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范例

一、抗战文学期刊的诸特征刍议

《期刊》一书及本文所指抗战文学期刊，即在抗战十四年当中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文学期刊，由日伪政权支持出版的附逆期刊不在此列。抗战十四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全国各地的救亡运动与对敌战争，构成了这十四年的全民族政治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期刊出版业的高潮期，期间经历了被称之为“杂志年”的1934年。因此，文学期刊在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史当中有重要的地位。借此笔者认为，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出发，抗战文学期刊有如下几点特征。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并非纯粹的文学期刊，它的文学性由政治性所表达、彰显，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价值要大于文学价值。要谈抗战文学期刊，则必须要谈其母集———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众所周知，中国的文学期刊发端于1872年创刊的《瀛寰琐记》，文学期刊是中国期刊的鼻祖，但这也为中国文学期刊奠定了一个总基调：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将成为中国社会思想主潮的镜像。近代中国的文学期刊尽管冠以“文学”二字，但随着以启蒙、革命等不同社会政治主旋律的交替变更，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文以载道”观念，使得文学期刊始终难以真正地“为文学而文学”。如果说，这种对思想主潮的反映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一个可作选择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了抗战时期，这一问题几乎已经变得无可选择。个人写作可以在抵抗与投降之间走出所谓“逃逸”的第三条路，但是作为公共文学场域重要组成的文学期刊却很难“逃逸”，它不但要面临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而且还要在当时比较成熟的出版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抗战文学期刊必须与当时社会的思想主潮、发展大势与总体基调相契合。抗战文学期刊种类繁多，当中既有“第三党”主办的《絜茜》，也有“左联”主办的《夜莺》，当然还有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由人道主义作家们主办的《呐喊》与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与江浙财阀支持的《越风》及爱国知识分子们在香港编辑主笔的《笔谈》等，这些刊物集中了鲁迅、柳亚子、茅盾、巴金等优秀作家的作品，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它们又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宣传抗战、弘扬救亡的精神中流砥柱。不言而喻，这些刊物背后都有不同社会、政治力量（甚至党派）作为支撑，它们用文学的形式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客观需求与历史主张，从这个角度看，它们更多反映的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权力场而不只是文学场域内的权力关系。其次，相当多的抗战文学期刊属于市场化期刊，其本质仍是文化产品。但事实上，在全民族抗战救亡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越是力主抗战的文学期刊，销量则越好，这与同时代其他文化产品有着相当的一致性。文化产业理论有一个基本判断：任何文化产业，其本质都是大众文化[1]。因此，大众的喜好决定了文化产业所表现的内容，而大众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由当时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的事务所决定[2]，而这个共同关注的事务并不存在任何雅俗之辩，其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个事务对于大众个体利益的影响。抗战军兴之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存亡，甚至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体都遭受到法西斯屠杀的威胁，这是一种基于个体的求生欲，抗日救亡显而易见地成为全民族的思想主潮。正因此，越是宣传抗战救亡的文化产品，越是有着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两者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产业领域达到了一种几乎重合的景象，这当然全拜抗战军兴所赐。显而易见的是，抗战文学期刊在宣传抗战救亡的程度上，实际上也有高下之分，不同时期创办的刊物对于抗战的宣传程度自然也大不相同。譬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由“第三党”创办、张资平主编的《絜茜》杂志，虽然可称抗战文学期刊之鼻祖，但仍然无法超越自身的阶级性，在宣传抗战上并不彻底，更谈不上卖力，其销量与影响力均非常有限；但八一三淞沪抗战之时,由茅盾、巴金等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创办的《呐喊》（烽火）杂志，号召全民族、全人类同仇敌忾，高扬人道主义的反法西斯大旗，虽然极其艰难地辗转出刊，但仍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壮大，成为抗战中期销量最好的文学期刊之一，以至于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结合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分析，文化产品在大众消费动机层面是有着共通性的[3]，“市民性”与“消费性”是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4]，因此，不单是文学期刊如此，戏剧演出也是如此。1936年，梅兰芳主演的京剧《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首演三场，场场爆满。这本是借北宋抗金的史事来借古喻今，号召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此剧刚刚上演时，因此便遭到上海社会局日本顾问的不满并横加干预，梅兰芳只好转移至南京大华戏院又演三场，结果更加火爆，观众甚至挤碎了剧院的玻璃门。《生死恨》成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力、票房最高的古装剧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特别是舞台文化产业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抗战结束之后，电影导演费穆看中此剧当时的影响力，遂将其改编成电影，于1949年3月在上海上映之后，尽管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但反响却非常惨淡。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已经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的大众们不再对抗战有兴趣，因此事关抗日救亡的电影，当然不会还重演抗战时的盛况①。这一现象，与当时抗日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的总体状况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最后，抗战文学期刊的主办者由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各阶级、各党派与各社会力量所共同组成，因此综合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力量的分布与政治选择。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秉承了南宋以来的文人结社之风与“达则兼济天下”的出世之道，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效仿西方政党政治，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登峰造极。文人利用办报办刊、著书立说的方式论政、参政在当时成为普遍现象，关于国家发展、民族救亡、民主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可谓五花八门。而由他们办的报刊如《申报•自由谈》《努力周报》《观察》等，均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紧密融合②。文学期刊及其办刊者当然无法僭越这样的大环境。因此，文学期刊在相当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诗史互证”的关系。在当时诸刊物当中，宣扬抗战的抗战文学期刊更概莫能外，它不但要有一个相对与之适应的政治背景作为依托，在当时中国，主张抗战的不同政治力量在关系上相当复杂，当中既有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也有共产党、第三党等在野党派，在层次上，既有各党派的中央委员会，也有地方党部、支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少抗战文学期刊的“赞助者”。以“第三党”主办的《絜茜》杂志为例，近代史界对于“第三党”抗战活动一直认识不够，在《絜茜》杂志被系统研究之前，对该刊的评价总体水平不高，《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曾一度将其定义为国民政府“文化围剿”的刊物①，但随着《絜茜》杂志系统研究的推进，对“第三党”的抗日活动以及它与国民党、共产党的关系乃至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也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②，学界对于《絜茜》杂志的评价也日趋客观。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具备文化产品的基本属性，即将意识形态衍变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完成的是一种精神消费的满足感与意识形态的传播[5]。综上所述，抗战文学期刊的政治性要大于文学性，而且政治性（对抗战的宣传）决定了其作为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更重要在于，通过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与解读，可以管窥当时中国政治的权力格局，这些都是抗战文学期刊的重要特性，因而值得研究者格外重视。

