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考古范例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发展，在我国职业院校中开设的有关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方法以及在这种教学方法下的教学质量，逐渐受到现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

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教学方法

近几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考古活动也不断取得突出的成就。在我国现今发展阶段，在高职院校内设立的考古专业课程中，有关考古文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研究逐渐受到我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如何才能更好的完善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方式，本文经过研究，特得出以下结论。

一、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及成因

1、我国职业院校考古专业文物保护技术课程的教学现状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围绕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坚持文物保护利用改革，以文物保护科技赋能为动力，全面提升我省文物保护研究利用水平。

到2025年，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文物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文物安全状况明显改善，文物科技赋能水平取得新突破，文物保护机构队伍力量明显增强，文物活化利用不断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文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

展望2035年，我省将建成与创新型文化和旅游强省建设目标相适应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体系，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有力支撑文物保护研究利用，考古成果、博物馆事业、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取得明显成效，文物助力彰显徽风皖韵独特魅力明显提升，文化归属感显著增强。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文物资源和文物安全管理。制定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遴选办法，适时公布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全面摸清全省文物底数，推动省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公布和实施，将文物资源空间信息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统筹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地下文物埋藏区、水下文物保护区等，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两线”纳入率达100%。研究制定出土文物移交管理制度。加强对红色资源、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遗产、科技遗产等调查和保护。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等保护机制。将文物安全工作全面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实施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制度。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建立“一单四制”，深入开展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2020—2022年），持续举办文物建筑博物馆消防队伍“大比武”竞赛活动。加快文物“三防”项目建设，到2025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一级风险单位防火防盗安全设施建设率达到100%。推动市、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落实文物行政执法责任。（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分别牵头，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省应急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消防救援总队、合肥海关、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推动文物科技创新。深化基础研究，面向文物保护利用基础理论需求、关键科学问题，促进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同文物保护深度融合，提高省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对跨学科研究的支持力度。聚焦文物断代、病害形成及发展等关键科学问题，开展考古溯源与断代新技术、有机质文物材质工艺识别、劣化程度评估与保护技术、文物考古材料组成分析等基础研究。积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览、文物资源管理等领域的运用，力争在智能考古勘探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动文物专有设备研制升级，建设区域考古研究标本库和考古实验室。支持博物院申报油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加强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院校、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科研工作站和科技创新联席机制。（省科技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省数据资源局、省社科院、各市人民政府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作者:邹维一 曾维华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在内蒙古包头市春秋墓葬M5出土一件小型铜带钩，长3厘米，宽2.4厘米，带钩整体呈蛇形，有T型纽（参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处《包头西园春秋墓地》，《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内蒙古凉城饮牛沟的战国墓出土有三件铜带钩和一件铁带钩，三件铜带钩均为琵琶型，铁带钩尾端近圆形（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四川战国墓葬中亦出土多件铜带钩，位置均在墓主骨架的腰际，有的与剑伴出（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不仅男子装束使用带钩，女子也同样使用。在山东临淄郎家庄东周时期女性陪葬墓中，随佩饰而出多件带钩，应是用于悬挂饰物之用（参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考古还经常在墓葬中发现不同长度的带钩，长的有7-18厘米左右，短的仅长2-3厘米。