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类期刊范例

摘要：学术期刊诞生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反哺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互为依托和支撑，呈现出三个层次的关系。首先，学术期刊基于学科而存在，学术期刊的诞生、发展和繁荣有赖于学科的支撑。其次，学术期刊面向学科建设，致力于传播学科建设成果，培养学术人才，引领发展方向，拓宽学术交流渠道。最后，学术期刊回归融合学科发展，与学科形成共同的关注，确立学科专业学术门槛，助力学科话语体系建构。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的互融共生既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学术期刊发挥重要作用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学术期刊；学科建设；互融共生；政治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1］。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展示和交流的重要平台，以其独特的优势和特点，在服务学科建设、传播学科知识、引领学科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之间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一方面，没有学科的研究与进步，就没有学术期刊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也反哺了学科建设和发展。二者是你决定我、我成就你，互为依托和支撑的关系。本文以中国政治学为观察视角，透视学术期刊与学科建设相互关系的三个层次，为二者关系的价值定位提供新的解读。

一、基于学科：学术期刊依托学科而生

“学科”本质上是知识上升为知识体系后根据某些共性特征划分而成。学科的产生促进了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形成了支撑本学科较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价值追求和研究方法，而这些学科研究成果的展示、传承以及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和平台，学术期刊由此应运而生。

（一）学术期刊诞生于学科需要

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京师大学堂开设的“政治学门”，但随着中国政治的变迁，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前，全国100多所大学中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新中国成立不久，在苏联学科模式的影响下政治学被看作是“伪科学”，并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基本取消。在此后的近30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直处于缺席状态。然而，历史进程中的某个特殊时间点发生的重要事件会对之后的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以及中国政治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踏上了恢复和重建的新征程。为了加快学科恢复重建，作为政治学的专业学术理论刊物《政治学研究》于1985年创刊，随后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国外政治学》等在内的其他政治学类刊物也相继创刊。可以说，中国政治学的学科建设需要加速了专业学术期刊的诞生。

