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教科书中的朝鲜起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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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科书中的朝鲜起源论述

摘要: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学教科书详细记录了朝鲜起源历史,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朝鲜起源的认知。当时教科书关于朝鲜起源历史的内容主要有:古朝鲜大体在朝鲜半岛北部,毗邻中国东北地区,古朝鲜的人种为通古斯族。古朝鲜的开国之祖有三种提法,分别是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和卫满朝鲜。关于三韩的地理位置,马韩在朝鲜半岛的京畿道南部至忠清全罗一带,辰韩和弁韩分别在庆尚道的东北和西南处,三韩均是由躲避战乱、东渡朝鲜的中国民众所建立的。从民国时期起,关于朝鲜起源的分歧就已出现。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中对朝鲜起源的历史书写,与日本吞并朝鲜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唤起了当时中国人对朝鲜亡国的同情心。

关键词: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朝鲜起源

朝鲜①起源尽管只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对朝鲜起源的叙述体现了当时中国官方和知识分子的立场,相关学术争论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当下对朝鲜起源的讨论,不仅存在于中韩(朝)学者之间,中国学者内部也存在较大分歧。关于古朝鲜的地理位置有“移动说”“平壤说”,人种有“良夷说”“东夷说”,开国之祖有“檀君朝鲜说”“箕子朝鲜说”。②民国时期的中学教科书观点成熟、发行量大,且教科书的编撰者多为知名的历史学家或教育学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民国时期的主流思想和官方的态度。

一、民国时期与朝鲜起源历史相关教科书及出版发行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讨论朝鲜起源历史的教科书约38种,既包括历史教科书,也包括地理教科书。现将初步整理的1911年至1939年与朝鲜起源历史相关的教科书列表如下:由表1所得,1911年至1919年出版的与朝鲜起源历史相关的中学教科书共9种,1920年至1929年出版的教科书共6种,1931年至1939年出版的相关教科书共23种。1911年至1939年间,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种数最多。究其原因,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直至七七事变,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中国深陷民族危机,中日矛盾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朝鲜人在中国的抗日活动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如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①这次刺杀事件后国民政府开始重视并直接援助朝鲜(韩国)独立运动,中国社会各界也都更多地关注朝鲜人的反日独立运动。[1]20世纪初出版的种数次之,究其原因,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该事件传回中国后引发了不小的震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从“中朝宗藩关系”的历史习惯认知中脱离出来,纷纷刊文著书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同情亡国的朝鲜人民,支持朝鲜人民的独立复国诉求。[2]20世纪初20年代中日关系相对缓和,日本吞并殖民朝鲜已成事实,中国舆论的关注重心不在朝鲜,故相关教科书的编纂数量最少。据统计,38种相关教科书的出版社分属9家,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北新书局、青光书局、开明书店、光明书局、正中书局、科学会编译部。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14种,中华书局出版9种,世界书局出版8种,其他出版社各出版1-2种。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3个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最多,影响力最大。商务印书馆创立于19世纪90年代,1902年成为集出版、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现代出版机构。1912年,商务印书馆抓住中华民国建立的契机,开始编著契合共和政体的新式教科书,傅运森的《东亚各国史》便是其出版的一部质量较优的新式教科书。1912年,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恰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宗旨和学制,中华书局自此开始出版“中华教科书”和“新制教科书”等系列教科书,潘武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东亚之部)》和李秉钧的《新制东亚各国史教本》便是其中代表。世界书局成立于1921年,从1924年起涉猎中小教科书领域,开始编辑“新学制”系列教科书,并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融入教科书中。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作为民国时期3家最大的出版机构,其关注和发行有关朝鲜起源历史的中学教科书,代表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另外,各种教科书的发行皆由政府审核通过,因此也反映了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朝鲜起源历史的官方态度。

