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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采用2000-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提升的阶段性赋能效应。研究显示,数字经济在促进流通业质效升级的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赋能效应。当数字经济水平处于不同阶段时,其对流通业质效的边际作用强度不同,基本上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阶段性提升,对流通业质效的影响作用强度也趋于提高。根据门槛值映射到样本年份,将样本划分为2000-2007年、2008-2017年、2018-2021年三个时段,分时段检验结果也显示了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的边际作用强度逐阶提高。
关键词:数字经济;流通业质效;阶段性;赋能效应
引言
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流通业在结合商品供求和保障供应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随着流通业规模不断增加,企业效率不高、能耗居高不下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对提升流通业质效和促进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阻滞。在数字化时代,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建立在与数字经济强强融合的基础上,也可以说数字经济是赋能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一股新泉。当然,数字经济在我国的发展也存在渐进性,在数字经济规模培育壮大的过程中,其所积蓄的驱动能量也有明显阶段性差异,因此对流通业质效升级所能提供的赋能作用也可能出现阶段性差异。基于此,本文通过实证来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提升的阶段性赋能效应。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提升的总体影响机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新业态模式,理论上对流通业质效产生了重要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技术创新。数字经济下布局了一批掌握新兴技术的主体,可以为流通业带来供分析和利用的数据资本以及相关要素,同时也可以为流通企业管理提供新型组织模式和发展业态支撑,帮助企业改进技术模式。数字经济相关主体拥有强大的嵌入能力,与流通企业的融合可以革新流通渠道,形成大型电商平台,从而提升流通企业运营效率,提高企业在经验和管理方面的综合能力(王静、韩启昊,2021)。依托“互联网+”模式,能促进传统流通企业逐步向网上商超、无人智能超市等多元转型,提升在销售和物流等方面的绩效水平。依托数字技术向传统流通企业的渗透,可以促进流通领域实现全过程“互联网化”,加速相关要素流动效率,并形成高效率和柔性化的流通体系(陈湘,2022)。二是促进流通供应链优化。依托数字技术,可以促进流通供应链上中下游相关主体和环节的融通,相关主体建立数据共享中心,共享具有共同利益的信息,从而降低流通企业获取信息和要素的门槛,提升关键信息资源的掌握和利用效率(段平方、郭俊茂,2021)。这可以帮助流通企业结合实时情况进行流程动态调整,从而促进供应链上流通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的无缝对接。依托数字经济,流通企业不再依赖于传统扩张模式,逐步转向为消费者提供精准服务,减少沉没成本,助力企业规避价格无序竞争甚至扭曲,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效益空间(陈泽楷、郭文星,2022)。良性循环的流通供应链,可以促进上游生产端与销售端的融合,优化供求关系,激发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的消费热情,也从侧面提升流通企业质效。三是促进成本降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和布局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嵌入基础设施,形成新基建空间格局,能进一步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在支撑当地商业经济运行方面的功能,也能积极提升当地政府管理效能,从而为流通企业发展提供有利外部环境。数字经济提供的新技术,可以促进流通企业创新升级,提升资产、劳动力和能源等要素的边际产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单位投入效益(王静、韩启昊,2021)。数字经济在流通业领域的应用,不但拓宽了企业上游供应商的选择范围,同时也缩减了中间各类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附加值(段平方、郭俊茂,2021)。数字经济也能降低流通企业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企业在跨区域供应商目录中进行跨域实时调度,优化供货渠道,从而进一步提升发展质效。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提升具有正向作用。
(二)关于阶段性赋能效应的假设
以往在实证研究一个经济因素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时,习惯采用线性方法,即通过传统的时间序列或者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即默认该经济因素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是线性固定的。但事实上,无论是何种经济因素,本身也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因此在不同阶段所具备的内在能量也是不一样的,所能驱动流通业发展的动力也存在差别。对于数字经济而言,目前我国已初步进入较快发展时期,数字经济规模增势显著。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来看,1995-2003年主要是“网站为王”的阶段,搜索引擎是当时的主流,但数字服务相对单一;2004-2012年是数字服务的爆发增长阶段,在线支付和物流信息等信息技术不断兴起,差异化服务不断锁定客户;2012-2019年是数字经济“流量竞争”阶段,智能手机成为数字服务终端,App、二维码等成为客户使用主流,拥有流量即拥有制胜关键;2020年之后步入流量升级阶段,光靠大量同质化的流量已无法满足客户需求,特别是直播电商内容和场景不断丰富多元,使得消费者越来越聚焦新鲜感和品质感。由此,数字经济在不同时期所提供的服务业态和模式是不一样的,消费者对数字经济的认知和应用,以及数字经济在市场应用中的深度等也都存在差异(居桦、崔馨方、居占杰,2022)。基于这方面考虑,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的影响也因时而异,理论上认为该影响效应是符合时变趋势的,即存在一定的阶段性赋能效应。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存在阶段性正向赋能作用。
理论模型与变量选取
(一)理论模型设定
在检验阶段性影响效应的方法中,门槛效应模型是一种较常用的理论模型,主要用于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在不同取值范围对被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化存在的特征和趋势。门槛面板数据模型框架如下:其中,下标i表示地区截面,t表示时间;变量Trade表示流通业质效,lnTrade为取对数后的流通业质效水平;I(·)表示关于流通业质效的示性函数,θ1-θm为不同门槛值,这里假定存在m个门槛值;Digit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流通业劳动力、流通业资本、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4个变量作为模型控制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于是,其中,Labor表示流通业劳动力,Cap表示流通业资本,P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Finance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其余变量和符号的定义同上。
(二)变量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样本时间范围是2000-2021年,所选地区包括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其中西藏自治区由于数据缺失值较多,影响研究结果,因而不列入样本范畴。本文所选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各省市统计年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流通业作为复合型产业,包括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3个门类。变量指标选取如下:被解释变量。流通业质效水平并不能通过统计库中的指标直接衡量,本文借鉴理论界已有的研究经验,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测算。基于Anderson & Petersen(1993)提出的超效率DEA模型方法,测算各地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流通业质效水平的指标。这里设定n个决策单位,即代表n个地区。根据模型,θ表示每个决策单位的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值,即代表流通业质效水平值。超效率DEA模型与传统DEA-CCR模型不同(毕然、于志华、乔文祯,2021),θ值在取值上不仅可以小于1,也可以大于等于1。λj表示第j个决策单位的适合比例系数,s-、s+表示相应的松弛变量,ε表示阿基米德无穷小值。