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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晓春 刘仲林
中国的医学、药学曾远远领先于世界医学的发展水平。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和我国医学教育体系本身的不足,使得整个20世纪我国科学家与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无缘。长期以来,中国科学家何时能获诺贝尔奖一直为世人所关注,但相关讨论定性分析居多,量化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将主要以《20世纪诺贝尔奖获得者辞典》[1](以下简称《辞典》)为依据,以百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群体为研究样本,对若干重要指标作计量分析,以图获得较为客观的判断———世界杰出医学工作者成长及创造世界尖端医学科技成就可能遵循的基本途径。从而在理论上为中国的医学教育、科研等创新体系提供新的量化依据。
1年龄构成计量分析
我们将获奖者以10年为一个时间段,分析获奖者的平均年龄构成,就可以从一个侧面探讨科研创新能力与科学家年龄关系的初步规律。根据《辞典》资料,可得表1结果:通过统计,获奖者总的年龄平均在56.5岁,而且从表1可以看出获奖者每十年的平均年龄与总的平均年龄上下都不超过5%,由此可见,50岁~60岁可能是从事医学科学研究显示其科学成果的高峰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从1950年以后,获奖者平均年龄有逐渐升高的趋势,50年时间平均年龄整整增加了10岁,如果排除第一个10年段获奖者平均年龄偏大,可能是由于他们在19世纪的成果到20世纪初诺贝尔奖设立才得到认可的话,整个获奖者平均年龄在整体上是一个上升的过程。出现这一现象最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科学发展,医学工作者在基础知识的获得时间和不断复杂的科研上出成果的时间都有所增加,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信息。
需要明确的是,几乎所有的获奖者并非是在获奖当年做出杰出贡献的,而是由于先前的某项重要成果在医学领域内逐步得到广泛认可而获奖。因此,获奖的实质创新工作往往是几年前或几十年前就已经完成。也就是说,处于科研第一线的年轻科学家的创新能力和潜力更值得我们关注。当然,加拿大人班廷较为幸运,他在1922年发现了胰岛素,一年后就获得诺贝尔奖。相比之下,1966年美国的劳斯“发现导致肿瘤的病毒”而获奖,但这项成果却是在50年以前取得的。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应该关注现有的科学成果之外,还要考虑到时间因素。朱克曼曾对1900年至197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获奖成果完成年代和获奖年代之间的平均间隔时间作过如下统计[2],见表2。表2显示:几乎所有的获奖者,在取得获奖研究成果的最初并没有立即得到认可,而是平均要等待13.4年之后,才获诺贝尔奖。因此,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实际做出创造性工作的平均年龄,一般应在35岁~45岁之间,通常也是获奖者处于科研创新能力的高峰时期。朱克曼也认为: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完成其赢得奖金的工作平均是在41岁。这一结论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综合上述结果,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我国医学教育科研创新时的关注。首先,由于医学及其相关分支学科愈加丰富复杂,医学院校的学生在获得基础知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上,花费的时间可能会越来越长。如果一个学生在完成其本科到博士学业花费过长时间和精力的话,必然会影响到其以后独立创新工作的时间。因此,在保证素质教育的前提下,如何优化医学院校的基础学科及其课程的设置,使得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完成其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工作。
其次,在医学科研经费的投入上,我们当然要尊重医学领域的权威甚至院士,但更应该关注科研第一线的青年科学家。获奖者的年龄计量学分析告诉我们,创造世界尖端医学科技成就的工作者一般也就在40岁上下,虽然统计也显示这一年龄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我们依然要将中国并不丰裕的医学科研经费主要投入到处于科研创新能力高峰时期的青年科学家身上,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医学领域的权威由于其丰富的科研经验和渊博的知识广度,在科研领域的选择和方向上做出的贡献可能会更大一些,而不是在创新上。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检验医学创新成果是否优秀时,不但需要专家同行和社会认可,还必须引入时间因子。劳斯发现“因为导致肿瘤的病毒”的成果是在50年以前取得的。大多数人在取得获奖研究成果后,要平均要等待13~14年之后,才得到医学界的认可。因此,当今不少医学科研成果,刚刚完成就被冠以各类大奖的光环,而这些成果是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呢,还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怀疑的问题。因此,我们在肯定医学创新的成果时,应该优先考虑经受时间因素检验的成果。
2学位结构及毕业学校计量分析
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时,首先要掌握相应领域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获得学位越高,往往其掌握的相关知识与技能也越多,那么在以后的科研中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就越大。通过对获奖者学位结构分析,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见表3。表3中,各个学位占总人数比例百分比相加之和大于100%,达到110.47%,这是因为有18人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又获得其他博士学位。从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172位获奖者当中仅有12人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占总人数的93%。因此,我们可以说,接受博士级别的教育,已经是进入现代尖端医学科学研究领域的首要条件。那么,不同的院校会不会对医学领域的创新有影响呢?我们将获奖者毕业院校逐一统计,将毕业获奖者数目前十位的学校列表如下,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前十位的学校毕业了73位获奖者,占总人数的42.44%。排名世界前5位的研究型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巴黎大学)有四所大学出现在排名当中,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很显然,只能说明名校对于培养尖端医学科学人才的作用尤为重要。少数名校由于一流的资源优势,培养了绝大多数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尖端医学成就是出自少数的一流大学。通过上述两方面分析的结果,我们应该注意到:
第一,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我国博士的数量,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创造世界尖端医学科技成就的获奖者们的学位结构告诉我们,必须通过层层的学位准入机制,筛选出科学界的精英来完成科学的创新。虽然20多年来国家通过不断的硕士博士扩招,已经培养出一定数量青年科学工作者,但还达不到科学创新时,形成人才金字塔式结构的群体数量要求,更无法保证我国医学科技的持久竞争力。所以在医学人才的培养上,要重视基础人才的培养,更要重视精英人才的培养。应该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使博士成为我国医学科学家群体中的主体。
#p#分页标题#e# 第二,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获奖者群体中非医学博士学位占了近一半,很多人还获得过文学学士甚至硕士。如1960年获奖的英国人梅达沃获得过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读者或许会疑问,医学与文学是毫不相干的知识领域,为什么会在这些获奖者身上获得了完美的统一?其实,现代科学正处于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相伴共生的新时期,一方面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综合成为一种新的必然趋势[3]。这种情况决定了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科学研究模式,而必须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运用不同的科学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实现。因此,在医学科学精英人才培养上不仅要有专业技能的训练,更要有大学科的知识境界,才能突破传统取得创新。
第三,由于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获奖者主要来自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可见我国专门的医科大学,无论是对学习资源的占有上还是科研条件上,都远远达不到世界一流甚至是国内一流大学的水平,也就注定国内专门的医科大学主要是培养临床技术人员,而创造不出世界尖端医学科技成就。因此,专门的医科大学并入一流的综合性大学是必然的趋势,不能合并的院校也要与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联合达到资源与技术方法共享的目的,这对跨学科的横向交流和研究尤其重要,也是科技创新的基石。
3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科总是逐渐分化、细化,形成众多领域。对获奖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医学哪一分支学科更容易获得创新成果或者成果更容易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我们将研究领域获奖者数目前十位列表如下,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获奖者主要集中在前3项的研究领域,但由于跨度时间太长,不能反映各分支领域研究热点的转移情况。因为,某一领域可能会在短时间取得突破而出现较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不再是科研关注的焦点。所以,为了能体现这一转移情况,我们不妨将前60年的获奖者最多的研究领域与后40年进行对比,见表6。同时,将近40年没有获奖者的领域有:消化、呼吸和循环、维生素、昆虫传染、发育机制、杀虫剂,或许能够从一个方面看到百年来医学热点的分布、转移和进展。综合表5到表6,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典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一直是医学领域长盛不衰的研究内容,100年内产生了58位得主,而细胞生物学则是后起之秀,从1973到2000年产生了15位得主,可见这一领域已是医学出现尖端成果的热点区域。肿瘤这一领域虽然得主较少,但由于其近年来发病率的增加,愈发引起全球公众的关注,随着科技的进步,相信在不远将来会大有作为。而在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获奖近40年没有染指过的一些领域,如消化、呼吸和循环和维生素等领域可能由于其学科体系发展得很完善,在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下,依靠现有的科技条件将很难有更大的作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醒我们不必在这些领域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物力。
医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对人类的健康都具有相同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我们在医学实践中不可能唯西方是瞻,更不能抛弃我们很有民族特色的中医中药。然而,在我国的医学创新、科研的工作中,笔者认为有必要与国际接轨,关注国际医学研究创新的前沿方向,在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投入上,以及医学创新的领域上,都应该考虑到国际上医学研究的热点分布和转移的情况。有目的地将我国的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这些领域,使得我国的医学研究创新工作能更全面地融入全球化发展的科学主流。通过对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群体的年龄构成、学位结构、毕业院校和研究领域等基本信息计量分析,中国医学体系与国外的差距已经凸现出来,在目前的状况下,关于中国何时能够获诺贝尔医学奖,我觉得已经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能在百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群体的成长经历上看到我国医学体系的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基于理性数据分析之后,对现有的医学教育、科研创新体系做相应的变革,形成一个一流的教育体系,一流的科研环境和优良的科研传统、文化氛围等,才是当务之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未来10年或更长一个时间里,中国医学工作者全面问鼎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将不断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在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一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的纪念碑上打上中国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