二、“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与所指

前文所述为抗战文学期刊诸特征问题。在本节，笔者欲结合literaturejournals一词的能指与所指，从如下两个层面来阐释抗战文学期刊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意义。首先，抗战文学期刊具有非常直接的文献性意义，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显得较为特别。而literature本身有“文献”的含义，从符号学与翻译学的双重角度看，literaturejournals的能指是文学期刊，但其所指既可以是“文学期刊”，也可以指向“文献性期刊”这层含义。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任何要素———无论是电影还是书籍都具备文献性，但纵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门类，抗战文学期刊在文献性这个层面上显然比其他文化产业要素要更具有意义，理由如下。其一，抗战文学期刊本身非常直接、客观地反映了一段非常特殊历史时期的不同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关系，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无出其右，尤其在抗战时期，文学期刊几乎成为当时文化产业的“顶梁柱”。我们知道，不同的党派、政治社团乃至文学社团，最擅长也最常见表达自己政见、观点的形式就是办刊，而非拍电影、写剧本或是出版专著，及至抗战时期这一现象达到顶点。无论是被称之为“大后方”的重庆、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还是香港、晋察冀、陕甘宁边区，甚至包括沦陷区，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学期刊可谓上千种，当中既包括《越风》《笔谈》《文艺新哨》等抗战文学期刊，也包括《古今》《满洲文艺》等附逆文学期刊———即使是“文艺单行本不出，学术研究专著更是绝无”的孤岛上海，最后“掌握这出版界门面的还是只有若干种杂志。”[6]在当中，抗战文学期刊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影响力及历史地位上来讲，当然都有着首屈一指的地位，因此抗战文学期刊当然地具有无可取代的文献性意义。其二，文献性意义除了能还原历史现场、提供一手的历史证据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完成历史信息的传递。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各个门类要素中，能够完整、系统、全面地传递历史信息，特别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与权力关系的，只有报纸杂志，而抗战文学期刊则是抗战期间报纸杂志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科学史证明：近代中国通过技术转移的形式获得了源自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因战乱频仍、时世艰难，技术的应用、转换能力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面，这一点在文化产业领域尤其突出。尽管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门类较为全面，但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对文献史料的保留能力，其实均相当有限。特别在抗战期间，当时既无先进的录像技术，更无保留音像材料的能力，因此虽然当时拍摄电影众多，但留下的影片却屈指可数，至于话剧、戏曲等舞台文化产业更不必说，尽管书籍可以获得较好的保留，但在共时性地阐释并反映中国社会、政治总体格局与社会思潮关系这个层面上，依然逊色于报纸杂志。在抗战十四年期间，因为不同党派之间的政治抗争，特别是全国民族救亡战争的爆发与持续，使得期间中国文化产业体系门类在整体上都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战争与各种政治原因，相当一部分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报刊资料都被查禁、焚毁，反而文学期刊在当中获得了存活（当然在沦陷区也有大量的抗日文学刊物被查禁），相较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要素而言，抗战文学期刊的还原历史现场的文献性意义，显然具有无可取代性。其次，抗战文学期刊将文学作为手段，而非单纯申明文学性。literaturejournals一词中的两个名词是并列关系，犹如“文学教授”（litera-tureprofessor）与“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从英语语法理论来看，名词作定语表明阐释事物的职能或属性，而非对事物本身进行限定。而这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是相一致的。从“抗战文学期刊”的所指来说，它并非是“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literary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而是“抗战文学”的期刊———尽管抗战时期的文学期刊当中大多数是抗战文学期刊，但这两者仍然不是完全重合的相同概念。在英语世界里，literaturejournals这一造词法并不罕见，但前面一般会有限定语如Bibleliteraturejournals（圣经文学期刊）、Americanliteraturejournals（美国文学期刊）等，事实上，这与“抗战文学期刊”的造词法如出一辙，但“抗战”与作为定语的圣经、美国等词不同，它是一个极其冗长的专有名词，显然“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literaturejournals”这样有违基本语法的词组是不能被使用的，因此只能使用literaturejournals（intheWarof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AggressioninChina）。我们现在谈的文学期刊，多半是literaryjournals，盖是因为此处所言的文学期刊是“文学性（literary）的期刊”，即期刊是为传播、弘扬文学性而服务的，譬如中国大陆的《收获》《花城》或中国台湾的《幼狮文艺》及中国香港的《香港文学》，莫不如是。但抗战文学期刊这一概念中的“期刊”，一方面要为文学服务，另一方面又不只为文学服务———它不但要承担政治使命，而且还要在当时的文化产业市场中求得生存，可谓是一刊兼顾三者，文学是符号层面的能指———即将文学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简而言之，就抗战文学期刊的存在情状而言，可以说literaturejournals是literaryjournals的子集，文学当然是literaturejournals的属性，但绝不是唯一属性，它只是将文学作为一种传播自身立场并在文化产业市场中得以求生的手段，其所指并不只是“文学”本身，而包括了更为宽泛的范畴———这皆因抗战文学期刊所处的特殊境遇所决定。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抗战“文学期刊”的英文译法选择“literaturejour-nals”是较为合适的。