二、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涉及朝鲜起源历史的相关内容

(一)古朝鲜的地理及人种

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对于朝鲜起源历史的记叙通常从地理和人种开始,在诸多教科书中,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古朝鲜的地理及人种描述最为详细。夏曾佑于1890年考取进士,历任清廷礼部主事、泗州知州、北洋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北京图书馆馆长。他曾参与创办《国闻报》,宣传维新变法,并突破传统的编撰方法,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用章节体编撰了中国近代史第一部新式通史教科书。夏曾佑在其编撰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古朝鲜的地理位置记载为“古朝鲜地,大抵当今盛京省之南部,西自辽河,东达大同江附近。其北部一带,为肃慎族蔓延之地。东方一带,为诸韩族藩殖之地”。[3]33李秉钧与夏曾佑持相同观点,李秉钧在《新制东亚各国史教本》中记叙古朝鲜的地理位置为:“古朝鲜地,大抵西际汉辽东塞(以浿水为界),东传海(今日本海),北则肃慎氏,南则诸韩族是也。”[4]夏曾佑认为,古朝鲜的人种为通古斯族。《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记叙古朝鲜的人种,“古朝鲜人,尽属通古斯族”。[3]33潘武与夏曾佑的观点一致,他在《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东亚之部)》中认为古朝鲜的人种为濊貊与肃慎族,濊貊与肃慎族“同属通古斯族”。[5]11傅彦长将古朝鲜的人种解释为“东胡的别种”,[6]38认为朝鲜半岛南部的民众是远古时代由北方迁徙移居而来。章赋浏在《东洋史》中对东胡民族有较为详细的解释:“东胡民族,即今通古斯族,居蒙古东部及满洲一带,与朝鲜东北部地方,即周时肃慎,其后逐渐繁衍,有濊貊、沃沮、挹娄、扶余等族,拓地日广。”[7]相关教科书中关于古朝鲜地理位置的记叙,与当今国内学界的“平壤说”类似,即古朝鲜的统治范围大体在朝鲜半岛北部,毗邻中国东北地区,向西没有越过鸭绿江。[8]141关于古朝鲜人种的记叙,类似于当今国内学界的“秽、貊或秽貊说”,[8]122无论是潘武提出的“濊貊与肃慎”,还是傅彦长提出的“东胡的别种”,他们都将其归类于通古斯族,即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均认为古朝鲜的人种为通古斯族。

(二)朝鲜开国之祖的分歧

相关教科书对朝鲜的开国之祖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视檀君为朝鲜的开国之祖;第二种认为箕子是朝鲜的开国始君;第三种认为檀君和箕子都不可信,朝鲜的信史开始于卫满朝鲜。

