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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吕迅 何慧丽 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关于有机农业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表述方式。较为共识的是成立于1972年的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所提出的定义：有机农业是指所有能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良性发展的农业生产系统（或模式）。[1](p702)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有机农业发展道路，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严重威胁着国人身体健康的当今已经是迫在眉睫。[2](p58-62)
一、我国发展有机农业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产业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我国发展有机农业的最大制约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产业发展调控主要手段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在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面积的10%的极度紧缺地理资源基础之上，农业的净化环境等多元功能和价值日趋丧失，市场并没有成为对此进行等价支付或补偿的手段，农业越来越直接以“作为产业的农业，作为商品的农产品”的面貌出现。当前的农业“产业化”是以机械化、化学化、设施化以及经营的专业化、单作化、连作化为主线推行的，种种“化”的结果确实将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解决了粮食不足和供给不稳定的问题，进而满足了大量流通和大量消费的高速增长时期对农产品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农业的“产业化”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和缺陷，石油能源、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成为必然，从而污染了土壤、水和空气，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农业污染已经远远大于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成为面源污染最大的产业。[3](p1008-1017)农药的大量喷洒不仅损害了农民自身的健康，还削弱了动植物的生命力，导致病虫害的多发，由此引起饲料中抗生物质的添加和作物栽培中农药剂量的增大，这种恶性循环加重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也降低了食物的安全性。农业的这些以物质生产及其效率为至上使命的做法所派生出的诸多负外部效应，成为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最大不利条件。
（二）存在于小农生产者方面的群体特点、制度局限、技术和资金缺乏等问题。从事有机农业需要有知识、高素质的农民，而当前的现状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当农民，作为农民的人也越来越对农业的规律缺乏真正的认识。首先，从农村留守群体的特点来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在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了工资水平较高的外出务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大都剩下了妇女、老人甚至儿童。他们没有能力和精力从事重体力劳动和精耕细作，而此时，农业产业化带来的机械、化肥、农药的快捷、便利、高效恰好解决了他们因精力和体力不足无法精耕细作的问题，于是他们不去集农家肥，而普遍使用化肥，以达到高产的目的。其次，从小农经济的制度本身的特点来看。家庭承包制的本质是恢复了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天然地存在着这样一个特点：保守和随大流。由于农户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生产农产品的数量有限，农民整体处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分散的农民缺乏参与市场竞争所必需的信息资源和组织资源，特别是缺乏农业协会等类似的组织，从而成为一个极其容易被“诱导”的群体。[4](p100-103)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涉农工商企业，在其资本下乡过程中采用多种“花样”，例如名人代言、抽奖、赠品等方式吸引农民购买“实惠”的农资产品，其中不乏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这些化学合成物质长驱直入，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农村。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不但缺乏定价权，而且难以辨别真伪，主要凭借经验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村里人用什么化肥农药，自家地里就用什么化肥农药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化学化、农药化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中，大部分农民依然认为只要多用农药、多施化肥就能高产，只要种植的作物高产就是好的栽培模式，忽视了对土壤、对环境的培育和保护。农民对有机农业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此外，农户也缺乏有机农业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当前，诸多风险下农户资金和有机种养技术投入依然不足。农业生产中，劳动过程因作物种类的繁杂而多变，农业又具有生产的季节性和生产周期的固定性，受特定的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有机农业的生产过程充满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同时，一个有机农业生产基地需要经过2-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转换期，这个时期生产的产品不是真正的有机产品，只能以普通产品的价格出售，对于普通农户来说，经济风险毋庸置疑，作为单个农户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或者有机耕作的崇高信仰，很难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和负担。再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绝对不使用农药、化肥，它需要大量的现代农业科技，例如微生物发酵技术、堆肥沤肥技术等，目前在有机农业的实践中，还缺乏系统化的技术措施的研究，技术壁垒问题成为发展有机农业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5](p9-10)一般的农户很难具有足够的有机种养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支撑这样的高风险和高成本。
