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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考古界对新石器早期农业起源与居住遗址研究较少。现对新石器早期农业起源与居住遗址进行研究，通过对新石器早期海岱地区的农业起源与居住遗址的分析探究，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农业起源与定居文化研究、社会复杂化研究提供坚实基础，开启海岱地区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路径，以进一步实现对新石器早期农业的保护与了解。我国是农业大国，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延续了千年。但是，随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社会对农业发展愈发缺乏重视，对新石器早期农业起源与居住遗址研究较少。本文以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为例，对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农业起源与定居文化、社会复杂化进行探究。
一、研究基础
鲁中南地区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研究，从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学术性的综合研究方面来看都具有良好的基础。1966年发现的山东1号洞——千人洞遗址和随后发现的新泰乌珠台晚期智人化石，以及1981年沂源猿人化石等重要遗址都出自本区。近年来发现的沂源县北桃花坪扁扁洞遗址也系石灰岩岩厦遗址，其时代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至新石器时代早段，文化内涵丰富。在与之相距不足五十千米的范围内，又发现性质接近、时代相仿的两处遗存，同样是洞穴遗址。在以千人洞为中心周围1.5千米范围内有天然洞穴40余个，沂源县也因此被称为是“北方最大的溶洞群”。此外，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主要集中分布在两个区域，即以凤凰岭文化细石器工艺为代表的沂沭河流域和位于山东中部的汶泗河流域。
二、海岱地区的农业发展脉络
海岱地区的稻作农业主要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目前，海岱地区最早的稻作遗存测年为济南月庄和西河遗址，遗址碳化种子遗存距今8000年左右。此外，山东临沂东盘遗址也有北辛文化早期稻作遗存发现。从分布地域上看，稻作的分布局限于海岱地区的个别地点。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稻作农业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稻作遗存发现不多。龙山文化时期是海岱地区水稻的大发展时期，水稻遗存的地点数量明显增多，有稻作遗存的地点遍及海岱地区的大部分区域。这一时期不仅发现了碳化稻、稻壳、稻茎、稻叶的印痕，还发现了水田遗迹。海岱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偏早时期是以种植粟作农业为主的旱作农业区。随着与南方地区文化交流的增加，最迟在北辛文化时期稻作就已经传入海岱地区，然后由东、西两路从南向北不断扩散和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南部和东部沿海一带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稻作农业经济。以东部沿海地区为基点，稻作农业跨海传播到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地区，并进一步向日本列岛发展。海岱地区发现的稻作遗存遗址数量众多，遗址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辛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北辛文化时期发现有稻作遗存的遗址较少，以二涧村遗址年代最早。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稻作遗存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总体来说，稻作遗存的数量较少。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发现稻作遗存的地点迅速增多，且遗址分布广泛。对于海岱地区农业起源研究来说，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性研究中，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起源研究仍是学术重点。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三大中心问题”。从农业起源产生的原因来看，农业起源形式多样，关联复杂。目前，国内农业起源理论研究经历了从本土起源论的确立到稻作农业的探索，再到南北二元中心论的建立。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基本围绕驯化物种问题展开，从追溯物种年代到对驯化特征进行界定。从微观角度来看，农业起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具有过渡性质的变化。但放大时间尺度来看，农业起源的变革其实很短暂。人类自诞生数百万年以来都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然而在短短数千年间，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就取代了狩猎采集为生的生活方式。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的变化，实质是古代人类适应策略的改变，包括生计技术、社会组织、居住形态、信仰结构。上述因素相互强化，驯化动物推动了人类的定居，而定居扩大了人口的规模，增加了社会组织的复杂性，这需要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更多的生产剩余，也需要更大规模地种植作物、饲养牲畜。与整个适应策略相对应的人口增长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定居的农业带来人口大爆炸。从文化的适应出发，农业起源与文化系统中的聚落形态、工具技术、社会结构、意识形态相互关联。这些关联因素具体反映在人类生产与生活遗存中。只有发现、认识相关遗存，才能复原出当时社会过渡阶段的人群特征，构建出海岱地区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鲁中南地区地理环境优越，地貌形态复杂多样。其史前时期的生活方式、经济形态多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学材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研究的理想区域。