1.朝鲜的开国之祖:檀君朝鲜

傅运森、丁英桂的《东亚各国史参考书》持檀君朝鲜的观点,认为檀君所处的时代与我国尧帝时代同期,檀君的身份是神人,檀君所降临的地方为太白山。傅运森历任广州武备学堂(黄埔军校前身)教习、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编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编辑、百科全书委员会史地系主任等,参与编撰多本教科书,在史学界影响颇大。他在《东亚各国史参考书》中记叙檀君朝鲜为:“檀君,高丽古史称,当帝尧时,有神人降于太白山檀木之下,土人奉为主,号檀君,以为开国之祖。”[9]16郑昶的《初中外国史》和赵玉森、夏延璋的《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历史(第三册)》也认可檀君朝鲜的观点,《初中外国史》描述朝鲜的开国历史为,“相传开国之君叫做檀君,始立国号为朝鲜”;[10]《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历史(第三册)》描述,“相传中国帝尧时,有檀君者,兴于其地,为朝鲜之国祖”。[11]19部分教科书否认檀君朝鲜的存在,如王桐龄的《新著东洋史(上册)》对于檀君朝鲜的时代、建立者、都城、檀君执政时间记叙十分详尽,但在最后认为檀君朝鲜为“臆度之说”。除否定檀君朝鲜外,王桐龄还揭露了当时日本政治家欲图“标榜日韩同祖”从而殖民同化朝鲜的险恶目的。朝鲜半岛地方,为三韩民族起原(源)地。相传当中国唐虞之时,有神人降于太白山(平安道妙香山)檀木之下,有圣德,抚育国人,遂君临其地,是为檀君,国号朝鲜,定都平壤。檀君姓桓,名王俭,因以王名名其都城。复徙都白岳(即太白山)。当中国殷高宗武丁之时,檀君得道,隐居阿斯达山为神,享国一千零四十八年(或云檀氏传国共一千零四十八年)云云,是为朝鲜太古之神话……现代日本政治家,利用此学说,标榜日韩同祖,以期朝鲜人易于同化。大抵太古时代,汉民族文化未至朝鲜以前,半岛东部江原道一带之初民,与日本西境山阴道之士民,海上颇交通,输出日用必需之品于日本。故两国神话,颇有类似者,要皆臆度之说,未可尽信也。[12]赵懿年的《中等历史教科书东西洋之部》和金兆梓、陆费逵的《高中外国史(上册)》也持反对檀君朝鲜的观点。赵懿年在《中等历史教科书(东西洋之部)》认为檀君朝鲜不足信,“太古有神人降于檀木之下,土人奉为君主,号曰檀君,然不足信”。[13]10金兆梓和陆费逵在《高中外国史(上册)》将檀君神话比作没有凭信的神话,“相传在我国夏后氏以前(约当公元前23世纪)有一檀君始建国,授民编发盖首饮食居处之制,这是神话不足凭信”。[14]181耿淡如和王宗武的《高中外国史(上册)》认为,“在距今600年前,始由高丽僧人用文字记载下来”,从而否定檀君朝鲜的真实性,认为其为神话,“不足置信”。[15]158概而言之,民国时期教科书对檀君朝鲜或支持或反对,观点不一。傅运森在1912年撰写的《东西洋史讲义》和1913年撰写的《东亚各国史》中,是反对檀君朝鲜的,认为其“不足信”,[16]但后来在其1918年撰写《东亚各国史参考书》时,又变为支持檀君朝鲜。分析部分教科书支持檀君朝鲜的原因,其一,近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朝鲜半岛政治实体的独立诉求,朝鲜半岛开始寻求本土历史体系的构建,箕子朝鲜地位一再下降,檀君朝鲜成为朝鲜半岛的主流观点。[17]其二,承认檀君朝鲜,有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民族情绪,争取朝鲜半岛民众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

2.朝鲜的开国之祖:箕子朝鲜

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对于朝鲜开国之祖的主流观点是箕子朝鲜。李泰芬的《新编世界史》对箕子朝鲜的记叙较为详细。李泰芬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绥远省教育厅厅长,天津特别市教育局局长等职,他在其编撰的《新编世界史》中认为,“周灭殷,王族箕子偕国人5000,避居朝鲜,遂为君,都王险(即平壤)”。[18]190傅彦长的《东洋史ABC》介绍了箕子朝鲜的情况,“民国前3000年光景,中国天下正是殷亡周兴的时代,殷朝王族箕子同国人5000,到朝鲜去避难,周武王也乐得做好人,就把箕子封于朝鲜。朝鲜有正式的建国,从这时候才起始的。箕子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以平壤为京都,一晃就是41代,900多年了”。[6]38不过,相关教科书对于箕子去朝鲜的方式存在争议。李泰芬的《新编世界史》认为,周覆灭商,商朝宗室箕子为了躲避周王室,主动逃去朝鲜。[18]190朱翊新、宋子俊的《社会课本:历史编第二册》称,箕子是“逃到朝鲜北部去做君主”。[19]潘武在《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东亚之部)》中认为,箕子是受封于周武王,“及周之灭殷也,封殷王族箕子于朝鲜”。[5]11李季谷在《李氏初中外国史(上册)》中也提出,“自纪元前112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一事始”。[20]63相关教科书赞扬了箕子对朝鲜半岛的贡献,认为其通过劝农桑、教礼义的方式使民心顺服,从而在朝鲜半岛建立统治,同时也给朝鲜半岛带去了中华文化。“箕子偕殷民5000至王阴(即平壤)教土民以礼义,劝农桑,设禁令八条,土民咸服,子孙世君朝鲜,迄今平壤尚有箕子陵。”[9]16“箕子入朝鲜后,颇为当地居民所信服,于是中国文化渐渐输入朝鲜半岛北部,箕氏子孙,世袭王位。”[20]63“箕子率众5000人东走朝鲜,诗书礼乐阴阳卜筮以至百工技艺都备,定居平壤,遂王其国,教其人以礼义,画井田以示田蠡产业的方法。朝鲜于是始有文化,而且受的完全是我国的文化。”[14]181民国时期大部分教科书均持箕子朝鲜的观点。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史书对于朝鲜开国之祖的记叙均是箕子朝鲜。如《汉书•地理志》中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箕子朝鲜观念已经深入人心。[21]另一方面,中朝两国当时都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受害国,强调中朝历史联系,有利于激发两国人民对日本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