（三）存在于消费者观念和行为等方面的问题。产业化背景下的农副产品，从源头、加工、流通等环节上均出现了很多的不安全因素，人们被动地消费这些食物，食用后，各种化学物质都会沉淀在人体内，最终就会生出很多怪病。[6](p54-80)这些现实问题虽然逼出了有机农业的发展，然而当前作为农产品末端的消费者对于有机农业的认识却还仅仅停留在表层。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有机农产品的信息，而由生产经营者提供的信息，如果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认可，消费者就很难接受。在有机农产品的销售过程中，信息的验证问题十分突出，由于人为和非人为的原因，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信息的漏损和失真，从而使消费者对生产经营者产生不信任等负面影响，最终制约有机农业的发展。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失真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非常重要。当前,适合发展有机农业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信息闭塞、偏远的农村，不管是有机农业本身的信息，还是有机农产品的销售信息，都相对闭塞。[7](p4-7)有机农业有严格的生产操作规程和技术指标，而这些规程和技术指标，生产经营者必须掌握，但是消费者并不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另外，公众对有机食品的消费还不够重视。当前消费者对高品质的有机农产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高，消费需求并没有受到充分刺激，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认知习惯有待改变；同时，消费者与有机食品生产者之间缺乏对话，消费者对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农民存在偏见，来自消费者的排斥性对于有机农业的发展必然不利。#p#分页标题#e#
（四）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虽然，国家已经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表明对有机农业生产的认识从国家层面已得到明确认识，特别是在国家发展农业的相关政策中已经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顺利践行，有机农业在与现代常规农业的竞争中依然处于不利地位。近些年来，中国实行的农业补贴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其中包括对生态农业的项目扶持，这反映了国家对发展有机农业的重视程度。但是，在政策落实上，由于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的农业实际上变成了细碎化的小农经济，这使得它与各级政府部门的交易成本提高；而且涉农部门大都变成了垄断利益者。因此，每年大量的农业补贴政策，诸如粮种补贴等等，除了以撒胡椒面的形式取得了人人均分的政治效果之外，其他的一些涉农项目、生态农业项目，大都成了大户或者公司与政府涉农部门结盟进行套现或者赢利的经济行为，[8](p5-15)比如一些政府主导的农业生态园等政绩工程，对于广大普通农民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有机农业示范推广没有多大关系。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难以普惠性的落实，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另外，目前国内认证机构的国际认可覆盖面和认证能力都十分有限，专门从事有机认证的机构与单位并不多，规模也都很小，通过认证的产品种类也不多，有机农业的产品认证制度不够全面。[9](p8-9)此外，当前很多机构的认证只是形式上的一纸空文，在资本稀缺的恶劣条件下，认证机构因为亲资本而在认证有机食品的过程中走马观花，使得很多不符合有机食品标准的农产品混入市场，扰乱有机产品消费市场。严重的是，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惊人，地方工业化、城市化步伐一直在加快，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农业耕地被圈占，农村的土地正在逐渐减少，所谓的18亿亩耕地警戒线也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国家保护耕地的国策与地方工业化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困境，这着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发展有机农业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诸多制约因素，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和实证调研，笔者从生产者、消费者、国家三个层面提出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从事生态型劳动的组织化农民是关键。在有机农业生产体系中，注重饲料与饲养之间的平衡体系，有机农业的封闭循环没有外界的支援，要求只能在养殖生产体系内适度承载动物量，使种植和养殖处于相互平衡与制约的循环关系，要求实现养殖适载量和遵循动物自然习性饲养管理。[10](p7-9)因此，作为有机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不能使用农药、化肥等，而且要尽量靠自身系统内的自给自足实现“只出、不进”的良性循环，生产中不制造任何垃圾，种植多种可净化环境的非经济作物。不去制造污染、不去破坏的同时，去努力修复遭到破坏的自然。从本质上来看，有机农业生产是一种生态学的农业劳动生产,它是建立在中间技术基础上的、大众化生产的、主要为了本地消费的、循环农业的劳动形态。[11](p107-120)这需要生产者真诚地对待有生命的万物，并从大自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才是真正的有机农业生产。