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范例

摘要：

英语教学与英语语言学关系密切。英语语言学对英语教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教学显得更为重要，如何营造有效的教学氛围，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英语知识，是当前英语教师应当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英语语言学不仅能够营造合理语境，还可以提升课堂趣味性。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英语语言学和英语教学的特点。又在此基础上从词形学构词法、语音学、认知语言学等方面分析了英语语言学在英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关键词：

英语语言学；英语教学；运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英语教学日益受到社会各层人士的关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我国英语教育者及学者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也归纳出一套有效的英语语言学教学法。由于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的教材大纲要求学生必须熟练的掌握听、说、读、写等语言运用技能，因此，英语学习和教学就必须从英语语言学的应用本质出发。英语语言学全面、系统的揭示了英语的发展规律与功能。可见，英语语言学与英语教学联系极为紧密，若要提升英语教学效率，就必须重视英语语言学在教学过程中的运用。

1英语语言学和英语教学的特点

1.1英语语言学的特点

1商务语言与商务语言学研究的兴起

1.1商务语言的研究范畴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才流动与交往，扩大了商务活动领域与范围，而作为媒介的语言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人们开始对普遍运用的商务语言这个语言变体给予极大关注。针对语言的这种变体和运用领域范围，国内的语言学家对商务语言的发展及其特殊性开始展开研究，2005年黎运汉出版了《商务语言教程》，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商务语言的功用和特点，涉及内容有：商务语言表达与领会的原则，商务语言使用的规律，营销语用策略，商务谈判用语策略等，并将商务语言作为一个专门功能分语体加以整体研究。他对商务语言的定义如下：“商务语言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而是全民语言在商业领域交际中形成的一种言语变异，具有自己特点和风格的一种言语体式”（黎运汉2005：29）。其实，商务语言是一种动态的言语表现，它包括一切语言的商务性功能与特征。就目前我们所能接触到最常见的语言取向而言，有商务汉语、商务英语、商务日语、商务俄语、商务法语、商务德语、商务韩（朝）语、商务西班牙语等等，在现实中，这些语种的商务语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除了操本族语人员使用外更多地是为那些非本族语人而言的，都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譬如：商务汉语主要针对汉语为非母语的人群，商务英语是针对那些英语为非母语的人群，希望通过这种商务语言的学习使得那些非母语的使用者或从业者能够在商务领域中掌握专业词汇与表达，消除语言障碍，完成交际任务及目的。因此，很多学者从语言的词汇入手，对其构成方式、特征、类别属性等进行分析或对比研究，探讨其中的特征与规律。就商务汉语而言，由于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对汉语词汇构成的偏正、动宾、联合等形式并不陌生，它们是主要的构成类别，但如果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一些其他方面的商务词语特征，诸如复合词比重较高、大量缩略词语、外来词主要来自日本等。

1.2商务语言对商务英语语言学建构的启示

在此之后，国内的学者为了构建商务英语学科的学理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探索，尤其对商务英语学科理论的上游学科学理，即商务语言学理论进行了探讨。张佐成（2008）认为建立商务语言学将是商务英语发展的最终目标，他是从分析商务话语的角度对商务英语发展的最终归宿画上了商务语言学的句号。林添湖2012年在“第二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研讨会”上提出，商务英语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可以朝着构建商务语言学的方向推进，并把商务语言学构建成应用语言学范畴内一门完整独立的交叉型应用学科。在借鉴国外学者对商务语言学所下定义（Daniushina2010）并全面分析与阐述商务语言学可行性的学理基础上，林添湖（2014）呼吁学界同仁关注并努力建立商务语言学本体理论体系。毋庸置疑，在商务语言的基础上构建商务语言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与垂直隶属关系，是一脉相承的。正是从这层关系和角度，商务英语学者开始寻找并构建商务英语的核心理论支撑。国内学者对商务语言学的建立构思体现了新世纪人们对商务环境跌宕起伏所带来的语言变化的重视，有利于开拓语言学发展的新领域，对商务英语语言学的构建提供了新思维、新路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目前中国环境下商务语言学的构建包括两大语言方向，一个是汉语方面的，一个是外语方面的，在外语多语种方向里包含英语，也就是说，商务语言学涵盖的面非常广，商务英语语言学的构建只占商务语言学的一部分，对于我们商务英语学科的理论构建来讲，商务语言学研究的面过大过多，而作为独立的商务英语学科，构建商务英语语言学核心理论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研究课题。不过，商务语言学的发展成果又会毫无疑问地促进与丰富商务英语语言学的发展，两者关系密切，有合而不同之特点。

1.3目前面临的问题

遗憾的是，目前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商务语言学词条，除上面提到林添湖这方面的论文外几乎查不到有关该词条的相关论文，显示该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况，而从我们商务英语目前的研究状态、研究成果、研究进展、研究目标和研究人员构成看，以我们的长项去开拓商务英语语言学理论比较适宜，可以省去大量的人力物力，直接走上一条时间短任务完成快的路径。商务语言学的构建需要大量研究人员从事相关项目的研究，需要语言学界同仁的共识，需要不同语种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语言研究领域共同的参与，需要一个漫长的研究过程，更需要有大量的科研成果作为支撑，所有这一切非英语及商务英语研究者在可见的时间内所能完成及达到。当然，我们希望有此能力、有此兴趣、有此研究方向的英语老师积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与研究，不过，我们欢迎并期待着有更多的汉语语言学家的参与，对商务语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构建起坚实的商务语言学理论体系，从而丰富商务英语语言学的本体理论内核，完善学理体系。

