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范例

作者：潘林紫 冯彩媚 单位：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引言历史研究，以其探究事物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溯求根本，成为人类全面认识世界的基础步骤。戏曲音乐的历史观察是戏曲音乐研究的学术架构基础。戏曲是一种以文学、音乐、表演为核心形态要素的综合艺术形式。戏曲音乐的历史学研究并非仅有音乐而孤立其他，而是从音乐入手，观察在音乐制约之下的文学、唱腔、念白、板式、曲牌、器乐等。历史研究是以史料作为结论的提取素材，戏曲音乐的历史关照，其文字性史料，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剧本、戏词，辑录于各类文献中相关“演剧”景况的描述性文字。曲谱属于符号性与文字性共有的史料。此外，演剧图像史料、文物、遗演剧址等实物，都可以作为论证过程中重要的论据。另有口述传说，也可作为相互作证而用。本文所论，侧重在文字性史料及乐谱史料的关照。音乐研究是不能脱离曲谱的，戏曲音乐如是。但戏曲音乐直接相关的乐谱史料，比其文字性史料来说，数量匮乏，地方戏曲更是难见晚清以前的曲谱存世。因此，戏曲音乐的历史研究，进展缓慢，目前只能在形态学上进行曲体结构分析、表演艺术上进行唱腔分析等研究角度有所积累。本文所指历史研究，即立足史料，对某剧种或其下属某声腔、某板式等结构单位的音乐形态进行其风格、特色的历时性动态的演进，观其变化等学术论证。本文仅提出“构想”，因广西戏曲音乐以文字史料和曲谱结合进行体系化研究尚未形成，遂提出构想及论证，呼吁未来有更多同仁关注研究并参与其中。广西曾可见有桂剧、壮剧、彩调剧、邕剧、丝弦戏（剧）、采茶戏（剧）、牛娘戏、牛歌戏、鹿儿戏、客家戏、文场戏、唱灯戏、师公戏、壮师剧（戏）、侗戏（剧）、毛南戏（剧）、苗戏(剧)、鹩戏、仫佬戏①等20个戏曲剧种。目前，在广西区图书馆的文学书库、地方文献库和广西地方报刊库进行史料搜集工作所获史料所记载的信息，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剧本、音乐曲谱、演剧情况、源流、戏俗、科班艺人等，下文将对此进行简要陈述。

一、文字史料与曲谱概述

（一）剧目剧目即剧本。现有桂剧、彩调、邕剧等剧种的传统剧目汇编书籍中，如1963年的《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共64集），包含了彩调、桂剧、邕剧三个剧种上千个剧目。这些剧目剧本，描述故事并有简单提示演员的动作、走位。其他剧种的剧本，主要在《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如苗剧、仫佬剧等建国才产生的剧种。现刊行的剧目，基本为故事讲述的戏剧台本，少见曲谱随附。在广西上世纪50-80年代的期刊，如《广西艺术》、《广西文艺》、《广西戏剧通讯》、《漓江》，这些期刊选登有粤剧（当时分为小型粤剧、新粤曲）、彩调（当时1955年前称调子戏）、桂剧、采茶剧的剧目剧本。《广西文艺》仅在1954-1956两年，共24期（有12期未留藏本）就刊登了34个剧目剧本。另外还有专门刊登某一剧种剧目的刊物，如《彩调丛刊》（1-6）《桂剧丛刊》（1-4）。这些刊载或有重复，但剧目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还有大量的单个剧目成册出版。

（二）唱腔收录及曲谱汇编现有唱腔曲谱以彩调、桂剧最多，其次有采茶戏、壮剧；其他剧种较少。主要集中于《彩调常用曲调集》（1964）《桂剧音乐》（1961）等书中，有一小部分则见于《广西文艺》等期刊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两部大型集成，收录了上述彩调、桂剧等广西可见的，相对成熟①的所有剧种。戏曲唱腔因流派风格有异，演员传谱有异，常见同一唱段有多个版本记谱，体现不同艺人演唱、不同研究者记谱。不同版本记谱，会有旋律片段、唱词上的差别。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特点，也可给研究带来困难，但也是比较研究的宽广空间。地方性剧种，如桂南采茶戏的曲目曲谱，则曲谱比较多且集中。在广西艺术研究所编写的《桂南采茶音乐》（1985年）一书中，就有广西各地区采茶的茶腔、茶插（小调）、曲牌、锣鼓音乐的曲谱，此辑曲谱的学术性较强，记谱者不仅尽量再现音乐及歌词原貌，甚至顾及到方言的差异，体现地方戏音乐的核心特色：地方语言与音乐的结合。

