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保护论文范例

从历史经验来看，司法保护、行政保护、社会组织保护、权利人私力救济构成了版权保护的四大体系。每次应对因应重大信息技术变革而带来的各种版权问题时，通常也惯于从这四方面寻找出路。但于当下的学术期刊自身而言，其能力范围所能发力的领域主要还在私力救济层面。面对融媒环境中的诸多版权保护之困，学术期刊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突围之路。

1.增强意识：版权是“命根”

与新媒体相比，纸质学术期刊虽具有利于深度学习阅读的优势，但随着电子阅读器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优势不再为其独有，各种类纸质阅读感的设备正在逐步升级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将其作为主要的学习阅读工具。从长远来看，纸质学术期刊在载体上没有优势可言，学术期刊虽然有长年积累的品牌优势，但最大的优势还在于拥有大量高质量的专业内容。高品质的专业内容是支撑品牌的基础，没了它，品牌自然也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诚如前文所述，如果版权保护防线丢失了，学术期刊的内容优势也会失去，广大学术期刊也可能重蹈报纸的覆辙，成为网络媒体的“免费奶妈”。因此，融媒环境下，学术期刊们应该树立版权是“命根”的意识，认识到版权是生存之基和发展之源。面对时下版权侵权可能带来的一时蝇头小利，如被网络媒体非法转载引来的社会关注的提高，应该持有足够的警惕，切莫贪小失大。试想，如果优质的内容都无偿在网络媒体刊出了，长此以往，谁还会看纸质学术期刊，纸质学术期刊还有何存在的价值。

2.自我规范：建立完善版权管理机制

有条件的单位可设立版权部门，专门管理相关版权工作。对于存量论文的版权信息做必要的补齐、归类、入库、数据化等工作；对于增量的论文，通过合法无争议的方式获取版权，尽可能与作者签订书面授权协议；在通过“用稿声明”方式获权时，尽力遵循格式合同签订的自愿、公平的原则；在要求作者承担责任时增设对价条款，使作者也享受相应的权利，如在要求作者转授信息网络传播权时，承诺在权利的使用中，作者也享受一定收益。加大员工版权培训力度，增强版权意识。自身不主动侵权，在修改论文时必须征得作者同意，作者不同意不能发表；没有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论文，若要在网络使用，如将论文转发至微博、微信公众号时，须得到作者的许可；对于侵权行为不回避、不放任，积极维权，有条件的可以采取技术保护措施，给论文进行加密技术、水印加载技术处理，阻止和追踪侵权行为。积极挖掘版权衍生价值，介入现代的版权运营，如利用品牌影响和掌握的作者资源开展商业性的行业学术教育培训，主动与新兴数字出版商，如百度文库、360图书馆、爱学术、道客巴巴等新兴的知识在线平台进行合作。针对“免费分享”版权文化，可尝试让网络用户免费试用，但通过与学术期刊新媒体运营商搭建各类新型的内容平台来创收，如参与建立目前在国际非常流行而且实践效果不错的开放存取（OA）开放出版平台，推出类似国内知乎、问答等模式的行业性知识付费平台等。

3.建立联盟：形成抱团取暖的集聚优势

小弱散是我国学术期刊的最大不足，也成为影响学术期刊版权保护能力不足的根本因素。尤其面对大型网络服务商的侵权时，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如何解决，短期之内值得考虑的路径是，建立学术期刊版权保护联盟，整合资源，集体行动，形成抱团取暖的集聚优势。联盟组织合力推动学术期刊相关版权法律的完善。对关涉学术期刊媒介融合的关键法律障碍加以排除：①对于没有获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存量作品允许学术期刊网络使用时可以“先使用后付酬”。②对于“孤儿作品”在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其是“孤儿”身份的前提下可以在现行网络使用。③主张学术期刊对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部分分享权。即在论文的网络使用中，须经得作者和学术期刊的共同许可，因为许多学术论文如果不经过这样知识再生产的熔炼，是不能发表的，或是不能以很光鲜的状态公开发表的，特别是核心、权威期刊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期刊及编辑发挥了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学术界的共识。简单说，论文的知识生产不单是作者的创造，其中也有学术期刊的大量辛勤付出。集中对成员的版权侵权问题进行维权，通过群体维权行动，产生社会公益影响，进而纳入行政保护的范围。版权的行政保护具有效率高、威慑力大的效果，也是我国所特有。但是其所针对的保护客体，要求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侵权活动。单一学术期刊的版权遭受侵权时常很难借助这样的手段，但联盟成员的众多类似案件则可以为版权行政执法部门所关注。此外，联盟组织还可以主动与相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联合，搭建坚固而通畅的版权授权桥梁，监督促使科学版权价格评估机制的形成；展开相应的版权培训和宣传，推动学术期刊版权素养的整体提升，等等。

