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范例

美国学者布洛达斯（R.N.Broadus）称“20世纪是期刊的世纪”[1]，如今学术期刊已经成为科学交流系统的主要平台。档案期刊既是档案界人士进行思想交流、提高专业技能和理论水平的工具，也承担着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进行专业展示的社会使命。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档案专业期刊在期刊评价的大潮下发展前景不容乐观，这一问题亟待档案界关注。

1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目前，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即南大核心）中档案专业期刊仅存2种；另一重要索引《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即北大核心）自1992年起，最多时有14种档案期刊入选，在最新版中仅存8种；在社科院系统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版）》中，档案期刊也仅存2种；在国际档案界，档案期刊入选SSCI索引的仅有3种。目前，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已经成为科研管理者不可或缺的工具，广泛应用于诸如机构评估、人才评价、科研项目资助、科研绩效评价、职称评审、学科发展规划等一系列管理活动中。而档案期刊在期刊评价体系中的表现，不仅导致了自身发展举步维艰，也不利于档案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不少档案学研究人员指出，档案期刊的学术性和学术影响力令人担忧。在学术性上，殷仕俊发现13种档案学核心期刊每年刊登的非学术论文数量几乎是17种图书情报学类核心期刊的6倍，郭红解发现档案期刊中工作指导类期刊占80%以上；在学术影响力上，苏君华发现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在2000年—2009年十年间最高被引次数仅有45次，远远落后于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最高被引次数542次。然而，无论是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评价体系，还是当前档案学研究人员期刊评价研究的成果，都是基于文献计量指标判定档案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很多学者都指出，使用文献计量指标评价学术影响力时不宜进行跨学科比较，不同学科的规模不同、学者的引用行为和引用习惯也有很大差异，因此计量指标在不同学科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为了弥补档案期刊评价视角单一的问题，笔者使用专家调查法，研究档案学研究者对档案期刊的认知和评价。

2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以Nederhof、Catling、Coe的研究问题卷为样本，从“有用性”“期刊声誉”“成就感”“整体水平”四个角度来考察档案期刊的被认知情况；同时参考了Kohl、Nisonger、Manzari对开放问题的设计，让参与调查者列出12种期刊中最重要的3种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区分度，使用9级标度作为测量尺度；为了检验问卷填写人是否是随意对期刊进行评价，本研究还设计了其他一些辅助问题帮助研究人员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如测量研究人员对刊物的了解程度，通过询问研究人员是否阅读该刊和阅读方式两个问题来实现。本研究依据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版）“G27档案学”中的10种期刊为基础，加上《民国档案》和《历史档案》两种期刊。选择北大核心期刊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它是中国最早的期刊评价工具，在我国学术界知名度较高，收录期刊的种数也最多；选择2008版是因为该版收录的档案期刊均多次入选核心期刊，而且2008年至今已有10年，核心期刊的目录也经历了2次调整，可以将本调查的结果和核心期刊调整的结果进行对比，验证核心期刊目录调整的合理性；添加《民国档案》和《历史档案》两种期刊，是因为它们都被CSSCI收录，可以检验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学术质量具有独立性”在中国档案学界是否存在。问卷主要在2015年“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档案学研究人员学术论坛”和“档案学上海论坛”会议期间向参会人员集中发放，此外还通过E-mail向青年档案学研究人员发放Word版问卷。最终共收回问卷74份，其中有效问卷70份、无效问卷4份。本次调查对象在性别分布上以女性为主（54人），学历分布上主要以硕士学历（36人）和博士学历（28人）为主，在职业分布上以高校教师（28人）、在读研究生（34人）为主。调查对象的分布呈现出偏差，集中在具有学术发表需求的“学院派”群体，但是这样的偏差与本次调查的目的相吻合，即都是强调档案期刊的学术质量。

