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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香港是亚洲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通过分析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由来与特点，进而基于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等探讨香港金融业，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在坚持“一国两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比较优势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香港；金融业；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
香港自开埠以来，其现代金融业快速发展，二战后十余年便成长为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而后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完善成熟的金融制度以及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香港金融业务规模不断增长，并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2020年港区国安法的出台，为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经济繁荣奠定了法律基础。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异质性角度出发，纵向结合其发展沿革，横向比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分析香港新常态下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变化，并对未来趋势提出展望与建议。
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由来与特点
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可以追溯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侵占了中国香港并将其作为转口贸易港使用，在交易结算需求的推动下，渣打银行、汇丰银行等外资银行开始进入香港，随后香港首个证券交易所于1891年宣告成立。在二战时，上海的沦陷导致大批银行家和商人选择南下，并使得香港获得了新一轮资本的注入，也成为香港战后经济及金融业发展的基础。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融资结算等金融业务需求开始增长，商业银行数量由50年代的29家增长至60年代的73家，并且股市交易额一度突破十亿元大关。60年代末开始，为应对贸易竞争并促进产业升级，香港再一次进入了金融自由化时代，先后取消了外汇管制与利息税，放开黄金进出口，解除了银行新增牌照冻结政策。一系列政策使得香港实现了资本进出自由。截至1984年，香港共有银行140家，分支机构1407家，其中，外资银行占比超70%①。1986年，香港原有的四家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联合交易所，并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随着香港金融体系日趋成熟，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基本形成[1]。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不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益于香港金融管理局及中央政府共逾两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给予的支持，香港得以平稳度过危机，这极大提振了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进一步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大陆与香港之间在经济与金融方面的联系不断加深。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正式开始实施，促使内地与香港在经济金融上的联系日趋紧密，其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深化。在国内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外贸与金融专业服务需求应声而起，而香港所拥有的经验及配套政策制度则使其能够快速承接这些需求。同时伴随着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发展趋势，香港也成为了对外融资的首选平台。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5806.60亿元，其中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便达14385.31亿元，占比逾55%。在融资端，参考2021年12月31日收盘数据，在香港证券市场交易的公司共有2584家，总市值约585408亿元港币。其中，中资公司1209家，总市值达418447亿元港币，数量占比近半数，市值占比超70%，体现了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的紧密结合，息息相关。通过回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其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四大因素：首先是其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香港位于亚洲中心，面向南海，利于通商。维多利亚港水深且常年无冰，便于货船往来。正是这一天时地利，使得香港在发展初期便拥有了极大的贸易结算需求，并吸引大批外资银行前往，并成为了其金融业发展的启动器。第二点原因是受益于内地工业发展及改革开放的时代红利。香港的发展与内地密不可分。在内地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背景下，香港对外成为了配置中国内地优质资产的中转站，对内地则成为了对外融资的绝佳平台。第三点原因，在于成熟且自由的金融制度。自70年代以后，并着力于金融市场开放、保障资金自由流动。并且多次获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称，进而吸引大量国内国际资本进入。原因之四是香港享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更为国际与内地企业资本的进入提供了便利。一系列经济和金融数据显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受到一定事件带来不确定性提升的影响，会出现一定波动。但在长期，获益于中央政府坚实有力的支持政策及其自身成熟的市场调节经验，金融业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具有优势。从来自监管机构、证券市场及银行业的直接数据，到来自市场调查机构、评级公司等第三方机构的间接评估，均可以体现这一观点。在香港完善、灵活的金融体制以及背靠内地、互联互通的支撑之下，港股依然具有韧性。2019年香港联交所近十年来第六次成为全球首次公开募资金额排行榜首位，自九月后，香港证券市场上市活动明显转暖，并且第四季度的上市公司数目达到历年最多。根据香港交易所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当年首次公开募股市场集资总额达3142亿港币，同比上升9%，处于全球首位。而从上市公司数量上，当年有168家主板公司在港上市，同比增17%。沪深港通同样展现亮眼成绩，北向交易平均成交金额达人民币417亿元/日，同比上升104％。