三、回归学术问题：论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范式

在此，我不期望将一个历史（或文学史）问题异化为一个翻译问题。跨语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的沟通与交流至为关键，核心就是信息的传达。literaturejournals这个用法既非我首创，也不会让英语母语的读者看不明白。前文就此用法的语法规则、修辞策略与有关例证已经做了过多阐释，后文不再赘述。在这里我想借鉴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而提出的基础范式（paradigm）理论，结合今后抗战文艺期刊的研究路向，阐述两个事关研究工作的具体问题：一是我们应当如何研究抗战文学期刊？二是今后开拓抗战文学期刊研究的新局面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研究范式？首先，研究抗战文学期刊必须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的格局有着深刻且清醒的认识，这是研究抗战文学期刊的基本前提。研究者应当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所反映的是当时中国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社会力量，它们所共同构成的绝非只是文学版图。因此，对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要源于文学史，但必须超越文学史。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并非是学界冷门课题，而在相当程度上理应算是热门。随着近年来“期刊研究热”的兴起，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日渐成为显学，并且发展成为了多元化的研究体系，如沦陷区文学期刊、边区文学期刊、“孤岛”文学期刊、大后方文学期刊乃至香港、南洋的文学期刊等，皆有研究成果问世。但毋庸置疑，受制于学科限制，这类研究当中的大多数目前仍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领域之内，所讨论的问题也局限于文学史内部。如作品质量的高下、作家作品所代表的风格流派及期刊本身的文学史意义等，或是钩沉史料、填补空白等。当然，我们必须肯定这类研究在正本清源、还原文学史现场意义上的无可取代，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高度具备文献性意义的抗战文学期刊决非只反映文学史问题或者只能用来探讨文学问题———事实上，当下一些研究在总体上确实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当然也包括文化产业史）等其他门类史问题的探讨，这未免有遗珠之憾。须知抗战文学期刊除却文学史意义之外，在相当程度上还具有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其他历史范畴的意义，甚至借助其研究可以填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未能涉及的问题。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这一问题目前已经逐渐受到学界重视。譬如对于抗战文学期刊的讨论，我们不只是讨论“文学”，也讨论“抗战”———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融合的梳理；且对“期刊”有所思考———期刊刊登的广告、发行量以及办刊的模式的探究等，这充分反映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即将可能到来的新局面。笔者窃以为，目前这一跨学科研究的体系并未展现的尽如人意，因此我也希望藉此可以呼吁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人）能参与其中，进而推动抗战文学期刊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其次，抗战文学期刊的出版、发行本身是一种文化产业经营行为，因此，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必须要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格局体系来分析，进而建构一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的研究范式。这既由抗战文学期刊的特征所决定，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要求。前文所述内容是指今后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应当重视的一些问题，但就具体着手点而言，则必须要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商品，其出版、发行是一种文化产业经营行为，它本身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重要组成。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任何可供交换的商品所携带的任何意义，都由其经济状况所反映。马克思认为，判断一个变革的时代必须要依据“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7]；恩格斯也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因此，如果僭越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个格局体系来探讨抗战文学期刊，必然是不客观且不全面的。与电影业、戏剧戏曲产业、唱片业等一样，期刊出版产业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当中最重要的门类之一。它与其他文化产业门类一道，忠实地体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化市场中的供需关系及意识形态的接受状况，并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思想主潮、权力格局的总体情况。在《期刊》一书中，笔者对于抗战期刊的广告状况、发行量等产业属性的问题都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并努力给予其客观的历史评价，认识到抗战文学期刊是抗战思想的发生、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反映，而这反映到文化产业当中就是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与分配。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归根结底是历史研究，必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显然应是今后抗战文学期刊重要的研究入手点。综上所述，就抗战文学期刊研究而言，研究者既要认识到其文献性特征及其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其他专门史之间的内在联系，更要在抗战文学期刊研究中培养跨学科的意识，超越传统的文学史研究，把握住抗战文学期刊的文化产品属性，并借助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研究视角与文化产业相关理论，对抗战文学期刊进行宏观的梳理与微观的具体探讨，从而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中国当代文学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学期刊的媒介环境和文学环境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十七年”和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期刊是推动文学思潮的重要力量。从“新华颂”到百花文学，从“干预现实”到工农兵写作，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步调一致，联袂上演紧跟潮流的时代合唱。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文学期刊以自身的办刊实践把握现实的脉动，成为推动思想解放进程的生力军。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期刊开始追寻主体性，探索个性化的办刊路线，期刊格局从步调一致向多点开花过渡。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到新体验小说、新状态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从“新生代”“60年代出生作家”到“70后”“80后”，期刊策划深度介入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文学期刊作为发表原创作品的主要阵地，不仅是展示文学发展最新动向的文化窗口，而且是培养新作家、孕育新思维的精神土壤。20世纪末，随着网络媒介的崛起和纸质媒介的边缘化，文学期刊对阅读风尚和文学思潮的引领作用有所弱化，但依然以其擅长的方式影响以纸质媒体为主阵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譬如底层写作和非虚构写作潮流就是由文学期刊发起并在期刊平台展开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突出表现为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促动与领航作用。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文学期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显赫地位，以新的角色和新的方式介入文学创造与文学传播，但其作用与贡献依然不可低估。

一、潮流的引领者

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的时空内形成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潮流，并且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互呼应。文学社团、文学流派都可能扮演文学思潮的推手，更不应忽略的是文学期刊。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发挥了重要的聚合作用，既是新作展示平台，又是培养文学新人的孵化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至1951年，百花时代的1956年至1957年，新时期初期的1978年至1981年，这三个时段新的文学期刊蓬勃生长，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三次“创刊潮”，改变了原先的文学格局，给当代文学带来充沛的活力。而且，当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期刊基本上都在这三次创刊潮中诞生，这实在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现象。一方面是新刊物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另一方面是新作家新作品的集中涌现，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开辟新风的文学潮流。期刊的多样化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了新的审美元素，各种文体都有施展空间，拓宽了审美探索的道路，激发了文学文体缤纷多彩的发展态势。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思潮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学期刊无法决定当代文学思潮的演进轨迹，发挥的往往是顺应时势的推动作用。就历史演变而言，“十七年”文学期刊更多地被社会政治潮流所驱动，文学思潮往往是社会政治潮流的一个侧面，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轨迹与政治潮流具有同步性。在“十七年”时期，《文艺报》第一时间传达面向文学的政治动向，最新的文学政策，解读文学导向的变化，对文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文艺报》是“十七年”文学思潮的风向标。《人民文学》作为文学期刊的领潮者，在文学潮流的形成与更迭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既是期刊样板和规则制定者，又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进入新时期以后，《人民文学》推动了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的思想解放进程，《今天》为朦胧诗的生长提供了抱团取暖的空间，《上海文学》《作家》是寻根文学的弄潮儿，《收获》以锦衣夜行的方式扶持“新潮小说”，《钟山》为新写实小说摇旗呐喊，《钟山》《作家》《山花》《大家》以“联网四重奏”培育新生代小说。这些案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学期刊催生文学思潮的作用机制。必须指出的是，文学期刊并不是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期刊的变化会影响文学思潮的演化过程与内在结构。作为一种媒介，文学期刊可以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力量传导到文学创作环节。因此，不能过分夸大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期刊只能甘于被动。文学期刊通过借力的方式，可以影响文学思潮的流向，赋予文学以特殊的时代内涵和人文品格。引领潮流的文学期刊都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新动向，以前卫的文学观念发现新的文学力量，以创新的编辑理念推广新的审美范式。而那些随波逐流的文学期刊，只能在跟风中迷失。不同类型的文学期刊在文学思潮发生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明显的差异，影响力越大的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越大。

