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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我国图书贸易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疫情来临后，图书市场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外贸市场。这对我国的出版“走出去”既是一场考验，更是一次机遇。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版权输出不断开拓新路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开拓新平台，为增强我国版权输出竞争力提供方法支撑。
关键词：版权输出；路径开拓；融合出版
1.当下版权贸易新背景
我国的版权输出相较于版权引进比较弱势，版权输入的速度要远远快于版权输出的速度，版权贸易基本处于逆差的状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国无法加快出版“走出去”的步伐，也无法更好地传播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版权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出版“走出去”不仅有利于宣扬我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更有利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国务院的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曾说过：“图书的国际版权贸易是一种特殊的国际贸易,它是经济活动中的文化事业,又是文化交流中的经济活动。”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图书贸易上的表现差强人意。尽管国家实施各种“中国图书推广计划”，一直没有逆转差额。2006年聂振宁曾说我们的版权输出引进的比例是1:10，这个数字是按照图书的种类得出的，如果换算成利润比例会进一步拉大。因为我们引进的图书都是畅销书，输出的图书大多是中医、古典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利润和销量并不是很高。疫情来临之后，全球贸易包括图书贸易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2020年全球贸易跌落13%~32%，图书贸易的对外宣传活动被迫停止，各种国际书展也被迫停办，这无疑是对国际出版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国版权输出的一次机遇，因为疫情的影响，各种活动变为线上举行，例如法兰克福书展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对外宣传的成本大大降低，各个出版社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加快对外出版的步伐。例如，凤凰集团在法兰克福书展的线上平台展出图书将近600种，其中更是包括我国对抗新冠疫情的图书，如《科学抗疫——人类与传染病的较量》等。抓住“疫情”这个全球热点，讲述中国在抗疫过程中付出的各种努力和各种感人的故事，不仅弘扬了中国精神，传递了中国力量，更是为全世界人民战胜疫情打了一剂强心剂。经过近几年出版界的努力和“一带一路”与各国的沟通交流，无论是大众出版还是学术出版的传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中国的学术成果通过数字平台和数据库等数字产品的形式，在国际市场广泛传播。国内外的学术成果在技术的加持下，做到了知识共享。特别是虚构类或非虚构题材的作品，例如虚构类的网络文学，在国外市场的受欢迎程度非常高，中国可以考虑扩大该类作品的版权输出，以此宣传中国文化，传递中国意识。
2.制约我国版权输出的因素
2.1输出的畅销书品种少。我们输出的图书主要集中在文化类，主要是中国医学、中国武术、古典文化、中国历史地理等，很少有畅销书，多是一些适销书。原创精品书不足，有一些出版单位为了追求“走出去”的图书数量，不注重图书的质量，急功近利地想要达到指标，就会造成虽然有大量的书输出到海外，但是质量堪忧，很难在市场上掀起浪花的结果，与我们想要优秀文化输出海外的初衷背道而驰。
2.2缺乏版权开发深度。现在对图书的开发已经不仅仅是纸质图书的传播，而是注重对图书的深度挖掘，更多的是对图书的附属权的开发。附属权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出版物的附属权，这项权利与图书出版的其他各项活动相关，但仍然属于出版活动的范围；另一种是非出版物的附属权，这种版权涉及的领域大大扩展，在图书市场中的交易比例也将大大提高[2]。国外非常重视这些附属权利的开发，例如罗琳的《哈利波特》在中国不仅有游戏的开发，还有各种主题游乐园等，但是中国输出的图书很少注重这些附属产业的开发。一方面是我们输出的图书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没有足够的利润驱动出版单位开发这个附属权；另一方面是我国版权输出的图书不重视各项附属权利与衍生产业的开发，使得输出图书很难获得较高的经济利润，不利于我国图书“走出去”。
