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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哲 吕金山 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纵观中医学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政府的医药卫生政策对于中医学发展关系重大。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等几乎都达到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北宋时期主要统治者们对于医药卫生政策方面均非常重视,故而分析宋代主要医药卫生政策,对于现在的中医卫生政策法规的制定仍然有巨大的借鉴意义。下面就宋代主要中医药卫生政策可取之处简单概要如下。
1疫病防护政策可取之处
1.1运气防疫政策的施行
宋代对于中医经典中运气学说非常重视,这从现存宋代国家医学考试试题集——《宋太医局诸科程文格》中(共九卷)载试题87道,其中仅运气就有9道之多,专门就中医运气学知识进行考试,可见一斑。北宋政和六年(1117年),宋徽宗命政府“公布次年运历,示民预防疾病”,所谓运历,这是当时宋徽宗政府命人研究运气学说,并在撰著《圣济经》、《圣济总录》的基础上,编制的一种历法,是以当时的历法、天文、气象、物候结合某些传染病、流行病和季节性疾病的规律性经验而编造的一种六十年周而复始的历法。运用这种历法可以很明确提示某年节气可能有某类疾病的流行,并要求人们早作预防。这种历法在金元明清时期仍然十分盛行,对于防护瘟疫有着一定意义,是中医防护传染病“天人合一”和“治未病”理念的一种具体体现。然而,历来不少医家对此争论很大,未能在科学界和卫生界达成某种共识。但是,作为中医有必要加以批判继承和发展研究,不应该彻底抛弃,故而今天的卫生政策中对于有关中医运气理论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的研究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这也是继“非典”、“禽流感”、“猪流感”等传染病不断出现后,值得中医在传统卫生政策制定上加以重视的一个方面。
1.2政府派医巡诊、公布医方防病救人
北宋政府自建国以来对于在疾病瘟疫爆发时期派遣医生巡视京城和到边远地区支援指导救助、颁布名医效方、发送救命药材以及命令当地官员组织力量救助患病人群是非常重视的。比如乾德元年(963年),湖南发生疫病,赵匡胤“赐行营将校药”；咸平六年(1003年),五月癸丑,京城发生瘟疫,宋真宗“分遣内臣赐药”；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当时北界人多腮肿而死,民多向南迁徙,宋真宗便命“医官院处方并药,赐河北避疫边民”；嘉佑四年(1060年),京师地震,宋仁宗命令最高财政部门专设“宽恤民力司”,救灾医疾,还“遣官分行天下,访宽恤民力事”。从北宋政府所采用的这些政策可以看到当时政府对于疫病及突发事件之重视程度和应对措施；另外,这种政策对于今天制定卫生政策防护瘟疫、应对突发事件和改变当前全国各地医疗卫生条件分布不均的现状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2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管理可取之处
宋朝政府从“仁政”出发,为了巩固统治、维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对于孤、老、疾弱、穷、丐、败兵甚至囚犯等医疗卫生健康非常重视,在全国各地成立社会慈善机构,政府专门拨款保证他们得到较好的医疗和康复条件。比如淳化四年(993年),宋太宗命令“囚有病者,勾当医人看治,省视汤药”；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命令“于诸路置病囚院,医治徙流以上有病疾之罪犯”；治平元年(1064年),宋英宗命令在京师旧置东、西两福田院基础上,再增加南、北福田院,用来收容救济老、疾、孤、穷、乞丐者等300多人；元佑五年(1090年),杭州大旱,饥疫并发,苏轼请求朝廷,作坛粥药,遣药分坊治病,并用黄金50两设立一所病坊,收治患染疫病患者。此病坊功能很类似于今天的传染病医院,后来于崇宁元年(1102年)被宋徽宗命令由政府接管,改名“安济坊”,专门用来收治贫病者；同时,宋徽宗又命令全国郡县均仿照这种方式建立类似“安济坊”,并在京师设置“居养院”,用来专门收容鳏、寡、孤、独。该院经费是以户绝财产给养,各郡县的“安济坊”则由当地僧人主持,规定医生对于其所治病人,要一一记录,到年终考核救治数量,3年超过千人者政府给以奖励。