在有机农业生产中，农业技术问题很重要，就生产技术来说，现代农业都是在研究改变种子的基因生产出更高效的化肥、农药，从而得到更大的产量，但是却没有关于不使用化肥农药、不靠转基因的自然增产方式的研究，例如怎样靠其他作物的种植来保证主要经济作物不受病虫害的侵蚀，怎样的人工种养技术可以使作物及牲畜有更多的产量等等，用最自然的肥料、饲料来种养，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它们生长、生产，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最好途径。所以说，农业生产不能只想利用化学技术赶快除掉害虫，以提高产量，而应该探索实现大自然的天然平衡，探索依靠某种作物的种植来减少主要经济作物的病虫害，通过学习、试验，探索出纯自然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另外，在近似于完全恶性竞争情况下的农户分散经营，定价权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搞有机农业也同样会遇到处于市场边缘地位的尴尬。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将农民组织起来可能是克服这一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农民可以成立专业合作组织，让更多的村民组织起来，几十家联合成立合作社，联合生产，联合销售，以增强有机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力。何慧丽等[12](p43-52);[13](p50-79)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在提高耕地规模经营和利用率、增加农业收入、改善村庄社会关系、提高农民的生态安全意识、形成主导产业生态化、品牌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农民合作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农村制度方面的实践性表现：家庭承包制为对集体化的否定，而农民合作组织事实上又高于家庭承包制、内含了其积极因子和集体化合理成份的超越式扬弃。克服这一组织瓶颈，是当下农村有机农业实践的起点和认识基础。
（二）发现和培养文明消费者是当务之急。有机农业的本质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打破这个农业恶性的生产———消费之链，就需要消费者觉悟起来，主动地去做一名文明消费者。让消费者明白，要使自己和家人持续地获得健康食品，就需要自觉践行公平贸易，即所购买的农副产品价格，不只是包含了供求的经济关系，而且还包含有使产品生长环境得到修复的生态价格，以及使生产者有信心和动力维持生产的社会公平价格。有机农业因其倡导的健康生产和健康消费观念、食品安全意识、质量标准而被广大的消费者所认可，可以说有机农业的发展和有机食品的生产是在消费者需求的引导下产生和发展的。但是，当今社会，依然有很大一部分群体的有机消费没有被挖掘，或者他们的有机消费意识并没有建立，这就需要在有机农业发展前期引入外部驱动，使消费者形成一种有机食品消费的健康趋向。因此，需要加强消费者的教育与引导，提高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可以根据现阶段不同地区不同消费层次的消费者的认知情况，按照消费者的不同购物习惯和认知习惯，开展长期持续的消费者教育，提高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同程度，同时，要利用“外发力量”着手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平等对话平台，消除消费者对于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疑虑，逐渐实现城乡公平贸易，这也有利于有机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支持是根本保障。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业文明在短短的100多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缘于国家作为经济主体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机农业本质上并不只是星星点点的农民行为、企业行为或NGO行为等作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而主要是国家的制度保障、政策扶持和项目资助。国家从政策和制度层面重视有机农业的程度，反映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程度。由于中国的农业基础，包括土地面积、光热水配比等均较差，不管怎样的产业化，农业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保障而存在，它的发展规律不大适用于农业经济学的效益至上之规律。因为“资本”都具有逐利性，与工业相比，确保有机农业发展的动态利润实现的可能性和稳定性都较低，“资本”大都是在刻意地回避有机农业，有机农业很难成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对象。倒是作为必需品的生活健康保障的规律才能真正适用。作为公共性和公开性极强的产业，有机农业必须依靠政府的财政来进行资本的第二次分配，具体而言，即农业部门必须特别关注有机农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对个体经营有机农场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等。这应是一个共识性的问题。[14](p7-10)此外，一定质和量的耕地保证是从事有机农业的前提条件。当前，保证耕地不被城市化的热浪吞噬，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必须给予有机农业基本的生存空间。#p#分页标题#e#
总之，政府需要逐渐建立城乡互动模式下发展有机农业的制度引导，实现城乡公平贸易，加强技术普及和资本注入，为有机农业实践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推动我国有机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依然存在诸多来自生产者、消费者、国家等微观、宏观方面的制约因素，即使我们提出了一些相关对策性建议，也还是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下一些问题：认证制度在有机农业发展中的局限性是什么？解决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办法到底在哪里？此外，国内市场的开发模式、带动有机农业发展的农民组织形式、现有农村资源发展有机农业的途径、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城乡公平贸易行为的促进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在现实中寻找经验进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