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古代版权意识的产生及发展，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版权，是指个人或法人对其精神产品的某些专有权利，它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书籍的制作、传播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文人们很早就有将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作一种经济专有物的观念。遗憾的是，中国古代的版权意识，发展缓慢，一直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纵观中国版权发展历史，中国古代的版权意识滥觞于唐五代，发展于两宋，成熟于明清。至于它的完善与最终上升为法律，则是近代的事情了。 一、版权意识产生的背景 版权意识产生的背景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以及由此带来的出版事业的兴盛和图书市场的繁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社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出版事业，文人们著书立说主要是为了宣扬自己的学说，图书的流通主要靠手工抄写，费时费力，而且这也几乎是当时文化传播的唯一方式。手工抄写的图书主要是为了个人需要，即便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但是由于所抄之书也包含了抄写者自己的劳动，仍不能等同于现代的侵权。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图书的印刷变得非常便利，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业由此出现，我国早在西汉后期就已经出现的图书市场日益繁荣。而版权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概念，图书市场的繁荣使得作者、出版者都有利可图，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使得当事人越来越关心如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如何防止别人私自删节、修改出版自己的作品以牟利，版权意识由此产生。复制侵权者轻易就可以将别人数十年的劳动成果，占为己有，这为侵权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敲响了版权保护的警钟！关于我国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有汉代说、隋代说、唐代说、五代说，总的来看，雕版印刷术发明和使用的历史演进过程是在唐代后期完成的。这也是我国的版权意识滥觞于五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版权意识的产生 唐五代的图书版权保护的例子并不多见，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仅存的史料中管窥当时版权保护的情况。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看，在公元七至八世纪，即我国历史上昌盛的初唐到盛唐时期，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印刷物的不断增多，人们的版权意识便开始出现。由于印卖书有利可图，擅自印制他人诗文的现象在当时就已经很普遍了，不仅白居易、元稹等名家，生活在晚唐的徐夤也记述有其作品被人盗印的情况。中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东川节度使冯宿上奏曾提出关于禁断民间印历日的问题，奏疏云“：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1]这份奏疏得到唐文宗批示：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禁止民间私印历日，其主要原因是“有乘敬授之道”，不符合封建的等级规范，并非出于经济目的，但它已暗含保护版权的意识，与现代版权保护中“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惯例很相似。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关于出版物规定的文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版权的文献记录。 三、版权意识的发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事业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五代奠定的基础上，中央政府继续刻印图书，除国子监承刻之外，其他政府部门和地方官署都刻书、印书，全面开展了政府刻书事业。私家和坊间刻书也开始兴盛，并且形成了四川眉山、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几大刻书中心。书坊刻书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不法书商们为了牟利，便开始盗印当时畅销的书。朱熹有两部著作就曾被人盗窃。一是淳熙四年（1177）其《四书或问》撰成，因为未及修改，不肯刊行示人，不料“时书肆有窃刊行者”，于是朱熹“亟请于县官，追索其板”[2]；一是他的《论孟精义》，大概因畅销之故，浙江义乌书商便翻印夺利，朱熹很是气愤，他写信给吕祖谦，“试烦早为问故，为一言止之”，希望借吕氏出面干涉，禁其翻印，“如其不然，即有一状”。朱熹认为“为贫谋食不免至此”[3]，事关经济利益，如翻印之事不能调停解决就要上告打官司。朱熹在信中表明了维护作者自身权益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印刷作坊要求政府出面，禁止别人翻刻自己的印版，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一些宋版书上，记载了当时一些这样的事例。例如刻印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的王偁的《东都事略》，上有牌记曰：“眉山程舍人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4] 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我国版权实例的记载。祝穆的《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宋原刻本的自序后有《两浙转运使录白》“：两浙转运使录白。据祝太傅宅干人吴吉状：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利害。