能够申请领取到多少养老金，通常与其工作国所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有很大关系，因为欧盟成员国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各不相同。例如，某女性申请人在丹麦工作过15年，之后回到法国工作直到退休。根据相关规定，法国女性退休年龄为60岁，丹麦女性退休年龄为67岁。那么当其达到60岁时，只能申请领取到应由法国支付的养老金；当其达到67岁时，才可以申请领取到应由丹麦支付的养老金。所以，欧盟成员国这种不同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定，就会形成因申请人不能领取到全部养老金而需要依赖社会救助来维持其基本生活的情况，结果会增加法定退休年龄较早的参保国的养老负担。

（二）核算养老金

核算养老金阶段要先后经过两个环节：一是在工作国内部核算应支付的养老金；二是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核算养老金的支付比例。举例说明，如果某申请人曾分别在英国、德国、法国工作缴费5年、8年、12年，则累计缴费年限为25年，那么在工作国内部核算的结果为应支付缴费年限为25年的养老金，在三个工作国之间核算的支付比例分别为5/25、8/25、12/25，两个环节的数据相乘即可以核算出三个国家分别应支付的养老金。同时，如果申请人在某国缴费的年限超过该国规定的最高缴费年限，那么可忽略支付比例，直接按最高待遇支付养老金；如果申请人在某国缴费的年限没有超过一年，那么则由申请人退休前工作所在国接管其在各成员国的零散的参保时间。

（三）支付养老金

一、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的三个有关社会公平的问题

社会公平性问题涉及的是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受众群体，根据利益焦点的不同，可以有三种分类：第一种是从职业类型角度划分，可分为雇员和自雇人；第二种是从收入水平情况划分，可分为高、中、低三个收入群体；第三种则是以是否参与企业年金计划作为划分标准将雇员划分为两类群体。划分标准的不同代表有不同的利益焦点，下面将从三种分类着手来分析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所涉及的社会公平性问题。

（一）保障范围

就我国而言，雇员主要是指企业员工、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和公务员；自雇人则主要包括个体工商户等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村居民。从理论上说，第三层次的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参保人群可涵盖全体公民。欧美大部分国家对第三层次养老保险采取自愿投保方式，民众可根据自身养老需求自由安排投保，对投保人并不设置太多的准入限制。而从上海试点方案来看，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个人收入信息平台，相较于政府，企业可能更能把握个人收入水平信息，因此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在试点初期会采用“个人投保、企业安排”的模式，而不支持个人购买，这也就人为地将自雇人群体排除在外。从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障水平较高使得公职人员对额外的养老保障需求不会太强烈；而农民等自雇人有很强的市场需求却因为收入水平较低无法享受延税优惠。结果就是，即使没有人为设限，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推出后其主要受众也只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会不自觉地将最应该得到保障的群体排出在保障范围之外，使贫富差距延展并扩大到老年时期，有悖于社会公平，也与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发展定位相左。

（二）税收优惠产生累退效应

享受税收优惠有一个前提：个人的收入水平要够得上缴纳个税。如果个人收入水平根本不用缴税，那么何来“享受税收优惠”一说呢？以上海情况为例，上海2011年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为6419元，而我国目前个税起征点为3500元，结合这两个数据可能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大部分人都能享受到个税递延的优惠政策。但是，根据西财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我国2010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0.61。根据国际统一标准，当基尼系数超过0.6时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由此可见我国的收入的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不容忽视。而这部分低收入人群，本身就不用缴税或是缴纳的个税很低，所以他们难以从税收优惠的安排中受益，这将对整个社会的公平性造成不良影。另一方面，即使对于收入水平能达到个税起征点以上的群体来说，延税安排也将滋生“不公平”。税收的社会公平性强调征税要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纳税能力大的，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的则少纳税。国际上惯常用收入水平来衡量纳税能力，那么税收的社会公平具体来说就是收入高的人需要多纳税而收入低的人则相应少纳税。我国个税采用累进税率，在这一体制下，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安排就可能产生税收累退效应，即高收入群体将会因税惠政策而享受更大的税收优惠，这就背离了税收的公平原则。

（三）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的“马太效应”

一、必要性

2008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8］10号），并决定在5个省市开展公益类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明确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但改革一直处于迟滞状态。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改革。养老保险双轨制的存在使人们对于社会公平产生了质疑，引发了社会矛盾，而众多年轻人一门心思加入国家编制的做法也影响了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1.公务员养老改革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

公务员养老金改革的目标是并轨，即公务员与企业员工一同按规定缴费基数缴纳养老金，退休时按标准领取养老金，享受平等的养老保险权益，以此缩小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差距，让付出同等劳动的劳动者获得相应同等的劳动报酬，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才能保证社会稳定，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2.公务员养老改革有利于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使人力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同时有利于保障公务员的自身利益。

