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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组织学习理论，探究数字化转型微观机理，并通过205份企业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组织变革和技术创新来实现，并且这二者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学习可进一步细分为跨组织边界学习和跨知识边界学习，并且跨组织边界学习和跨知识边界学习在数字化组织、数字化技术和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组织学习；企业绩效
一、引言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化进程。“十四五”规划中，国家明确提出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激励着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然而，根据埃森哲发布的《2021年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84%的企业未能取得预期的转型效果。依旧存在的“数字化悖论”表明不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都难以取得预期的回报。虽然不少学者对数字化转型进行了研究，但其研究多集中在数字化转型结果，如数字化转型对生产要素及产业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影响，现有文献仍然缺少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机理层面的研究，因此难以解释数字化悖论现象。在数字化时代，企业面临的技术、市场环境变化越来越剧烈，企业与产业的边界被打破并融合，企业需要在深化利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跨越组织边界壁垒去获取新的资源，即企业需要进行组织学习。Argyris(1978)最早提出组织学习，认为组织学习是适应外界环境的过程，后续研究发现组织学习对企业的竞争、创新和绩效有影响，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能力，但多数研究集中在个体、团队和组织的内部，对于跨边界学习研究较少，因此本文进一步把组织学习分为跨知识边界学习和跨组织边界学习，前者是指企业通过探索式学习或者利用式学习整合资源的过程;后者是指企业跨越组织边界获取新资源和知识的过程(钟竞，2008)。因此本文试着从组织学习的视角出发探究数字化转型内在机理，构建“数字化转型－组织学习－企业绩效”即“行为－能力－绩效”的研究框架，并通过205份问卷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旨在进一步阐明数字化转型机理，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二、研究假设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是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然而学者对数字化转型并没有统一定义，一些学者从技术视角方面进行探讨，如Westerman等(2014)将数字化转型概括为企业全面采用数字化技术，是企业利用数字、社交、移动和新兴技术转变工作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过程。随着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学者开始从组织变革视角去定义数字化转型，Vial(2019)认为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数字技术所引起的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的重组以及带来的效率与绩效的提升。Usaietal.(2021)认为数字转型只适用于那些能够改变组织、思维方式和未来愿景的公司。由数字化转型定义可知，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数字化组织变革和提升数字技术能力。
(一)数字组织变革与企业绩效
数字化组织变革的核心是指企业对组织进行调整和革新，提升组织的敏捷性，使组织能更加开放灵活地应对外部环境改变。数字化时代企业对市场外部环境和客户需求变化反应灵敏度决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以科层制为主的组织架构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同时，数字化时代企业员工掌握的单一的资源和能力不再是企业的优势来源，相反还会阻碍企业的转型。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完善企业内的知识流动网络，将共享知识转化为组织资源，快速整合各种资源要素进而实现价值共创，并依据具体情况调整运营和组织架构，在横向上打破部门墙，消除部门边界，增加管理跨度、纵向上实现扁平化，使组织更为敏捷，实现内部协同，使组织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中，能够快速响应市场，最终提升企业绩效。华为的“项目铁三角”组织架构，就是面向客户、以项目为中心的动态组织，在专业后台的支持下，将一线员工、业务部门与客户连接起来，从被动响应客户到主动对接客户，从而高效解决客户的实际痛点，并且在一个项目完成后会自动解散、重组完成新项目。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数字组织变革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二)数字技术能力与企业绩效
数字技术能力是指企业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实现信息收集和技术创新的能力。数字技术为企业带来全新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模式，能有效发现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大幅度降低销售费用，加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实现“以销定产”，大大降低库存成本;同时优化企业的生产销售管理流程，实现精确化管理，减少成本，从而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王海花等(2022)通过Meta分析发现数字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张省和杨倩通过对数字技术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并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数字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三)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