如在内蒙古凉城饮牛沟墓葬群发掘中，于M8墓主右肩上方发现一件青铜带钩，长9.4厘米，宽1.8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于M9墓主尸骨左侧腰部发现一铜带钩，长12.2厘米，宽1厘米，应是腰部束带之用（参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凉城饮牛沟墓葬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总第3期）。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M7墓主尸骨的右肩处发现一枚曲棒形（亦可称棒槌形）铜带钩，长15.6厘米，当是连接肩侧衣襟之用（参乌兰察布盟博物馆《内蒙古丰镇市十一窑子战国墓》，《考古》2003年第1期）。在重庆万州大坪墓地战国早期墓葬的M136中，墓主腰右侧位置有铜带钩连接的链饰，显然是腰间悬挂饰物之用。在M59出土的铜带钩则直接横于墓主盆骨上，明显是腰间束带之用（图3。参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万州大坪墓地》，科学出版社，2006）。河南信阳战国楚简中有“一组图2战国楚墓出土的两件木俑带，一革皆又钩”等文字（参熙、裘锡圭《信阳楚简考释（五篇）》，《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亦表明了带钩与革带的关系。战国时期的带钩还有与铜环和玛瑙环伴出的情况，应是配套使用的，即将带钩和环分别固定在腰带的两端，将二者扣起来即可束紧腰带（参邵国田《敖汉旗乌兰宝拉格战国墓地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带钩，有的没有钩纽。如在洛阳市战国晚期墓中发现的一件嵌银龙首金带钩，制作十分精致，但没有钩纽（图4。参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著《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   秦汉时期为大一统社会，特别是汉代，社会经济有了快速发展。秦汉时期，特别是秦朝和西汉初期，基本沿袭了战国时期流行的齐膝上衣和长?的装束，带钩使用愈加普遍，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用之物。《淮南子•说林训》载：“满堂之坐，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援引管仲射中齐桓公带钩资料时，将“钩”直接称为“带钩”，其云：“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秦汉时期的带钩实物，考古出土很多，且地域分布很广，东至沿海，西至新疆东部，南至广东、云南，北至内蒙古、吉林地区等均有发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方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相似。洛阳西郊汉墓出土带钩位置多在墓主的腰际或腹上（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甘肃环县曲子汉墓发现的铜带钩，铜锈上有明显的粗布纹，出土位置在墓主骨架肩部，当是连接衣襟之用（参庆阳地区博物馆《甘肃环县曲子汉墓清理记》，《考古》1986年第10期）。秦始皇陵兵马俑基本是采用写实的艺术风格，清晰地再现了当时带钩的使用方法。   即将带钩的纽固定于革带一端，革带另一端则钻有小孔，带钩的钩首穿过革带孔，从而束紧革带（图5）。兵马俑一号坑的武士俑，不少腰部塑有带钩束紧革带的形象。   秦汉时期带钩的材质很多，有金、银、铜、铁、玉等，有的还用多种材料进行装饰，如鎏金、错金银、镶嵌绿松石等。其中以金带钩、铜带钩和玉带钩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少量石质带钩。   如在长沙新莽时期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银带钩（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省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铁带钩，在M14男性墓主腰部有石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在长沙西汉墓出土六件用滑石制作的带钩，当属随葬用的明器（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南郊砂子塘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江苏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中发现有两件金带钩，其中一件含金量达95%左右，重257克，钩首为兽首，钩体正面呈琵琶形，浮雕精美花纹，钩体浮雕一巨目怪兽，长耳双角，面目狰狞，钩尾处浮雕两条盘绕的小蛇。这件带钩线条流畅，做工精致细腻，怪兽形象奇特逼真，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图7。参南京博物院《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考古》1973年第2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兽形金带钩，钩钮甚大，钩体为一盘卧的怪兽，钩首似鱼头，双目镶嵌绿玉，钩身镶嵌有一硕大的螺状绿松石，钩身侧边镶嵌有曲尺形绿玉，口中吐出弯曲的钩首，造型独特精巧，为带钩中的精品。   汉代玉制带钩考古出土数量很多。   当时用玉之风盛行，玉雕技术精湛，是我国玉器制品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因此，玉带钩也普遍制作精美。   在广州市象岗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一件玉龙虎并体带钩，钩首雕作虎头，钩尾雕作龙首，龙虎连体，龙回首张口，衔一圆环，虎亦一爪夺环，钩体遍刻卷云纹，设计巧妙（图9）。同墓还出土一件龙首玉带钩，钩首为龙首，昂首挺胸，钩体圆雕龙爪，钩身有八节，中间六节用一根铁条贯穿，别具一格（图10。参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一件白玉带钩，钩首为龙头，钩尾为虎头，钩体线刻卷云纹，钩背两端线刻四叶纹，纹饰简洁细腻（参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p#分页标题#e#   江苏盱眙县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玉带钩，用白色半透明的玉制作而成，为长颈水禽造型，水禽双翅收拢，曲颈成钩首，腹部两侧分别刻有水波纹，雕刻十分细致（参朱安成《江苏盱眙县出土西汉玉带钩》，《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一件青玉带钩，钩首为鸭首且长过钩体，钩颈刻卷云纹，钩身刻有弧形纹，精巧别致（图11。参王恺之、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三联书店，2005）。河北满城汉刘胜和其妻窦绾墓出土有五件小型带钩，用白玉雕琢而成，长度均不超过6厘米。刘胜墓出土的三件，玉质油润，白如羊脂。其中一件为秦汉时期典型的曲棒形（棒槌形）带钩（图12左）；另一件钩尾似为牛角，上刻兽面纹，钩体弯曲，玉料有黑色杂质（图12中）；还有一件为琵琶形，长5.8厘米，厚1.8厘米，钩首为龙首，龙角凸起，龙眼圆睁，钩体浮雕一蛇状兽，兽身周围刻卷云纹，该带钩整体造型别致，纹饰复杂，雕工精湛，充分体现了当时的玉雕工艺水平（图12右。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安徽巢湖放王岗一号墓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青玉带钩，长12厘米，钩体有灰褐色玉斑，钩首为龙首，纹饰简洁，仅在中脊刻有两条凸棱线条（图13）。