过高的退休金等因素引发了畸形的公务员热，大批优秀毕业生、优秀人才，无论喜欢与否，无论人生规划如何，一门心思千方百计地进入公务员系统，甚至出现富家子弟开豪车办公务的现象，而许多企业的高科技人才却在退休后领着为数不多的养老金，过着简朴的生活。长此以往，编制内人员累积过多，甚至会出现大材小用现象，必定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转与社会的正常发展。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缩小社会人员收入差距的途径之一，有利于改进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开放，使更多合适的人才流向市场，推动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和自身发展。经过改革，公务员将建立自己的个人账户，即便公务员调动工作也不会影响自身养老金的发放。自1995年国家广泛推行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已有数万名公务员因为各种原因被辞退。由于他们并未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因此无法将自身养老基金随同转移，其待遇无法与社会接轨，自身权益未能得到保障。有些公务员想重新择业，却因为养老金问题不得不继续留守在原本岗位上，而制度外的员工若进入了公务员系统，那么其先前所缴养老金无法得到合理安置，以至于形成制度内外的相互流通性不足的状况。因此，通过个人账户的建立，有利于解决公务员及企业员工调动工作的后顾之忧，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实现人生价值。再者，由于公务员的养老金独立于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之外，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离退休公务员不能按时发放养老金的状况时有发生，而个人养老金账户的建立将使该问题得到有效的改善。

3．公务员养老改革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

1杭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运行模式

一是纳入保险目录的农产品分必保和选保两大类，其中能繁母猪、奶牛、油菜、水稻为必保农产品，各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农业产业发展特色、产业规划和实际风险状况，选择不超过6种选保农产品；二是共保体保险保障的对象以农业企业、种养大户和农民合作社为主，其中符合条件的所有农户都可以参保能繁母猪、奶牛、油菜的保险；三是共保体保险以保障投保主体的物化成本为主，保险金额一般是承包农产品物化成本的50%，保险责任以暴雨、洪水等主要自然灾害为主；四是各级政府均对参加共保体保险的农户进行保险费补贴，其中能繁母猪保险费补贴最高，达到80%，水稻保险费补贴75%，蔬菜等经济作物的保险费补贴45%；五是共保体保险实行有限额的赔付责任，其中保险赔付在当年保险费2倍以内的，由共保体中各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的赔付责任。如果超过当年保险费2倍，超过部分由政府与共保体各保险公司按比例分担；六是理赔支付分两次进行，发生灾害损失时，首先由共保体中的保险公司先向受损农户支付核定赔款的50%，剩余部分在保险年度末统计完全年总赔款后，按照前述赔付责任承担比例再对受损农户支付余款；七是对共保体中的各保险公司实行以险养险的经营支持，鼓励共保体中的各保险公司承保县及县以下财政拨款机关事业单位的车辆险和综合财产险等业务以及开展农村建房险等其他涉农险种的开发与承办，以弥补共保体中各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时出现的亏损；八是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伴随农业巨灾风险的是承保保险公司的巨额损失，这也是杭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经营模式的最大后顾之忧。为了提高巨灾风险的承受能力，2011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准备金制度，按当年保险费25%提取巨灾风险保险准备金，逐年积累、专款专用。

2杭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运行效率分析

在杭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这种模式中，政府所起的作用非常显著，在灾后恢复生产、农户损失补偿方面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杭州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模式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及与发达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共性的问题。

2.1农业自然灾

害的系统风险和农业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还没有有效解决浙江地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农业自然灾害高风险和低风险地区分布较为广泛，在遇到重大灾害的时候，政府和共保体按照比例进行风险分担，但是风险分区、保险费率和区域风险系数差别并不大，在采取农户自愿参保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高风险地区参加积极性增加，低风险地区参保积极性下降，进而出现一些地区超赔，而一些地区参保率不足，风险不能在系统内通过大数法则有效分散，不利于其自身基金积累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

2.2对种养大户

一、养老保险“统而难筹”的原因分析

1.养老保险基金利用不充分，地区间差异大。

近几年我国各地区之间养老保险统筹基金收支情况良好，除个别地区外，几乎所有地区每年都有一定量的基金收支余额。然而，各省份之间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结余差距巨大，由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能有效地调节使用，中央政府为了保证企业离退休人员能够按时收到基本养老金，采取的措施是不断加大对企业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而另一方面，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的补贴逐年大量增加。究其原因，还是统筹层次过低导致各地养老保险基金无法相互调节。

2.地方保护主义体制对政府调剂手段的限制。

一是存在统而不筹的问题，省级统筹仅仅停留在市级基金统收统支、省级调剂的层面，事实上属于分散管理的状态。二是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在省级范围内难以统一。三是基本养老金计发基数不统一。在实践过程中，政府的调剂手段往往十分有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间的竞争意识强烈，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利。第二，地方政府官员多考虑政绩。第三，地方政府主导养老保险费率，形成恶性循环。

