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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及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和心理韧性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选取６２８名大学生，分别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调查表（ＳＥＳＱ）、职业决策困难问卷（ＣＤＤＱ）、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ＣＤＳＥＳ）和心理韧性量表（ＣＤＲＩＳＣ）测量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决策困难、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和心理韧性。结果：ＳＥＳＱ得分与ＣＤＤＱ总分负相关（ｒ＝－０１３，Ｐ＜００１），ＳＥＳＱ得分与ＣＤＳＥ总分正相关（ｒ＝０１９，Ｐ＜００１），ＣＤＳＥ总分与ＣＤＤＱ总分负相关（ｒ＝－０５４，Ｐ＜００１）。ＣＤＳＥ总分在ＳＥＳＱ得分和ＣＤＤＱ总分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７７１％；ＣＤＲＩＳＣ总分调节了ＳＥＳＱ得分和ＣＤＳＥ总分的关系（β＝００６，Ｐ＜００５）。结论：大学生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决策困难的负相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而心理韧性可以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关系。
【关键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决策困难；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心理韧性；大学生
探索、选择和承诺于某个职业是大学阶段的主要发展任务，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并做出明智的职业决策。职业决策过程中各种困难的存在，使得职业决策成为人生中最具挑战性的决策之一。职业决策困难被定义为“个体做出职业决策时遇到的困难，包括决策过程之前、之中和之后需要处理的所有问题和挑战”［１］，主要表现为决策前的准备不足、决策过程中的信息缺乏以及信息不一致［２］。为应对职业决策困难，探究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因素成为职业心理学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影响因素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决策者的个体因素［３４］，影响职业决策困难的情境因素特别是家庭因素却未得到应有重视。职业心理学研究者认为，家庭是个体职业决策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５］。在家庭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ＳＥＳ）是预测个体发展差异的重要环境因素，它隶属于家庭因素中的结构性变量，常以父母经济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阶层作为测量指标，代表了家庭的社会和经济资源［６］。在中国文化中，青少年的职业决策通常被认为是家庭问题［７］。了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深入理解职业决策困难的发生机制，在实践层面也可以为高校开展有针对性、更有效的职业生涯辅导提供指导。由Ｌｅｎｔ，Ｂｒｏｗｎ和Ｈａｃｋｅｔｔ于１９９４年提出的社会认知职业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ｃａｒｅ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ＳＣＣＴ）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个体职业决策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直接影响个体职业决策行为，如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较高的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和物质资源以及校外实践的机会［８］，从而有效减少个体在职业决策过程中的困难。研究发现，来自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个体在职业决策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信息和技能［９］，他们往往不能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做好准备，在取得职业成就的过程中感知到的障碍水平较高［１０］。而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个体则，表现出更多的职业准备行为［５］，体验到较低的职业障碍［１１］。尽管从上述研究结果可推导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但明确考察两者关系的研究还不多见，本研究将直接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个体职业决策困难之间的关系。根据ＳＣＣＴ，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地位）是通过影响个体的自我效能信念从而作用于个体的职业决策行为。已有研究也支持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方面，大学生做出与职业相关决策的自我效能信念可以由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决定［７］，拥有较高家庭经济地位父母的个体报告了更高水平的完成职业决策任务的能力［１２］，来自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年轻人职业自我效能则较低［１３］；另一方面，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直接影响个体职业决策过程。这表现在，首先在操作层面，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被定义为个体在职业决策过程中完成目标定向、收集职业信息、制定计划和问题解决等任务的信心水平，可以作为预测个体职业决策困难的一个重要工具［１４］。其次，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作用的实证检验也表明，高水平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可以对决策过程产生积极影响，预示着较少的职业决策困难［２］。此外，职业干预的相关研究也为这一影响提供了佐证，发现通过提升个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可以成功降低其职业决策困难的总体水平［１５］。综上，本研究希望检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否可以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从而影响职业决策困难。ＳＣＣＴ认为，个体的职业选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核心变量自我效能受环境和个体变量共同作用［１６］。已有研究均表明，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一种逆境，是阻碍个体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但现实中的确又存在为数不少来自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个体，能够克服逆境的消极影响，职业生涯发展顺利，并取得不俗的职业成就。心理韧性这一个体变量就挑战了逆境对个体发展一定产生消极影响的因果假定。心理韧性是一种增强压力耐受性的个性特征［１７］，是个体心理发展的保护性因素。不同心理韧性个体的自我效能存在差异，与低韧性个体相比，高心理韧性者相对不受压力的限制，且能积极应对压力，从而在生活中获得较高的自我效能［１８］。但目前尚无研究关注心理韧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关系中的作用效果。考察多变量的作用机制既符合ＳＣＣＴ的主旨，也更贴近个体职业决策过程的实际，由此，本研究拟进一步考察心理韧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１对象与方法
１.１对象
