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期刊范例

微信公众号是目前移动网络上的新宠，由于它可方便、快捷地将信息直接推送到受众手机上，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因此，受到越来越多传统媒体的关注［1］，体育学专业期刊也不例外，纷纷开通了各自期刊的微信公众号，成为宣传期刊、传播信息的新路径和新媒介。通过CNKI检索发现，目前仅有翟昶［2］、严婷［3］、梁徐静［4］等作者对体育学核心期刊的微信公众号应用状况有所研究。由于体育学核心期刊数量少且多为纯学术型期刊，更多专业性强但学术性稍逊的大众体育类或专项竞技体育类期刊却因刊发内容的特殊性而无法入选核心期刊，因此，上述3位作者的研究结果很难全面反映我国体育学专业期刊微信公众号现状，故笔者将期刊研究范围扩展至全部体育学专业期刊，以期全面了解微信技术在体育学专业期刊上的应用状况。

1研究方法和样本确定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研制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我国期刊研究与评价方面权威性较强的著作，自1992年～2014年，已陆续出版7版，本文即以2014年版G8体育类167种专业期刊为基础源刊，通过CNKI数据库和维普数据库的期刊导航、主办单位网站及网络搜索等多种途径检索核实，剔除掉内刊、已停刊及状况不明等类期刊共78种，最终确定89种期刊为本文的实际调查源刊。本研究采用普查法，即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渠道，逐一核查89种调查源刊是否开通有微信公众号，并辅以期刊网站信息核实、文献阅读等方法。结果显示，共有45种期刊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占全部调查源刊的50．6％。笔者以下仅以开通微信公众号的45种期刊为研究样本。

2体育学专业期刊微信公众号状况分析

微信公众号有订阅号、服务号和企业号3种，用户在申请创建时必须首先选择其开通类型，目前在学术期刊界主要应用的是前两种形式［5］。订阅号和服务号在信息数量、展示位置、自定义选单等多方面有所不同，各有其优势和不足［6］，学术期刊在应用开通时往往需要综合考量以确定适合于自身期刊社的公众号类型。体育学专业期刊可划分为纯学术型期刊和非学术型期刊两大阵营。所谓纯学术型体育期刊是指以体育学术性研究内容为主的期刊，其受众面较为狭窄。如《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年版）中的全部核心期刊、体育院校学报及《中国学校体育》、《体育教学》等期刊；非学术型期刊是指那些传播报道某一专项体育技能、大众体育等信息的专项体育期刊或综合性期刊，其受众面很广，从高层次研究人员到一般从业人员乃至于普通大众，如《健与美》、《棋艺》、《网球大师》、《文体用品与科技》等，因此，两类体育学期刊在微信公众号开通类型选择和微信内容呈现等方面有明显差异，使得体育学专业期刊的微信公众号更富有特色。

2．1公众号开通类型总体状况

截至2018年6月8日，45种开通微信公众号的体育学专业期刊中，有7种使用了服务号模式，占已开通期刊的15．6％，有35种使用了订阅号模式，占已开通期刊的77．8％，有3种则实现了服务号与订阅号同时运营的双号服务模式，占已开通期刊的6．6％。

1前言

随着第五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搜索引擎、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络、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手段迅速兴起，互联网对经济、物流、交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影响进一步增强，人们生活正逐渐进入“深度互联网化”时期。2014年11月，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和行业精英齐聚浙江乌镇，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倡导“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使互联网更好地为人们提供服务促进社会进步。政府部门也十分重视互联网的发展，总理于2015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了“互联网＋”的发展前途，并提出了相关的行动计划。报告中强调，当今时代的发展是离不开互联网的，想要推动现代制造业、电子商务的发展，必须依靠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网络数据。这一报告的发表迅速使互联网的思维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互联网＋”这一概念的崛起，让互联网成为了各行各业争先恐后抢占位置的高速马车。“互联网＋”是指“以互联网为主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在经济、社会生活各部门的扩散、应用与深度融合的过程”，其本质属性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互联网＋”时代环境，使得体育科技期刊在互联网大背景下迸发出了新的火花，其发展模式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转变，以此来紧扣“互联网＋出版”行业发展的新机遇。“互联网＋”的核心是“创新驱动，跨界融合，重塑结构”。通过“互联网＋”模式与传统模式的渗透整合，使体育科技期刊发展模式达到“1＋1＞2”的效果。用“互联网＋”的发展思维来衡量当前体育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我们会发现体育科技期刊在数字化建设层面、读者需求满足层面和出版发行效益层面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2“互联网＋”环境下体育科技期刊的发展现状

