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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关系着新时代继续推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与主动选择。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经济建设，应对实践中面临政治与经济、文化发展和建设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以及农民主体意识薄弱、乡村治理、人才培育不足的困境。打造“三治融合”下共建共治共享新治理格局，激活与转变乡村治理驱动力，注重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村寨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精英人才队伍、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创新与改革，不断提振乡村经济发展，始终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与最高价值诉求。
【关键词】后脱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后脱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旨趣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在党的领导下，治理主体不断整合乡村资源、完善和优化基层治理组织基础与治理模式，借助和融入现代型治理要素，以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立场、最高目标，振兴乡村全方位、跨越式发展，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1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国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宏伟目标，农村政治建设、经济基础、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设、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巨大成就，广大农民摆脱绝对贫困，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振兴告一段落，仍然是国家战略安排的重心所在。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要具有更高水平、人民也有更高的期待与需求，而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依然较大等问题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体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2]。改革与创新乡村治理方式、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优化乡村治理格局，从而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振兴乡村的关键举措、本质要求。振兴乡村要注重“做大蛋糕”与“分配蛋糕”的辩证关系，效率与公平是利益分配的核心。
1.2促进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动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乡村治理现代化奠定经济与政治基础，人民既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是对象，而乡村振兴的最终目的不是经济增长，是促进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为解放全人类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与崇高理想就是为步入共产主义社会不断努力，最终构建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意涵与价值目标是振兴乡村、协调城乡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与实践要求，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基础，而最终的价值诉求与衡量标准都是紧紧围绕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积累工具性范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之下，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应然性与必然性，为人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政治基础，同时积累精神财富全方位协调发展。
2后脱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后脱贫时代具有新特点、新要求、新期待，面临新挑战、新困境、突出表现为乡村经济基础与文化建设不平衡，多元治理主体联系不够密切、协作不够充分，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加之普通农民缺乏主体意识，优秀青年的巨大作用发挥不充分。需要形成国家权力运行与乡村治理动态、均衡联动发展，改革与创新治理模式、打造新治理格局。
2.1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经济基础与文化建设不平衡、不充分
产业结构不合理，乡村特色资源挖掘与利用不足，产业化、标准化的现代化农业发展不充分。乡村多以农业为主要支柱产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三大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没有形成深度融合的格局，加之缺乏专业性人才，乡村青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老龄化等是制约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此外，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乡村振兴拥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为继续推进后脱贫时代城乡二元合一协调发展创造基本保障，但经济基础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不充分不平衡，是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主要困境与挑战。乡村治理空间具有其特殊性，是富有地方特色、民俗风情的人情社会，传统的乡村振兴更多的是注重以政策指引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而对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不够重视。
2.2乡村治理组织基础与制度供给不完善