二、边缘的守望者

文学思潮是影响文学期刊的重要力量。文学思潮如同一个个文化漩涡，会形成强大的向心力，驱使边缘的文学期刊汇入主潮，在价值定位、美学趣味、文体追求等方面趋于一致。在林立的中外文学期刊中，引领潮流的期刊毕竟是少数，被文学思潮所裹挟的期刊占据了绝大多数。许多期刊如同波涛汹涌中的小舟，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甚至被浪涛所淹没。在某种意义上，追逐潮流是文学期刊的常态，也是文学期刊参与文学进程的一种方式。而且，大多数当代文学期刊的同质化问题，其根源之一就是对潮流的顺应。当代文学期刊发展的潮涌性特征——创刊潮、改名潮、改版潮、扩版潮——恰恰表明期刊潮流与文学思潮、社会思潮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十七年”文学环境中，文学期刊被纳入行政体系中，文学思潮的扩展遵循从上到下、从中心到边缘的原则，由《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国家级刊物向省市级、边缘地区的刊物传达。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媒介格局向多元化过渡，不同类型的文学期刊的生存环境和媒介影响力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是处于顶端的文学期刊在文学边缘化和期刊边缘化的夹击下，其影响范围大大缩小，往往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在文学期刊内部也不再有往日的不可替代性。其次，边缘期刊以人无我有的办刊路线，打造鲜明的期刊特色，这种群体性崛起的现象如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为文学期刊注入活力，悄然改变了文学期刊的发展格局。文学思潮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波澜壮阔的主潮风景，忽略了文学潮流发生、发展与消退的过程。以寻根文学为例，大多数文学史教材将之定位为改革文学之后创作调整的结果，认为是知青作家及其同代人从乡村历练中汲取文学智慧，重新接续断裂的文化根脉。《上海文学》《作家》《西湖》等杂志为了推动寻根的文学实践，用力颇深。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上海文学》和“杭州会议”对于寻根文学的推动作用常常被过分放大，其他刊物的贡献被习惯性无视和遮蔽。也就是说，文学期刊对于文学思潮的作用，在通常情形下是众多文学刊物的合力。研究者不能草率、武断地归功于高举旗帜、提出口号的刊物。不少边缘刊物为处于孕育阶段的文学思潮预热，在潮流汹涌时积极呼应，它们的贡献不应被漠视。在文学期刊发展史上，领潮的刊物必然受到重点关注，为此使得大多数刊物陷入赶潮的怪圈。回顾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大多数刊物都是潮外刊物或边缘刊物，默默无闻，自生自灭。事实上，当代文学期刊史上并不缺乏不为潮流所动却个性鲜明的刊物，也有一些有意疏离潮流自成一格的刊物，而恰恰是这些刊物的存在，使得当代文学期刊和当代文学版图都变得丰富而生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成功的文学刊物自觉地强化个性意识，避免盲目赶潮，与各种喧闹的文学思潮保持必要的距离，不向潮流妥协，规避劣势，谋求错位发展。很多轰轰烈烈的期刊行为和文学口号并不是文学思潮。文学思潮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广泛的，还是持续性的。《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钟山》的“新状态文学”作为文学期刊的栏目，如同天空中绽放的烟花，转瞬即逝，并没有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的文学策划以编辑为核心，集结了相当数量的作家和批评家，推出了一大批的文学口号与文学命名。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策划潜在地改变了文学格局。文学史家在面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时，首先必须清理的就是由文学策划留下来的泥沙俱下的各种名词。文学思潮不能与文学流派、作家群体、时代风格混为一谈。在文学和期刊双重边缘化的处境中，文学期刊不应该热衷于制造“思潮”，思潮是内外联动的文学趋势，人为策划的“思潮”往往难于落到实处，最终成为随风而逝的泡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期刊已经失去了引领潮流的能力与机遇。21世纪以来，文学期刊求新求变，不断推出新面孔，扶植“80后”“90后”“00后”的作者，发现新人是活力之源，可过度炒作和拔苗助长容易导致种种扭曲的现象。文学期刊既不能漠视自己的目标读者，也不能迎合或讨好读者，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内容优势。文学期刊应当以书面语言为根基，为之注入鲜活的时代元素，推动其发展与创新，让根深叶茂的老树开出新花结出新果。闭门办刊是当代文学期刊的痼疾，文学期刊要引导民众和潮流，就不能与现实隔离，应当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深入挖掘时代精神的复杂内涵。文学期刊要打造多数人共享的文化和思想，关注时代和现实是根本所在。而且，对时代和现实的反映不是赶潮式的合唱，是有深度的、独立思考的、艺术化的表达。在21世纪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非虚构写作”潮流中，尽管扎堆出现的作品常常具有同质化的特征，但这些以文学期刊为根据地的文学潮汐，精准地把握了时代的脉动，与现实进行介入性的、多向度的对话。尽管在纸媒衰落的总体趋势中，文学期刊的寂寞近乎一种宿命，但文学期刊作为边缘的守望者，依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居间的摆渡者

文学期刊不仅是研究文学思潮的一种视角，还是研究文学思潮的一种方法。文学期刊作为一种媒介，将文学的外部环境与内在世界连接起来，将作家、读者、编者聚合起来，而且文学期刊也以自己的办刊实践介入文学潮流，培育自己的作者群体，推广自己的文学主张，及时反映文学创作的最新动态，助推文学流派的生长和文学创作风格的发展。文学思潮是衡量文学期刊历史价值的一种参照系。研究主体应当以文学思潮为重要的参照系，衡量文学期刊对于文学发展的真实贡献与局限。在现有的文学期刊研究成果中，一些学者在研究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的关联时，常常会过度夸大文学期刊的作用。要准确把握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思潮的关系，其一不能忽略作者、读者与编者的三边互动，其二不能忽略文学期刊的媒介关系。首先，文学思潮的面貌由写、编、读三边互动的合力共同塑造。通行的文学思潮研究往往过分突出作家和作品的重要性，媒体与编者、传播与读者对于思潮的作用经常被低估乃至无视。耐人寻思的是，包括专业读者（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文学史家、文化记者、文艺官员等）和普通读者在内的读者的贡献被长期冷落。任何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发动与推进，离不开读者的精神吁求与审美反馈，读者的意见不仅是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和编者改进工作的动力，而且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创作与编辑进程之中。翻检当代文学期刊刊发的读者来信，不难发现“十七年”文学期刊大都有相关栏目展现读者意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期刊都不再刊发普通读者的意见。《小说月报》在1984年创立两年一届的百花奖之后，一直采用读者投票的评选方式，完全以票数为依据，并设立责任编辑奖和读者奖，在全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文学思潮是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现实的共鸣，是多重力量在一个精神交汇点上的碰撞。因此，对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进行关联分析，应当注意到期刊作为写、编、读之间的摆渡者的角色与功能，这样才能准确地、动态地把握文学期刊在文学思潮发展中的真实作用。其次，文学思潮的媒体轨迹是多种媒介形态联动的历史进程。在7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学期刊的浮沉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文学期刊在文学媒介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媒介之间的互动方式，不仅会影响其推动文学思潮的力度，而且会影响其引领潮流的机制与方式。从已有的当代文学史著述来看，尽管专门论述期刊与思潮的篇章不多，但在考察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学思潮发展脉络时，往往只提到期刊的作用，其他媒介如报纸副刊、图书出版、影视等都被忽略。潮流的发动与扩展，离不开多种媒介之间的互动与呼应。各种时代力量形成的合力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将一些标志性文学期刊描述为引领文学思潮的主导者，显然有悖事实。随着媒介格局的演变，先是影视凭借其视觉魔力抢夺了文字艺术的主导权，使得小说成为影视作品的跟班，紧接着网络以其辐射性更强的传播优势，把纸媒日益挤向边缘。在文学思潮的演进轨迹中，文学期刊的影响力确实在下降。譬如不少期刊设置与影视、网络有关的栏目，越来越多具有影视脚本特征的“小说”受到著名刊物的垂青。新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从语言渗透到思潮联动，从跨媒体写作到类型化定制，重塑了文学格局。在媒介日益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力客观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扬长避短的融合发展、错位发展，也为文学期刊带来了新的机遇。文学期刊在电子媒介的包围之下，其影响力的范围和规模都受到限制。面对新的挑战，文学期刊应当积极探索媒体融合之路。在新的媒体环境中，文学期刊与其他媒介的融合并不是转型为电子媒介的延伸。文学期刊不能脱离新的媒体环境，但不能沉溺于变脸游戏，不能把网络文学与影视文学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否则，文学期刊就成了网络媒介与影视媒介的附庸，成了网络文学与影视作品的说明书，其发展空间和艺术可能性都被压缩与限制。也就是说，文学期刊成为影像、网络的注释，它仅仅是一种附属产品，是一种完全可以被替代的选择，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文学期刊作为一个居间的摆渡者，既不能自我封闭，也不能以放弃自我的代价追新逐异。当研究者把文学期刊作为一个同时扮演多重角色的摆渡者来进行考察时，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就不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开放的、动态的，是多重力量的聚合和多种途径的交叉。在立体的参照下，我们能够摆脱线性思维的简单判断，就更容易看清文学期刊的优势与劣势，更为客观地衡量其贡献与局限，对文学思潮的动力机制、运行轨迹和文学史影响也会有新的认识。