安徽巢湖北头山一号西汉初年墓出土的两件龙形青白玉带钩，其中一件长14.6厘米，宽3.5厘米，厚0.9厘米，整体呈龙形，钩体扁平略作长方形，采用透雕和浅浮雕相结合的制作工艺，钩首雕作龙首，钩体雕有六组变形蚕纹，左右两侧各透雕一只螭虎，虎头相对，左侧螭虎一后足与钩纽相连。   钩背光滑无纹饰。钩纽呈长方形，上刻有“中二”两字（图14）。同座墓中还出土一件青玉带钩，色偏黄，长17.8厘米，宽1.4厘米，厚0.9厘米，钩首作龙首，钩身为龙形。正面通体为浅浮雕蚕纹，钩体两侧线刻S型纹，钩背中间有一长方形纽，线刻变形云纹（图15、16。参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处《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这两件带钩造型优美，雕工精湛，均为汉代玉带钩中的精华。   秦汉时期的带钩造型种类丰富，题材广泛，有琵琶形、曲棒形（棒槌形）、鸭嘴形、兽面形、鱼形、贝壳形、圆钮形、龙形、牛头形、犀牛形等。无论什么造型，钩首一般都作动物首，如龙首、螭首、鸟首、鸭首等，其中大多制作精美。   在贵州威宁出土三件牛头形带钩，牛头形象逼真，同地又出土一件鲵形带钩，长10厘米，宽3.5厘米，整体造型为一游动的鲵形，头部及身体肥大，身有四足，四足正反面均有阴刻纹饰，线条朴拙随意，钩纽位于胸下，尾部渐细弯折向上为钩首，身体一侧阴刻隶书“日利八千万”五字。该带钩整体设计别致，刻画细腻（参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湖北省巴东县孔包汉墓一号墓出土一件鸭形铜带钩，钩首为鸭首，钩体为鸭身，鸭首扭颈回望，钩纽较大，呈喇叭形（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湖北省文物局三峡办《湖北省巴东县孔包汉墓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3年第6期）。四川宝轮院汉代墓葬中出土两件错银犀牛形带钩，犀牛形态生动，制作精细（参冯汉骥等《四川古代的船棺葬》，《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一件圆钮型铜带钩，钩纽位于钩身末端，钩尾为圆钮形，上铸有两圈阳纹，阳纹中间夹有一圈棱型纹，钩首弧度较大，带钩整体设计简朴大方（图17。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河南省南阳牛王庙汉墓M92出土一件铜带钩，钩尾分为双叉，酷似兔耳，十分奇特（图18。参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阳牛王庙汉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中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带钩，钩首为兽首，张口呲目，钩尾塑一人，手持长棍形钩身，人物表情生动逗趣，动作活灵活现，似乎正在兴高采烈地奔跑中。整个带钩形象构思巧妙，充满了艺术感染力（图19）。另一武士俑身上所塑的贝壳状带钩，钩尾作扇形贝壳状，并刻有棱纹和点状纹，较为少见（图20。参袁仲一主编《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出版社，1999）。秦兵马俑具有很强的写实性，所塑带钩形象应是现实生活的体现。   秦汉时期带钩的普遍使用，也促进了带钩制作工艺的进步。除了继承先秦时期铸造、镶嵌、浮雕、錾刻等技艺外，还大量使用错金银、鎏金银等工艺进行装饰。   错金银，主要是用于青铜器的装饰，即在铜器上铸或凿出所需纹样的凹槽，将金银丝或金银片嵌入凹槽内，然后锤实、错平，再进行抛光，使之浑为一体。错金银工艺，在我国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流行，秦汉时期则更为成熟。河北满城县北庄东汉墓出土一件错金银神人抱鱼带钩，钩体呈曲棒形（棒槌形），钩首为鸟首，钩尾作花朵状。鸟口衔一宝珠，怒目蹙眉，形象生动。钩身浮雕一鸟首人身的神人手抱鱼形象，神人长耳直竖，背有双翅，双臂抱鱼，口衔鱼吻，足踩蟾蜍，神人长冠顶端弯曲成为钩尾花朵的花瓣。带钩通体饰有错金银云纹、漩涡纹等，甚是华美。钩背有错银隶书文字“丙午钩口衔珠手抱鱼”（孔玉倩《错金银抱鱼带钩》，《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神人手抱鱼形象，在汉代当有祈求长生、羽化升仙之意。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一件银地错金铜带钩，长11.9厘米，有铭文“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钩”（镇江市博物馆、丹阳县文化馆《江苏省丹阳东汉墓》，《考古》1978年第3期）。江苏泰州新庄汉墓M3出土两件铜带钩，其中一件钩首为螭首，钩体遍布错金银纹饰，钩纽有仙鹤图纹，仙鹤振翅欲飞，栩栩如生，钩体有卷云纹，钩背有龙纹，且有嵌金铭文“五月丙午钩”，纹饰金银交错，精致华丽（参江苏省博物馆、泰州县博物馆《江苏泰州新庄汉墓》，《考古》1962年第10期）。带钩上“五月丙午”铭文，并非实际具体制造时间，或为当时一种祈求吉祥的套语（参庞朴《“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鎏金是一种金属装饰工艺，即将金与水银的混合剂涂在铜器表面，随后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了铜器的表面。我国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到秦汉时期使用相当普及，不少带钩用鎏金技术进行装饰。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出土有两件鎏龙首铜带钩，其中一件钩首钩尾俱为龙首，钩身有四个镶嵌坑，惜所镶嵌之物已佚；另一件鎏金龙首铜带钩，钩身阴刻龙首纹饰（参张家口市博物馆《河北蔚县张南堡西汉墓》，《文物春秋》2008年第3期）。#p#分页标题#e#   秦汉时期的带钩，往往饰有龙纹、云纹、四叶纹、缠枝纹、漩涡纹、蟠螭纹、龙首纹等。江苏丹阳东汉墓出土有一件鎏金铜带钩，钩首为龙首，钩身阴刻云龙纹（参《江苏省丹阳东汉墓》）。长沙新莽墓出土的一件铜带钩，钩身遍刻缠枝纹（参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60年第3期）。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出土两件带钩，其中一件为漩涡纹错金铜带钩，一件为龙首纹铜带钩（参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孝义张家庄汉墓发掘记》，《考古》1960年第7期）。河南省南阳牛王庙汉墓M22出土一件铜带钩，钩首蛇首，钩体为琵琶形，饰有漩涡纹（图21。参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南阳牛王庙汉墓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   带钩的创制、演变与服饰的变化直接相关。秦汉时期基本沿袭了战国的装束，带钩使用颇为盛行。秦汉时期带钩的造型设计、制作工艺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东汉以后带钩的使用逐渐减少，制作工艺水准也有所下降。秦汉时期的带钩体现了当时金属制作、玉石雕刻的工艺水平和人们的审美情趣等，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古代服饰文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基于国外对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研究探索，结合当前我国田野考古的需求，2006年10月，敦煌研究院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共同申报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文物出土现场移动保护实验室研发”，经过三年时间，研发出集成多种便携设备、实现多种功能组合、基本可以满足考古发掘现场信息提取和保护需求的车载平台，并进行了相关的现场应用研究，由此初步建立了我国首个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研究和保护的移动实验室。