Argyris(1978)从行动视角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不断试错适应外界行为的过程。Gomesetal.(2017)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创造、获取、转移和整合知识的能力，以及为适应新的情况而改变组织行为以提高组织绩效的行为。数字化背景下的组织学习不仅仅是企业为了获取外界资源而采取的行为，更是为了引入新思维，融合异质性要素创造新价值的过程。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打破边界壁垒，实现数据自由流动。数字化时代，虽然组织学习的形式和方式都有了变化，但组织学习是组织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实质没有发生改变，因此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是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通过数字化组织变革，企业能实现前、中、后端的有效整合。前端整合各类生产资料;中端消除信息不对称性;后端直接连接消费市场，快速反馈市场信息，企业组织柔性和无边界特征更加明显，组织从封闭走向开放，组织之间的协同能力得到提高。数字化组织使得团队和跨界合作更为灵敏，并且组织内通常包含不同专业背景人员，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从而更好地将用户需求贯穿到企业全流程中，实现“人企合一”。企业通过跨组织边界学习和跨知识边界学习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对内外部环境资源的整合，促进生产端和消费端产生价值共创行为，快速推出新产品和服务，从而获得市场优势。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1a:组织变革对跨组织边界学习具有正向影响;H1b:组织变革对跨知识边界学习具有正向影响;H1c:跨组织边界学习在组织变革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H1d:跨知识边界学习在组织变革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Edmondson等认为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改变组织行为的触发器。具有可编辑性、可扩展性、开放性和关联性等特点的数字技术，使得企业间的沟通交流更加方便，使企业能快速经济地识别、获取所需要的和未被利用的有价值的资源，有利于企业进行跨知识边界学习，并且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提高资源的多样性，进而促进跨组织边界学习。Dodgsonetal.(2013)通过IBM案例分析表明虚拟技术有利于企业跨越组织和物理边界进行学习。而企业通过组织学习能高效重组利用内外部资源，转变现有生产、经营、管理模式，开发新业务，带来全新的商业模式和提高绩效。杨祎等(2021)发现AI应用与管理能力的均衡有助于企业进行组织学习并提升企业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H2a:技术创新对跨组织边界学习具有正向影响;H2b:技术创新对跨知识边界学习具有正向影响;H2c:跨组织边界学习在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H2d:跨知识边界学习在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综上分析，本文同时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组织学习与绩效提升的全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实证检验
(一)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获得问卷:(1)上海理工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EMBA、MBA学员，此类对象既具有丰富的企业实践经验，又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因此能增加问卷的可信度与有效性;(2)通过研究团队社会关系，向符合要求的人员发放问卷。本次调研时间为2021年3－4月，共收集到313份问卷，删除填写时间过短以及选项具有明显规律的问卷，剩余有效问卷为205份，问卷回收率为65.5%。
(二)变量测量
本文以前人的研究为参考，并根据实际进行修改。数字化转型共分为数字化组织变革和数字化技术能力两个维度，参考柳振龙的研究，每个维度5个测量题项;组织学习的测量以Ancona和Caldwell(1992)开发的量表为基础，得到9个测量题项，其中跨组织边界学习包括4个题项，跨知识边界学习包括5个题项;企业绩效的维度研究量表比较成熟。本文通过客户满意度、市场占有率、营业额、利润率4个测量指标来评估企业绩效。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一)信效度检验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利用SPSS25.0对量表信度进行分析，量表总体克隆巴赫系数为0.922，且各维度克隆巴赫系数均在0.7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对量表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得到KMO值为0.912，Bartlett值为2122.741，df为253，显著性p=0.000，表明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Amos26.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各变量进行区分效度检验，结果表明六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χ2/df=1.360，ＲMSEA=0.042，CFI=0.960，TLI=0.954，IFI=0.960)，证明各变量间有良好的区分效度。此外，采用Harman单因素检测法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同源性误差。