核心解释变量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身是一个综合指标,且目前关于数字经济方面的统计指标体系并未建立,相应责任部门公开的数据中也较难找到直接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基于此,本文借鉴王静、韩启昊(2021)的做法,选取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水平、数字服务企业应用和数字服务个人应用4个维度,综合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其中,数字经济基础设施采用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两个指标共同体现。数字产业水平采用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劳动生产率表示,即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主营业务收入与该行业从业人员数的比值。数字服务企业应用采用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作为指标。数字服务个人应用采用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电信业务总量作为指标。于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可表示如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1/8×(光缆线路长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1/4×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劳动生产率+1/4×企业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数+1/8×(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电信业务总量)(4)在具体测算过程中,考虑到不同指标的量纲差异,对所有指标均采用归一化方法,首先得到各指标的无量纲值。控制变量方面。流通业劳动力采用流通业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流通业资本采用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金融发展水平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实证结果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总体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对于结果三,门槛效应检验最终得到两个门槛值θ1和θ2,限于篇幅,省略门槛值选择过程。首先,第二列回归结果中,数字经济变量系数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据此可以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总体上可以显著助力流通业质效水平提升。根据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发展为流通业质效创造了三方面有利条件:一是通过新型技术为流通企业技术创新和理念提升带来有效赋能效应,提升流通企业经营和供给体系质量;二是通过优化流通供应链,打通链条上协作主体,提升供应链运作效率,为流通业发展创造更大效益空间;三是通过数字技术的降本效应,有效提升流通企业要素投入边际产出,从而提升流通业发展质效。本文的实证结果验证了数字经济驱动流通业质效升级的理论假设。在此基础上,重点观察第三列回归结果。这里存在两个临界值,分别为-0.3246和0.3050,由此可根据临界值将影响效应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值小于-0.3246,此时数字经济变量系数值为0.0589,且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即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在0.7227以下时,数字经济发展对流通业质效的边际效应系数为0.0589;第二阶段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值介于-0.3246和0.3050之间,此时数字经济变量系数值为0.1733,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对比发现,此时边际效应系数较第一阶段有一定提高,可见随着我国数字经济水平提高,其对流通业发展质效的边际促进作用也有所提高;第三阶段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数值大于0.3050,即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高于1.3566时,此时数字经济变量系数值为0.3009,且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比较三者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居于高位时,其对流通业质效的驱动力也相对处于高位,第三阶段的边际效应系数显著强于第二阶段。总体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流通业质效产生了较为显著的阶段性赋能效应,且在2000-2021年期间,根据数字经济水平高低,总体分为三个阶段,且随着数字经济水平提升(表现为阶段递进),其对流通业质效的影响作用强度趋于提高。基于上述阶段性赋能效应的实证结果,本文将门槛效应的临界值置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动态趋势中进行审视。图1给出了2000-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动态趋势(历年均通过取省级样本相应指标平均值得到),从数值上看,第一个临界值居于2007年和2008年的数值之间,第二个临界值居于2017年和2018年的数值之间。初步观察可以发现,2000-2007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呈现增长趋势,但增长幅度相对不高;2008-2017年该指数呈现高速提升趋势,2018-2021年仍处于提升态势,但增势有一定回落,从指数大小来看较以往明显处于高位,数字经济积累了大量发展能量。
(二)时序分段检验
本文将时间样本划分为三个阶段,即2000-2007年、2008-2017年、2018-2021年,分别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回归,验证各阶段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的影响,进一步观察阶段性赋能效应,另一方面也对上文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见,以年份为阶段,三个影响系数的阶段性变化趋势逐渐提高,在2000-2007年的结果中,数字经济变量系数为0.1030,2008-2017年数字经济变量系数提高至0.1783,2018-2021年则又提高至0.2514。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影响系数的时序分段变化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结果相似。由此,也进一步说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的边际作用强度之所以存在阶段性赋能效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数字经济水平的高低,当数字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所包含的能量也会达到新的台阶,从而激发更大驱动力。结论及启示本文通过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流通业质效升级。但这仅是从总体层面而言的,事实上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的作用呈现阶段性赋能的规律。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随着阶段递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处于上升趋势。而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阶段性提升,其对流通业质效的影响作用强度也趋于提高。将数字经济水平的两个门槛值映射到样本年份,对应可将样本划分为2000-2007年、2008-2017年、2018-2021年三个时段,分时段数字经济对流通业质效的边际作用强度不断提高,进一步证实了阶段性赋能效应的存在。根据研究结论,可得到两点启示:首先,要抢抓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有利契机,加快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数字技术和服务向流通业诸多领域渗透,以释放数字经济驱动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其次,在流通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也要结合数字经济阶段性赋能效应的客观情况,对流通业的阶段性培育加以审视,特别是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地在力推流通企业数字化改革过程中,要充分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找准流通业当前发展现状及近期定位导向,着力推动流通业与数字经济的有机融合,以有效激发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增长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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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亚丽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