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作为当下平行存在的文学出版物，是文学读物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播文学，进入公众的阅读领域，产生各不相同的文化影响。文学期刊与微信公众号之所以具有可分析的基础，在于它们都属于出版物，都有出版物的基本特征：具有经过编辑加工的精神内容，可供阅读、欣赏；都有承载这些精神文化内容的物质载体；有一定量的复本，可供向公众传播。二者既有共同属性，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本文就二者作为出版物，对此进行简要浅近的对比分析。

一、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作为出版物的共同点

（一）满足文学消费

文学消费，是文学出版的经济属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随着印刷、出版等传播媒介的广泛运用，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通过市场流通，人们对它的阅读与欣赏，即是一种文学消费行为。“文学社会学言说文学，不仅仅是指涉具有抽象美学意义的文学自身，而是要面对处于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构成生产与消费的现实关系，作为某种社会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文学事实。”不管是文学期刊或微信公众号，作为文学产品，都有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商品的基本属性，即用于满足消费者的文学消费需求。这种生产行为，从经济层面上看，有着商品生产的利润目的或经济利益考量，这是一个从基本的物质利益追求上通过精神产品来实现的过程。但要看到，不管是文学期刊还是微信公众号，从出版物的角度上看，其本质就是通过自己的产品对消费者的消费，来保障和实现公众的基本文化权利，让公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满足读者的文学消费需求，就是使出版行为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文学期刊与微信公众号这种满足消费者文学消费的生产目的的实现，是它们作为出版物其他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如果文学期刊或微信公众号没有进入消费领域，那么，其他的文化功能、社会效用等都不可能得到实现。

（二）推广文学产品

不管是文学期刊，还是微信文学公众号，作为出版物，都有其特殊性。首先，二者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但就它们的物质形态上看，都是劳动过程中消耗了作者、编者的脑力劳动的产物，是承载了文学方面的精神文化内容、以文学内容为本位的物质产品。其次，二者在使用价值与社会效用关系上也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出版物本身的精神效用上，即文学作品本身所体现的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第三，作为出版物，它们还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时或对立时或统一的特殊性，好的社会效益未必有好的经济效益，反之亦然。总之，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二者都有物质性的一面，即文学期刊或者微信文学公众号，都要通过其使用价值的消费，才能实现其文学价值和精神效用。文学期刊与微信文学公众号作为出版物的特殊性，决定了二者的编辑工作都必须做好文学产品的推广，努力使自己组织、审读、评估、加工的文学产品能够使其使用价值即文学作品的精神功用得以实现，尽管二者对自己生产的文学产品的推广方式各不相同。

（三）引导文学趣味

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的文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表面看去,文学现象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一年一千部的长篇小说,还有数以万计的中、短篇小说,“80后”作家、网络、博客、网络小说风头正劲,不禁让人感叹当下文坛的热闹非凡。但细细想来,难免担忧,这种表象上的繁华是否会犹如泡沫般虚无而显得多少有些飘忽不定呢?深究进去,另一种声音又似乎在宣告文学的日趋边缘、文学温度的降低、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观的混乱以及道德的滑坡、新媒介的发达导致文学书写的危机,等等。因此,需要尽力去察看,去读解,穿透海市蜃楼般的美景,抵达文学殿堂的真正彼岸。白烨在观察当下文坛现状时总结道:“各种写法多了,佳作力构少了;作品种数与印数增了,艺术质量与分量却减了;小说改编影视的多了,经得起阅读的却少了;期刊的时尚味浓了,文学味却淡了;作家比过去多了,影响却比过去少了;获奖的作者多了,能留下来的作品却少了。”[1]进入新世纪后,文学与文坛的变化已今非昔比,一种完全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新格局日臻成形。个中缘由,一方面是市场化、商业化对现行文化、文学体制的外围包抄;一方面是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多元共存。换言之,较之过去,在文学从业者、文学生产者等方面,成分构成上越来越趋于民间化,手段上越来越趋于商业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传统的文学生产模式发生改变。这可以从书写工具、载体、写作过程、发表程序来观察其变化。从书写工具看,古人是用毛笔书写,笔、墨、纸、砚被视为“文房四宝”。“五四”前后国人开始过一次大规模的“换笔”,继而从毛笔时代进入到钢笔时代,主要原因是钢笔较之毛笔可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鲁迅就曾指出:“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2]扩大一点看,书写工具的现代化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发生影响与改变。“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3],书写工具的改变带来的信息,同样是一种写作行为的改变,观念和情感的改变。在没有电脑之前,写作常被视为“爬格子”、“耍笔杆子”。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电脑的普及,手写的文字变成了键盘打出的字符,电子书写时代逐渐到来,手写方式必然受到冲击。不妨来看一个报道。2001年的一则关注手稿的报道表明,手写一族的作家不在少数,像刘恒、贾平凹、格非、王安忆、迟子建、铁凝、张承志、林斤澜、唐浩明等人,而在6年后的同样关注这一问题的报道中,能列举的手写一族的作家屈指可数,罗列其中的只有贾平凹、王安忆、二月河、海岩等。更多的作家早已“换笔”。书写工具进一步发生改变,从手写慢慢进入到电子书写。从载体看,曾经带给“五四”新文学繁荣的纸质文本如今也受到电子网络的威胁,传统作品附载的纸张形式变成了电子网络。纸质文本远没有网络文本那般快捷畅销,文学纸质书籍越来越无人问津,而文学网站正狂飙突进。从写作过程看,传统文学作品一般是写完所有文字之后才交给出版商出版。如今借助网络,创作就不一样了,网上写作过程中还会有网友读者参与评论,作者可吸收读者意见,在网络中互动交流。从发表程序看,传统文学作品的发行一般需要经过审查机关和出版机构等中间环节,如今不论你水平高低,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的地盘我做主。以最快的速度发到网站上去,读者可以通过网络即时阅读到原稿。其二,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发生改变。文学作品被生产出来之后,自然要进入传播环节,获得社会的欣赏和认同。传播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传递需要借助媒介,要通过一定的载体使信息从某处传送到另一处,从某人传达给他人。对于传播而言,媒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于文学而言,媒介是文学前行的助推剂。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媒介大举挺进文坛,与传统的印刷文本争夺读者市场的同时,传统的文学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众所周知,印刷传播是把文字通过印刷技术记录在纸张上,以纸质文本的形式,让人们通过阅读文本来完成丰富多彩的信息传递。根据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四要素来看,文学的繁荣不仅体现为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产生出来,而且,还要有广大的受众群体。“世界”作为要素之一,意味着文学在这个社会里,应该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有价值意义的活动而不再是个人的事情;文学是共同的事业,被这个社会承认和尊重。印刷传播方式的确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使文学走向了繁荣,比如更新文学观念,使文学成为社会的重要活动领域,文学作品成为公共产品;涌现了大量的伟大作家和作品;文学体裁完备,重要叙事文学———小说产生出来;文学流派众多,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出现了职业文学批评家;文学接受群体的扩大,读者地位的提高;等等。但历史不会重复。随着新的传播媒介的产生,传统的文学期刊、报纸等纸质书籍失去了往日的生机,显得有些落寞。当上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与市场结合风生水起之时,文学报刊的运营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电子媒介这一类大众文化形态,将许多读者从纸质读物那里吸引过来,以商业化运营的通俗读物、时尚杂志等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迎合大众口味的通俗文字和内容抢占了市场地盘。而且很多大众化的刊物也都纷纷开辟与文学相关的栏目刊登文学作品,纯文学期刊、报纸问津度越来越低。不过,文学期刊在当今的社会越来越落寞也是有一定必然性的。一度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拨款维持生计的文学期刊在遭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后自然是无力竞争,面临困境在所难免。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发行方式也使传统的文学期刊遭遇冷气流。在网络上发行网络电子文学期刊是一种新的文学运作方式。文学期刊搭上网络快车,使读者可以更快捷、更方便地查找、浏览、下载、阅读文学期刊。需要时订阅,不需要时可退订。在思想家麦克卢汉看来,媒介乃为人本质之构成:“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是讯息”、“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4]。其三,创作主体的身份发生改变。作家是传统文学中的权威,被普通人顶礼膜拜,视为创作的天才。如今以韩寒、郭敬民为代表的“80后”作家,推出一本本畅销书,通过市场化运作,拥有众多年轻的粉丝,成为偶像明星。韩寒的第一本小说《三重门》一经出版立即成为了当年最畅销的图书,销售47万本。郭敬明一连出版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岛》系列,《1995-2005夏至未至》等书,每部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发行量,不断制造出版神话。以他们为代表的“80后”作家出版数目庞大的作品,很快就占据了中国文学的图书市场,作者本人更成为众多青少年读者眼中的偶像。#p#分页标题#e#