在此基础上，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联合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文物研究机构的研究团队继续开展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应用支撑研究，通过对我国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10处考古发掘现场的技术支撑和示范研究，不断优化和完善移动实验室相关技术单元，建立和完善了移动实验室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从技术和应用层面上实现了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的五个单元技术体系的构建，即发掘现场空间信息提取技术、发掘现场环境动态监测技术、文物出土状况和评估调查分析技术、发掘现场脆弱质文物和遗迹现场提取与保护技术、考古预探测技术。应用研究证明，基于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技术体系和应用方法，对解决我国田野考古发掘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升考古发掘工作的科技水平、文物保护研究、揭示相关考古学问题等方面有较好的技术支撑作用。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技术是移动实验室整个技术体系中重要的技术单元，涉及了多种分析方法的应用，本文就该单元分析体系的构建进行详细的阐述。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长期处于封闭的埋藏环境中，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文物处在一种腐蚀和劣化的过程中，腐蚀和劣化的程度因文物和埋藏环境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埋藏环境逐步稳定，导致文物腐蚀和劣化的因素得到抑制，反应速度缓慢甚至停止，埋藏文物与引起腐蚀及劣化的因素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埋藏环境的骤变打破了文物保存相对的平衡状态，由此造成许多文物不可逆转的损失。由于文物出土时的状态最接近埋藏中的状态，这一时刻也是新环境下劣化的初始阶段，时效性较强的分析调查对于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至关重要，移动实验室现场的实时分析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长期以来，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多数是在文物出土很长时间后在文物库房或实验室进行的，这种习惯模式忽略了最佳研究时机，造成了大量文物信息的缺失，也割裂了文物本体和埋藏环境之间的联系。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出土文物现状和评估技术结合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文物保护研究的客观规律，将文物埋藏环境研究和文物本体现状、病害调查方法研究作为本技术单元的研究方向，通过两个方面的调查分析结果综合评价文物的保存状况和病害成因。