作者：陈筱静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元音、韵母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在普通话中的韵母教学中，同样也离不开音位学理论。如ao、a、ai、ian中的a是四个音位变体，它们的发音是有差别的，留学生的音位系统与汉语不同，听觉的敏感度也不一样，这就要求教学中重视如何既精简又明白的对音位a及其各项变体进行描述分析。发音动作也会致使发音的失误:在发卷舌央元音er时，应是边卷舌边发音，学生常常先完成卷舌再发音。复合韵母的教学，常常采用两种方法:析音法和不析音法。析音法是分音素教学:ai由a和i构成，先拼a后拼i，然后联系起来拼合。析音法的优点是分析可以形成分析音素的习惯，缺点是机械、割裂的学习复韵母发音。不析音的方法，如同样是复韵母ai，直接交予学生“爱”的发音，这样是发音整体性、协调性好，但是相当于一个新的发音，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我们在教学中多采用不析音的方法，原因是汉语的复韵母各个音素结合十分紧密，韵头、韵腹、韵尾不是割裂的独立发音的，而是舌位的逐渐滑动和口型的渐变。采用整体的发音教学帮助学生形成整体的发音概念，在此基础上对比较复杂难以一步到位的描述清楚的韵母再进一步进行析音讲解。

声调与对外汉语语音教学汉语声调的差别就是由嗓音高低变化而定的。如:第一声为高平调，第二声为中升调，第三声为降升调，第四声为全降调。对外汉语语音教学中的声调教学对于学生来说尤为困难，因为对他们来说，声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以母语为英语的留学生为例，英语是以会话中的语调为基础(大部分表现为句调)而没有声调，所以声调学习对他们来说很是困难;同时，汉语的普通话有四个声调且都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声调的掌握甚至比声韵拼合的掌握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交际的可理解性和准确性。基于这种现象，汉语本体论中有许多关于汉语声调的详实的研究分析———往年有很多的非材料性分析(理论及应用，基于个人的经验、观点)，近年来出现了较多的材料性分析(包括量化、质化等基于材料的研究)。正是这些从具体的汉语语言学的理论角度对汉语普通话声调不同侧面的描述(包括对汉语声调中的变调问题的研究)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进步。

在实践中，通常四个声调的教学中第二声和第三声最难，第二声单独念时问题并不明显，在词语中却常常升不上去被误念为第一声或降调。第三声的在语流中的发音问题又多于第二声。此问题在下文语流中的语音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中有详述。四声的问题是学生在学习发去声时，受其母语强调重音的负迁移影响，爱用蛮力发去声，用力过度，显得很夸张。留学生侧重从嗓音的强弱来掌握去声，而汉语声调中的去声是相对音高的改变。所以留学生尽管发去声时音高的变化基本正确，但由于按其母语习惯加重了音强，有了突出强调的感觉。也就是说，学生在掌握第四声的发音时方法不完全正确。针对声调对留学生难学易错的现象，区别特征理论对声调教学也有启发作用。区别特征理论抛弃了以往把声调进行精确的调值描写的方法，把普通话的阴平的特征定为高，阳平定为升，上声定为低，去声定为降。用这四个特征区分四个调类。由于汉语的声调在实际的语词中存在变调现象，以往的过于追求四个声调的精准调值的教学法常常使学生在实际的语流中感到运用声调棘手，新出现的区别特征理论对教学有了新的启示。

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实践中，留学生对轻声的掌握一直是一个难题。轻声，是一种又短又轻的模糊调子，是四声的变调。当一种轻声音节处在不同的声调音节的后面，轻声的读音是模糊的。留学生单单从发音轻重的角度练习轻声，总感觉无法完全正确的掌握轻声。关于轻声的相关研究显示轻声音节在不同的音节后面也有音高的差别:在上声后面的略高于其他三声，在去声后面最低，在阴平阳平后面则处于中等。不仅如此，音节读轻声后不仅影响到声调的调值，还会影响到声母和韵母的音色，使之发生一定的改变。教学中侧重讲轻声音强的改变而对不同音节后的调值的差别认识不足，这样常常造成学生发轻声时会出现的偏误。最近的汉语语言界也开始关注“轻声”与“轻音”的区别。许多留学生在明确的含有轻声的词组中可以比较不错的发音。但是专家研究发现，汉语中还有一类词或短语，在词典中并没有标注出应予以轻读，但在交际中却不可以按照原来的声调去读，如:“妻子”“快乐”(“子”和“乐”都有轻音化的倾向，却不如“旗子”和“快了”中的“子”和“了”轻)。同样的拼音标注为“jishu”的两个词“技术”和“计数”的“术”和“数”从声学上的表现有明显的差异。有人将这种词典中没有标注出轻读而实际读音轻化的读音称为“次轻”，真正的轻声称为“最轻”。此类细致而详尽的汉语本体语音研究会直接指导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对于发现和理清留学生发音错误的原因更是有直接作用。

就对外汉语而言，语言学的汉语本体论方面的深入研究为汉语教学提供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向。语言学理论贯穿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中。相关的教学人员只有在了解掌握本体论知识并通过吸收化解为通俗的课堂知识或教学技巧，才能更加有效的进行对外汉语的教学工作。同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还发现对外汉语在教学中发现的许多问题也可以反过来促进汉语及汉语语言学理论的深化发展，本文限于篇幅并未做具体的探讨，但对外汉语教学对语言学的反作用亦不可小视。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深入探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从中得出对英语口语教学的一些启示。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最主要的用途就是架起沟通的桥梁，让不同文化的人们可以实现无障碍交流。因此，培养学生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是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但事实上，很多学生经过十几年的学习，虽然掌握了很多的语言知识点，但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却较为薄弱。认知语言学是认知学与语言学结合而成的新兴学科。本文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探讨如何提高英语口语教学。

