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利益论文范例

摘要:商业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在其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对于商业保险的基本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进行分摊和补偿上，即分散风险和损失补偿。作为一种社会广泛运用的分散风险工具，商业保险一直在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中保驾护航，扮演着“安全垫”、“协调员”等重要角色，发挥好保险的社会职能作用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以商业保险在部分行业中的实施和运用来体现其担负的社会管理职能。

关键词:商业保险;社会管理;保障

一、商业保险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关系

商业保险，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①。本质是分散社会风险，组织经济补偿。社会管理职能是指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系列管理活动或过程。大量的事实和经验证明，商业保险发挥出来的社会管理职能是在其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社会产生的正外部效应，对政府职能的实现起促进作用。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保险人在经营保险产品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这种“外溢效应”不断扩大，并形成一定规模从而发挥显著效果。

二、商业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

商业保险的经营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经营的好坏直接决定整个社会的稳定。在分散风险和组织经济补偿方面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能够很好地保障群众利益，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一)社会风险管理

一、保险中的“最大效用理论”

钱不在明天用而被拿到今天用(商业贷款)，钱不在今天用而放到明天用(养老保险)，这些都是钱在时间上的流通。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呢?答案就在于“效用”在做选择。在公理科学中，把决策人这种对于利益和损失的独特看法、感觉、反应或兴趣，称为效用。决策往往受决策领导者主观意识的影响，决策者在决策时要对所处的环境和未来的发展予以展望，对可能产生的利益和损失作出反应。事实上，效用的概念是丹尼尔•伯努利在解释圣彼得堡悖论(丹尼尔的表兄尼古拉•伯努利故意设计出来的一个悖论)时提出的，目的是挑战以金额期望值作为决策的标准。丹尼尔•伯努利就这个悖论在1738年的论文里阐述了两条原理，其中一条就是最大效用原理:“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个人的决策行为准则是为了获得最大期望效用值，而非最大期望金额值。”

二、保险中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叫边际考虑。边际原本是个数学概念，其含义是导数，是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影响程度。而在经济学上，边际的含义是“最后的”或是“新增加的”。边际考虑就是只考虑最后的一个或者新增加的一个所引起的变化，从而判断事情的整体本质。边际考虑是一种只看现在和未来而不管过去的一种思维模式。因为过去了的事情也就过去了，它对人们现在的决策没有影响。这也是大家常常听说的“沉没成本”的概念。不过，为众人所熟知的可能是另一种边际的概念。举一个例子，给一个饥饿的人吃馒头。第一个馒头，雪中送炭，感觉一定极好;第二个呢，感觉也还不错;第三个呢，感觉饱了;第四个呢，好像就有些多了;第五个呢，第六个呢……这就是有名的“边际效用递减”，是丹尼尔•伯努利在1738年的论文里阐述的另一条原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即一个人对于财富的占有多多益善，效用函数一阶导数大于零;而随着财富的增加，满足程度的增加速度不断下降，效用函数二阶导数小于零。如果边际效用不变，也就是后面一个馒头永远和前一个馒头一样好吃，那会发生什么?我们将永远吃下去，永远吃不饱。边际效用递减可以用来解释保险中的许多事情。假设有一个农场主，他的正常年毛利为1000万元，可是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其年毛利就会锐减到600万元。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恰好为50%。如果有一家保险公司找到他，愿意提供保险，保证其年毛利为1000万元，但保费为200万元。你觉得这个农场主会购买这份保险吗?如果从数学上的期望(平均)收益的角度来讲，农场主未必会购买这个保险。因为购买之前和购买之后的期望平均毛利是一样的，都是800万元。但是，如果从效用的角度来讲，结论就未必如此了。对这个农场主来讲，600万元的效用值为60，1000万元的效用值为100，那么800万元的效用值应当是多少?是80吗?错了。应该高于80，否则“边际效用递减”就不成立了。