既有的版权保护体系基于传统媒体环境而建立，学术期刊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使现有学术期刊传播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之，该体系也呈现出较大的不适应性，出现了诸多困境，表现较为突出。

1.法律难以跟上新媒体发展节拍

学术期刊没有作者许可是否可以网络使用存量论文。“先授权后使用”是版权使用的通常法则。依此，学术期刊网络使用论文除法定例外必须获得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然而，广大学术期刊对历史上的大量存量论文，尤其是互联网还没有兴起时登载的论文，并没得到这样的授权。这意味着从法律意义上讲，学术期刊们是无法直接网络使用这些存量论文的，除非他们一个个找到作者，拿到授权，但这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学术期刊与新兴媒体融合是大势，但若不能很顺畅地利用这部分存量作品，融媒进程自会大大受阻。学术期刊是否有“孤儿作品”的网络使用权。或者因为作者离世且无继承人，或者因为版权管理信息不全而无法找到作者，或者其他原因没有作者，等等，使得很多学术期刊掌握大量的“孤儿”或“无主”作品，对于这些作品是否能网络使用，目前得不到相关法律支持。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方式获取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通过“用稿声明”或“投稿声明”方式来获取作者的信息网络使用权，诸如“凡经本刊采用的稿件，即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本刊对其图文作品形式网络传播再使用的权利”。对于这种获权方式的合法性，学术界有不同声音，司法实践也未给予实质性支持。[4]经过作者许可的网络使用是否不需要学术期刊的授权？依照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论文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作者手里，为此，一些网络媒体时常只获得了作者的许可便转载使用已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这样的网络使用对学术期刊的利益损害很大，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发行，此外也是对学术期刊论文生产投入的否定。学术论文的最终成稿出版，并非仅仅是作者的劳动成果，外审专家的评审，编辑的选稿、审稿和与作者的反复讨论，校对的审校，等等，学术期刊投入了很多，网络转载时不经过学术期刊的许可，这意味着这种投入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被打了水漂”，是一种不公正的对待，也会严重挫伤学术期刊的积极性。现有“合理使用”给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潜在风险。如果微信或微博用户个体在朋友圈或微博空间里以学习、研究或欣赏的目的将学术期刊的论文进行上传或转发，那么这样的作品使用是否适用“合理使用”？依照传统环境来看，这样的作品使用属于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合理使用”。但在融媒环境中，若也简单将其适用，就有可能对学术期刊合法利益带来较大的损害。因为假如用户是网络大V，那么这样的上传或转发就可能带来很大的论文点击量和转发频次，这自然会冲击到学术期刊的发行量，损害学术期刊和作者的利益。

2.学术期刊版权素养整体偏低

2010年9月《传媒》杂志曾经展开过“中国媒体人版权素养调查”，数据表明，与其他媒体人相比，期刊人的版权素养最低，只有18%的期刊人经过版权培训，3%的期刊社有自己的法律顾问。[5]其中的学术期刊也不乐观。2014年和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分别认定了两批学术期刊名单，第一批为5756种，第二批为693种。这些学术期刊大部分处于“小弱散”的状况：几名编辑，有时会有一两个编务和一两名经营人员，加上社长总编，大致10人左右规模；经营收入大多是勉以度日或靠体外输血；至今没有一家叫得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期刊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很少。此外，这些学术期刊的体制机制时常较为保守，大量依然是事业单位，一些已转为企业的也仅仅是“翻牌公司”。总的来说，学术期刊现有的状态很不利于学术期刊版权素养的提升。一方面，没有能力在版权领域做过多的投入，如设置版权管理部门、整理作品版权信息、展开维权保护、让员工接受版权培训，等等；另一方面，也缺少动力，体制的庇护和资源的红利虽不能使日子“红红火火”但也能“旱涝保收”，版权保护所带来的增利很难内化为一种激励。