一、认知心理学理论

认知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运用一项技能时，要同时处理各种信息。但由于人脑在一具体时刻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如果对一些信息的处理不够熟悉，就会导致整项技能的运行受挫。因此，学习一项技能就要通过大量的实践，增加各个环节的熟练程度，从而使各环节协调运行。语言与其他知识技能一样，同属于人类知识的范畴，因此二语习得过程同样也可由认知心理学理论来解释。语言学习者如何掌握新的语言信息，理论界有两种描述：一是控制处理与自动处理；二是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

（一）控制处理与自动处理

信息处理模式认为人在处理信息时，受两种因素影响：一是人给予一项任务的注意力；二是处理信息的熟练程度。McLaughlin区分了两种信息处理方式：（1）自动处理，通过大量的实践形成，信息的处理几乎不需要注意力；（2）控制处理，信息的处理需要使用较大的注意力资源，而且相对较慢，但可以向自动处理转化。控制处理只能短暂激活记忆中选择出来的信息节点，通过不断练习，控制处理转变成自动处理，这时自动化的技能程序才能被储存在长期记忆中。当环境需要提取他们时，人们无需注意力的参与很容易就能把它们提取出来。McLaughlin认为，一旦习得这种自动化的技能，它就很难消失或被改变。第二语言的学习就是不断地练习，由控制过程向自动化过程转变。Brown试图把McLaughlin控制处理、自动处理和注意力这一模式应用于解释二语习得的诸多方面.Brown将这些最小的基本单位描述为人们对语言形式（语法、语音、语言规则等）的处理和注意，并认为儿童二语习得完全是由集中于语言形式上的外围，即无意识的注意（基本单位C和D）构成。而多数成年二语习得者在课堂内的语言形式学习需要经过基本单位A与B和C的组合后，再过渡到D。因此，语言学习的过程就是使大量的控制处理向自动处理转化的过程。

（二）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

Anderson指出陈述性知识是“知道是什么”，具体形式如单词、事实、规则、一系列时间的记忆等，可以陈述出来。程序性知识是“知道怎么样”，属于潜意识范畴，能积极地促进以陈述的方式储存的数据与事实进行重组。根据Anderson的理论，可以将语言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认知阶段：语言学习者参与有意识的活动，获得的知识在本质上是典型的陈述性知识。（2）联结阶段：人脑努力编辑加工陈述性知识，使之逐渐程序化。（3）自动阶段：语言学习者的表现依赖于潜意识，完全或更加自动化。Anderson认为一语习得与二语习得的差别之一就是语言学习者所达到的学习阶段不同。一语习得者达到的是自动化阶段，而二语习得者一般只达到联结阶段。虽然一些二语习得者经过练习习得了很高程度的程序性知识，但他们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动化阶段。如果第二语言教学中只是把有关的语言规则，即陈述性知识，告诉学生，并不算是完成了教学任务。因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关键往往还在于如何训练和培养程序性知识。口头表达的过程就是说话者运用背景知识和语言知识向听话者提供有意义的信息的过程。通常情况下，说话者说话时几乎没有准备的时间，说话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决定说什么、怎么说，这一切是在潜意识里进行的。如果说话者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即使已掌握了大量陈述性知识，整个交流也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培养口语能力不能只停留在陈述性知识的层面，而应更多地使陈述性知识逐渐程序化。因为程序性知识可以直接操作执行，不需要解释和思考，即不再需要从记忆中提取有关陈述性知识，记忆的负担减轻了，操作也就熟练了。

一、语言运用的特点

巴金先生《家》的英译本中的语言色彩极为浓重，包含很多的语言艺术，展示出了不同国家的语言在进行转换和翻译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要注重语言的简洁化、易懂化、个性化、形象化，让翻译的英语更通俗易懂。

1.简洁化的语言。

与其他文体相比，小说的语言更要求简洁化，让读者能够读懂，所以在进行具体的阐述词语及句子意思和语言表达的时候，简洁化的语言可以强化语言的艺术效果。而且《家》这部作品是一部话剧，更要求语言的简洁、简短化，这样不仅能够节省时间，还能够去除很多的细节性的陈词滥调及“零碎”的词语，让语言的组织更为精致、简练，通俗易懂。比如觉新和瑞钰在新婚之夜发现床底下的孩子时的对话，在进行翻译时巧妙的运用“sorry”这个单词简洁的表达出人物话语的言外之意。

2.易懂化的语言。

《家》作为一部话剧，讲求的是人物的对话要呈现出艺术的最佳效果，因此，必须在文学表达上需要让人物的对话让观众能够听懂、理解的了，实现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的语言特点，因此需要将英语口语的易懂口语化的直观表达效果体现出来，这是英译本小说的一个尤为突出的特点，对于话剧剧本在翻译时要把汉语中特有的短句、谚语用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3.个性化的语言。