3分析与发现

通过对开放问题进行统计，即对最重要的3种和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的投票，大致可以了解档案学研究人员对档案期刊认知的基本状况。首先，通过对最重要的3种期刊的投票，可以从正面了解期刊的学术地位。如表2所示，Polonsky所说的“顶级期刊现象”在档案期刊中非常明显，《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得到了超过80%的投票，而且遥遥领先于排名第3的《中国档案》（得票率为42.86%）。这3种期刊之外其他期刊的得票率均低于20%。这表明档案界对期刊的认知出现非常极端的两极分化。其次，通过对最不重要的3种档案期刊进行投票，可以从负面考察档案界对期刊的认同和感知。《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的得票数为0，《兰台世界》《民国档案》《历史档案》的得票率均超过50%，这从反面验证了“顶级期刊”集团的存在，也进一步验证了档案期刊的两极分化现象。这说明被调查者对档案期刊质量的认知具有高度共识。我们将每一种期刊得票率转换成分值，这样使得最重要的3种期刊和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两组的投票率可以在同一程度上进行比较和计算。将最为重要的3种期刊得票率计为正值，最不重要的3种期刊得票率计为负值，通过求和可以了解期刊整体的地位结构。如表2所示，档案期刊存在明显分层现象，大致可以分为四层，《档案学通讯》《档案学研究》为顶层，《中国档案》为中上层，其他期刊为中下层。每一层的内部差距为0.3分左右，层与层之间的差距为0.2分左右。为了更为准确地揭示档案学研究人员对档案期刊的认知和判断，本研究通过有用性、声誉、成就感和整体水平4个方面（问卷的第3、6、7、8题）来考察学者们对期刊的认识水平。表3显示了统计本次调查的12种期刊在这4个变量上的填写人数（N）、均值（Mean）和标准差（Std.D）的情况。由表可知，所有人对《档案学通讯》的有用性、声誉、成就感和整体水平都做出了评估，而对《民国档案》《历史档案》进行评估的人数均未满60人。也就是说，有不少档案学研究人员并不关注这两种期刊。标准差的值越大，表明调查对象对期刊的这一性质共识度越低，例如《档案学通讯》的整体水平标准差为0.7，而《历史档案》则为1.57，这表明调查对象对《档案学通讯》的整体水平更容易达成共识，但调查对象中有一些人对《历史档案》的整体水平评价较高，另一些人的整体水平评价较低。为了检验能否通过这4个变量来测量档案学研究人员对档案期刊的认知水平，本文使用SPSS22计算这4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4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8之上，达到了p<0.01的显著水平（如表4所示），呈现出高度相关的特征，说明综合这4个指标的均值可以体现出档案界对档案期刊的共同认知。数值的大小和排名有时候并不能有效地展示结构性信息。为更有效直观地呈现档案期刊的分层结构，笔者使用系统聚类分析（HierarchicalCluster）来考察12种期刊的整体结构。聚类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的一种，它把一个没有类别标记的样本集按某种标准分成若干个子集或类，使相似的样本尽可能归为一类，不相似的样本尽量划分到不同的类中。在宏观上，12种期刊可以划分为2大层级，《档案学研究》《档案学通讯》组成了“顶级期刊”集团，其他10种期刊组成了学术地位相对较低的“次级集团”。这次级集团中，又可以划分为2个小的子集团，《中国档案》《浙江档案》《档案与建设》《档案管理》组成了“次级集团”中的一个子集团，其他期刊组成了另一个子集团。可以发现，《历史档案》《民国档案》这里两种档案界认同度很低的刊物组成单独的一个小类，因为这两份刊物主要服务于历史研究，在CSSCI的学科划分中这两种期刊也被归类到历史学来源期刊。这也说明Manzari提出的“精英期刊的学术质量具有独立性”在中国档案学界表现得并不明显，档案学界对历史学的精英型期刊并不了解。《兰台世界》在“次级集团”的子类中显示出明显的独立成类的特点。整体上，档案期刊的聚类特征与投票率的排序吻合度较高，聚类效果较好；而且从聚类的结果来看，《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最新版将《兰台世界》剔除核心期刊目录具有合理性。

摘要

档案学教育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促进我国档案学专业教育更好的发展，文中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总结出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现状，并归纳出当前教育的几点不合理之处，同时对档案学专业招生规模、人才培养方向、课程体系以及教育方式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期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好。

关键词

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现状；建议

就目前我国档案事业建设而言，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可谓其建设的核心部分，档案专业人才的培养更是实现其建设目标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主要包括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为了培养出具有高素质、专业性强、能够满足社会对档案专业人士需求的高材生，我国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在创建之初到发展至今历经了多次改革，呈现出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曲折趋势。本文旨在通过对相关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现状的文章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我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档案学高等教育专业未来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档案学专业高等教育基本现状

1.高校开设专业情况。随着我国国家档案事业体系建设逐渐的完善，档案工作的扩大与发展，急需大批优秀的档案专业高等人才来推动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档案学科从无到有，从附属其他学科到独立，在档案学学科成立的几十年来，其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档案专业本科教育发展至今的二十多年，已经逐渐步入到一个大规模、实质发展的阶段。就目前而言，我国共有34所高校开设档案学专业，开设硕士点高校26所，拥有博士点院校10余所。可见在短短二十年的发展时间内，档案学高等教育专业发展较快，其专业地位可见突出。在近几年来，拥有档案专业的高等院校数量平稳并无较大波动，逐渐进入了一个稳定、缓慢增长的阶段。