采用简单分层抽样，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日－２０日在合肥和南通各选取１所高校，每所高校按年级分层，每个年级选取１～２个班级，以班级为单位在课堂上对被试进行团体施测。共计发放纸质问卷６５９份，剔除不认真作答及有信息缺失问卷３１份，回收６２８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５３０％。其中男生２３３人（３７１％），女生３９５人（６２９％）；大一１７９人（２８５％），大二１４５人（２３１％），大三１９０人（３０３％），大四１１４人（１８２％）；被试平均年龄为（２０±２）岁，被试中４９３％来自农村，２６４％来自乡镇，２４３％来自城市。本研究数据采集获得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术伦理道德委员会批准，所有被试均知情同意。本研究样本量估算依据公式：ｎ＝Ｚ２Ｐ（１－Ｐ）／ｅ２，本研究中Ｚ＝１９６（９５％的可信区间），ｅ＝４％，Ｐ＝５０％（根据已有研究中国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检出率确定［１９］），计算出所需样本量为６００，实际样本量满足需求。
１.２工具
１.２.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调查表（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ＥＳＱ）参考国内文献［６，２０］，本研究将被试的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及父母职业作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并分别赋值。其中家庭年收入分类为０５万元及以下、０５～１５万元、１５～３万元、３～６万元、６～１０万元、１０万元以上，分别赋值为１～６分；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各自以１～６分分别表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或技校）、大专、本科、研究生；父母职业各自以１～８分分别表示临时工（无工作或待业中）、体力劳动者或个体经营者、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公务员或公司职员、专业技术人员（如教师、医生）、政府（事业单位）或公司管理干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计算首先以被试父母受教育程度及父母职业赋值较高的一方分别作为两项指标的得分，其次，将家庭年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及父母职业３个指标转换为标准分，再将３项的标准分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获得每项的因素负荷，最终计算出被试的ＳＥＳ值。本研究被试ＳＥＳ得分范围在１９６～２７１之间，得分越高表示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１.２.２职业决策困难问卷（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ＣＤＤＱ）［２１］共１６个条目，包含职业自我、职业信息、职业规划和职业目标确定４个因子，采用１（完全不符合）～５（完全符合）５级计分，分数越高表示被试职业决策越困难。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８７。１.２.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量表（Ｃａｒｅｅｒ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ｃａｌｅ，ＣＤＳＥＳ）［２２］共３９个条目，含自我评价、收集信息、选择目标、制定规划和问题解决５个因子。量表采用１（完全没信心）～５（完全有信心）５级评分，得分越高代表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水平越高。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９５。１.２.４心理韧性量表（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ｌｅ，ＣＤＲＩＳＣ）［２３］共２５个条目，包含坚忍、自强和乐观３个因子。量表采用１（完全不符）～５（完全符合）５级评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试心理韧性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９２。
１.３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变量报告频次和百分比，数值型变量均符合正态分布，报告（均数±标准差）。采用多元方差分析考察年级和性别对各变量的作用，采用进一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对各变量得分进行比较；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积差相关考察各变量间相关性；采用ＳＰＳＳＰＲＯＣＥＳＳ宏程序检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及心理韧性的作用。
２.结果
２.１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问卷指导语强调了问卷的匿名性和保密原则。在测试程序上，针对不同班级被试采用３份量表随机排列进行问卷调查。在统计方法上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法进行检验，对所有测量项目做未经旋转的主成分分析，析出特征根＞１的公因子１４个，其中第１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２９２７％，低于４０％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２.２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１，以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职业决策困难和心理韧性为因变量的多元方差分析表明，性别的主效应无统计学意义，Ｗｉｌｋｓ′λ＝０９９，Ｆ（３，６１８）＝１３５，Ｐ＞００５，ηｐ２＝０００７；年级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Ｗｉｌｋｓ′λ＝０９６，Ｆ（９，１５０４）＝３０９，Ｐ＜００５，η＝００１５；性别和年级的交互效应无统计学意义，Ｗｉｌｋｓ′λ＝０９７，Ｆ（９，１５０４）＝１８６，Ｐ＞００５，ηｐ２＝０００９。进一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职业决策困难的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３，６２４）＝４８８，Ｐ＜００１，ηｐ２＝０００２。事后多重比较表明，大一学生职业决策困难（２８５±０５９）高于大二（２６５±０５５）、大三（２６６±０５５）和大四（２６８±０５６）的学生。对各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表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得分与ＣＤＳＥ得分及ＣＤＲＩＳＣ得分正相关，与ＣＤＤＱ得分负相关；ＣＤＳＥ得分与ＣＤＲＩＳＣ得分正相关，与ＣＤＤＱ得分负相关；ＣＤＤＱ得分与ＣＤＤＱ得分负相关。
２.３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检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在对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后，使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的模型４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和年级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显著负向预测职业决策困难（β＝－０１３，Ｐ＜００１）。在加入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变量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职业决策困难不再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００３，Ｐ＞００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正向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β＝０１９，Ｐ＜０００１），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可显著负向预测职业决策困难（β＝－０５４，Ｐ＜０００１）。