3.朝鲜的开国之祖:卫满朝鲜

除檀君朝鲜和箕子朝鲜的观点外,还有部分教科书对朝鲜开国之祖持卫满朝鲜的观点,其中以何炳松的《外国史(上册)》为代表。何炳松先后任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国文部主任、编译所所长、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认为檀君朝鲜是神话,箕子朝鲜是中国秦汉时人的传说,朝鲜的开国之祖应当是卫满。至于朝鲜立国的起源,神话中相传当西元前2300年时有神人下降,建设国家而自立为王,叫做檀君,国号朝鲜,定都平壤,为朝鲜的始祖。后来据中国秦汉时人的传说,周武王于西元前1121年(武王十四年)封殷王族箕子于朝鲜,定都平壤,以为这是中国人移殖朝鲜的第一次,亦就是中国文化输入朝鲜的第一次。箕氏一族相传,传国凡40多代,到西汉初年箕准在位时,千年来的箕氏朝鲜方为中国燕人卫满所灭。以上所述,恐怕都是传说,我们不能当作信史。朝鲜的信史似乎开始于卫氏。[22]除何炳松的《外国史(上册)》外,耿淡如、王宗武的《高中外国史(上册)》也认同卫满朝鲜的观点。耿淡如和王宗武以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考箕子受封的故事在周代初年,那时候朝鲜距离铁器时期尚远,而且这一件故事,除后来有文字记载以外,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古迹或遗物,可资证明,所以我们只能暂时认为传说。朝鲜的信史,当开始于卫满”。[15]159关于卫满在朝鲜建国的过程,当时的教科书普遍将其描述为入侵者或野心家。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卫满的形象描写为,“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蛮服……卫满既王朝鲜,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方数千里。”[3]34黄人济、朱翊新的《初中外国史(上册)》中认为“卫满侵入朝鲜,袭败箕子后裔,做了朝鲜国王”。[23]李季谷的《李氏初中外国史(上册)》称,“至纪元前195年,汉燕王卢绾反汉入匈奴,他的臣属卫满亡命到朝鲜,表示愿意投降,箕子第40代裔孙准令他守备西界,不料卫满野心不小,窥得朝鲜内部空虚,武力薄弱,翌年,举兵反叛,赶走了箕准,俨然自立为王了”。[20]63-64赵懿年的《中等历史教科书东西洋之部》也有相似的记载,“燕人卫满率其徒千余人来属王以守西鄙,既而阴乞宿卫遂袭击王,王准不能御,乘舟南逸,箕氏900余年而亡”。[13]10卫满朝鲜传位至卫右渠时,因汉武帝东征而亡。相关教科书对于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四郡的地理位置记载也不一致。赵懿年在《中等历史教科书东西洋之部》中记载:盛京东部为真番郡,盛京南部为乐浪郡,平安黄海二道及咸镜道为玄莵郡,南江原道附近为临屯郡。[13]11赵玉森、夏延璋的《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历史(第三册)》认为:平安黄海京畿三道及忠清道北部为乐浪郡,江原道为临屯郡,咸镜道为玄莵郡,奉天东边道之东部为真番。[11]19李季谷的《李氏初中外国史(上册)》则认为:平安南道,黄海道、京畿道为乐浪郡,鸭绿江上流附近为真番郡,咸镜南道为玄莵郡,江原道为临屯郡。[20]64当今学界一般认为四郡的位置是:玄莵境在今朝鲜东北咸镜道内,乐浪郡大体在清川江至单单大岭,临屯郡在乐浪郡之东,约在今朝鲜半岛东部,真番郡约在今汉江之南。[24]相较而言,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关于四郡的位置与当今学界所持的观点略有不同。民国时期朝鲜起源的主流观点是箕子朝鲜,但也出现了卫满朝鲜的观点,这与民国时期思想活跃,社会氛围宽松,私人编修教科书风气盛行不无关系。从耿淡如、王宗武在《高中外国史(上册)》中运用古迹和实物考证的方法来确定卫满朝鲜为古朝鲜的信史来看,部分历史教科书做到了突破传统观点,不把社会主流观点和史书记载作为撰写教科书的唯一标准,将当时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运用到了中学教科书编撰之中。

