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内容提要：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老年群体的居住模式发生变化，进一步探讨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纵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居住模式对老年自评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在该影响中的作用，并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结果表明：（1）不考虑内生性问题，亲子同住对老年人心理、社会健康的负影响会被低估。（2）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与子女分住相比，亲子同住对老年自评健康无显著影响，而对老年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都存在显著负影响。（3）将与子女分住进一步细分，发现与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中仅与配偶同住对老年健康状况最好。（4）Sobel及Bootstraps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均表明：社会支持在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中具有传导作用。因此，应打破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尊重老年人居住模式的选择。
关键词：居住模式；老年人健康；社会健康；心理健康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有1.9亿人口，占国内总人口的13.5%。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发展，家庭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家庭规模日益缩小（傅崇辉等，2021）。家庭结构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居住模式的变化，受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过去老年人大多与子女共同居住，而近些年老年空巢及独居比例不断上升，探索新的养老模式应对老龄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对于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研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部分学者认为亲子同住有益于老年人健康。Sarwari等（1998）在一项对65-99岁老年人的追踪研究中发现：独居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Kharicha等（2007）对英国2601名老年人进行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果。Koller等（1984）研究发现：与非空巢居住模式相比，空巢老年人更容易出现不好的情绪，甚至会表现出抑郁。江克忠等（2016）研究指出：亲子同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李延宇等（2017）研究指出：空巢不利于城镇老年人的认知健康。余央央和陈杰（2020）研究发现：老年人在丧偶条件下独居不利于认知健康。部分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与子女分住对老年人健康有利。Blumstein等（2002）认为，与子女同住相比，空巢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更好；Wenger等（2007）认为，老年人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有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该居住模式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经营自己的生活；陆杰华和谷俞辰（2022）使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研究调查数据得出自评健康好、活动能力强的老年人倾向于与子女近邻而非同居；王娇娇（2022）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得出：与子女同住或邻住会显著减弱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对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邢小玉（2021）利用2018年CHARLS数据研究得出：社会支持（家庭、社区、政府支持）对流动老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李蜜（2019）利用CLHLS数据研究得出：社会支持（情感支持、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程度越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越高；靳敬敬（2019）将社会支持分为经济支持、医疗可及、精神慰藉和社会交往四项，发现精神慰藉、参与社会交往均有利于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及心理健康；魏强等（2020）研究得出：社会支持力度越大，农村老年人女性主观幸福感越高。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尽管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但主要选取自评健康、心理健康等单一的健康指标进行研究，如要更客观真实反映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必须从不同的健康维度考察。本文基于我国老年人口健康纵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居住模式对老年自评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在该影响中的传导作用，从而为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以期丰富老年人健康相关研究成果。
二、居住模式、社会支持与老年健康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分析
Grossman（1972）构建了健康需求模型并提出健康资本的概念。此后，该理论在健康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该理论最初，个体被赋予一定的健康资本，随着时间流逝，存量会慢慢减少，人类健康状况就会下降。因此，必须投资能生产健康存量的要素维持健康状况。本文将居住模式的选择作为健康存量，探究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根据人需求的发展先后将其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本文认为，老年人选择适合自己的居住模式可以满足其基本需求，从而直接影响老年人健康。当老年人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如通过获得物质支持、精神慰藉、社区支持等方式满足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那么，居住模式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呢？一方面，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会因为彼此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生活圈子等的不同产生矛盾，对老年人生理及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因为要照顾子女、孙子女生活起居，没有时间参与社会活动，不利于老年人的社会健康。因此，不与子女同住可能会让老年人更自由、更轻松，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的事，安排自己的生活。将与子女分主的居住模式进行细分，其中配偶是老年人情感、物质等最主要的来源。因此，与配偶同住最有利于老年人健康，而独居、养老院居住的老年人因得不到足够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慰藉，可能不利于老年人健康。