一、抗战文学期刊的诸特征刍议

《期刊》一书及本文所指抗战文学期刊，即在抗战十四年当中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文学期刊，由日伪政权支持出版的附逆期刊不在此列。抗战十四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与对敌战争，构成了这十四年的全民族政治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期刊出版业的高潮期，期间经历了被称之为“杂志年”的1934年。因此，文学期刊在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史当中有重要的地位。借此笔者认为，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出发，抗战文学期刊有如下几点特征。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并非纯粹的文学期刊，它的文学性由政治性所表达、彰显，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要谈抗战文学期刊，则必须要谈其母集———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学期刊发端于1872年创刊的《瀛寰琐记》，文学期刊是中国期刊的鼻祖，但这也为中国文学期刊奠定了一个总基调：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将成为中国社会思想主潮的镜像。近代中国的文学期刊尽管冠以“文学”二字，但随着以启蒙、革命等不同社会政治主旋律的交替变更，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文以载道”观念，使得文学期刊始终难以真正地“为文学而文学”。如果说，这种对思想主潮的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一个可作选择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了抗战时期，这一问题几乎已经变得无可选择。个人写作可以在抵抗与投降之间走出所谓“逃逸”的第三条路，但是作为公共文学场域重要组成的文学期刊却很难“逃逸”，它不但要面临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而且还要在当时比较成熟的出版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抗战文学期刊必须与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潮、发展大势与总体基调相契合。抗战文学期刊种类繁多，当中既有“第三党”主办的《絜茜》，也有“左联”主办的《夜莺》，当然还有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由人道主义作家们主办的《呐喊》与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江浙财阀支持的《越风》及爱国知识分子们在香港编辑主笔的《笔谈》等，这些刊物集中了鲁迅、柳亚子、茅盾、巴金等优秀作家的作品，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精神中流砥柱。不言而喻，这些刊物背后都有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甚至党派）作为支撑，它们用文学的形式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客观需求与历史主张，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更多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权力场而不只是文学场域内的权力关系。其次，相当多的抗战文学期刊属于市场化期刊，其本质仍是文化产品。但事实上，在全民族抗战救亡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越是力主抗战的文学期刊，销量则越好，这与同时代其他文化产品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文化产业理论有一个基本判断：任何文化产业，其本质都是大众文化[1]。因此，大众的喜好决定了文化产业所表现的内容，而大众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的事务所决定[2]，而这个共同关注的事务并不存在任何雅俗之辩，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事务对于大众个体利益的影响。抗战军兴之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存亡，甚至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都遭受到法西斯屠杀的威胁，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求生欲，抗日救亡显而易见地成为全民族的思想主潮。正因此，越是宣传抗战救亡的文化产品，越是有着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产业领域达到了一种几乎重合的景象，这当然全拜抗战军兴所赐。显而易见的是，抗战文学期刊在宣传抗战救亡的程度上，实际上也有高下之分，不同时期创办的刊物对于抗战的宣传程度自然也大不相同。譬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第三党”创办、张资平主编的《絜茜》杂志，虽然可称抗战文学期刊之鼻祖，但仍然无法超越自身的阶级性，在宣传抗战上并不彻底，更谈不上卖力，其销量与影响力均非常有限；但八一三淞沪抗战之时,由茅盾、巴金等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呐喊》（烽火）杂志，号召全民族、全人类同仇敌忾，高扬人道主义的反法西斯大旗，虽然极其艰难地辗转出刊，但仍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成为抗战中期销量最好的文学期刊之一，以至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结合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分析，文化产品在大众消费动机层面是有着共通性的[3]，“市民性”与“消费性”是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4]，因此，不单是文学期刊如此，戏剧演出也是如此。1936年，梅兰芳主演的京剧《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三场，场场爆满。这本是借北宋抗金的史事来借古喻今，号召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此剧刚刚上演时，因此便遭到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的不满并横加干预，梅兰芳只好转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场，结果更加火爆，观众甚至挤碎了剧院的玻璃门。《生死恨》成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票房最高的古装剧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特别是舞台文化产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抗战结束之后，电影导演费穆看中此剧当时的影响力，遂将其改编成电影，于1949年3月在上海上映之后，尽管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但反响却非常惨淡。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的大众们不再对抗战有兴趣，因此事关抗日救亡的电影，当然不会还重演抗战时的盛况①。这一现象，与当时抗日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的总体状况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最后，抗战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由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党派与各社会力量所共同组成，因此综合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力量的分布与政治选择。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秉承了南宋以来的文人结社之风与“达则兼济天下”的出世之道，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效仿西方政党政治，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登峰造极。文人利用办报办刊、著书立说的方式论政、参政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关于国家发展、民族救亡、民主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可谓五花八门。而由他们办的报刊如《申报•自由谈》《努力周报》《观察》等，均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紧密融合②。文学期刊及其办刊者当然无法僭越这样的大环境。因此，文学期刊在相当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诗史互证”的关系。在当时诸刊物当中，宣扬抗战的抗战文学期刊更概莫能外，它不但要有一个相对与之适应的政治背景作为依托，在当时中国，主张抗战的不同政治力量在关系上相当复杂，当中既有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有共产党、第三党等在野党派，在层次上，既有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地方党部、支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少抗战文学期刊的“赞助者”。以“第三党”主办的《絜茜》杂志为例，近代史界对于“第三党”抗战活动一直认识不够，在《絜茜》杂志被系统研究之前，对该刊的评价总体水平不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曾一度将其定义为国民政府“文化围剿”的刊物①，但随着《絜茜》杂志系统研究的推进，对“第三党”的抗日活动以及它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乃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也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②，学界对于《絜茜》杂志的评价也日趋客观。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具备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即将意识形态衍变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完成的是一种精神消费的满足感与意识形态的传播[5]。综上所述，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性要大于文学性，而且政治性（对抗战的宣传）决定了其作为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更重要在于，通过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与解读，可以管窥当时中国政治的权力格局，这些都是抗战文学期刊的重要特性，因而值得研究者格外重视。