1导言

学术史研究是对特定学术成果的历时性演进过程予以关照，并对其学术传统、现实状况及发展前景予以审视的动态过程。而学术成果除依附于学术著作之外，还表现为同人期刊、研究机构、学派与师承等活动的记录。这其中，作为“指示器”与“风向标”的期刊是引领学术演进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在学术史研究中，对同人期刊的状况予以爬梳，既是学术史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彰显出某一时代的学术主潮。这是因为，期刊往往是新材料与新思想的汇萃之地，很多尚未系统辑成专书的知识通常会先发表于期刊上，尤其是在学术思想的传播方面，它比图书更及时、比报纸更深入记载，在传播速度与信息深度方面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期刊在倡导一时之学术风气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直接影响着学者们的工作成绩与学术声望。中国档案学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经过几代档案学人对其不断地丰富与完善，我国现代档案学的思想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较之前已取得长足进步，逐渐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门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但要追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与发展历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绝对是不可绕过的一段重要时期。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到“”爆发之前，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档案学发展水平，鲜少有公开出版的档案学术专著，仅有的系统性论述也多是为构建档案学科体系而编写的“教科书”，这类著作与那些“成一家之言”的“专家书”相比较而言，仍算不上理想的学问境界；但这一时期中国档案界创办了专门以“档案”命名的期刊，这些期刊在传播现代档案思想、发展现代档案学术、创建现代档案高等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新思想、新学术、新教育模式之创立，一般多先以期刊为发表阵地，而逐渐传播开来。藉由这些期刊，中国档案界开始有了学术研究的专业性空间，在这一专业空间内，新型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逐渐形成，他们在对以苏联为主的西方档案学关注的同时，开始了档案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由此可见，档案类期刊［1］在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与发展之初贡献甚重。