债券通平均每日成交金额亦达1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197％。在不确定因素冲击下，香港金融市场依然是境内外资本配置往来的优先选择。受益于包括“港版国安法”落地，香港市场20年首次公开募股金额再创新高，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创2010年以来新高。伴随内地融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及资本市场建设区域完善，包括北京证券交易所建立、注册制试点等政策将对香港证券交易所的部分职能起到替代作用。相较于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则更加敏感。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及各地金融监管部门数据，香港在2018年以前长期处于全球外汇交易量第三名的地位②，这一排名维持了十余年。2019年，香港外汇交易市场规模受到大幅冲击，其中大量交易转移到了同样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新加坡。当年新加坡日均外汇交易量飙升至6399亿美元，相较于香港6320亿美元的交易量高出约1.25%。在货币市场上，为满足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外向型经济体系需求，联系汇率制度作为香港金融稳定的支柱，保持其正常运行，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首要货币政策目标。监管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香港外汇储备资产达到4413亿美元，同比增长近4%。而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全球避险情绪高涨，香港金融管理局应银行要求，共沽出3,835亿港元，并使汇率在7.75港元/美元水平上维持了稳定。外汇基金的庞大财政资源和香港稳健的银行体系，充分保障了香港的货币及金融的长期稳定。修例风波发生前后的2018、2019与2020三年增长率分别为4.01%、3.38%与3.73%，2021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率更是达到了5.56%，显示出香港金融业正在摆脱外部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且依然具有很强的增长潜力。而从比重上看，2020年香港金融及保险业生产总值超6000亿港币，于2018年对比，其在总体经济所占比重由19.44%提升至22.57%，在五大国际金融中心③中居首位，进一步体现了金融业在香港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并未受到影响。如市场调查公司及评级公司等第三方机构，同样传达着相同的信号，即中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短期内的确受到了冲击，但伴随局势的趋稳，未来展望依旧乐观。其中较为常用的衡量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是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Z/Yen集团共同测算并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在香港“修例风波”前（2019年3月），中国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位居前三，仅低于纽约和伦敦。而在同年9月发布的第26期指数中，纽约、伦敦、中国香港虽仍然占据前三位置，但评分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随着“港版国安法”的落实，中国香港经济社会运转恢复稳定，再次回归到了全球第三的位置。伴随香港特区社会恢复繁荣与稳定，有利于稳定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吸引全球各地的更多投资者赴港营商投资，中国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前景依然乐观。香港强大的公共财政管理能力、强劲的经济韧性以及较高的人均收入均支撑了香港的信用等级，依然保持了AA－的良好评级，且展望稳定。阿里巴巴等诸多中国大型科技创新企业，选择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募资，进一步凸显了香港特区作为中国内地企业境外融资中心的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与中国香港地缘优势将有望获得进一步巩固。同时如存款、在香港特区注册公司数量、就业与签证等多维度数据显示出香港作为全球商业中心，地位并未受到明显削弱。加之作为香港特区经济制度、简单税制及低税率均未改变，因而其对内作为大陆企业离岸融资窗口，对外作为外国企业开展业务的重要基地的功能将长期持续。
二、香港特区金融业未来发展趋势香港应积极考虑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建设，继续发挥自身便利作用，吸引中资企业赴港上市等。
（一）发挥自身优势，证券市场前景光明
根据杨春蕾[2]的测算，香港对内地的贸易依存度正在不断上升，伴随内地港口群近些年的不断发展，香港过往作为内地出口到世界各地转口港的地位受到影响，但香港对内地的外贸依存度却在不断上升，这也体现了香港未来要发展，应更好地融入内地经济发展。在证券市场上，香港改革的步伐仍在继续，进而吸引内地科技型公司赴港上市。包括在互联互通机制的不断完善，加之美国《外国控股公司问责法》的双向作用下，中概股回归港股上市有望成为新的潮流。从2019年开始，港交所施行的新政策包括IPO条件变更、同股不同权公司限制放宽、允许第二上市等，同时恒生指数也将包括同股不同权公司在内的上市公司纳入指数选股范围，并于2020年将阿里巴巴、小米集团等优质互联网科技公司纳入，且几家大型互联网科技公司所占权重超10%。在此趋势下，有望进一步吸引一系列包括这两年热门的科技型和创新驱动公司赴港上市。另一方面， 2020年5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法案”），在美上市的中概股面临的退市压力不断增大，这也会推动更多中国企业以香港为境外融资的窗口，返港上市。
（二）“十四五”+“粤港澳”助力，金融发展迎来新机遇
2019年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定位为中心城市，香港则在其中承担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规划纲要中再次提到要支持香港进一步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而2020年五月所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了香港在金融领域当中的地位，即“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强化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投融资和咨询等服务”，“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支持香港开发更多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逐步扩大粤港澳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推动人民币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便利流通和兑换”。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均从顶层设计上给予了香港更大的发展空间，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进而促进金融产业转型升级，朝高端发展不断迈进。