乡村治理现代化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领导力量，社会组织参与和村民自治发挥协助互动作用，共同构成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后脱贫时代继续推进乡村高质量振兴，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要求更高，然而，在治理过程中出现追求表面形式工作、官僚主义等权力异化现象，究其根源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供给改革与创新不足，也没有充分引导形成村民自治与共建、引入现代化治理元素、多元治理主体充分融合协作发展的全方位治理格局。乡村治理成果由人民评阅、人民共享，但何以共享、如何共享，需要充分加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完善以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人民步入真正美好生活为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的制度供给，这是目前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
2.3农民的主体性意识薄弱、村寨精英培育不足
农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对象也是主体，更是乡村治理效能的评价者、受益者，新时代的优秀村寨精英是成功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主力军与力量源泉。一方面，乡村经济建设取得重大飞跃，摆脱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依然存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并非意味着乡村振兴任务的终结，而是新的历史起点与实践探索，乡村治理步入后脱贫时代拥有更好的政治基础与经济基础，但同时面临保持振兴乡村所取得成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继续推进城乡差距缩小、全面迈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任务与挑战更加艰巨与复杂；另一方面，乡村思想政治教育不充分、基础教育资源不足，农民缺乏自治主体性意识、村寨精英的流失与培育不足制约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多元化治理主体间联动、协作不够密切以及角色分工不够明晰，乡村治理过多依赖于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而村寨精英是基层党组织改革与创新治理格局、提升治理水平的支撑与动力，这就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闭环，根本原因在于乡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与精神文明建设不足，没有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共识，导致乡村治理水平现代化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综合影响，难以创新和优化乡村治理方式、形成高质量的新治理格局。
3后脱贫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并非等于追求经济的增长速度，而是整合和挖掘乡村治理资源，发挥本土优势、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乡村治理模式、构建新治理格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积累缺一不可，培育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队伍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3.1新发展理念引领乡村治理新格局、激活与转变乡村治理驱动力
坚持新发展理念为乡村治理的根本指导原则，推动“三治融合”下优化和创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三治融合”与“共建共治共享”合力联动、始终坚持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与全面创新为根本驱动。而德治是乡村治理人民性的主要体现，“三治融合”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与水平的理论源泉与实践指引。法治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保障，是国家权力下沉和实践的重要方式，但乡村治理主体并非单一化而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既要依靠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也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共建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创新性以及认同感、获得感，从而提升自我服务与管理水平，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既能及时关切农民的迫切需要、协调乡村治理中的复杂利益关系，同时也能使国家权力与政策顺利落实、科学实践。因此，法治要与自治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尊重不同地区、不同风俗习惯乡村的独特性，保障乡村治理形成标准化与多样化的辩证统一。而法治和自治都无法离开德治滋养、支撑，构建具有全局性、以人为本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体现应然性与实然性辩证统一，创新治理格局的关键在于“共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3]。多元主体共同建设乡村、共同治理乡村，实事求是与发挥多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相统一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驱动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在于创新性、人民性，以及协调性、可持续性、稳定性、整体性辩证统一，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人人有责，最终促进人民共同分享治理成果、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3.2乡村文化重塑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现代化并非简单的依靠国家权力自上而下运作与扩展，更重要的是塑造立足于农民根本利益、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乡村文化、有效地激活村民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乡村治理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就是要形成自上而下管理与自下而上自治的联动发展，具有全局性、系统性、人民性的治理新格局，乡村振兴的同时，实现村民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协调发展。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指引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指引，与乡村民俗民风、文明和谐的家风相结合，潜移默化中重塑农民积极向上、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克服享乐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的影响。其次，乡村文化重塑的核心应围绕“心系国之大者”、传承红色基因的理想信念教育与专业知识素养、劳动技能提升，培育堪当时代重任、身心兼顾、全方位发展的优秀青年。最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乡村文化重塑要全面提升乡村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与水平，不能局限于学校教育、课堂教学，而要注重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启发性、实践性与主体性，促进农民对国家权力与政策指引的认同感、参与感，从而才会从理论与实践中汲取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3.3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的乡村治理制度