（三）记载演剧、戏俗的志书在《广西戏剧史料集》（下文称《史料集》）和《广西戏剧史料散论集》（下文称《散论集》）中，《史料集》收录私人著作中相关广西戏曲文字的摘抄、近代广西戏剧活动的各项文件和启示、艺人墓碑碑文、各地区历代县志中描述戏剧的片段摘录。《散论集》有编者对一些文字史料及口述史料的对照论述以及部分桂剧科班史料。志书、笔记、游记中所录史料大多是某文字片段中涉及此地有剧，这类文字如远观异事，一言带过。唐宋时期，此地多见为傀儡、傩等属于民间歌舞戏形态阶段的戏曲雏形、多附在祭祀巫卜这样功能性较强的行为中，其艺术形态较为简单，与现今可见的仪式音乐较接近，音乐性不强。而且史料中所述景况，更多可明确为歌舞形式，是否演故事不得辨之，即是否具备了戏曲的必须特性尚不明确。这样的史料记载为今日的地方戏曲研究带来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有些艺术种类，如文场，应归其为戏曲还是曲艺②，在一些后人所编文献的分类中，有将文场归置于戏曲类，也有归置于曲艺类，虽然今天将其视为曲艺的居多，但既有不统一的现象存在，可见学术研究上所基于的解答还不够充分。在布告所录文字这类史料中，“剧”之针对性就比较强，如《宣传部函知南宁市各戏院听候派员审查戏剧文》，《广西省戏剧审查会为改良禁演桂剧先行试演征求社会公评启事》这样的篇目，前例应还包含了话剧等剧类，而后例就比较明确是针对桂剧所发。此类史料，描述事由、条例等较为周详，甚至还能涉及剧目罗列，但音乐风格、艺术形式等，就不得所见。各地方的县志所录文字中，有各种民间演剧风俗，体现了民间崇拜、节庆、文化联谊等不同层面的演剧模式，大都简单明了的，信息相对齐全。

（四）科班、艺人传略专门将此单独呈现，因这类内容在史料中所占比重较大，且关于科班的记载，多是口述形式，也有部分是表演艺人兼地方文化部门工作者执笔而作，即现今所指“口述史”。这部分口述史料，大部分由各地区戏剧研究室或市戏剧研究室研究员，采集于上世纪50~60年代。艺人传略方面也以在世老艺人或其子女的口述资料为主。如《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就有不少口述史料。桂剧、彩调、粤剧和壮剧的科班与艺人史料相对要多，主要呈现科班开办时间地点、科班教师、教学情况以及各行当演员。口述史料一般作为佐证而用，也有些专题，只见口述史料存世，但也必须多有佐证，下结论便更为强调“客观”以衡定。（五）《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所呈戏曲“所有事”作为编撰针对性较强的志书，《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下文称《戏曲志》）史料呈分类式辑录。《戏曲志》所列出大事年表、剧种表、广西地方剧种分布图、志略、剧种、剧目、音乐（声腔与腔调、剧种音乐）、表演（脚色行当体制与沿革、表演身段和特技）、舞台美术（化妆与脸谱、服装、装扮选例、砌末道具、舞台陈设与布景、舞台布景选例、舞台灯光与效果）、机构（科班、学校及训练班；班社、剧团；业余剧团；作坊与工厂；群众团体、研究机构；演出公司）、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行话、诗词•楹联、传记等18个类项，以及附录中有戏曲会演、调演、摄制电影、录音唱片、磁带名录等。该分类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戏曲研究学术构架，附录的学术参考价值也非常高。《戏曲志》所录史料，虽不尽然齐全，但其方向指引的意义是非凡的。#p#分页标题#e#

作者：薛毅 单位：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煤矿史研究所

煤炭是地球上蕴藏量最丰富、分布地域最广的化石燃料。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开采和利用煤炭最早的国家之一。煤炭的开采和利用为人类带来了光和热，提供了新的能源，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的作用。截止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煤炭的开发和利用及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著作主要有夏湘蓉等编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编写组著的《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煤炭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李进尧等著：《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资料汇编主要有章鸿钊遗著：《古矿录》（地质出版社1954年版）、祁守华等编的《中国地方志煤炭史料选辑》（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吴晓煜编著的《中国煤炭碑刻》（煤炭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等。论文主要有周蓝田：《中国古代人民使用煤炭历史的研究》（《北京矿业学院学报》1956年2期）；赵承泽等：《关于西周的一批煤玉雕刻》（《文物》1978年5期）；许惠民：《北宋时期煤炭的开发利用》（《中国史研究》1987年2期）；李仲均等：《中国古代用煤的历史》（《文史知识》1987年3期）；黄启臣：《万历年间矿业政策的论争》（《史学集刊》1988年3期）；杨涛：《矿税大兴与明政权的解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3期）；官美堞：《古代工矿市镇———颜神镇的形成和发展》（《文史哲》1988年6期）；李进尧：《中国采煤技术的形成和发展》（《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1期）；许惠民等：《北宋时期开封的燃料问题———宋人能源问题研究之二》（《云南社会科学》1988年6期）；华觉明：《煤、制团和烧结在中国古代冶金中的应用》（《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4期）；王开玺：《清前期矿务政策述评》（《安徽史学》1992年2期）；元廷植：《清中期的北京煤炭不足和清朝的对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3期）；吴晓煜：《中国古代煤矿史的基本脉络和煤炭开发利用的主要特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3期）等。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煤炭的开发利用研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十分可喜的成绩。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既有从纵向研究古代中国煤炭开采和利用的发展历程，也有侧重研究某一朝代对煤炭的开采政策。有的专注于某一个案的考证，有的就古代煤炭开采科学技术发展进行论述等。根据以往研究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结合最近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就煤炭的形成、中国古代煤炭名称的演进、煤窑与煤矿的考辨、古代对煤炭的发现和利用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关于煤炭的形成