教育语言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肇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教育语言学（EducationalLinguistics）这一术语是美国语言学教授B.Spolsky在1972年哥本哈根第二届应用语言学年会上宣读的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来的，用以指语言与教育的交叉研究。Spolsky认为教育语言学是一个以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为模型的术语，它描述的是语言学这一学术领域与教育学这一实际学术职业的交叉学科。[1]P1教育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是有关教育与语言关系的所有问题，研究核心是语言在语言学习与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一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从语言教育实践的实际需要出发，利用相关理论与实践学科的知识来解决语言教育者与语言规划者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因此，教育语言学往往被看作是利用诸多相关学科如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以及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教育中的语言所进行的跨学科性研究。近年来，它更是被看作是采用生态的、超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正规、非正规教育中出现的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所作的研究。教育语言学的超学科属性使这门学科呈现出更多的特点，也为本学科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超学科性的涵义   处于一个各种智力活动活力发展、充满生机的时代，教育语言学获得了充分发展并逐渐成熟，尤其是在语言研究领域见证了Fisherman对语言所作的社会学研究和Hymes的交际民族志学研究，在主张消除学科之间的界限，采用整体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具体问题的学术氛围及社会背景下，教育语言学发展成为一门以问题为导向，具有超学科性质的学科领域。[2]P2   Spolsky认为教育语言学虽然研究的中心是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但是必须综合利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获得对具体问题的全面理解，也正是在这里第一次播下了教育语言学超学科性的种子。   Halliday在论述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时也指出，要使用“超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而不是“跨学科的（interdisciplinary）”或是“多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字眼，因为后两个术语表明研究者仍然把各学科作为进行智力活动的场所，正确的做法却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去取代它们，这种新的智力活动形式，是以主题而不是以学科为导向的。拿外语教学来说，外语教学涉及到不止一门学科的内容知识：至少要有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Halliday主张对外语教学进行超学科的研究，并且指出：研究的目的不是仅仅创造一个具有各学科特征的智力活动的混合体，而是要更进一步，把各个学科有益于解决问题的因素都综合起来，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就是以主题为基础的（theme-based）。他解释说，所要解决的主题不是由内容来决定，而是由考察问题的角度来决定。因此，在教育语言学领域所进行的智力活动的中心任务不是要去在各学科的内容知识领域之间架设桥梁，而是综合各种具体的研究工具（当然这些研究工具往往是以各学科为基础的）来共同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 跨学科、多学科与超学科的核心的区别就是它们的出发点不同：在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中，出发点往往是本学科的已知知识，通过在各学科之间架设桥梁来获得对某个问题比较清楚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方法是优于以往从单一学科的角度去研究问题的方法的。但是，在教育语言学的超学科性的研究中，研究是从一个特定的、具体的语言与教育的主题开始的，然后利用研究者所占有的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以及其它学科的知识资源来分析、解决它。用Halliday的话说就是，智力活动所进行的场所不是在各学科领地内，而是取而代之，围绕要解决的具体语言教育问题来展开。因此，超学科研究者就像一个画家，利用他调色盘上研究工具的不同光谱勾勒出一幅多维度的生动画面。   二、教育语言学超学科性所呈现的特点   （一）教育语言学：研究广度与深度兼备   正如Hornberger所论述的那样，从根本上说，教育语言学的特点就是它与很多学科关系活跃，以问题为导向（problem-oriented），专注教育中或与教育有关的以语言为中心的所有问题，这门学科的研究既有分析问题的广度，又有研究的深度。[3]P17   教育语言学的核心特征就是它是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的接口。正如Spolsky所讲，教育语言学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然后向其它学科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它的学科范围就是语言学以及相关语言学科与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的交叉。[4]P2这门学科所探讨的问题广泛，所采用的研究工具也很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育语言学是漫无目的地在“研究的海洋中随意漂流”，而是它是多元中心的、多方法的和多层次的。也就是说，教育语言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很多，解决它们，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教育语言学领域内，有很多涉及面广泛的工作要做，因此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广泛；同时，解决问题需要有专门知识的个人进行缜密的研究，因而这门学科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深度。教育语言学者们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途径进行研究，有的关注微观层面，有的关注宏观，还有的介于其间，从而获得对于个人、语言、社会和教育的一个整体的、超学科式的认识。   实际上，Spolsky的教育语言学“以问题为导向（problem-oriented）”与Halliday的超学科性的“以主题为基础(theme-based)”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任一情形下，研究者都不能简单地把各学科的知识直接应用到具体问题中去：在教育语言学研究中，研究者从具体的一个与语言与教育有关的问题出发，然后综合利用他所拥有的知识储备中的研究工具来探讨问题的解决。因此，教育语言学的研究工作要在或跨越多个学科门类中去进行，如人类学、区域研究、教育、外语、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这也正是人类语言学的先行者EdwardSpair所主张的语言学研究应当采取的方式，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教育语言学继承了广义语言学的研究传统。例如，教育语言学世界三大流派之一的澳大利亚教育语言学流派，就牢牢抓住这门学科超学科性的特点，采用了上述研究方法。  #p#分页标题#e# 总之，在教育语言学的旗帜下，普通语言学与其它社会科学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相结合，共同解决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与语言习得、语言使用、社会语言环境有关的所有问题。   （二）教育语言学：研究与实践的自反性   教育语言学以主题为基础的学科特征也彰显了它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研究与实践的自反性(research-practicereflexivity)。在教育语言学领域所进行的研究不单单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知识，而是要去解释和解决在正规、非正规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指导实践，对实践产生影响；然而这也是个双行车道，正规、非正规教育的实践活动恰恰为研究提供了源动力，教育语言学研究的课题并不是仅仅出自研究者的大脑，而是来自他们与语言教育实践的紧密接触和联系。在教育语言学中，研究与实践相互依靠，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从一开始，教育语言学就关注教育中影响语言使用因素的研究，目标就是构建一个有关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知识体系，以推动从语言习得到语言计划等各方面的发展。很显然，孤立一门学科的努力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因此，教育语言学将继续沿着超学科的研究路子走下去，不受制于学科门类的界限，全心全意致力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   三、超学科性对教育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指导—生态研究的美好前景   作为一个具有超学科性质的学科领域，教育语言学应该把语言学各方面与其它社会科学相结合，然而遗憾的是，正如Gee所提醒我们的那样，目前来看，语言学对教育施加的影响远远不够，教师们对语言及语言学知识的了解程度远远落后于现今教育中语言研究的发展水平。   Gee在论述了功能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理论各自在主要教育领域所起到的作用后，举例说明了一些我们对教育中的语言的确已达到的认识，包括：要关注语言在帮助孩子获得一种学术语言新形式中所起的作用，教师需要理解学生带到课堂上的不同的语言与文化资料，以及了解语言的形式与意义在课堂交往中的相互作用。正如他的教育语言学前辈一样，Gee主张我们要在已知语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做出更大的努力。人类语言学家DellHymes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之所以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需要改变我们对语言的看法，以及探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学校中的语言。   世界人口的日益多语化，使世界教育体系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在多语主义、多元文化日益显示出其社会与经济优越性的今天，研究语言与教育的关系变得异常重要；语言与教育的关系越复杂，所要进行的研究也就越复杂，超学科的研究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虽然，教育语言学在建立之初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路子在走，但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一致的知识体系，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教育语言学家们也都一致认为：教育肩负着“培养语言恰当性”的一份社会责任，但是，如何在大规模的水平上实现这个目标，现在还缺乏战略性的对话，教育语言学似乎还缺乏一个清晰的发展路线。教育语言学要成为一门系统的专注语言与教育所有问题的学科，就应该去认真探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无论从微观、从中间、还是从宏观的层面。如此一来，生态研究的方法在这个领域将会有很好的前景。   虽然，生态研究在社会科学中已不新鲜，但只是近来才在教育语言学领域显现其重要性。生态研究的方法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语言学各方面的研究，从个人层次的语言习得到课堂教学法再到语言政策的制定，比如，Leather和VanDam的EcologyofLanguageAcquisition也是Kluwer教育语言学系列的首部集合了语言习得语境因素研究的作品，另外，Hornberger的“ContinuaofBiliteracy:AnEcologicalFrameworkforEducationalPolicy,Research,andPracticeinMultilingualSettings”一文，强调了多层次的分析方法在建构、实施和评估双语、多语教育计划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些成果反映了生态研究的不同侧面，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对于语言与教育的任何方面，孤立的研究都不会达到有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研究在超学科的教育语言学研究中将会占据中心位置。   与早先谈到的教育语言学的核心特点相一致，教育语言学领域内所进行的生态研究也是以问题为导向和超学科性的，以主题为中心的整体观将推动这门学科扎实向前迈进，同时也坚定了它借鉴多学科来全面探讨语言在教学与学习中作用的决心。总之，教育语言学在其不长的发展历史中，一定会坚持其核心原则，同时又会不断满足持续变化世界中研究与实践的实际需要。

