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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厚锋 单位：贵州民族学院 民族科学研究院
一、邓文波、邓岩濑夫妇的生平介绍
邓文波，又名邓光济，号晴川。祖籍江西高安县，其先世早年迁来贵州。邓文波先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生于贵阳，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17岁那年投靠其族叔邓花溪，入修文县学，考取秀才。后因废除科举，改读新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考取贵州第一届官费生留学日本，初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两年后因其成绩优秀升入京都帝国大学法政系，毕业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邓文波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参与同盟会，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夕回国，途径南京，被诬为“日本探子”而被捕，后来澄清获释，返回日本。经过这事，邓文波深感革命事业成功实非易事，不如转业学医，尚可济世活人，于是考入千叶医科大学学医。1915年(民国4年)毕业成绩以全班第三名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又因邓先生在校学习期间从未缺旷迟到过一次而获得“精勤赏”金牌一枚。此乃日本学生也为难得的荣誉，旋即被留任千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聘任为外科及耳鼻喉科医师4年。［1］邓文波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基督宗教圣公会，信奉基督，并领受洗礼，对基督信仰极为虔诚。因着同样的基督信仰，加上邓文波先生的医学与为人，先生在千叶医科大学工作期间，赢得日本女子千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岩濑妇佐医士的芳心，1919年与岩濑妇佐女士结为伉俪。［2］P196－197邓岩濑女士于1915年毕业于千叶医士学校，开始担任千叶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助产士，后来升任医士。邓岩濑女士，日本千叶人，姓岩濑，名妇佐，因与邓文波先生结为伉俪，于是按照中国习惯，取名邓岩濑。［3］P198－1991919年邓文波、邓岩濑夫妇一起回黔后，当时圣公会尚未传入贵阳，先生与其夫人就在家读经、祷告，20年如一日，从未间断。每天定时灵修，从不以宗教生活影响医务工作，也从不以信奉基督宣示于人，故时人鲜知其为基督信徒。他曾经说:“我服膺基督教训，心境日益澄明，人生日益净化，爱主之心日笃，爱人之心倍深。我信不在求知于人，而在以行荣耀基督。”［4］P2011938年贵阳中华圣公会成立，邓文波、邓岩濑夫妇历任贵阳中华圣公会董事会董事，邓文波先生出任第一届董事长。1947年，贵阳中华圣公会兴建圣安堂，邓文波、邓岩濑夫妇时任董事，他们夫妇奉献的款项不但仍名列榜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夫妇对基督信仰之虔诚，言行之庄重，以及对贵阳教会之关爱，深受全教会教牧人员以及信徒的尊重。大家乐于称赞他们夫妇为:“邓文波先生、邓岩濑女士真是主所安排的一对贤夫妇。”［5］P202
二、邓文波、邓岩濑夫妇对贵州早期妇幼卫生保健方面的贡献
历史上，在贵州广大农村中主要依靠巫师治疗疾病，与此同时，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实际中，逐渐认识到许多中草药可以防治疾病，也掌握了一些医术。然而，到了20世纪20～30年代，西医妇幼医院和西法接生在贵州开展依然极其困难，而妇幼科方面的医务人员更是奇缺。1919年，邓文波、邓岩濑夫妇从日本回到贵阳，看到当地婴孩的出生存活率比较低，妇女与孩童的日常卫生保健以及妇女产后的基本医疗卫生保健存在极大的问题，为此，邓文波积极鼓励其夫人岩濑女士在其创办的贵州省立医院同时开办妇幼产婴科。［6］P199贵州省立医院创办初期，邓文波、邓岩濑夫妇推行西医、西药十分困难。当时，老百姓受到传统封建意识的束缚，都传说吃了西药会绝嗣，打了针有生命危险。特别是妇女，连外出去看病都不许，更要说是找“东洋女”(指岩濑岩濑)接生了。但是他们夫妇克服了重重困难，到处宣传西医、西药知识。［7］P218开始，只有邓岩濑女士和她的助手两三位到病人家劝说，并亲自为难产者采用西法接生。在岩濑女士大力推行西方医疗接生方法的同时，邓文波也常常与其夫人一同到病家劝说患者，并为她出谋划策，他们夫妇的医疗团队爱心行为挽救了不少妇女和婴孩的生命。正由于他们的医术和医德不断赢得患者产妇及其家属的信任与认同，并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从而为他们的妇幼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打开了局面。因此，在贵州省立医院开办的妇幼产婴科业务日渐发达，然而由于技术力量却极为薄弱。为此，邓文波先生想，单单依靠他们夫妇和几位助手，医疗力量非常有限，于是，他与其夫人岩濑女士商量，应该成立妇产婴科传习所，培养更多的妇幼医疗卫生保健人才是当务之急，为此，他们请当时省长公署行文至各县，要求选送当地好学优秀女青年前来妇产婴科传习所学习，希望把有关妇幼卫生保健方面的技术与知识传授给更多的人，培养更多的人。岩濑女士听了先生的想法后，大力支持并全力协助文波先生开办妇产婴科传习所，邓文波自任所长，在日本从事妇幼卫生事业颇有经验的岩濑女士亲自主讲传授妇幼卫生保健方面的知识，先后开办数期，培育学员百余人，有的留在医院做助手，大多数回到本县建立妇幼卫生保健组织。［8］邓文波、邓岩濑夫妇不仅为贵州省妇幼卫生保健组织最早的骨干力量，而且他们培养出来的妇幼保健卫生人才为近现代贵州全省妇幼卫生保健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邓文波、邓岩濑夫妇对贵州省立医院创立的贡献