（二）社会支持的传导作用分析
社会支持在人类社会开始时就已存在，这一概念由西方学者Sawamura（1977）提出：社会支持是某一个体作为社会成员从其他成员或社会中获得相应的资源。该类资源可以帮助个体处理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挫折。根据社会学定义，社会支持处于某种社会网络中，当个体拥有一个较强的社会支持网络时，如果遇到困难和挫折便能形成良好的适应能力，迎接挑战；相反，当个体社会支持网络较弱时，其更容易遭遇困难与压力。因此，需要社会成员介入以加强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其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当老年人健康出现问题时，社会支持网络就可以帮助老年人稳定心态，改善老年人健康，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结合现有理论与研究成果，本文将社会支持定义为个体在社交活动中获得的来自社会组织、亲人等的一系列的物质、精神及其他支持，将其分为社区支持和精神支持。社会支持的受众群体是老年人，居住模式则体现了不同形式的社会支持。因此，本文聚焦老年人健康状况，探究不同的居住模式构成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如何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当居住模式、社会支持和老年人健康放在同一模型中时，一方面，与子女同住会降低老年人的社区活动参与度，从而对老年人健康产生负向影响；另一方面，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多承担照顾子辈、孙辈的责任，老年人获得的精神支持较少，从而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
三、居住模式、社会支持与老年健康关系的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由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CLHLS数据，该数据主要调查65岁及以上的中高龄老年人，其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全国23个省①，主要调查老年人自身情况、家庭、社会参与状况等，选取该数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本文选取2020年发布的追踪调查数据，其中共有15874名老人被访问，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选取及清洗，最终采用9804个数据进行研究。
（二）变量选取及统计特征
1.被解释变量。本文把老年人健康细分为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三个指标。其中，自评健康根据问卷中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和自评生活质量两者分值加总进行衡量。其中，将不能回答者赋值为6，取值范围为0-12，分值越高表明自评健康状况越差。心理健康选用问卷中“你担心一些小事吗”“你感到悲伤或者沮丧吗”等9个问题衡量。其中，将不能回答问题者赋值为0，取值范围0-45，分值越高，说明心理健康状况越好。社会健康选取调查问卷中的“你经常与朋友互动吗”“你现在打牌吗”等9个问题衡量，取值范围1-45，分数越高，表明社会健康状况越差。2.解释变量。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的居住模式，该指标选取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是“您和您目前共同居住的人的关系”，将不与子女同住老人的居住模式定义为与子女分住，赋值为0；反之，定义为亲子同住，赋值为1。为进一步探讨与子女分住模式下老年人更具体的居住模式，将与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细分为独居，赋值为1；仅与配偶同住，赋值为2；与他人居住，赋值为3；养老院居住，赋值为4。3.传导作用变量。将社会支持分为精神支持和社区支持两个层次，并在这两个层次上展开研究。其中，精神支持选取问卷中“日常生活中第一个经常和你交谈的人是谁”“需要分享想法时第一个和你交谈的人”“遇到问题或困难时第一个寻求帮助的人”三个指标，将没人交谈赋值为0，反之，赋值为1，取值范围为0-3。取值越高，表明老年人获得的精神支持越多。社区支持选取问卷中“你所在社区是否提供个人护理服务”“你们社区有家访服务吗”“你们社区有心理咨询服务吗”等9个问题衡量，将无该服务赋值为0，有该服务赋值为1。取值范围为0-9，取值越高，表明老年人获得的社区支持程度越高。本文将选取的控制变量分为：个人特征变量、经济变量及家庭变量。其中，性别、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属于个人特征变量。经济变量包括经济状况、有无退休金。家庭变量包括资金来源、日常照料、子女个数。
（三）模型设定
考虑到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拟选取房屋来源、房产权属作为工具变量。其中，房屋来源选取问卷中“您的房子是购买的/自建的/继承的/租用的？”进行衡量，其中，没有房子赋值为0，自己购买赋值为1，自建赋值为2，继承赋值为3，福利性公共住房赋值为4，租房赋值为5，其他赋值为6；房产权属选取问卷中“您现在的房子是以谁的名义购买或租用的？”进行衡量，其中，没有房子赋值为0，自己购买赋值为1，子女购买赋值为2，将以孙子、其他亲属或其他人名义购买的房子定义为以他人名义购买，赋值为3。本文在选择房屋来源、房产权属两个工具变量的基础上。其中，living表示老年人居住模式，health表示老年健康；C1、C2表示两个工具变量房屋来源和房产权属；Xj影响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其他外生变量，Xi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其他控制变量；琢0、琢1、琢2、琢3、茁0、茁1、茁2均为待估参数；着i、滋i为随机误差项。在构建上述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需进一步检验所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是否有效，表1即为检验结果。由检验结果可知，居住模式作为内生自变量，房屋来源、房产权属满足外生性假设，且F值＞10，所以不存在弱工具变量。另外，在进行DWH检验时，发现自评健康的检验结果P值为0.3577，表明该模型存在异方差，即该模型的参数估计量是非有效和非渐进的，影响了估计效果。因此，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讨论最终选取GMM回归。而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检验结果都不存在异方差，最终采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
四、居住模式、社会支持与老年健康关系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居住模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本文采用GMM估计方法研究居住模式对老年自评健康的影响（详见表2），同时将OLS回归结果及2SLS回归结果纳入讨论。若不控制内生性（采用OLS回归），其拟合系数为0.119，且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相对于与子女分住，亲子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存在显著负影响；可能是因为：随着我国养老制度体系的完善，老年人获得更多的经济地位及自由，老年人为避免因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差距而引起的矛盾而选择不与子女同住，该模式可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控制内生性后，GMM估计及2SLS回归结果显示：虽然亲子同住对老年自评健康不利，但这一结果不显著，这说明若不考虑居住模式与老年自评健康之间的内生性，将会高估两者的影响。从老年人的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对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系数为0.4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越差。受教育程度对老年健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1%水平上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越好，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本身对自己健康状况的重视程度也越大。从老年人的经济特征方面看，经济状况及老年人是否有退休金对老年自评健康都有显著影响。经济条件越差，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越差。相反，与无退休金的老人相比，有退休金对老年自评健康不利，这可能是因为有退休金的老年人都有固定收入，所以在生活中受到子女照料的机会就少，使老年人从内心产生自身健康状况较差的想法。从老年人的家庭特征来看，日常照料及子女个数对老年自评健康有显著影响。结果显示：在生活中得到配偶照料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最好，被其他人照料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最差，其系数为0.392，且在1%水平上显著；子女个数越多，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越好。