3.版权的授权和评估环节不畅

版权的保护与利用相辅相成，合理的版权保护有助于版权利用的顺利进行，顺畅的版权利用能促使版权得到更好的保护。现今融媒环境中学术期刊的版权利用不是太畅通，突出表现在版权的授权组织不发达和价值难评估两方面。融媒环境中如何将学术期刊版权的三大利益方——作者、学术期刊和新媒体用户联系起来，这需要较为发达的版权授权中介组织。当前，与学术期刊版权相关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虽成立时间较早，但依然处于职能较弱、权限不大、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学术期刊版权授权时较少会想到借助它的力量。版权作为无形资产，如何评估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传统难题。一篇学术论文究竟价值几何，惯例评估做法，一是国家法定规定，如《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的千字稿酬标准；二是合同约定，当事人互相约定价格。然而，现有法定规定针对传统纸质环境中而形成，融媒环境中是否适用没有法律支撑，也时常得不到相关当事人的认可，如论文的市场表现数据，如点击率和转载率的造假问题，便容易使作者或学术期刊质疑所获得的版权报偿。合同签订习惯的未养成，如很少有学术期刊与作者签订书面的授权协议，以及新环境中版权价格的很难达成等客观因素导致的合同签订率不高，也使得借助合同约定来评估版权价格的这一方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我国学术期刊数量占到了期刊总量的半壁江山以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的两批学术期刊有6000余家。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广大学术期刊的媒介融合备受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传统媒体一样，如果版权问题得不到很好地解决，那么学术期刊的媒介融合就会受到很大的掣肘。然而，现今来看，融媒环境中我国学术期刊版权保护形势不容乐观，各种侵权形式五花八门，应对这些，现有版权保护体系捉襟见肘，亟须找到针对性的突围之路。

融媒环境下，学术期刊版权侵权的情形主要有五类：

①网络媒体未经许可直接侵犯使用学术期刊的论文。这类的侵权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末在网络期刊数据库兴起之初，侵权主体主要是一些大型网络期刊数据库商，后经过作者和学术期刊的抗争，这种状况逐渐减少。进入本世纪，微博、微信等微媒体逐步兴起之时，普通的网络用户和公众号开始逐步成为新兴的侵权主体。

②网络媒体侵犯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这类侵权时常是网络使用学术论文时仅仅经过学术期刊社的许可而未获得作者的授权，典型案例为2010年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魏剑美起诉龙源期刊网案。

③网络媒体在一些学术期刊论文的侵权方面承担了连带责任，如当下兴起的一些在线知识分享平台，如道客巴巴、爱学术、360个人图书馆、豆丁网等，有大量由用户上传的明显侵权的学术论文。

④学术期刊未经作者授权而展开论文的网络使用，如众多学术期刊的微信、微博公号里有大量并没有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论文。

⑤作者未经已获得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的学术期刊许可，擅自将论文进行网络使用，如作者将已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让一些微信公号转发，而这些论文的网络传播权已以独占许可方式授让给了相应的学术期刊。

摘要：本文以区块链视域下科技期刊出版面临的困境为基础，分析其依托区块链技术呈现的去中心化、透明化、不可篡改特性。并在此基础上，从构建信源追踪、智能合约、数字资产管理、广告量化等技术机制的角度切入，对科技期刊出版进行思维转向、技术驱动等层面的策略研究，从而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格局，为科技期刊出版的优化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向。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技术机制；科技期刊；策略研究