在中国，关于煤炭是怎样形成的？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汉代有人说煤是‘天火劫烧之灰’。唐代有人认为煤是‘天火烧石而成’，是由石头变来的。还有人则求助于神，认为煤是太上老君‘炼海烧山’的结果，甚至编造出‘神仙种煤’、‘老君爷撒籽种煤’、‘黑龙入地变化成煤’的种种神话传说。”［1］80就目前而言，绝大多数相关专著和教科书认为：煤炭是一种化石燃料，它是植物遗体在覆盖地层下，压实、转化而成的固体有机可燃沉积岩，蕴藏于地层之间。煤炭是由数亿年前植物大量繁殖生长之后形成的。从植物死亡、堆积到转化成煤炭，经过了漫长的极其复杂的生物化学、物理化学作用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泥炭化作用、腐泥化作用，最终形成为煤炭。“随着近代地质学及生物地质学的发展，人们可以在煤层及其附近岩层中发现大量保存完好、可以鉴定属种的古代植物化石；在煤层中可以发现碳化了的树干；在煤层顶底板的粘土类岩石中可以发现植物根、茎、叶部的印痕和遗迹；如果把煤磨成薄片置于显微镜下观察，还可以看到植物细胞组织的残留痕迹以及孢子、花粉、树脂、角质层等植物残留物。所有这一切，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腐殖煤是由高等植物变来的。”［2］2除了植物条件，煤炭的形成还需要具备气候、地壳运动和地理条件，四者缺一不可。关于气候条件，潮湿是沼泽最主要的特征；只有温暖的气候才有利于泥炭的大量堆积；泥炭的保存需要适当的覆水条件，而覆水程度与湿度有关。关于地质条件，形成煤田最主要的地质条件是地壳上升或下沉的垂直运动，正是由于这种垂直运动，在地球上才出现了高山和海洋、陆地和湖泊。当地壳下降得不太深时，就形成了沼泽。在沼泽中生长的水生植物死亡后就堆积在沼泽中，这种沼泽就逐步变成了泥炭沼。泥炭化作用是在泥炭沼中进行的，在自然界中进行着植物的生长和死亡，死亡植物堆积起来，其残骸与空气隔离，加上有足够的水分注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泥炭。泥炭在地下热力和压力的作用下逐步形成褐煤和烟煤。地理条件是指成煤场所。

地史上有相当多的植物死亡后，因没有有利的堆积场所而被氧化分解。所以，要形成分布面较广的煤层，还必须有适宜于发生大面积沼泽化的自然地理场所，如滨海平原、内陆盆地、山间盆地等。同时具备植物、气候、地质、地理四个条件的时间越长，形成的煤层就越厚。“其中地壳运动为主导因素，对植物的生长及其遗体的保存、气候的形成、成煤场所、煤层厚度等都有控制作用。”［3］116关于植物演变成煤炭的时间，古代学者多语焉不详，多以“洪荒以来”、“古之山林洪荒之世”、“太初之世”、“无算年代”等一笔代过。清代学者檀萃在分析云南煤炭生成原因时认为：“滇多地震，地裂尽开，两旁之木，震而倒下，旋即复合如平地，林木人居皆不见，阅千年化为煤”。［1］81关于植物演变成煤炭的时间，美国学者约翰•R•麦克尼尔认为：“在合适的条件下，埋在地下的植物经过数百万年的压力就会形成煤炭。”他还认为：“如果时间不够，就是泥炭。大部分的泥炭都是在过去6000年形成的，湿冷的气候是泥炭形成和保存的必要条件。因此，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泥炭都蕴藏在高纬度和高海拔的地区，如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和西伯利亚。”［4］中国学者向英温和杨先林认为：“煤是古代植物埋藏在地下，在缺氧和某些细菌的作用下，经过几千年的漫长时间，在温度、压力及地质化学作用条件下而变成的。”［5］1#p#分页标题#e#