2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出现

如果追溯至民国时期，近代档案学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除了学界熟知的“十三本旧著”之外，一些专门讨论档案学问题的专篇论文亦纷纷涌现。这些论文在近代许多期刊上都有所刊载，例如当时编辑出版的《行政效率》（后改为《行政研究》）、《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中法大学月刊》、《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故宫博物院年刊》、《辅仁学志》、《岭南学报》，以及《文献特刊》、《文献论丛》和《文献专刊》等。［2］但从名称上来看，这些均不是专业档案类期刊，所发表的文章也并非以“档案”为主。尽管北平研究院社会调查所编辑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4年5月第二卷第二期专门开办了“明清档案专号”、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编辑的机关刊《行政效率》1935年5月第一卷九、十期合刊开办了“档案专号”，收录了关于明清档案整理与研究及机关档案工作研究的诸多文章，但民国时期尚无专门以“档案”命名的期刊乃是无争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力量推动档案事业快速发展，并促使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档案管理机构纷纷建立，出于交流工作经验和开展学术研究的需要，专业档案类期刊相继创刊，档案学论文不再依附于行政学、图书馆学、历史学、文献学或其他综合性期刊而刊载，档案类期刊真正以独立的姿态展现于世（表1）。但此时档案学作为新创建的一门新兴独立学科，期刊数量相对较少，且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政治运动的纷扰，很多期刊初创不久即被迫停刊，发行连续性较差。这些专业档案类期刊，可根据其出版发行目的分为三种类型：档案业务类期刊、档案学术类期刊、史学类期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类期刊主要以档案业务类为主，其刊登的很多文章还很难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论文，大部分仍为档案实际工作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对档案事业纯粹理论性的研究还比较少。这也显示出当时档案学研究重点在于对档案实践的研究，究其原因，一则档案学理论发展尚未成熟，正处于档案实践总结、档案理论升华的阶段；二则档案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档案工作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也符合学科的发展规律；三则档案学研究主体除了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的专职档案研究人员，还有来自实际部门的档案干部，他们经过职业教育具备了良好的档案素养，因此在工作中也善于将档案实践开展情况总结为文本，加之高校的档案学教育者和研究者也具备一定的实践工作经验，能够很好地将档案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开展研究。由表1可知，20世纪50年代初以《材料工作通讯》等为代表的档案类期刊的出现，表明档案学研究已经逐渐从图书馆学、行政学、文献学等类概念中离析出来。虽然《材料工作通讯》创刊时以“材料”命名，该词的使用容易引起歧义和理解上的困难，但其创刊初衷却是为了全面指导档案实际工作，对档案工作开展情况及档案学初步的理论问题予以总结、交流。出版10期之后，“为了名实相符，刊物换上了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名称———《档案工作》”［3］，于是《材料工作通讯》在1953年起正式改名为《档案工作》。更名后的《档案工作》，其“档案”色彩较前身《材料工作通讯》有所加强，并伴随着我国档案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整体发展历程，档案学类论文得以大量刊载，对档案工作经验的传播、档案理论知识的交流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1959年，《档案学研究》作为档案高等院校主办学术期刊的发端，对档案学研究关注的方面出现了很大不同。该刊的定位不似《材料工作通讯》般为“档案和资料工作者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建立起一个联系的中心，得出一些比较完善的经验，来指导和提高工作”［4］，也不似《档案工作》般刊文囊括了苏联档案理论译介及感想类、档案实践经验总结类、档案规章制度与大政方针解读类以及档案教育研究类、档案史和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类的综合性办刊定位，而是秉承“发展研究成果，交流思想观点，互相学习讨论，锻炼写作，积累材料，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之宗旨，意在办成一个“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园地，开展学术研究自由讨论的场所”［5］。此种对“学理”的重视无不彰显出档案学研究的学术性转化。此外，诸如《技术资料工作通讯》《技术档案资料研究》《外国档案工作简讯》（改名后为《外国档案工作参考资料》）等专门类别档案类期刊的创办，不仅进一步丰富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专业档案类期刊的内容，起到了重要的业务经验与学术研究传播、交流和宣传的作用，更显示出档案学研究较之以往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3档案学研究专业空间的建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通信欠发达、信息闭塞的环境下，以上所列为数不多的档案类期刊的出版发行，为档案学术研究及经验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平台。正是基于这样的平台，档案学者得以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在探讨和交流中，对档案学基本问题逐渐明晰，隐形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此外，档案类期刊在刊载各类学术成果、学术成绩与学术观点的过程中，自然成为学者们学术研究的主要阵地，亦可称之为档案学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在这一“公共空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档案学者，以一种较为理性的态度相对自由地表达他们对档案实践、档案理论、档案方法论的批判性见解。较为凸出的是，这些期刊日益成为档案学术讨论与争鸣的主要场域，促进了对档案学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与继续探索，推动了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发展。具体言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创时期的中国现代档案学，由于很多学术问题甚至基本概念都尚未定论，档案学的探索性研究层出不穷。如在1951年11月《材料工作通讯》第3期发表了李光的《目前档案工作中的基本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12月同刊第4期立即刊发了吴宝康的文章［6］对李光所论述关于什么是档案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再如，1957年《档案工作》第1期发表了程桂芬的《关于档案学问题》，同年该刊第4期就发表了蒋有恺的《“关于档案学问题”的几个问题》，对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提出了不同见解。而这一时期，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档案学大讨论当属对陆晋蘧《档案管理法》的讨论与批判、对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大讨论、“以利用为纲”方针的提出与争辩等。这些讨论与争鸣正是依托档案类期刊而得以正常开展，并产生了持续性的学术效应与后期影响。以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大讨论为例，此次大讨论涉及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本质问题，触及档案学的核心理论，可谓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研究的开端，也是诸多档案理论家的学术启蒙。档案与资料的区分，虽在表面上看只是对二者定义的讨论，但对于理解档案学核心概念及其应用十分关键。这场讨论肇始于1951年中央直属机关第一次档案工作座谈会，随后便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探讨，很多档案学者也是从这次大讨论开始逐步深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而这其中，档案类期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1年，《材料工作通讯》甫一创刊，“档案”与“资料”就作为不同的术语出现，其《创刊的话》中表明该刊“是档案和资料工作者互通情况、交流经验的一种内部不定期刊物”［7］。此时，“档案和资料工作者”同属于从事“材料工作”的群体，但对“档案”与“资料”的界定尚未明确化，二者只是作为模糊的概念连在一起使用。随后，《材料工作通讯》连续登载了档案与资料区分研究的系列文章，该刊也成为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讨论的主要阵地。从1951年11月起到1953年，近两年的时间内，档案界开展了一场档案与资料关系问题的学术大讨论［8］。以《材料工作通讯》及后来的《档案工作》《技术档案资料研究》《档案学研究》为阵地，集合了曾三、裴桐、吴宝康、李光、冯乐耘、郑诰、郑玉豪等相当一批后来知名的档案学者，他们在这场讨论中积极思考、发表见解，并从这次大讨论开始逐步研究档案学的理论问题，并深入到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学的独立学科属性、档案学与文书学的关系、技术档案与技术资料的区别与联系、文书立卷等相关或衍生问题的研究。档案与资料区分问题的大讨论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档案学讨论与争鸣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的全国档案事业百废待兴，中国现代档案学也在时代转型中创建、发展、革新，对民国档案学的批判继承、对苏联档案理论的吸收借鉴、对本土档案实践的总结提升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档案学发展的时代背景。这时的档案学讨论与争鸣开档案学术争辩式研究的先河，打破了档案学发展的“沉寂景象”，突破了此前档案学“多关乎实践，少关乎理论”的说法，活跃了档案学研究的氛围。而这其中，档案类期刊可以说是为档案学者们在讨论与争鸣及专业性研究方面搭建了“公共空间”，成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创建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侧翼。倚仗档案类期刊这一学术平台的争鸣式探讨也给今天的学术研究以启迪，一则档案学研究需秉承包容性、反思性与批判性治学态度，方可实现其创新式发展，这不仅需要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也需要档案类期刊发挥学术争鸣的引导作用；二则档案学人摒除成见并敢于对不同观点的争鸣式探讨，是档案学发展进步的重要主体保证，这就需要档案类期刊作为“公共空间”能够提供“新”与“旧”、“老”与“青”不同年代学者群体各展辩才的舞台，方可呈现出热闹非凡的学术景象。