一、两点理论性的说明   (一)、关于模糊性和模糊理论的重要性。   模糊理论和模糊语言学中的“模糊”决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逻辑意义上的“含混”、“不明确”、“含混不清”等等,它是新兴学科的科学术语。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催生了模糊集合论,正如美国模糊数学的创始人L•A•札德所说:“模糊集合论这个分支的起源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我国著名数学家汪培庄教授指出:“许多卓越的语言学家纷纷把自己的注意力指向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一个学科的范围。电子计算机在计算速度和存储功能方面远远超过人脑,但其智能水平对于人脑而言却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现有的计算机究竟在什么地方不如人的大脑?最重要的一个区别便是:人脑能够理解和执行模糊的语言,而计算机则不能。   深入研究和剖析人类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及人脑的运用功能,使之移植于电子计算机及其人工语言中去,是提高计算机智能的关键。这是与信息革命直接相关的重大历史课题。”我国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早在1993年就指出:“现在大家公认,21世纪将是语言学和生物学的世纪。语言学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建设,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当务之急就是要投资开展语言学的研究。对当前国际上一些流行的语言学学派,比如模糊语言学等等,都要认真加以研究。”[1]   (二)、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北师大伍铁平教授   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把模糊语言学引进我国,并作了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卓著,[2]他在专著《模糊语言学》中这样说道:“日本人素以引进外国理论并迅速将其运用于生产著称,从80年代初,日本多家大公司积极地投身于模糊理论的研究。1985年日本首先生产出技术上最著名的样品:仙台市用模糊计算机控制的地铁;接着日本将模糊逻辑运用于100多项新领域,包括模糊自动调档和防滑的煞车系统,模糊自动调焦的照相机,……美国也正在迎头赶上,正在设计一种模糊控制器以帮助宇航员在太空驾驶航天飞机;设计一种模糊计算机芯片,每秒钟能完成28600次模糊逻辑推导。”[3]由此可见,模糊性和模糊理论在推动世界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和提高社会生产力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本文旨在探讨词义模糊性及模糊理论对社会交际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在语言教学、修辞活动,特别是在文学鉴赏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二、关于词义的模糊性   词义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反映是概括的反映。   所谓概括,是指人脑的思维活动对某一类事物,某一类现象抽象出它们之间共同的、区别于另一类事物或现象的本质特征。换言之,词义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概括是经过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832005年第1期学术问题研究AcademicResearch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提炼的全过程。而这种抽象的、简单的、一般的东西,本身往往缺少明确的界限,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这就必然使词义产生了模糊性。   词义的模糊性实质上也就是词义所概括的客观事物、现象、性状等本身界限不清在语言词汇系统中的反映。例如论及人的容貌“美”与“丑”就很难定出一个公认的精确的量化标准。古代文学作品中描绘女子的美,大都只能借助于映衬、比喻等来渲染美人的姿色,例如唐人崔护的诗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白居易《长恨歌》:“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怎能不泪垂”,以及成语的“倾国倾城”、“天姿国色”、“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花容玉貌”、“冰肌玉骨”、“明眸皓齿”、“雪肤花貌”等等,这些诗句和成语虽然都比较形象,生动地体现了“美”这个概念,但是如果离开具体的文学表现手法作为“美”这个词的意义,依旧是没有精确的边缘的,其中也包含着人的主观性,同样一个人,一种事物,有可能张三觉得美,李四并不觉得美,否则俗话里就不会有“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一说法了。关于词义模糊性的例子,只要你留心观察,在日常生活中是俯拾即是的。   我国第一位引进模糊语言(含模糊词义)理论的伍铁平教授在他的专著《模糊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指出,在人类语言中,许多词语所表达的概念都具有模糊性。“夜间”、“白天”、“早晨”、“上午”、“中午”、“下午”等都是具有模糊性的。“早晨”同“上午”、“下午”同“傍晚”、“傍晚”同“夜晚”之间都很难找到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就是这样一条模糊界限,在不同语言之间差别还很大。说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人所理解的‘早晨’的下限一般到8—9点钟,欧洲许多语言中从黎明一直到上午11点或12点以前都可以称作morning(英)”[4]难怪乎英美人士到了接近午餐时间还用goodmorning互相打招呼。汉语的“傍晚”,是指“临近晚上的时候”,也是个相当典型的模糊概念,首先要确定“晚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是下午五点、六点,还是七点开始?这个切线是很模糊的;其次,假设这个切线是下午六点钟,那么“临近”也是个模糊概念,是从下午四点钟算起,还是五点钟算起等等,这第二条切线的起点也是相当模糊的。有人认为“中国人所说的‘傍晚’只能到天黑以前”[5]这种说法和《现代汉语词典》对“傍晚”的释义“临近晚上的时候”本质上说是一样的,是精确的,具有概括性,正因为有概括性,所以必定具有有模糊性,非模糊不能成其概括,因为“傍晚”这个时间概念本来就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再加上中国疆域辽阔,全国各地“天黑”早晚的时间不可能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地方不同季节天黑的时间也会有所变化。#p#分页标题#e#   三、词义的模糊性和言语交际   词义的模糊性是否会影响社会交际的正常进行呢?不。词义的模糊性并不会成为言语交际中的消极因素,它不但不会影响语言的社会功能,相反,在人们的社会交际活动中会产生积极的协调作用。   因为词义的模糊性就好像学校里给学生评定的学习成绩,有“优”、“良”、“及格”、“不及格”,一般说来,很难确定这几个等级之间的确切界限。一个词的意义所概括的事物或现象大致有个范围,其核心部分是明确的,凭着这一点,人们就可以把甲事物(或现象)同乙事物(或现象)区别开来。