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仪式化建构和传播，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当前，在传播媒介多样化、传播内容泛娱乐化的传播环境中，如何通过新异的传播形式、内容表达风格和贴近受众的传播理念实现有效传播，从而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获得文化认同，是当前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致力于结合新媒介技术发掘中华传统典籍中的精华，重构属于“读书人”的独特文化场域。对此，文章以传播仪式观为切入点，旨在研究《典籍里的中国》的仪式化呈现与建构过程，并从符码组合、场景搭建、弹幕互动三个层面来解读其创新呈现方式，探析其引发受众情感共鸣以及唤醒共同的文化记忆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仪式化传播；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中指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为了建构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在其理论视域中，媒介本身是作为一场文化共享的仪式而存在的。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的仪式化建构与传播的特征以及创新性受到广泛关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进行本土原创的文化类综艺节目成功吸引了广大受众，如《经典咏流传》《故事里的中国》等节目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类综艺节目的精品典型。2021年2月，《典籍里的中国》在中央一套首播便获得超过4.5亿的话题阅读量，并快速地引发一系列现象级传播。《典籍里的中国》的节目定位是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央视创造传媒联合打造。该节目主要选择《尚书》《论语》等传统典籍的经典名篇故事，通过舞台展演、跨时空互动的建构与传播方式，讲述我国优秀经典文籍背后的动人故事。文章从传播仪式观出发，以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为案例，从符码组合、场景搭建、弹幕互动三个层面解读并探究其仪式化建构与传播的路径。
一、《典籍里的中国》的符码组合
仪式是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集合体系，是由众多象征性符号构建起的文化与价值的象征体系［2］。精心选择的文本内容，经过对经典、具有代表性的符码的重组，构建出一个崭新的多层次的符码体系，便于表达和阐释进而传播更深层次的内涵与意蕴。《典籍里的中国》正是精心挑选了传统典籍中的优质文本，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身体操演、真人演绎的现代化呈现方式完成符码的有机重组，将“旧故事”呈现在精心打造的“新场域”中，这本身就完成了一次仪式化展演。
（一）优质文本的选择
当前，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层出不穷，在通常情况下，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的选题会聚焦于与传统经典文化紧密关联的符号内容。鉴于此，《典籍里的中国》侧重于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撷取传统典籍中的高质量、典型的作品作为母体进行符码的重组和再诠释。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中指出，编码即电视节目制作者根据自己的意图对电视话语进行符码（信息）编入；解码即受众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背景、知识架构等对编码信息进行解读［3］。纵观《典籍里的中国》的选题，我们可以发现，从《尚书》到《天工开物》，从《史记》到《本草纲目》，再从《论语》到《徐霞客游记》……传统典籍数量多、文本类型多样、覆盖范围广。对此，《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制作方在进行大量的“编码”“解码”“再编码”工作之前，要充分考虑文本类型的特殊性。因此，优质文本的选择成为实现符码体系建构的第一步。在《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节目—《尚书》中，共有28个篇目，包括500多个人物形象和故事设定。但对节目制作方而言，以小见大、精中选优，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故事是重中之重。在节目初期访谈中，通过主持人的采访和提问，3位专家学者清晰地阐述了《尚书》的相关背景，说明了“典”字的由来，阐明了“伏生”在《尚书》的留存和传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亦称要将“不绝如缕、薪火相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因此，在《尚书》的演绎中，“伏生”作为《尚书》的关键人物成为表演的核心角色，整期节目围绕《尚书》中的《禹贡》《牧誓》等故事内容展开。从文本的选择来看，《典籍里的中国》从一开始便注重对文本乃至核心角色的选择，这些对中华民族具有独特意义和民族记忆的经典文籍作品，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符号和象征。《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制作方对这些经典文籍作品的精心选择也是一种仪式化行为，体现节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温以及再塑造集体记忆的追求。另外，古今读书人的共同演绎和互动也实现对经典文籍作品新时代价值的挖掘。
（二）身体操演和真人演绎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认为，纪念仪式的重演依赖于规定性的身体操演，因此身体操演是塑造并唤醒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的方式之一［4］。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中的行为符号主要指区别于日常行为的仪式化行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或意义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是侧重在表现特定的动作或方式背后隐含的象征含义［5］。《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戏剧+影视+文化访谈”的创新形式，重新塑造了传统典籍背后的故事。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成为参与此次仪式的重要符码，从演员到观众都可以通过身体操演实现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等集体记忆的再唤醒。例如，《典籍里的中国》在所营造的典籍场景中多次出现了作揖、跪拜、鞠躬等不同的“行礼”方式，这些均作为身体操演仪式，营造了集体参与的精神文化氛围，使受众产生强烈情感共鸣的同时，还可以唤醒其内心深处的文化情感。在第一期节目中，古代读书人“伏生”、现代读书人撒贝宁进行了“穿越式”的互动。两位不同时空的读书人到达同一时空，在节目建构的共同场域中一起阅读典籍，但他们行礼的是属于各自时代的礼节。“礼”本身就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古代读书人和现代读书人的身体操演方式不尽相同，表达的却是同一份尊敬。通过舞台的重新编排和演员对角色的再塑造，这种“穿越式”的互动让观众感到和谐，给观众带来视觉和文化情感的双向体验，弘扬优秀传统民族精神、唤醒观众内心民族记忆的同时，也体现紧贴时代脉搏的崭新时代精神，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