4专业档案学研究队伍的培养

摘要：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档案学专业教育培养体系的构建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点。作为高校教育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的档案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体系对提升学生专业综合素质能力，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基于此，本文针对档案学专业创业创新教育培养体系的构建进行探究。

关键词：档案学专业；培养体系；创新创业教育；构建

随着《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提出与实施，要求高校档案学专业进行教育创新，注重开展创业创新教育，构建出完善的大学生培养体系，以此来发展档案学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为促进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高校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将创业创新教育渗透于专业教学中，构建出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体系，以此来促进档案科技化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对档案管理的创新与改革，进而将档案专业的最大化价值进行充分的发挥。基于此，以下几点是档案学专业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体系的构建策略，具有参考价值。

一、注重对创新创业课程教育体系的完善和健全

以《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为基础，高校需要针对档案学专业的教学质量进行提升。在实际专业教学过程中，需要注重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优化，结合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增设创新创业教育模块的课程教学，以此来为学生夯实创新创业的基础知识理论。相关专业课程教师可以以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为基础，构建创业创新兴趣引导课程-创业发展规划指导教育-创业基础知识、理论教学专业课-实践创业课程教育的完善课程体系，以此来发展学生自身的创业综合素质，为学生未来创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专业课程教师需要尊重学生的主体位置，明确新课改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方式、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创新和优化，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有效性[1]。另外，专业教师可以将当下创业创新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学生进行分享；并且针对学生的创业创新教育编制成具备科学性、合理性的教学教材，以此来深化学生的学习内容，实现将创新创业教育渗透于整个教育过程的目的。

二、创设创新创业实验班

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高校需要秉承分类指导、顶层设计的原则，对档案学专业进行深度分析，挖掘其优势以及专业特点，然后结合实际情况创设应用科学卓越、基础学科拔尖的复合型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实验班，以此来重点发展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学生自身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当然，针对实验班的建设，高校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加大力度，充分利用校企、校局以及国际合作的关系，实现对档案学专业大学生的协同教育，并为学生构建出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2]。构建出具备开放化、多元化以及多样性的教学模式，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构建出良好的环境，进而有效发展复合型的创业创新档案学专业人才。

摘要：学籍管理是高校教育运作环节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对高校学生的入学情况以及在校状况与毕业状况的记录形式；对学校的招生工作、平常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学生奖罚工作以及留学升级、就业工作等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因而伴随着各种技能的不断发展，高校学籍档案管理在现代化网络教务环境中的弊端也逐步显现，特别是对这种中外协同办学的新式办学方案造成很大的困难。在此环境中，从中国高校学籍档案管理的状况与的问题着手，对中国高校管理学籍网络化软件的运用状况与其高校档案学籍管理的有效手段实行研究以及探析。

关键词：网络教务；高校；学籍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工作本身具备必然的复杂性以及繁琐性，因此需要耗损大量财力、物力以及人力。除此之外，档案管理工作对档案管理机制以及管理档案体系均具有极高的需求，反之又使管理档案体系以及管理档案工作产生了问题，带来一系列麻烦，因而管理档案的工作成效大幅度的降低。而管理档案也是高校日常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学生的档案学籍管理是高校管理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学生档案学籍管理不但与学生的入学、在校以及毕业全进程记录完善准确紧密相关，还关系到学校是否能够使用有关的信息展开更好的档案管理工作。然而，现阶段中国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的现状让人堪忧，而且对高校档案学籍的网络化变革也变得十分迫切。