埋藏环境的现场分析包括：针对文化层土壤的分析，确定主要调查指标为土壤的含水率、酸碱度、可溶盐含量以及粒度；发掘过程中如存在水，对其酸碱度和可溶盐进行分析；空气及埋藏环境中微生物的培养和初步鉴定。埋藏环境的调查和分析不涉及文物本体，均采用现场取样、即时分析的方式进行。

针对文物本体现状和病害的调查分析涵盖了文物表面形貌、元素组成、物相以及文物本体的组成结构和探伤，采用的分析手段为显微分析、X荧光分析、各种光谱分析以及X光探伤调查。常规情况下均采用无损的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在发掘现场或移动实验室内开展相关调查和分析。出土文物现状和病害评估的分析方法是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多数相关分析紧密围绕考古现场即时进行，立足于快速分析。对于一些复杂问题和特殊需求，如有机质分析、年代测定、土壤的物相分析、稀有元素分析等，在不影响文物本体、对分析的时效性要求不高、能够获得分析样品的情况下，可在专业实验室进行延伸分析和深入研究，更好地为考古发掘提供技术支撑。

本文作者：周进 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聚落考古的研究观点、方法与理论对于国内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最大化地利用聚落考古的综合性和全面性来获取最大量的信息，从而认识或复现考古时期的景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聚落考古遗址的复原或展示提供科学的依据，甚至在遗址的景观小品设计上提供创作灵感，都是一个专业的遗址复原人员和展示设计人员需要学习深入了解的。根据目前国内关于聚落考古学的相关文献阐述，笔者以文献法查阅了部分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尝试提出这一问题，以便对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总结出一些有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目前通行的遗址保护有两种模式，一种为遗址公园模式，如秦陵公园、唐乾陵，秦始皇陵遗址公园值得一提，据称这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国家文化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高达5．2亿元人民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由政府出资，一次保护性统征秦始皇陵园（即“外城”）之内193．47公顷土地，将其中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整体搬迁。

（2）对陵区实施绿化工程。利用国家相关政策，参照退耕还林、还草办法，将文物遗址区及周边地区3．2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绿化，从而改善秦始皇陵遗址所在地生态环境。

（3）新建两座博物馆。另一种则为遗址博物馆，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汉阳陵帝陵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及众多的帝王陵博物馆等，如号称我国第一座全地下的现代化遗址博物馆———汉阳陵帝陵博物馆展厅“总建筑面积为7850平方米，总投资约为1亿元，由于外藏坑原址紧邻帝陵封土，属于陵园内最为重要和敏感的保护范围”。

因此，为了切实保护好遗址本体及其环境风貌，这一建筑设计为全地下建筑，采用大跨度预应力梁门式跨内吊装方案，而建筑顶部则覆土植草种树，保护陵园原有的历史环境风貌和自然景观。整个建筑覆盖保护的遗址区面积为3200平方米。当然，这两种模式并不互相排斥，而且常常互相转化，遗址公园内建设博物馆十分常见，遗址博物馆内设计有诸多建筑小品也比比皆是。此外，还有综合上述两种模式的混合模式，如殷墟的保护和展示，以及未来的良渚遗址。这里主要的分类依据是遗址（全部或部分）是回填还是展示。回填模式则是考古发掘完毕后，将遗物清理完毕，做完考古记录后埋土回填，这种模式还包括已经确定遗址埋藏地但短期不做挖掘而建立公园以加保护。

作者：冯光生 单位：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

中国当代的音乐考古学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来源虽亦出自对于音乐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实际内容已越出考古学的范围。”④方建军：“音乐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研究人类音乐文化发展历程及其规律的科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古代音乐史的内容。”⑤李纯一：“从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等方面来看，古乐器学乃至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对独立性。”⑥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部门。是根据与音乐有关的实物史料，如古代的乐器、书谱、铭文、石刻艺术和洞窟壁画等，来研究音乐艺术的历史的科学。”⑦汪申申、田可文“：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和考古学的交叉学科，它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音乐学（特别是音乐史学、音乐形态学和乐器学）方面的知识，还要掌握历史学、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田野发掘作业的全部技能与经验。”⑧李幼平：“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在交叉、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边缘型新兴学科”，“考古学与音乐学研究应该是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⑨王子初：“从历史的角度考察，音乐考古学脱胎于一般考古学，两者之间是一种母与子的关系”，“中国音乐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学界之骥尾。”⑩“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跨学科的边缘学科。……音乐考古学是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其时空框架必须借助一般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以及考古学利用的其它各种手段才能建立起来。同时，音乐学的理论应该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指导。”輯訛輥方建军：“音乐考古学主要是考古学与音乐学尤其是音乐史学相互交叉、影响和渗透所形成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具有从属于考古学和音乐史学的双重性质，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輰訛輥“中国音乐考古学则从普通考古学中萌芽，是中国考古学滋养下本土化的产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国音乐考古学也受到了考古学和音乐学（尤其是历史音乐学）的双重影响。”輱訛輥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义显示：普通考古学是音乐考古学脱胎的母体，萌生、滋养的基础，交叉渗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点之一，等等。这种深刻的认识，基于音乐考古学萌芽期的实践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音乐学界在文物、考古学界的帮助和推动下，创立了音乐考古学科。迄今为止，这一新兴的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本科、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出版了大量的专著成果；参与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基本完成了与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常设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建立了国际性的学术组织并组织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音乐考古学呈现着繁荣、活跃的学术景象。不过，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中国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潜在着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隐忧。