譬如“上午—下午—晚上”,虽然边缘部分缺少明确的界限,但是词义所要概括的核心部分,即大体范围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人们注意的重心,是便于给现实现象分类的,从而能够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同时,词义的模糊性使词义所概括的事物、现象往往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一点对交际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每个词的意义都有确切的界限,丁是丁,卯是卯,那样社会交际必将寸步难行。例如,如果确定一个人身高要达到1.75米才算“高”,岂不是要让说话人带一把卷尺,把人的身高量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之后,才能说某人是“高”,还是“不高”,或是“矮”的?又如“老”一词,《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释义是“年岁大(跟‘少’或‘幼’相对)”,这里年岁大的“大”也是个模糊概念,多少岁才算“年岁大”,词典不作明确规定是有道理的。有人认为六十岁算年老(男性退休年龄),那么差两个月六十岁,乃至差三天六十岁就不算“老”,非得等到满六十岁才算老,那样,交际的进行就相当困难了。我们在报刊杂志上不是常常看到这样的词语———(某某人)“五十开外的老人”吗?有些地方旧俗以男人五十岁、女人四十五岁为“上寿”(达到寿数),意谓人若在这样的岁数死去就不算夭折了。俗语还有“年满半百,半截入土”的说法,也说明在旧风俗、旧观念中五十岁就算“老”了。“老”(衰老)是一种生理现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但应该说这种现象本身也是没有明确的界限的,它随着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生活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换言之,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可见对“老”不可能人为地定一个绝对精确的界线,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那是国家为了行政法规的实施而制定的。就是这种规定,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职业、不同工种也会有所差异。词典对“老”的释义体现了客观现实现象的这种模糊性,所以说它是精确的,能够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事物和现象的称谓与表达的需要。   词义的模糊性不仅使词———语言符号能产生较强的概括性和灵活性,使之灵巧而便捷地服务于人们的社会交际,而且便于语言教学、词典释义,以及造成修辞上的表达手段,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语言表现力。譬如,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常常遇到“半”字的释义问题,词典释义是“二分之一;一半”,看起来似乎是比较精确的,其实也是个模糊概念,特别是在语用的场合(包括构成成语和作家创作等),例如“下半旗”中的“半”,并非“二分之一”、“一半”所能解释的,而是“先将国旗升至杆顶,再降至离杆顶占全杆三分之一的地方”(《现代汉语词典》)。诗句“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杜甫《赠卫八处士》)、“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白居易《琵琶行》),前者“半为鬼”是说“故旧亲友大半死亡”[6],这和后者“半遮面”的“遮面部分”都不可用“二分之一”,或“一半”这样明确的界限去衡量,去界定,其中都存在着词义的模糊性。同样,“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半”也存在这种模糊性。又如四字语式中的“半信半疑”、“半推半就”等等都是如此。类似这样的语言现象都只能用词义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论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7]四、词义模糊性的修辞功能及文学鉴赏价值词义的模糊性还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模糊词语的模糊性质及其在修辞活动中的意义和文学作品鉴赏的价值。“由于日常生活用语中模糊词语很多,以致精确的数字语言一旦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之后,不少都变成了模糊语言。例如‘三寸不烂之舌’中的‘三寸’就是从精确词变为模糊词,因为舌头不能准确到恰好是三寸长。汉语的‘一’、‘三’、‘百’、‘千’、‘万’等数词在诗歌和成语中用得很多,经常用来表示模糊概念。”[8]在古代汉语里“三”和“九”往往不是具体的、精确的数字,而是泛指数量之多。例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此外,精确词的模糊概念还可以解释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看来似乎不合逻辑的词语运用问题,例如,开会时有人说:“我也来说两句……”,其实他一说起来就滔滔不绝,海阔天空,一说就是近一个小时。   这里“两句”就是从精确词转变为模糊词,其特点是以少代多;也有以多喻少的,例如《千家诗》是旧时“家传户诵”的一种幼童启蒙读物,取名“千家”,琢磨起来有些吓人,因为全书收诗仅二百多首,入选诗人也不过数十人,何来“千家”?这应该说也是数词的模糊性在起作用。又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出塞》诗),有人认为“事实上玉门关外还是有春天的”[9],何以说“春风不度玉门关”呢?通常说法是修辞和逻辑发生矛盾时,后者服从前者。从模糊语言学看,特定语境使动词“度”在肯定和否定之间产生模糊性,由逻辑意义上的“度”向修辞意义上的“不度”过渡,从而造成修辞上的“夸张”辞格,在人们想象中古代玉门关以外,一片荒凉地带,人迹罕至,荒无人烟,简直是连“春风”也“不度”“玉门关”了。此外,数词运用中的“权变”现象,例如以约数代实数,以及数词的虚指用法等也都是词语的模糊性质在起作用。脍炙人口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实际上收诗三百十首,司马迁《报任安书》:“《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中说(《诗经》)“三百篇”,实际上是三百零五篇。[10]曾经有一位中学老师拿《木兰辞》中说到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时间前后不一致的句子来问笔者:该如何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语言现象———“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一处说是“十年”,另一处却说的是“十二年”,该如何解释呢?其实,作为文学作品,这里并没有矛盾,传统说法是以定数代不定数,是一种借代的修辞方式。从模糊语言学看来,是精确词表示模糊概念,从而构成修辞上的借代用法,极言木兰代父从军、效命疆场时间之漫长。#p#分页标题#e#   模糊词语还可以构成修辞上的婉曲辞格,表达委婉的思想感情,因为委婉往往是建立在词义的模糊性基础上的。例如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明明说的是唐玄宗的故事,却要托词“汉皇”,明明是唐玄宗纳自己的儿媳妇、寿王之妻为贵妃,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却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把杨贵妃美化成纯洁的少女,这就是修辞上的婉曲手法,有意不直接说明某事物,用婉转的语言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古人对于君父尊长的所作所为不敢直说,只能委婉曲折地来表达,所谓“为尊者讳”。