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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琦珂 曹幸穗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农业博物馆
游牧畜牧业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第一次社会分工准备了条件，出现专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业。如果说驯化野生动物使之家畜化，是人类与牲畜关系的开始，那么，游牧则是人与牲畜关系发展的新阶段。随着饲养牲畜数量的日益增加，居住区周围的空间便显得有些逼仄局促，驯养者只好早晨把畜群赶到有水草的地方去放牧，晚上再赶回来。随着畜群数量的进一步增加，一个日程范围内的草地远远不够牲畜采食了，驯养者不得不携其家庭成员赶着畜群逐水草而居，游牧畜牧业便产生了。东北地区的游牧畜牧业，是畜牧经济日益发展、草畜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放牧牲畜的时候，行走范围一旦超过了人类步行所能达到的极限，畜群就会面临饥荒的危险。马能够提供远大于人的速度与耐力，可以使牲畜吃到更远处更新鲜的青草，获取更大范围的水草资源。马的驯化可以让人类拥有新的生态空间，让人类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环境，这也正是草原地带马业兴盛的主要原因。马是游牧畜牧业阶段的重要牲畜。符拉基米尔佐夫曾指出：在游牧民族中，“马比一切更受重视，马群是古代蒙古人的主要财富，没有马，草原经济便无法经营。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用于战争与围猎，并赖以供给马乳，蒙古人吃马的肉，用它的皮和毛”［9］。牛也是游牧民主要的家畜。草原部族饮牛乳，食牛肉，制作奶油、酸奶、奶块等食品，但更主要的是，用它做运输工具。史载，蒙古“草地之牛纯是黄牛，其大与江南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车，多不穿鼻”［10］。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经常地变换牧地。每到一处，牧民们搭起帐篷，草原上便炊烟四起，牧歌悠扬；若要更换牧地，就要把帐篷连同牧民的生活用品一并带走，这就需要牛来作为挽畜，拉起草原特有的轳轳车，游走四方，浪迹天涯。猪虽然可以放牧，但并不适于大规模的游牧，养猪应与定居农业相表里。因而在游牧畜牧业阶段，与定居农业共生猪的饲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此时，人们对马、牛、羊产生了高度的依赖，因为它们不仅能够提供人类衣食所需（如肉、乳、皮），而且还可当役畜使用（如马、牛、驼）。
定牧畜牧业阶段游牧畜牧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不完全经济，是社会生产和物品交换发展到相当程度后的产物，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而独立存在。游牧大迁徙使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经济交流逐渐频繁起来：游牧民需要从农耕居民那里换取粮食，满足自己的果腹之需；而农耕居民也需要从游牧民那里获取肉、乳等高蛋白食物，补充营养。久而久之，两个民族建立了持久的经济联系，形成了互助合作关系。其结果是，一些游牧民开始发展种植业，经营农牧并重的经济生活。这种农牧兼营的经济方式，再也不容牧民四方游走，到处迁徙，他们的牲畜放牧，往往被局限在以种植区域为中心的一定范围之内。在这一阶段，家畜从单纯作为人类的食物来源，逐渐转化为劳动工具和生产手段。牲畜使用价值和生产效益的不断增长，刺激了人们饲养的积极性，促进了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入定牧畜牧业阶段之后，马、牛的饲养已退居次要地位，羊则占据了畜群的主导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羊的品种特别多，能够广泛分布在多样生态的草地，另一方面，羊的繁殖力极强，能够为牧民提供更多的肉与乳。