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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辜鸿铭先生学贯中西、阅历丰富，他恪守现代传播学中职业“把关人”的必备的素养资质，采用归化翻译和写作策略，把中国文化带到“第三空间”，让中西两种文化就彼此的差异性进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融。运用霍米·巴巴“第三空间”等现代传播学理论，探讨辜鸿铭“归化”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中华文化的宝贵借鉴。
辜鸿铭是第一位独自将《论语》《中庸》《大学》等四书五经翻译成英语的中国人，其英译《论语》广受西方读者的青睐；同时因为他用英语在报刊上“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与文化，能够搔到人家的痒处，”并在西方世界激起了极大反响，以至于他在西方享有“报界最著名的中国撰稿人”的美誉。［１］３０９他曾与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在通过信中聊过“中国的语言里面中的‘道’字代表指示给世界的自由的新路径，‘道’就是和人类的永久的法则相符合的生活；［２］６０５英国的毛姆曾在其游记《中国剪影》（Ｏｎ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ｒｅｅｎ）中描述道，“这里住着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去拜见他的愿望是我这次跋涉的一个诱因。他是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据说他英文德文都讲得很流利。”这里的他指的就是辜鸿铭；［２］５９４丹麦的勃兰兑斯赞扬辜鸿铭是“卓著的中国学者，精通东方学术，熟谙法语德语拉丁语，写的是英语，引据的是法德作家，让人感兴趣是他新颖讨人喜欢的观点”；［３］６０９－６１０泰戈尔来华访问期间也曾与之交流过思想并合影留念等等。
现代传播学理论称负责收集、处理、遴选和传播信息者为“把关人”（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４］２０５“把关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审查、评价、导向和桥梁。［５］１２４“第三空间”是源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人物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定位》。霍米·巴巴认为“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会打开一个‘间隙性空间’（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ｓｐａｃｅ），它不赞成返回到原初的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同时也赞成沉溺于主体的无休止分裂中”。［６］３６在霍米·巴巴看来，不同文化交汇而成的“间隙性空间”形成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包含并超越殖民文化和被殖民文化所形成的二元对立的空间，是一个开放包容的空间场域，不同的文化因子活跃在“第三空间”。辜鸿铭翻译《论语》《中庸》《大学》等四书五经的传播过程就是在他作为“把关人”在“第三空间”处理、择选和传播信息的过程。具有自发朴素的辜鸿铭在西学东渐日益占主流的２０世纪初主动通过翻译和写作将中国文化带到“第三空间”，消解中西方文化摩擦与冲突，并使中国文化在海外的有效传播。
一、从自我觉悟的“内在传播”
看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初衷传播学的人内传播是指个体接受外界信息后在个体内部传播信息，［７］７３］“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传播信息的主体和接受信息的客体是同一个体，一切发生于个体内部的信息传播，如理解、思维、意识等都是个体的内向传播，”［４］１２１－１２２而每位正常的传播主体就好比是架集传送、接受、贮存和加工等功能于一体、无比精巧的信息处理装置。［８］１０辜鸿铭祖籍福建同安，出生于南洋，在苏格兰长大并在爱丁堡大学获得文学、哲学、社会学等等学科学位，继而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辗转求学，斩获科学、工学等学科学位、精通英、法、德、拉丁语、希腊语等多门外语，精通西学的西洋博士的辜鸿铭机缘巧合，偶遇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马建忠，在马建忠的启迪下，辜鸿铭痴迷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随后他在香港广泛阅读西方汉学译著，深入研究《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由此在多元文化碰撞的“第三空间”使得辜鸿铭完成了中西方跨文化背景的“人内传播”，在这种“人内传播”的文化旅行中，辜鸿铭选择和形成了既有西方文化的“他者”，又有中国文化的“自我”的杂糅的文化身份，在身份协商的“人内传播”的过程中审视中西文化冲突，在以“西学东渐”为主、“中学西渐”为辅的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特定时期，辜鸿铭这位具有自发朴素的“把关人”具有当时国人无法理解的强烈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感感、自豪感和紧迫感，他翻译《论语》《中庸》《大学》的初衷在于他期望望西方读者能够纠正对中国文化固有的曲解和偏见，进一步化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蛮横，更好地认识并认同中国文化，平等地对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辜鸿铭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９］１因此，他期望通过英译《论语》等来改变汉学家英译《论语》的不足，并借此修正西方人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成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翻译《论语》的初衷，尽管不是源于现代“把关人”理论的灵感，可是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不经意间，契合了现代“把关人”的角色定位，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朴素自发的把关意识。