供给打造善治村寨坚持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与时俱进的重要法宝。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和保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核心奥秘，回望百年历史与实践的共同合力作用，乡村治理水平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准，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主要内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就是打造善治、经济基础夯实、拥有文明淳朴民风文化氛围、山清水秀的美丽村寨。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及新要求、新期待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振兴乡村的动态平衡，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核心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有效、科学的治理制度供给。首先，完善以提升“政治三力”为核心的基层党组织管理与监督机制，畅通乡村治理多元主体协作渠道。其次，将人民至上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发挥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总结与深化历史经验，以人民为中心把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发展、改革与建设规律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创新治理格局。最后，整合乡村本土特色资源的同时借鉴其他村寨的治理经验，发挥村规民约的公共性作用，完善和挖掘乡村治理社会组织的巨大影响，响应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顺应乡村治理发展规律，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治理格局构建，与基层党组织良性互动、相辅相成，构建以人民为核心实践逻辑和价值立场的乡村治理管理、监督、评价体制机制。
3.4整合与培育多层次、全方位发展的人才队伍构建美丽乡村
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以新时代中国青年为核心动力、优秀村寨治理精英为主力军、心系国之大者的基层党组织干部为领导力量，多层次、全方位的丰富多元人才队伍作为治理主体。[4]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中如何树立正确利益导向与价值诉求，直接关系到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性、有效性、可持续发展性，顺应与运用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本质规律，有效地解决乡村治理中纷繁复杂的关系，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关系的根本问题，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与衡量标准。打造高质量的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尤其发挥乡村青年的主体性，是乡村内生创造力与建设力的动力和源泉，2022年发布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部关于青年的白皮书《新时代中国青年》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充分肯定新时代中国青年对推动国家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也对培育青年人才队伍提出更高的要求与期望。乡村治理人才队伍的培育要坚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教育为先、以增强政治建设为主要内容、以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为原则，此外，发挥优秀青年承上启下的榜样作用，完善乡村治理党员干部人才管理与激励、评价机制，分层次、分群体，因地制宜培养心系“国之大者”、胸怀天下、具有共建共治共享意识的乡村治理人才队伍，以乡村优秀人才带动普通村民，最终实现人人参与乡村治理、全面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迈向共同富裕。
作者：王殿君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治理乡村现代化的路径篇2
一、主要做法
（一）优化平台，建强阵地。
一是打造“牟邻之家”矛盾调处中心，倾心打造“邻聚力·零距离”服务品牌。按照集约、方便、高效原则，通过统筹资源、规范程序、整合力量，打造集信访接待、纠纷调解、司法援助、权益维护、法治教育、心理疏导、分析研判、民情代办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牟邻之家”矛盾调处服务中心。实施“联合接访+诉访分流+访调对接+多元化解”工作模式，构建起“党建引领、协同化解、法治保障、机制支撑”的矛盾调处体系。延伸服务触角，在管区、村打造“牟邻驿站”，及时将群众各类诉求解决在初期、解决在本地，全面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二是充实“3+3”矛盾调处力量，建立“镇—管区—村”三级法治教育服务体系。在镇级配备6名法治教育专员，在管区安排9名法律工作者，在村级落实90名法治宣传员，定期对村级宣传员进行集中培训，提升法律知识储备和矛盾调处能力，努力实现“功在初访、宜疏忌堵、广宣普教、以法治访”的工作目标；建立“组织类、土地类、薪资类”3支重点信访攻坚队伍，由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负责召集，组建专班，一案一策，全力推进直至办结，确保棘手问题集中解决、不留后患。三是创新“1+6+N”法治服务模式，为民提供全方位法律服务。聘请专业律师或法律工作者，提供“1+6+N”专业法律服务，“1”就是将每周三定为律师接访日，由律师到“牟邻之家”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和法律帮助；“6”就是每周除周三律师固定接访日外，其余六天群众可以通过电话、视频、微信等方式随时与律师沟通；“N”就是根据事项涉及不同领域，由镇司法所推荐不同专业律师提供服务，积极引导群众依法理性维权。截至目前，共有3个律所7名律师到镇坐班21次，参与调处案件47起，为5名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二）优化服务，解决诉求。
一是发挥“牟邻热线”品牌效应。开通2881890（81890谐音即“拨一拨就行”）电话，畅通“牟邻热线”民情收集渠道，通过“您好·老乡”大走访活动进行广泛推广，安排专人负责接听并及时处理群众诉求。有了“牟邻热线”的有效吸附，2021年全镇第二季度与第一季度引发信访的矛盾纠纷环比下降38.89%。二是发挥“领导包案”带动作用。高规格调整镇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建立常态化运转制度，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亲自抓，主动认领“难案老案”，发挥高位推动作用；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天按时规范接访，对当天接访的所有信访、“牟邻热线”诉求等建立台账清单，实行“一包到底”，逐案协调办理，加强跟踪督办，直至办结销号；集中精力调度处理存量政务热线反映问题，当日化解量不少于2件，直至“清仓见底”，防止形成问题累积。三是发挥“基础网格”哨点功能。按照“镇—村—网格—户”四级体系，全镇划分为1个总网格、8个分网格、83个小网格、297个微网格，发挥网格员“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及时掌握苗头性信息，成为诉求化解、矛盾预警的前沿哨卡。
