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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曾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且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将价值观念的培养作为教师的第一要务。千年之后，韩愈所传之“道”虽已不尽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然其教育思想仍有可借鉴之处。中国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最为璀璨鲜活的组成部分，深刻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含蕴丰富的文化教育与思想教育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如何展开是习总书记的号召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提出的新挑战。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中含蕴丰富的思政教育内容
对文学艺术思想道德教育目的的重视可以追溯到文学艺术产生之初，孔子当年确定“六经”时曾说:“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致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ii]孔子的教育目的就是从不同角度涵养受教育者的道德和性情。在他看来，文学的作用是“教”，“诗”的修习在获取知识、感发情志的同时，更是提升道德的途径。受此思想影响，古代文人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追求文学艺术之美与思想之善，力求“尽善尽美”，流传至今的古代文学作品，大都达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古代文论家们也意识到文学不仅是抒情言志的重要方式，还对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定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从《诗大序》中“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iii]到曹丕认为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iv]，都是这一观念的反映。韩愈倡导“文以载道”，更是引导了唐以后文学创作的基本方向，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文化语境，深含丰富的文化教育与思想教育内容的作品为今天课程思政的展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作家面对社会，普遍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强烈的社会使命意识以及积极进取的精神。无论个人穷达，始终心怀家国。其中有屈原为了“美政”理想上下求索的身影，也有杜甫潦倒之余不忘“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声；即使像李白这样颇自我意识的诗人也始终渴望“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在为国建功的事业中成就完满的人生。在侧重表现个人情感的文学体式词曲中，也回荡着爱国情怀，既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一统国家的战士壮歌，也有张养浩在历史洞察中表露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民生关怀；在小说和戏曲这样的通俗文学样式中，也有《水浒传》对黑暗统治势力的反抗和《三国演义》对国家一统的执着与美好仁政的追求，更不乏《红楼梦》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反思。至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尽人皆知的至理名言。对家国天下的关怀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始终的内涵特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古代文学家留给今天的宝贵财190富，充分利用这些财富，可以培养学生刚健有为的人生追求、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以及高尚的家国情怀。古代文学作品还普遍体现了文人对人格完善及学识修养的重视。陶渊明躬耕自资的生活方式中踏实的人生实践与其不役于外物、固守志节的精神追求及遗落荣利、忘怀得失的人格境界相互辉映，为普通人的平凡人生带来诗意化的可能。古人注重人的精神生活，以诗书传家：“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他们倾心向学，鄙薄物质利益追求，享受自然赐予的“清风”、“明月”、“江水”，醉心于“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间。”[v]面对人生，他们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追求个人内在的修养，操守自持，弥诚自信，《醉翁亭记》在仕途失意，身遭贬谪的情形下，仍然始终在渲染一个“乐”字。苏轼也以他高风亮节和卓然不群的人格韵致感召后人，他“奋厉有当世志”[vi]，一生对政治事务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尽言无隐，不顾身害”，不徇私、不盲从，始终保持表里如一，黑白分明的精神，得意时有所作为，失意时不减热爱生活的真性情。他们都是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典范，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当中，深蕴着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意识、价值判断，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生动最直观最方便易得的载体。古代文学中有如此深广的思想道德内容，在当下如火如荼展开的课程思政建设中，《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更不能置身事外，而要在忠实历史的基础之上，深入发掘可资利用的思政内涵，通过对作家作品的释读，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贯穿到课程的教学中去。
二.古代文学课程思政要抓住时机、适时而动
如何将丰富的课程思政内容的有效传递给学生，真正做到“入脑入心”，生硬地灌输是十分不可取的，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聪明智慧。课程思政的建设，追求的不是形式，而是效果，只有与专业内容紧密结合，从内容中自然生发，才能在有限的教学过程中，获得最大化的思政教学效果。以《西游记》的教学为例，这部神魔小说经常被认为是一部“游戏”之作，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和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神奇与众妖精们热热闹闹的打斗，会博人会心一笑而已。然而这种理解显然是浅表化的，只有透过表象理解作品深刻的思想意蕴，才能解释这部作品老少咸宜，雅俗共赏的原因。《西游记》可谓孙悟空的个人成长史，记录了孙悟空的出生、成长、奋斗，直到功德圆满，成为斗战胜佛的过程，这与当代大学生最感兴趣的话题，如个人自由、个人能力与成功的关系、个人奋斗与人生意义等不谋而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由作品本身出发，分别选取三个点，来推进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让学生展开思考与讨论：1.如何理解“大闹天宫”；2.如何评价“强者为尊”；3.如何看待西天取经。