这应属于一种可持续性发展的办院模式,但是后来这两种机构却出现了“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讷衣絮被”的州县奉行过当、监督不够、浪费严重状况,以致出现“贫者乐而富者忧”的新问题,其中经验和教训很值得今天医疗政策改革借鉴。宋代这种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办院模式和中医发展政策是解决当时医患关系、缓解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一种必然途径。这种政策对于今天维持社会安定团结,制定从根本上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卫生政策亦有其可取之处,但如何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更多地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福利医院,解决更多的贫穷人群的就医问题,避免重蹈宋代监督不够、铺张浪费覆辙,并非易事。
3国家药材饮片和中成药管理机构可取之处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下令“解除海舶输入药物木香等三十七种禁令,并公布乳香等八种药物为官府专卖”。熙宁九年(1076年),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制定“市易法”,将药材列入国家专卖项目,同年,在太医局下正式成立了制造和出售药材、中成药的专卖机构——熟药所,或称卖药所。实际上这应该算作中国最早的国营药店和国营制药厂,仅当时1年,这种熟药所便为政府增收纯营利钱25000余?,从而受到皇帝嘉奖,且其所售药品质量较好受到群众的信赖和好评。后来这种卖药所越办越兴旺,至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特“许各州郡以土产药材等价互利,交换熟药所成药”,崇宁二年(1103年)增至五所,又修合药所两所,将制药与出售分开经营,不久改卖药所名“太平惠民局”,后来吏部尚书何执中上奏：“买药所其惠甚大,当推行天下”,得到皇帝批准,从此各地纷纷建立“熟药所”,使得国家专卖药物几有取代私营药店的趋势。由此可见,宋代一直采用国营和私营并行的两种中药经营模式,这两种经营模式的合理发展和健康竞争更有利于中医产业化、促进中医药健康发展和解决民众健康问题。
4医生考核及教育政策可取之处
4.1学校教育政策
宋代皇帝很重视对于医生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实践技术的教育,早在开宝四年(971年),赵匡胤便下达命令“求访医术优长者,咸籍其名,仍量赐装前”；在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命令：“国子监于翰林医官院选能说医书三、五人为医师,于武成王庙讲说《素问》、《难经》等文字,召京城习学生徒听学”,并于同年接受范仲淹奏请：准于太常寺,始建太医局,培养医师,学习《素问》、《难经》、《修合药饵》、《针灸》等,由名家任教,凡医师未经太医局师学,不得入翰林院。太医局分医学为大方脉、小方脉、风科、针灸、疮肿兼折伤、产科、口齿兼咽喉、眼科、金疮兼书禁等九科,每科设教授一名,学生人数最早限在120名,至宋神宗元丰年(1078－1085年)增加到300名。太医局为地方学校教育树立了榜样,到元丰六年(1083年),宋神宗准“诸县设医学,不及万户者补医学一人,万户已上者二人,每及万户者可增一人,至五人止,所规定之学习课程等与太医局相似”。宋代这种学校教育政策以及按照地区人数有计划地分配医生资源,很好地保障了医生的就业问题和老百姓的就医问题,颇值今天在制定相关卫生政策时加以借鉴。而关于学校所教育的具体内容除了上述诸书名外,还可以从《宋太医局诸科程文格》这部宋代医学考试试题集中得到反映,当时的医生所掌握的中医知识,无论是中医基础理论还是中医临床绝对并不比今天我们的中医学校教育所掌握知识难度低。#p#分页标题#e#
4.2民间医生人才选拔政策
宋代政府对于民间医生在中医药方面的一技之长亦非常重视,甚至这种重视程度大大超过了今天。比如宋太祖赵匡胤重用医疗技术高明,对本草学又颇多研究的民间道医马志,并任命他担任起开创修定政府本草药典的重任——《开宝详定本草》与《开宝重定本草》,两书在《新修本草》基础之上所增加的百余种新药,均经过马志一一认真注释；宋太宗赵光义曾诏令当时民间道医王怀隐还俗,给予尚药奉御官职,后终升至翰林医官使,让其校正编撰《太平圣惠方》100卷,对后世方剂学影响很大；宋仁宗亦让民间医生孙用和为胱献皇后诊病,后重用他为尚药奉御；后来宋仁宗自己患病,御医诊疗无效,让当时民间医生许奇为他针刺心下包络之间而愈,任命许奇做了翰林医官。类似宋代皇帝重用民间草泽医生的史料故事还有很多,如宋徽宗诏用民间医臧中立诊皇后病,张涣诊疗太子癫痫病,何澄诊疗东宫娘娘病等。从这些民间医生的确不负众望的史料来看,今天对于中医人才的选拔政策是否存在问题？上述少数民间医生在某些方面医术很高,但是可能并没有取得当时学校教育的考试资格或教育机会,但均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和重用,倘若他们处在今天社会,是否还会存在这样的机会？中医作为一种传统医学,其教育模式和发展政策究竟应当如何去做,似乎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5中医药书籍出版政策可取之处