(三)三韩的地理位置及立国起源

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除探究朝鲜的古史起源外,还对古朝鲜马韩、辰韩、弁韩的地理位置、立国起源、国内情况及未来发展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叙。赵懿年在《中等历史教科书东西洋之部》中详细分析了三韩与民国时期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的对应关系:马韩在京畿道南部至忠清全罗一带,辰韩在庆尚道之东北,弁韩在庆尚道之西南。对于辰韩的立国来源,该书认为“秦民之聚合”逃难至朝鲜,民众中有能力有志向的“朴赫居世”,众人将其“推为君”,辰韩始建国,并将首都设置在斯庐,成为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的新罗国。[13]10-11傅运森的《东亚各国史》分析了三韩的来源:马韩是箕子朝鲜的后代,弁韩和辰韩是战国至秦末从中国逃来的汉族人所成立的。在汉武帝灭掉卫氏朝鲜后,三韩皆服从汉朝,开始持续不断地向汉朝进贡。[25]赵运森、夏延璋的《师范学校新教科书历史(第三册)》则详细描述了三韩的情况:马韩国内共有54个国家,辰韩和弁韩国内各有12个国家,由于马韩国势最大,所以这78个国家的国王皆由马韩人担任。卫满攻破箕氏朝鲜后,箕准率残部南下三韩,攻破马韩,全数占领其地,“兼统御辰弁二韩,因自立为韩王”。[11]20金兆梓、陆费逵的《高中外国史(上册)》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南箕北卫对峙之局”。即:辰韩是一批为躲避秦始皇暴政而移居朝鲜半岛的亡人所建立的,弁韩是战国末秦初,齐国亡国民众东渡朝鲜而建立的,马韩是朝鲜半岛上的土著建立的。辰韩在朝鲜半岛南部偏东,弁韩在辰韩的南边,马韩在半岛西南偏西。箕准击破马韩后称韩王,半岛南部的人口和土地被箕准所支配,北部的卫氏朝鲜与南部的箕子朝鲜形成二分对峙局面。[14]181-182傅彬然的《开明社会课本教学法第二册》对于三韩立国来源的记叙与其他教科书也有较大差异。该书主张:马韩是由躲避卫满南逃的箕准所建立的,辰韩是当时为了躲避国家苦役、东逃朝鲜的中国民众所建立的,弁韩的建立者多数也是中国南方人。[26]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的作者如夏曾佑、傅运森、李泰芬、何炳松等,多为知名的历史学家或教育学家,曾在大学、教育局或印书局等任职,参与多种中学教科书的编撰,他们编写的中学教科书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官方的态度。檀君朝鲜是近代朝鲜在民族危机下,为激发民族自觉意识而构建的民族始祖;[27]箕子朝鲜记载于中国史书典籍,是“中朝宗藩关系”历史记忆的产物;卫满朝鲜有考古文物、遗迹支持,符合现代历史研究的观念和实践。可以说,三种观点各有千秋,很难断言孰是孰非。总而言之,民国时期中学教科书对朝鲜起源历史的叙写,客观上是对中国与朝鲜半岛人民友好关系的溯源,与当时日本殖民侵略朝鲜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唤起了国人对朝鲜亡国的同情心。

作者:王建宏 宋伟志 单位: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