2.3版权输出路径单一。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我国的贸易途径比较单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图书出版开始注重版权的交易，图书贸易的途径也扩大了，但是版权输出的途径仍然相对单一。我国的出版环境和国外有很大的不同，版权输出大部分都是出版社自己负责，但是国外的版权代理经纪人很发达，一般版权贸易由第三方来进行代理经营。我国的版权代理产业不发达，导致出版社忽视了与第三方机构的沟通合作。同时，我国缺乏在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或者代理商，不成熟的版权经纪人体制也使得其他国家的代理人很难发现我国的优秀出版物，对我国的出版市场做出错误的估计。我国大部分版权代理机构都是国有性质的，在这种固有的体制下，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报酬无关，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影响了机构的经济效益。这种僵化的体制，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版权代理的发展。
2.4版权输出人才匮乏。在版权输出的人才资源建设上我国存在比较多的问题，版权代理商机制的不发达使得我们的专业版权人才储备不足。因为出版属于知识型产业，人才资源的重要性在出版行业中尤为突出。经过不断的发展，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合格的版权贸易人，这些版权代理人精通外语，具有熟练的商业谈判技巧，十分了解版权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同时对国际版权贸易市场也比较了解，但是这样的人才太少，还不足以带动我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发展[4]。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也是图书出口所依赖的，翻译工作可以说是图书输出的基础性、保障性的工作，例如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国际友人》发表了名为《外籍翻译家将莫言带入诺奖殿堂》的文章，文章阐述了优秀的翻译人才对图书的出版和输出起到的关键性作用。由此可见，优秀的翻译人才在图书版权的输出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有意识地进行培养。
2.5文化和语言差异。版权输出从本质上讲就是文化的输出，不同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地域环境、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不相同，这些不同既是特色，也是制约版权输出的因素。在文化输出方面，西方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这就造成了西方国家会基于自身的强势文化，失去了解我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影响我国的版权输出，造成图书出版贸易环境的严峻形势。对于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的年轻一代，对于中国基本是丝毫不了解的，或者只是通过西方带有偏见的媒体所报道的消息来了解中国，接收的消息也必然是片面和带有偏见的。因此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东方尤其是中国是神秘的，中国文化是抽象的，文化差异可能会使版权的输出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情况，“走出去”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做到“走进去”。我们要想在世界舞台上弘扬中国文化，传递中国思想和智慧，就要尊重不同国家的风俗文化习惯，适当对输出的作品进行改写，这是我国出版国际化的必经之路。
3.版权输出路径开拓
3.1利用国际平台，创新版权贸易模式转变。疫情使得图书的国际贸易形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采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版权贸易模式，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书展开展线上书展，这为版权贸易的模式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不仅为国际出版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交流平台，还可以更好地打破地域的限制。运用好现有的交流平台拓展合作关系，此前出版业的对外宣传交流以各种中外书展活动和在国际书展的面对面约见为主，疫情的突发使传统模式在未来一段时间很难开展，因此除了法兰克福书展等线上交流平台外，还应该结合融媒体模式，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实时的交流沟通，彻底打破地域障碍。
3.2开辟新的网络平台。以全球化的世界为基础，利用互联网便利、快捷的特点，展开版权信息的输出、版权的洽谈等版权贸易工作。开辟网络平台，可以利用数据库丰富的版权知识数据为全世界的版权业内人士提供更加准确的版权信息，还可以做到实时更新，方面版权贸易的对接，有利于我国版权的输出和引进。通过网络版权交易平台，版权交易双方可以在平台上进行浏览和挑选，并且与有意向合作的机构或者代理人进行联系。在这个平台上，访问者可以非常迅速便捷地了解图书版权的单位或者个人信息、联系方式、畅销情况等各种细节信息，加强图书的宣传力度，一定程度上扩大版权输出的规模。
3.3加强对外合作拓展版权输出渠道。版权输出可以通过合作出版的方式进行，利用现有的渠道加强合作，扩大我国对外出版的数量。例如利用亚马逊的平台渠道，将国内畅销的网络小说在亚马逊平台出售，从而扩大销量。天运老猫的《重生之最强剑神》在亚马逊平台的中国文化图书中可以排第十三名，并且口碑良好。在合作出版的过程中，我国出版单位可以学习国际出版在出版活动过程中的可取之处，从而提高我国的出版质量，改进不足。针对不同国家的合作伙伴以及不同的市场需求，要制定不同的输出计划，不能盲目输出，而是要迎合国外市场的需求，输出具有畅销元素的中国精品图书。在后疫情时代，技术对版权输出的赋能作用更加重要，元宇宙、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能以更加立体视觉化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化，读屏时代下，融媒体的发展更是推进国际传播的有效方法。