（三）优化机制，落实责任。
一是“三分一合”办理机制。分类，即接到投诉反映后，镇信访办立即对事项进行预判，根据反映内容分为普通类、组织类、土地类、欠薪类等事项，建立工作台账；分流，即根据分类结果，将该事项交由相关部门或专人办理；分级，即将事件按照紧急、难易等划分等级，对供电、供暖等涉民生类的案件建立快速处置机制，简单的当天办结，一般的3天办结，困难的在做好群众思想疏导的基础上，加快化解，力争30天内办结。一合，即联合攻坚，对疑难复杂案件，成立工作专班，协调信访、司法、公安等力量，联合攻坚。二是“三级联动治未病”预防机制。建立村—管区—镇三级书记联动“治未病”预防工作机制，村支部书记每日两次排查调度，管区书记每日一次梳理调度，镇党委书记每周至少一次研究调度，按照“敏锐、警觉、负责”工作要求，把没事当作有事来看，把小事当作大事来办，切实做到未雨绸缪、预防为主。三是“日调度、周汇报、月评价”推进机制。日调度，由召集人提起，镇信访办负责召集相关人员与会，对当日各类信访矛盾、风险隐患进行分析研判，制定处理方案；周汇报，每周二召开例会，听取各管区汇报存量信访、热线案件办理情况，并提出下步工作要求；月评价，根据每月信访办结率、矛盾纠纷排查率等对管区进行评价，计入管区考核成绩，切实用好考核“指挥棒”，在全镇营造“重视信访、大抓信访”的良好氛围。
二、经验启示
一是信访工作机制不断优化，存量问题迅速减少。随着各种工作机制不断完善，信访矛盾积压的问题大为改善，各类存量诉求问题从初始的每月20余件，下降到每月的10余件，再到当前的5件左右，不断减少。这一点在热线“清零”工作中得到明显体现，自2021年5月份开始，连续97天未有工单进入清零程序，实现了“即收即处、不留积存”“日结日清”的工作目标。
二是基层吸附能力明显提升，矛盾上行得到有效遏制。自“牟邻之家”运行以来，共处理信访、热线等各类群众诉求700余件，及时将群众各类诉求解决在初期和当地。2021年3—7月份，大牟家镇共发生高密及以上走访登记案件28起，而2022年仅发生10起，同比下降64.29%。
三是“事要解决”意识逐渐增强，干部作风得到历练。随着“牟邻之家”实效化运转，各种工作制度不断完善，全镇干部此前发生信访案件就“挠头皮”，见到信访人就犯愁，“等靠挨”散漫作风彻底改变，在处理信访过程中，第一时间与信访人见面沟通已成为“条件反射”，通过“串门子”“盘炕头”“上地头”等形式，第一时间积极消除群众疑虑，形成了“主动工作赢得工作主动”的氛围，为后续问题处理注入“强心剂”，有效推动了矛盾化解。
四是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基层基础更加稳固。群众满意度是检验群众工作的试金石，是检验干部工作质量的显微镜。在矛盾处理现场，干部看到村民正在搬运西红柿缺少人手，立即靠前帮忙，当事人一改之前不配合的消极态度，矛盾纠纷也顺利得到化解。一件件矛盾纠纷的有效解决，既增强了干部的工作能力，也浓厚了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作者: 毛新玲 徐凯 生家垒 单位：山东省高密市委党校 高密市大牟家镇人民政府
治理乡村现代化的路径篇3
一、汤阴县乡村治理的主要举措
（一）党建引领：加强组织建设，强化政治引领
一是建强党建队伍，规范党员行为。重点打造党支部书记、党务干部和党员三支队伍，实现一岗双责，定期开展党务干部业务竞赛活动，提升党务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建立优秀党员行为准则，定期组织党史学习，思想上净化党员，行动上约束党员，锻造高质量的基层治理队伍。二是对党员进行动态积分管理。党员工作评判标准更加量化、具体化，以“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作为县评选先进党员的标准，促使党员干部职责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把党的正确主张外化为党员的自觉行动。三是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心系群众需求。党员高举爱岗敬业和心系百姓的大旗，求真务实，发挥党和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树立标本意义。
（二）自治强基：支持自治组织，强化监督机制
一是支持群众性自治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成立了“村风监督理事会”“急救帮扶协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积极动员村民参与制定村规民约，通过村规民约规范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作用和权利。二是加强监督机制建设，把“六议两公开”制度作为乡村治理的长效监督机制，定期举行“六议”研讨。在制度上约束村干部，提高村干部的服务与责任意识。2020年，该县累计举办“六议两公开”专题培训20期，得到了干部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三）法治保障：开展普法宣传，建设调解队伍
一是开展普法宣传，实现法律服务全覆盖。依托公共法律服务室协助司法所、社区村（居）民委员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汤阴县司法局成立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整合全县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采用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咨询以及拓展职能的“3+X”模式，增强群众的法治意识。二是扩大调解队伍，规范调解组织。汤阴县目前组建县、乡、村、组四级调解组织560个，共有调解员2703名，在涉及教育、医疗、征地拆迁等领域建立13个行业性、专业性的第三方调解机构，积极扩大基层调解员队伍，坚持“调解员始终站在矛盾的第一线”，建设具有鲜明特色的乡村调解队伍。
（四）德治教化：弘扬县域文化，引入新乡贤群体
一是探寻文化命脉，弘扬县域文化。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宣扬精忠报国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讲好“岳飞故事”和“周易经典”，让县域文化品牌越擦越亮、越磨越光。二是引入新乡贤，注入新乡贤力量。积极发挥新乡贤的模范带头作用，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力量。三是精心组织“学党史，跟党走”活动，开办特色农民夜校，开展常态化宣讲，让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五）智治支撑：依托现代科技，实现智能化治理
一是覆盖推行“雪亮工程”“蓝天卫士”，促进智慧治理、智慧决策。及时发现并排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矛盾纠纷等，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真正做到了快速反应、积极处置，打通了为人民服务的“最后一百米”。二是依托智慧党建平台，进行线上“党性体检”。智能化教育管理平台“亮亮”APP的推广应用为乡村治理提供智治支撑，开发的“智慧小程序”可以进行积分动态管理，群众可以线上预约专家讲座。
二、汤阴县乡村治理取得的成效
（一）党建引领，实现了“攻坚克难”
一是党建队伍日益壮大，党员行为规范化。党支部书记、党务干部和党员三支队伍建设实现了规范化和制度化，党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不断提高。二是乡村治理体系日益完善、治理能力日益提高，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求真务实的作风得到了群众的良好评价，汤阴县多次被评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典型示范县。