2．1数字化建设层面

“互联网＋”是信息时代新的发展阶段，是数字化程度高度发达的产物。一直以来，学术期刊发展数字化可谓大势所趋，但与其他行业相比，体育科技期刊的数字化进程则相对缓慢，缺乏在大数据时代主动求变的动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体育科技期刊数字化专业人才相对不足，专职人才聘任工作仍主要对接传统纸质传媒出版发行要求，现有编辑出版人员的数字化专业培训和职业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二，体育科技期刊数字化过程中的团队建设和管理方式较为滞后，尚未形成合作联动、良性竞争的工作业态，具体岗位职责的数字化业务分工有待进一步细化，数字化的时效优势在期刊编辑和发行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受纸质传媒时代编辑出版工作的习惯方式影响，体育科技期刊的编辑出版人员，对采编、出版和刊印等工作的数字化变革缺乏积极性］，相关工作人员数字化出版工作的绩效奖励方案和量化考核标准有待落实；第四，体育科技期刊数字化建设的专项投入相对不足，常态性制度保障和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此外，从整体行业发展状况来看，体育科技期刊数字化工作尽管已开始进行，但因为缺少着眼行业全局的有效沟通和协作机制，体育科技期刊则呈现出了“百家争鸣”而模式各异的数字化发展乱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体育科技期刊数字化工作的深入发展。

2．2读者需求满足层面

当前，体育科技期刊出版发行更多的是采编导向，读者的阅读需求常常被忽视，学术信息投送的主动性和针对性相对较差。体育科技期刊虽然需要考虑学术文章的专业特点，但也必须结合全民健身和体育文化传播的现实需求，尽可能增强可读性和吸引力来满足人们的不同层次阅读需求，使其成为体育健康信息的传播者和体育健康生活的引领者。体育科技期刊读者需求层次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第一，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通过检索和阅读体育科技期刊，下载相关研究论文；第二，出于获取体育健康信息的需要，有针对性地阅读相关文章，获取实用性较强的前沿性体育健康资讯；第三，出于个人专业发展的需要，提高非特定主题学术文章的阅读量，完善个人体育学相关知识体系。传统而言，体育科技期刊更多地考虑第一种需求，希望通过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来赢得学界口碑，提高体育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平。然而，在资讯爆炸的信息时代，信息质量固然重要，信息的投送主动性和精准性也格外关键。对于这三种需求，体育科技期刊唯有借助互联网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们提供及时而新鲜的学术资讯，充分发挥信息传播技术在满足读者不同层次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提高体育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

1“发表”的概念

1．1一种复制文本的行为

对发表最根本的定义就是“复制”。现在著名的“著作权法”中解释说:“复制，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各种方式让作品形成一份或者多份的活动”。虽然对复制方式的举例有些不全面，比如抄写或书写未包括进去，但是还是能为大众理解“复制”提供一种较为明晰的的现代语言环境。所有的发表都可以归纳为通过某种方式将一份复制成多份。复制的对象，主要是指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各方面的学术作品。因此，发表是由语言构成的文章的复制行为。

1．2公开文本

发表的全部意义是“公开”。‘公开’是文本复制的目的，是供人阅读。《辞海》中将“发表”定义为:“把意见公开表达出来。”虽然这个定义与大众所理解“发表”不很一样，但它却说出了发表的“公开”性质，这是与大众的看法相一致。公开性发表使文本的思想和内容从个体思想上升为社会思想。隐私性的文本，属于个体的隐私行为，不属于社会行为，文本只服务于本人。公开性复制不仅可以扩大社会的阅读范围，而且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的桥梁。作者或读者在文本未成形前只是隐形的的。当文章被发表了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就相互确立了起来。