总之，煤炭起源于植物是学术界普遍认为并根深蒂固的观点，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代汉语辞典》（第5版）对煤炭的解释：“一种可以燃烧的黑色固体，主要成分是碳、氢、氧和氮。是古代植物埋在地下，经历复杂的化学变化和高温高压而形成的。按形成阶段和煤化程度的不同，可分为泥煤、褐煤、烟煤和无烟煤。主要用做燃料和化工原料。”［6］928这个解释可以视为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煤炭的基本认识。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和长期从事煤矿工程技术的人员对煤炭的成因提出了新的观点，质疑并挑战传统的观点。王成学先生认为：“如果煤炭真由树木堆积而成，那他的顶底板就不会那么平，光滑的如镜子一般……树木的根部约占整个树木体积的1／4～1／5左右，这不是个小数字，如果有当地树木参与形成煤炭，那它根部所形成的煤炭则应在地板内，而且地板就不可能那么平，更不用说平滑如镜的顶板了。”他还认为：“有的煤层特别厚，而有的煤层又特别薄，薄的地方厚度仅几厘米甚至几毫米，想想看，如果是1cm厚的煤层那是怎么形成的？难道是由6cm厚的树木形成的吗？难道当时茂密的森林仅有6cm？有人说是草或灌木形成的，如果真是那样，草和灌木又是那里来的？如果是本地生长的，那土又在那里？因为很多极薄煤层下面仅是一层薄薄的夹矸，夹矸下面又是煤炭，如果草真的长在这薄薄的土地上，而且一般不是一年二年，那它下面形成煤炭的树木既不处于高温高压和隔氧的情况下，那为什么不会腐烂呢？有人讲那是在水下形成的。那更不可能，夹矸下面的煤层有时很厚，需要很多树木来形成，它怎么不被水漂浮起来而甘愿被薄薄一层泥沙压住而形成夹矸呢？另外在顶板内和岩层中，经常有和纸一样薄的煤层而常被称作煤线的，它们又是怎样形成的？”王成学先生在文章中进一步质疑，如果说煤炭来源于植物，那么“金、银、铜、铁、锡等各式各样的矿物又是怎样形成的？”他的结论是：“煤炭不可能是由植物或树木形成的。”［7］34、427年后，王成学先生又发表了《再论“煤的形成质疑”》一文。作者在文章中自称曾长年在井下与煤打交道，非常熟悉煤层赋存状态。在文章中，作者分别以新疆特厚煤层和山西沁水煤田特薄煤层为例证提出：“最近有报道说，新疆发现有50m、150m、甚至750m的特厚煤层，按照6m实木形成1m煤的理论，那得需要750m×6m＝4500m厚的实木才能形成，大家认为可能吗？……最薄的夹矸仅有3cm，却没有一根木头将其穿透，这能让人相信吗？”关于形成煤炭的原因，作者认为：“在宇宙大爆炸后，宇宙物质急速向四周扩散，在不同的区域，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物质逐步聚拢，就形成了各个星球，其中也包括地球。地球由多种物质构成，其中也包括形成煤的物质，于是与形成其它岩层一样形成了煤层。”［8］28刊登这两篇文章的是由山西潞安矿业（集团）公司主办的《煤》杂志。该刊之所以两次发表王成学先生质疑煤炭形成原因的文章，是因为该刊发表了王成学先生第一篇质疑文章后，“许多读者纷纷来电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致认为煤确实不是由木头形成的，但是如何形成的却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8］29其中荀洪菲等人认为：“距今66亿年前，在银河系的一场大爆炸之后，地球形成的过程当中形成了煤。煤是包含各种碳氢化合物、硫化物和碳等元素的尘埃星云气体被地球吸引并随球体的形成埋藏于地下沉积而成。”［9］91由此可见，关于煤炭形成的原因尚无定论，各家的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而最终形成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共识不仅对于研究中国煤炭史至关重要，而且对世界煤炭史研究也是一大贡献。

二、关于煤炭名称的演进

不同形态的空间通常是不同的建构逻辑运作的结果。不同形态的空间通常也是不同权利资源实践的结果。比如说，抗战时期日军占领了北京，把北大的红楼变成驻军的场所。战时北大清华举校南迁，到了南方，把庙宇变成教室，把民居变成宿舍。从物质观点来看，校园或庙宇，公主府第或军队营房，各种不同空间在形成或建构的时候常有若干内在的规划或则律，并且依循这些原则安排门户或者墙壁。各类空间秩序一旦形成，这个秩序对于其间所将要开展的活动，也常常具有或多或少的指向性或规范性。人们一旦进入或使用这个空间，就不得不跟这个规划逻辑进行某种有意或无意的对话。这种对话往往是具有文化以及社会意义的，我们如果开发这个意义，应当可以为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角。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谈史学研究中的空间思维，目的并不在于狭义的提倡城市研究。我认为，空间思维可以为一般史学研究加分，正是因为一般凡夫俗子不能够神行，而大家又都想象或希望神行。能与不能、以及想与不想，其间有个张力。这个张力十分有趣，能为史学研究增色。至于如何增色，进而发挥宏旨，则关键在于我们在研究的设计之中，是否能把空间结构看作权利以及资源关系的产物，把空间形态解读成具有社会文化经济意义的历史积淀，把历史人物的空间经历开发为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实践与物质权利秩序建构逻辑之间的对抗或对话。我们回顾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这类把“空间建构”与“社会实践”看待成对抗或对话过程的作品似乎还不算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这回的论坛，既然以中华民国史的回顾与前瞻作为题目，我想我们如果在史学领域中开发空间思维，今后或者可以开辟出一个新的史学维度。

以上已经指出，我所论述的民国史学中的空间思维，虽然离不开对于城乡关系的理解，但是这并不等于主张把民国史研究变成民国时期城市史研究。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以下我想以伯克利加州大学20世纪中期历史学系的列文孙教授的作品作为例子，透过对他的思想史论述的重读，思索他的作品中的空间思维，着墨以上所描述的空间思维。