（二）自治强基，实现了“共治共享”
一是村民参与意愿提高。村民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热情高涨，涌现出更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如“红白理事会”“妇女议事会”等，为村民参与村内事务提供了更多途径，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村务工作透明度提高。村干部不再“一言堂”，而是积极倾听村民呼声，有效回应村民期盼，时刻接受村民监督，“事事都公开、大事一起议、好坏大家评”，村级事务不再遮遮掩掩，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摆上台面。
（三）强化法治，实现了“定纷止争”
一是村民法治意识逐渐增强。汤阴县定期开展普法宣传，村民的法律维权意识增强。二是开展法律宣讲。各个乡镇组织法治专题学习进农民夜校已成为标配，并积极开展“一村一法律顾问”、律师“送法下乡”活动，整合农村基层法治力量，建立矛盾纠纷调解平台，为村民排忧解难。
（四）弘扬德治，实现了“春风化雨”
一是坚定村民的文化自信。把“精忠报国城、岳乡全域红”打造成为汤阴县的地域名片。汤阴县每年隆重举办岳飞文化节，进一步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二是浸润文明乡风。通过榜样示范，影响了更多人，成立了新时代文明乡风工作站，在全社会凝聚道德力量，组建了志愿者服务队，培育了道德文明新风尚。三是全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五）应用智治，实现了“高效便捷”
一是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雪亮工程”“蓝天卫士”等全天候监控服务智慧农业、智慧交通建设。通过不断完善“数字+”网格和基础数据库，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安定，推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二是运用现代科技保障了村民自治的权利，让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处于主动接受的位置，实现了村民、村组和政府乡村治理的共管共治、共建共享。
三、汤阴县乡村治理的经验启示
（一）党建引领是关键核心
党建引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政治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起决定性、根本性作用。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应坚持党建引领，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组织实施，都应坚持以党建引领织密基层社会治理网络，使党的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有机衔接、良性互动，从而有效打牢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根基。一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提升党员队伍的整体水平。用智治赋能智慧党建，运用APP和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党员监督和教育，激发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内在动力。二是强化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健全支部制度，加强支部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结合党史教育和党日活动等，改进工作作风。三是优化调整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搭建人才发展平台，有效吸纳专业人才。
（二）“三治融合”是基本支撑
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让乡村治理真正具有长远实效。一是自治强基，定位主体角色，转化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积极推行“六议两公开”制度，将两元治理结构转化为多元治理结构，实现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有效结合。公开村务信息，转换村民角色，逐渐由“被动者”转为“参与者”。二是法治保障，加强乡村法治，推进依法惠民。坚持宣传法律法规，将村规民约和现代法律相结合，并大力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化建设，积极拓宽服务渠道，扩大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惠及民生。三是德治教化，发挥新乡贤作用，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积极发挥新乡贤的模范带头作用，充分发挥新乡贤在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中的关键作用；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利用当地特色文化资源，以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当地历史典故。
（三）智治支撑是重要赋能
用智治赋能乡村治理实践，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提高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活力和效率。一是运用信息技术，推进智慧治理。推进“智慧+科学决策”，提升乡村治理活力。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事前、事中、事后的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手段综合。推进“智慧+风险防范”，深入分析研判风险跨界性增强、传导性加快、易成综合体等突出问题，发挥大数据“显微镜”“透视镜”“望远镜”作用。二是扩大智能运用范围，推动治理转型。综合运用智能化平台，用智治赋能“三治”，使村民和村干部通过线上平台更快捷、全面地参与乡村治理，扩大乡村治理主体，发挥互联网“最灵活变量”优势，赋能乡村治理“最大增量”。三是智治为径，融入实践。要注重通过智治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提高群众参与度，让群众从智治的“被动接受方”向“主动参与者”转变。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建立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将数据应用于农业发展、民生事业、环境治理等各个方面，统筹推进城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与利用，完善民生保障信息化服务；深入推进“雪亮工程”，使“全科网格”向“全民网格”转型，切实提升群众的安全感。汤阴县在党建引领下统筹自治、法治、德治基本体系，创新智治支撑、夯实自治基础、紧抓法治保障、选准德治模范，以党建引领和智治赋能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体系，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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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刚 张佳怡 张晓倩 单位：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