近年来，由于自媒体的冲击以及科技期刊自身的“严肃性”与“专业性”特征，使得读者呈现缩减的态势。此外，评议信息不透明、评议权威性下降等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科技期刊出版市场的萎缩。随着区块链技术在科技期刊平台中的尝试性运用，为科技期刊实现资源聚合、流程优化提供了实践指向。区块链是利用块链式数据结构、分布共识、密码学等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在科技期刊出版中运用区块链技术的信源追踪范式可实现学术成果全过程的追踪与溯源；通过数字代币可实现数字资产开发与广告量化等，进而可解决科技期刊当前所遭遇的学术成果重复、同行评议公信力下降以及商业收入下降等问题。

一、当前科技期刊出版的困境

智能算法与大数据等技术与出版业的融合发展，促使科技期刊积极创新出版模式，以此来实现品牌核心竞争力。但科技期刊出版业目前仍存在同行评议模式僵化、读者流失以及市场竞争力低下等问题。

（一）信息数据透明度较低

2017年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NatureBio-technology）宣布撤回韩春雨团队发表的关于基因编辑的论文，原因在于实验记录不透明及论文的可重复性遭到广泛质疑。撤稿事件的发生，使得科学界逐渐正视原始科研数据透明化的重要性。由于期刊版面限制，学术论文难以做到将科研过程和原始数据进行完整阐述。基于这种情形，学术成果往往存在盗用和剽窃等问题。

摘要:增强出版是一种新兴的融合出版模式，通过丰富科学数据的内容呈现形式和传播途径，提高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根据出版媒介的不同，重点分析归纳了3种增强出版模式:纸刊增强、数字出版平台增强和全媒体增强。从参与主体、出版环节、规范性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出版的推进策略，以期为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期刊;增强出版;增强特征;融合出版模式;增强推进策略

科技论文和科学数据都是科研的重要成果，是数字化科研时代重要的战略资源［1］。科技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下用户多样化的需求，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出版模式来提高科技期刊出版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增强型出版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强化型出版模式，通过在传统出版物的基础上增加研究数据以及关联外部资源，综合运用数字化技术，对论文内容进行结构化和可视化，改进论文的表现和传播形式。国外关于增强出版的研究及应用较早，2009年URF基金会提出了增强型出版物的概念［2］，vanGodt-senhoven等设计了增强数字出版物原型［3］，Bardi等介绍了增强出版的数据类型及增强出版信息系统的功能特征，规范化了增强型出版物模型的组织架构［4］。SpringeNature、《PLoS》、Elsevier、《RSC》等期刊和出版集团的增强出版服务已较为成熟，有相对完善的出版体系和流程，实现了“根出版物+增强内容”的增强出版模式，使传统论文与任何类型的增强数据相互链接，并能在各学术圈便捷地分享，在推进知识传播、提高知识服务能力以及内容增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小燕等通过介绍增强出版的本质和内容示例，提出了增强出版的实现流程［5］;崔玉洁基于新媒体技术研究了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新模式［6］;刘锦宏等通过介绍增强型出版物的判断标准和特点，分析了增强型出版物的发展模式［7］;占莉娟等分析了国内学术期刊增强出版实施的现状和推广瓶颈［8］。国内的增强出版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本文在介绍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归纳了增强出版的3种融合发展模式，并提出了几种推进增强出版的可行性策略。

1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特征

增强出版是在传统出版的基础上进行增强的行为，包括论文研究数据的扩展、阅读及传播形式的扩充、编辑流程的强化等［2］。增强出版的前提是对传统论文进行结构化和碎片式处理，以链接更多的增强内容，其不是简单的资源汇集，而是对分散资源的汇整，然后进行知识加工和共享。将数字化技术与增强出版合理地融合，才能有效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1．1数据增强。传统科技论文因受篇幅和版面的限制，很难详尽地阐述整个科研过程，为实现科学数据的有效整合及共享，需要在传统出版物的基础上增补相关的科研数据。增强出版的基础和核心是传统出版物，也称根出版物，增强出版是呈现“根出版物+增强内容”的形式。增补的科研数据包括采集样本、公共数据集、调查问卷、推导过程、参考资料、实验记录、推理过程、实验环境和软硬件配置等，可以是文本、图表等简单的数据格式，也可以是音频、视频等立体的形式［3］。增补数据对作者也是一个监督和自检，作者需要提供科学且准确的数据，以供读者对研究过程进行重复。