在理论上，迄今为止，中国音乐考古学并未受到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认同。在考古学理论著作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的“考古学”条目中，受普通考古学影响所产生的特殊考古学分支现已包括了诸如美术考古学、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和铭刻学等等，并不包含“音乐考古学”。輲訛輥在实践上，中国现行的考古事业管理制度，只有国家文博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历史考古专业才有考古发掘权。以音乐学学术身份出现的中国音乐考古学家从身份和职业上均未被纳入考古界之列，更难以进入考古学的田野考古发掘领域。而在考古事业的机构和职位序列里，也没有“音乐考古”的建制和席位。于是，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在田野发掘的交叉重合区域里存在着制度性的专业脱节。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学术衔接保持着一种“你发掘，我研究”的线性流程及默契。音乐考古学家的研究工作，主要还是停留在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文物资料做案头研究的阶段。偶尔几次考古大型发掘项目的参与，也是来自考古界少数知音的邀约，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态工作。这种情况对于两个学科和艺术及文化遗产事业都是不利的。自20世纪后半段开始，世界考古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建立完整的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研究逐渐转变为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重建。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视野已从证经补史的窠臼中脱离出来，从线到面，从物到人，进一步扩大到全面探讨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认识人类历史的进程及发展规律，形成更为广阔深远的独立的阐释系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考古学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地层学、类型学、年代学研究，如果涉及到精神文化领域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考古学面对古代音乐遗存时，尤为如此。作为物质的研究对象，考古学可以对其采用类型学和年代学的方法进行一般的研究，诸如物态的一般描述、分型、分式、断代等等。由于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专业意识的局限，在现实的田野考古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如下问题：（1）遗存的现场处理有发现障碍和信息疏漏。往往忽略掉：作为礼乐遗址的环境信息，乐器的使用痕迹及详尽的存放状态，器物的结构及附件的配套关系，等等。比如曾侯乙墓，其大量礼乐器实物及由之显现的礼乐场景，引起了研究者从音乐遗址的角度对整个墓葬再审视。这个后起的理念已经错过了发掘过程，难免损失掉一些原本可以捕捉到的蛛丝马迹。同样，由于缺乏经验和敏感的专业意识而令人惋惜的事例，还有出于现场的清洗保护处理，该墓笙簧与笙苗的关系以及笙苗的管序被扰乱、移位；琴、瑟上弦和柱可能存在的遗痕也完全杳无踪影。（2）遗存的信息采集不敷使用，缺少有效的素材陈述。通常的考古发掘报告多从人工的遗迹、遗物的角度，谈论其层位关系、具体位置、器物组合、保存状况、自然环境；描述其形状：大小、数量、位置、方向、文字、纹饰；报告其材料（原生材料和加工材料）：质地、硬度、质感、火候、声响等。但对于音乐文物尤其是古代乐器的观察和描述，往往是语焉不详。比如乐器，往往是：结构不明、数据不全、交待不清，还缺少专业的鉴定、测试、分析报告。相关的照片资料一般只能反应器物的整体和外观，没有关键部位的特写，等等。由此提供的实物和资料只能作为古物学标本而不是音乐考古标本。（3）遗存的报告无力提供艺术史解读。对音乐遗存尤其是古乐器的认识，“形”仅仅是表“，形”上所含的无形的信息———“音”才是其灵魂，音乐学对于“形”的追逐是为了究其“音”。音乐考古就是要从这些有形的物质中获取无形的音乐信息，考查出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由于解读和描述能力的专业局限，现有许多发掘报告都难以对音乐学问题提供直接信息和知识支持，更谈不上建构和还原当时的音乐活动场景。许多音乐遗存的发现需要千载难逢的机缘，其出土时的环境信息以及器物附着的迹象往往极易消失并不可再生；某些音乐文物以极其脆弱的材质身处现实的保护条件也许还会得而复失。这一切，如被熟视无睹的目光掠过，是其不幸，更是今天的大不幸。考古学不能有音乐考古盲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需要开拓音乐考古领域。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并非纯学术问题。#p#分页标题#e#