1．3原本的流传

文本的复制与流传是文本公开后显著结果。这也使得发表具有意义和动力。文本公开被复制后不是大家一次性消费的，这是长时间多次阅读的过程。这种长时间的重复性就使文本具有保存和流传的需要。没有公开性的文本很容易流失，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文本数量是一个重要原因。文本公开后虽然未必一定能保证它能永世流传下去，但是一定能保证在较长时间内它依然存在，而且被流传可能性也极大的提高。从这一方面，人类的某一时代精神或社会文化从而获得继承和发扬。体育研究是一项灵活性很高的研究。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论文也层出不穷。为了是我国体育事业更好的发展，对于论文的发表就必须有一套更好的制度。基于现在我国体育论文的发表情况，很明显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在发表的各个环节都有漏洞。

2012年8月，微信公众平台推出，这是针对团体用户推出的一项微信用户订阅服务。2014年5月百度数据显示，微信注册用户量已经突破6亿。科学网的一项调查表明，超过80%的科研人员希望通过微信平台关注学术期刊的信息。网络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使手机阅读成为社会大众常态化的阅读方式，文化传播被推进了微时代。随着微博、微信公众平台及自媒体等新媒体的出现，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的缺陷和不足就逐渐凸显：按时按期出版，页码固定，纸质刊物的发行范围越来越窄，发行量越来越少，读者的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等。而新媒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开放性、互动性、无地域性的限制，带来的是学术成果的即时推送与传播。因此，学术期刊陆续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借助新媒体的优势助力学术成果的传播。目前，一部分体育学术期刊也适时地开通了微信公众号，提供开放存取、稿件查询、学术动态信息推送等服务，吸引了体育科研人员的关注并通过追踪相关文献进行深度阅读。本文通过了解体育学术期刊的微信传播现状，发现传播中存在的不足，进而为优化微信传播提供建议与策略。

1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微信传播现状及问题

1.1微信公众号是主要传播方式

目前，在40余种体育类学术期刊中，共有11种期刊开通了独立的微信公众号，分别为《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山东体育学院学报》《中国学校体育》《体育与科学》《成都体育学院学报》《运动与健康科学》（英文版）（《JSHS》）《沈阳体育学院学报》《首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教学》，平台类型分为服务号和订阅号两种，且以订阅号为主。另有几种刊物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微信新媒体传播：有的通过刊物所隶属学会或学院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推广，例如《体育科学》通过“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微信公众号推广，《体育学刊》通过由刊物的主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创办的“体育启点”微信公众号推介，该刊自2017年起，开设了“体育学评论”微信公众号；有的通过其他微信公众号推送，如《北京体育大学学报》通过“体育文化”微信公众号传播，《体育成人教育学刊》通过“运动科学论坛”微信公众号推介，《湖北体育科技》通过“跨越论文学识馆”；也有的通过刊物编辑个人微信进行传播，如《军事体育学报》的编辑刘卫忠利用个人的微信，通过发朋友圈这种点对面传播的方式，推介刊物的动态及相关学术信息。以上刊物都在主动顺应微信新媒体的变化趋势，在传播层面尝试并应用新媒体。

1.2微信传播内容与纸质期刊大部分重合

调查发现，通过微信公众号传播的体育类期刊大都表现出微信传播内容较单一的特点，且与纸质期刊的内容大部分重合；此外，期刊微信公众号大多开设“期刊在线”“稿件管理”“精品推荐”“关于我们”4个菜单，可点击阅读微刊，进入刊物的在线采编系统，或通过跳转的方式，链接期刊网站，实现对稿件的管理，还可获得刊物某一期的重点推荐文章，并实现编作（读）互动。但进一步观察发现，这些菜单下的微信传播内容，主要是刊、库、网内容整合后的“微”化。分析原因，主要因为几乎所有的编辑部都缺少专人维护，仅由编辑在编校工作之余，在微信平台上传整期刊物或单篇文章的电子版。