因而在东北西部草原部落所牧养的肉畜中，羊是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每一部落的羊群数量都十分可观。从觅食习惯上讲，羊的生态适应性比马、牛更强一些，因而也更适合在高寒地带生存。冬季的到来，对于放牧于东北西部草原上的畜群，可能是最严峻的生存考验。这个时候，马能够以蹄踢、蹄刨的方式，打开冰层，觅食冰层下面的冬草。虽然绵羊也能用蹄刨开雪，吃到下面的冬草，但对于已冻成冰的雪层，有时也只能徒唤奈何，只能啃咬马儿打开的吃剩的草根。长期的生存竞争，造就羊超强的生态适应能力。因其品种较多，食谱范围较广，东北地区羊的生态适应性很强。山羊与绵羊，都有其特殊食性。绵羊基本上是草食动物，它们只吃青草，山羊虽也吃草，但它们也啃食嫩枝、嫩叶。山羊的这种可兼容各种植物资源的食性，使得它们非常适合在多石、高山、干旱而富于灌木丛的环境中生存。定牧畜牧业阶段的放牧方式，和农业上的精耕细作一样，非常讲究，不同季节怎么放，不同牲畜如何搭配，有一整套的办法。例如在放牧牲畜时，马、牛、羊一般是分开放牧的。马善奔跑，行走速度快，可以迅速到距离较远的地方觅草；而牛行动缓慢，与马不可能同群；羊行走速度与马牛不同，所以羊也不与马牛混放。还有一种不能算是畜产，但人类不可或缺的动物，那便是狗。狗在人类驯养野生动物的历史上有其特殊地位。遥想在远古时期，东北先民以捕鱼打猎为生，成群的野狗跟着游猎的人群移动，捡食他们丢弃的动物残骨，并在人类进行狩猎时帮忙围赶兽群，夜间则保护着人类的领地及财产。长期以来，狗便成为人类的朋友。不管是在游牧畜牧阶段，还是在定居畜牧阶段，它们都忠诚地守望着人类的领地，协助人类保护、管理牧畜。
定居家畜业阶段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形态，具有不同的能量转换机制和环境适应方式。在食物能量及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要高于游牧方式，所能养活的人口也更多一些。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之所以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仅与生存环境的变迁有关，还会受到农牧政策的严重影响。清代以来的草原放垦政策，使得丰饶草原变成农庄田野，迫使许多牧民放弃游牧业，从事定居农耕活动，即便保留有畜牧经济，也仅以家庭养殖业的形式存在。进入定居家畜业阶段之后，畜牧经济退居次要地位，仅与农耕经济互补共生。因此期仍然是农耕与畜牧并重，东北地区牲畜饲养的种类与比例，即使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也多有差异。东北南部地区以农耕为主业，家畜多饲养猪、牛、羊，家禽多为鸡、鹅、鸭（靠近水边的地方）；东北西部地区，历史上多为游牧民族的畜牧区，多豢养马、狗、牛、羊；东北北部的渔猎民族，多饲养鹿和狗，史称“使犬部”、“使鹿部”；东北东部的居民早期以山居渔猎为主业，除了饲养猪、牛、羊，往往还把鹿和鹰作为渔猎的助手。马依然是定居家畜业阶段的必备牲畜，主要用于拉车耕田。使役牲畜，除马之外，还有驴、骡、骆驼。驴，适合于轻便农作和骑乘。骡，是马和驴相交配而生，体躯大，负重多，善拉车。骆驼，主要产地为大兴安岭以北、呼伦贝尔草原一带，鄂温克、达斡尔、蒙古等民族多有饲养。猪为经营定居牧民所常畜。史载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挹娄人对猪的偏好，也体现在当时的葬俗中：“死者其子即葬之于郊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其上，以为死者之粮”［11］。在定居家畜牧业阶段，养猪虽可为人类增添肉食，但猪也消耗人类的食物；两相抵消，养猪并没有为人类增加多少食物；在生存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猪甚至是人类的食物竞争者。尽管如此，猪仍是东北农耕民族的必饲家畜。鸡、鹅、鸭等也是东北农家常畜之物。方拱乾《绝域纪略》云：“鸡豚鹅鸭视所畜，客至而操刀而割，豕堕地即充庖丁焉”，“伏鸡曰抱，爵子及鸡雏皆谓彀，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谓之涅”。能够鉴别鸡卵的公母，说明定居家畜业阶段，鸡的饲养已相当普遍。东北民户普遍养狗以守夜。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地方的赫哲人，其所养之犬，大如驴，可以拉扒犁，驰于冰上，行走如飞，作用等同牛马。此外，东北地区西北部少数民族多饲养驯鹿。鄂温克人、鄂伦春人养驯鹿，主要是食其肉、乳、脂肪，并用来做为驮物、拉雪橇的交通工具。此外，他们还饲养白花鹿，“取者养于家，以取奶，名曰鹿奶子”。#p#分页标题#e#