3.4加快推进版权代理业务。第三方版权代理在国际版权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现有的出版体制并不能很好促进版权代理的发展，因此现有的国有体制应该加快改革的脚步，建立现代的版权代理机构体制，促进其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建立严格的版权经纪人审核制度，对版权贸易从业人员的资质进行严格把关，从而建立一支专业的版权经纪人团队。必要时，我们还要学习吸收西方版权代理人的经验，再根据我国的情况进行本土化。
3.5提高翻译质量。在版权输出的过程中，翻译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在版权贸易中，图书的质量仍然是第一位的，莫言图书的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者的写作功底固然重要，但是在文化传播中，翻译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完全输出的内容，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译者的“二次创作”，译者已经成了这本书的创作者之一，好的译者能够为版权输出扫清语言障碍。正如黄友义所说：“缺乏高端中译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走出去制约着中国话语权的提升。”
3.6创新版权输出形式。将图书版权出售至海外市场只是版权开发的开端，可以在输出图书纸质版权的基础上，针对受欢迎的作品进行全版权的IP运营开发，延伸产业链，挖掘作品的最大价值，例如电视剧《甄嬛传》，除了小说版权，还将开发的电视剧版权输出海外，在众多国家上线，并且受到了巨大的欢迎。此外，还可以开发游戏、漫画、动画、电影等众多产业形式，形成品牌效应。就如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从儿童童话到全球爆火的巨大IP品牌，其版权的输出创造了巨大的效益，且形成一种“魔法世界”的小众文化，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除了小说的爆火，全球还遍布着“哈利波特”系列的主题公园；在2021年网易推出了联名的手游，一夜爆火，连续冲上移动端游戏排行榜的前三位，热度高居不下，AvalancheSoftware游戏公司也将开发3A游戏《霍格沃茨：遗产》在PC、PS4、Xbox、Switch等全平台上线，受到世界范围内游戏爱好者的热切关注；《哈利波特》一系列8部电影，也在世界范围内创下票房纪录，甚至被影迷奉为经典，除此之外还有各类衍生周边产品，如服饰、工艺品、饰品等，可以说“哈利波特”是版权运营和输出巨大成功的典型案例。在这个数字时代，版权的输出更要和新媒介紧紧相连，如何让出版“走出去”不应仅停留在传统媒介的层面上，学会利用立体的媒介网络，创新立体传播，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中国文化的融合。在宣传形式上，多利用网络社区与社交媒体，短视频、图片、网文等一系列形式可灵活运用，这些网络时代的产物，不会拘泥于语言和文化的限制，能够更快更高效地传播。结语总的来说，中国的版权输出还需要时间的慢慢积累，随着近几年国家大力提倡“走出去”，我国的图书输出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输出图书的品质也有了提升。版权输出已经成为我国出版物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不仅是价值观、传统文化的宣扬，更是提升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出版逐渐国际化与世界接轨的这个过程，也是中国文化更好传播的过程。后疫情时代，网络传播途径的建设将更加重要，传播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因此，面对新的世界形势，版权输出的工作策略要更加的巧妙，寻求更优的出版传播链条，弘扬中国精神，需要建立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共鸣。对于国内的出版机构而言，版权输出不再是简单的纸质图书的输出，而是多个产业协同融合，共同让中国文化、中国成果成为世界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条路很长，需要国家和出版人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赵启正.善于“俘虏”他人的“说道”——序<版权贸易十一讲>[J].中国出版,2011,(3):77.
[2]王焕弟.科技图书版权输出对策分析——以石油工业出版社为例[J].出版发行研究,2015,(1):84-86.
[3]李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图书版权输出发展分析[J].出版广角,2017,(11):39-41.
[4]康存辉.我国图书版权输出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探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4,(2):83-85.
[5]张聪.后疫情时期，版贸如何开新局[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0-09-25(006).
[6]左慧.内容为王创意先行——图书版权输出创新方式的探索[J].出版参考,2018,(2):26-28.
作者:倪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