列文孙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转型》三卷本，不但提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同时也着眼西方与中国之间文化上的张力。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所以断裂，在他看来，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便是东西交汇、中国的世界空间秩序被动地被重组。这个传统空间秩序所指的不只是众所周知的朝贡体系以及明清帝国所图绘想象的天下，同时对内而言，也是以科举为制度、以儒学士人为干部团队的政治社会秩序。这个以四书五经为课本的秩序建构在一个区分夷狄华夏、核心边陲的文明想象之上。晚清时期这个秩序被动的被重组，打破了中国世界内部原有的文化社会资源利益的分配，也打破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一贯论述。戊戌以后，中国面临空前的文明挑战，传统知识人也面临权利话语的挑战。根据列文孙的看法，这样的双重挑战促成了中国历史千年以来首次的根本断裂。

列文孙的文化论述粗枝大叶，他的结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遭受到许多学者提出来的许多辩驳。我们只能说，他的作品产生在20世纪中期，无可避免的遭受到当时的不少时代局限。但是他提出来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作为东方与欧美作为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碰撞的问题，则仍然是至今没有完善解决的史学问题，这个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以各种面貌继续衍生存在。列文孙可以重读，正因为他所提出的历史问题不但至今还没有解决，而且他的论述方式，正可以帮助我们检视这些问题今天之所以继续是问题，其中在西方学界所曾经走过的话语建构的道路。

列文孙所运用的历史分析方法，一方面具有时间纵深，在时间跨度上从晚明一直关注到人民共和国，一方面具有空间跨度，把中国放进世界地图，透过这个地图在近现代的重新绘制，来谈文明以及国家问题。他说16世纪的东西交通，是耶稣会传教士积极寻求被中国士人接纳的过程。中国是天下，欧西是外洋。而19世纪晚期以后的东西交通，则成为中国知识人一力寻求加入西方世界的过程。以欧西为核心以及主导的世界成为世界，以中国为疆界的传统天下沦为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次要的特定地区或省份。这种空间关系的变化具有极大的现实文明以及政治上的意义。列文孙的空间思维，体现在他对空间结构及其变化的关注，以及其间所引发的权利关系位置转移的现象。我们姑且把他所使用的阐释方法称之为“位移”。

列文孙说过，一个人如果在沙漠之中迷途，他如果想知道他在哪，他所该用的方式并不是描述自己的所在，因为他不会不知道他的存身地点。他所该知道的是其他的人在哪，知道了以后才能定出自己该行进的方向。他又说，我们如果要完整认识一个提法的内涵，就不能只看这个提法的字面意义，而需要看这个提法所针对解答的问题，以及当这个提法被肯定的时候，有哪些其他相关的提法遭受否定。换言之，一个话语的意涵，包含它所肯定与否定的多元层面，也包含它的功利指向。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魏文侯被正式承认为诸侯，安邑也成为了魏国的都城。文侯之子魏武侯在位时，“城安邑”（《史记•魏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十一年（前385年），城洛阳及安邑、王垣。”）魏武侯的“城安邑”，当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安邑的地理位置靠近秦国，在战国时期秦国强大以后受到严重威胁。在武侯之子魏惠王在位时，“城安邑”已不足以解决问题，终于迫使魏国做出了迁都举动。《水经注》引《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六年（前364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惠王迁都大梁后，魏也称梁，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从魏绛徙治安邑到魏惠王迁都大梁，魏在安邑经营的时间约两百年。

梁惠王迁都后，安邑仍不失为河东地区的一座重镇。秦、魏两国为此发生了长期的争夺。《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但秦国并没有能一直占领此城。直至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魏国才被迫献出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史记•秦本纪》二十二年，“河东为九县。”秦国以安邑为中心建立了河东郡。

秦汉的河东郡一直以安邑为郡治，河东治下的县最多时达到二十八个（《汉书•尹翁归传》）。魏正始八年五月，“分河东之汾北十县为平阳郡。”（《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河东郡被一分为二，北部成立了新郡平阳，南部仍称河东郡，郡治仍在安邑。

南北安邑考

北魏时期，出现了“南北安邑”。《魏书•地理志》“河北郡”下面有“北安邑”，注云：“二汉、晋曰安邑，属河东，后改。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置为郡，十八年复属”；有“南安邑”，注云：“太和十一年置。有中条山。”可见北安邑是原安邑，而南安邑是北魏时期新置县。（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沿袭了明《一统志》里的说法，认为当时的安邑县（今盐湖区安邑镇）是北安邑，与《魏书》中的说法明显不和，当属误断）。由于今夏县县治在禹王城（原安邑）南，所以有人认为夏县即是“南安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西通志》（雍正版，卷一百七十九）里的一种说法，该书援引《通典》云：“后魏神元年别置南安邑城，在禹都旧城之西四十里，分安邑之东立夏县。”此说看似与《魏书•地理志》的说法不同，其实并不矛盾，甚至是可以相互佐证的。因为此说中仅仅提到在神元年别置南安邑“城”，而并未言明在此置县。按《魏书•世祖纪》，神元年前后，北魏正与占据关中的赫连氏作战，虽然北魏在之前始光四年（427年）的战斗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神元年的战局一度不利，置南安邑城多是出于军事目的，意在巩固在河东的战果，而直至六十年后的太和十一年，南安邑才正式立县，南安邑应是后来安邑县（现已并入盐湖区）的前身。而北安邑的治所后来移到东南方向，成为今天的夏县。也正是在神元年，北魏太武帝自安邑移郡于蒲坂（《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安邑从此失去了郡治的地位。