三、“效用”在保险规划中的实际应用

笔者曾经给朋友们出过一个题目:“退休时，假设有两个养老资产可供你选择，一是价值确定在20万元的保证资产;二是不确定资产，有60%的可能性可以拿到40万的资产，40%的可能性一分钱都没有。你会选择哪一个?”结果有大约2/3的人选择了第二个资产。对于这一拨人，笔者在20万和40万之后各加个零后请这群人再做选择，结果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第一个资产。为什么会这样呢?某种程度上来讲，效用实际上决定了决策者对于风险的态度。高风险一般伴随着高收益。不同的决策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抉择。运用心理测定方法，可以测量出决策者对于各种收益和损失的效用值，并画出相应的效用曲线:有些决策者对收益反应迟钝，对损失反应敏感，怕担风险，不求大利，谨慎小心。有些决策者对损失反应迟钝，对获利非常敏感，追求大利，不怕风险，大胆决策。也有一些人属于中间类型，完全以损益率的高低作为选择方案的标准。事实上，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对同一对象而言，不同的人一定有不同的效用值。而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下其效用判断可能也是迥然不同。前面说过，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理论是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核心。对这一点，消费者在作保险规划时应该清醒的意识到。在资产的选择上面，应多些关注效用而非金额的大小。笔者也曾经接触过一些高净值客户。他们在做着高风险、高收益的生意，而在选择保险产品的时候，依然孜孜不倦地追求产品的收益率。这恰似一个肚子里已经塞了许多馒头的人仍然渴望下一个馒头。在目前阶段而言，能带给他们最大效用的是保险能够带来的其他功能，如资产安全、杠杆作用、财富传承等等。而这些，有些高净值客户常常忽视。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经济行为。保险从业者要认真研究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并应用到实践中去，这将大有裨益。

作者：张婷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宪政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摘要：

新疆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三农问题的解决，对于新疆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新疆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资金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小额信贷发展。通过博弈论分析，得出农业保险能够提高信贷机构开展小额信贷的积极性，缓解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这对于促进新疆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小额信贷；农业保险；农村金融市场

一、新疆近年来小额农贷的发放情况

新疆农业发展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问题，小额信贷能否持续发展，关系到新疆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全国而言，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农村支行经营成本过高等原因退出农村金融市场，因此农村信用社成为县域地区小额信贷投放主体，2005年以来新疆农村基本形成了以农信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1]。新疆小额信贷始于2001年，农村信用社是发放小额信贷的主要机构。2007年的一项新疆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和中国银监会的调研数据表明，新疆农村信用社有1085家机构网点开办小额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年均累放额已由1999年的27亿元增至140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6%[2]；2012年全区农村信用社累计投放各项贷款1382.24亿元，同比增加196.5亿元；小额信用贷款102.32亿元，较年初增加31.55亿元，增长44.58%；农户联保贷款190.79亿元，较年初增加32.69亿元，增长20.68%[3]。截至2013年11月末，新疆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1440.58亿元，较年初增加265.75亿元，增幅22.62%；其中，涉农贷款余额1025.5亿元，较年初增加219.55亿元，增幅27.24%，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1.21%，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的金融保障[4]。虽然新疆农信社的小额信贷规模越来越大，但是根据一项面向新疆农户金融需求调查显示，新疆有79.4%的农户有借贷需求。因此，就新疆农村小额信贷的需求而言，农信社依然不能完全满足农户的小额信贷需求。

二、小额信贷引入农业保险对于缓解农户“贷款难”的博弈分析

摘要：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设立了“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以实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缓解职工疾病带来的经济困难，为职工提供更有效的福利保障，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保障作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互保方案的长期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也导致了各类财务风险。为了更好地完善项目，本文拟分析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项目的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财务风险控制对策。

关键词：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财务风险

一、职工医疗互助保障计划项目现状分析

自1993年成立全国性互助担保机构以来，各类符合职工实际需要的担保产品已经形成，这些互保项目大多由全国总工会及各级总工会管理。但是，员工互保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险范围和种类有限

现阶段我国职工共同保险主要集中在工伤和事故等多个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工会要根据区域经济的特点，开发适合居民需求的保险产品，确保以工会组织为基础的营销渠道，更好地发挥互助保险的功能并实现其社会意义。

（二）组织管理体制不健全

摘要：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从20世纪50年代起形成，历经六十多年的改革完善，基本形成劳动者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本文以发达西欧及美洲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发展历程为借鉴，结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新变化，通过分析论述，提出了几点符合我国当代社会和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建议。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养老金融