环境变迁与生态适应牧畜的生态适应性，决定着东北地区畜牧结构演变的趋向和类型。游牧经济中的驯养动物马、牛、羊等，大都以草、叶、嫩枝、荆棘、苔藓为食。从觅食习惯上讲，山羊与绵羊吃草，都是把草株的底部完全切断，而马与牛吃草则牙齿截断草株的位置较高一些。因此马与牛吃过的草地，羊依然能获得草食；但羊先吃过后，马与牛就无草可吃了。这样的动物食性，为畜牧制度的合理安排，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果说牧畜生态习性的进化是畜牧结构变迁的内在因素，那么，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突变，则是造成畜牧方式逐渐转型以及畜牧结构不断演变的外在动因。东北地区原始畜牧业结束、游牧畜牧业兴起之际，正是全新世暖期结束的气候状态转变之时。为适应这种气候及环境条件的变化，人们不得不缩小家庭饲养畜种的比例，扩大放牧畜种的范围，加速了畜牧游牧化的进程。气候的突变往往会直接导致畜群生存环境的骤变，而历史时期大量移民的修筑城池和垦荒活动，更加速了畜牧生态的恶化，促进游牧畜牧向定牧畜牧的转化。对游牧畜牧业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巨大破坏的，是草原地区的自然灾害：风雪灾害被人们称之为“白灾”；干旱灾害使野草枯死，被称为“黑灾”；牲畜疫病，造成牲畜头数锐减，被称为“瘟灾”；蝗飞蔽野，一过牧草空尽，被称作“蝗灾”……当“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退化为盐碱荒地时，当“平沙软草天鹅肥”的沼泽衍化成沙漠的时候，定牧畜牧业最终不得不走向高度依附农耕文化的定居畜牧业。
畜牧政策与饲养技术历代政府的畜牧政策，对畜牧系统结构的变迁影响很大。元朝通过国家力量，设立太仆寺，开辟官牧场，以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蒙元政权的畜牧政策，使部分农业区与牧业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草原部落实行领地分封制度，各领地之间“划疆分界”。领地制度的实施，事实上起到了游牧畜牧业向定牧畜牧业逐渐转变的促进作用。为了实现畜牧种群的合理布局，以达到草畜的基本平衡，牧民在畜牧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合乎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草原牧民利用马与羊的觅食共生关系，合理安排畜牧制度。在蒙古族中，有“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的畜种布局。草原游牧民控制马、牛、羊的繁殖速度，基本上每年生产一胎，以便能有效控制种群数量，实现畜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在不断增强，畜牧生产结构也会随之得到优化。东北地区良种培育技术、种草养畜技术、秸秆青贮技术、疫病防治技术的不断引进和逐步推广，均有力地推动着畜牧结构的继续升级。稳定生猪生产发展，加快肉羊生产发展，突出奶业经济发展，应该是东北地区畜牧结构发展的未来发展方向。