一、现阶段高校档案学籍管理的状况

当下中国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已然产生了重大的改变，其最显著的特征体现在学生档案学籍管理内容的变革以及档案学籍管理形式的变革上。在传统阶段，学生档案学籍管理内容基本上是学生的考试成绩以及平常学习或生活中的奖罚情况这两部分。因而由于网络化以及信息化的到来而改变了这两种性能的原始记录以及运行状态，我国学生档案学籍管理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总的来讲，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的内容基本上记录了学生在学校全部重要的事情，不仅包括奖罚状况、成绩状况等一些重要事情，而且已然达到了对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进程管理。在档案学籍管理的形式上，我国高校档案学籍管理也由单一纸质的管理档案向纸质和网络化相结合的管理形式转变。这种管理形式不但能够促使对学生档案学籍的记录、保存以及查询工作成效的提高，还能在最大程度上促进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上的进步和转变，并从整体上给高校档案学籍管理工作带来切合实际的好处。从细节上来讲，我国高校学生档案学籍管理还存在很多问题，而这种问题不但将给我国高校档案学籍管理网络化的改变引来很大的妨碍，而且还会对高校未来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危害。我国近期也就此推出了一些政策，而这些政策必将给档案学籍管理工作提出新的需求，也为新阶段档案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机遇。

二、目前高校档案学籍管理中所存留的问题

目前虽然我国高校普遍引进与运用了数字化以及信息化管理档案的体系，但相比西方的高校而言，中国的高校档案学籍管理的网络化程度仍旧偏低。而且在中国一些高校中，档案学籍的数字化管理只实现了把纸质信息档案记录在信息体系中的功能，而这种基本的性能并未能把档案学籍网络化管理体系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致使高校档案学籍管理网络化管理程度偏低的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部分高校在使用数字化档案学籍管理体系的进程中，不但使用了网络化的管理体系，而且引用管理观念，促使所引入的学籍档案管理体系未能很好的在高校环境中运用。第二，高校在引入网络化档案学籍管理体系时容易忽略本身实际管理状况，也就是说大多数高校的网络化管理学籍体系并未与平常档案学籍管理工作相结合。目前，中国高校网络化档案学籍管理体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和开发系统公司合作，引入已有的档案学籍管理体系。其次是运用校内已有的资源对学籍档案管理网络化体系实行自主研发。对引入的档案学籍管理体系来讲，出于系统并非私人订制，因此极有可能产生对有些管理工作在系统中所不能实现的具体问题，还会产生系统中要记录的内容在学校学籍档案管理工作中不存在的情况。除此之外，由于学校学籍管理信息的体系是先进的，因此，当管理体系需要更改亦或产生问题需要处理时，处理问题的时间由学校和网络公司一起商量，导致若学校联系不上公司，那么这些问题将没法获得处理。但是对学校自主研发的档案学籍管理体系来讲，有些学校在研发程序的进程中只关注引进有关软件设置，而忽视对软件管理的升级以及修护，容易导致档案学籍管理体系在现实使用的进程中由于数据过大等因素出现系统崩溃。综上所述，这些问题都是高校档案学籍管理中网络化进程偏低的主要原因。

通识教育理念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表述的自由教育观，后经过中世纪欧洲的“七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19世纪的自由主义教育，于19世纪初被正式提出并于20世纪与博雅教育合流，相互通用。两者拥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人文内涵，因此，通识教育是以博雅教育为精髓和主要内容的，其着眼点在“人”，人是通识教育的基础，人文精神是通识教育的核心。在档案学教育的理论研究上，通识教育理念被一次次地肯定也是因为通识教育是除专业以外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个人的广博的教育，直接触及学生主体性、多元性和价值理性的培育。档案学教育不仅要为现代档案事业培养专业化的人才，更要从档案、档案学和档案工作自身特点出发，帮助档案专业学生理解自己以及所学的专业、形成整全的知识结构和正确的档案观，逐渐成长为合格的档案人和社会公民，并具备独立思考、自我批判的能力以及历史的视野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通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大学教育必须入于知识教育之中，出于知识教育之外，走向情感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性教育。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在档案学教育中也可以负载通识教育理念。

1通识教育理念在知识结构中的体现

冯惠玲教授认为在档案学与历史学有着天然联系，又与更多学科形成“接壤”的情况下，怎样为学生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提供合理的新配方，成为决定档案专业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1]。合理的新配方应当把经过选择和消化的相关学科知识融于档案管理理论之中，形成一个个知识链接，真正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隔离状态，使各个领域的知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完善、相互校正、相互平衡，而这就体现为“通识”——整合不同领域知识，以启发学生心智，拓展专业知识的直观与创意，并赋予新的诠释与内涵。档案学是兼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性质的综合性学科。从历史学科的辅助学科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档案学，与人文学科有着天然的联系。作为同宗同源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对档案学的渗透也十分明显。同时，档案学中涉及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内容，如电子计算机、缩微复制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新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应用研究等。档案学的综合性使得合理的知识结构中必然涉及各个领域的知识，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实际的档案工作对这一特点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档案学教育中，由于课时、学生和教师的精力有限，学生可能并不能接触到所有相关学科的知识或完全掌握这些知识，但是一定要使其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从而明白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实现档案学的具体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之间的链接。而这也符合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的帕卡德教授在《北美评论》中第一次提出的“通识教育”的概念。“我们学院预计给青年一种通识教育，一种古典的、文学的和科学的，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它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为学生提供所有知识分支的教学，这将使得学生在致力于学习一种特殊的、专门的知识之前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2]只有通过整全知识的学习，档案专业学生才能养成尊重多元差异的人格与精神，才能变得理性、多元认知、合作与创新。