二、“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与所指

前文所述为抗战文学期刊诸特征问题。在本节，笔者欲结合literaturejournals一词的能指与所指，从如下两个层面来阐释抗战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意义。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具有非常直接的文献性意义，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显得较为特别。而literature本身有“文献”的含义，从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双重角度看，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是文学期刊，但其所指既可以是“文学期刊”，也可以指向“文献性期刊”这层含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任何要素———无论是电影还是书籍都具备文献性，但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门类，抗战文学期刊在文献性这个层面上显然比其他文化产业要素要更具有意义，理由如下。其一，抗战文学期刊本身非常直接、客观地反映了一段非常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同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关系，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无出其右，尤其在抗战时期，文学期刊几乎成为当时文化产业的“顶梁柱”。我们知道，不同的党派、政治社团乃至文学社团，最擅长也最常见表达自己政见、观点的形式就是办刊，而非拍电影、写剧本或是出版专著，及至抗战时期这一现象达到顶点。无论是被称之为“大后方”的重庆、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还是香港、晋察冀、陕甘宁边区，甚至包括沦陷区，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学期刊可谓上千种，当中既包括《越风》《笔谈》《文艺新哨》等抗战文学期刊，也包括《古今》《满洲文艺》等附逆文学期刊———即使是“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的孤岛上海，最后“掌握这出版界门面的还是只有若干种杂志。”[6]在当中，抗战文学期刊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及历史地位上来讲，当然都有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因此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地具有无可取代的文献性意义。其二，文献性意义除了能还原历史现场、提供一手的历史证据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完成历史信息的传递。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各个门类要素中，能够完整、系统、全面地传递历史信息，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关系的，只有报纸杂志，而抗战文学期刊则是抗战期间报纸杂志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科学史证明：近代中国通过技术转移的形式获得了源自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因战乱频仍、时世艰难，技术的应用、转换能力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面，这一点在文化产业领域尤其突出。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门类较为全面，但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对文献史料的保留能力，其实均相当有限。特别在抗战期间，当时既无先进的录像技术，更无保留音像材料的能力，因此虽然当时拍摄电影众多，但留下的影片却屈指可数，至于话剧、戏曲等舞台文化产业更不必说，尽管书籍可以获得较好的保留，但在共时性地阐释并反映中国社会、政治总体格局与社会思潮关系这个层面上，依然逊色于报纸杂志。在抗战十四年期间，因为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抗争，特别是全国民族救亡战争的爆发与持续，使得期间中国文化产业体系门类在整体上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战争与各种政治原因，相当一部分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报刊资料都被查禁、焚毁，反而文学期刊在当中获得了存活（当然在沦陷区也有大量的抗日文学刊物被查禁），相较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要素而言，抗战文学期刊的还原历史现场的文献性意义，显然具有无可取代性。其次，抗战文学期刊将文学作为手段，而非单纯申明文学性。literaturejournals一词中的两个名词是并列关系，犹如“文学教授”（litera-tureprofessor）与“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从英语语法理论来看，名词作定语表明阐释事物的职能或属性，而非对事物本身进行限定。而这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是相一致的。从“抗战文学期刊”的所指来说，它并非是“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literary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而是“抗战文学”的期刊———尽管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当中大多数是抗战文学期刊，但这两者仍然不是完全重合的相同概念。在英语世界里，literaturejournals这一造词法并不罕见，但前面一般会有限定语如Bibleliteraturejournals（圣经文学期刊）、Americanliteraturejournals（美国文学期刊）等，事实上，这与“抗战文学期刊”的造词法如出一辙，但“抗战”与作为定语的圣经、美国等词不同，它是一个极其冗长的专有名词，显然“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literaturejournals”这样有违基本语法的词组是不能被使用的，因此只能使用literature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我们现在谈的文学期刊，多半是literaryjournals，盖是因为此处所言的文学期刊是“文学性（literary）的期刊”，即期刊是为传播、弘扬文学性而服务的，譬如中国大陆的《收获》《花城》或中国台湾的《幼狮文艺》及中国香港的《香港文学》，莫不如是。但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中的“期刊”，一方面要为文学服务，另一方面又不只为文学服务———它不但要承担政治使命，而且还要在当时的文化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可谓是一刊兼顾三者，文学是符号层面的能指———即将文学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简而言之，就抗战文学期刊的存在情状而言，可以说literaturejournals是literaryjournals的子集，文学当然是literaturejournals的属性，但绝不是唯一属性，它只是将文学作为一种传播自身立场并在文化产业市场中得以求生的手段，其所指并不只是“文学”本身，而包括了更为宽泛的范畴———这皆因抗战文学期刊所处的特殊境遇所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抗战“文学期刊”的英文译法选择“literaturejour-nals”是较为合适的。