三、海岱地区农业和居住遗址分析
1-后李遗址
后李文化遗存中的房址有固定灶址，且灰坑中出现大量完整器物，可以推测古人在遗址内停留时间较长，并对房屋进行了精细化处理，这意味着该时期古人的定居能力不强。在灶坑东部的陶釜残片应该是原生堆积，它们被废弃在了使用地点，这表明古人撤离时并没有对其进行处理。另外，灰坑中出现的大量完整器物是有意预置储藏的结果。结合房址居住面和灰坑的现象来看，本文认为遗址呈现出一种长期预期返回的废弃模式。
2-西河遗址
西河遗址材料丰富，房址保存完好。对保存完好的房址居住面进行分析可知，其居住面上的遗物丰富，以陶器为主，大都可以被复原。陶器经过人类搬运被放置在房址墙根下，这样的现象可能意味着古人打算迁居。但从时间上来看，这是一种短期的预期返回，因为古人似乎并未带走可以带离的物品。动物遗存分析也支持西河遗址的居民采取混合经济的生存方式，兼有渔猎和农业。但这样的混合经济不支持在某一地长时间的定居，渔猎利用的资源具有季节性和偶然性，所以在居住与废弃模式上表现为一种短期的预期返回模式。
3-小荆山遗址
小荆山遗址已发掘房址的共性大于差异性。大多都在居住面中间设灶，靠近灶的位置基本为原生堆积，灶中烧土比较薄，根据灶的面积和红烧土的位移来看，可能居住者会定期清灰。其中F14、F17在靠近墙体堆放完整陶器，体现出居住者在离开遗址时的集中预置处理，预期返回的策略表现明显。出土器物以釜、石磨盘、磨棒等食物加工工具和以骨锥为主的骨质工具为主，都为原生堆积，受扰动因素不明显。
4-前埠下遗址
前埠下遗址的分析资料较少，遗址中主要是石磨盘、磨棒等食物加工工具和陶器，还有锥刺活动的骨角器。有些出土物品丰富、完整的灰坑很有可能是储藏坑，甚至是房址。遗址中对陶器的再利用和再改造表明了人类的定居能力。综合分析结果认为前埠下遗址可能为人类季节性利用植物和水生资源的地点。
5-月庄遗址
月庄遗址灰坑的分类显示，这些灰坑不完全是废弃的垃圾坑，一些灰坑中出现了大量完整和可复原的陶器和石器工具，它们很有可能是作为储藏功能建造和使用的。遗址中石磨盘和磨棒这一组合工具占所有工具的比例很高，磨制石器是在遗址中使用的，最终由于高比例的使用，致使其大量残缺。在石磨盘、磨棒不能再继续使用后，古人对其进行了再利用和再改造，主要是将其作为磨石继续使用，还有一些被改造成其他功能的物品。结合石器分析和淀粉粒分析的结果可知，遗址呈现出对植物的广谱利用，主要是栎属、稻和黍，稻和黍后来直接发展成为中国农业作物的标准形态。广谱的经济形态不支持人类常年的稳定定居，遗址内表现出季节性和周期性利用特点。因此，农业起源是狩猎采集文化整体上的反映，与文化系统中的聚落形态、工具技术、社会机构、意识形态相互关联。海岱地区过渡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狩猎采集向定居生活的转变。考古学研究就是追寻转变背后的原因、过程，搜集转变的证据，复原当时的社会面貌。海岱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众多，主要集中分布在沂沭河流域与汶泗河流域。两个流域的石制品从石料选择、石制品组合、地层堆积状况、石制品工艺特征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不同石制品的工艺特征，表明海岱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存在着十分复杂的文化内涵。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但早期遗址数量较少，有农业遗存的遗址数量更少。这需要积累更多的考古学材料以填补空白，尤其需要开展更多的田野调查或发掘工作。
四、新石器时期农业起源与居住遗址的探究结果
通过对海岱地区5个遗址的分析，对遗址概况与遗迹中的房址和灰坑以及遗物中的陶、石、骨角器细致对比探究后，可以得出以下认识：首先，废弃过程分析表现出的废弃模式。这一时期各遗址中普遍出现房址，居住面设有固定灶址，有些遗址居住面上还设有多座灶。在废弃模式上，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储藏，有些储藏在灰坑中，部分储藏在房址居住面上。其中后李遗址居住面遗物散落，未表现出有意的整理，表明其撤离遗址时比较匆忙，是一种无计划的废弃。西河、小荆山遗址中，古人在撤离遗址时普遍经过了有意的整理，将物品保存在居住面靠近墙体下，是一种有计划的长期预期返回策略。前埠下遗址目前未发现房址，定居能力较低。其中西河与前埠下遗址水生资源的利用占一定比例，接近渔猎的生计模式，因此其废弃模式显示出季节性特点，是一种短期的预期返回策略。月庄遗址也是广谱的生计策略，表现为季节性、周期性利用。其次，从长程视角来看，人类在遗址内居留的时间越长，器物种类越丰富，遗址结构越复杂多样，这些因素的出现都与定居相关。需要指出的是，较晚期的前埠下、月庄遗址的居住面明显经过人类行为的干扰，即古人撤离时将石磨盘、磨棒和骨锥等物留在了居住面上。原因在于，遗址的性质很可能是周期性或季节性利用的，古人还要预期返回。从这一点上来看，其撤离遗址时是比较从容且具有一定的计划。有计划性地迁居是人类定居能力比较强的重要特征。废弃模式中又同时存在差异性，其原因在于各地区采取的不同生计策略。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前埠下遗址与月庄遗址更靠近海洋，遗址内也发现了水生资源利用的工具，比如骨鱼鳔。而其他三个遗址更靠近山区，位于山麓地带。依靠水生资源可以实现快速定居，但资源稳定性较差，需要经常迁居，所以古人在利用水生资源较多的前埠下遗址的定居能力不强。与之相比，西河遗址实行多元混合的经济模式，其利用水稻发展出了规模更大的聚落址，且房址类型多样。从整体来看，出土遗物呈现出了器物的再利用与再改造现象，这一特点说明古人人口流动性下降，定居的时间较长。后李文化时期已出现对植物的强化利用，但同时由于农业系统尚未稳固建立，还需要继续采取混合多元的经济方式。陶器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大型陶釜在各遗址中均有发现。各遗址中多出现高比例的石磨盘、石磨棒等研磨工具，这可以认为是对植食性资源的强化。同时，骨锥、骨凿等骨器工具异常多样，很可能是古人在遗址中从事批量处理需要锥刺的资源，比如缝合衣物。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异常比例说明遗址内遗物种类和分布受到了废弃过程的强烈干扰。古人在撤离遗址时可能将可以随身携带的物品带离了遗址，而没有废弃在居住面上，居住面物品的属性与活动类型都是在居址内使用的，而正常的生活还需要其他器物和工具。总之，本论文的研究在探讨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的复杂性、多样性，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方式以及过渡性阶段石器工业技术发展与古人类生活方式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为海岱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农业起源与定居文化研究、社会复杂化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也开启了海岱地区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孙志超 单位：山东石油化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