2通识教育理念在档案职业道德教育中的体现

职业道德教育是档案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职业道德是档案人员在从事档案工作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3]。可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的职业道德。较低层次的职业道德是档案人员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作为最低标准和道德底线，具有强制性；较高层次的职业道德是精神上的崇高追求和原则性要求，是道德标准的理想状态，不具有强制性[4]。档案学教育应当努力使学生达到较高层次的职业道德。档案具有机密性，带有密级的档案一旦被泄露，将使国家、企业或个人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失。档案具有保存价值，一旦毁损也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5]。档案管理人员由于其特定的职位与权限，能够接触到带有密级的档案和档案用户的个人隐私信息，并对其负有最直接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七条、第九条第（七）款，国家档案局、国家保密局1991年9月27日签发的《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第七条第（十六）款均对此做出了相关规定。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档案职业道德是档案法律的重要补充[6]。作为档案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道德教育充分体现了通识教育理念。1945年，美国哈佛大学委员会发表的《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红皮书》将“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首先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和一个公民所应接受的那部分教育”定义为通识教育，并指出通识教育应该贯彻在大学教育的始终。档案职业道德教育切合了这一理念，在专业之外强调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个人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关注学生心智和人格的培养，引导学生超越个人利害，做出合乎公共利益的决定。在档案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具备良好的保密习惯和很强的保密意识，自觉遵守职业规则与行业规范，坚决不失密、泄密；具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对经手的档案保证手续清楚，尽到保护和管理档案的义务。在档案信息服务中，改变传统的不求变革的思想和服务心态，表现出较强的服务意识与超前意识，增加竞争力，做好超前服务与参与服务，树立服务机构的良好形象，真正使得档案为人所用，为人愿用，尽到为社会各项工作提供优质服务的职责。

3通识教育理念在人文素养教育中的体现

人文素养教育是大学教育和各个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档案学教育而言，局限于档案收集、整理、加工、检索、利用等狭隘的工作环节教育，会使学生的知识面窄，适应能力差，缺乏创新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当代档案学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往往强调加强与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学等学科的融合与渗透，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信息素质与技术、个性发展、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以适应更宽的发展前景。人文素养教育并不是针对某种特定职业而对学生进行的能力教育，能力教育基于学生的职业倾向，而人文素养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是基于个人成长以及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先决条件：具备批判思想、对民俗常识和社会历史的了解以及分辨是非的能力。与此对应，人文学科或人文课程本身领域宽广，眼界广阔，适用广泛，不太重视具体的专业界限，着眼于培养通才，使任何专业的人才都有广博的眼光和胸襟，有专业以外的知识和对文学、艺术、道德的较高鉴别力；重智慧而不是知识、定律，注重紧张和有创造性的探讨过程而非固定的结论，对个人的独创性留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样的表现形式。这与通识教育理念的产生背景以及内核是切合的，因此人文精神是通识教育的核心。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言的，其概念的第一次提出即是为了在大学过分迎合实用的专业化风气的背景下为“共同学科”辩护。金耀基在《大学之理念》中谈道：“通识教育这个称谓的提出在学术越来越专门化，教育设计越来越狭窄之后才有意义的。”[7]不能否认的是，知识的发展不能不靠分工、知识的深度不能不依赖学术的专精；学科的分化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教育的专业化发展也是适应一定社会需求的产物。对此，人们会用毕生的精力去追求某一领域的最高学问。但是，人的心智并不会因为这种追求而变得理性，变得多元认知，变得合作与创新，而这些恰恰是一个人了解自己与所处时代最需要的。可以说，使一个人突出的或许是他的专业，而足够使一个人杰出的是人文的素养和博雅的品质。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中谈道：“博雅教育和博雅追求就是心智的操练，理性的操练，思考的操练。”“这一培养过程叫做博雅教育。通过这个过程，心智不是被塑造或作为手段去达到某些特定的或偶然的目的、某些具体的行业或专业、研究或科学，相反，培养是为着心智本身，是为了认识它自身的对象，是为了给它自身以最高的修养。”[8]通识教育在于模铸整全的人，强调“非专业化”，是一种心智和人格的教育。其教育内容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是涵盖人类文化中各个知识部类的整全性知识。其目的是培养人的独立性，帮助每一个学生量力而行，逐渐具备恢宏的器识、历史的视野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够独立思考，自我批判，看穿当前社会限制，见人之所不能见；能够超越个人利害，做出合乎公共利益的决定[9]。人文素养教育在教育的非专业性、培养整全的人和教育目的方面充分体现了通识教育理念，强调档案专业学生要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不仅要具备专业知识，还要具备人文素养，具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具有专业知识和审美情趣，具有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感，具有艺术品位和宽广心灵[10]。