禹王城城郭布局

禹王城的主要遗存是东周至汉代的城址，共分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台四个部分，小城在大城的中央，禹王台在小城的东南角，中城在大城的西南部。

作者：赵仲明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作者：Simon Gunn 丁雄飞 张卫良 单位：莱斯特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1960年4月，在英国国会的一场关于道路交通的辩论中，工党议员帕特里克•沃克(PatrickGordonWalker)发表了一番演说，他的主题是“预想未来”。沃克说:汽车是能够促进我们国家当下社会变革最有活力的因素。它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改变我们城市、道路和乡村的面貌……我认为拥有一辆汽车正开始取代拥有一所住房，这体现了人的独立感和自尊感。汽车已然日渐成为人的社会必需品，于是，我们道路上的汽车数量会急剧增长。我们必须以更大的精力，根据汽车这一维度来重新建构我们整个工作和生活的环境。①其他的一些专家并没有那么乐观，他们更担心的是大众汽车化可能导致的种种后果。1961年，英国重要的交通规划师柯林•布坎南(ColinBuchanan)警告伦敦城市规划研究院:“作为机动车影响的一个结果，许多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现在，汽车“正威胁着城市地区的文明化运作”;根据布坎南的说法，汽车正在“产生让那些地方呈现出一派冷漠的面貌的恶劣影响”［1］。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所有评论家一致认为，随着大众拥有汽车时代的到来，这个国家的景观及其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改变。在这方面，英国远不是独一无二的。遍及大部分的西方国家———包括经济发达国家———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这些年里，社会学家们所谓的“汽车体制”的东西才嵌入进来。当然，就汽车本身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它们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随着大众拥有汽车的规模扩展，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的生活方式才开始发生变化。在这些年里，英国的汽车数量增长了五倍。［2］1958－1968年间，法国经历了一场消费革命，文化评论家视其重要性堪比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业革命。尽管洗衣机、电视机和电冰箱都是这场消费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其最具标志性的符号就是像雪铁龙德尚(CitroenDS)这样的汽车。［3］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单单在1960－1970年间，日本的汽车和卡车数量就增长了16倍，从而在10年之内创造了一个大众汽车社会。即便是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国家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建造了全国高速公路系统和州际高速公路系统。②［4］

在20世纪下半叶，汽车体制吞噬了西方社会。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可以阻挡这种趋势。但是，汽车大众化在不同国家产生了相当不同的影响———新建了道路系统，产生了物质方面的影响;政府获得了一个大众汽车社会，并给予回应，产生了政治方面的影响;汽车被作为消费者的驾驶人所专用，产生了文化方面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一部全球范围的关于汽车体制的历史。我们有的仅仅是一些零碎的关于汽车使用的编史。例如，以英国和日本为例，主要的撰稿者是一些企业史家和经济史家，因此，有一种著名的汽车制造和汽车企业史，例如像尼桑和福特这样的历史;但是，在北美之外关于汽车对城市形态或者社会生活方式影响的历史研究却非常罕见。③尽管如此，由于各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汽车对于碳排放和全球变暖的影响，也因为我们即将步入亚洲汽车革命这一新阶段，所以，许多历史学家开始思考1945年之后那几十年间发生的所谓大众汽车化的“第一次浪潮”。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开始逐渐抛弃那些相对浅显的思考方式，比如仅仅涉及汽车制造和汽车拥有规模的扩张。在这篇短文中，我试图就大众汽车化这一历史现象，查考一些更为重要的研究新路径。这些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汽车体制”的概念、大众汽车化对于城市形态的影响、大众汽车拥有权的政治学及其对于改变日常生活起了多大的作用。

一“汽车体制”

首先，最近有关汽车化的历史研究已经受到了社会学家们所谓“汽车体制”这一术语的影响。［5－6］这意味着，研究汽车化不能将与之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割裂开来，正是汽车化导致了这些基础设施的出现。当大众汽车制造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腾飞的时候，一系列新的现象随之应运而生:各种新的道路系统以应对一个飞速机动化的社会;一个为汽车业供给燃料的石化工业，像壳牌和美孚这样的跨国石油公司便是这一现象的缩影;汽车销售的经销商网络以及维修汽车的修理站;大量小型产业提供一切从汽车配件到道路标志的相关产品。其他的产业，比如广告业，开始大规模地重新定位，以便使汽车品牌化和偶像化。这种全新工业上层建筑的增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汽车业在经济领域中越来越占有主导地位，最明显的是，大规模的汽车产业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已经确立起来。不同形式的汽车运输业成为一个主要的就业雇主，汽车制造业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尤其在像煤炭、纺织、造船这样的传统工业走向衰弱的时期。各国政府设法通过调整消费者的借款利率来管控消费行为，因为大多数的普通人是依靠贷款来购买汽车的。同时，汽车产业本身也开始将自身确立为一个能够施加政治压力的集团，这个集团包括制造商、石化利益团体、公路货运公司、汽车销售商团体，等等———这个集团以“公路游说团”(‘roadlobby’)著名。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公路游说团”被认为是英国议会中最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它们试图对从税费到外交政策的一切事务施加影响。［7］因此，我们需要明白，汽车在历史上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商品，或者一种交通工具，毋宁说是一种体制———汽车体制———的一部分。这种体制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的集合。