1.3微信公众号更新不及时，微信交流平台整体互动性较弱

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16种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CSSCI版)检索关于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相关23篇文章(含网络首发)进行研究，通过对论文总数和研究内容、作者特性等方面进行统计、归纳和分析。结果显示:核心期刊疫情发文总体较少且集中;疫情发文以高校单位资深体育科学研究者为主，社会对疫情研究较少;体育产业解析了中国体育产业存在问题并给出了建设思路，但主要集中在体育产业宏观层面;疫情对全球体育和中国体育影响甚大，主要分析奥运会和国际体育变动对中国体育的影响与内外应对策略;学校体育疫情研究以高校为对象，应加大对中小学体育疫情研究;体医融合主要探讨提高人体免疫力进行解析，但缺少体医结合的防护研究;体育事业与赛事从不同角度分析体育培训企业、体育赛事发展困境，就如何对育培训企业转型升级和赛事恢复提出多项对策;体育媒体分析了微信健身推文和网络舆情现状，反映了体育的高关注度。

关键词:体育;核心期刊;肺炎疫情;论文综述

前言

2020年春节假期前夕，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全国各地采取不同程度地进入居家隔离封闭治理状态，截至目前仍然有部分地区有少量疫情和境外输入病例。在疫情背景下我国体育科学研究者在思考学校体育发展、应对体育产业冲击、提高人民健康等方面做出积极表率和探索。本文梳理了23篇关于疫情有关文章，通过对研究内容、职称单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了解我国疫情期间体育类核心期刊关注与研究疫情方向及进展，为未来该领域开展的有效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研究文献统计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起止时间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以“病毒肺炎疫情”为主题，检索出相关我国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疫情科研论文共23篇，均为2020年刊文，对其进行整理归纳与综述。期刊发文篇数如表1为: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篇、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篇、首都体育学院学报1篇、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篇、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篇、沈阳体育学院学报3篇、中国体育科技2篇、体育与科学5篇、体育学研究5篇，其余7项核心期刊无疫情发文，其中第一作者博士学位17人，硕士学位6人(含在读)［1］。

2第一作者职称、单位、基金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影响力成为评价期刊的重要指标。网络传播影响力反映的是学术期刊在互联网上的传播情况，网络学术影响力则是学术期刊在网络传播时，学术期刊载文被下载量和引用频次，其是评价学术期刊质量的指标之一。网络传播影响力常用评价指标有web即年下载率、web总下载量、web上网文献数、web浏览数、web访问量、web影响因子、web扩散系数等量化指标［1］，也有通过文献计量法研究期刊官方网站建设水平［2］、网络传播、网络出版［3］、版权贸易［4-5］等来扩大纸版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通过对学术期刊网络传播数据的分析和解读作者及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创新纸本学术期刊的选题策划和编辑工作，建构纸本学术期刊在融媒体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提升纸本学术期刊在互联网时代的学术影响力，重塑其竞争力和发展策略。因此，在媒介融合发展背景下，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研究是对以往的文献计量学视角下的学术评价的重要补充。对期刊发文进行分析和研究，在宏观上，是找准定位，发现问题，及时调整办刊方向的重要途径；在微观上，可为选题策划、发现高被引论文作者和把握学科研究趋势提供参考。因此，本研究在体育学术期刊网络传播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影响力评价现状，为体育学术期刊的网络传播提供理论参考。

1网络传播影响力已成为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指标

在我国现有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中，衡量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指标在北京大学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和武汉大学版《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评价（RCCSE）》中均有所体现。北京大学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中，web即年下载率、web总下载量是体现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2个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6］的A刊评价报告中主要从吸引力、管理力与影响力3个一级指标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在综合评价的3个一级指标中，均包含关于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开放获取、下载量、网站建设、线上投稿系统、微信公众号、网络显示度等三级指标可体现学术期刊网络传播情况。武汉大学版的《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评价（RCCSE）》也已将Web即年下载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由此可见，网络传播影响力已成为评价学术期刊的重要指标，见表1。由表1可见，随着学术期刊信息化建设，学术期刊出版和传播方式的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媒介融合发展渐成学术期刊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体现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的评价指标已被部分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先后采用，作为衡量学术期刊网络传播影响力和信息化建设程度的重要评价指标。