一个学科的确定和建设，需要相应的行政归属和管理、专业设置、机构设置、教学培训体系。普通考古学对音乐考古学的不认同，自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相应的知识结构、人才结构、体制结构和管理制度，影响到其对音乐考古学的支持力度和贡献，影响到考古学自身的发展。基于这种认识而形成的显性和隐性的“行业壁垒”，最终会影响到音乐考古学的良好生态和成长。这将是考古学学科的损失，也是人类文化遗产事业的损失。关于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音乐学界的认识也不统一。本文开篇所罗列的有关音乐考古学的定义，全部出自音乐学界，其在音乐考古学的归属上有如下分歧：音乐学分支、音乐史学分支、音乐史学和考古学双重性、音乐学和考古学双重性、考古学特殊分支。显然，也有音乐学者不认同音乐考古学归属于考古学。部分学者在强调音乐考古学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时，强调音乐考古与考古的区别和剥离，对考古学之于音乐考古学的关系在观念上有些疏远和游离。诚然，一个独立的学科必须有其可独立之处。音乐考古学与普通考古学的区别在于：（1）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考古学方法所获取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音乐文化物质资料，其中除了考古学方法获得的资料之外，也包括传世的文物；（2）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实物本身，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重点是从实物中考察出其所承载着的当时音乐的结构性元素和音乐生活方式；（3）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音乐考古学除遵循这些方法之外，还需要运用音乐学的研究方法；（4）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元代，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历史下限在清代；等等。随着这一新兴学科的不断成熟，它一定能逐步形成一套独立、完善的学科体系。

尽管如此，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并不能使其摆脱它对考古学的依附性。音乐文化遗存的发现和获取基本都来自考古发掘，这些文化遗存的时空坐标需要用考古学方法标定，针对实物、图像、文献、遗址的查验、检测、纪录和考证，现场调查及整理是音乐考古基础性工作。如果脱离考古学来孤立地看待和研究音乐文化遗存，脱离对音乐文化遗存的时代、文化区系、类型序列、共存关系、从属关系、器物组合等考古学的综合考察与分析，音乐考古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音乐考古研究，如果不能掌握类型学、不能掌握考古学文化这些方面的基本知识，这种考古学的研究是似是而非的，这就脱离了考古学基本手段去研究，和过去的古器物学没有什么区别。……有了这些基本认识，有了在考古学整体基础上把握的音乐考古学，这才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那都似是而非，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輥輳訛由于现行体制的障碍及其由之产生的与考古学的游离意识，在音乐考古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不辨器物的考古学关系，将不同年代或不同墓葬的出土物盲目合并组合，视为同期器物研究；（2）不辨器物群内在的组合关系，盲目将入葬组合等同于原始组合；（3）不实地全面、具体考察原物，仅凭发表的资料和数据望文生义，很难触及研究对象的实际及其规律；（4）不顾及器物的考古学背景，就物论物，缺乏体系概念和人文视野；等等。这些不循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只能使人误入歧途。

此外，音乐考古学也只有在考古发掘和调查中参与抢救、采集、保护古代音乐文化信息，才能担负起自身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无可替代的责任。音乐考古学者直接从田野工作中获取第一手资料往往更具体、更详尽、更实用、更有效。音乐考古学者由古乐器音响检测到音乐形态研究，由编钟铸造技术观察到编钟调音规律的发现等等，都是音乐考古学者深入考古发掘整理工作的成果，也是音乐考古学对考古学古乐器断代的反哺和重要贡献。音乐考古工作者要参与发现，从田野发掘工作做起，在考古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报告编写和专题及综合研究等各个环节主动参与、积极回馈，在与考古学的渗透中更加主动、更加深入、再加靠前———音乐考古学植根于考古学的沃野才能根深叶茂。

摘要：文物学概论是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课程内容庞杂。如何设置这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一直是教师在思考的问题。本文以重庆师范大学该专业为例，通过教学实践，对该门课程内容的设置及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索。以此，促进这门课程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文物学；本科教学；教学改革

前言

文物与博物馆学是文理交叉型专业，所学知识涉及历史、文物、博物馆、考古、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内容。文物学概论是其基础核心课程之一，为必修课程。笔者自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学后，深感教学存在一定难度。该课程的教材比较匮乏。目前，常见的教材主要有两本。一本是李晓东编著的《文物学》；一本是吴诗池编著的《文物学概论》。前者教材内容章节较多，涵盖面较广，但书中只有文字，没有图片，对我国丰富的馆藏文物很难一睹真容。因为，该教材编写较早，部分内容陈旧；后者书中有文物图片，章节较前者少，课程内容科普性更强，专业性略显不足。因此，我国还没有一本图文并茂、内容新颖，兼专业性与趣味性的文物学概论教材。文物学概论课程内容比较庞杂，几乎涉及本专业课程的所有内容。如，文物管理与法规，古代玉器、青铜器、瓷器等可移动文物；遗址、墓葬、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近、现代文物等。这些内容都是后续相关的专业方向课。该门课程的内容如何构架，使之更为有效，既为学生打下基础，又能避免内容重叠，是值得教师探索的问题。笔者基于多年的教学经历，对文物学概论课程内容的设置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究。