偏差校正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０１０，且间接效应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９５％可信区间为－０１５～－００６，不包含０，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为７７１％。结果表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职业决策困难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第２步，为检验心理韧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影响职业决策困难中前半段的调节作用，使用ＰＲＯＣＥＳＳ的模型７对数据进行处理。结果表明（表２），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β＝００７，Ｐ＜００５），心理韧性正向预测职业决策自我效能（β＝０５４，Ｐ＜０００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韧性的乘积项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预测作用显著（β＝００６，Ｐ＜００５），说明心理韧性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正向预测中起调节作用。判定指数ＩＮＤＥＸ为００６，９５％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可信区间为００１～０１１，不包含０，从而再次证明心理韧性对“社会经济地位→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职业决策困难”这一中介通径的前半段起调节作用。为揭示心理韧性如何调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将心理韧性根据平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分别作为为高心理韧性组和低心理韧性组。高、低两组被试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职业决策困难间的中介效应值分别为－００７和－００１；９５％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可信区间分别为－０１２～－００３和－００６～００６。进一步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图１），高心理韧性被试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ｓｉｍｐｌｅｓｌｏｐｅ＝０２５，ｔ＝２１６，Ｐ＜００５），而低心理韧性被试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不具有预测作用（ｓｉｍｐｌｅｓｌｏｐｅ＝００６，ｔ＝０４８，Ｐ＞００５）。
３.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年级是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的一个影响因素，大一新生的职业决策困难水平高于其余三个年级，因为大一学生缺乏有关自我以及职业信息，能够做出符合他们的兴趣、个性、技能和价值观的职业决策较为困难。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存在年级差异也从侧面证实职业决策困难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发展性困难，是职业生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正常阶段，当大学生获得更多自身和职业相关信息后，困难就会相应减少。因此，针对大一新生的职业生涯教育应以提供适当的职业信息和促进自我认识为主。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９，１１］，体现出家庭因素在个体职业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根据ＳＣＣ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会通过塑造个体的学习经历来影响其自我效能的发展［２４］。经济收入较高的父母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与职业相关的信息和经济支持及校外实践锻炼的机会［８］，来自于较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可以学习掌握更多的职业信息，获得更多的职业体验，拥有更丰富的学习经历。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声望较高的父母也为孩子树立了职业发展的榜样，孩子也可以对父母进行观察学习，父母亲的职业发展经历是孩子最佳学习素材［２５］。因此，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促进更高的职业自我效能信念的发展。相比之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个体因为缺少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职业榜样及信息或物质支持［１２］，职业自我效能信念的发展则会受到抑制。同时，由于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是个体职业决策的重要动机性前因，当个体对自己从事职业决策相关活动的能力有信心时，他就会更积极地为职业决策做准备，不断获取并更新职业决策的相关信息，也较少体验到信息不一致［２６］，故而报告较少的职业决策困难。本研究还发现，心理韧性调节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即对于高韧性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则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越高，对于低韧性个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无法预测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这一结果从理论上符合ＳＣＣＴ对其核心概念的阐释，即自我效能是由环境变量和个体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１６］。心理韧性作为个体的一种积极心理品质，会在处境不利的情况被激发，发挥作用，以保护不利处境下的个体发展。本研究中心理韧性包括坚忍、自强和乐观３个因子，根据这３个因子的内涵，高心理韧性者具备更多的心理资源，对情境有更多的积极认知和更多的积极情绪反应，针对不同情境会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引领个体能力发展，从而形成了较高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２７］。可见，即便是处于顺境中的个体也需要心理韧性，心理韧性不仅是逆境者的保护性因子，在顺境中也会起积极作用，是有益于所有人良性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普适性因子［２８］。如果缺少心理韧性，即便是拥有较高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也无法获得较高的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本研究揭示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和心理韧性在家庭影响职业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也为大学生职业生涯辅导实践提供了思路。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高校教育工作者可以专注于通过提供职业信息或实践机会等方式提升其职业决策自我效能，从而阻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路径，帮助其克服职业决策困难、促进就业。教育实践中，针对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生的生涯辅导工作不仅要关注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提升，更要给与个体心理韧性为优先级，在对心理韧性进行干预的基础上来促进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提升。
作者:陈晓惠 陈念劬 孙晓青 单位:合肥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南通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