城市史学家的一个任务就是去理解，这种集合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很多国家是在20世纪50－70年代之间确立起来，但美国要更早一些，在20世纪的30－50年代之间就已经建立。只有意识到汽车深度嵌入社会这一本质，我们才能理解以下事实:汽车本身具有非凡的适应能力;政客们屡次试图限制汽车使用的努力，皆毫无效果;汽车有能力在油价连番上涨之后依然生存下来。和其他的基础设施形态一样，如电力、自来水、计算机网络等，汽车化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建筑形式、日常经济乃至现代都市社会的消费想象之中。［8］#p#分页标题#e#

思想史研究亦如此，如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写过一部《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论说萨特的马克思研究，认为萨特是用存在主义解读马克思，这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今天研究萨特的思想（如萨特的马克思观），不读萨特本人的著作，而只读雷蒙•阿隆的《想象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就是使用二手史料。但如果我们是研究雷蒙•阿隆的思想，那么他的这部著作，就是我们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当然，如果要进一步推敲，也只有雷蒙•阿隆的法文原著才能算一手史料，因为语文的转译，也会产生一定的误解错译。总之，史料的一手、二手，都针对我们特定的研究对象而言，也随着我们研究对象的转变而转变。离开了研究对象而指称某史料是一手或二手，是没有意义的。

回到上文提到的“特洛伊题”。A 选项的格罗特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也是“一个很有威望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恩格斯语），他的《希腊史》以材料丰富、考证精审而受到学界赞誉。《荷马史诗》中保存了特拉伊战争的一手史料（见下文），如果格罗特的《希腊史》采用《荷马史诗》来写特拉伊战争，而我们不是从《荷马史诗》而是从格罗特的著作去录用有关的史料，那么，这只是使用了二手史料。格罗特和他的《希腊史》在当年就有很好声誉，许多学术著述都会引用其中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引用了这部书的一些资料和结论。但是，这样的引用，仍只能说是利用了二手资料。当然，如果我们要研究 19 世纪的英国史学（格罗特是 19 世纪英国史学家），研究格罗特本人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那么这部《希腊史》就是一手史料了。

第一手史料当依据史料的留存状况来判定

按照上文的逻辑，如果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史记》自然是第一手史料；如果我们借助《史记》来研究西汉历史，那么，它只是第二手史料。但是，为什么习惯上我们常说《史记》是研究西汉的第一手史料呢？这与上文的逻辑是否相悖呢？其实这里有一个语境的问题，而语境的背后，乃是史料的留存问题。

《史记》是司马迁的名著，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它运用了大量当时所能看到的原始史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担任太史令一职，自然可以阅读、利用宫廷保存的这许多原始史料。吕思勉先生有一篇考证性的文章，题为《本纪世家皆史记前已有》，认为在《史记》之前，已经有本纪、世家这种体裁的历史资料，《史记》的编撰，大量录用了这些原有的史料。后人评说《史记》，会说它有很多重复，说司马迁的叙事常常详略不均；同样记事，有时是以人为主，有时以事为主。其实，这主要因为前代留存的史料本是如此，“如其说是好的，史公不应尽冒其功；如其说是坏的，史公不能尽尸其咎”。我们在诸如《史籍举要》（柴德赓著）、《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张舜徽著）一类书中，都能看到对《史记》史料来源的详尽分析。可见司马迁《史记》所用的材料，原先都有原始的一手史料。但是到后来，《史记》所本的一手史料全都亡佚而不可见了，于是便说《史记》是我们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其实，非但《史记》有这种情况，“二十四史”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如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治唐史者，无不称其为第一手史料。但是，据史学家赵翼考证，《旧唐书》的史料，尤其是它的前半部大都取自当年的《实录》和《国史》。唐朝的《国史》是以《实录》为原始资料加以编撰的，而《实录》则是朝廷史官（起居令史）实录的帝王言行。所以，如果我们研究唐代历史，与其说《旧唐书》《国史》是第一手史料，倒不如说这些《实录》是第一手史料。无奈唐朝的《实录》，除了韩愈所撰《顺治实录》还在，其他早都亡佚了；《国史》仅韦述所撰的部分，撰《旧唐书》的刘 还能看到，其他的也都散失了。唐之《实录》《国史》已亡佚而不可见，而保存了《实录》《国史》之原始史料的《旧唐书》，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历史的第一手史料。然而，以同样的逻辑来推论《清史稿》却不一定恰当。《清史稿》的史料自然也极丰富，有清一代国史馆的国史底本、各朝实录、圣训、方略、会典、方志，以及《清史列传》《耆献类征》《碑传集》等各种文集，都是撰史者的原始史料。由于年代较近，《清史稿》的原始史料大多数至今还保存完好，这就使得今日的文献整理研究者可以依据上述材料与《清史稿》做互相校勘。明白了《清史稿》与其原始史料的关系，以及这些原始史料的保存情况，我们自然就不会径直地称它为第一手史料。所以，史学家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论说《清史稿》的史料来源时说：“《清史稿》在其中最概括简略，是转手多次以后的资料。”这也就说明，史料的一手、二手，还当依据史料的留存状况来区分。