三、回归学术问题：论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范式

在此，我不期望将一个历史（或文学史）问题异化为一个翻译问题。跨语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的沟通与交流至为关键，核心就是信息的传达。literaturejournals这个用法既非我首创，也不会让英语母语的读者看不明白。前文就此用法的语法规则、修辞策略与有关例证已经做了过多阐释，后文不再赘述。在这里我想借鉴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而提出的基础范式（paradigm）理论，结合今后抗战文艺期刊的研究路向，阐述两个事关研究工作的具体问题：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研究抗战文学期刊？二是今后开拓抗战文学期刊研究的新局面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研究范式？首先，研究抗战文学期刊必须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的格局有着深刻且清醒的认识，这是研究抗战文学期刊的基本前提。研究者应当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力量，它们所共同构成的绝非只是文学版图。因此，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要源于文学史，但必须超越文学史。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并非是学界冷门课题，而在相当程度上理应算是热门。随着近年来“期刊研究热”的兴起，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日渐成为显学，并且发展成为了多元化的研究体系，如沦陷区文学期刊、边区文学期刊、“孤岛”文学期刊、大后方文学期刊乃至香港、南洋的文学期刊等，皆有研究成果问世。但毋庸置疑，受制于学科限制，这类研究当中的大多数目前仍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领域之内，所讨论的问题也局限于文学史内部。如作品质量的高下、作家作品所代表的风格流派及期刊本身的文学史意义等，或是钩沉史料、填补空白等。当然，我们必须肯定这类研究在正本清源、还原文学史现场意义上的无可取代，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高度具备文献性意义的抗战文学期刊决非只反映文学史问题或者只能用来探讨文学问题———事实上，当下一些研究在总体上确实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当然也包括文化产业史）等其他门类史问题的探讨，这未免有遗珠之憾。须知抗战文学期刊除却文学史意义之外，在相当程度上还具有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其他历史范畴的意义，甚至借助其研究可以填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未能涉及的问题。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这一问题目前已经逐渐受到学界重视。譬如对于抗战文学期刊的讨论，我们不只是讨论“文学”，也讨论“抗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融合的梳理；且对“期刊”有所思考———期刊刊登的广告、发行量以及办刊的模式的探究等，这充分反映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即将可能到来的新局面。笔者窃以为，目前这一跨学科研究的体系并未展现的尽如人意，因此我也希望藉此可以呼吁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人）能参与其中，进而推动抗战文学期刊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其次，抗战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本身是一种文化产业经营行为，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必须要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格局体系来分析，进而建构一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这既由抗战文学期刊的特征所决定，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要求。前文所述内容是指今后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应当重视的一些问题，但就具体着手点而言，则必须要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商品，其出版、发行是一种文化产业经营行为，它本身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重要组成。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任何可供交换的商品所携带的任何意义，都由其经济状况所反映。马克思认为，判断一个变革的时代必须要依据“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7]；恩格斯也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因此，如果僭越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个格局体系来探讨抗战文学期刊，必然是不客观且不全面的。与电影业、戏剧戏曲产业、唱片业等一样，期刊出版产业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当中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一道，忠实地体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化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及意识形态的接受状况，并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主潮、权力格局的总体情况。在《期刊》一书中，笔者对于抗战期刊的广告状况、发行量等产业属性的问题都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并努力给予其客观的历史评价，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是抗战思想的发生、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反映，而这反映到文化产业当中就是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与分配。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归根结底是历史研究，必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显然应是今后抗战文学期刊重要的研究入手点。综上所述，就抗战文学期刊研究而言，研究者既要认识到其文献性特征及其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其他专门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更要在抗战文学期刊研究中培养跨学科的意识，超越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把握住抗战文学期刊的文化产品属性，并借助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视角与文化产业相关理论，对抗战文学期刊进行宏观的梳理与微观的具体探讨，从而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摘要］随着智能终端和大众消费的普及，人们逐渐意识到，知识付费是更符合“互联网+”时代特质的商业出版模式。政治类社科期刊拥有丰富的版权资源、具有创新能力的作者资源和优秀的编辑队伍，具备提供优质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的基础。然而，要在知识付费浪潮中进一步转型升级，政治类社科期刊还需要注重专业深度发展、注重知识产品服务、注重政治科学文化传播功能，实现与读者的有效交流。

［关键词］政治类;社科期刊;知识付费;转型升级

经历2016年知识付费元年后，随着各种资深讲师和客户端平台纷纷加入，大量资本蜂拥而至，各种知识付费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使用者从种子用户开始向大众用户拓展，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知识付费在2017年的大爆发，至2019年年初势头依旧不减。传统出版机构受知识付费浪潮冲击的影响，纷纷主动或被动地涌入这个战场。与此同时，与知识付费相关的出版事件一直都处于持续发酵状态。本文试以政治类社科期刊为例，通过阐述政治类社科期刊与知识付费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涉足知识付费的现状，厘清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以此探析政治类社科期刊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政治类社科期刊试水知识付费