二、从“把关人”理论看辜鸿铭独特的“归化”翻译
“把关人”就是负责收集、处理、遴选和传播信息者。［４］２０５辜鸿铭精通多门外语、学贯中西、学识渊博的素养恰恰耦合了现代职业“把关人”的必备的素质要求，使他在翻译《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折射出相近的朴素的“把关人”的意识。辜鸿铭的英译《论语》是在１８９８年由上海别发银行出版发行，“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就是该版译文的副标题。［２］３４４辜鸿铭在不止在翻译《论语》采用“归化”翻译，在翻译《大学》《中庸》时一如既往地引用了西方人耳熟能详的歌德、莎士比亚、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托尔斯泰、康德、弥尔顿等名人名言，此外，还创造性地在注释中援引了在西方妇孺皆知的《圣经》中的话语来淡化《大学》《中庸》中的陌生感，使西方读者感觉到眼熟耳熟，理解无碍。比如，在翻译《中庸》第一章的第一节中的最后一句“莫见乎隐，莫显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辜鸿铭在注释中引入《圣经》中的《箴言》第４章第２３节：“Ｋｅｅｐｔｈｙｈｅａｒｔｗｉｔｈａｌｌ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ｆｏｒｏｕｔｏｆｉｔａｒｅ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ｌｉｆｅ”（“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效果，均由心所发出”来向西方读者阐述孔子关于“君子在独处的时候也非常谨慎”的“君子之道”。［１０］７８－７９这种独特的“归化”式的翻译法能巧妙地化解了古汉语因其晦涩难懂带给西方读者的陌生感，帮助他们理解儒家经典，并引起他们心中的共鸣。因为根据翻译理论，“归化”译法是指在翻译过程尽力淡化原文的陌生感，以读者好懂为目的的翻译策略和方法。［１２］７６系统接受过西方文学的教育，西方文化素养深厚的辜鸿铭回国后，又专心研读《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从而触类旁通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做到了学贯中西，他运用了“归化”翻译法，即援引卡莱尔、维吉尔、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名人及其名言，来翻译《论语》等四书五经中的人名、历史事件等，力图找到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共同之处，在翻译中尽力淡化《论语》等四书五经中原文中的陌生感，便于西方读者好懂，与西方平等对话。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四书五经的英译困境，也是具有朴素自发的“把关人”意识的辜鸿铭为促进中西方文化在不同文化交汇而成的“第三空间”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新尝试。在辜鸿铭之前，并没有中国人英译过《论语》。
为了消除西方人对《论语》的陌生感，辜鸿铭特意选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即大量援引西方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名人的观点与《论语》中的观点相互印证，力求西方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认同感．比如，在翻译《论语》的《雍也》篇第十四章里面由孔子提到当时两位著名的很有名的祝鮀和宋国俊美的公子朝译为：Ａｍａｎｗｈｏｈａｓｎｏｔｔｈｅｗｉｔｏｆｔｈａｔ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ＳｙｄｎｅｙＳｍｉ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ｉｎｅ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ａｔｎｏｂｌｅｌｏｒｄ（ｔｈｅＬｏｒｄＣｈｅｓｔｅｒｆ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辜鸿铭一方面增加了对祝鮀和朝（宋）的解释；另一方面，将西方与其等效神似的名人类比，祝鮀———ＳｙｄｎｅｙＳｍｉｔｈ（悉尼·斯密斯，１７７１－１８４５，英国作家、国教牧师），朝（宋）—ｔｈｅＬｏｒｄＣｈｅｓｔｅｒ⁃ｆｉｅｌｄ（切斯特·菲尔德１７５５－１８１５，１８－１９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便于西方读者能快速了解《论语》中所涉及的文化名人的人物形象。类似的例子有很多，在翻译《论语》的《泰伯》篇第三十章时，辜鸿铭引用了歌德的诗歌《迷娘曲》、将仲由比成孔子的圣彼得，据粗略统计，辜鸿铭在翻译《论语》时至少引用了１０个的西方的人名、历史事件来进行对比、解释达到等效翻译的效果，消减西方读者心理层面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感，衍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让西方读者熟悉并理解有着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文化人名和历史事件，从而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辜鸿铭在翻译《论语》《大学》《中庸》等中国典籍的时候，他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归化翻译对典籍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进行“检查、加工、评价和导向”，映射出作为译者的辜鸿铭以期给西方读者造成某种预期影响的“把关”意识。