“80后”写作群体的市场化、高产化、娱乐化趋向让评论家们对他们的作品不屑一顾。还有一批“80后”更是有玩文学的嫌疑,试图通过写作扬名立万。比如“80后”著名女张丽华就发表了一篇名为《只想和余秋雨一夜情》的博客,着实获得了无数点击率。但这一做法不禁让人纳闷:“80后”女怎么了?或许这也是文学丧失纯粹性的表现,是文学向商业化炒作屈服的特例。要知道,文学有着固有的客观的规律,有着穿越时空、种族、阶级的永恒的艺术与审美元素,这种永恒是对真正文学的敬仰和尊重,是那些“玩文学”且大红大紫的人无法企及的。更多的人通过网络改变了一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8年1月17日的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12月31日,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1亿,略低于美国的2.15亿,位于世界第二位。我国联网的计算机达7800万台,网站数量已达150万个[5]。一个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可以自视为从事创作。作者的神秘性消失了,作者和读者平起平坐。作品一旦成为网络畅销书之后,再借助出版社正式出版,即可名利双收。从近两年的盗墓小说和历史小说的盛行可见网络小说的兴盛。网络小说被众多读者追捧也使更多的人有了创作的冲动。网络的及时方便也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打破了传统的作家、读者的身份限制,身份的隐身功能,使得普通人可以比传统作家更自在、自由、自如地写作,表达自己的思想,发泄自己的各种情绪。文学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圣物,写作也不再是作家的专利了,文学的神圣地位正在丧失。这是一个作家大众化的时代。庞大的写作队伍,传统作家身份的改变,更多的人参与到写作中来,当然,这有利于提高大众的文字水平和文化水平,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小说量大并不代表质优,其中不乏低俗、跟风之作。

“80后”作家和网络创作群体凭借网络起家,网络为他们的崛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网络与文学联合将文学推向大众化,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路径和方式。传统文学也正在适应和应对之中,作品写出来是让人读的,当下文坛积极在寻找新的创作方式,努力利用好新媒介的优势。2008年9月10日,由全球最大的华语原创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主办的“全国30省作协主席小说竞赛”启动,这项以推动传统文学与网络的融通、强化传统作家与网络读者交流的大赛,获得了全国30个省作协主席(副主席)的大力支持,引来诸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浪网、《新京报》等众多媒体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大量的网民的评论。张颐武就认为,传统文学作品采取网络连载的方式,会增加作品的悬念感,提高网民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阅读趣味。在传统期刊连载日渐萎缩的时候,网络连载会给传统文学作品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可见,传统文学写作正在接受现代网络的撞击,努力寻找传统写作与网络写作的契合点。其四,文学批评遭遇瓶颈之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批评。当下的文学批评面对活跃异常的文学创作,时常表现出“失语”、“缺席”和“不作为”。我们对文学的态度应是“始终去寻求和阐释活的文学,从中发掘新的文学经验和存在的经验”[6],将作家与读者,文学和社会勾连起来,从而推动文学作品的传播以及再生产。问题是,文学不再像过去只是审美的自足体,而含带了越来越多的商品属性,随之又在作品创作中带来题旨上、文体上的诸多变异。

文学观念的滞后带来批评方法的无力,结果使得批评只能雾里看花,夜朦胧月朦胧矣。另外,大众传媒的介入,联手打造出时尚的“酷评”。这种没有理由、更无需论证,只需要用些绚烂的称谓来吸引众人眼球的批评,更扰乱了人们对文学的基本判断。批评家本应是在第一时间告诉读者哪些是好的作家,哪些是好的作品,为何好,好在何处。但是,在今天,媒体的炒作时常会误导人们的判断,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商业的绳索套牢,受其迷惑。传统文学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生变化的原因应该是综合性的,从根本上看是文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等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正是市场化、大众化和新媒介的合谋使当下的中国文学发生了新变。也许我们还不能尽快适应这种新变,不能很快融入一个新的文学生产时代,但这是文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既然无法阻挡,何不尽早适应并且驾驭其变呢?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是英国文学期刊从产生到成型的时期，也是英国期刊文学从政治评论文学回归现实生活文学的重要阶段。本文将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期刊视为“早期文学期刊”，将该时期的期刊文学视为“早期期刊文学”。英国早期的期刊文学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丰富大众文化生活、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是研究近代英国社会变迁、文学发展及期刊演进的珍贵史料。

一、英国早期文学期刊的类型

1．评论类刊物

18、19世纪，一批英国文学家为宣传启蒙思想，创办了《闲谈者》《旁观者》《考察者》《批评评论》《爱丁堡评论》等刊物。这类期刊多以政治评论为主，为政治宣传、思想争鸣、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舆论阵地。评论类刊物多流行于英国上层社会，最初刊发其上的评论文往往依托英法诸国大革命案例提出政治主张，抨击政治对手的政见，进而影响社会大众。例如，《批评评论》《每月评论》就是两本针锋相对的评论类刊物，二者立场、观点鲜明，均带有明显的政治性与煽动性。进入19世纪后，评论类期刊更加规范，往往能站在较为客观的角度对时政、思潮展开述评，如《爱丁堡评论》通过对评论对象的选择，评论内容已不如早期评论类刊物那么激进。当然，该刊物的政治性特征依然存在，虽然其最初只是将当时盛行的自由主义思想穿插其中，但后来也逐渐成为辉格党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