（一）知识付费兴起的渊源

知识付费有着悠久的历史，消费者自始至终都在为知识买单。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出版业就是最古老的知识付费行业。近几年，知识付费成了一种引领时尚的浪潮，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下有很多用户愿意付费为互联网内容买单。传统出版的知识付费是知识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消费者拿到知识产品后的花费往往是知识产品本身价格的2~3倍，而如今互联网的知识付费是知识生产者→消费者（网络用户），省去了传统出版中的中间商环节，不仅传播快捷、内容新颖，而且价格低廉，深受网络用户的欢迎。这正是知识付费兴起的渊源。

（二）专业原创的社科内容为知识付费提供条件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是英国文学期刊从产生到成型的时期，也是英国期刊文学从政治评论文学回归现实生活文学的重要阶段。本文将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期刊视为“早期文学期刊”，将该时期的期刊文学视为“早期期刊文学”。英国早期的期刊文学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丰富大众文化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是研究近代英国社会变迁、文学发展及期刊演进的珍贵史料。

一、英国早期文学期刊的类型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家庭生活类期刊主要是关注百姓生活热点的出版物，对自身的定位主要是群众家庭生活中的情感、伦理和婚恋故事，兼顾生活热点事件、时尚、美容、保健等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其阅读人群主要集中为女性朋友，因此这类期刊往往习惯运用女性的思维和视角对各类话题做出评判，并以此形成自身的期刊特色。我国目前的家庭生活类期刊种类较多，比较耳熟能详的期刊主要有《家庭》《知音》《现代家庭》《幸福》等。据相关数据显示，家庭生活类期刊杂志在近十几年来一直稳居期刊发行队伍的前列，具有稳定的市场占有率。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文化产业的繁荣，人们一方面满足于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也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人们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对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更加关注，这在无形中就为家庭生活类期刊的生存与发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出版业也逐渐走向信息化，出现了许多新媒体和新型期刊杂志，使得出版行业所面临的竞争与挑战形势更加严峻。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一家传统媒体想在新形势下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抢占市场竞争优势，都必须依靠高素质的编辑队伍。对于我国期刊杂志中最畅销的家庭生活类期刊而言，编辑需要具备哪些意识素养，才能有效保障杂志质量，在迎合大众口味的同时保留自身的特色，本文结合笔者自身的工作实践经验，对这一话题发表笔者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一、坚定的政治思想素养

所谓的政治思想素养是针对我国所有期刊杂志的编辑而言，既要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又要充分领会各届领导政府的思想精髓，端正自身的政治立场，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达到改造客观世界的目的。家庭生活类期刊杂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编辑自身的政治思想素养，直接决定期刊杂志的政治立场是否坚定，传递的政治理念是否正确，从而对人民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职业道德，顾名思义就是指从业规范，对期刊编辑而言，最普遍的职业道德就是遵循杂志出版行业最具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期刊杂志作为文化产物，对人民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只有当期刊编辑具备了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时，才能认真制定编辑业务的相关规范与要求，保障期刊编辑和出版的顺利开展，同时不断提升期刊成品的质量，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

1.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奉献是每个期刊编辑都应具有的职业道德素养，首先要热爱编辑出版这份工作，能够从编辑之中寻找到工作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这是编辑安身立命、建功立业的起点。传统视角下编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对期刊杂志的内容进行选择、修缮、排版，传播他人的思想成果。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编辑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改变，其工作重心已经从被动等待别人投稿转向主动发现主题、培养作者和批发文稿方面，不能仅仅局限于日常的家庭事件，也要善于从别的题材中发掘出与家庭生活类沾边的角度，从而扩大题材选择范围。例如，“嫦娥一号”发射成功，从理论上来讲，这属于社会热点新闻的范畴，是时事新闻媒体的选材范围，但对于家庭生活类期刊而言，也不能错过这个大热的题材，只能另辟蹊径，从家庭、亲情等视角对“嫦娥一号”背后的工作人员进行采访报道。从联络沟通到组织协调，再到采访成行，直至最后稿件的出炉，都需要编辑们付出更多的汗水与劳动，唯有具备高度的奉献精神，才能坚守编辑岗位，应对各项挑战。