摘要：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档案学科发展的趋势与动力，对信息技术的认知及应用能力是档案学研究生必备的素质。但认知不能仅限于对宏观概念的泛泛感知，也不能过分强调对技术细节的精通，而是基于档案学研究与创新的需求，按照一定的层次培养学生对技术原理的理解与辩证分析能力，以及对技术的作用、应用条件、实施工具的认知能力。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生培养；信息技术；认知能力；数据管理

当前，各个学科均面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领导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已逐渐从有形物质向无形信息转移。[1]档案学在以学科交叉、渗透和融合为重要趋势的现代学科发展环境中，不断吸收其它学科的营养并通过学科的内化，演变产生新的研究领域。[2]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档案学科发展的趋势与动力。档案学教育需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树立开放性思维、共享性思维和技术化思维等理念，围绕档案数据的运行流程，展开教学和研究。[3]因此，对现代信息技术的认知能力是档案学科研究生必备的基本素质。

1档案中的技术特性

可接受的科学就是技术上可理解的科学。[4]一门科学只有在对相关技术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与创新。档案是一种社会现象，伴随着人类社会活动产生与发展，同时也是物质现象。[5]档案学的研究与发展不能脱离现实的技术环境而独立存在。档案的形成、记录的方式与内容、基本属性的维护、价值的实现及应用拓展均与现实中的技术环境密切相关，甚至部分档案研究对象本身就属于技术范畴，如档案保护技术、缩微复制技术、电子文件管理信息系统等。当然，科学技术也具有社会属性[6]，技术也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由此可见，一定层次的现代信息技术及其原理是其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档案科学研究认识客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熟悉研究客体所处的环境系统及其存在形态的人是难以介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

2认知的基本模式

2.1认知的层次与深度。现代科学技术整体中存在着三个明显的层次，分别是基础层次、应用层次与开发层次；从认知的角度又可以分为四个基本层面，即设计层面、技术层面、决策层面、应用层面。[7]档案学研究生教育不是职业教育，不应过多地受到档案系统现实需求的影响。[8]对信息技术认知能力并非是对相关技术原理、数理方法的精通，而是在理论层面对技术的基本原理、方法论的辩证理解，及在应用层面对应用条件、功能及可靠性的熟悉和了解，提升与本学科相关性的感知能力。因此，对技术的认知必须基于档案学的需要，更强调从决策层面与去理解和认知信息技术及其环境，同时从应用层面去感知技术的作用。决策层面的认知的要求从自然辩证法的角度把握技术与档案学研究的关系。在应用层面，能够针对档案研究及管理的具体问题，深入了解相关技术手段、方法的作用、应用背景、条件及技术工具。

摘要：针对法学领域电子数据和档案学领域电子文件从法律界定、共同面临的“原件”问题、法律效力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指出电子数据和电子文件在范围上存在一定的交叉。法学领域和档案学领域对电子数据和电子文件的界定、“原件”问题、法律效力等方面的规制，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应该利用二者的共性，使两种领域的相似法律制度更好地衔接。

关键词：电子数据；电子文件；原件；真实性；完整性

大量电子数据、电子文件融入社会、法律生活各个方面，由此引发法律规制问题，本文拟从二者的法律界定、原件问题、法律效力问题三方面比较法学领域和档案学领域法律规制的异同，同时梳理两个领域法律制度的衔接。

1电子数据和电子文件的法律界定及比较

1.1法学领域的数据电文及电子数据

商事法领域，我国于1999年《合同法》第11条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并注明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2004年我国第一部针对电子商务的《电子签名法》第2条中，数据电文被界定为“以电子、光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信息”。证据法领域，我国原来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法中对电子数据证据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部门通过将电子数据涵盖在“视听资料”进行扩大解释的方式，以解决电子数据作为证据无法可依的问题。2012年《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分别将电子数据列入证据种类。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将电子数据界定为“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2016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电子数据界定为“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

1.2档案学领域的电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