2．纯文学杂志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社会生产力得以提升。自1817年《布莱克伍德杂志》创办后，纯文学杂志开始兴起，并迅速成为满足中产阶级文化娱乐需求的重要读本。《布莱克伍德杂志》力推精英主义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致力于将精英文化广泛传播。随后出现的《伦敦杂志》则从社会现状出发，推出了众多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使得兰姆、济慈、亨特等文学大家广为人知。《布莱克伍德杂志》《伦敦杂志》是19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纯文学杂志，由于两本杂志存在文学理念上的差异，二者还开启了激烈的论战，其中，济慈的诗歌成为争论的焦点。《布莱克伍德杂志》编者团队认为济慈的诗歌粗俗、下流，在语句语法上存在诸多缺漏，叙事亦不完整，情节描写混乱；《伦敦杂志》的主创们却认为济慈的诗歌细腻而敏感，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内涵。

3．文学月报、周报、日报

作者：彭铁祥 黄春平 单位：怀化学院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近年来,很多过去只为少数人所欣赏的中外名著被改编为电视剧(可以具体界定为电视文艺类),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人们从电视媒体中接触并加以欣赏,如:《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保尔•柯察金》、《红与黑》、《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些文学名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象其电视剧那样同时享有如此广大的观众群,并在观众中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和共鸣。可是另一方面,这类以电视剧为主体的电视文艺传播却给文学的文本传播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此本文加以深入的探讨。这里需要说明的两个概念:本文的电视文艺传播是指以电视为传播媒介,以电视剧、电视诗歌、散文、纪录片与综艺节目等为主要传播形式的一种电子传播。文学文本传播是指以纸张为传播媒介,以文学著作、期刊等文学艺术类书籍为传播形式的一种印刷传播。

一、90年代电视文艺传播的兴起与文学文本传播的日趋衰落

随着电子媒介事业———电视事业的飞速扩张,电视文艺传播日益兴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电视事业获得高速发展。1980年全国有电视台38家,到1998年,全国无线、有线电视台已达740家,而且中央、省级电视台大多以卫星传输方式覆盖全国。就全国而言,我国电视人口覆盖超过85%。[1]目前全国约有3亿台电视机,观众近9亿,电视人口的覆盖率达到86%,日人均收看电视不少于3小时,人们常收看的节目中,一半以上是各类电视剧。[2]据统计,目前我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达6千(部)集,每年还从境外大量引入,其他电视文艺节目(如电视纪实片、电视艺术片、音乐电视、电视诗歌、电视散文、电视综艺节目)年产量超过10万小时,电视文艺节目在全部电视节目中占60%以上。[1]电视文艺已成为大众文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人们逐步疏离书刊,把更多时间交给电视和网络,有相当部分的读者转化为观众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在繁忙紧张的现代生活中,很少一天花2到3个小时来读文学;但花2到3个小时看电视,却是当今大部分人的正常休闲方式。与此相对照,20世纪80年代,以报纸、杂志和书籍为代表的文本传播还扮演着文学的主导型传播媒介的角色。许多文学期刊发行量都达数十万份,甚至上百万份,一部稍有影响的小说印数也可达十万册。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在当今媒介网络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媒介,原来高踞艺术家族霸主宝座、主要依赖文本传播的文学,由于远离核心媒介而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的角色变化。文学艺术类书籍传播的生存空间正逐步被挤压着并不断的缩小。这具体表现在,随着媒介权力的移位,文学的文本传播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人作过统计,在1952—1966年间,文学艺术类书籍在我国当时的出版图书总量所占比例为27.6%,1979年为12.2%,1985年为8.6%,1994年仅占3.3%。[3]1995年一份关于上海作家现状的调查,统计数字最明确不过地反映了文本传播的变化:王安忆,80年代初作品印数几万册,现在只有几千册;陆星儿,原来作品印数七八万册,现在也只有几千册。《收获》在80年代中期以前发行最高达百万份,现在2万份;《上海文学》原来发行量40万份,现在2万份。[4]据《羊城晚报》1998年10月5日消息,“每种文学期刊只有十个读者”!消息来自1998全国大型文学期刊主编(社长)研讨会,部分代表说,“《漓江》停刊,《昆仑》停刊,《小说》即将停刊,下面是不是轮到我们停?”消息还引《福建文学》主编黄文山介绍,目前全国共有800多种文学期刊,平均每种期刊发行3000册,每种期刊平均大约有10个读者。而且,这个数量还在萎缩。①通过以上的对照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90年代以来文学的文本传播单从发行数量上看正呈现出日趋下降的态势,而电视文艺传播则随着电子媒介事业特别是电视事业的兴起正赢得越来越多的观众。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种态势?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

二、文学文本传播衰落的原因分析

文学文本传播的衰落,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撇开其他方面的原因,单从媒介发展的角度来解析,可以发现,电视、电影等现代电子传媒变文学的文本传播为“电子传播”,这似乎是导致文学文本传播的衰落(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类书籍发行数量所占比例的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传播载体发生重大改变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子媒介传播的代表———电视文艺的迅猛发展及其对大众文艺消费的霸权式占有。如购买书籍期刊需要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而看电视文艺则除了让你耗费点时间看广告之外,无须在经济方面有所付出。这恐怕是大众群体选择电视文艺的首要因素。这是最基本的经济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受众如此的抉择。除此之外,印刷媒介传播(文本传播)的局限与电子媒介(电视)传播的优势发展,似乎是形成文学文本传播急剧衰落的一个必然的原因。具体的说,电视对文学的传播相对文本传播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传播优势:

期刊杂志投稿要求有哪些？

在期刊上投稿，很多人都是不太清楚基本要求的，尤​‌‌其是关于新手来讲，再捡起投稿的过程傍边会感觉十分的麻烦，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接下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文学期刊投稿要求让更多的新手在投稿的过程傍边都能够快速地完结审阅。符合要求之后才能够避免被退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看完这篇文章。

都是必须要保障文章的质量，这是最要害的一点。不管是宣布什么类型的文章质量都是第一，必须要正确的进行撰写要有正确的观念，并且内容的实用性，以及罗技必须要强，要有相关合理的结构，并且文字要通顺，不能呈现错别字的。还有就是文章的重复率也是十分要害的原创度必须要高通常情况下，重复率都不能超过10%和20%这个主要就是根据不同级别的杂志社来进行判别的。所以这当今时代的不断发展，现在杂志社投稿的难度越来越多，所以关于很多人来讲，在悄悄的过程傍边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

假如说想要快速的完结文章的宣布，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署理渠道能够保障文章顺畅宣布，让投稿者能够少走很多的弯路，毕竟现在宣布文章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所以关于投稿者来讲，千万不要心急，一定要有耐心，在稿件被退回之后能够选择专业的署理渠道协助你从头进行投稿。假如想要经过署理渠道进行投稿的话，能够经过壹品优刊署理机构来进行咨询。