2体育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和互联网传播现状

在体育学术期刊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体育学术期刊数字化建设和网络传播的过程中，随着体育学术期刊信息化程度加深，作者的投稿方式、体育学术期刊审稿方式、读者检索和阅读文献的方式在转变，体育学术期刊通过数字化出版和网络传播、自主型网站建设、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媒介实现了纸本期刊出版与网络传播的融合发展，形成了融媒体网络传播模式。

2.1体育学术期刊自主型网站建设

在自主型网站建设方面，多数的体育学术期刊经历了从创建链接网页到自主型网站建设的发展过程。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为例，2002年该编辑部在中国知网上开设网站，但因是只具有宣传和推介作用的单一功能网页，不具有编辑与作者进行线上互动的功能，因此，《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网页浏览量十分有限，被关注程度不高。同时，由于当时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不足及部分体育学术期刊沿袭以往的邮箱投稿，许多作者囿于当时的互联网不够便捷及对互联网的熟悉程度不高，从而导致中国知网上开设的学术期刊网站多处于闲置状态。部分体育学术期刊鉴于办刊宗旨、期刊发展目标及顺应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趋势，为了实现与作者的线上交互，建立了自主型门户网站，并与专业的信息技术企业合作，采用了网络投稿系统。例如《首都体育学院学报》《体育学刊》是较早建立门户网站的体育学术期刊，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建设方面具有示范作用。《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等也陆续建立了门户网站，采用了网络投稿系统，搭建了作者线上投稿、体育学术期刊编辑部线上审稿的互动网络平台。网络投稿系统较早显示出来的优势之一便是加快了审稿进度；优势之二是快捷的线上投稿及快速的审稿反馈速度，激发了作者的投稿积极性，进而吸引了更多的自由投稿，从而扩大了稿源；优势之三是网络投稿的无纸化，为体育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与网络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要：为提高体育类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研究了13种体育类学术期刊的网络首发状况。8种期刊的网络首发是整期汇编定稿后的电子版提前上传，5种期刊实现了单篇首发。影响网络首发的因素有期刊办刊自主权部分缺失与自身重视不足、DOI录入格式不适用、录用定稿首发论文质量难保证、编辑部人员配置缺乏以及首发环节繁琐等。提出了完善期刊管理制度、探索新的DOI录入格式、坚持保障首发论文质量的原则、优化首发操作环节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网络首发；体育类学术期刊；学术影响力；中国知网；期刊出版

为了促进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和规模化转型升级，中国知网推出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AJ－N）网络首发平台，顺应了“互联网＋”发展的趋势，这一战略举措被认为是中国学术期刊迈向新时代、展现新思路、谋求新发展、开启新纪元的标志性起点。CAJ－N是英文ChineseAcademicJournal（Net－workEdition）的简称，中文全称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主管单位为教育部，主办单位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出版单位为中国知网。网络首发（OnlineFirstPublish）是指先将论文网络出版，按出版网址和时间确认论文首发权，之后将论文全部或其根文献在期刊印刷版出版的出版方式［1］。截至2020年11月1日，加入知网网络首发的期刊已经达到1895种［2］。网络首发的相关研究［3－9］阐述了其实践情况、对期刊发展的影响、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对策等，不可否认其在时效性和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帮助编辑部吸引更多优质稿源，最大限度地提升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对推进我国科研论文的传播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中文体育类学术期刊加入网络首发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文以加入网络首发的13种中文体育类学术期刊为例，整理这些期刊网络首发的具体情况，研究其影响因素并提出改进对策，以期为提高体育类学术期刊论文的传播效率和学术影响力提供参考，也为进一步完善网络首发的相关内容提供借鉴。

1体育类学术期刊知网网络首发的现状

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首发出版系统［2］公布的网络首发期刊统计得出，目前只有13种体育类期刊加入了网络首发，而这些期刊都是中文体育类核心期刊。通过网站调查与统计得出这13种体育类期刊的网络首发及相关情况（见表1）。

1．1出版周期。13种体育类期刊中有9种是双月刊，4种为月刊。其中，《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中国体育科技》2019年由原来的双月刊改为月刊。