二、《典籍里的中国》的场景搭建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场域是存在于各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架构，各种客观关系的网络或架构所表现的社会性力量的不同性质使每个场域都具有其特有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自主性特征，但各个场域之间又具有动态扩展过程，并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6］。结合场域理论视角，《典籍里的中国》利用多维舞台空间，通过跨越时空的双线叙事结构打破古与今之间的时空边界，搭建出一个崭新的媒介场域，完成古与今的跨时空交流。
（一）多维空间：沉浸式的展演方式
场域包括物理环境、他人行为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场域理论指个体行动会受到所在场域各个方面的影响。一个场域相当于一个较为独立的社会空间，人们置身其中，同时各个场域之间也具备相对独立性，不同的场域相互区分。《典籍里的中国》致力于建构一个全新、原创的立体舞台空间，舞台主要分为四个表演区域，分为主舞台、副舞台、上下两层的副舞台以及贯穿并连接三个舞台的甬道，多重舞台空间的打造便于进行“跨时空的对话”以及提升故事展演层次。《典籍里的中国》对舞台空间进行个性化的独特设计，多重场域的建构与融合以及演员的实际参与配合，呈现具有冲击性的独特的戏剧化展演效果，给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多维空间的创建加深了故事展演的层次。例如，在第四期节目《本草纲目》中，当代读书人撒贝宁与李建元相遇并站立在舞台甬道这一空间中，追忆李时珍学医、行医路上经历的各种磨难。当舞台帷幕拉开，在上下两层的副舞台中，上层舞台的展演场景为：童年李时珍许下学医的心愿，少年李时珍意气风发，仍然初心不改想做一名医者。下层舞台的展演场景为：青年李时珍再三请求父亲支持自己学医的选择。在上下两层的副舞台中，童年李时珍、少年李时珍和青年李时珍共同喊出“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和李建元共立于甬道上，这种“穿越时空”的仪式感画面给在场观众带来良好的观看体验。《典籍里的中国》通过对多维舞台空间的仪式化建构，利用融媒体实现不同场域的融合，演员富有仪式性的身体操演以及蒙太奇影视化手段、舞台灯光、音乐音响等多方面的相互配合，实现了多层次呈现经典文籍作品，使观众深入解读了其文化精神内涵的节目效果。
（二）“双向穿越”：影视化的叙事结构
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要讲好经典文籍作品中的故事，传播经典、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将经典文籍作品中晦涩难懂的部分转换成大众喜闻乐见的视听作品。在此前提之下，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制作方在影视化传播的过程中，会选择影视化的叙事结构来重组典籍故事。在《典籍里的中国》的每期节目中，“双向穿越”的叙事方式配合蒙太奇的影视化手段，模拟时空转换的效果，观众的对话感和代入感得到增强，使其在时空场景的连接转换中，通过置换自身角色体悟到古今读书人不同情感的递进与变化。例如，在第五期节目中，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带领观众“穿越”至春秋末期，与孔子的弟子们一起共读《论语》。而后，借助蒙太奇的影视化手段，孔子弟子—子贡与观众、撒贝宁一同“穿越”回到现代，在现代课堂上重读《论语》名句，古今穿越的“实时经历”使观众获得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双向穿越”的叙事方式，在“今穿古”中交织“古穿今”，将古今时空共同置于节目舞台，给观众带来古今融为一体的感官体验，流畅地表现了中华文明的诞生、发展、传承历程以及对后世的启发影响［7］。
三、《典籍里的中国》的弹幕互动
詹姆斯•W.凯瑞所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指共同信仰的表征”［1］。《典籍里的中国》打破了传统电视传播内容的单向性，在节目内容传播的过程中给观众提供了弹幕互动的参与方式，并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引导观众参与互动，提供了一个将受众吸引并聚集在一起的“仪式化场域”，在信息所传达的特定观念的强化下，受众建立起统一的秩序与集体的认同感，这也就进一步完成文化记忆的重构与强化。基于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弹幕场域的存在为个体的虚拟在场提供了一个互动平台，弹幕互动仪式成为弹幕发送者表达观点、发泄情感甚至参与节目建构的重要环节［8］。作为符号的一种类型，弹幕使个体短暂即时的情感转变为长期持续的情感。基于此，《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提供弹幕互动的仪式空间和场域，为观众营造强烈的归属感和主体意识。弹幕互动所营造的归属感，一方面源自对弹幕群体的归属感。例如，在第四期节目《本草纲目》中，当代读书人撒贝宁带领古代读书人李时珍“穿越”时空看到了已出版的《本草纲目》，弥补李时珍生前并未看到已刊刻的《本草纲目》的遗憾，同时撒贝宁郑重地向李时珍道谢，线上观众也通过弹幕发表“感谢先生”，齐向李时珍道谢，弹幕互动氛围热烈。这种仪式行为使受众对弹幕的认同感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归属感可以通过主动发送弹幕获得。在《典籍里的中国》古今人物对话的环节中，弹幕通常会体现受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受众表达自身情感的同时，其参与感和主体意识也会得到增强。
四、结语
《典籍里的中国》作为新时代原创文化类综艺节目的新尝试，其效果显著，在节目的仪式化建构与传播的各个环节中，从象征符码的组合、场域空间的打造、共同参与实现情感互动等层面实现历史与当下、真实与虚拟的链接，从而营造出特定的仪式氛围，受众从中不断获得情感体验，在符码组合、场景搭建、弹幕互动的合力之下，《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也不再仅是传统文化的展演，而是成为一场具有分享价值与意义的文化仪式。
作者：石婉晴 单位：上海政法学院纪录片学院新闻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