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的时候,虽然安史之乱早已过去,但他毕竟是唐朝人,所以创作的时候还是委婉一些的好,他的委婉说法也是建立在模糊语言的基础上,“汉皇”、“人未识”等精确词语变为模糊词语。以上所述都说明了词义的模糊性可为文学作品中修辞婉曲手法的运用奠定基础,并开拓广阔的语义领域。总之,模糊语言和词义的模糊性在帮助人们正确理解与鉴赏文学作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除了以上所述,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词义的模糊性和模糊理论可以帮助人们领悟诗人、文学家在创作时锤炼词语的“得体性”。   吕叔湘先生在王希杰著《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序》中,在充分肯定该专著学术价值后指出:“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足的是作者忘了说明有一个原则贯穿于一切风格之中……,这个原则可以叫做‘适度’,又可以叫做‘恰当’。”吕叔湘先生所说的“适度”、“恰当”,主要就是指文学作品中词语运用的“得体性”,“得体性”是当代修辞学的最高原则。[11]词语的运用贵在“得体”、适度”、“恰当”,而不在于堆砌词藻;搜索枯肠,标新立异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古人对词语的锤炼(即“炼字”),目的在于寻求恰当的词语,以便生动、贴切、形象而新鲜地创造意境和表达思想感情。所谓“一字未安,绕室终日”,就是这个道理。模糊语言和词义的模糊性为词语锤炼的“得体性”提供了选择与恰当运用的可能性。例如“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其中“翔”字本指“飞”、“盘翔地飞”(《现代汉语词典》),由于词义的模糊性,在语用的特定场合作者完全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作词语搭配上的灵活处置,打破空间局限,将天空和水里两相贯通起来,“鱼翔浅底”显得新鲜活脱,形象而逼真地描绘出水底游鱼自由自在的令人羡欣的游姿,别有韵味,并配合“鹰击长空”句,使景物描写从上到下,从空中到水里,浑然一体,自然而贴切地融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画面中,让读者如临其境,收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又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诗)这里“横”、“侧”、“远近高低”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词语,这些模糊词语由于运用恰当、“适度”、“得体”,就像“出水芙蓉去雕琢”,别具一格地描绘了庐山的形象,表达了作者身处庐山中的感受,从而在深层次上揭示了一个哲理:只有不被各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真相。这是一首传诵千古的说理诗,[12]给读者以艺术上的享受,又可获得哲理上的启迪。   (二)词义的模糊性使词语在语用中的意义,即语境义(或曰言语义)往往比词语的词典义(即语言义)要丰富得多,因而便于作家利用模糊词语或精确词语的模糊概念来创造意境,表达情感,从而产生强烈的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例如①“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瓜州夜泊》诗),②“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沈园》诗)。这里例①和例②的“绿”字作为颜色词,也是模糊词,[13]然而这两个“绿”字所透露出的色彩和思想感情却是截然不同的,例①的“绿”是暖色的,鲜明地表现了春到江南大地换上新装时一派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例②的“绿”,则是冷色的,人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到沈园旧地重游时,思念前妻,缅怀往事,心中无限凄伤的思想感情。模糊词“绿”,虽然所描写的也是春天的景物(“春波”),然而所透露出的色彩却是暗淡的,落寞伤感的,从而抒发了作者心中无限沉痛和怅惘的思想感情。   (三)词义的模糊性如前所述由于其所概括的客观事物、现象的核心部分是明晰的、清楚的,是便于给现实现象分类的,而边缘部分则不是很清晰的,往往没有一个精确的界限,这样,在文学作品中,模糊词语的恰当运用,可以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往往言有尽而意无穷,让读者获得艺术上的享受。   例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其中“前”、“后”两个反义的模糊词对举使用[14],由于语言对称机制的作用[15],“前”、“后”这两个模糊词发挥了更好的作用,给读者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在历史事件的时间跨度上产生了很强的灵活性,“前不见古人”中的“古人”既可以理解为战国时代的燕昭王,也可以是既指燕昭王,同时也前推及“古代的尧、舜、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们不必十分拘泥”,[16]所谓“我们不必十分拘泥”正是由于词义的模糊性使之然。《三国演义》中写诸葛亮祭拜周瑜时“祭文”中有这样两句“始不垂翅,终能奋翼”,“始”、“终”这两个反义的模糊词对举使用,囊括了周瑜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让读者仿佛看到青年儒将周瑜一生奋斗不息的身影(雄姿英发)。又如“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李煜《虞美人》)这里的“朱颜”,精确词语的模糊概念,增强了表意的灵活性,丰富了语境义,它既指“红润的脸色”(意谓如今变得憔悴了),也指故国宫殿的面貌(意谓不幸江山易主)。#p#分页标题#e#   正如清•王运所指出的“朱颜本是山河,因归宋不敢言耳”[17]。“朱颜改”和末尾两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几多愁”,其中“愁”(愁绪)这个抽象无形的模糊概念相互映衬,相互配合,形象而逼真地抒写了词人胸中忧愁的无涯无际,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对认知语言学进行了简要概述，并阐述了它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意义，然后介绍了何为英语习语，表明习语教学在现阶段中学英语中的教学状况及重要性，最后通过分析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原型理论、隐喻、构式语法等）来探索它在中学英语习语教学中的影响，目的是希望更好地通过认知语言学来激发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与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的隐喻能力与思维品质，进而增强学生的英语自主学习能力、增强他们的跨文化意识，为将来英语能力的学习与运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原型理论；隐喻；英语习语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交流愈来愈频繁，英语已不再是单纯的一门学科，它逐渐成为日常交流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语言能力的培养极为重要。词汇是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核心部分，单词组成句子，但是习语这种语言表达不能从单个组成部分的字词来理解，否则会造成阻碍彼此交流顺畅的沟通。认知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理论，对习语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