5.1药典出版
北宋开宝六年到七年(973－974年),为了促进中医药发展,宋太祖赵匡胤做了一件对于中医药学发展有着深远意义的大事,即先后两次任命当时最出色的医生刘翰、马志等9名医药学家,对于唐代《新修本草》等药物著作进行了详细的校正、修订,重新编成《开宝详订本草》,赵匡胤亲自撰写序言,命令“广颁天下,传而行焉”,使之成为宋代第一部具有药典性质的本草著作。该书颁行后,发现其内容仍有欠缺之处,赵匡胤在第2年再次命令,让这些医学家在《开宝详订本草》基础上重新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删节,终成《开宝重订本草》,再次颁行全国。该书作为国家用药和考试医生的依据使用了约80年,亦开创了宋代严肃认真重修本草的先河,成为宋代历代皇帝效法的榜样。后来宋仁宗时又有《嘉佑补注本草》和《嘉佑图经本草》,宋徽宗时又编成《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和《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具备国家药典性质的本草著作颁行。宋代之药典内容当然不可与今天中医出版药典同日而语,但是该药典在临床实用价值上和对于中医的引领作用上似乎并不比现在药典逊色,甚至还有强于当前的地方。这很值得当前卫生立法部门深思。
5.2医学书籍征集、校正、普及政策
宋代的出版业已经很发达,且历代皇帝几乎均十分重视其前代医学书籍的征集、校正、普及政策,他们多是亲自过问或督促这些事情,甚至以身作则。比如宋太祖于开宝九年(976年),曾经亲自为其兄弟赵光义进行灸法治疗,使之病愈而继承其帝位；赵光义本人也对医药学研究很深,喜欢闲暇时间留意医术,收藏名方,这为其后来命人扩充、整理而成《太平圣惠方》打下了基础；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太宗“校历代医书”的诏令,并“诏贾黄中等于崇文院编录医书”,听取贾氏建议,命令各级政府向全国“购求医书”,该诏令明确指出：“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辖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方,并许指阙进纳,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迁转,不及二百卷者,伏给?钱赏之”,这种政策对于征集中医书籍的好处可想而知；从天圣四年到七年(1026－1029年)间,宋仁宗亦5次与医政官员商讨前代医学典籍的校勘和摹印颁行问题,此后各种医学典籍相继校勘完成,并由国子监摹印颁行,如《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相继问世,并铸造针灸铜人、刻制针灸腧穴石碑等医学工程,均在这一时期完成,效率之高,今亦罕见；到了嘉佑二年(1057年),宋仁宗再次接受宰相韩琦建议,命令在编集院内创建“校正医书局”,命韩琦为校正医书局提举,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为校正医书局官员。集中当时通医大儒与高手太医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唐以前的医学古典书籍进行了全面校勘,并进一步将校勘后的医书雕印小字本,只收官纸笔墨本价,许民间请卖,仍送诸路出卖,在全国范围进行非营利目的推广普及。今天看来仁宗此举确实意义深远,以利千载。由此不难想象,国家政策的重视对于中医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历来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6小结
宋代的历代黄帝几乎均将中医药事业视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亲自来抓,其采用医药卫生政策及其所取得巨大成绩虽然从整体上来说绝对不能与我国当前的卫生政策相比,但是在宋代诸多卫生政策中所积累的诸多宝贵经验和教训确实颇多可取之处,很值得今天卫生立法部门给以足够重视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