一、课程内容

我校文物学概论课程选用的教材是2005年学苑出版社出版的李晓东编著的《文物学》一书。该书是目前文物学概论课程最常见的教材书。该书的主要弊端是课本中均为文字描述，没有实图，使文物学教学显得单调了很多。我校文物学概论课程在综合该教材及教学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结合本专业其他课程内容，避免课程内容重复和增加学生的兴趣，而考虑设置了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课程内容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共分九章。第一章是绪论。包括：文物学的定义、教学方法、价值等内容；第二章是文物定名与分类。有两部分内容，主要是理论性的知识；第三章是文物鉴定与定级，也有两部分内容。这两部分都是大内容，文物鉴定都可以单独开设一门课程；第四章是文物价值与作用，也是理论性的知识；第五章是古器物。主要包括：青铜器、瓷器、玉器、漆器等。这章内容的教学安排主要根据古器物的六大要素进行；第六章是古书画。包括：书法和绘画两部分；第七章为古文献。包括：甲骨文、简牍、金文等；第八章是古遗迹，为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等；第九章是近现代文物。包括：近代和现代，民族和民俗文物。课程内容设置删除了教材中原有的文物管理法规和文物保护技术两章内容。这两章内容是单独开设的课程，内容主要是系统的基础课程。因此，文物学概论课程将不再纳入该部分课程内容。近现代文物在后续教学课程中很少涉及，而学生培养方案和知识体系很重要。文物学概论课程增加了第九章的近现代文物课时。从近现代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民族文物和民俗文物四个方面展开，让学生对近现代文物知识有清晰的认识，有助于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经过教学实践，课程内容现已基本固定下来。但每年都会发现新的文物，教学内容应及时更新。

二、教学方法

摘要：

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现已成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但是在甘肃地区，这门学科的实验教学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以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为研究对象，结合四川大学考古实验室实地调研情况，从实验室教学建设方面、实验室管理方面提出初步构想，以促进实验室建设。

关键词：

“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管理模式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博物馆的关注不断提升，物质投入逐年增加，但博物馆的专业人才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需求，2008年，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增设了博物馆学专业，2012年增设了文物保护学专业。经过4年的建设，已经建成了“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对于实验课课程的设置与教学还处于摸索阶段，还需借鉴其它大学同类实验室的成功经验，提出适合自身实验室建设及实验教学的思路。

一“文物保护与修复”实验室实验教学的调研

四川大学在实验室建设方面走在了前面，有着十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为此，2012年7月赴四川大学及周边地区就博物馆和文物保护专业实验教学进行了深入调研。四川大学考古实验教学最早成立于1970年。其前身为考古技术实验室，被列入211和四川大学“523实验室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下设考古技术、博物馆学、文物保护、微痕分析、动物考古、成分分析、体质人类学等7个实验室。另有中心专业图书资料室、文物标本室各1个。多年来，该中心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尤其是在金沙遗址考古、三峡考古、西藏考古等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其采用的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考古实验教学，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形成了教学体系与教学内容特色鲜明，在中国西南乃至整个南方地区都有重要影响和示范作用的考古实验教学中心。博物馆学实验室：2006年，四川大学考古教学实验中心正式依托四川大学博物馆成立博物馆学实验室，开设“博物馆藏品管理”、“博物馆陈列设计”、“博物馆观众研究”等3门试验课。文物保护实验室：成立于1989年，分为“有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和“无机质文物保护实验室”两部分，现配备有金相显微镜、大气品质测量仪、恒温恒湿箱、电脑测控耐折度仪、台式放大镜、电脑三目体视显微镜、电导率仪、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仪、高分辨率X射线衍射仪等分析、检测实验仪器等多种实验设备，既可保证文物保护专业本科生、研究生基础实验教学需要，亦能支持专业师生在文物保护材料、保护技术、保护理论等方面开展研究实践。动物考古实验室：2005年，川大考古实验教学中心与生命科学学院合作组建了动物考古实验室，依托于拥有60万件动植物标本的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和考古专业多年发掘积累的动物标本及考古教学中心购买的大量动物标本，面向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动物考古学》课程和动物骨骼种属鉴定、年代测定、动物食性测试、脂肪酸测试、动物古DNA分析等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