2.守纪自律的工作作风。对编辑而言，认真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出版行规，守纪自律也是职业素养的基本内容之一。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面前，编辑人员应始终坚持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才能稳固期刊杂志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主要表现在：一是针对组织选题，要尽可能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坚持双效益文稿，极力打造精品成稿；二是就对外形象而言，要树立廉洁自律的个人形象。不能以权谋私，以刊谋利，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家庭生活类期刊的发行量较大，长期稳定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因此，期刊编辑也常常会面临诸多的外在诱惑，尤其是如何在标新立异的同时，正确把握尺度，既要确保期刊内容符合老百姓关注的热点和口味，也符合法律政策的规定这一方面，是考验编辑自律能力的关键环节。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时代和高科技时代。国内外的竞争主要依靠知识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我国知识创新和发展的信息主要是通过期刊等载体进行传播和交流，而传播的速度和质量也影响期刊自身的发展和学术成果的转化。可见，新时期学术期刊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更为突出且重要的地位。而学术期刊在激烈的竞争中要想发展，要想办出高水平的学术性刊物，除了刊发高质量的稿件外，还必须拥有一批高素质的编辑人才。学术期刊是发表学术观点、交流学术思想、促进学术争鸣、展示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而期刊编辑作为稿件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编校者，其个人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期刊的质量。因此，研究新时期学术期刊编辑的能力和素质问题，对期刊提高自身的质量和水平、面向市场的生存状况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新时期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也应该把握时代脉搏、完善自我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一、具备较强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认知能力

学术期刊是国内学术研究成果展示的重要平台，肩负着我国文化传播和学术成果积累的重要任务。[1]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都具有社会影响力，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较好的政治素质表现为较高的政治认知能力，这是由出版工作性质决定的。编辑工作是一项思想性、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所以编辑一定要懂政治，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方向，做好文章的政治把关工作。对政治思想动向和政治形式的发展能够有较高的辨析和认知能力，在复杂的变化和各种冲突事件中能够始终保持清醒且正确应对。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能够熟悉和把握有关出版工作的法律和法规，在工作中始终坚持舆论导向的正确性，保持办刊方向的正确性。期刊媒体具有天然的导向属性，一个负责任的期刊编辑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对期刊论文的选取、判断和内容表达负责任，增强社会的导向意识，自觉担当起舆论引导的责任和义务。学术期刊的编辑要不断地培养自己对政治的判断力、敏锐性和洞察力，始终保持先进的思想和社会意识，才能与时俱进，为快速发展的社会提供正确科学的学术信息[2]。

二、具有过硬的编辑业务素质

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是具有个性化的，这种个性化的特征不仅表现在研究方法的使用和研究观点的确定上，更表现在语言表述的运用上。而个性化特征明显的学术研究成果形成期刊论文是需要经历一个社会化或者规范化的过程。也就是经过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其他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着或者对于尚未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来说，都具有示范性和导向性特征。这一规范化过程及其所具有的示范性和导向性特征，不仅表现在学术研究的观点方法、思考路径等内容方面，还表现在研究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和文献注释等要素构成方面，更表现在语言表述、标点符号使用等更细微的方面，而这一转化的过程会被学者们所忽略。学术期刊的编辑就是在这个性化学术研究成果向社会化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扮演把关人的角色。可见，期刊编辑不仅应具有编辑加工能力，将论文编辑得更加规范，还必须具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强的语音文字能力。编辑业务的知识结构主要包括编辑学的基本理论和编辑业务的技能。目前，从事期刊编辑工作的编辑大多都不是学编辑学出身的。所以，期刊编辑更应该不间断地学习并掌握编辑学的相关知识，熟练了解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系统学习编辑学理论和实务，拥有较强的编辑加工技能，[2]能够运用编辑学理论提高自身的信息采集、选题策划、组稿、审稿、编辑修改加工、排版等编辑流程。编辑的加工能力是编辑的基本功，做好编辑工作的重要保证就是熟练掌握编辑的基本功，这些都要求期刊编辑要经常参加相关的编辑实务的专业培训活动，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向资深编辑前辈请教，学习他们的方法和技巧，积累自身的经验，提高个人的编辑能力。

三、提升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水平

学术期刊编辑除了要具备编辑业务素质外，还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学术专业素质。期刊编辑应该具有前瞻的眼光、选题策划意识、扎实的编辑加工基础和拥有专业的稿件评审水平等能力。前期的选题策划及组稿约稿、初审的筛选与评阅是最考验编辑能力和水平的环节。如果编辑的学术水平有限，会缺少对作者选题方向的引导，审稿中在主体内容的建设性方面也无法给予过多的专业意见，就只剩下后期的编辑规范与论文结构、语言运用、标点符号等完善性的工作，这样的编辑具有较大的替代性和边缘性。在行业内，要想提升学术期刊的知名度，所的质量至关重要。学术期刊的品质取决于作品的质量，作品的质量则主要取决于约稿的质量。编辑要别具慧眼，努力向有思想的专家学者约出无愧于社会的精品力作，并追求其精品力作基础上的原创性。学术专业素养是编辑从事工作的基础。期刊编辑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优化专业知识结构，增加专业信息储备，以专业的学术眼光看待和审阅论文，这样才能更好地与作者、审稿专家及读者沟通交流，还能在大量的稿件中筛选出优秀的稿件。在信息时代，期刊出版将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期刊编辑应主动获取、了解各类信息，敏锐地洞察学科发展的新方向及趋势，这样才能更好地整理和加工论文，提高期刊发文的质量。