3.版块分割的养老保险体制使全国统筹步履维艰。

目前我国对养老保险体制的设置，形成了我国养老保险管理体制“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模式。在现实的养老保险体制运行中，养老保险管理及政策制定权力分散到了各地方政府，不断逐级细化，不断制定新政策，各省之间、各市之间、各县之间的差异性越来越大。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根本不可能要求各地实施统一的政策，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施更加艰难。

一、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及回归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同时，本文还将用到4个直辖市及78个地级市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和2009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一些被访问者的数据缺失，本文最终收集到了9189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ε表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为happiness，是度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在公式（1）中自变量为medicare，表示医疗保险；pension表示养老保险。β1、β2分别是两者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在公式（2）中自变量为社会保障项目指数social_security。X和Z是控制变量，X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矩阵，Γ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Z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环境变量矩阵，П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二）变量定义

1.居民主观幸福感（happiness）。

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的取值来源于CGSS问卷中被访者对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答案分为“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完全幸福”，分别对应1-5的赋值。表1显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的分布情况。在最终的9189个样本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情况与全样本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回答“很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比例为2.14%和7.66%，而样本中有18.01%的被访问者选择回答“一般”，另外56.55%和15.64%的被访问者选择了“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这样的分布情况表明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个体后实证结果不会有明显差异。

2.社会保障（medicare、pension和social_security）。

一、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意义

失地农民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并且大多数农民常年以务农为生，没有高学历、高技能，很难在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没有稳定的收入，还要承担各种生活开销、子女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这对于本就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城市化进程离不开农民的贡献，但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给城市管理和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我国是以工农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农民更是保障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解决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谐。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能够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是促进城乡发展的重要课题，是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对该问题加以重视，从实际出发，合理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稳定。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失地农民补偿模式单一，养老保险缴费困难

目前，政府部门对农民的失地问题均以货币作为补偿。这个方法简单易行，在短时期内农民可以看见收益;但是，从长远来看，补偿资金很快就会用完，失地农民又会陷入生活的困境，不能产生持续性的保障作用，不利于失地农民的长久稳定和发展。失地农民由于学历、家庭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在城市中立足很难。如今社会就业压力大，很多大学生都处于待业状态，失地农民就更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了，尤其是45岁以上的中年人就业更加困难，很多企业用人都有年龄要求，甚至是清洁工都要求在45岁以下，这对于失地农民来说是极大的限制。他们没有工作，同时还要承担家庭生活的各项开支，所以在不能保障基本生活的条件下，缴纳养老保险更是无从谈起。

(二)征地补偿标准低

国家在征地补偿的相关规定中指出，在征地过程中要按法定的统一年产值倍数计算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不能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应当提高倍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30倍计算，尚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将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尽管相关条例中指明了失地农民的安置标准，但是这些标准是以农村生产方式作为参考所建立的，且这一标准跟城市居民的补偿标准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有失公平性。而对于征地之后建筑的铁路、公路、飞机场以及房地产行业来说，其经济效益是相当可观的，而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却是微乎甚微。可以说，失地农民牺牲了自己的土地来推动城市化进程，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理应得到应有的补偿;而现实中，国家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与物价水平，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一、完善参保缴费激励机制

建立"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参保激励机制，各级政府都应当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逐渐提升公民缴费的行政补贴，分别由省、市、县分级按比例承担，将政策的杠杆机制充分发挥起来。并且，依据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民生状况的改善需求，要确立补贴逐步增加的机制，提升城乡居民参保积极性。贯彻我国对此项保险的调整机制，各级行政财政单位要按规定定期增长基础养老保险补贴，基层财政的配套补助要及时到位，构筑起城乡居民保险的调整机制。对于保险金的调整幅度应该高于或持平于当地的物价涨幅，同时逐渐接近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额度要求。

二、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保障水平

针对大部分群众反映较多的保险金偏低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对群众做好耐心仔细的政策宣传，努力引导城乡居民，特别是中年以及年轻居民尽早参保缴费，同时坚持缴费，累积个人账户；另一方面，还应当意识到逐步提升养老待遇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尽快完善政策，推进此项保险机制的稳健发展。当前我国正在就养老金标准提升问题做积极探索，并依据国家的经济增长形势、物价波动、相关社保规定以及当地财政能力等状况，构建起基础养老金调整体系，逐渐提升基础养老待遇。各地可依据自身实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升基础养老金的发放标准。

三、推进信息系统建设

就不同地区针对保险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提出的关键问题，采取“适用为主、操作便捷”的基本准则，尽快推动保险信息系统的升级，将信息系统的支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及早发放城乡居民社保卡，相关配套设施需得到更进一步完善，可让居民更便利的持卡缴费、领取保险金以及查询所需信息。我们建议各市级经办单位要增设管理权限，把信息延展至条件允许的村级单位，将账户修改权限下放，允许参保人员保险转移至异地，针对农村养老保险的集中结算、失地农民保险、村干部养老金发放以及生存认证等要积极开发出新的系统软件。并且，为提升工作效率，要对升级服务器进行尽早扩容。

四、加强生存状况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