文化习俗与饮食习惯萨满教是东北地区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其万物有灵、多神信仰的特点，造就了游牧民族尊崇自然、取之有度的文化习俗。局隅于大兴安岭一角的鄂温克人，所供奉的卓日神，身前替主人养牛挤奶，死后被奉为神。神像是每当乳牛患病不出奶，牧民都要挂一画着年迈老人和带犊乳牛的神像，向它虔诚地祭拜。受其影响，牛自然成为这个部族的主要畜种。黑龙江地区的吉里迷人盛行养狗，一家之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批狗，这是他们的主要财产之一，因此男女订婚的时候也要“先定以狗”，做为聘礼。奴儿干地区的女真人“衣狗皮，食狗肉，养狗如中国人养羊”［12］。分布极广的乞列迷人（女直水达达）“不知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杷犁，食则烹供口食”［13］。生活于草原区的蒙古人，其生活资料主要是肉和乳。长期的游牧生活，养成了蒙古牧民夏天饮奶（或吃奶酪）、冬天吃肉的饮食习惯。相较而言，牛奶的营养更为丰富，也更为解渴；羊肉脂肪含量更少，也更合口味，因而牛、羊成了游牧畜牧业阶段的主要牧畜。马耐力大，奔跑速度快，适合牧民的骑乘，因而也是游牧畜牧阶段的必要牧畜。
经济交流与市场影响农耕经济始终为畜牧经济的发展提供着经济基础和技术支持。可以说，农耕经济在畜牧系统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畜牧部落通过市场交换，从邻近的农耕民族哪里，获得必需的农产品及各种加工产品。生活在农区或半农半牧区的定牧畜牧民，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得到的好处更为明显：一方面是有些牧民开始走向定居、半定居，生产和生活较过去趋于稳定；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自己生产或通过收取地租的形式，得到粮食、饲草料等农产品。因而从这个角度讲，畜牧部落和农耕民族的市场交流，加快了畜牧系统的演化进程。如果说后金与明朝的马匹互市，还是不完全市场交换，那么，近代以来蒙古与中原的羊毛贸易，东北与欧洲各国的畜产品贸易，均有力地推动着定牧畜牧业的发展与繁荣。以解放前的蒙古族为例，他们向国外输出的货物绝大部分是畜产品，包括毛类、皮张和牲畜等。这种畜产品的高度市场化，推动着畜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一起汇入现代草地生态系统（用著名草地学家任继周先生的话来说，草地生态系统，不仅经济效益高，而且生态效益高，是最为稳定的生态农业系统）的伟大洪流之中。
东北地区的牧畜种类繁多，主要为马、羊、牛、猪等。东北南部地区以农耕为主业，家畜多饲养猪、牛、羊，家禽多为鸡、鹅、鸭（靠近水边的地方）；东北西部地区，历史上多为游牧民族的畜牧区，早期多豢养马与狗，进入定居畜牧业阶段之后，牛和羊的饲养逐渐普遍起来；东北北部的渔猎民族，多饲养鹿和狗，史称“使犬部”、“使鹿部”；东北东部的居民早期以山居渔猎为主业，除了饲养猪、牛、羊，往往还把鹿和鹰作为渔猎的助手；及至进入农耕社会之后，家畜饲养以猪、牛为主，后期有了驴、骡；家禽饲养以鸡、鸭为主，后期有了鹅、雁的饲养。就整个东北地区而言，早在石器时代，东北的原始先民“刀耕火种”，以人为“畜”，进行着“耦耕”劳动，其时的生产力极低，原始先民往往还需借助原始畜牧业来维持生计。秦汉以来，牛耕对人力拉犁的取代，既解放了劳动力，又提高了劳动效率。农耕民族对牛的需求日益强烈，因而在东北东部地区，役畜以牛为主，牛的饲养量很大，但随着民族的不断融合，受东北西部草原民族的马文化的辐射，东部地区的役畜养殖开始出现马与牛平分秋色的局面，近代西方实验科学的传入，东北居民开始意识到马与驴杂交的骡不仅食谱广泛，而且力大无比，于是骡的饲养便异军突起，甚至大有独领一时风骚的趋势。#p#分页标题#e#
现实是历史的积淀和延续。中国农业系统主流是草地农业与耕地农业的历史更替，未来的农业系统应该是传统畜牧系统和传统农耕系统向现代草地农业系统的回归。我国东北地区现有的畜牧结构还比较原始落后，部分畜产品阶段性、结构性、地区性的过剩现象，严重影响着东北地区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按照历史规律，我们走到了畜牧系统转型期。为尽快实现畜牧业生产从数量型、温饱型向质量型、营养型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应该走养殖结构多元化、畜禽品种优质化以及牧草种植规模化的路子。为此，我们应该总结畜牧系统发展的规律，吸收历史上牧畜布局的合理成分，进一步调整、优化东北地区的畜牧结构，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的草地农业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