截稿时间是什么样的概念？

截稿时间分为两种，一是杂志每月交稿时间，杂志就是每月的月末；二是临时征稿截止时间，应对临时的约稿。对于第一个时间，个人觉得没必要太计较。杂志一直做，你这期赶不上，放到下一期好了。对于第二个时间，最好在截稿之前按照要求来写，但是，一旦过了时间，就没必要再写再投了。因为时间一过立即定稿，就算你写得再好，也不会用。

留用是否代表一定发表？

作者：黄春平 曾庆香 单位：中国社科院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电视媒体出现后,以其独特的凝聚力将人们从书本、闲聊、影院等多种业余活动中吸引过来。人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来接受它为人们所提供的各种文艺节目。在这些千姿百态的文艺节目中,其中最具影响的,就是根据中外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可以具体界定为电视文艺类)。近年来,数十部曾只为少数人所欣赏的中外名著被改编为电视剧,随着电视走进千家万户。更多的人们从电视媒体中接触并欣赏到一些久为流传的中外文学巨著,如:《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保尔•柯察金》、《红与黑》、《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些文学名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象电视剧那样享有如此广大的观众群,并在观众中引起如此巨大反响和共鸣。可是另一方面,电视文艺却给文学的文本传播带来很大的麻烦。

一、文学文本传播的日趋衰落与电视文艺传播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报纸、杂志和书籍为代表的文本传播还扮演着文学主导型传播媒介的角色。许多文学期刊发行量都达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份,一部稍有影响的小说印数也可达10万册。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电影和电视等电子媒介在当今媒介网络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媒介,原来高踞艺术家族霸主宝座、主要依赖文本传播的文学,由于远离核心媒介而不可避免地发生深刻的角色变化。这具体表现在,随着媒介权力的移位,文学的文本传播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有人作过统计,在1952~1966年间,文学艺术类书籍在我国当时的出版图书总量中所占比例为27.6%,1979年为12.2%,1985年为8.6%,1994年仅占3.3%。[1]1995年,一份关于上海作家现状的调查统计数字最明确不过地反映了文本传播的变化:王安忆,80年代初的作品印数几万册,现在只有几千册;陆星儿,原来作品印数七、八万册,现在只有几千册。《收获》在80年代中期前发行最高达百万份,现仅有2万份;《上海文学》原来发行量40万份,现在2万份。[2]据《羊城晚报》98年10月5日消息,“每种文学期刊只有十个读音!”消息来自98全国大型文学期刊主编(社长)研讨会。部分代表说,“《漓江》停刊,《昆仑》停刊,《小说》即将停刊,下面是不是轮到我们停?”消息还引用《福建文学》主编黄文山所介绍的情况:目前全国共有800多种文学期刊,平均每种期刊发行3000册,每种期刊平均大约只有10个读者。而且,这个数量还在萎缩。[3]与此相对照,电子媒介事业———电视事业正飞速扩张,电视文艺日益兴盛,正逐步挤压着文学艺术类书籍传播的生存空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电视事业获得高速发展。1980年全国有电视台38家,1998年,全国无线、有线电视台已达740家,而且中央、省级电视台大多以卫星传输方式覆盖全国。就全国而言,我国电视人口覆盖率超过85%。[4]目前全国约有3亿台电视机,观众近9亿,电视人口覆盖率达86%,日人均收看电视不少于3小时。人们经常收看的节目中,一半以上是各类电视剧。[5]据统计,目前我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达6千(部)集,每年还从境外大量引入,其他电视文艺节目(如电视纪实片、电视艺术片、音乐电视、电视诗歌、电视散文、电视综艺节目)年产量超过10万小时。电视文艺节目在全部电视节目中占60%以上。[6]电视文艺已成为大众文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人们逐步疏离书刊,把更多时间交给电视和网络,很多读者转化为观众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文本文学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辉煌?在繁忙紧张的现代生活中,一天有2到3个小时读文学,那真是一种奢侈。然而,现在每天看2到3个小时的电影电视,却再正常不过了。通过以上的对照,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90年代以来,文学的文本传播(传播形式表现为文学艺术类书籍如文学著作、期刊等)单从发行数量看,正呈现出日趋下降的态势;而电视文艺传播(传播形式主要是电视剧,其次是电视诗歌散文纪录片与综艺节目等),随着电子媒介事业特别是电视事业的兴起,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观众。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种态势?

二、文学文本传播衰落的媒介分析

文学文本传播的衰落,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撇开其他方面的原因,单从媒介发展的角度来解析,可以发现,电视、电影等现代电子传媒变文学的文本传播为“电子传播”,它似乎是导致文学文本传播的衰落(主要表现为文学艺术类书籍发行数量所占比例的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传播载体发生重大改变的过程中,影响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电子媒介传播的代表———电视文艺的迅猛发展及其对大众文艺消费的霸权式占有。如购买书籍期刊需要一定的经济支付能力,而看电视文艺则除了让你耗费点时间看广告之外,无须在经济方面有所付出。这恐怕是大众群体选择电视文艺的首要因素。这种最基本的经济原因决定了受众的抉择。除此之外,印刷媒介传播(文本传播)的局限与电子媒介(电视)传播的优势发展,似乎是形成文学文本传播急剧衰落的一个必然的原因。电视对文学的传播相对文本传播而言,有着如下优势:

(一)电视传播的主动性与文本传播的被动性有人把电子媒介中的电视称为“闯入型媒介”。当家家都把电视机作为必不可少的现代生活用品时,您只要打开电视,那些利于大众接受的、极富自然真实感而又极尽煽情诱惑之能事的电视画面,便闯入您的视野;面对这样直观具体的信息诱惑,人们是非常愿意打开电视机的。无论在私人场所还是公共场所,电视都会迎面而来。一旦电视开关被打开,它就会将电视节目展现在人们面前,不顾人们的喜好和需要,带着强迫式的力量将那些电子图象和语音信息灌入人们的视觉和听觉器官。从这种意义上说,电视是一种主动性媒体。当它载着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走进千家万户时,所有的观众几乎无条件地接受它所提供的节目。它所占据的观众是难以计数的。文本传播则并非如此。文本是一种客观的、被动的存在物体,它必须被购买或借阅。读者需要去书店或图书馆,在众多的书籍中做出选择。选择会受到个人兴趣、文学水平以及书本价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约束。作为一种被选择的媒体,文本是被动性的。在电子媒介的传播优势飞速发展的今天,普通民众对文本的选择,常常是在“不得不”的情况下才勉为其难的。这样,文本传播的非“闯入”性和“不得不”才被选择的现状,其传播局限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决定了它的读者数量和范围的有限。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电影《秋菊打官司》。陈源斌的中篇小说《万家诉讼》发表后,社会反响并不很大。后经张艺谋、巩俐等人的二度创作,虽然情节、主题并无多少提高,但“秋菊”这个人物通过演员的出色表演,借助电子媒介的直观具体的传播,尤其是后来荧屏的多次复播,却走入千百万普通民众的期待视野,令人津津乐道,成为90年代以来最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之一。#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