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共提取到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未旋转时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为37.248%，低于40%，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176%，大于60%，由此可知，本研究没有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方法分析各主要变量相关性，各变量的相关性在0.428至0.589之间，且在0.01水平下是显著相关的，由此可知原假设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三)假设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数字化转型、组织学习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模型1、2可知，数字化组织变革和数字化技术能力对跨组织边界学习和跨知识边界学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a、H1b和H2a、H2b得到验证;由模型3可知，数字化组织变革和数字化技术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和H2得到验证。由模型4、5可知，跨组织边界学习和跨知识边界学习在数字化组织变革、数字化技术能力和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H1c、H1d和H2c、H2d得到验证。在SPSS的process插件中，选择Model4，采用Bootstrap方法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如表2所示，假设H1c、H1d和H2c、H2d再次得到验证。
五、结语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组织学习理论，探究数字化转型微观机理，并通过205份企业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对企业组织进行变革、提升数字技术能力来实现，并且这二者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VUCA时代，行业竞争的逻辑本质发生了改变，其核心在于发现、实现甚至是引领消费者的需求。(2)组织学习可进一步细分为跨组织边界学习和跨知识边界学习，并且跨组织边界学习和跨知识边界学习在数字化组织变革和数字技术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转型使组织学习具有全新的方式和特点，打破了组织学习的时间与空间限制，促进了企业跨组织边界与跨知识边界学习的产生。通过组织学习，企业能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拓展与完善现有知识与技术，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并适应动态环境变化，最终提高企业绩效。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研究通过引入组织学习这一中介变量，打开了数字化转型的“黑箱”，同时探讨了数字化背景下的组织学习，并进一步把组织学习细分为跨组织边界学习和跨知识边界学习。以往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多聚焦于组织内部，较少研究跨边界的组织学习，本文进一步扩展了组织学习研究领域。
2.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提供了一些建议。(1)在组织架构方面，管理者应当充分信任并赋权各组织，减少组织层级，精简业务流程，使管理扁平透明，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不同管理主体和业务在同一流程中相互协调、支撑和配合，提高组织敏捷性。同时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组织内部流程管理，搭建知识文化交流共享的平台，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消除部门间的信息壁垒，鼓励员工之间相互交流与分享，加强与外部的交流合作，注重形成以客户、项目为中心的动态组织，从而快速敏捷地应对外界环境变化。(2)在数字技术能力方面，构建以内容管理(ECM)底层核心能力为基础的知识管理系统，将难以分析的非结构化数据转换为可分析的结构化数据，从而使数据背后的知识更易分享与使用，重点实现业务系统与知识管理系统相互融合，并且通过知识管理系统AI化，对各阶段业务数据进行实时收集整合分析，提升企业对消费者所需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同时也要关注技术发展趋势，要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技术与商业的可用，探索新的可持续的商业服务模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现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的双提升。(3)组织学习思维是一种战略思维能力，企业管理者应该注重组织学习思维的培育，通过营造良好的学习文化氛围，将组织学习应用到企业具体转型和经营中。构建多元化的知识交流渠道，加强同外部环境交流，认真听取消费者的意见与建议，把外部环境与消费者纳入到企业经营生产体系中。例如提供开放式创新平台、建立微信社群，将公域、它域流量转变为私域流量，从而第一时间发掘用户的需求，实现价值共创。同时注重数字技术与跨边界学习能力的融合，通过跨组织边界和跨知识边界学习，去探索开发新知识新领域，在“干中学”中提高市场洞察力，实现企业知识的更新，快速发现市场机会，获得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绩效。
3.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1)本文使用主观数据去测量绩效，尽管有研究表明主客观绩效具有一致性，但如果能获取客观的绩效数据，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将会增强文章的可信度。(2)本文未区分不同行业特征对企业组织学习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区分行业性质进行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刘嘉慧，高山行.数字经济环境下企业跨界内涵:价值主张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1):63－70.
王海花，李烨，谭钦瀛.基于Meta分析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影响问题［J］．系统管理学报，2022，31(01):112－123.
钟竞.高技术企业跨边界学习研究［D］．同济大学，2008.
作者:赖红波 乐阳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