1．2论文整体增强。针对整篇论文进行内容增强包括收集并整理关于论文的专业评价和引用情况［5］。如《Nature》中的相关新闻与评论、音频视频、编辑总结、相关文献推荐等;《PLoS》中的媒体报道、读者评论等;Elsevier中的图片摘要、论文亮点、相关书籍、引证论文等。期刊编辑部或其他专业研究机构根据专题方向或研究热点，对已出版的论文进行适当的选取和封装，以合集或专题的方式对已有论文进行再次推送，延长了论文的传播活跃期，增大传播频次。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期刊行业发展造成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纸质报刊在不断发展中已经逐步地淡出人们视野[1]。电子版图书、数字化图书馆走进人们视线，人们直接利用终端移动设备，便可实时的感知世界，了解不同行业的变化趋势。那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传统期刊应如何持续发展？出版、发行与编辑等部门工作将会面临何种挑战？假定忽视了这些发展方面的问题，期刊行业将面临退出市场的险境。为此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开展数字化与大数据对传统期刊发展的挑战研究，并根据行业面临的挑战提出应对策略，以解决行业在发展中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数字化；大数据；传统期刊

一、引言

在受到数字化与大数据技术对社会的强烈冲击后，期刊行业的协同发展受到了威胁。为此开展了数字化与大数据对传统期刊发展的挑战与应对策略的研究。在计算机网络盛行的时代，传统期刊潜在的出版与发行分离、期刊地位缺少明确等级划分依据、期刊版权保护受到威胁、运营与管控缺少平衡点等问题逐步显露，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地制约了期刊行业在市场的协同发展。为此整合这些问题，提出了以市场热点新闻为导向制定期刊发行与出版日期、引入专业评定机构规范期刊种类、建立数字化期刊产权保护体系、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期刊资源存储库等解决策略，提高期刊发行的标准化程度与规范化约束能力，实现产业在市场的协同发展。

二、数字化与大数据对传统期刊发展的挑战

（一）传统期刊出版与发行分离。在计算机网络盛行的时代，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资讯库、超星数字化图书馆等知名的期刊出版社在互联网上迅速崛起。尽管为人们查阅资料、检索资源提供了相对便利的条件，但期刊在实际发行中仍存在出版日期与发行日期分离的现象有待解决。例如，在传统期刊发行时，由于数据与信息的传递缺乏时效性，导致期刊出版存在延误的现象，人们对于此种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并且在期刊发行中，常出现由于期刊编辑的主体地位被削弱导致的出版机构行政职能弱化[2]。例如，栏目出版特色化程度低、学术类期刊专业被检索等，这些“见文不见刊”的出发趋势已经成为互联网下期刊行业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

（二）期刊地位缺少明确等级划分依据。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市场内发行的各类期刊提出了量化评价指标，从发行的实质性角度进行分析，传统期刊发展受到制约的主要原因是对海量数据的划分缺少常态化处理方法[3]。例如，淡化期刊检索栏目，一味地突显期刊中文章的主体地位；在对期刊等级进行划分时，仅由审稿部门独自发出决策信息，造成质量较高的学术期刊在评定中被分为低端期刊类型，由人为原因造成的期刊地位划分不明确的现象在市场内屡见不鲜。在对当下期刊行业进行等级划分时，仍沿用传统的“核心期刊评价指标”“获奖量”“被引用量”等指标，此种评估方式极易导致撰写者在书写文章中出现急功近利心理，而忽略了期刊在市场出版的真正意义。此外，由于刊物的主办单位不同，为此刊物的来源不同，不同人评定期刊质量的依据或标准也不相同，仍采用此种评价方式的所得的评价结果更是无法满足大数据时代期刊行业的发展要求。

