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唐蕃古道上的文化交流，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唐蕃古道既是连接汉藏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我国和印度、尼泊尔等国文化交流的通道。唐蕃古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变为一条文化交流的路线,形成唐蕃古道文化。1300多年来，朝代更迭，在继承前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唐蕃古道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它独特的一面。
一、唐朝：和亲之旅翻开文化交流新篇章
公元6世纪至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统一的奴隶制王国，定都逻些（今西藏拉萨），自称“大蕃”，唐王朝称其为“吐蕃”。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新建立的唐王朝也迅速发展。双方为了共同的利益，采取了友好亲善的政策，双方多次互遣使节。据粗略记载，200多年间唐蕃双方往来使臣多达200多次，其中唐使入蕃66次，土蕃使臣入唐125次。公元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许配赞普松赞干布为妻，奠定了甥舅友好关系的基础。据《全唐书》等史料记载，唐太宗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送亲队伍随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队伍由大量的各种劳作方面的能工巧匠组成，并携带了大量的种子、工具、药品、绸缎、各种书籍、佛经佛像等物品，这些工匠和物品随文成公主一起进藏，教当地人耕作、冶炼、历算、医药等科学技术和知识。当时藏族没有文字，记事用绳子打结或以木刻划记号的方式。在文成公主的主张下，松赞干布派人进行专门研究，创造了30个藏文字母和拼音造句文法，结束了藏人无文字的历史，从此汉文书籍可以译成藏文，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二、宋代：唃厮啰交流延续唐蕃文化
北宋开国不久，原吐蕃的一个部落首领唃厮啰在以邈州，青唐为中心的青海省湟水流域建立了政权。这是当时以藏族为主体的一个最大的地方封建政权，也是藏族的第一个安多政权。唃厮啰政权在青唐的崛起进一步加强了与宋朝君臣关系的确立，使汉藏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得到延续和加强。在唃厮啰统治时期，青海东部的经济、文化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978年（北宋初期）开始藏传佛教的“后弘期”，青海安多高僧喇钦贡巴绕赛在当地授徒传教，形成了安多佛教中心，山南桑伊寺主益西坚赞派人去安多学习并迎请佛教进藏，这在藏传佛教史中称为“下路弘法”。此外，宋代汉族地区的文化也对卫藏地区的宗教有着影响。例如此时建立的夏鲁寺以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闻名与西藏，它是用藏式殿楼配以汉式宫殿楼阁式的琉璃砖瓦房顶，飞檐兽吻，加上木架斗拱支撑，两种不同民族的建筑风格融合得体，充分显示了汉藏兄弟民族的能工巧匠们亲密的协作关系。
三、元代汉藏文化融合
吐蕃王朝崩溃后，历经了约400年政治上的分裂割据时期，到13世纪中期，元朝统一中国后，将全国划分为11个行省，并把藏区作为一个行省对待，元朝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萨迦代表西藏各派势力归属元朝。中央在藏区设置建制，任免官员，这些官员都纳入品级制内，并遵从内地礼仪服饰规定，从此西藏官场中的礼仪进退就有了兼具汉族、蒙古族、藏族自身的服饰文化。
为使道路通畅，元朝在全国建立驿站，在藏区开辟驿道，驿道从青海汉藏交界处开始，止于乌思藏的萨迦，遍布整个藏区。唐蕃古道的作用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都得到很大发展。如内地的印刷器材及技术、木渡船和造船技术、建筑技术等先后传入西藏。与此同时，藏族的造塔、塑像、工艺等也传入内地。
四、明代汉藏文化交流
元朝覆灭之后，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明统治者在稳固了自身政权后便把目光投向藏区事务。第二年就派官员通过唐蕃古道进入西藏诏谕藏族僧俗首领，要其归顺朝廷，1369年藏区相继归于明朝统辖。1372年，明朝对乌思藏、朵甘思等地实行了“多封众建”、“可以自通名号于天子”的政策，并增强了汉藏文化的交流。明成祖时期藏文《大藏经》在北京刻板印刷。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在山西五台山建造了无座黄教寺庙。据《明史》记载：公元14世纪，汉族的学术思想进一步传入藏族地区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岷州、松洲等地已经开设儒学。天全六番招讨司高敬让曾在朝贡永乐皇帝时，请求派遣子弟入国学读书。景泰时，熏卜韩胡宣慰司从明朝得到了《御制大诰》、《尚书》、《周易》、《毛诗》、《小学》等典籍。汉籍史书中有关藏区历史记载和历代王朝的简况被译成藏文《藏族简史》。除此之外，藏族学者盛行研究编撰历史，这时期主要的史书有《青史》、《贤者喜宴》、《洛扎教法史》、《汉藏史集》、《萨迦世系》等一系列名著。