第一手史料与史著中引录一手史料不能视为等同

台湾跳鼓阵的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自古就展现其民族文化的丰厚，其体育活动的发展之早也远胜于欧美其他国家，而民俗技艺类的体育活动，更是十分丰富及多姿多彩。本文以台湾跳鼓阵为研究对象，首先追溯跳鼓阵活动的起源与变迁，其次，分析跳鼓阵的活动现状，最后提出跳鼓阵的推广策略。跳鼓阵，以“击鼓、敲锣”配上“跳跃动作”为表演主轴，也称为“花鼓阵”、“大鼓阵”、“大鼓弄”、“弄鼓花”等，而跳鼓阵的渊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文献上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探讨跳鼓阵的源流首先应从“大鼓凉伞舞”来说起“，大鼓凉伞舞”是福建漳州一带人们喜爱的民间舞蹈，每逢喜庆、庙会，那种热烈、粗犷的锣鼓点，就会吸引民众暂放下手边工作一睹为快。台湾的族群，大多来自福建的泉州和漳州，在航海技术和工具不发达的时代，来自内陆的移民要能横跨台湾海峡，只能依赖天来保佑以及神祗的庇护了。信仰的神祗既多，与之相关的仪式自然不可免，特别是祭奠之时。

由史料可以发现，跳鼓阵乃是明朝戚继光时代所遗留的“大鼓凉伞舞”。“大鼓凉伞舞”首见史料并有相关记录，可追溯到 1564 年，即明朝嘉靖四十三年除夕之夜，倭寇入侵大陆九龙江一带进行抢掠。漳州一带的百姓，每次发现倭寇入侵，便立即将老弱妇孺送入深山躲藏。当年驻守东南沿海边疆的统帅是戚继光，他估计倭寇可能乘节日前来骚扰，就命令士兵坚守岗位，等敌船靠岸后，戚继光一面下令烧船，一面指挥沿江炮台猛击切断倭寇退路。经过九天八夜围剿，歼灭大部分入侵倭寇，并在正月十四日将倭寇全部歼灭。逃难的乡民回到家中，第二天就是元宵节，众百姓想感谢浴血奋战的将士，纷纷杀猪宰牛慰劳戚家军。在和戚家军并肩战斗过的青年小伙子的带领下，他们敲着大鼓，弹着琴弦，踏着舞步冒雨来到军营大帐，戚继光见载歌载舞的百姓衣服都被绵绵寒雨打湿，忙命士兵撑伞为百姓遮雨，持伞的战士也不约而同随着节拍舞动，形成边打边舞的场面。第二年军民们为了庆祝胜利，又同去年般狂欢歌舞，从此年年元宵节都要大跳“大鼓凉伞舞”。因此“，大鼓凉伞舞”可以说是跳鼓阵最早的雏形。

目前与台湾跳鼓阵有关的文献记录只有《壹南县志》中提及“两人一对手，一人持凉伞，一人抱大鼓，凉伞打回旋，大鼓双面打，边打边舞，另有打锣手三四人围住大鼓，边打边舞；其状天真烂漫，爽然欲醉，又名弄鼓花”。简单的描述却能让人体会跳鼓阵表演的神态及特点。台湾跳鼓阵应该是在明清之际，随着闽南人民移民台湾，“大鼓凉伞舞”很自然地传到台湾，成为台湾的民间技艺之一。而跳鼓阵在台湾的历史记录，则可追溯到郑成功讨平台湾之时，由于竭力整军，每天勤奋练兵，反清复明。当时时常举办比武盛会以鼓励讲武之风，在搏击中，便有击鼓者在旁边击鼓助威，或进或退，随着比武的人跳跃进退，而成为一种豪壮的军乐，广为青年一辈所喜爱。后来满清统治台湾后，农闲无事时，便以助威的军鼓作为消遣娱乐。因为其跳跃进退，配合鼓声的节奏，蕴含着无限青春活力，演变至今，世代相传，结合原本既存的“大鼓凉伞舞”，成为现流行于台湾的跳鼓阵。

台湾跳鼓阵的发展

在今日的庙会，以及民俗体育活动中，跳鼓阵的表演，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目。由于其在跳跃、进退中，舞蹈脚步配合着鼓声，表现出无限青春活力，不断为现场制造出热闹的气氛，吸引无数观众的目光，已然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民俗体育活动。跳鼓阵，从字面来说，是以“边跳舞边击鼓”为表演方式的民俗阵头。跳鼓阵之所以被称为跳鼓，乃因为这种队形变化万千的表演活动，通常有一个人背着鼓，且以这个背鼓者为整个队形的表演中心。

1.文艺季。近年来庙会中的跳鼓阵、宋江阵、车古镇等民俗活动，纷纷登上文艺季的舞台。在教改的推动下，落实乡土体育，各校将地方传统民俗技艺融入教学。因此，由学校组织素质整齐，表演出色，受到各界佳评。所以，在文艺季中，地方传统民俗艺术已占重要位置，而学校的跳鼓阵也常会受邀表演，以此展现故乡的自然之美与文化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