1．2DOI格式。13种期刊除了《广州体育学院学报》外都有DOI，多数期刊DOI的后缀都是出版年（4位）．出版期（2位）．论文目录中的排序（3位）；《体育科学》DOI的后缀是把中间的“．”去掉，其他同上；《中国体育科技》DOI的后缀是7位稿件录用编号；《体育学刊》《体育学研究》采用了两种DOI著录格式，整期汇编定稿文章的DOI后缀和多数期刊一样，录用定稿和排版定稿DOI的后缀是出版年月日（8位）．序号（3位）。另外，《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和第2期DOI的后缀是出版年（4位）．出版期（2位）．论文目录中的排序（2位）（DOI不是中国知网申请的页面不显示），从2020年第3期开始DOI的后缀改为8位稿件编号）。

我国体育出版业的发展轨迹

中国近代体育期刊的品类日益繁多，不仅涉及体育教学、训练、科研的各个领域，而且覆盖中国的各个地区。其中仅专门性体育科技期刊就多达20余种。然而，由于旧中国政局动荡不稳、读者群体不稳定等原因，也造成了当时绝大多数体育期刊发行量仅有数百份且持续时间短暂、停刊频率高的局面。虽然我国早期体育出版物特别是期刊在发行与受众面上并没有突出的表现，但这一方面受制于我国当时的整体社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在实绩上为我国体育书刊业的起步与腾飞做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工作。

新中国成立伊始，万象更新、百业待兴，为我国体育出版业的起步提供了安定与有利的环境。继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出版总署后，政务院随即于1949年10月下达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对出版业的分工与专业化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直属国家体育委员会管理的体育专业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于1954年1月正式成立，这不仅标志着新中国体育出版业起步的新纪元，也意味着我国体育书刊出版事业正式步入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其后经过两年努力，到1956年，我国（内部出版物与台港澳未在统计之列——作者注）一共出版发行的体育类图书达288种，体育图书出版单位也发展到了15家，这一成就的取得可以说完成了我国体育图书出版业由单纯体育期刊发行的酝酿准备阶段向专事体育图书出版业起步阶段的华丽转身。

1.停滞及式微期（1957～1976）

我国体育出版业在步入书刊并举、在专业的体育图书出版事业方面取得重要成绩之后，包括体育图书在内的各类图书在品种、数量上都得到了持续增长，1957年仅上半年体育图书出版品种即多达186种，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出版高峰。但紧接着由于连续受到1957年的“反右倾”、1958年的“”和1966年的“”等运动的冲击，其中更有国家工作指导思想的失误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等缘故，不仅使各项体育工作跌入低谷，体育图书的出版也急剧缩水下滑。根据统计从1958年到1966年“”爆发之前我国出版的体育图书为683种，而从1966年11月人民体育出版社被勒令停止出版图书（1972年6月被恢复），到1976年“”结束期间，我国出版的体育图书仅为249种，可以说包括体育图书出版业在内的各出版机构业务在这段时间处于完全停滞或半停滞状态，遭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摧残和破坏，体育出版事业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最长、也最深的低谷期。

2.调整及成长期（1977迄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过指导思想的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及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体育事业与相关的书刊出版业得以全面恢复且迅速步入发展轨道。1977年全国仅有不到10家出版社出版体育图书32种，到了1988年全国则有81家出版社出版体育图书362种，12年间，参与体育图书出版的出版单位与体育图书品种均大幅增加。特别是1990年9月围绕北京亚运会出版的体育图书大批涌现，进一步扩大了竞技体育的现实影响，也促进了我国体育类图书出版业的快速成长。这种对体育的空前热情不仅在于它能够极大地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而且由于对体育的全方位的宣传报道使得一方面体育愈来愈成为一个规模宏大、影响广泛的产业，另一方面对于体育自身的文化定位与普及提高成为体育出版人不容推卸的职责。体育的健身功能、娱乐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日益被人们所认识。随着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及实施方案》的颁布实施，加之我国于1993年和2001年的两次申办奥运会，既有力地推动了群众体育事业，又大大繁荣了体育出版，到1999年体育类图书总规模已达到760种。可以说体育类图书的出版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出版质量上都已成为出版业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