除了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这一时期汉藏两族在建筑、绘画、雕塑等艺术上也体现了完美的融合。在一些藏族的建筑物中，将传统的建筑艺术与汉族风格的屋顶和斗拱结合起来，实用又美观，形成了藏族的独特风格。建于明弘治五年（1495）的感恩寺就是汉藏两族建筑风格融合的体现。寺内生死轮回壁画中的人物、楼阁和装饰等都使用十分纯熟的汉式风格，在画法上几乎看不出是藏式笔法，因此，生死轮回图是一幅藏式题材的汉式绘画。天王殿右壁是典型的汉传佛教的观音普门品壁画，这幅壁画主体采用传统的青山绿水的皴然画法，赋色柔和，恰到好处。人物的面部和衣纹用墨线勾勒，线条略显粗糙，但整体把我十分到位。比较突出的是大量使用各种形式绘制精工的云烟烘托画面的气氛，而这种绘画方式以及云烟的风格样式与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两侧壁画十方诸佛壁画上的祥云十分接近，真可谓异曲同工。感恩寺的藏传佛教美术遗存所反映出的情况是汉藏两种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了新的风格样式。一方面使用汉式风格绘制藏式题材，同时藏式观念也巧妙的融入了汉传佛教寺院建筑理念中。另一方面，以藏式风格为主的绘画完美的融入了汉式的风格和样式。从明代汉藏绘画和建筑艺术的融合上来看，感恩寺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标志性建筑。
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体现在两个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思想文化、建筑、绘画等方面，还体现在瓷器上。瓷器由汉地通过唐蕃古道传入西藏，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进行贸易往来，作为礼品馈赠的主要物品，它承载了各民族友好关系的同时，也记载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受汉藏两族不同文化的影响，在唐蕃古道沿途出土的很多瓷器，在图案、样式、文字、绘画上都融合了两族的文化。瓷器最早是作为礼品赏赐给其他民族，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形成于明朝以后，所以无论是从西藏还是西安，还是两者之间的唐蕃古道上出土和传世的明清瓷器，都具有明显的汉藏文化融合的痕迹。在许多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承载两族文化的瓷器的记载，比如在《汉藏史集》中有记载，从明代永乐时期，就开始大量生产具有明显藏族文化的器具，比如僧帽壶、藏草瓶等，在上面绘有梵文、藏文、八吉祥纹、汉文、青花折枝纹等兼具汉藏两族文化的装饰。在《汉藏史集》中有一章以图文形式记载了当时融合两族文化的瓷器的图案、纹饰、器形等细节。比较典型的有西藏萨迎寺的藏品——莲池鸳鸯纹龙纹碗，在绘有汉族特色鸳鸯纹的基础上又添加了藏族人民喜欢的莲花纹作为装饰点缀。将汉藏两族文化通过瓷器完美的融合传承下去。同样印证汉藏两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瓷器还有收藏在故宫的宣德青花龙纹僧帽壶，僧帽壶是藏族典型的器具，而以汉族的烧瓷技法烧制而成，并且绘有藏汉两族共同的图腾——龙，完美体现了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
五、清朝汉藏文化交流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清朝建立后，对西藏的管理体制在继承元明两代的基础上，更加密切了中央王朝与西藏地区的关系，对西藏实行“崇黄教以安蒙藏”的政策，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关系和文化交流。1652年清朝邀请早已与清政权建立政治联系的哲蚌寺法台五世达赖觐见顺治皇帝，给予崇高礼遇，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也赐予金册金印。表明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扶持和推崇。虽然清朝继承了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的推崇，但元朝独尊萨迦教派，明朝一度独尊噶玛教派，后又对其他教派一视同仁，清朝则主要尊崇格鲁教派，尤其是达赖和班禅活佛系统。
清朝建国初期，颁行的“时宪历”传入藏区，甘青藏区一些藏族僧人还为此著书传播。许多见证汉藏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著作如《西藏王臣记》、《白琉璃》、《颇罗鼎传》、《四部医典》等，尤其是18世界青海佑宁寺第二辈活佛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著的《土观宗派源流》（藏学家刘立千先生译成汉文），将中原地方的王朝历史和儒学道教等列专章叙述，介绍到藏区。汉译本也将藏传佛教和苯教的源流介绍到内地。
清朝仿效明朝在刻印藏经，大力支持刻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命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雍正二年（1724年）又刻印丹珠尔，第一次出现了完整的北京版《西藏大藏经》。乾隆七年（1742年），对刻板依据那塘新版进行修补。这是清廷以谕令形式刻印的藏文大藏经，采用了当时内地最为先进的刻印技术，选调了以汉族为主的技术娴熟的刻印技工上百人完成。这一项成果不仅对藏族文化，也对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作者：郑苗 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理论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