摘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区块链技术在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本文基于区块链技术在作者著作权认证中的应用开展研究，阐述区块链技术的基本内涵与特点，分析作者著作权认证，提出区块链技术在作者著作权认证中的应用，包括在ID唯一作者信息中的应用、在中心化版权确权中的应用、在智能合约式版权交易中的应用、在学术期刊版权管理平台中的应用等。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著作权认证；应用研究

一、引言

区块链技术发展至今受到很多人的重视与关注，很多人将其视为与互联网技术一样重要的技术。对于区块链技术，我国出台了相应政策条例，并将其纳入信息化发展，纳入战略性前沿技术。社会市场中的不同领域，如电子商务领域、股权众筹领域等，开始对区块链技术进行合理应用。出版业也不例外，逐渐将其应用在作者著作权认证中。本文对区块链技术在作者著作权认证中的应用相应内容进行阐述。

二、区块链技术概述

（一）内涵。人们将区块链技术称为分布式总账技术，实质上属于数据库，并且是分布式数据库。在这一过程中采用不同方式，如去中心化方式、共识信任方式等，使数据库得到集体维护，并提升其可靠性。区块链技术属于比特币的底层技术，该技术诞生于2008年，其中包含许多不同的内容，如密码学原理内容、共识机制内容等，从而构建出不可篡改的数据库体系、去中心化数据库体系等。在区块链技术体系中，信息从形成的那一瞬间起就被记录在区域链中，而且存储在网络的不同节点当中，全部节点可以形成一个账本，该账本包含不同信息。如果在此期间某个节点发生异常情况，或者出现问题，那么需要立即提交仲裁，与其他节点之间做好相应比较工作，从而明确系统中存在的虚假数据，并将虚假数据消除，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数据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二）特点。对于区块链技术的特点，本文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阐述。1.去中心化的特点。区块链在信息存储中，采用分布式存储方式。针对不同数据节点，可以实现对数据的复制与备份。在具体信息的传输中，采用的是点对点的信息传输方式。该种方式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有效存储，促使更新工作与维护工作得到更好的落实。2.不可篡改的特点。在区块链中，如果生成不同新的数据节点，那么工作人员要及时做好节点核对工作，与其他节点进行有效核对。完成核对工作后，要尽量获取到大多数节点的有效批准，使数据节点可以被更好地添加到区块链当中［1］。数据一旦被添加到区块链中，那么将实现对数据的永久保存，并且很难修改。想要实现对数据的修改，那么要实现对系统中一半以上节点的控制，否则怎样都无法实现对数据的修改。3.智能合约特点。智能合约这一概念于1995年提出，通常情况下是指结合相应法律法规及相应准则，做好计算机程序编写工作，并实现对合约的合理替代，在此基础上，执行合约双方交易的行为，将智能合约的特点展现出来。

摘要: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优先出版从期刊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从传统纸质印刷出版转型为无纸化数字出版的一种重要过渡，是一种新型传播方式的变革与拓展。学术期刊数字优先出版的独特优势表现为:一是可提升影响力，增加文章引用率和转载率;二是可提升公信力，有利于勘校错误;三是可提升引导力，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四是可提升传播力，扩大期刊阅读发行量。同时，数字优先出版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需要破解。学术期刊应立足自身优势不断总结拓新，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寻求对策，才能为自己量身打造一套适应发展的办刊模式，不断提高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期刊;优先出版;设置;学术不端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数字出版成为当今期刊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缩短学术论文的发表周期，促进最新科研成果的快速交流，在数字出版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优先出版模式应运而生。数字优先出版缩短了等待纸质印刷的时滞，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新融合，在期刊出版领域，以一种全新的传播形式和独特的出版优势备受推崇。在现有网络环境下，各大期刊编辑部对于数字优先出版的认知已经从最初的网络技术困惑、尝试参与，再到目前的熟练掌握运用，走过了理论到实践的艰辛历程。在对数字优先出版研究的现有文献中，李江、伍军红(2011)分析了优先数字出版在大幅缩短时滞方面的功能与意义［1］;徐铭瞳(2013)针对我国学术期刊现状及意义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发展进行合理展望［2］;王颖(2013)分析了我国高校学报优先出版工作中的现状，总结了优先出版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3］;任屹立、王东(2015)利用SWOT方法进行研究，分析了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化优先出版自身的优、劣势以及面临的发展和威胁［4］;杨郁霞(2018)列举了我国实行优先数字出版出现的诸多乱象及产生根源，并提出相应措施［5］。笔者认为，我国的出版业发展要与时代同步、为民族复兴伟业助力，特别是学术期刊的出版代表着国家文化自信、科技创新的引领方向，必须大力构建以“四个力”为指引的全新出版话语体系与价值体系。