一、认知语言学

1.认知语言学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迄今为止，认知语言学被分为第一代认知语言学(正式学派)和第二代认知语言学(意义学派)，它们都主张研究人类语言，探索人类思维和认知过程，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在理论演绎和描述性分析方面取得了最大的进展，但其理论和方法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有进行更深人的研究，才能理清认知语言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语言提供了一个了解认知功能的窗口，提供了对思维和思想的性质、结构和组织的洞察，认知语言学不同于其他语言研究方法的最重要的方式是，语言被认为是反映人类思维的某些基本特性和设计特征。

2.认知语言学的作用与影响。对于中学英语来说，认知语言学对于单词的记忆理解从及阅读翻译，均有重要的帮助作用。词汇的学习在英语吾言学习当中具有+分重要的作用—单词是学生进行一系列英语学习的基础，有效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可从短时间内高效率地帮助学生储存、记忆单词;此外，认扣语言学可以促进读者在进行阅读、翻译时对信息进行适当的补充与完善，由于中学生的单词词汇量不尽相同，在阅读译文时有些学生会漏掉细节等关键信息，因此，“翻泽补偿”就显得特别重要，它帮助学生将作者的认知世界与学生本身翻译所建构的认知世界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对阅读的文章、翻译的进一步理解。

二、中学英语习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