（二）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如表3所示，OLS回归结果显示：亲子同住对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系数为-1.484（1%水平上显著）；而考虑内生性后的2SLS回归结果表明：亲子同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为-4.531（1%水平上显著），可见不考虑内生性，其负向影响结果大约低估3倍。可能是因为：与子女同住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互动频繁而引起冲突或矛盾，长时间老年人会产生心理负担从而不利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三）居住模式对老年人社会健康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表4所示，控制其他变量后，亲子同住对老年人社会健康状况有显著负影响。可能是因为：亲子同住老年人需要花大量时间去照顾子女及孙子女，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参与社区活动，增加老年人社会健康负担。其回归系数为1.387，且在1%水平上显著；如果不控制内生性，OLS回归系数为0.411（1%水平上显著），很大程度上会低估其影响程度。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亲子同住虽然不利于老年人的自评健康，但这一结果不显著；而亲子同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社会健康都存在显著负影响，与子女分住反而有利于老年健康。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具体，本文对与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进一步细分（独居、仅与配偶居住、与他人居住、养老院居住），进一步研究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研究结果表明：与老年人独居相比，仅与配偶同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健康均有显著正影响；而在养老院居住及与子女共居的回归结果正好与其相反。且在养老院居住的老年人自评健康最差，与他人居住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最差。因此，在与子女分住居住模式中仅与配偶同住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最好。
（四）社会支持的传导作用检验
1.Sobel中介效应检验。本文通过stata15.0进行Sobel中介效应检验，以验证社会支持在居住模式与老年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对于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居住模式在社区支持中的中介效应系数为0.0097，且在1%水平上显著；居住模式在精神支持中的中介系数为-0.0205（P<0.01），二者在Sgmediation命令检验过程中，Sobel检验、Goodman1检验及Goodman2检验均在1%水平上显著。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社区支持没有起到传导作用，而居住模式在精神支持中的中介效应系数为0.0738（P<0.05）。社区支持与精神支持在居住模式对老年社会健康的影响中起传导作用，其检验均满足显著性要求。2.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为进一步提高统计效力，本文采用更为权威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Bootstrap方法进一步检验，在95%的置信区间下抽样500次，其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只有社区支持在居住模式对老年心理健康影响中产生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社区支持在其中没有起传导作用；其他检验结果中介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社区支持和精神支持在其中起传导作用，此结果与上述Sobel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居住模式与老年人自评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之间均存在内生性，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发现与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相比，亲子同住对老年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但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都存在显著负影响，而不考虑内生性则会低估亲子同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的负影响；将与子女分住的居住模式进一步细分得出与老年人独居相比，与配偶同住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最好。传导作用检验得出：除社区支持在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中没有起到传导作用外，社会支持在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中起到传导作用。
（二）政策启示
1.积极转变传统家庭养老观念，适应新型养老模式。应给予适当的补助，激励老年人尽可能在符合自己意愿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模式中安度晚年，实践积极老龄化。对于老年人自身而言，应突破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树立新时代养老观。2.加大养老服务供给，缩小群体差异。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养老方面的支持力度，适当提高老年人的退休金、养老金，保障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应对高龄老人、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有经济困难的老人和无子女的老人给予更多的关爱，政府应对这类群体设置专门的补贴制度。子女也应给父母提供经济、身体上的全面支持和帮助，给予父母更多的情感慰藉和亲情关爱。3.丰富社区活动，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积极性。要支持街道社区积极为老年人提供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组织开展文化体育活动，实现老年人娱乐、健身、文化、学习等方面的结合。社区要建立足够的老年活动中心，为老年人提供活动场所，同时要充分发挥老年人所在社区的社会支持作用，经常组织娱乐性活动，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活动，减轻其孤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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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红利 单位: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