三、从“把关人”理论看辜鸿铭独特的英语写作
辜鸿铭生活在１９世纪中叶－２０世纪初，他穷其一生除了通过翻译《论语》《大学》《中庸》来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以外，还用英语写作了《中国人的精神》（又叫《春秋大义》）、《中国牛津运动的故事》（也叫《清流传》）、《尊王篇》等等，其中最有影响、颇能体现他思想的是在１９１５年由北京日报社第一次版、１９２２年由商务印书馆（北京）再版的《中国人的精神》（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ｐｉｒｉｔ）。该书出版后，马上在西方，特别是在德国产生了轰动效应，各种报刊摘录、转载和翻译。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指出孔子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是抢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并对文明的图纸进行了新的综合、新的阐发。通过这一工作，孔子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国家的概念，为此，辜鸿铭引用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近代的卢梭、赫伯特·斯宾塞对文明的综合阐述。在辜鸿铭看来，欧洲哲学家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学说并未成为宗教或准宗教，也未能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广大民众之共同信仰，相反，儒学在中国则成为整个民族所接受，它成了整个中国广大民众的宗教或准宗教。辜鸿铭又引用歌德的话“唯有广大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广大民众过着真正人的生活”来阐述儒学是中国全民的信仰。在现代欧洲，伟大的歌德早会被欧洲人民视为最完美的人格楷模，视为欧洲文明所孕育出的“真正的欧洲人”。
在辜鸿铭看来，孔子是一个诞生在中国文明中的“真正的中国人”，同歌德一样、孔子的文化素养极高。笔者以为辜鸿铭这种独特的英文阐述和援引用能巧妙地淡化西方读者对中国儒家思想的陌生感，以他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先哲为桥梁来解读孔子及孔子的思想，从而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直接通过辜氏独特的英语写作在“第三空间”与西方文化相互转化与交融。譬如，辜鸿铭为了让西方读者充分理解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内涵，辜鸿铭援引了马修·阿诺德关于荷马以及荷马史诗所表现出来的高雅品质的观点，“荷马史诗以及为数不多的文学巨人的作品，其高尚品质，可以令蛮野生番变得高雅起来，促其脱胎换骨”。［１］１１７从而使西方读者获得与汉语读者异曲同工的感受。此外，辜鸿铭还在《中国人的精神》中通过“归化”式的写作力图修正西方人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成见。比如曾写过《中国人的特性》（１８９０）的阿瑟·史密斯牧师在书中谈到中国人“缺乏精确习惯”“好面子”“不诚实”等二十余条“特征”，该书对世界认识中国人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辜鸿铭认为这是肆意糟蹋中国人。［１］２７２因为在辜鸿铭看来，“中国人做事不讲究精确的原因是因为从原古的中华民族开始，他们就用心灵生活的缘故，而心灵是敏感纤细，不像头脑或智力那样僵硬、刻板。所以不能希望心灵也如头脑或智力那样稳定、死板、精确地去考虑事物。正如中国人用毛笔写字被视为中国人心灵的象征。用毛笔书写或绘画特别不容易，但是一旦掌握了，就会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绝伦的书画来，可是用坚硬的钢笔是没法获得这种效果的”。［３］５１让西方读者在这种创造性的“归化”似的类比中领略中国毛笔文化的独特魅力：毛笔书法能让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修心养性。由此辜鸿铭认为像阿瑟·史密斯牧师以及当时著名的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因为自身的局限，是无法真正了解和认识用心灵生活的真正的中国人。
综上所述，辜鸿铭在译著、文章中对西方文化经典的旁征博引所显示出来的深厚的西学修养和惊人的语言能力，在２０世纪初令不少西方学者，特别是德国学者大为叹服，他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通过英译《论语》等中国典籍和他的英语作品《中国人的精神》等被西方学术界，视作一个有着铮铮傲骨的民族主义者、一位出色的学者和翻译家，孜孜以求“归化”翻译和英语写作在中西方文化相交的“第三空间”传播儒家经典，从而传播中国文化。在文化协商的“第三空间”，辜鸿铭集东西方文化杂糅的译者和作者于一体，较早采用独特的“归化”英语翻译和“归化”英语的传播策略有效地实现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也为传播中国典籍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借鉴经验，因为辜氏独特的“归化”翻译和“归化”英语写作能使西方读者获得与汉语是母语的接收者相似的文化体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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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爱云 单位：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