期刊以固定周期的方式，向大众传播最新的知识、时事、观点等，是新闻传播的重要媒介。学术期刊则面向特定人群，如研究人员、专业教师和学生，传播该学科的前沿知识，并成为研究者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各学科的发展日新月异，在本学科学术期刊上发表成果，才能及时地将该学科学者的最新研究展现给同行，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学者们也可从学术期刊获取相应的信息，补充自己的研究。因此，学术期刊最能响应学科前沿和创新研究，是科技工作者展示自己和学习他人的不可或缺的平台。当然，学术期刊本身也应当顺应时势，紧跟时代潮流，当今，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也对科技期刊的变革发展有了新要求。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倡议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些政策措施看似与学术期刊关系不大，其实不然。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中文期刊一般在国内发行，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传播，缺乏国际影响力，这并不符合我国目前走出去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期刊在国际上发声提供了一扇门窗，国家政策的支持会使期刊发展更加繁茂；“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新的发展热点，势必会引来学术界的探讨。“一带一路”为新的发展机遇，相关学术期刊应当怎样调整自己去扬长避短？“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也是一把双刃剑？新形式下的期刊变革需要什么样的策略？基于管理学中的SWOT分析模型，分析《世界地理研究》期刊自身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以理清期刊的发展思路。

1研究方法

SWOT分析，S（strengths）为优势，W（weaknesses）为劣势，O（opportunities）为机会，T（threats）为威胁。该分析方法将与研究对象密切关联的内部优势因素、弱势因素和外部机会因素、威胁因素通过调查分析列举出来，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按矩阵的形式罗列，之后运用系统分析法将各种因素相互比较匹配并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到关于研究对象的相应的结论。其中，SO是一种理想的竞争态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研究对象内部优势并充分利用外部机会；WO是利用外部机会来弥补内部劣势，使研究对象的劣势地位有所改变；ST是利用被研究对象的优势，回避或减轻外部威胁或风险，通过内部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用自身优势将外部威胁对研究对象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WT是一种应付研究对象危机的战略，当被研究对象内忧外患、时时面临危险时，需要克服内在劣势同时回避外在威胁。

2《世界地理研究》的SWOT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杂志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主要刊登以下方面的研究成果：世界政治与经济地理理论及实证研究，全球经济联系和经济要素空间运动规律，世界各国区域发展、城乡建设、生产布局、产业结构变动理论与实践等。期刊主要针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别研究。

2.1期刊优势分析

2.1.1政策环境优势

意识形态评价是学术期刊评价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为此，学术期刊社在办刊中，应当秉持意识形态自觉观念，在新时代履行新职责，保证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一、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使命

彰显时代主题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使命所在。人文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精神世界及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现象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是探寻人类发展规律和人类精神的科学研究方法。新中国成立伊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断为中国发展和中国实践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决定》”），强调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守、传播和研究中主动担当，加强意识形态的理论自觉，既要坚持学术性、思想性和创新性，更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引领学术研究，坚持党对学术研究活动的领导地位，做到意识形态要正，政治站位要高。根植于中国实践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政治使命。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深深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与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同步性和同构性。因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是弘扬中国精神，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反映者、记录者和知识再创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变革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生动丰富的社会变革实践和国家体制改革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研究素材和研究资源，也为创新研究成果提供了广泛的实践检验途径。运用中国学术理论解释中国现实和中国实践，运用中国实践检验中国理论，以现实问题为导向，逐步扩大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程度，最终构建以中国实践为支撑的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是相对于专业刊物的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伴随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细化，各学科均有自己的专业刊物。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与其他专业学术期刊刊载学术研究成果显著不同的特征是学术研究成果实现跨学科、超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其既有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跨学科研究，也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基础性研究，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基础性、开放性，凸显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办刊特色。同时，作者群体的广泛性、研究领域的基础性内在地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必须严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加强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自觉，积极传播、宣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践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新时代的政治使命。