香港与内地，无论是在金融还是经济关系上，都是紧密联系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最根本是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一前提下，国际资本可以利用中国香港成熟且灵活的制度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而内地资本同样可以通过香港特区这一开放窗口走向世界。在此背景下，香港未来发展的重点或将从原先的内地融资中心，逐步向内地的全球资产定价中心、内地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与领先的离岸风险管理中心等三个全新中心转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香港在此功能的发展商具有先天优势，包括金融市场更为灵活，具有多样化的人民币计价投资产品与风险管理产品；能够在开放且可控范围内提供人民币与国际接轨的条件；相较全球其他主要交易所，香港能够为人民币证券提供更充裕的流动性；借力于深港通与债券通，全球投资者能够获得更多选择，推动香港形成发达的人民币产品生态。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公开信息，在未来也将施行包括“债券通”、“南向通”；发展人民币债券指数挂钩产品等一系列措施，推动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建设。财富管理中心：在《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在未来探索建立跨境理财通机制，即支持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该机制购买港澳银行所售理财产品，同时支持港澳居民购买内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加之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将联同各政府部门与业界实施相关措施，营造有利环境。伴随政策落地，未来香港资产管理行业有极大可能吸引大量资金，同时大湾区内地居民配置国际资产渠道将进一步拓宽，进而建立起香港财富管理中心地位。风险管理枢纽：近年来，香港着力发展股票衍生品与结构性产品，衍生产品可选范围不断扩大。如香港期交所于2020年与明晟公司签订授权协议，推出或计划推出一系列以MSCI为基础的亚洲及新兴市场指数衍生产品，加之香港原有的恒生指数期货期权产品，使得中国香港在亚洲甚至国际衍生产品中心和风险管理枢纽的竞争中颇具优势。
（三）区域合作，国际发展迎来新空间
过往开放的历史赋予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能够将中国与海外进行有机的连接。在经济方面，香港始终是内地吸引外资的最大来源地，也是内地资金走向国际的中转站。近年来，中国香港在外商直接投资内地中占比始终在70%左右，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中有近60%投资至香港或经由香港投资至其他地区。中国香港是全球英美法系区域中唯一使用中英双语的地区，能够为国际与内地企业提供司法体制便利，进而赢得国际资本的青睐。在实践中，“一带一路”建设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签署，能够在未来数十年，为香港金融市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香港一方面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中的支点，进而撬动国际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同时香港已深度融入了国际资本市场，能够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资金，在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基础上，解决“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人民币结算问题，满足不同主体对人民币的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为“超级联系人”。此外，RCEP已成为全球覆盖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协定。而中国香港与其中各国的双边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约75%④，这一协定的生效将有望促进香港更加深入参与亚太地区贸易与金融活动。2021年2月，中国香港与东盟十国所签订的自贸与投资协定全面生效，进一步增强了中国香港在东盟地区的金融贸易效能，伴随区域合作不断深入，中国香港金融业有望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三、政策建议
（一）坚持“一国两制”，稳定经济环境
“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是香港所有禀赋优势的基石，也是香港回归后能够取得长足且深远进步的根本原因，也将是未来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4]。在这一大前提下，伴随内地经济的不断发展，香港才能够由数十年前的区域性金融市场，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实现内地与国际的顺利接轨，同时也成为国际机构进入内地市场的首要选择。在未来，坚持“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进一步化解现存风险，解决社会突出矛盾，是香港金融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拥抱内地，开拓新机遇
内地的金融改革正在不断推进，包括股票市场逐步开放，先后取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两者的投资额度限制，并推出科创板与北京证券交易所，进而吸引更多高科技朝阳企业上市。如何在竞争中找寻机遇，发挥香港金融市场的强大韧性，是香港未来发展所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受益于香港“一国两制”地位，在金融监管机构合作商，香港有先天性优势。此外，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出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支付公司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系统（SWIFT）数据，香港在人民币计价国际交易处理量中占比超75%，占绝对性优势。同时结合中国的CIPS系统开通，香港可将之与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活动结合起来，服务于中国和多元化的世界体制，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香港依赖内地的改革开放获得了极大的福利，而未来，香港的繁荣也将依赖于内地的繁荣发展，因而香港金融业应当更多着眼于合作与融入。
（三）把握比较优势，抓住创新机遇
继续发扬比较优势，发挥地区禀赋，包括进一步推动与完善SPAC制度、建设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市场，从而提升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吸引国际投资者关注。在“一国两制”方针下，给予境内外投资者充分信心，证明香港有决心、有能力维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金融环境，能够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针对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方兴未艾，香港应积极与上海、深圳及境外相关机构合作，试点建立金融科技先行区，继续推动银行业、证券业及贸易业的数字化，加强金融科技人才专项培训，同时展开数字人民币及人工智能的推广配套技术与政策研究，争取借助科技创新风口，实现全方位立体化发展，成为科技支撑型、创新驱动型国际金融中心。
作者：符锦涛 田容至 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