历史上，贵州人在外行医者不乏其人，但是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回到贵州服务。在邓文波先生年代，在日本行医是一件很容易致富的行业。1919年，邓文波先生应当时主持黔政的贵州督军刘显世的邀请，偕同妻子邓岩濑和一批医疗器械、药品回到贵阳，在贵阳城南“两广会馆”创办贵州省立医院，经过精心筹划，修建五层省医大楼，历时三年，始告落成，邓文波先生出任院长［9］P517。可以说，贵州省立医院的创立，不仅成为历史上贵州省第一所公立医院，而且为自古贵州“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天无三日晴”的医疗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时贵州西医初行，前往医院就诊者寥寥无几。为了打开局面，邓文波先生除了对来院病人精心治疗外，并不辞劳苦亲自到病人家中出诊，得到他治愈的病人日渐增多，一传十，十传百，邓文波先生的医术名声大振，前往医院就诊者络绎不绝。为了壮大医院技术力量，文波先生除多方留任延聘医院业务骨干，还积极培养有进取心的青年好学者。
由于邓文波先生医德医术双赢，1922(民国11年)6月，邓文波先生被推举担任贵州省长公署军务处军医科长。1923年，兼任滇黔联合陆军医院院长。［10］P5171927(民国16年)邓文波先生主编《卫生半月刊》。1931(民国20年)邓文波先生兼任贵阳西医工会主席，创办《新医药刊》，［11］P517通过创办医疗卫生方面的刊物，以提高广大人民的医疗卫生常识。在日本留学学习西医期间，邓文波先生就能够正确看待博大精深的中医，并留心钻研《皇汉医学》。在先生留学回到贵阳创办贵州省立医院前后，贵阳中西医之争颇为激烈，先生居间调解之。在治疗病人期间，邓文波先生遇到对西医疗效不高之时，也常常采用中医药治疗，效果非常之好。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先生著有《中西临症疗法汇编》及《医药卫生论说集》二书，前者由《贵州晨报》出版，后者在谢六逸的帮助下由贵阳文通书局列入《医药卫生丛书》出版。这两部书内容丰富，很受欢迎。特别是《中西临症疗法汇编》见解独到，是贵州省中西医有结合的难得的比较早的一本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曾经约增订再版该书，因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先生《中西临症疗法汇编》的手稿被毁于期间，实乃贵州医学界之损失。［12］P200#p#分页标题#e#
四、邓文波、邓岩濑夫妇对贵州社会的贡献
除了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之外，邓文波先生生前致力于社会事业，尤其热心赞助办学，他长期担任贵阳私立豫章中学董事长，积极为学校筹措经费。每学期开学和散学典礼，必亲自参加讲话，以自己在日本刻苦学习为例，勉励学生，并以个人名义设立奖学金，亲自奖授优秀学生，使学生备受鼓励。［13］P201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尽管医务事业非常繁忙，邓文波先生仍积极支持爱国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中，贵阳学生将查获的日本产的玻璃送到省立医院，邓文波先生邀请学生参观医院，举行茶话晚会，对学生爱国活动倍加赞扬。［14］P1971949(民国38年)，邓文波先生参加贵阳临时治安委员会，对于保护贵阳市人民生命财产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曾任贵阳市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贵阳市云岩区人民代表、云岩区人民委员会委员。
贵阳新中国成立后，邓文波先生与同行开办黔灵西路联合诊所，邓岩濑女士则担任妇产科主任，他们夫妇不仅带头认真搞好业务，还积极组织同行参加政治学习。1955年，在国家卫生部李德全部长的关怀下，邓岩濑女士获得中国国籍。在取得了中国国籍之后，邓岩濑女士非常高兴，她对工作更加积极主动，深受医院同事和群众的赞扬。与此同时，邓文波先生积极筹建云岩区人民医院，并被推举担任院长，邓岩濑女士则被委任为该院妇产科主任，在开展妇女保健和儿童保健业务方面成效显著。在抗日战争时期，日侨纷纷回国，邓岩濑女士仍然留在贵阳，在都市路开设诊所。因为痛恨日本法西斯发起战争，目睹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惨痛的灾难，邓岩濑愤然参加贵阳防空医疗组织，协助救护创伤人员。与邓岩濑女士素不相识者，不知其为日本人［15］P199。在日中关系紧张时期，邓岩濑积极参加日中友协活动，她在促进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于两国人民的事情。1958年8月，邓岩濑女士高血压病发，后突然大脑萎缩而不治逝世。临终前，岩濑女士还念念不忘对贵州医学的贡献，特别嘱咐将她的大脑赠送给贵阳医学院作解剖研究之用，真可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今，邓岩濑女士的大脑尚作为特殊病例保存于贵阳医学院，其遗体安葬于贵州省革命工作人员公墓。［16］P2021961年，邓文波先生因患脑血栓不治逝世，终年75岁，安葬于贵州省革命工作人员公墓。［17］P198
五、结语
由此观之，基督教信徒邓文波、岩濑夫妇不仅成为历史上贵州省立医院的开创者，而且是贵州历史上把西方医学科学技术引进贵州的先驱，还是贵州历史上中西医结合的先驱之一;他们夫妇不仅是贵州省城妇幼卫生保健组织最早的骨干力量，还是贵州各民族地区妇幼卫生保健的开拓者。他们的医疗卫生创举为后来贵州全省中西医和妇幼保健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们对基督宗教信仰之虔诚与其医疗业务之精湛和医德的高尚至今依然成为当下贵州基督教会界与医疗卫生界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