二、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

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倒逼”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要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期刊评价标准是学术期刊质量的“试剂盒”，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则是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中的核心要素，决定了学术期刊的办刊导向，因此，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意识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体系结构与核心要义具有历史性、动态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在报告中提出了“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政治论断，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政治要求，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一项根本制度明确提出来，充分反映了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因此，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将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站在“四个自信”的立场上来审视期刊的学术研究成果，肩负起守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责任，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通过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和宣传，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作出贡献。学术环境的复杂性内在地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各种文化观点观念呈现不同的图景，利益需求多层次、多维度，转型期特有的各种现实冲突也以不同的面目和样态呈现出来，让人目不暇接，难以辨识。为此，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既需要我们通过政治学习精准领悟其科学内涵，也需要在复杂的学术环境和办刊实践中，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学术文化引领，做新时代改革成果的真实反映者、记录者，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实践的知识再创造者，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框架，以学术成果为材质，在学术创造者和知识求索者之间构架一座方向明确、旗帜鲜明的文化传播桥梁。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中国实践要求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必须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我国意识形态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适合于中国的哲学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武装，是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保证，也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政治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治理体系，但都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的治理制度建设和创造的实践结果。作为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关切，来自于对社会民众现实利益的准确表达与诉求，把握期刊价值导向与社会观念整合程度，只有在学术创新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才能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体现出期刊的意识形态自觉。从期刊编辑自身来理解，意识形态自觉应指编辑在思想文化传播中所体现的一种意识形态主体意识，包括自觉的意识形态反省、自觉的责任担当、自觉的兼容并蓄和积极的自主创新等。编辑的意识形态自觉渗透在编辑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实践。在目前国际意识形态阵地激烈的斗争中，期刊编辑应自觉防范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学术研究倾向和观点，在扩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学术创新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复杂多样社会思潮的精神旗帜，正确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动权，在文化交流中彰显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的创新精神。要主动自觉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实践选择能力，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坚定性，在社会各主体的互动中，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三、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实践意识形态自觉的方法

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中国问题和中国制度创新的研究。作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着思想和精神领域的价值建构，整体性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然要从实践层面实现意识形态自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黄坤明指出：“要增强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强化制度意识、抓好制度执行，切实把这一根本制度体现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上，落实到工作理念、思路、举措上，努力在守正创新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的问题是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实现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问题，而不是中国道路的选择问题。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时代主题，也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新时代办刊方向。为此，新时代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应当立足于中国的法律实践和法治实践，立足于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服务于中国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需要。学术研究要关注中国问题，要用学术思想分析现实，从事理论研究或者制度建设的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予学术支持。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实践意识形态自觉的方法应该包括：首先，在传播学术研究成果中，应自觉形成意识形态正确的理念，培养办刊人的意识形态自觉意识，努力把刊物办成既有学术思想，又紧贴中国现实，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意识形态自觉的社会主义学术期刊。学术期刊的受众大多是知识群体，他们接受过系统化的知识教育和文化熏陶，对新知识具有独特的自我认知方法。对于学术研究成果的刊发，应充分考量研究成果对该群体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其他受众群体。同时，为其他知识群体的知识再创造提供理论解释和文献索引。这样，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才真正地发挥了意识形态重要阵地的作用。其次，建立编者与作者间良好的学术共识，实现编者与作者之间意识形态的一致。学术创造和学术创新离不开学术研究人员的努力，学术研究人员把自己精心研究的成果投稿给期刊，目的是通过期刊媒介，参与学术交流，增进人类知识。在学术研究中，研究人员应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的思维和研究方法，自觉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学术研究价值判断。这种自觉既离不开研究人员的自省、自律和自修，也离不开他们与期刊编辑的良性互动，在保证研究成果创新性的基础上，编者和作者围绕研究成果的选题及著述的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交流，可以增强彼此的意识形态自觉，促进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共识性的学术思维和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提升期刊学术思想的大众性认知。再次，期刊要不断地开放办刊窗口，听取读者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见，避免关门办刊。期刊传播学术成果的过程既是知识传播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过程。从传播学视角看，只有获得读者共鸣的学术研究作品，才能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读者共鸣的条件之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那些脱离社会现实，违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研究成果，不可能获得读者的共鸣。因此，期刊应尊重读者对期刊文章的批评和批判，特别是对某些学术研究成果表现出来的偏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向和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批评和批判。当然，也要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础上，秉持政治家办刊理念，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对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学术批评和批判，要提供平台、主动发声，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