在关于“大闹天空”情节理解的讨论中，引导学生认识孙悟空对自由的追求。孙悟空是天地精华所生，从未受过社会规范的教育，保持了自然的天性。为了超越生死，他去学习本领，有了七十二般变化和十万八千里的筋斗云，打到阴司，勾掉了生死簿上猴属的名字，从此冲破了一切有碍于生命永恒和自由的藩篱，此时的追求同人类科技进步的追求一致，都是为了摆脱时间和空间对人们的束缚，这时他的奋斗给人的印象是淋漓痛快的。而大闹天宫恰恰是孙悟空人生追求异化的过程，弼马温的官位品级与齐天大圣的虚名，让他认为个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显示了孙悟空这时的人生追求开始转向名誉、地位与权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呼声是个人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表现。他认为，只有做了皇帝，享受了最高的名誉地位才是自由。大闹天宫的失败在于把自由放置在社会规范之上，所以，孙悟空追求绝对的自由的结果只能是丧失了自由。在“大闹天宫”的过程中，孙悟空提出了“强者为尊”的诉求。“能者上”曾经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共同的价值标准。但是，是否强者就一定能够为尊？这其实是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问题，通过讨论，要引导学生认识，能力是认定人才的极其重要的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刘备、宋江、和唐僧都是团队的领导者，但都不是团队中最有能力的人，他们成为领导者的原因在于道德与理想信念，为团队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并且坚持不懈。刘备在任何形势下都坚持仁厚，宋江始终讲求忠义，唐僧在西天取经的过程中，时刻受到生命威胁却不改初心，一心向西天取经，他们都是队伍中最有信念的人物。“为尊”不只是要有能力，还要有道德有理想有信念，否则就会走上歧路。孙悟空加入西天取经的队伍，是放弃了个人奋斗而最终找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应有的位置，寓指他最终的人生选择。取经是为了普度众生，当孙悟空把个人能力应用到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上，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的时候，他突破了小我，完成了大我，最后成为斗战胜佛，实现了个人最大的自由。当然这个过程充满波折：要干成一番事业，首先要战胜自我在面对各种诱惑之时的动摇。所以孙悟空西天取经路上的第一场战斗就是战胜代表自身欲望的“六贼”；其次还要战胜象征着人生追求中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的妖魔；孙悟空明明一个筋斗可以飞到西天，但是西天取经却要一步一步走过去，人只有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获得成功。西天取经，不但考验了孙悟空的人生，重塑了他的人格，更是挑战与升华了他的信仰、意志和心性。通过对孙悟空的成长过程的解读，我们可以让学生认识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自由与规范的冲突，如何找准自己的社会位置。《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思政教育，或可以同步于专业教育，但需要教师在有限的课时中精心设置思政教学的“点”，自然生发，通过对授课内容的深入理解与精心提炼，适时而动，才能做到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密合无间，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三.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思政效果追求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关注点是历史、是过去，看似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了不相干，然而程千帆先生所说:“研究古代文化文学，是为了活着的人，不想到这一点我们的研究便没有意义。我们把杜甫讲得再好，杜甫也不知道了。我们把杜甫讲得更深刻一些，是为了更多方面贴近文学史本体，是为了现代人，是为了现代的文化创意，包括创作，包括建立我们的文化体系。”[vii]只有深入挖掘文学作品中深广的文化内核，认识“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服务于当代社会，才能让作品获得久远不息的生命力，也让课程本身变得有深度，有活力。习总书记说，好的教育是“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思政教学要做得精妙，隐性教育才是其应该发挥的优长。文学作品本身讲究以情动人，以情感人，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在谈到小说“导愚”、“醒世”、“振恒心”的教育意义时，曾经用一个生动的实例来说明文学对人思想道德的形塑作用：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viii]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不是用干巴巴的道德说教、强硬的理念灌输，而是说书人绘声绘色的情景描绘，引导听众获得对历史画面的生动感知获得的移人性情的效果，因此冯梦龙得出思想教育“从道理上做者必勉强，从至情上出者必真切”[ix]的结论，“三言”即是他以小说的形式来提升社会道德教化的至情演绎。冯梦龙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启示意义。从“至情”上下功夫，从内心深处触动学生，才能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达到对学生的三观教育。就《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来说，教师的思政显性教育要点到为止，重点要放在挖掘文学作品的深厚内涵，融思政于作家作品的分析中，要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融合越密切，教育效果越显著。如果说思政课程讲究的是全方位的教育，而课程思政则要以点带面，该出手时才出手，追求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带来春风化雨的效果。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倡导维新思想时，就特别注意文学的作用，他提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x]四种力，在满足读者心理欲求时会产生“感人”、“移人”作用。“熏”指小说具有潜移默化，使读者在阅读中不知不觉受其影响的作用；“浸”是说小说能够深入人心，感人肺腑，难以忘怀的力量；“刺”指小说具有刺激读者情感使人沉醉的特点；“提”是说小说能够陶冶人的性情，升华人格。这一说法也不妨将之理解为各种文学体式共有的力量，这种力量要发挥作用，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课程思政的教学同样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对学生思想与人格的提振，只有让学生真正浸润于文学作品的无尽魅力中，持久不懈，潜移默化，才能获得思政教育自然、潜在而深入的效果。因此教师只有摆正位置，始终坚持，用情用心，采取柔韧的施力方式，以作家与作品为媒介，时时事事处处关心学生，与学生平等交流，才能使课程思政真正发挥作用。课程思政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注入了灵魂，文学史课程要真正完成弘扬传统文化、提升智慧、陶冶情感、塑造心灵的任务，不但要求教师加强专业素养，同时也要强化教师“文化育人”的使命感，将思政教育全面持久、广泛深入于教学全过程，决不能敷衍行事浮于表面或浅尝辄止。课程思政之所以迫切而必要，是因为塑造学生高尚的人格与理想信念，才是我们教学的终极理想与终极目的。
作者：唐彦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