一、数字优先出版的“四个力”独特优势

数字优先出版的最大优势在于快速出版、及时传播。传统纸质出版发表时滞较长，对于作者而言，使其发表的成果丧失时效性和首创性，同时也影响其学位、职称等的获取与晋升;对于读者而言，无法掌握科研动态和研究进展，不能在第一时间更新知识;对于期刊而言，降低了论文时效性、可阅读性，使其影响因子大打折扣，不能吸引更多的优质稿源。基于以上种种不利因素，实现数字优先出版已势在必行，它对尽快确认作者首发权、缩短与读者的见面时间、加快科技交流以及提高期刊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等有着不可小觑的重要意义。2020年伊始，病毒肺炎疯狂肆虐着武汉并波及全国，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每天都在与这个看不见的病毒奋力抗战。在没有研制出任何有效药物来抗击病毒的关键时期，科研工作者们也在一边实验室攻关，一边把论文写在战“疫”大地上。截至2月12日，我国关于病毒的学术论文已正式发表17篇，其中9篇发表在一流的学术平台。他们把自己对病毒的研究成果以最快的速度共享给全世界，从而为后续的治疗措施、药物和疫苗的研制打开通关大道。这17篇学术论文的发表渠道采用的都是数字优先出版，真正发挥了其时效性、权威性和前沿性，是传统出版物无法与之比拟的有力证明。疫情隔离期间，数字优先出版更加显得必要。在“封城”、封小区的非常时期，传统纸质出版劣势凸显，工作基本处于停摆状态，错失很多优质稿源。而实现数字优先出版的期刊编辑部就主动很多，出版工作完全不受疫情影响，不出家门即可实现无纸化办公，编辑利用在线采编系统即可完成“审、编、校”，最终实现数字优先出版。相比于传统纸质出版，数字优先出版的“四个力”独特优势主要表现在:

1．可提升影响力，增加文章引用率和转载率。数字优先出版改变了传统纸质期刊的单向传播，借助互联网新技术实现了更大范围的阅读，增加了曝光率，对提升文章转载率和引用率起到了正向作用，使其成为传统纸质期刊数据引用的延伸和补充，影响了期刊总被引频次和即年指标，对期刊评价大有裨益。产生的下载量和数据引用还可提升作者在学界的学术影响力，从而大大提高作者对期刊的信任度。这种受众数量和影响力不断攀升，是传统期刊传播模式无法企及的。期刊影响因子越高，社会效应越大，可吸引更多的优质稿源，形成了“强者更强”的良性循环。

2．可提升公信力，有利于勘校错误。在繁琐的出版过程中，有时会产生审稿不严、编辑加工不到位等现象。编辑把关不严导致的差错，不仅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而且也给期刊的读者评价造成不良后果，无法产生正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对刊物的信任。数字优先出版就像是一面“照妖镜”，它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有点类似于学术论文在网上提前公示，从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文章异同等方面都会受到专业读者的广泛关注，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勘校错误。传统出版如果出现错误，改正成本非常高昂，要么重印、要么发更正启示、要么把刊物召回，这些都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而数字优先出版在纸质出版之前如同加了一道防火墙，一旦发现问题，通过技术手段，便可及时更正或撤换，为后期纸质期刊的顺利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还可以根据读者的反馈进行互动调整，不断提高期刊的质量和水平，扩大期刊的影响力［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