一、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基本概况

（一）类型概况

养老保险体制作为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良好发展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普遍实施，即劳动者达到法定年龄并退休后，从政府、社会或专门的社会保障机构得到经济、物质和服务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性，一是强制执行性，符合相关规定的单位及个人都要参加；二是保险资金来源多元化性，一般由政府、企事业单位等机构和个人共同承担，抑或是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三是制度实施时限性长，范围广，资金规模宏大，必须采取专业化、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目前国际上通用养老保险体制主要有三种，包括传统型、国家/联邦统筹型和私人储蓄型养老保险体制。传统型养老保险体制始于欧洲德国，现已为世界主要的养老保险体制。传统型养老保险依靠立法强制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缴纳保险费用，政府部门给予保险基金一定的支持，起辅助作用。这种体制适用范围广，以法律的强制性实施，养老金的数额与参保人员的缴费的年限、金额挂钩，不进行缴纳不许领取养老保险。在这种体制下，以政府财政支出作为担保分担一定的风险，需在基本养老保险以外创建以企业、劳动者为主体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险体制。国家/联邦统筹型养老保险体制又分为福利型和国家型。福利型养老保险指以政府财政支出负担全部养老保险费用，是保险的主体，例如熟知的欧洲英国养老保险体制———“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制度。其适用对象范围十分广泛，全体公民都是参加养老保险对象；养老费用由政府通过财政收入和税收等方式支付，现收现付制是该方式的主要特点；该方式还具有法定强制约束性，并且与疾病、失业等保险组成齐备综合的社会保障体制。前苏联时期曾在广泛实行国家型养老保险体制，其适用对象仅限于社会的劳动者而非全体公民，这种体制现已基本取消。储蓄性养老保险体制强调的是市场运作，其养老保险的费用由个人和企业单位承担，通过建立个人账户来实现。世界上仅有新加坡、智利等个别国家地区采用该养老保险形式。

（二）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现存主要问题

1、养老资金收支缺口突显

【摘要】随着灵活就业群体越来越大，其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享受社会主义养老保险政策是一种必然选择。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存在参保意识淡薄、缴费负担较重、时有断缴现象发生等问题，有些灵活就业人员甚至选择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低、养老保险待遇低的现实情况，论文提出了激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相关政策建议，对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及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激励；参保率

1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现状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主要面向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及灵活就业工作者。欠发达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年龄多在20～60岁，受教育水平不高，多数为初中或高中毕业，工作岗位不稳定，工作强度较大，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文件了解较少，更无法准确理解国家的政策，对自己是否应该参加养老保险比较迷茫[1]。相对于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率远低于各类企业职工的参保率。欠发达地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普遍存在如下问题。

1.1参保意识淡薄

灵活就业人员中，30岁左右的青年人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良好，年岁较小，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较远，还有部分灵活就业者错误地认为参保收益和支出不成比例，参保动力不足。45岁左右中年人逐步意识到自己身体素质有所下降，且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最少缴费年限时，认为应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却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实际状况，且此时子女多数正在就读高中或大学，双方父母多数已经步入老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慢性疾病，生活和医疗成本都在增加，中年家庭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灵活就业人员大多收入水平低，缴纳养老保险的费用占总体收入的比例较大，为了缓解当下生活压力，部分人员选择放弃缴纳养老保险来换取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1.2缴费负担较重

【摘要】

经济学院于2014年前半年进行了专业自评估，根据我院自评估情况，计划对金融学专业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进行综合改革。改革方案将从团队建设、课程与教学、教学方式方法、实践教学、教学管理几个方面展开。其中改革的亮点主要体现在：网络课程的大范围开设；教学大纲的调整将紧密结合各类专业证书的考试大纲来制定；课程考核形式的大幅改革；对专业选修课的课时进行整体规划，开设小课等。

【关键词】

综合改革；改革方案

【基金项目】

本论文由西北民族大学金融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支持，项目编号为001-10013501。经济学院于2014年前半年进行了专业自评估，根据我院自评估情况，计划对金融学专业围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进行综合改革。

一、改革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