……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4]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盗版很猖獗，书商所用的作伪方法也层出不穷，或者照式重新开雕，或者把原书改名，或者将几本书重新拼凑。此外如段昌式的《丛桂毛诗集解》一书的前面也印有淳祜八年（1248）七月国子监的禁止翻版公文“：行在国子监据迪功郎新赣州会昌县丞段维清状。维清先叔朝奉昌武，以《诗经》而两魁秋贡，以累举而擢第春官，学者咸宗师之。……维清窃惟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音义，非惟有辜罗贡士锓梓之意，亦重为先叔明经之玷。……如有不尊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4]从上可以看出，有宋一代，作者（或其继承人）比较重视版权的精神权利，打击盗版大多为了自己或祖先的学术声誉；而刻书者比较重视版权的经济权利，打击盗版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经济专有权。而且这些打击行为，都是出于有权势的刻书者向官府的申请，这说明当时版权保护尚未制度化，版权意识也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接受。 而当时的政府所刻之书，并没有禁止翻版的记载，如雍熙三年敕撰雕印许慎《说文解字》，末附中书门下牒文云“：……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讹谬实多，六书之踪，无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渐恐失其原流。爰命儒学之臣，共详篆籀之迹。右散骑常侍徐铉等，深明旧史,多识前言,果能商榷是非,补正阙漏。书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镌,用广流布。自我朝之垂范，俾永世以作程。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兼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无令差错，致误后人。”[4]可见宋代政府刻书，并不禁止翻版，而是对书籍严加校勘，向民间提供一个标准的版本。元代，人们的版权意识日益增强，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乞官禁止翻刻的告白。如《古今韵会举要》就有陈棠的告白：“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铺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厘，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4]#p#分页标题#e# 四、版权意识的成熟 明清两代随着出版业的继续发展，人们的版权意识日益走向成熟，当时出版的书籍中经常印有保护版权的印记，特别是明代万历以后，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种印记则更为普遍。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东西洋考》（明张燮撰）在书名页上刻印“翻刻必究，本衙藏板”[5]字样。万历年间郑能刻本《前唐十二家诗》（明许自昌编），在《岑嘉州集》卷末有“闽城琅环斋版，坊间不许重刻”[5]的牌记。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出版家毛晋曾替人刻印了《二如亭群芳谱》，书名页上署“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字样。崇祯元年尚友堂刻本《拍案惊奇》（明凌蒙初撰），书名页上刻印“本衙藏板，翻刻必究”[5]。崇祯十四年刻本《麟旨明微》（明吴希哲撰），书名刻印“本衙藏板，翻刻必究”[5]。崇祯刻本《皇明世法录》（明陈仁锡撰），书名页左下角钤白文方印“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以上所引印记，一般都不再有宋元时期“已申上司”的字样，之所以会如此，并不是不需政府干涉，只能说明，这一时期要求保护版权的事例已经很普遍，版权的意识已被大多数人接受，因此，就不用特意说明“已申上司”了。而且这一时期印记的用语也简略规整，趋于统一，说明明清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关于版权保护，社会上开始有了一定的规范，而不再仅仅是零散自发的。明代的官刻图书仍然和宋代的官刻图书一样，可以翻刻，但不准另刻。《书林清话》曾记载，闽中所刻《五经》、《四书》，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宁府云“：福建等处提刑按察为书籍事，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枋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其为误亦已甚矣。……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要校雠，字画句读音释，俱颇明的。”可见明代官府所刻之书，目的也民为了给广大读书人提供一个正确的范本，从而有利于文化知识的传播。版权意识的增强，并且促使书商去思考如何从技术上防止盗版。明刻《宣和印史》书前印有“宝印斋印制《宣和印史》……恐有膺本，用汉佩双印印记，慧眼辨记。”［6］这副汉佩双印印记，图案复杂，印记精工，极难伪造，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激光防伪了。让人遗憾的是，清初的文化高压政策，扼杀了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此后图书出版流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直到1840年前后，图书版权保护并没有大的发展。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版权意识日益增强，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政府对此并不重视，最终也没有上升为法律。明代冯梦龙编辑的《智囊补》卷二十八有这样的记载：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板。俞羡章刻《唐类函》将成，先出讼牒，谬言新加印书若干，载往某处，被盗劫去。乞官为捕之。因出赏格，募盗书贼。由是《类函》盛行，无敢翻者。 它说明，明代末期版权意识已经为一般刻书者所知。但俞氏之所以要伪言所编之书丢失了一部分，是因为在政府眼中，盗版的罪行算不了什么，根本比不上盗窃的罪行。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对盗版的态度是大同小异的。虽然他们都制定了对图书流通进行管理的机构和法令，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消灭危害其统治的思想言行，宣扬封建思想教义，并不真正关心图书市场的版权问题。所以尽管印刷术出现在中国，但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却出现在英国。
